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7 15:03:1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财政与税收的关系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就目前而言，我国房地产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譬如，房地产供求的矛盾，房地产泡沫化等。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的房地产需求量呈?@著性上升，供给矛盾俨然成为了房地产行业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提出了房地产税收政策，即房产税。房产税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供求矛盾，缓和了供求紧张的局面，通过加税的形式，限制了第二套房产的购买量，使得市场上的房产供给量变向增加，也起到了资金的调节作用。所以，房地产收税政策的颁布一方面缓和了房地产行业供求的矛盾，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增加财政的税收方面的收入，以确保财政支出，确保税收的稳定性。
二、房地产经济对税收影响
（一）房产税对税收影响
房产税政策的颁布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看好，有人看坏。房产税政策对于有能力购买多处房产，或者是蓄意炒房的人来说，是一种限制性的政策，加大了这部分的房产购买成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房产的购买。众所周知，购买房屋是我们需要缴纳契税、营业税、营业附加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的，因此，由于房产税政策的颁布，使得房屋购买量下降，从而在购置新房时税收收入就会下降。但是，由于房产税是是按房屋的余值或者房屋的租金来计算的，对于多处房屋的所有人或者以租金为营生的这一类人而言，是增加了应缴纳的税费。所以，房产税对不同的人而言，具有不同的效果，对整个财政的税收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盈利性房地产收入对税收的影响
一般而言，房地产公司的收入与其税收是成正相关方向变动，其房地产公司的收入越高则年底盘账的时候所缴纳的收税就越多。由于，中国人 “家”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得中国人对房子有种特殊的感情。可以这样说，房子是中国人对“家”感情的寄托，不同于国外的租赁理念，中国人更愿意花积蓄来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就导致了房地产行业的火热。综上所述，就目前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势头而言，盈利性房地产企业是我国政府财政的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
（三）公益性房地产收入对税收的影响
有盈利性房地产就会有与此相对的公益性房地产。与盈利性房地产不同，公益性房地产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譬如棚户区的改造，廉租房的建设等。因此，大多数的公益性房地产并没有获取利益，而是只能维持公司的基本运转，甚至出现财政赤字的现象。所以，大多数的公益性房地产是由政府来支撑的，所以政府针对公益性房地产公司给予政策上面的优惠，譬如，零税收政策，补贴政策等。总的来说，公益性房地产收入对税收的作用是很小的。
三、房地产财政税收顺利进行的措施
房地产对税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因此，我们要采取以下措施来保证其顺利的展开：
（一）加大监督力度，规范不合理行为
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以及税收的相关政策，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可以规范法律法规的制定，加大监督力度，实施三方监督，即企业自身的内部监督，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外部监督，社会大众的第三方监督，以确保税收政策在房地产行业得到落实，避免钻空子，走法律擦边球的现象。另外，企业的账本要公开，透明，不能有“两手账”现象，即企业自身的账本和对外公布的账本要是同一个，允许企业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避税，但不能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偷税漏税。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可以对信用良好，主动纳税的企业给予奖励，以便于鼓励更多的企业主动纳税，在整个行业内树立示范企业，以起到示范作用。
（二）以实际为基础制定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的制定是整个征税过程的基础，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税收政策的制定要切合实际，不能脱离房地产行业的整体的实际情况，要具有针对性，不能以一概全。一旦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制定脱离实际，则整个税收的征收效果将会大打折扣，难以保证；与此同时，因税收政策的制定不符合实际情况而造成的税收工作难以开展，这将造成了人力，财力的浪费，通常一个税收政策的制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因此，重新制定税收政策的话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三）提高纳税意识
纳税是每个公民，每个企业应尽的义务。作为企业而言，自身的社会责任更加重大，因此，企业要自觉的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自觉主动的纳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在中国，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的税收会以财政支出的形式转移到人民身上，譬如，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需要政府进行财政拨款。企业要维护社会形象，严格的准守法律法规，企业的总负责人以及财务负责人要起领导作用，宣讲纳税的重要性，营造良好的企业风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财务的例行检查，主动配合政府部门的纳税工作，提升企业的整体形象。
通过对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指标影响强度使用方差分解的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财政税收指标在1~3年内，会使经济增长指标进入迅速上升的状态，随后一直处于比较平稳的发展状态，滞后期达到10年时，财政税收带来的经济增长达到最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0%作用。②投资总额在滞后期为3时，投资总额带来经济增长达到最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达到了90%左右，在随后的7年内，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在不断下降，但是这种下降的趋势基本比较缓，并且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维持在80%以上。这表明在各种相同的经济环境因素影响下，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远远小于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通过在相同的经济行为因素情况下投资总额和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为基础，对如何协调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指标关系做进一步的分析。在VAR模型下，可以推导出财政税收与经济增长和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通过对财政税收与经济增长和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滞后期10年内的分析研究发现：1、如果财政税收的标准差是正值时，在1～3年内，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呈上升趋势，财政税收在第3～5年内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断下降，在第5年以后，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又会变得明显。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保持在0.00～0.02的范围内。2、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规律为平和上升致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能力在0.02～0.04的范围内。这表明在各种相同的经济环境因素影响下，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二、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
通过对财政税收、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经济影响分析，可以总结出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1、一般情况下，财政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为负相关关系。通过对经济增长滞后期的研究发现，调整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在短期内的推动作用比较显著，若以滞后期10作为一个周期，调整财政税收只能给经济增长带来40%作用的贡献率。2、投资总额在一般情况下会显著推动经济增长。在整个滞后期内，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比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大得多，甚至是财政税收的一倍以上。因此，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调整或者控制在投资总额方面采取相应措施比调整财政税收的效果更为明显。
