发布时间：2023-09-15 17:14:1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古希腊科学技术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原始洞窟绘画古希腊美术黄金分割解剖学光学
一、生产力的发展促使欧洲原始洞窟绘画的产生
在距今约300万年至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自然科学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然而科技自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别在于人能有目的地制造工具并用于生产劳动。在打制石器，对弓箭、投矛器等远射程复合工具的运用和用骨针缝制兽皮的过程中，远古人类的大脑得到锻炼，手也变得更加灵巧，这些都促使其有能力在长期生活的洞窟描绘出粗犷、生动、神秘的图象符号。火的利用对人类的生活和生产都有巨大的意义。原始人类对火的利用，使他们逐渐改变了生食的习惯，增强了体质。用火照明和取暖，使他们摆脱了对黑暗的恐惧，也为洞窟绘画提供了光源。用火烧过后留下的黑色木炭、红色的火烧土或矿物质、动物血、土壤等，再掺和动物油脂制成颜料，绘出了至今色彩仍鲜艳夺目的欧洲洞穴壁画。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窟艺术，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南部的拉斯科洞穴壁画、科斯凯洞穴壁画和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这些壁画多以写实、粗犷和重彩的手法，刻画原始人类熟悉的动物形象，达到了史前艺术的高峰，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同时也体现了欧洲原始人类“最高科技水平”在绘画当中的运用。
二、爱琴文明时期的科技与绘画
在公元前2500年后，希腊爱琴海地区的冶金、金属加工、建筑技术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时的人们已经能够制造复杂的金银手工制品和绘制非常精细的图案，举世闻名的“瓦菲欧金杯”上面就饰有人类捕捉和驯服野兽的精彩场面。当时的建筑技术已经有了很高的水平，米诺斯王朝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克诺索斯宫，宫中的墙上绘有美丽的壁画。这些壁画艺术家对壁画材料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他们把这些壁画直接画在潮湿的石灰泥上，并涂上一层薄薄的透明液体，以防止褪色和干裂，所以这些壁画虽然经历了3000多年的历史，仍然色彩鲜明。宝座殿墙上的《怪兽图》《巴黎少女》《斗牛图》等壁画造型优美、线条流畅，色彩大胆鲜艳，体现了较高的造型能力和色彩运用能力。但由于对透视学和人体解剖学的不了解，画面人物动作呆板、比例不够协调，但爱琴文明时期的绘画技术和表现方法对古希腊绘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自然科学对古希腊、古罗马绘画的影响
真正意义上的欧洲美术从古希腊开始。希腊美术的地理范围以爱琴海为中心，因此被视为爱琴美术的延续。古希腊艺术的表现内容多以人为主体，他们热情、真诚地表露出了人类丰富的情感，以及人类纯朴的天性和对美的渴求。马克思认为：“希腊艺术在某些方面是一种高不可及的范本，并且彰显出永恒的艺术魅力。”
（一）古希腊人在数当中发现美的奥秘
在延续和发展爱琴文明的基础上，古希腊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欧几里德（EuclidofAlexandria)创造了几何学；阿基米德（Archimedes）发现比重原理、机械学杠杆原理等，他在数学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被称为数学之神；托勒密（PtolemaeusClaudiusPtolemy）创立的地心说统治了欧洲天文学界1400多年。这些都为希腊艺术的发展奠定了理性、科学的理论基础。在希腊人的探索中，数、数学、几何学在他们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数成为他们认识和衡量世界的基本准则。无论是人体、建筑、雕刻还是绘画，均以数的观念来作为判断美的标准。雕塑、绘画、建筑、音乐中比例关系的发现更坚定了艺术家的这种美学信念，著名的黄金比就是希腊人发明的。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对此进行过初步的研究，他们坚信数有比例、对称、节奏、韵律等和谐的特性，因此他们认为美来自和谐。他们还对天体运动做出了美学解释，提出了著名的“天体音乐”和“宇宙和谐”的学说，认为“和谐是许多混杂要素的统一，是不同要素的相互一致”。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欧多克索斯（Eudoxus）第一个系统研究了黄金分割这一问题，认为黄金分割具有严格的比例性、艺术性、和谐性，蕴藏着丰富的美学价值，应用时一般取0.618。如果客观存在的物体符合这一比例的话，物体就会显得更美、更协调。在当时的艺术家看来，最完美的人体是肚脐到脚底的距离/头顶到脚底的距=0.618；最漂亮的脸庞是眉毛到脖子的距离/头顶到脖子的距离=0.618，许多希腊人体雕塑比例也是如此，人们所熟悉的《维纳斯》就符合0.618的黄金比例，使这座双臂虽然断失的雕像，在她优美、典雅的身姿和表情里，展现了女性无与伦比的美丽，成为青春、和谐的永恒象征，完美地体现出人类的高贵和尊严。
希腊盛产蜂蜜与橄榄油，需要大量的容器来盛装，使得制陶成为当时一项很重要的工艺。因此，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古希腊绘画，只能从形状各异、用途不同的陶器上欣赏到。古希腊在陶器上的绘画被称为瓶画，有“黑绘”“红绘”和“白底彩绘”三种表现形式。由于对数的研究和运用，在“黑绘”和“红绘”风格时期，画面人物造型比例也多遵循0.618的黄金比例，在表现女性人物的时候，大腿修长，体型优雅匀称；在表现男性人物的时候，都表现得身材高大，肌肉发达，四肢灵活强健。黑绘风格大师埃克塞亚斯（Exekias）的作品《掷骰子的游戏》，是很有名的陶罐绘画，画面两个人物对称而又不失变化，画面人物体格强壮，身材匀称，人物造型流畅而又丰满，体现了古希腊绘画优美、和谐、匀称、典雅的美学标准。
（二）解剖学对古希腊造型艺术的影响
古希腊艺术家在绘画过程中不满足于对人体比例的研究，他们对人体解剖对画面人物造型的影响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赫罗菲拉斯（Herophilus）是希腊最早有名的解剖学家，他当众进行了600多次解剖表演，刻苦钻研了人体结构和动物结构的构成关系。在医学解剖的影响下，古希腊艺术家对画面人物的表达又增加了新的美学判断标准。他们都普遍认为：“美是观照的对象，艺术是对美的模仿，对真的认识同时也是对美的体验。”在雕刻方面，雕塑艺术家对人体骨骼、肌肉和结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米隆的《掷铁饼者》《维纳斯》就是当时人体艺术的经典代表作品。当时的瓶画作品也表现出了艺术家对画面人物的解剖、结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黑绘风格时期，艺术家在黑色的人物轮廓上面用线条刻出人物或动物的结构、肌肉、肢体运动的相互关系；在红绘风格时期，艺术家充分发挥线条的表现力，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各种线条刻划人物动态表情，能够比较准确地表现出头、颈、肩的运动关系和躯干部分、四肢部分的肌肉结构，人物更接近写实的手法，解剖也较为准确。代表作品有《战士的告别》《伊娥和门农》《艺伎图》等。
（三）光学研究对画面透视的影响
古希腊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在平面的媒介上表现物体体积和纵深感的研究。欧几里德于公元前300年左右从几何光学的角度初步探究了视觉透视原理，著有《光学》一书。书中研究了透视问题，掌握了斜射光的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原理等，认为视觉是眼睛发出光线到达物体的结果。托勒密（Ptolemaeus，ClaudiusPtolemy）探究了光的反射和折射原理，也著有《光学》一书。他创立了将球体图形投射到平面上的技术，为科学绘制地图奠定了基础，为他以后的著作《地图集》的制作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并且一直沿用了近2000年，这也为古希腊艺术家在以后的绘画过程中把立面图形转化为平面图形找到了合理的科学依据，也就是我们今天绘画当中经常遇到的立面图形转化为平面图形而产生的透视变形问题。古希腊艺术家通过对透视的初步了解和掌握，在陶罐上能够表现动作各异、变化丰富的人物姿态，突破了以前绘画中的呆板姿势。画面人物常常处理成有透视感的侧面，侧面人物左右手能够分清，被遮挡住的那只手只描绘出一部分，使人感觉有一定的空间感。侧面人物肩部也不是畸形的正对观众，而是能够体现出物体的体积和纵深感，能够分清人物是侧面站立还是正面站立。西方美术的造型能力和审美观念就是这样伴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得到进步和发展的。
四、罗马绘画对古希腊绘画的传承和发展
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希腊，但在科学技术和文化上却被希腊人所征服。罗马人是希腊艺术的崇拜者和传承者，罗马艺术的突出成就主要反映在公共建筑、壁画、肖像雕刻上。今天我们通过意大利庞贝古城的壁画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对透视学的进一步了解，罗马壁画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用了幻景式的手法，他们喜欢描绘一些具有深远感的幻景式建筑，这些建筑呈现一定的透视关系。在表现物体体积方面用了一定的明暗和投影技法，塑造的物体具有了比较强的体积和空间感，画面物体色彩也更加鲜艳、逼真、富有活力。这些手法增强了壁画的真实感和完整性，尤其是庞贝壁画的风景画，已经能够传达出大自然的空气感。代表作品有《酒神秘仪图》《采花的姑娘》和镶嵌壁画《苏伊斯之战》等。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Abstract:Traditional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 ries are closely related despite the obvious distinctions considering the perspe ctive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of the traditional Sino-Western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cussing part icularly the disputes as to wheth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turb harmony betwe en man and nature or they mean knowing and conquering the nature， whether they a re rational knowledge or irrational knowledge， and whether they are non-systemat ic， theorized， and independent body of discipline or they are systematic， theori zed， and independent body of discipline.
