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7 15: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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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十二五”“一圈、两带、三区”的布局构想
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格局,是政府引导和市场牵动的综合结果。要提高政府引导市场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的能力,必须认真审视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立足发挥区域优势,促进区域联动发展,站在更高的平台,以更为宽广的视野谋划四川“十二五”区域经济布局框架。“一圈、两带、三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布局构想,意在促进特殊区域发展超常规发展,抓两头带中间,形成“分工合作、各展所长、内聚外拓、协调联动”的区域差异化发展格局。
(一)一圈:成都一小时经济圈
成都一小时经济圈是指以成都市为中心,通过高速公路与成都紧密相连,以放射性的高速公路经济带为支撑所形成的四川经济发展核心区,是依托“成都―德阳―绵阳”、“成都―乐山”、“成都―雅安”、“成都―遂宁”、“成都―资阳”、“成都―眉山”六条高速公路发展轴聚合而成的城市群。成都一小时经济圈是集聚―重组―增生―辐射经济要素的动力机,是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是西部经济高地的内核。
“一圈”地区是我国城镇最密集的地区之一,经济发展水平高。“十一五”期间,“一圈”地区水、陆、空联运破解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成本制约的基础和条件不断完善;不同城市的特色优势产业互补性强,以开发区、工业园为载体,以提升产业集群集聚规模和质量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合作不断推进;成都―德阳―绵阳、成都―雅安、成都―眉山―资阳等城市以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融合为媒介的城市抱团发展能力不断提升,打造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第四极的条件日益成熟,对国家经济发展安全的保障功能逐步增强。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一圈”地区经济规模还不大,区域经济密度还不高,辐射带动其他区域发展的能力还不强。
(二)两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嘉陵江经济带
“两带”是指依托内河航运、沿江高速公路而发展的流域经济带,由长江上游经济带和嘉陵江经济带组成。长江上游经济带由泸州―乐山―宜宾构成,自贡、内江以长江上游经济带为媒介,融入以上海为龙头、重庆为龙尾的长江经济带。嘉陵江经济带由广元―南充―广安―达州构成。两条沿江经济带承接成都一小时经济圈的辐射,积极化解内陆地区加工制造业发展的交通成本劣势,是舒展成都一小时经济圈聚集的经济能量的通道,是成都一小时经济圈和四川外部经济空间交换经济能量的传动轴。
“两带”地区自然资源富集,支撑新型工业化的资源优势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发优势明显;虽然具有流域开发的良好基础,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集聚资本、技术、人才等经济要素的能力不强,产业发展层次不高,流域综合开发的程度不高,流域经济带远未形成。另一方面,“两带”地区既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空间,又是重要的生态地区,构建我国经济发展的生态屏障,以及复杂的空间属性对“两带”地区的生产力布局,对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重任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三区:攀西资源富集区、甘―阿民族地区、广―巴革命老区
攀西地区拥有世界上储量最丰富的钒钛资源,是我国重要的钢铁基地和国家战略资源集约开发基地。攀西资源富集区工业化总体水平相对较高,但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战略资源的开发效益不高,资源浪费严重,面临的生态环境约束日渐凸显。在“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内,攀西资源富集区将是四川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的重要阵地,是四川经济发展、西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地。
甘孜―阿坝民族地区是重要的生态资源富集区,同时也是生态重要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是关系整个藏区安定的战略重地。甘孜―阿坝民族地区资金、技术、人才匮乏,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但承载着我国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示范区的功能。广元―巴中革命老区是传承革命传统的空间载体,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强,是四川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的重要载体。广元―巴中革命老区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以生态现代化统领区域现代化建设,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跃迁的后发优势明显。
二、“一圈、两带、三区”的布局依据及布局特点
“一圈、两带、三区”是在继承和发展五大经济区“十一五”布局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从优化西部经济高地动力结构的角度,提出的一种布局构想。