三、结束语
关键词：税收本质；制度分析；公共财政
一、税收与产权间的本质联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启示
在以交易费用概念为发端的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中，产权理论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作为产权理论奠基石的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费用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初始产权的不同界定决定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表明，排他性产权的明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实现市场交易进而增进效率的前提。由此使得以效率为主题的经济学将视角由单纯的资源配置层面深入到产权制度层面。在科斯奠基性论文之后，德姆塞茨、张五常、阿尔钦等进一步发展了产权理论。使得产权学派的研究更趋于精细化，在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但诺思教授则独辟蹊径，不仅在长期经济史考察基础上突出了产权结构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决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把产权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地将经济学对产权制度的关注引人到对国家及其财政制度关注上。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交易不是物的交易而是附着在物上的产权的交易，但产权本质上作为一项排他性权利，需要强制力来予以保证实施。由于国家在强制力上具有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能比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以更低成本实现产权的界定、保护与实施。因此从效率角度看，国家就天然合理地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并使得国家与产权之间具有了内在联系：一方面，离开国家我们无法理解产权，毕竟如果没有国家法律的界定与强制力的保护，产权就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离开产权，我们也无法理解国家，毕竟国家的法律和权力就是旨在社会范围内界定和实施一套权利规则。因此，诺思认为，由于国家与产权的内在联系，国家可视为“为获取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与公正的服务作交换”的组织，简而言之就是国家界定、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笔者认为，虽然新制度经济学从未对税收本质予以明确概括过，但这一论述鲜明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税收本质观，即从规范意义上来说，税收本质上应是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的价格。
新制度经济学这一税收本质观既表明了税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又划定了其合法性范围。由于国家凭其暴力潜能的优势介入产权时能有效降低产权保护和实施的成本，因而国家征税有其合理性基础，而税收则来源于政府——这一人与人交易所产生的合作剩余。考特和尤伦从无国家的自然状态到市民社会下国家这一思想实验即证明了这点。反之。如果国家获取收入时不是基于保护产权而是剥夺侵犯产权，那这样名义上的税收就不具有合法性。正如公共选择学派布坎南所认为的“只要承认，法律——政府的管理结构——具有生产力，那么就得承认国家有权从经济中取得部分有价值的产出。如果没有一种制度来保护所有权并使契约付诸实施，那么国家也就无权来分享总收入”。由此来看，税收关系着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间的界限，其与产权问的本质联系体现在：一方面，征税作为一个资源由私人产权转变为公共收入的过程，只有税收明确了产权才能明确。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私人产权保护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税权力，所以也只有产权明确了，税收才能明确。
二、现有税收本质观之不足：制度视角的重新审视
对于税收本质，长期以来在财税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我国传统财政理论的税收本质观；二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础上公共财政理论的税收本质观。但从制度视角来考察，两种税收本质观都尚存不足。
我国传统财政理论沿袭了国家分配论关于财政本质观的分析思路，明确表达了其税收本质观“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同时认为，税收与政治权力间具有本质联系，而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则是税收本质属性的具体表现。但笔者认为，从制度视角来看，长期以来我国传统财政学将税收本质定义为“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取得的财政收入”存在较大缺陷，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缺陷就更为明显了。我认为，税收与政治权力之间并无本质联系。国家征税固然要靠政治权力，但靠政治权力而获得的收入并不都是税收，诸如没收财产、通货膨胀等都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获取的收入。即使对其属性再加上固定性的限制，也尚无法与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的罚款收入相区别，因为后者在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的同时也另具有依据法律的固定性特征。所以，单方面强调政治权力仅能将税收与公债、收费等财政收入形式相区别，但却并不足以真正认识税收本质。我认为，如果离开私人产权是很难真正认识税收本质及其契约关系的，因为在私人产权不能确立或受侵犯下税收的合法性基础便难以确立。若单纯强调政治权力性，则可能导致并非保护而是侵犯产权的国家行为，并由此带来国家依政治权力而攫取的租金而并非真正规范意义上的税收。
公共财政理论则承袭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主题的分析视角，建立了以公共产品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近十几年来，经过我国学者的不断阐释和倡导，公共财政理论作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理论，其税收本质观的理论逻辑日益清晰。即“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应当承认，从资源配置视角看，把税收定义为公共产品价格有其合理性，特别在市场经济下更具有其积极意义。但从制度视角来看，这一对税收本质的概括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从制度视角看，并不存在公共产品和直接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尽管公共财政论列举了路灯、治安等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所谓“公共产品”，但从公共选择的制度过程来看，任何一项支出议案都不可能获得一致同意，在多数票规则下就必然产生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甚至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强制，由此带来相应的受益方和受损方。部分人不仅被迫强制消费某种所谓的公共产品甚至还要为此而纳税。产生私人产品市场交易所不可能存在的消费和付费上的强制性问题。(2)按公共财政论的税收本质分析，公共产品税收价格在实质上形成了类似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我认为，政府作为事实上的垄断组织，其垄断定价总是在竞争价格和边际成本之上的，公共产品价格定义未能揭示出国家租金天然存在的事实，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类似于竞争性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3)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按传统公共财政论对公共产品的分析，由于搭便车的存在使得市场无法提供公共产品而应通过政府征税来提供。但随着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早在1974年，科斯通过调查就表明了完全符合公共产品概念的灯塔在英国早期主要由私人供给。而近年来对公共产品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实验经济学的大量研究更是显示，除了政府之外，社区、非营利组织乃至私人等都可能提供公共产品。由此表明，政府税收与公共产品间并无本质联系，将税收本质界定为公共产品的价格也有失偏颇。
三、新型税收本质观的历史实证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税收与政治权力、公共产品间均不存在本质联系，而与私人产权间具有本质联系，税收在实质上是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的价格。制度分析视角得出的这一新型税收本质观，其理论结论是能得到历史实证支持的。