Key words: the traditional Sino-Western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 hnology; distinction; 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 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 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 于 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 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 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 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 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 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 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 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 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 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 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 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 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 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 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 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 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 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 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 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 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 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 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 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 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 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 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 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 轻“ 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 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 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 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玩物丧志”。这种崇尚 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 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 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 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 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 与士齿”，“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 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 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 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 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 “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 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 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 、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 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
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 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 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 。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 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 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 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 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 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 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 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 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 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 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 帮助 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 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 论，并 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 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 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 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 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 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 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 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 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 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 视 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 斥 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 儒、道 、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 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 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 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 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 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 (P25)。古希腊 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 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 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 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 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 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 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 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 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 ，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 、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 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 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 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 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 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 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 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 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 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 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 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 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 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 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 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 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
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 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 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 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 ，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 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 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 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 利于理论体系 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 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 ，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 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 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 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 ，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 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 ，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 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 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 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 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 ，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 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 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 ，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 ，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 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 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 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 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 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 立的研究主体、对象 、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 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 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 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 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 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 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 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 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 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 、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 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 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 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 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 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 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 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 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1〕王亚丽.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苏南注评.道德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关键词：古希腊；民众；农业；经济管理
希腊文明的中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多，农业科学技术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土地的潜力不大，因此普通民众不可能对农业有丝毫的懈怠，反而更加辛勤地劳作，更加重视农业。对于同时期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不可能像一些精英思想家那样将对于农业的看法文字记载下来，但我们仍可从当时的一些文献资料、具体政策和非文献资料中得到不少有关普通民众重农思想的佐证。因而，在古典和马其顿时期的希腊，广大的普通民众非常重视农业。这与农业本身的特征、古希腊的自然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由于人类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其人口繁衍自然与生活资料成比例，食物问题或多或少地为人类所需求。”人类所需的食物分为两种：植物性食物和动物性食物，它们都是人类的必需品。但在古典和马其顿时期，谷物或常见的、人们喜爱的任何其他植物性食物，都构成劳动者生活资料的主要部分。而农业却能提供人类绝大部分植物性食物和动物性食物。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所以，绝大部分普通民众重视农业却也理之当然。另一方面，当食物丰富到一定程度，许多人拥有的食物超过自己所能消费的数量，便对贵金属和宝石以及衣物、住宅、家具和成套用具等其他便利品和装饰品产生需求。因此，“食物不仅构成世界财富的主要部分，而且正是食物的丰富赋予其他物品以主要价值。”所以，作为提供人类主要食物的“农业是古代经济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无论是古代民众，还是现代民众，都必然重视农业，以农为本；反映在城邦政府的经济政策中，那就是重农政策的制定，而这种政策的成功执行则说明了它真正体现了民意，代表了民心。
其次，就地形来看，古希腊山多地少，既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也没有广阔的平原，耕地不多，一般比较贫瘠，水资源较为缺乏。比如阿提卡，据估计，雅典的农耕面积占总面积的1/5。在这1/5的土地中实际可利用的面积仅占50%，其中适于谷物种植的土地又主要限于平原地区。而在山区与丘陵地带，则只适合栽培葡萄与橄榄，不适合种植谷物。就气候而言，古希腊属于地中海式气候，冬季寒冷多雨，夏季炎热干旱，水热组合较差，不利于农作物果实的成熟，农作物产量往往不高，这也是古希腊农民即使勤劳耕作，往往收获甚微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地形、土地、气候、水源等条件的影响，决定了雅典农业种植结构只能是以葡萄和橄榄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为主，粮食作物的种植为辅。因而，大量进口粮食，更成为大多数古希腊城邦的主要特色。由于古希腊主要从海外的埃及、西西里岛等地进口粮食，所以当海外的运输路线中断时，粮食问题也就成了困扰希腊人的重要问题。而粮食是人们获取能量和营养的主要物质，因此，每当发生粮食问题时，其所产生的震撼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是可想而知的，焉有歧视农业之理？
为了维持贸易平衡，必然出口葡萄酒和橄榄油以换取谷物，因而也必须重视葡萄和橄榄的种植。这与弗兰克的观点是一致的，弗兰克认为，城邦居民所需的谷物可用葡萄酒和橄榄油从其他地区获得。但巴尔却认为，至于公元前6世纪希腊许多城邦开始改谷物种植为葡萄、橄榄的栽培，也并不能说明谷物是以葡萄酒和橄榄油换取的。而且，霍柏不仅同意上述观点，还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说，这一时期不仅没有发现雅典出口葡萄酒和橄榄油是为了换取谷物的证据，反而发现了当时生产上等好酒的塔索斯和开俄斯装酒的陶罐残片。
对于巴尔和霍柏的观点，笔者不能完全认可。第一，没有发现雅典出口葡萄酒和橄榄油是为了换取谷物的证据，但并不能肯定没有；第二，发现了当时生产上等好酒的塔索斯和开俄斯装酒的陶罐残片，则说明了这种酒都有市场，难道作为大众需求的葡萄酒以及既能食用、美容又能照明的可多功能使用的橄榄油就没有市场？第三，许多商船长途跋涉到其他地区进口粮食，难道会空船起航吗？古希腊人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第四，尽管雅典拥有较为成熟的货币市场，但其他地区却未必如此，而且各个地区的货币都未能统一，即使想使用货币，也会带来许多麻烦，反而不如以物易物来得方便。所以，不能否认以货币或其他东西换取谷物的可能性，但在当时，换取谷物的最佳媒介应是葡萄酒和橄榄油。因此，在古典和马其顿时期，古希腊人一方面非常重视谷物的种植，另一方面也非常重视橄榄和葡萄的种植，这是基于市场的需求及换取谷物的方便，也是基于自然条件的允许。
当然，古希腊民众重农思想的形成还有其它因素的影响，笔者将进一步对此进行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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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本质主义;本质;西方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094-02
研究西方哲学史，就是通过对西方哲学家关于一系列突出重大问题的探讨，分析各家之言，以此来整体上把握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本质主义作为西方近代及其以前哲学领域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欧洲千年之久，虽然从本质主义发展的各个时期来看各有其差异性表现，但是从整体上看，本质主义始终就是在其核心思想的引导下从萌芽发展到最终也随着哲学发展进程走向了衰落。
一、本质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
1.古希腊“本质”萌芽与发展。西方近代及其以前的哲学思想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进行。最早进行探索的是古希腊哲学家在研究宇宙论、本体论、实在等形而上学的问题，他们寻找解释宇宙最高原则，出现例如物质、精神和存在等一系列命题，并根据这些原则对宇宙做最本质的思考，也正是这样，古希腊哲学率先开始了关于本质的思考。随着泰勒斯首先对“什么是世界本原”这个影响深远的哲学问题进行思考，并将水定义为万物的本原，试图凭借现实观察和理性思维去解释万物，本原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词语，他的问题和思维方式更是表现出了哲学思维的本质特征。随着更多的哲学家开始关注万物的本原和基础，泰勒斯之后，古希腊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命题，阿那克西曼德提出了生成万物的本原是“无定”，它是调和各种规定性的中性状态。之后的阿那克西美尼和赫拉克利特在曼德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气本原说”和“火本原说”，并且赫拉克利特说“一切都遵照命运而来，命运就是必然性，他宣称命运的本质就是那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1]，人们将这些人称为伊奥尼亚学派，他们的共同点是承认世界万物具有统一性，是一个变化着的“一”。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哲学团体毕达哥拉斯学派也以“数”去解释世界，提出了数字先在，并且作为基本单元构成事物，与伊奥尼亚学派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不变的众多。与此同时，爱利亚学派则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不变的“一”，而且认为神是唯一不变的，是无形体的。我们从这里不难看出在之后中世纪本质主义盛行的特征中发现有爱利亚学派神论的影子。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爱利亚学派代表人物巴门尼德，以“是者”代替了“神”的概念，虽然与克塞诺芬尼的“神”概念一样，都表示“不变的一”，但“是者”开创了用理性思辨和逻辑论证来解释世界本原的先河，同时将“什么是世界本原”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时还有一个学派认为元素是事物最小的单位，并提出了原子说等解释世界本原的理论，元素派以变化的多来解释世界的本原。此时以探寻本源为目的，以时间上的先在为特点。
古希腊哲学之后的继承者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如果说苏格拉底只是改变古希腊朴素思维方式到之后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那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明确地表述了关于理念和实体等逻辑上的本质内涵。并且亚里士多德还指出了本原就是“万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它产生出来，最后又归于它”[2]。这也预示着古希腊从探究事物本原转化为本质主义哲学的研究。
2.中世纪基督宗教领域下的本质主义发展。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开始兴起，其宗教神学开始统治社会，而古希腊时期那种理性的本质主义也开始被中世纪这种基督教统治下的本质主义所取代。从古希腊哲学后期，哲学领域怀疑主义深入人心，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思想力量。这里不得不提出基督教哲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在《教义手册》中明确指出了信仰本质主义代替原始理性本质主义是其历史的必然。这段话是“这些哲学家们，虽然具有很多天才，有火热的研究志愿，享受丰富的闲暇时间，又有人类推测力的资助和历史经验的凭借，却还没有把一切事物都寻求出来，弄个明白。甚至连他们所夸说的各种发现也有许多仍是些推测，不是确定的知识。”[3]在这样的理性本身出现其缺陷的时候，哲学家们将通过自然的理性所证实的成果自然而然地引向超乎理性之上的东西，这便是神学的领域。而哲学也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神学利用哲学的思辨性来发展自身，哲学成为神学发展自身的工具。奥古斯丁提出的关于上帝存在的知识论证明和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都是通过哲学论证神学的合理性。基督教统治之下，本质主义以比之前更加明显的方式体现出来，万物皆为上帝所造，上帝所安排好的，即使是基督教的两重世界也是由上帝所掌握。这样，人们在对上帝的信服中，本质主义也开始扩展到人们的精神层面。