(一)“一圈、两带、三区”的布局依据
西部经济高地是统筹省内区域发展的结果,其功能既取决于省域经济发展规模与发展质量,也取决于省域内部区域分工合作所释放的辐射带动西部其他地区经济发展能力。从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属性看,“一圈、两带、三区”分别承担经济能量的动力机、传动机和工作机的功能,动力机、传动机和工作机协调配合,促进四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最终铸就西部经济高地。
“一圈、两带、三区”的总体布局框架内,“一圈”聚合,形成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经济能量最强、发展潜力最大的城市群,承担驱动全省、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释放经济能量的发动机功能,奠定四川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基础。两带承接“一圈”经济辐射,竭力向外延伸拓展发展空间,形成西部经济高地的支撑轴,承担“一圈”与“三区”、“一圈”与省外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能量传动机功能,夯实四川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物质保障。
“一圈”加快发展,不断释放经济能量;“两带”不断完善传递经济能量的基础和条件,提升优化配置经济要素的功能;“一圈”、“两带”耦合,形成四川内聚外拓的“只”字形经济体,铸就西部经济高地的基本骨架。“只”字形经济体是落实国家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空间,是以新型工业化、工业生态化提升工业文明层次,推进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跃迁,促进工业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示范区。
“三区”环绕“只”字形经济体,主动接受经济辐射,提升区域发展水平,为“只”字形经济体构筑对外开放的桥头堡,铸就展示经济高地发展成就的平台。资源富集区与“只”字形经济体之间以信息、技术、资本等要素为纽带,形成联动发展的格局,有效融入“只”字形经济体的发展。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一方面接受“只”字形经济体的经济能量,另一方面向“只”字形经济体注入生态能量,是四川以生态现代化引领区域现代化建设,实现从工业文明的初级阶段直接向生态文明跨越的示范区。
(二)“一圈、两带、三区”的布局特点
第一,统筹兼顾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一圈”地区加快发展,不断释放经济能量,提高经济辐射能力,重在保证省域经济发展的效率;“只”字形经济体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成就的积累水平,重在夯实推进区域发展公平的经济基础;对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的扶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确保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的民众能够享受与省内其他地区民众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直接体现区域发展公平。
第二,按照区域空间功能聚类。“一圈”地区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空间,发展经济是其主体功能。“两带”地区肩负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双重功能,是保障我国生态安全的战略重地,科学布局生产力,优化经济空间和生态空间的组合结构,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双赢是区域发展的落脚点。“攀西资源富集区”是生态空间内的国家战略资源富集区,资源开发和生态建设不可或缺,推进资源集约、高效开发,严格控制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成为区域发展的重点。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生态空间,生态环境保育是其主体功能。
第三,避免同质区域对区域政策的恶性竞争。“一圈、两带、三区”的布局,继承了五大经济区打破行政区划束缚组织区域经济运行的积极成果,同时依据空间功能,将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的地区聚合为一类政策区,避免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发展路径相似的行政区对区域政策的恶性竞争。“一圈”地区的区域政策,重在促进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两带”地区的区域政策,重在完善流域开发的条件,促进流域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攀西资源富集区的区域政策,重在促进国家战略资源集约、节约、高效开发与利用,严格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的区域政策,重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生态保育的水平与质量。
三、“一圈、两带、三区”的发展重点
(一)“只”字形经济体的发展重点