考察西方发展史可以发现，凡在私人产权能得以确立的历史阶段就存在税收关系，反之则不存在税收关系，产权与税收间的内在联系十分明显。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来看：(1)产权一税收关系初始萌芽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在商品货币经济自发萌芽生成的这一阶段，城邦国家财政制度和私人产权制度间内在联系已开始萌芽生成。特别是古希腊时期的梭伦改革以及古罗马时期的罗马法，标志着城邦国家(或共和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私人产权制度并予以保护实施。这一时期，就同时产生了对商人、自由民征收的市场税和财产税，而奴隶因既没有自身劳动力产权更没有财产权，故没有被征税的资格。㈣(2)不存在产权一税收关系的中世纪时期。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庄园制是最基本的政治经济组织和最基础的制度结构，此时既不存在排他性的土地所有权也不存在排他性的劳动力所有权，由此产生的是农奴与其庄园领主间围绕土地使用而形成的依附关系。由于产权的不存在性且此时国家并不介入私人产权安排，所以这一期间并不存在规范意义上的国家税收。国王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其自身领地收入，其不仅不对农民直接征税，而且对其诸侯领主也只依封君封臣关系而享受一些贡纳。(3)产权一税收关系扩展的市场经济初期。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在贸易发展与庄园制瓦解的基础上，产权制度与税收制度间的内在关系越来越明显。这一时期商品和要素的排他性产权逐渐形成，而这离不开国家的努力，各新兴民族国家则致力于扩张市场和提权保护。其目的是向以商业资本为代表的新兴财富征税。在此期间确立了包括商品税、财产税在内的现代税收制度，甚至随有限责任公司这一新型产权形式的出现而开征了所得税。(4)产权一税收关系稳固的市场经济成熟期。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国家和产权间的关系是单方面控制关系，即国家既可能出于长期税收利益而有效地保护和实施产权，也可能出于短期财政租金需要而随意侵犯产权。尤其当国家面临即时财政压力时更倾向于后者。但近代后期，西方各国在历经道路不同的财政立宪变革之后，在较为有效地保护产权基础上限制住了国家攫取租金的行为并同时赋予了税收合法性基础，从而为市场经济的真正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性制度结构。
虽然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方社会有很大差异，但回顾我国经济社会史同样可以发现税收与产权间的内在联系：凡在排他性私人产权难以确立的时期，也就难以存在明确清晰的税收关系，反之则反是。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来看：(1)自然经济时期的古代社会。在我国古代社会，国家及其法制从未承担起私人产权界定和实施的角色，有效率的私人产权也从未出现。㈣如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对其所有制性质虽存在学术争议，但一般认为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排他性产权，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下国家仍然是终极土地所有者，而在秦以前更是典型的土地国有制。在没有私人产权及国家不介入产权界定的基础上，就没有真正规范意义上的税收，其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租税难分。我在中国财税史中能找到这么几句啼笑皆非的话“《广雅》：赋，税也”、“《说文》：税，租也”、“《说文》：租，田赋也”、“《广雅》：租，税也”。(2)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确立了全面公有制的产权结构。在排他性要素产权不存在的情况下，也不存在明确的税收关系。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国家主要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而获取收入，税制曾高度简化至名义上只存在工商税这一税种，但这一税种在实质上也并无存在意义。因为此时作为国有产权主体的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不存在你我界限，采取利润上缴还是税收只具管理上的意义，此时税利之分在本质上是根本分不清且没必要区分的。(3)转轨与市场经济时期。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开始，在以国家主动放权让利为起点下，市场化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排他性产权日益形成的过程，也同时是一个国家越来越需要并越来越多地从私人产权而非国有经济中获取收入的过程。税收与产权间的内在联系已日益明显，尤其是2004年的私产人宪，在立宪层面上明确了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间的内在联系。
四、确立新型税收本质观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明确从产权界定和保护出发来确立新型税收本质观，具有如下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明确我国公共财政的立宪实质
经过长期的理论争鸣，目前我国财政理论界对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间的内在联系已基本取得共识，实践中也早已确立构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改革目标，但在公共财政及其公共性内涵的理解上尚存分歧。囿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资源配置的视角，主流观点是从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失效的角度来定位公共财政。但从制度视角来看，市场交易不是表面上的资源配置而是其背后的权利配置，排他性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与基础。而国家则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都表明，政府既可能有效地保护产权，也可能出于短期财政需要而随意侵犯产权，而只有产权通过立宪层面对政府权力施以硬性约束时才能予以有效克服。因此，基于产权与税收间的内在联系，树立新型税收本质观有利于在制度层面明确我国公共财政的立宪实质。没有私人领域就没有公共领域，没有私人产权保护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税权力。公共财政以市场经济为基点，而市场经济以产权为基石，产权则系于财政立宪，这应是我国公共财政构建的实质内涵之所在。
(二)有利于阐释我国税收法治的根本内涵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公共财政是法治财政，这些都已是基本共识。但对于税收法治的理解，通常都只停留在税收征纳关系法治的功能层面上，而树立新型税收本质观则能从立宪层面上阐释税收法治的深层内涵，即要从个人权利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制约上来阐释税收法治问题。我认为，从产权一税收本质联系出发，征税的过程就是一个私人产权变为公共收入的过程。纳税人作为一个整体，在征纳关系上与国家间形成委托关系，其之所以同意将私人产权让渡为公共收入，是为了换取国家的保护和公正。按照现念，这种保护包括财产权、生命和自由，从而产生一个建立在个人产权(权利)交易基础上的公共权力。因此，在征税权力关系上体现的是立宪层面的社会契约关系，并在此契约下形成征纳双方平等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由此构成了税收法治的元规则，而各项税收法治的具体规则则奠基于其上，涵盖了税收法定主义和受公众规范约束的预算全过程，也由此才能对国家权力和国家单方面获取租金的行为作出约束和限制，从而奠定财税法治的基点。
(三)有利于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税理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更是当前时期税务行政工作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并已在尊重和保障纳税人权利等问题上得到了较多讨论。而我认为。新型税收本质观从公民权利本位出发有利于在理论源头上进一步明确以人为本的治税理念。当我们明确从私人产权界定、保护和实施角度来看待税收本质的时候，可以看到，一方面个人权利(包括产权)需要国家权力的界定和保障，否则就没有产权也不存在市场交易；而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来源于税收并从属于个人权利，私人产权开辟了私人领域进而在立宪层面上界定了公共领域和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范围。由此可以认为，包括产权在内的公民个人权利具有本源性的终极意义，而国家权力及其征税权在立宪层面上受限于私人产权，其不仅不能侵犯和危害公民产权，而且必须以公民产权的保护为前提和基础，以实现公民各项基本权利为目的和方向。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公民权利观构成了国家理财治税的权力基础和合法性范围。
现行的财税体制仍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与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尤其是与当前实施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财政税收体制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创新。军区医院作为我国的事业单位，在财政税收制改革创新方面也必须做好相关工作。以自身实际情况，分析现阶段自身存在的弊端，探讨解决问题的方针思路，提出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的对策。
一、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