本质主义开始步入了持续数百年之久的神权统治时期，原始理性的本质主义发展进入神权统治的信仰本质主义有着其必然性。正是在古希腊后期理性本质主义逐渐无法解释哲学探讨的重大问题，逐渐导致各个领域对本质主义之前所推崇理性至上产生了深深的疑问，从而也动摇了整个理性本质主义进程，最终也使得代表着古希腊本质主义的理性至上的暂时下台，信仰本质主义在宗教神权统治下得到巩固。但不得不提出的是理性本质主义在中世纪并非是终结，而是由于时代局限自身出现缺陷导致人们无法更好地解释世界，从而暂时相对低调地蛰伏于人们内心深处，但随着时代和哲学的进步，这种本质主义也必然会重新占领统治地位。
3.近代充满理性的本质主义回归。资本主义的发展，文艺复兴的展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哲学理性发展扫清了障碍。由于理性指导实践使得自然科学得以发展，理性重新得到了人们的肯定。科学家们运用公式和定律解释世界，从而新的理性本质主义开始围绕有关普遍必然性的问题。此时，近代哲学可以说是知识论的哲学，费希特就以“知识学”命名自己哲学研究。在这样的环境中，哲学家们开始研究什么是绝对性知识存在的基础，洛克将实体比作是万物存在的基础。洛克和霍布斯都将物质实体来解释世界。笛卡尔从普遍怀疑出发来论证精神实体的存在，以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来解释世界。而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则否定两个实体的说法，莱布尼茨认为实体只存在一个，并认为这仅此一个应该是精神实体。在这样推崇理性，理性至上的时代，中世纪的上帝万能被理性万能所取代。理性成为发现永恒真理的工具，发现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笛卡尔把理性推到了“天赋观念”的高度，康德则以“先验范畴”来研究概念，到了黑格尔那里，“绝对理念”则把理性发挥到极致。中世纪之后，理性重新回归本质主义，并且将追求“实体”的本质主义带到了理性的巅峰。
4.近代之后对本质主义的质疑与诘难。近代之后，西方哲学界出现了反对本质主义的思潮，其中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较为代表，科学主义要求超越追求世界的本质和本原的传统形而上学，要着眼于人的经验所及的真实世界，哲学应该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以叔本华等人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要求哲学要超越理性至上、理性万能的倾向，突破狭隘的认识论界限，转向人的真实，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尼采猛烈抨击了苏格拉底关于把知识当作人生最高目的和道德行为的最高原则，而将理性摆在万能的位置，忽视人的自身。他认为形而上学“所谓‘真实世界’不过是人们为了逃避世俗的痛苦而虚构出来的。形而上学的真实世界是否定生命、敌视生命和衰败生命的表征。”[4]海德格尔也认为从古希腊柏拉图那里哲学研究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肯定存在并将其认为绝对之前没有正确认识存在，以此来解构理性本质主义的体系。在此之后的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福柯等人也明确地开始打出反本质主义的旗帜，维特根斯坦还用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来张扬自己的反本质主义的主张[5]。在近代之后，哲学上都对本质主义持否定和摒弃的态度。总之，反本质主义提出回到具体，面向现象的主张，重新思考理性和本质，并予以正确合理的理论范畴。
二、本质主义的特征
首先，本质主义追求事物的“先在”“本原”和“源头”，不管是从古希腊哲学以实体存在的水、气、火、土作为万物的源头，还是把万物以数、理念等抽象性概念进行解释，当理性无法解释世界的时候借助于宗教神学的万能的上帝来继续探寻世界，解释世界。可以说，西方哲学界近代之前一直在找寻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以此来解释世界。
其次，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作为西方近代之前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将所有东西都非此即彼地封闭，独立，对立体系中。现象和本质，物质和精神，绝对和相对，在这样的两分选择中，追求本质，追求绝对，追求其一，执着于理性抽象的无限和绝对，追求完全客观性、绝对性和不变性的东西。因此，本质主义在非此即彼的前提下，强烈追求事物的真实和根本，追求绝对的客观，祛除一切主观性的东西，以此来获得绝对真理，来解释世界，达到真正的理想状态。
最后，本质主义是一元中心论，在二分法的规则下，一元中心才是本质主义的核心。其中一方必定是另外一方的支配者和统治者，一方是真实、绝对的存在，而其他则是非真实本质的存在。这样，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等表现出本质和存在的关系，最终确立本质主义一元中心的价值体系。
三、总结
古希腊的理性是与宇宙的心灵相通的思辨，中世纪的理性是神学和信仰的助手，近代的理性则是时代的精神，是自然科学的精神[6]。本质主义在古希腊本体论中开始萌芽，古希腊哲学家们相信世间万物必将还原为一种始基，正是在这样的哲学研究中将最初简单的始基本原发展到之后实体或本质的高度。理性对实践的指导的推崇更多地淡化了感性层面，造成了这种必然的转化。从此，西方本质主义在哲学的舞台上生根发芽并开始不断壮大发展。从古希腊萌芽到中世纪神权下的神性本质主义发展，是古希腊理性存在缺陷而出现的必然结果，是将理性潜伏在神权下的本质主义。随后文艺复兴之后，理性本质主义重新占领哲学舞台，理性的回归，将之前从本体论的讨论转为认识论的讨论。近代的理性不同于古希腊的理性，近代之所以被称为理性的时代是因为探索自然奥秘的求知精神、重视观察和实验的求实精神、通过精确的量化而达到的确定性和理解世界的机械论图式。这是在人们认识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关于哲学的、理性的、本质主义的进步和发展。直到近代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大批反本质主义思潮，本质主义的思想统治在近代之后开始逐渐瓦解。随着克里普克、普特南在现当代对本质主义的维护和发展，本质主义也会随着哲学时代的发展逐渐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过来又会推动哲学上整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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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科学；科学创新；文化因素
科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科学创新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和发展。纵观科学发展史，每一次重大的科学创新都导致了科学理论体系和结构的重新建构，使科学前所未有地迅速发展。而科学又转变为一种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了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什么是科学创新？科学创新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的一种精神劳动。它体现在科学研究人员的创新思想、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等方面，也包括科学活动中的整个环境，即创新的氛围。科学创新的成果是知识、概念、原理、假说和理论等。这些都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文化的深层次层面，也即文化的狭义方面理解，文化是一种精神活动，它由人们的思维方式，信仰信念，价值取向等思想观念因素组成。这些因素是文化的核心，是文化“进化”的“基因”［1］。
众所周知，文化有强烈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2］，“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科学同其他文化一样，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性”［3］。不同民族或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科学。“西方科学几乎是唯一存留到今天的科学形态，取得了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卓越成就，并展现了发展的远景”［3］。为什么只有西方科学能够如此呢?这无疑是由于西方科学携带了西方文化的全套基因，并在这种文化基因的“遗传”下生存竞争，在创新中持续发展。
西方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是科学创新的过程。表现在科学家身上是他们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表现在西方国家则是他们有着良好的创新氛围，而这些都与文化息息相关。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科学奖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至今获奖的科学家已经有几百位了，他们当中大多数是西方科学家。华裔科学家只有杨振宁等六人获得［4］，而他们都不是在中国本土成长的或成就科学事业的，中国本土至今未曾有一人获得。这说明，每个做出重大科学创新的科学家都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思想观念上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
西方科学是在西方文化的滋润下发展起来的，并造就了西方国家的国富民强。本文试图以西方传统文化为切入点，探讨科学创新中的西方文化因素，分析这些文化因素在科学创新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我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创新的影响。
一、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科学创新的初衷和源泉
西方科学和西方文化都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这种哲学同时也是科学。古希腊自然哲学是西方科学的萌芽，古希腊的哲学家几乎全是自然哲学家。
古希腊哲学家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他们探索自然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探索自然界的本原是什么。第二，探索常见的自然现象。第三，热衷于几何学研究。如亚里士多德研究小鸡发育，准备了21只鸡蛋，每天打破一个鸡蛋，详细记录小鸡坯胎的发育过程。又比如阿里斯塔克对太阳、月亮和地球三个星球进行深入的研究，得出《太阳和月亮的大小与距离》。再比如欧几里得由5个公设、5个公理、23个定义，推导出467个命题，得出欧氏几何定理。
古希腊哲学家思考自然问题到了痴迷的境界。关于这一点，泰勒思掉进土坑的传说很能说明问题。泰勒思成天思考天体问题，连走路也在思考。一天掉进土坑里，被一名色雷斯妇女看见。这位妇人笑他说：你眼前的路都看不清，还去研究天上的事情［5］63。
古希腊人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使西方科学得以诞生，成为科学创新的初衷和源泉。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属于道德哲学，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古代哲人对研究自然界兴趣不大，因为他们认为“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6］，而更多关注和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无科学创新的初衷和源泉。
二、为了求知和摆脱愚昧是科学创新的本意和目的所在
古希腊人思考自然，研究自然，他们把这看做是人类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学术活动。这是由他们的价值取向决定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摆脱愚蠢，显然，他们是为了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在他看来，“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7］。古希腊人的这种仅仅为了“求知”，为了“摆脱愚蠢”而从事自由学术研究，并不赋予其任何实用目的的价值取向为整个西方文化所继承。
在探索自然的目的这一点上，古代东方各民族与古希腊人是有显著区别的。比如古代埃及有比较发达的几何学，但埃及人之所以重视这门学科，是因为丈量土地的需要。又比如古代中国人的天文学发达，但中国的天文学主要是为王朝政治服务的，同占星术密不可分。
在科学史上，法拉第花了11年时间研究磁生电的方法，并最终得到磁感应原理。他绝没有想到他的这一原理会成为未来改变整个世界面貌的电气技术的基础；麦克斯韦也绝不是为了今天的无线电通讯技术才把法拉第的电磁学理论抽象化、数学化，并预言电磁波存在的；普朗克也绝不是为了今天的量子计算机、激光技术和超导技术才提出量子假说的；孟德尔、韦斯曼、摩尔根更不是为了今天的转基因技术才去研究生物的遗传现象的。事实上，西方科学的几乎所有重大成果的获得都与实用目的无关。当然，其中许多成果后来都变成了技术，有了实用价值，但那只是科学的“副产品”。
对此，科学史家丹皮尔有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不幸，科学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的观念，传播到许多别的国家，科学研究的自由又遭到了危险。科学主要是追求纯粹知识的自由研究活动。如果实际利益随之而来，那是副产品，纵然它们是由于政府资助而获得的发现。如果自由的、纯粹的科学遭到忽略，应用科学迟早也会枯萎而死的。”［8］
三、注重探寻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使科学创新的源泉永不枯竭
西方科学的本质在于它是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猜测或揭示［9］，而这正是古希腊理智的一个鲜明特征，并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传统沿传至今。