“只”字形经济体是引领西部发展的航标。经济体内,成都市是聚合成都一小时经济圈内各城市的晶核,是驱动“只”字形经济体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发动机,是成都一小时经济圈能否实现内聚外拓,科学发展的关键。“十二五”期间,成都市一是要实现“创新驱动”、“结构调整带动”市域经济发展,二是城乡共融互动发展提升城乡统筹的层次和水平,三是创新要素扩散关联带动经济圈发展。成都一小时经济圈要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内部基础设施,加大不同城市间产业发展的互补协调力度,增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内聚力。为此,一是通过大规模的要素集聚拉动经济发展,二是通过频繁的要素流动聚合区域发展,三是在大规模、高频率的结构重组中优化经济发展,四是圈内的城市聚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发展。沿江经济带一是要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驱动区域发展环境及发展条件优化,二是不断提高区域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不断释放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三是不断强化成都一小时经济圈外拓的通道功能,对内、对外的经济能量传动功能,以及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二)“三区”的发展重点
“三区”是四川建设西部经济高地的重要支撑。我国是全球钒钛资源的主要产地,理应在钒钛资源定价、钒钛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掌握主动权。攀西资源富集区要控制资源开采节奏和开采总量,着力提高资源综合开发效益,扭转钒钛资源定价、钒钛资源开发利用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力争在钒钛资源定价上掌握一定的主动权。“十二五”期间,攀西资源富集区要以资源集约、高效、综合利用带动区域发展,全面提升对我国藏区稳定、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示范功能;革命老区要进一步提升其红色文化传承功能,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要以生态现代化为突破口,全面提升区域现代化水平,成为以生态现代化驱动区域现代化的示范区。
该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诸多学者和官员的重视。不过大量的文献检索表明，国内以往的研究大多将道路交通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仅局限于机动车的污染、资源的消耗，而不包括居民心理承受程度以及经济对环境损失的补偿。此外，建议和对策也多停留于道路交通系统对环境的影响及其预防、治理等方面，没有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探讨政府如何对交通环境系统和交通活动强度进行协调和制约。同时现有交通规划的评价仅限于对路网密度、道路面积率等这些网络几何指标的评价，缺乏对人的舒适度、安全度、环境噪声、震动、大气污染等健康方面的指标评价。因此本文试图从道路交通造成健康危害人手，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此进行分析和探讨，并从战略框架、技术路径等不同层面提出一些具体政策建议。
一、问题的缘起
道路交通对健康造成的危害主要有交通事故、尾气污染、机动车噪音及振动等。在诸多危害中，又以交通事故为首。道路交通伤害是一个重要但又常常被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经济问题。道路交通伤害不仅给全球和国家的经济带来损失，而且给家庭带来重大伤害。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中，15―44岁年龄组占一半以上，73％死者为男性，该年龄段正是创造财富最多的时期，当他们因车祸死亡或残疾时，其家庭将会发生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些因道路交通伤害造成残疾而失去收入能力的家庭，还需承担照顾这些伤残家庭成员的额外花费，因此不得不变卖大部分财产，有些家庭甚至陷入长期债务之中。经济损失估算不仅应包括直接损失，还应考虑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应包括卫生保健和康复费用，间接的损失应包括家务损失、幸存者损失和提供护理损失以及亲属的收入损失等。
图1表明，1990―2002年的13年间，我国道路交通四项指标事故次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增长了3．09、2．22、3．62、9．1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9．86％、6．87％、11．33％、20．27％，增幅非常惊人。近年来，虽然我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情况有所好转，但形势仍十分严峻。2000年我国的道路交通伤害导致损失1260万潜在生产寿命年，估计价值为125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每年卫生经费预算的4倍。2002年我国共发生773137起交通事故，平均每分钟就有149起交通事故发生。因交通事故死亡109381人，平均不到5分钟就有1人丧生于交通事故；562074人因交通事故受伤，平均每分钟就有1．07人受伤。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3．24亿元，间接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除了交通事故外，据环境监测部门报告，我国的大多数城市城区主要污染源已由工业污染转为机动车尾气污染。汽车尾气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为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HC)、氮氧化物(NOx)、铅(Pb)等，对人体造成了一定的伤害，造成感觉、反应、理解、记忆力等机能障碍，重者危害血液循环系统，导致生命危险当人们长期接触低浓度的一氧化碳时，会引起头晕、头痛。此外交通车辆所产生的烟尘(尾气烟尘和道路扬尘)排放量也已成为城市大气的主要污染源。