(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改革的难度也在逐渐增加。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财税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是关系着改革和发展全局的重要任务，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和体制保障。财政体制建立的基础是政府体制，由政府体制决定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能，决定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分配，这是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的现状。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统一财政预算和分级管理，从财政政策和各项财税规章的制定和实施，到财政预算安排和财政收支模式、收支结构的确定等，都是由中央政府决策。而地方政府仅在中央集权统一决策或授权下对财政活动进行管理的责任和权力。一直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遵循着“集权—分权—再集权—再分权”的模式。分税制改革使得我国分税分级财政的框架初步形成，既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在梳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建立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实现预期效果，显著提高了财政总体实力与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
(二)现行财政税收体制的现状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是关系着社会经济不断高效发展的重要任务。因而对当前财政税收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要综合分析，明确清楚现时状况。伴随着改革的逐步加深，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的暴露出来。目前，我国财政税收体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有：财税管理难以控制；监督监管不到位；民主管理不够完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在现行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下，业务、行政双重管理体制影响着管理人员，难以有效控制和管理对有关财政税收，产生诸多弊端。
（三）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的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我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时期，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创新关系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外来有益经验，在新形式新环境下坚定不移的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改革创新的基本要求是在继续深化改革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和收支管理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建立有益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财税制度。现行财政税收体制已不适应推动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新一轮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对策有：一是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以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发展的需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以及收入权力和收入能力。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收入比例，适当减少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财政压力，按照科学发展观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需要赋予地方必要的财政权力，逐步实现从财力性分权向制度性分权过渡。军区医院也应梳理和政府的权责关系，依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化军区医院自身财政管理的体制。二是规范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收入机制。一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道关卡。改革是从“放让权力”开始的，在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建立和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税收制度是必须的。政府需要承担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只能，严格规范收入机制，避免乱收费现象的出现。三是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对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专项资金进行撤并，增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规模。四是建立健全宏观税负水平适中、税负结构公平合理、主体税种设计科学、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合理的税收制度，是加快推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宏观税负；经济增长；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7-0039-03
一、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和税收结构分析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负总水平，通常以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税收总量占GDP的比例来表示。宏观税负问题始终是税收政策的核心，宏观税负水平合理与否对于保证政府履行其职能所需的财力、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有着重要意义。决定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政府职能的范围以及政府非税收入规模等。1978-2009年，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4年，宏观税负水平比较低，且保持稳定；第二阶段是1985-1996年，经过1985年国家税收制度改革，宏观税负水平呈持续下降趋势；第三阶段是1997年至今，宏观税负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由1997年的9.71%升至2010年的18.4%。
在我国，除税收收入外，国家财政收入中还包括巨额的非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准确分析我国的整体税负水平，我们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作为财政负担率，计算结果如图一l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自1985年以来，我国宏观税负和财政负担率的变化基本一致。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两者高度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7。我们用财政负担率作为衡量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指标。
从税收收入结构来看，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直接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并与经济增长率间存在着明显关系（如图-2所示）。在1994-1999年间，我国名义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直接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呈稳定状态，名义经济增长率与直接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间的负相关性明显，相关系数为0.68；在2000-2007年间，直接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名义经济增长率与直接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间的正相关性明显，相关系数为0.76；在2008年和2009年，经济增长的放慢，导致直接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迅速增加。总体上看，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直接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呈持续上升势态。
二、政府消费支出与最终消费和GDP之间的关系