看一看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思想，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文化因素的内涵。赫拉克利特认为，“自然界喜欢躲藏起来”［10］26。留基伯首先提出“没有什么事情无缘无故而发生，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原因和必然性”［10］133。德谟克利特宁肯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亚里士多德更把认识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看做是哲学探索的基本任务。他明确指出：“认识是我们研究的目标；人们在掌握一样东西的为什么(即根本原因)之前，是不会认为自己认识了它的”［10］58。“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7］。所以，“我们必须求取原因的知识，因为我们只能在认明一事物的基本原因后，才能说知道了这事物。”［7］古希腊人的这种注重探寻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以统一地解释某类现象的传统，经过文艺复兴后又进一步得到了发扬光大，并不断推动科学的进步。大自然的无限，从宏观世界的广垠宇宙，到微观世界的原子、质子；从生物界的人、动物到遗传基因、染色体，这些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成为科学创新素材的宝库，是科学创新源源不断的河流。正是西方人这种热衷于探索自然现象背后原因，才使得新的科学理论层出不穷，科学创新的源泉永不枯竭。
值得比较的是，中国没有这种文化因素，所以中国传统科学不具备探索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本质。中国传统科学偏重于对自然现象的忠实描述和经验总结。纵观中国科学史，人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科学的经典著作,诸如《墨经》、《徐霞客游记》、《齐民要术》、《农政全书》、《伤寒杂病论》、《梦溪笔谈》等，几乎无一不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或经验总结，而对这些自然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经验是如何获得的，则从不加以深入探讨［11］。
四、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使得科学创新永无止境
科学的发展需要创新，而创新需要怀疑和批判。没有怀疑和批判，就意味着科学生命的终结。西方科学之所以能持续向前发展，不断出现旧理论的淘汰和新理论的诞生，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文化中渗透着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西方文化中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皮浪的怀疑主义。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持续了500多年时间，对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皮浪认为,“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固定下来当作教训，因此我们对任何一个命题都可以说出相反的命题来。”皮浪及其之后的怀疑主义思想不仅代表了希腊罗马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学术界的实际情况。
当时的学术界确实几乎不存在任何权威，每一位哲学家除了相信自己外，不相信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不仅是他自己离开老师，独立门户的充分理由，也是后来所有学生在学术上与老师分道扬镳的理由。
从科学史也可以看出，怀疑和批判精神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决定因素。试想，如果哥白尼对“地心说”深信不疑，他会创立“日心说”吗？如果达尔文对物种不变论深信不疑，他会创立生物进化论吗？如果爱因斯坦对绝对时空观深信不疑，他会创立相对论吗？所以说，科学上的怀疑、批判精神与创造精神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怀疑和批判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也不需要怀疑和批判。
勇敢地怀疑和批判，大胆地标新立异、自创理论，循着这条创新的路走下去，才有可能攀登上科学的一座又一座高峰。西方文化中的这种怀疑和批判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非常缺乏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文化，崇尚的是中庸之道，打击的是标新立异。诸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等俗语人人皆知。这与西方文化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形成鲜明对比。西方人认为科学是“可错的”，中国认为真理神圣不可侵犯；西方人尊重自己的老师，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中国学生极力维护自己老师的学说，不敢越雷池一步。
五、重视个人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形成科学创新良好氛围的前提
西方的民主传统是自古就有的［5］235。经过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后，西方文化中又增添了所谓的自由、人权、民主、平等的思想，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构起的社会政治体制从制度上保证了学术的自由和繁荣，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谁也不能否认，近代以来自由、人权、民主、平等思想已经逐渐成为西方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成了西方文化的一块不可动摇的基石。无论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国独立革命、南北战争都直接与这些思想密切相关。不言而喻，西方文化中的这种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平等的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化、多样化和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平等争鸣。这种自由化、多元化和平等争鸣的风气对科学的“进化”(发展)而言，无疑起了一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作用。
实际上，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非常类似于生物的生存竞争。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12］［13］可知，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必须进行生存斗争（竞争）。包括同一种群内部的斗争，不同种群之间的斗争以及生物与自然界无机环境之间的斗争。生物种群通过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多样性（即生物个体之间存在差异）是必备条件。如果生物的多样性遭到破坏，生物进化就会停滞不前，最终会被淘汰。同样道理，如果某一学科只允许或规定一种理论存在，那么这种理论也肯定不会得到发展，其结果当然就是该学科的停滞不前。可见，个人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形成科学创新良好氛围的前提。
总之，科学创新与文化是密切相关的。科学家的创新思想、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即他们的创新素质，总会打上文化的烙印。人的创新素质不是一句口号、一个大力提倡就能培养起来的，非要经过文化的洗礼和熏陶。西方文化对西方科学的影响是积极的、深远的，对西方科学的发展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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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居民俗文化等级思想地域庭院
引言
民居，血缘家族的居住环境，百姓的生死之所，由于中西血缘家族文化及其生活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民居文化的不同特性。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多种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亦不尽相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这种传统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外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同样也造就了具有西方特色的民居文化。
在我国，“民居”一词最早来自《周礼》，原文是“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土之所宜，以相视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对于皇居而言的，统指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达官贵人的府第园宅。
民居是世界传统建筑的宝贵遗产，与人类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设计者、建造者、使用者集于一身，决定了它自然纯朴，设计灵活、经济实用，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及强烈的民间审美特色等特点。它的诞生与发展，是与自然地理、气候、地形地貌、资源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习俗等复杂多变的综合因素密切相关的。
一、民俗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也是国家、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民间传承的世界，并与民居有着紧密的联系。广义的讲，民居本身也可以算作民俗的一部分。
中国我国民俗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远古时期的民俗主要是神话、宗教、巫术及图腾崇拜的等民间信仰。卜居相宅，就是在吸取了巫术以及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后，逐渐形成的民间风水理论和营造方法。在民间的建造学全过程中，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如破土动工要“择吉日”、“祭天神”;上梁日要请四邻同来祈愿，还要祭公鸡“以除鬼之气”。民居内还常设有“跳板”、“石敢当”、“照妖镜”等专门的避邪物。
古埃及在尼罗河两岸的繁衍生息的埃及人，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在阻断了与外界联系的同时也获得了天然的屏障和丰富的资源，这样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如：古埃及的文字、创世说、历法和占星术等。相比较古埃及的神话和宗教，其民居文化更反映出对自身安全保卫和私密的考虑。
古希腊爱琴海孕育了古希腊灿烂的文明，古希腊人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人们将全部的建筑热情倾注在神庙等大型公共建筑的身上，公共活动的需要是公共建筑大量兴建的重要原因。现存的建筑物遗址，如神庙、剧场、竞技场都深深地反映了古希腊人的艺术趣味。虽然对一般的居民住宅没有加以重视，但追求实用功能的努力是一贯的，表现出了古希腊人的天性。
古罗马古罗马人广泛吸收四邻各族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古代希腊人的卓越文化成就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西方的居住建筑在古罗马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飞跃。对家神的崇拜和对家族先祖的崇拜常常在民居中表现出来。
相比较古希腊时期，古罗马人在自己的住宅中除了更注重私密性的保护外，人们还按照自己的偏好和经济状况，对住宅内部不同作用的房间进行个性化的装饰。
二、等级思想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中华民族号称礼乐之邦，是与礼乐秩序的长期教化分不开的。“礼的本质是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而乐的精神则是调和各种等级类别之间的关系”儒家的理论核心是人治，不是神治，因此强调规范人的观念行为，包括与日常行为密切相关的民宅环境格局。礼乐文化正是适应这种社会政治的儒家理论的精华所在。北京的四合院以外在形式体现这种关系的典范。
古埃及古埃及同样也较为注重主次、长幼和轴线的等级思想。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基本上成为住宅设计的一种通用形式。
古希腊古希腊的民居中对等级制度的体现相对较少（奴隶和奴隶主的住宅除外）。如在五世纪中叶，希波丹姆的米列都城规划，目的是为给每个公民以平行的居住条件。在以后扩建的其他街坊中，每个住宅都有相同的基地面积和房屋。
古罗马古罗马的富人常居住在城郊，躲避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多数拥有别墅和府第，并且在平面设计中设有中轴线和庭院，结构紧凑。多层式的公寓是为解决人口剧增，住房紧缺而创造的，为大多数的一般公民所居住。受古希腊的影响，民居中的等级制度体现也很微弱，而更直接的是和居民的财富挂钩。
三、地域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民居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人们常以最廉价的一次性投入、最直观的思维方法和最简单的施工过程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室高足以壁湿润，边足以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墨子》）是当时人们对所居的理解。民居内的空间、结构、部件，大多源于实用。