目前我国城市主要道路两侧的噪声污染不断加剧，交通噪声源排名城市噪声声源的第二，仅次于生活噪声源。全国80％以上大城市交通干线噪声超标(大于70分贝)，严重影响了居民休息和教育、文化活动。机动车引起的噪声和振动主要有以下原因：机动车动力系统引起的噪声和振动、机动车的车厢和货物及配件在行使中的碰撞和摩擦、轮胎与路面接触噪声、机动车的喇叭声。噪声可以引起耳部的不适，如耳鸣、耳痛、听力损伤，使工作效率降低。噪声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噪声会加速心脏衰老，增加心肌梗塞的发病率。在平均70分贝的噪声中长期生活的人，可使其他心肌梗塞发病率增长30％左右，特别是夜间噪音会使发病率更高。噪声还可以引起如视力、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精神障碍、内分泌紊乱甚至事故率升高。噪声对儿童身心健康危害更大。
当前，我国城市交通发展正处于转折阶段，在汹涌的城市化和机动车私有化浪潮的冲击下，城市道路交通设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尾气污染、交通事故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危害。
二、努力形成面向健康的城市道路交通发展模式
我国应主动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做法，吸取一些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不协调发展的教训，提高对道路交通健康危害的认识，积极克服以往道路交通发展模式的弊病，努力形成面向健康的城市道路交通发展模式。
1、我国传统城市道路交通发展模式存在的弊病
(1)普遍存在“车本位”的现象。我国的道路交通规划将道路交通规划的对象等同于机动车交通，而不是人与货物的交通；把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方式视为道路交通不相关的问题，导致一些地段交通事故频发。
自由行走是人类身心健康的基本要求，但是城市机动化的日益增长使人们步行变得又慢又危险。在以车为主的城市交通规划中，每一个为机动车交通改善道路而设计的方案都使步行者的境况更坏。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人们发现人行道变狭，街角被割光，交通安全岛被取消了，道路被拓宽了，“禁止行人”的栅栏四处林立。行人除在指定的由交通信号灯控制的地方可以穿过马路外，不准在其他地方穿过马路；为此一些甚至在马路中心线上设立了密集的铁障。智能交通管理仅着眼于成功保障车流连绵不断，却不为行人配备红绿灯信号装置。步行者被迫从地下隧道或高高的过街天桥上穿行。在许多城市出现道路越来越宽，高架桥越来越多，过马路越来越难，逛街环境越来越小的现象。此外，新建道路设施不新增人行道，行人过街绿灯信号时间很短。一些城市允许机动车辆在人行道上或道旁停放，甚至可以在人行道上行驶，使步行者更加不方便和危险。
(2)以单一交通便捷需求为目标。传统的道路交通规划主要以满足单一的交通便捷需求为目标，没有考虑交通发展对资源、能源和环境影响。以“限小”为例。尽管从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出通知，限令各地取消对微型车的种种限制，之后几乎每年都有国务院有关部委要求各地不得限制小排量汽车。2004年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又出台了一份《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提到“取消一切不合理的限制低油耗、小排量、低排放汽车使用和运营的规定”。2005年6月份，国务院总理在建设节约型社会大会上，特别明确指出“要取消一切不合理的限制低油耗、小排量、低排放汽车使用和运营的规定”。然而，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在内全国22个省区
市的84个城市以缓解交通拥堵塞等为由，仍对一些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采取交通管理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客观上加剧了城市空气污染。此外，现有交通规划的评价仅限于对路网密度、道路面积率等这些网络几何指标的评价，缺乏对交通的健康的评价，如对人的舒适度、安全度、环境噪声、震动、大气污染等项指标的评价。
(3)我国城市道路交通发展规划以单一部门为执行主体。我国城市道路交通发展过程中通常以交通部门为单一主体，没有建立由城市规划、建设、交通管理、公用事业、环境保护等多部门组成的协调机构。因此在执行过程中，城市交通部门及相关部门往往各自为政，很难发挥协调效应。同时城市政府在实施过程也没有充分考虑和尊重群众的意见，未对交通规划进行严格的论证和分析，以兼顾步行者、私家车拥有者等不同群体的利益。
此外，一些城市政府把城市交通发展作为政绩形象工程，也是传统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存在弊端的集中表现。
2、面向健康的城市道路交通发展模式内涵
国外关于健康与道路交通发展模式研究，主要散见于健康城市项目等以及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等探讨，如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预防道路交通伤害世界报告》，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报告》等。
本文在参考国内外一些文献的基础上，提出面向健康的道路交通发展模式应该具有以下内涵：
其一，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人的可达到性、舒适性、安全性，而不仅仅追求路面的畅通。
其二，减少意外伤害、有利体育锻炼、减少诱发心脏病和支气管疾病的空气污染、有助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出行，进而增进教育、就业等公平。
其三，立足于环保，以节约能源、提高交通效率为出发点，能够以最少的社会成本实现最大的交通效率；满足城市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
其四，与城市环境相互协调，与城市的土地使用模式相适应，多种交通方式共存、优势互补。
总之，未来的道路交通发展规划不应停留在设计一些道路和交通设施来运送预测的客货量，而应和相关部门一起努力使人们借助交通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好的享受。这才是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中最大的成就。
三、面向健康的道路交通的发展对策
1、确立道路交通发展过程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重视健康