财政收入作为政府参与社会产品再分配的一种主要形式，影响社会投资和消费；而财政支出作为社会产品再分配的主要方式，最终形成消费和资本积累两部分，财政分配也最终通过消费和投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图-3为财政收入名义增长率、名义经济增长率和政府消费支出名义增长率折线图。从图-3可以看出：在1997年以前，财政收入增长率低于名义经济增长率和政府消费支出增长率；1998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长率一直高于名义经济增长率和政府消费支出增长率。财政收入名义增长率与名义经济增长率和政府消费支出名义增长率相关程度较低，相关系数仅为0.36和0.17；名义经济增长率和政府消费支出名义增长率两者间的相关程度较高，相关系数为0.71。
为进一步分析，作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折线图（见图-4）。
由图-4可以看出：在1978-2004年间，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总是同向波动的；在2005-2009年间，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则先扬后抑。同时，我们注意到，1978-2009年间，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间的差额逐步扩大，2000年以来则表现更为明显。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在1978-2004年间，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明显相关，相关系数为0.70；在2005-2009年间，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两者间呈不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仅为-0.22。
三、三大需求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分析
按照支出法，GDP最终去向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最终消费部分，包括居民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二是资本形成部分，即最终形成资本的部分；三是净出口部分。1978-2009年我国GDP中各部分比重如图-5所示。
由图-5可以看出：在我国GDP构成中，资本形成率呈周期性上升，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日渐密切；最终消费率呈下降趋势，特别是进人21世纪以来，国内消费率下降明显；出口率与经济增长率相关性明显，相关程度随出口率在国民经济增长中贡献的变化而变化。
利用相关性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率与资本形成率在1978-2009年间呈正相关，相关程度较低，相关系数仅为0.34。分阶段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978-1993年间，经济增长率与资本形成率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相关系数仅为0.39；1994-2007年间，两者的相关性较为明显，相关系数达0.79。经济增长率与出口率在1978-2009年间呈正相关，相关程度很低，相关系数仅为0.03。分阶段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978-1997年间，经济增长率与出口率间的呈负相关-性，相关程度不明显，相关系数仅为-0.22；1998-2009年间，两者的相关性较为明显，相关系数达0.75。经济增长率与最终消费率在1978-2009年间呈负相关，相关程度较低，相关系数仅为-0.24。
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最终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并不明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终消费率呈下降趋势，且没有随经济增长的波动而波动，而资本形成率和出口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较为明显。这说明，在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本形成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
进入21世纪以来，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相对稳定；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互补，且两者间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89。
[关键词]税收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水平；进出口水平；var；方差分解
一、问题的提出
税收水平为税收总量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现有文献中也被称之为税收比重、宏观税负、税收负担水平抑或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它是政府与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集中体现，既关系到政府能否有效执行其职能，也关系到经济活动主体能否有效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国内外学者就税收水平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又系统的研究，对税收水平的决定因素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经验研究上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税收水平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政府承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职责范围大小及其变化。一般而言，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决定了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最高限度，而国家财政对税收收入量的需求又决定了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最低限度。
1.理论上，国内学者认为决定税收水平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财政因素和税收因素。
(i)政治因素。国际社会历来存在两种国家观，不同国家观确立了各自的政府经济职能范围，而政府为实现其职能对社会剩余产品的需求量也就不同，反映在税收方面就是宏观税收水平的不同。因此，决定税收水平的政治因素主要体现在国家观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政府职能范围。
(2)经济因素。影响税收水平的经济因素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等。“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因素看，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正相关。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愈高，社会产品就愈丰富，人均的水平就愈高，税基就愈宽广，整个社会对税收的承受能力就强。因此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要高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
从以上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理论上税收水平变化的决定因素主要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财政因素和税收因素。但因为理论分析中涉及到的所有决定因素无法全部通过指标或现有统计数据进行反应，所以在经验分析中，分析影响税收水平的因素主要是采用gdp、财政支出规模、农业总产值及进出口规模等宏观指标；另外，检验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实证分析结论是否具有较强说服力还有待论证，尤其研究农业水平、财政支出水平以及进出口水平对税收水平的动态影响的文献基本上是缺失的。笔者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及研究思路，通过构建非限制性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考察税收水平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并进一步研究税收水平的各个决定因素对税收水平的影响程度和对税收水平变动所作的贡献大小。
二、数据来源与var模型的设定
1.数据来源和处理
为了增加实证检验的可信度和处于数据选取连续性和权威性考虑，变量税收收入、gdp、财政支出、进 出口总额和农业总产值数据均来自《新
5.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以上协整检验表明，向量tr、fe、ag和ae之间被证实存在协整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的建模理念，可以构造vec模型。本文将tr作为因变量，将fe、ag和ae作为自变量，利用eviews6.0估计的协整方程为：ecm-1=tr(-1)-0.99-3.68*fe(-1)+5.10*ag(-1)+1.13*ae(-1)
同时也可以得到标准的var模型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ac。出于研究需要，这里从标准的vac模型中分离出tr一阶差分dtr的误差修正模型：
dtr=-0.02ecm-1-0.06dtr(-1)-0.14dtr(-2)+0.25dfe(-1)+0.23dfe(-2)+0.18dag(-1)+0.20dag(-2)+0.003dae(-1)-0.04dae(-2)+0.008