古埃及在古埃及，由于尼罗河三角洲较为干旱炎热，人们在屋顶上设立纳凉露台，利用屋顶高差开窗通风，这些手法都是因地制宜、顺其自然的优秀创造，并对西方炎热干旱地区的住宅有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希腊属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高温少雨；冬季温和湿润。民居普遍采用柱廊，院内常设有喷泉、水池、雕像，载有花木等。房间内常有壁画和彩色镶嵌，环境舒适宜人。
古罗马同属地中海气候的罗马,四季鲜明，天气温暖。当地建筑材料多为砖和混凝土。受气候和地理位置及原材料的等诸多方面的地域因素，古罗马拱结构技术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民居类型较多，如别墅、府第、多层公寓等。
四、中西方传统建筑民居文化的表现——以庭院为例
中国的庭院是大家族聚居在一起，在主轴线旁再分处次轴线，成为多组院落的并列组合。
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它由四周房屋围成的院子为基本单位，数个大小形状不同的院子组合起来，成为一座住宅。一般为三进院，进门为一小天井，正对门楼设一影壁，上书吉祥文字，穿过隔墙上的门洞，才到轴线上的第一院落。四合院住宅对外不开窗，较为封闭。因此满足了封建社会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礼治要求，也给使用者创造了一个舒适安静的居住环境。
西方住宅为了充分利用庭院空间，常常围绕庭院增建层楼，以增加使用面积。在古埃及，入门穿过过道便是一个庭院，院的四周有柱廊，庭院实际上是家庭活动的中心，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古希腊的庭院多被营造成“园”的形态，多采用内向式院落布置，中央常设置水池。开敞明亮以及更多的“园”的特征使得古希腊庭院更具有农业文明的特色。古罗马将中庭式和庭院式住宅逐渐融合，形成了类似两进四合院的形式。前面是比较封闭的中庭，后面是古希腊的庭院。
我国天井多源于庭院的缩小，是群体建筑和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受城市布局的影响。这点和希腊的庭院有着相似的地方，但希腊的庭院更强调“园”的特征，以及“与自然频繁接触”的哲学观念。古希腊的民居中更体现了理智、规整、。而古罗马的中庭则是单体建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特色。古罗马的民居自由，因地制宜，更能让人感到一种年轻的活力。古埃及的庭院住宅较少，而更多的是则更体现出一种宁静和质朴。:
五、小结
中西民居文化都源自人类对定居生活的需要。作为居住空间，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定得私密性，所以，空间的内向和含蓄是一般居民的共性。但这种私密和内向程度是有差别的。中国和西方相比，必更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尤以北方民居为典型。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天寒、多风沙，如北京四合院那样四周院墙不设一窗，仅东南隅辟一门以供出入，是出于抵抗自然力侵害之故；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正统的儒家观念、内敛性格由其根深蒂固。西方人的血缘家庭观念一般比中国人淡薄的多，家庭中的父亲及祖先不是一家精神上的偶像，子辈也不是父辈的附庸，家庭成员之间推崇的是人格的平等与个性的自由。所以，这表现在建筑门类文化上，住宅的文化自然就不偏于内敛、封闭而强调外向开放。所以，西方的居民往往不设围墙，要求明亮，通敞。当然，中国民居的庭院主要是一个家庭活动的场所，并非那种密不透气的封闭。中国民居所追求的，是一种“无庭不成居”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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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 模型 抛物体运动 科学研究传统
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由于近代宗教改革以来西欧科学家的基督教信仰，导致近代科学的崛起。本文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诚然基督教赋予当时的科学家以研究自然界的动机以及“自然有序”的观念。但本文认为，科学研究的关键在于科学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这种研究传统具体来说就是重视自然原因以及在其自身框架之内使自然体系化，这些恰恰不是基督教所能带来的东西。这一研究传统的来源，究其根本源于古希腊的学术传统，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模型体系的影响。
一、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模型
科学革命之前的西方物理学发展史就是一部解决天上行星和地面物体的运动问题的历史，也就是运用理论模型的手段将观测到的现象纳入其中的过程的历史，特别是对于异常现象的解释能力，是判定一个模型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而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系统的理论模型的人便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一）亚里士多德模型的主要内容
首先，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宇宙是由天宇和地球以及充塞其间的自然诸物体（诸元素）的一个合成体系。
这宇宙的，不做任何运动而固定的中心位置，由地球占住在那里，地球积载一切有生命的事物，是芸芸万类的母亲，也就是众生的家乡。宇宙的上部各方面都有界限，最高部分称为天宇（乌朗诺），这里是群神的居处。天宇上尽多诸神，通常，我们称这些神物为星辰，星辰们万古相续地在一个轨道上运行，和所有诸天体相共，庄严地做永恒不息的旋转
游动星（行星）共有七个，在挨次相承的环圆（轮天）上分别运行，它们秩然有序，范围值较高的（离地球较远），比之较低（离地球较近）的，常是较大，七个行星轮天（环圆），挨次而愈高（愈远），最后乃总包在恒星天球（轮天）之内
从上面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模型中，人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宇宙的中心，即人类被赋予了特殊的存在意义。
其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有五个元素，各作球面环圈，分占了五个层次，较小的环圈着较大的环圈――如是，地球着水，水外有气，气外有火，火外为以太――就是这样，合成了全宇宙。
即整个宇宙有火、水、土、气和以太五种物质，而地球上的所有物质都是由前四种元素构成。而且每一种元素在地球上有一个天然的位置：土就是地球，在最中间；水在土的外面，气在水的外面，火在气的外面。在火的外面就是以太了，以太构成了无边无际的太空。如果没有外力作用，这四种元素都会处在它们天然的位置，因为这是它们的本性。物体回到自己天然位置的运动就是“自然运动”；而受其他物体推动而产生的运动就是“受迫运动”。
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一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天地有别”，上天（月上世界）的东西是无生无灭、永恒不变、无限美好的；而地面（月下世界）的东西则相反，地上的东西在自由运动时是直线进行的，重的垂直向下运动，轻的垂直向上运动，由“以太”所组成的天体既不是重的又不是轻的，它们不作直线运动而遵循一定的轨道绕着一个中心作圆周运动。
（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模型存在的问题
然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模型存在着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其运动学体系中的抛物体问题。
关于抛物体的运动，这是亚里士多德整个模型体系的一块短板，也是后世许多学者费劲心思希望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模型体系中，他认为整个世界除了由土、水、火、气组成的物体所进行的向上或向下的“自然运动”，在我们周围的世界还能见到非自发的运动，如马拉车的运动等，那也需要加以解释。亚里士多德把一切这样的运动都视为“受迫运动”。他指出，这一类运动总是需要一个外来推动者，由某一个人或某个东西施加某种外力去引起相关的运动，不仅如此，那个推动者还必须始终与该物体保持接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亚里士多德的推动者都不难找到，他的这条原理似乎能够成立。
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模型的意义
具体说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模型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抛物体的问题，中世纪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绞尽脑汁。哲学家比里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提出：抛物体内部被它的推动者植入了一种能代替自己的、他称之为“原推动”（impetus）的东西，由它在抛物体与一位已知的推动者脱离接触之后，为抛物体提供一种运动属性。由此可见，在比里当看来，物体运动仍然是需要有接触的，这样的观点显然没有逾越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故而他的理论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而另外一位最接近成功解决此问题的中世纪学者是法国的哲学家和教会医师奥雷姆，他在当时已经用数学的方法证明：一个做匀加速运动的物体所走过的距离与该物体下落时间的平方成正比。这一表述可以说是自由落体定律的前身，但可惜的是，奥雷姆只是纯粹从数学角度讨论落体问题，而从未想过把结论运用于真实世界，充其量他的研究不过是一种数学游戏而已。
其次，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模型还是一个充满秩序富有等级的世界，在这个“地心说”的世界里，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其它的天体围绕着地球运动，所以，我们可以在地球上看到太阳的东升西落，月亮的阴晴圆缺。“地心说”和常识几乎完全相符，而人类处于宇宙中心的安排也让人感到满足，且与圣经的说法一致，故“地心说”在中世纪成为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其地位牢不可破。
哥白尼的“日心说”和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一个天、一个地，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冲破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模型的束缚，迎来了近代物理学的诞生。
再次，其意义还在于亚里士多德给后人提供了“梯子”――这把“梯子”的一个横档，即首次指出了寻找原因的重要性。根据他的理论，自然界有四种不同的原因，即“目的因”、“质料因”、“动力因”和“形式因”。这虽然与我们现代的“因果性”观念不一致，不过其可贵之处在于为寻求因果关系开了头。这也形成了后世的西方学者们动不动就构造因果模型的习惯。第二个横档在于首次构建了一个体系化的理论或者说构造了一个模型。无论这个理论体系或模型本身是否有漏洞，但它却给后世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而这个研究纲领的核心内容就是受迫运动、自然运动、地心说、天地有别等等。“寻找原因”和“构造模型”就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模型对于后世最大的贡献，它们也是近代科学革命最重要的两个科学研究传统――重视自然原因和使自然体系化的雏形。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就近代科学革命兴起而言，以伽利略、哥白尼为例，其科学上巨大贡献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模型的突破，而不在其自身的。其实，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模型所体现的正是古希腊的科学研究传统，所以也在这里也需要回顾一下古希腊科学研究传统对近代科学革命的影响。
古希腊天体分层的概念由来已久,到毕达哥拉斯那里基本上已成定式。这样的天地结构,加之静止的地球观念，古希腊在解决行星运动问题上走过了漫长而困难的道路：必须为各个行星设计一个实体的球或者是轮子,以便最外层的恒星天将周日运动传递给内层的行星。这种设计到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模型体系那里就走到了头。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解释行星运动的所有观测事实,如行星的逆留和亮度变化并考虑物理实在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此古希腊天文学走向了数学化的道路,最后设计出了极其复杂的本轮-均轮几何模型，托勒密便是集大成者。
每一个进步的理论都需要有一个对立面的存在，而亚里士多德的模型恰恰就是近代科学诞生的一个对立面。没有这个对立面，空谈所谓近代科学的巨大影响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就连近代科学本身能不能产生都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故本文作者认为，近代科学崛起的根本原因并非当时学者的基督教信仰，而是源于古希腊的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为代表的学术传统。
参 考 文 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天象论宇宙论[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美]J・E・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世界科学技术通史[M].王鸣阳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3]陈蓉霞.从泰勒斯到达尔文――科学与宗教漫谈[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9.