误差修正项系数-o.0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当tr(-1)、fe(-1)、ag(-1)和ae(-1)发生波动使tr偏离长期均衡时，系统将以2％的速度将其重新调整到均衡状态中，调整力度相对较大。
6.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var模型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是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时间序列之间的因果关系。格兰杰因 果关系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引入到其他变量方程中，一个变量如果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则称它们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利用本文所使用的数据tr、fe、ag和ae，基于var模型检验税收水平、财政支出水平、农业水平以及进出口水平是否有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其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支出水平fe是引起税收水平tr变化的granger原因(p=0.0456)，同时，税收水平tr也是引起财政支出水平fe变化的granger原因(p=0.0347)。从理论上讲，这个结果与vamvoukas(1997)提出的财政同步学说(财政收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是相吻合的。从实践上讲，这一结论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后我国的财政收支状况基本一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居民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政府为承担公共产品供给责任所需要筹集的财政收入(或税收收入)也将越来越多，在经济总量既定的前提下，必然导致税收水平tr发生变化。因此，财政支出水平tr是引起税收水平变化的granger原因。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我国政府提供了更多的“税收把柄”和更加充足的税源，从而为财政支出变化提供了充沛的财力基础。所以，税收水平tr也是引起财政支出水平fe变化的granger原因。
另外，在税收水平tr方程中，“ag不能granger引起tr”与“ae不能granger引起tr”的p值分别为0.2396和o.2590，这说明农业水平和进出口水平不是引起税收水平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该结论也是符合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农业水平越高意味着一国的工业化水平越低，经济发展的质量越低下，可供政府征税的“税收把柄”越少，税收水平自然相当低；反之，农业水平越低，说明该国的工业化水平越高，社会生产的剩余产品规模就越大，“税收把柄”也就越多，税收水平就相对较高。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一国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短期内很难改变，而影响税收水平的因素比较多，波动相对频繁，所以ag不能granger引起tr是和实际情况相符的。ae不能granger引起tr则主要是由于在如今日益开放的年代，税收不再是一国调控进出口规模最主要的手段，而只是一个通用的政策而已，并且使用税收调节还必须考虑到他国反应，否则会使税收干预经济的负面效应以及由此引起的效率损失更加明显。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进出口水平与税收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而忽略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毕竟将滞后期适当延长，它们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可能就会得到改变，这一点在之后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中将得到求证。
三、脉冲响应函数
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即它无需对变量作任何先验性约束，因此，在建var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方法(简称irf)。根据irf方法原理。我们通过使用eviews6.0软件分别给予tr以及三个决定tr的因素fe、ag和ae一个单位的正冲击，从而得到关于tr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图2至图5)。在此系列图示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阶数(单位：年度)；纵轴表示税收水平的变化率；实线表示脉冲影响函数，代表税收水平对自身冲击及其相关决定因素冲击的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从图2中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税收水平自身一个单位正冲击后，税收水平在前6期持续下滑.在第7期时达到最低，此时的c1.2=0.003435(其中“1”表示第1个变量、“7”表示滞后阶数)；从第8期开始稳定增长。这说明税收水平自身的一个正冲击能在长时间里使税收水平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态势。
从图3中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财政支出水平fe一个正冲击后，税收水平增长率的相对变化幅度比较大，最高时出现在第2期，此时的响应c2.2=0.007979。但从第2期开始，这种响应开始下降，在有些滞后期，例如第6期、第7期的响应甚至为负(c2.66=-0.000328，c2.7=-0.000229)。从第8期开始才恢复稳定增长态势。到第20期时达到至第5期以来的最大值，此时的响应c2.20=0.002083。
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给本期农业水平一个正冲击后，税收水平的增长率在长期范围内将呈现一种负增长的态势，而就这种负增长本身的态势而言是相对稳定的，并未出现较大波动。在前3期里，农业水平ag受到的正冲击使得税收水平tr的降幅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c3.1=-0.003419，c3.3=-0.006142)，之后从4期开始这种下降的趋势才得以缓解，并始终保持在-0.004左右。从图5中可以看出，在给本期进出口水平一个正冲击后，税收水平的增长率有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在第4期达到最大，此时的响应为c4.4=0.026618，之后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综合图2到图5可以看出，分别给与税收水平自身、财政支出水平、农业水平以及进出口水平一个正冲击后。税收水平对税收水平自身以及决定税收水平的三个因素的响应是不一样的。撇开税收水平自身的冲击外，从税收水平对其三个决定性因素响应的最大值来看，对进出口水平的响应最为明显，其次是财政支出水平，最后是农业水平。三者的数量比较关系为：c4.4(0.026618)＞c2.2(0.007979)＞c3.7(-0.002593)。税收水平对进出口冲击的响应高出其他两个决定因素，可能的原因是进出口规模的增加或进出口水平的提高使得进出口“税收把柄”扩大，但这种扩大的过程是缓慢、不显著的。
四、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模型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则是通过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表示)的贡献度，即在分析了每个税收决定因素的一个正冲击给税收收入的增长率带来的影响之后，可以继续用方差分析的原理进一步分析税收收入决定因素的结构冲击对税收收入增长率的贡献程度，以此来实现对税收收入决定因素的动态分析。通过eviews6.0软件，我们可以实现模型的方差分析。采用高铁梅使用的相对方差贡献率(rvc)来表示贡献率。具体的公式表示为：
rvcii(s)为相对方差贡献率，指根据第i个变量基于冲击的方差对变量y；的方差的相对贡献度来观测第j个变量对第i个变量的影响，cij表示由yi的脉冲引起的y.的响应函数，s表示滞后阶数。如果 rvcii(s)大时，意味着第j个变量对第i个变量的影响大；相反地，rvcii(s)较小时，可以认为第j个变量对第i个变量的影响小。图6到图9为税收水平自身及其决定因素对税收水平的方差分解图，即各自的贡献率情况。在此系列图示中，横轴表示滞后阶数(单位：年)，纵轴表示税收水平及各决定因素对税收的贡献度(单位：百分数)。
从图6中可以看出，考虑税收水平自身对税收水平的影响，在滞后1期时，税收水平对自身的贡献率达到100％(rvc11(1)=100.0000)，之后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在滞后期达到20时，rvc11(20)=46.30946，使贡献率降至最低。这种结果的原因还在于，税收水平自身的变化，如税收征管效率提高、税收努力水平提高、税收法律的完善都可能使税收收入在不侵蚀税基的前提下得到增加，从而使税收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张德志通过数据分析说明了征管因素与税收水平之间的关系，“1995～2003年，因加强征管而提高的税收水平为1.06％，约占整体影响的41％”。由此可以看出，税收水平自身对税收水平的贡献率能够保持在45％以上是符合我国税收收入变化实际的。
从图7中可以看出，财政支出水平对税收水平的贡献率在前12期有一个持续上升的趋势，并在第12期时达到最大，此时的rvc21(12)=16.06456，之后的贡献率处于一个稳定增长状态。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证实，财政支出水平是引起税收水平变化的granger原因。所以，财政支出水平的变化必然会导致税收水平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总的来看，这种变化正如图7所示，是一种稳定的增长态势。