【关键词】 自然观 形而上学 努斯 农耕经济 天人合一
自然观是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总看法。包括人们对于自然的本原、结构、演化、规律，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根本观点，是人们对整个世界认识的基础。一定的自然观都是在一定的历史下形成，又对自然科学与社会历史产生影响。中国的春秋战国与西方的古典希腊同处于上古文明的的辉煌时期，那个时代的中西方文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苏格拉底前的自然观，与中国古代自然观有相似之处，从苏格拉底开始，西方进入形而上学时代，而中国则没有完成这种转变，中西方自然观终于出现了分道扬镳，这些分道扬镳一直影响了中西方两千多年的文明进程，面对近现代中西方科学文化差距，我们有必要反思分道扬镳的原因与影响。
1 中西方早期自然观的似与非似
1.1 “混沌”“始基”“努斯”
静观自然是人类早期认识世界的特征。人类早期自然观都是受巫术图腾与神话影响发展而来，巫术图腾是原始人的初级宗教，也是人类直观自然的初级形式，之后人类用神话形式阐述自己的自然观。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形成了人类最早的自然哲学，中国的哲学自然观虽然先天不足，但在探究自然根源方面，中西方早期自然观都具有直观性、思辩性和猜测性的特征。
“混沌”是万物之先的原始状态。最早都出现在各自神话中，希腊创世神话体现在公元前8世纪-7世纪赫西俄德《神谱》，混沌神名为卡俄斯，生地母该亚，该亚又生天神乌拉诺斯。该亚与儿子乌拉诺斯结合，生了十二提坦神。中国神话则是，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 。之后的老子用中国人的思辨阐述宇宙起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可见中西方认识具有相同。不同之处：西方神话谱系分明，因果清晰，神具人性；中国神话比较凌乱，神非人性。
“始基”是思考本原的直观取象。把世界本原直观为某种具体物质，是中西方早期自然观共同特征。古希腊最早科学家与哲学家泰勒斯说是“水”，阿纳克西曼德说是“无限”，阿那克西米尼说是“气”，毕达哥拉斯说是“数”，赫拉克利特说是永恒运动的“活火”，阿那克萨戈拉说“种子”，德谟克利特说是“原子”。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创立了物质结构学说，原子是不可分的物质微粒，在虚空中自动，他把苏格拉底前的自然哲学推向顶峰。中国的《尚书·洪范》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认为木、火、土、金、水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五行之间存在生、克、乘、侮的关系，使整个世界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 荀子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汉代王充说：“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精于数的毕达哥拉斯的与致力道的老子，他们在对数的认识都是一生二、二生三。不同之处：西方自然观发展到基本粒子的物质结构思想， 中国停留在整体意象综合阶段；西方人对自然要刨根问底，而中国古人则不求甚解。所以李约瑟说：中国人的思想在这里避开了本体，而抓住了关系。
“努斯”潜伏着分道扬镳根源。希腊人普遍信奉“努斯”（心灵或精神实体），泰勒斯就是确信“万物有灵”而观天。“努斯”是做为整个世界的外在的精神推动力量，世界的一切都是由“奴斯”安排的。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引申为：“逻各斯”，在德谟克利特那里表现为“必然性”。“奴斯”做为为理性精神实体，也影响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使希腊自然哲学发展为形而上学形态。中国人心中的道的作用类似努斯，但没有像西方的努斯具有最高本体的一元神特征，华夏民族延续原始图腾的自然崇拜特征，使人缺乏对外在精神的追求，表现为信仰匮乏、鬼仙崇拜，也影响到理性与科学的发展。
1.2 人与自然的关系
希腊神话的体系性与思辨精神已经具有哲学胚胎特征，特别是神灵创造、人性至上、理性原则、英雄主义被后来的哲学所继承。中国神话有些杂乱无章，难以产生深远影响。做为中国哲学发源的《易经》与《道德经》难以延续中国神话的神灵论，只能用阴阳学说解释宇宙起源，《易传》：“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西方“努斯”后来发展为上帝或精神实体，激励人们对自然的探索。老子的道既是起源，又是逻各斯，又没有脱离形而下世界，模糊特征使普通人难以把握，但明确提出人法自然观念，代表着中国人天人观念。
中国人古人是把世界分为人与自然两类实体，天人关系是不平等的，自然至上，人要顺从自然。西方人那里，人与自然都是被神灵所创造 自然并不神圣，这种思想被笛卡尔表述为心物平行的二元论，看得见是二实体，实质是三种实体，还有创造心与物的万能的最高实体，这样观念一直贯穿在自古至今的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三种世界实体不同于中国的两种实体，那里人的认识也就表现为三种形式：感性、理性、信仰或灵性。信仰追求终极，理性代表真理，感性象征意见。按照神学目的论，自然可以被人认识，也可以被人利用，这样就激发着人去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由此也就促进了西方科学与生产的突破发展。中国哲人思想则不同，自然是神圣的。天不像西方是人间彼岸的终极推动，而是在人间此岸可以被人感应，天子代表天的意志统治世人，人在自然面前应该是无为的，虽然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 ，并不代表儒家主流思想。董仲舒直接提出“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
两种认知体系各有短长，西方征服自然使社会进步，对自然的破坏也产生新的忧患。中国倾向于顺从自然，虽然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有几分得意，也阻碍着科学与文明进步的脚步，而且科学落后状态下对自然破坏程度更大。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与自然的关系都面临着新的调整。
2 中西方古代自然观的分道扬镳
2.1 分道扬镳的标志
中西方的早期自然观曾经多有相似，向前的十字路口，面对着形而上学的确立与选择，谁能创立这种体系，谁就会率先进入科学时代。我说的形而上学不是指与辩证法相对应的概念，而是词源原始用法。形而上学一词源自希腊语“超越自然”的学问，指不是直接依靠感知得到答案，而是通过理性的推理和逻辑去探求事物本质与规律的思维方法。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第一哲学，对应于中国的“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区别于具体的器的抽象化的一般法则。科学是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系统化、定理化、公式化了的知识。科学方法基本分为理性与实验两大类。形而上学则是理性方法的基本形式，也是近代实验方法产生之前的主要科学方法。
进步离不开反思，正是希腊自然观的自我批判与反思，才得以创立苏格拉底之后的形而上学。早期自然哲学主要依靠感觉认识世界，对感觉的怀疑与批判开始，始于巴门尼德的存在，他认为存在是永恒的，不会为感觉所认识，从感觉出发只能得到假象或意见，从理性出发才能得到知识或真理。他认为“思想与存在具有同一性”，这样思想激励人们去探索存在的本质。 毕达哥拉斯与德谟克利特都坚持感觉产生意见与理性产生真理的思想，表明希腊自然哲学进入反思阶段，苏格拉底则直接吸收了巴门尼德这一思想，在人类认识史上首次反思认识能力问题，柏拉图更是用理念建立了理性主义体系，并把哲学理性与数学理性统一起来，亚里士多德则通过对老师柏拉图的修正，用四因说与一系列范畴完善形而上学体系，认为自然界由“质料”和“形式”构成，质料构成物质，形式是事物目的的根源，他所创立逻辑学为人类科学提供了理性思维工具。这样到亚里士多德时代，古希腊基本完成了古代形而上学的建构。
依赖于农耕经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根深蒂固，比希腊人更相信感官与经验，怀疑感官以外的存在，倾向于眼见为实。主客体不分化的认识特征表现为，不喜欢探索感觉以外的本质，而是倾向于自省内求，孟子主张“尽心知性知天”，韩非子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认识特征重在感觉。行重于知是中国人的认知特点，都是与重感觉认识相关。除了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比亚里士多德稍晚些论述个别与一般的差异。，但名家思想不足以影响后来儒家一统天下的中国社会。老子的知不知尚矣的思想。虽然类似于苏格拉底的自认为无知聪明，但道家思想历史作用也不能与儒家相比；荀子“缘天官，征知”“解蔽”，看到感觉认识的局限性，不代表儒家的主流思想。缺乏古希腊那样对感觉认识的彻底反思，中国古代就不能产生崇尚抽象与一般性的形而上学。做为形而上学思维工具的逻辑学来看，墨家有自己的不次于于西方的推论技巧，但不重法式与公理，缺乏演绎推理，不能形成独立的逻辑体系。这样追求普遍性法则的形而上学就难以在古代中国建立，中西方自然观就开始分道扬镳了。
2.2 分道扬镳的原因
（1）信仰：人类原始宗教的早期形式影响文明的发展，最早是自然图腾与祖先图腾，其他民族一般都经过图腾自然物的多神崇拜到文明社会一神教，神已摆脱自然物象征，中国人仍然延续自然图腾与祖先图腾，龙就是自然物组合延续至今，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之重，也是中国原始宗教的特点，根源也是与地理因素有关 ，得天独厚的农耕优势，有利于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和氏族组织形式。神龙崇拜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祖先为家，神龙为国，国是家的延伸，家长制到君主制，君权神授，集祖先崇拜与自然图腾于一身。一神教的产生有利于人们追求形而上世界，反思感觉世界。缺乏者就容易相信感觉世界。希腊宗教传统中，自然界是充满灵魂。做为人类最早的科学家与哲学家的泰勒斯，也是是哲学史最早的物活论者，认为万物充满神灵，如人的灵魂对身体的控制。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无还是是赫拉克利特“逻各斯”、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都以这种自然灵魂做为最终根源。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近代唯理论笛卡尔与斯宾诺莎的绝对实体，也影响到近现代科学。
（2）地理：一方面，大河灌溉的农耕经济，具有得天独厚条件。农业经济靠天吃饭，由此产生天人合一与顺从自然观念 人们重视可见世界而不是理性。农耕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血缘关系也是社会组织的基础，与此适应的祖先崇拜与君权之上，也遏制人们对理性的追求。封建社会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早熟与漫长，与其优厚农耕条件有关。封建专制社会中，理性难以生长。另一方面，中国地理封闭状态，使华夏文明得以独立发展。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可以入侵中原，但他们难以对抗以定居农业为根基的悠久的华夏文明。四周的海洋、山脉、沙漠，阻挡地了诸多地跨欧亚非强国的侵入，但也使我们难以吸收遥远的其它世界文明。不同于中国的地理条件，古希腊山脊贫乏，土地稀少，人口集中，不具有优厚的农耕经济条件，也就较少依赖对自然的直观。众多城邦国家经济贸易活跃，有利于人们进行思想交流，海洋性地理位置有利于吸收其他文明精华，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波斯，古印度文化等，古希腊文明是世界多元文明融合体。虽然农耕文明条件不佳，但内部的活跃交流与外部的多元开放，为希腊理性思想提供有利条件。
（3）制度：大河灌溉的广阔平原，与集权制度相得益彰，从大禹治水就显像出灌溉农业与统一集权的结合。专制制度的权威，统治者伦理道德观，都压制着理性，排斥着知识。焚书坑儒与罢黜百家，更是使知识分子难以独立，知识不被重视的历史传统由来已久。古希腊是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发源地，民主制度有利于人们追求知识，知识分子能够相对独立探索，哲学王的思想深入人心。亚历山大大帝被狄奥根尼斥退的事例，说明希腊人对知识的尊重。
（4）文字：中国文字沿袭原始象形体系，与封闭农耕文明有关。没有文法（词类、单复数、时态、词根、主宾格）偏于意象，含糊费解，经常靠感悟领会，不利于表达逻辑思维，以至于近代许多吸收西方词汇需要借助于日文。书写繁琐，文言远离口语， 不利于多数人掌握。逻辑的细胞是认识事物本质的概念，仅仅依靠意象是无法把握的，所以汉字的意象特征存在不利因素，也影响着理性思维。腓尼基字母在3500多年前产生后就几乎被全世界所接受，书写容易、重注文法、便于掌握。 希腊文字是在腓尼基字母基础上改造发展的，古希腊文字注重概念的明确性与结论可证性，我们现在应用的许多科学概念都源于古希腊，足见希腊人重视形而上学。
2.3 分道扬镳的影响
（1）科学：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技术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从自然哲学到形而上学的转变，也是人类从感觉直观向理性科学的飞跃，因为科学创立的确需要一般性抽象，需要概念推理的逻辑体系。有了这样的历史飞跃，古希腊那里才产生了古代最早的科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生物学、医学、物理学、伦理学等。形而上学与近代的实验科学结合，才产生近代科学。中国的形而上学的缺乏，就忽视理论性，注重实用性。尽管有四大发明，仍然属于技术领先。内河灌溉的农耕优势使中国古代在数的测量、天文观测与仪器制造等走在世界前列，缺乏逻辑公理与抽象符号，始终没有形成数学、天文学。《墨经》分析众多物理、逻辑、几何现象，缺乏公理也无法形成物理学。只有《黄帝内经》与中医学另外，把中国哲理思辩与取类比象方法融为一体，建立于“阴阳五行、脉象、藏象学说基础上。中国人顺从自然的观念，以及重于伦理秩序道德，也不利于探索自然本质与规律。注重经验和感觉，也难以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
（2）文化：精神追求。形而上学的特征在于超越感觉的具体，达到一般性抽象，使主观与客观符合，这是西方从巴门尼德就开始明确的认识真理的道路，对理性的尊崇激励着众多西方的思想家科学家，如苏格拉底、阿基米德欧、几里德、布鲁诺，追求知识献身精神。中国人则重伦理，道德判断与内省意识也是与感觉相联系，忽视感觉之外世界的追求，包括终极世界的信仰，重视世俗人生，容易导致虚无主义与享乐主义流行泛，知足常乐、不求进取，或急功近利，情绪浮躁，都与形而上学精神缺乏相关。
（3）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有利于主客体分化，超越感觉认识本质、缺乏者容易思维模糊性，以感觉经验判断事物，缺乏对本质把握，经常可见的是，感觉主义与实用主义盛行。结论不依靠逻辑论证，用不完全归纳做肯定或否定判断。
（4）文人趋向：形而上学是影响西方人对知识追求的重要因素之一，知识分子是以独立追求知识和批评现实为特征，西方文人也就更具知识分子特征。中国文人现象的出现，虽然与社会经济政治有关，但与形而上学先天不足也有关系，历史文人们更多不是追求知识，而是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意识，或者吟诗作赋感悟传统，或者遁入超脱的无为之道。
（5）契约精神：形而上学有利于人们对一般法则的敬畏，民主与法制社会正是建立在对普遍性原则的敬畏基础之上，从苏格拉底服从契约而殉道开始，西方人就有尊崇契约的习惯。缺乏对普遍性原则的尊崇与服从，就会助长世俗权力。曾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但中国人缺乏对形而上精神的尊崇传统，百年的努力还是没有突破性进展。
3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自然观与苏格拉底之前的西方古代自然观都处于直观认识世界阶段。由于多方面原因的差异，西方建立形而上学体系，使西方的认识由感性向理性发展，而中国缺乏向形而上学的飞跃，中西方自然观开始分道扬镳。这次分道扬镳对中西方各自科学文化影响是深远的，形而上学推动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缺乏形而上学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文化落后的重要根源之一。面对如此现实，我们有必要反思形而上学的缺乏，倡导科学理性精神，以推动中国工业化过程，而不应该追逐西方上一世纪曾兴起的反形而上学的非理性思潮，因为他们经过了形而上学推动科学发展，我们则是面临科学发展不足的挑战，只有别无选择地发展理性。
参考文献：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务印书馆，197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