农业水平涉及到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问题，从图4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中就可以看出，农业水平的提高对税收水平的提高始终处于一个负效应状态。图8中所体现的农业水平对税收水平的贡献率更是证明了这一点。从滞后1期开始直到滞后20期，农业水平对税收水平的贡献率基本上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且有持续增加的趋势，超过4％的时期分别是第16～20期(rvc3(16)=4.322589，rvc31(20)=5.846197)。
从图9中可以看出，进出口对税收水平的贡献率从滞后1期开始自始至终均保持着上升的态势，在第20期时达到最大，此时的贡献率达到34.69704％(rvc41(20)=34.69704)。这主要是进出口规模的增加使得“税收把柄”逐渐扩大造成的。
综合图6至图9可以看出，撇开税收水平自身的贡献率，进出口水平对税收水平的贡献率最高达到34.70％，其次是财政支出水平达到16.06％，最低的是农业水平为5.85％。但若考虑到税收水平自身的影响因素，则其贡献率(最低贡献率)将超过进出口水平的贡献率达11.59％。这从经验分析的角度证实了我国现阶段税收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影响税收水平的自身因素，例如税法的完善、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税收成本的降低。
五、结束语
通过构建税收水平、财政支出水平、农业水平和进出口水平的模型，笔者分析了税收水平与其决定因素间的动态关系，具体结论最终如下：
1.我国的税收水平受财政支出水平的影响较大。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财政支出最终由国家税收来承担，因此，如若财政支出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则税收水平也将随之上升。本文所构建的模型中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一财政支出水平对税收水平短期波动的“纠正”一方差分析中，财政支出水平对税收水平的贡献率都证明了这一结论。
2.我国税收制度本身的完善对税收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我国从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收入呈快速增长趋势，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超过同期gdp增速，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我国税收制度尤其是税收征管制度的完善。
3.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不断下滑。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看，这种下滑趋势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相吻合的。因此，农业水平对税收水平所做出的贡献表现为负向贡献也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4.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总额的增加使相关的“税收把柄”有所增加，进而对增加我国税收收入总体规模、提高我国税收水平起到了长期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财税政策；市场经济；合理性；规范性
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其构建模式来看，财政税收政策通常情况下是国家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制定的这一时期的工作方针和实施措施，因此它是这一时期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服务的。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税收理论的不断完善，我国税收工作已经深入到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不但为企业和群众所广泛接受，而且还逐渐从片面强调筹集财政收入功能转向了重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现了功能性的转变。可以说，财政税收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对社会活动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重要，因此积极研究财政税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财政税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一点毋容置疑、有目共睹。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收入上差距的问题也突显出来，这当然不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有必要通过财政税收的手段来对收入水平和资源的分配进行调节，以便维持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更好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现状来看，供需关系已经成为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主导，历史上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财政税收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日渐突出，这是因为，市场税收征收工作的开展对商品的公平竞争以及价格有着很大的影响，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会产生一定的市场效应，不仅有利于市场竞争的公平，也有利于实现市场经济的平衡，更有利于让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更强的包容性。由于在经济社会中，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国力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稳健运行的支撑点，而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否得以保障则取决于同期所执行的财税政策，因此国家的财政税收具有不可替代性，这一点世界各国都有所共识。所以说，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依据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合市场需要的财税政策，工作人员要依据经济发展情况对现阶段的财政税收工作进行不断的调整，要保证财政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公正性，要以最大的限度缩小收入上的差距，尽可能的降低资源上的不平衡，要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2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财政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财政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首先，不同的财政税收政策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吸引力。把财政税收政策用于调控社会经济发展时，通过对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财政税收政策可以实现国家对该地区经济的宏观调控。比如，对经济特区、贫困地区等国家希望经济更快发展的区域，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政策就能够实现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主要职能就是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使这些企业发挥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其次，财政税收政策在国家的产业政策倾斜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从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路径来看，各国政府都是根据本国当前经济的发展水平来确立国民经济中相关产业的优先发展顺序，并以制定有利于这些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来进行保障。第三，财政税收政策还为国企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国家继续实行积极的财税政策，通过扩大投资、启动消费和增加出口等方式拉动国内的需求，在保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提高经济的运行质量，以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在财税政策方面的改革，有力地解决国有企业发展中的难点、重点问题。国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国企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步骤，它对原有的财政税收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顺应国企发展改革的需要，我国的财税政策率先进行了自身的改革，制定了新的政策和法规，在为国企改革发展提供财税政策层面上支持的同时，也为国企的改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3以财政税收政策为依托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措施
国家财政税收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建设发展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无需多言，那么在实际的市场经济运行中，如何借助财政税收政策上的支持来促进经济的有效发展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试做探讨：
3.1落实积极的财税政策，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稳健运行，可以说实体经济是财税政策发展的基石，反过来，财税政策又为实体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当下，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市场体制尚不够成熟和完善，所以国家财政部门务必要落实积极的财税政策，减轻企业负担、突破市场瓶颈，采用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3.2构建完善的税收机制
完善的税收机制，是税收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为了能够有效的提高税收工作效率，推动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必须要建立健全当下的税收制度，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国家财政部门，要对现有的财税工作进行调整和优化，既要重点保护，又要均衡发展，这样才能推动我国经济的稳健运行。
3.3构建完善的监管机制
由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以及机制方面的不完善，偷税漏税行为成了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所以要加大对财政税收工作的监管力度，要建立完善的税收监督体制，要对企业的税收收缴情况指派专人进行监管，从制度上限制偷税漏税行为的发生。
3.4强化资金扶持导向的作用
国家财政部门要对资金的使用方向进行科学的规划和严格的管制，国家的财税政策应该着力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比如在支持新兴产业方面、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方面、在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建设方面、在贫困地区的扶持方面等等，财政部门要积极协调好政府职能和财政支出的关系，明确政府职责、强化资金导向，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3.5保证预算的合理性和税收的规范性
通常情况下，财政预算是一个管理工具，是一种定量计划，用来帮助协调和控制一定时期内资源的获得、配置和使用，合理的预算可以保证财政收入的平衡，最大化的实现资金效益，提高风险预防能力，为市场经济的科学化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依据。税收则是政府依照法律规定，对个人或组织无偿征收实物或货币的总称，税收的基本特征为强制性和无偿性，税收原则包括诸如公平原则、效率原则、适度原则、法治原则等，规范性的税收标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这是因为税收的规范性可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对企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可见，保证预算的合理性和税收的规范性，对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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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 税收 宏观调控
一、 财政政策的定义和目标
（一）定义
财政政策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情况，对我国经济发展进行的调控措施。该调控措施以提高就业水平、减轻经济波动、减轻通货膨胀及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目的，通过调整政府支出、税收和借债水平或者政府收支等实现目标。言而总之，财政政策是系统化的财政措施。
（二）目标
1、加强人民民主政权
这是其最根本的目的。财政的本质就是为国家或政府职能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2、促进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
财政和经济就如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主观能动的反映经济基础的状况，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同样财政对确定分配关系、稳定物价、发展对外贸易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财政政策无论是对微观经济效益还是宏观经济效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3、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
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如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这就两者要同时发展，共同提高。
4、促进社会的公平分配
在中央、地方、部门、各种所有制企业、集体、个人及个体经营者之间的财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来进行的。
二、 财政政策分类和工具
（一）财政政策的分类
根据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财政政策可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一些可以根据情况自动发生的经济波动不需要外包稳定政策是自动稳定政策。它可以直接经济状况的波动来产生调控作用。如税收和政府支出都是自动稳定政策。与自动稳定政策刚好相反，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则需要通过外部经济力量。
根据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方面的不同的功能，财政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
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赤字，如减税、增支，以增加社会总需求。相反，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通过增税、减支进而减少赤字或增加盈余的财政分配方式，减少社会总需求。
（二）财政政策的工具
税收工具，税收作为国家主要的收入政策工具，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等特征，因此也成为实施财政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
公债工具，所谓的公债也是债券的一种，它的发行主体是国家或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国家或政府以其信用为基础，向国内外举借债务来取得的收入。
经常项目支出工具，主要指政府对社会公共的支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是其主要部分。购买性支出，包括商品和劳务的购买，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福利支出和政府补贴。
三、财政政策与税收的关系
经过以上的分析，税收在财政政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在紧张性财政政策中都有着很大的调节作用，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不仅是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来源和保证，也是政府执行社会职能的主要手段，它更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规范的形式，不仅为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财力支持，更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
税收在财政政策中的主要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税收可以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从而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平衡发展。第二，税收可以调节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税收可以调节收入，实现公平分配。
在宏观调控方面，税收是一种自动稳定政策，在税收体系，特别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反应相当敏感的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化。举例来说，如果政府预算平衡，税率无变化，经济低迷，国民产出将减少，税收收入会自动下降。税收乘数的大小与财政政策的大小有很大的关系，税收乘数表明的是税收的变动（包括税率、税收收入的变动）对国民产出（GNP）的影响程度。
其中b 为边际消费倾向。
税收乘数为负，税收和国家输出增加或减少为相反的方向；
政府增税时，国民产出减少，减少量为税收增量的b/（1-b）倍。假定边际消费倾向b为0.8，则税收乘数为-4。可见，如果政府采取了减税的政策，虽然可以减少收入，但将成倍提高社会有效需求，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四、如何更好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