城市以人为本理念不仅体现在为城市居民提供快捷、低价的交通服务，而且应关注公众的身心健康。因此在制定道路交通发展项目的相关政策时，一方面应把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判定道路交通政策和工程建设的先决条件之一，积极推进交通战略环境影响评价(SEA)技术。另一方面需确定政策中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兼顾健康，即着重考虑公众的身体健康。具体而言，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在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将健康的可及性作为必要指标纳入可行性分析。健康的可及性可细分为纵向方面和横向方面。纵向方面即不同的阶层在道路交通发展过程中，都可以获得相对应的服务，不同类型的人群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交通需求。横向方面即具有同样交通服务需求的人得到相同的待遇。在这过程中，需要注意由于健康、交通涉及的因素非常复杂，因此在总体设计过程中应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其二在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注意考虑到健康公平性。健康状况的公平性，是指不同收入、种族、性别的人群应当具有同样或类似的健康水平。各健康指标如患病率、婴儿死亡率、孕产妇率，期望寿命等的分布在不同人群中应该无显著差异。因此在具体交通建设过程中，政府应减少政策导致的健康危害和不公平性。
2、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非营利性组织为联盟的政策执行主体
面向健康的道路交通发展模式不仅是一个涉及范围较广的运动，也是一个长期的运动，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因此在强调政府是道路交通建设主力军的同时，应建立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各类组织和社会成员参与其间的组织框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政府管理机构也应从以往的“分而治之”转变到“合而治之”，构建能承担多重任务的网络式组织单元，以有效解决涉及多重领域的道路交通发展，从而避免以往传统模式中一个部门处理一个问题，在面对多重属性的问题时常常出现“管理重叠”或“管理真空”的混乱局面。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政府应将市场机制导人道路交通发展，并与企业建立伙伴关系。此外还可以通过一些方式使企业更加积极地、持久地投身到这场运动中，成为政府的永久伙伴，分担政府的一些责任和精力。同时政府应该鼓励强调道德秩序、人的良心和相互信任的非营利性组织成为道路交通建设的重要力量。
在我国，个人在解决公共问题所起到的作用一直都受到忽视，但是面向健康的道路交通建设的特有属性使个人的作用被前所未有地扩大。公众对道路交通的参与不同于对一般活动的参与，也不是简单的环境保护；积极参与将意味着更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出行质量和生活质量。因此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一方面人们要转变思想和观念，提高交通与环境意识，另一方面应积极使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善的交通方式。
3、构建有益健康的绿色交通体系
政府应采取加强道路交通法规建设、发挥科学技术、完善资金筹措机制、健全价格等运行机制以及其他措施构建有益健康的绿色交通体系。
首先充分重视步行交通和自行车交通。应切实注重加强步行交通规划，强化步行交通管理，道路与各种建筑设施中要留足步行区，设置必要的隔离设施。在市中心商业繁华的地区开辟步行街区，对交通既可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带来步行街区商业的繁荣，以及城市环境景观效果的改善。同时规划需尽可能提供不同形式的步行空间，通过建设地下、地面和空中人行步道系统，形成安全、方便的人车分流系统化步行网络。
自行车交通是有利于健康、环保的交通方式。近年来自行车交通在欧洲城市的出行比例呈上升趋势，德国慕尼黑的自行车出行比例甚至高达12％。我国是自行车大国，更应该在规划中予以充分考虑和科学设计，应在不同的城市功能区内组织全方位的自行车交通网，必要时可以建立自行车交通路网间的联系，并用高效的公交走廊承担跨区域的交通出行任务，使自行车成为功能区域换乘的工具，最终实现自行车与公共交通协调发展。
4、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系统 大力提倡环保型交通工具
集约化运输的公共交通承担的运输份额越大，人均交通污染就越低，交通污染总量就越小，造成的健康危害也越小。因此优先和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既是提高交通效率的需要，也是实现面向健康的道路交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应逐步完善快速公交、普通公交、市郊火车、小汽车、自行车步行相互配合的综合系统，同时辅以不同类型的公交车站设计，即管式车站、大型公交站和传统车站以及先进管理系统。
同时适当限制低道路利用率的交通方式的发展，如
小汽车和摩托车，实施道路拥挤收费措施，用价格杠杆调节交通行为，使机动车尤其是私人机动车支付其相应的社会成本，如对空气品质的破坏与公众健康的损害、道路建设与维修费用、交通肇事损失等，以体现健康的公平性原则。
此外，应严格的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控制各种尾气排放超标的交通工具进入城区，对不合格车辆，强制安装高效节能尾气净化器。进一步鼓励和发展使用清洁清洁燃料的机动车。淘汰燃油助动车和残废人专用燃油车，限制污染排放大的摩托车，推广使用小排量，轻型化和环保型能源的新车种。在一些大城市强调使用清洁能源为动力的轨道交通，并且不断改善机车性能；发展高新技术的有轨、无轨电车等。
5、一体化的交通规划与城市土地利用规划
高密度的人口需要具有高运输能力的专用交通线路的运送，而高容量的交通网络也需要沿线一定的交通需求以保证系统运营的效益，正是基于这个思想，道路交通系统应将三个要素即土地利用、道路系统和公共交通的关系作为公交系统乃至整个综合交通系统发展的基础。具体而言，实现交通系统的转变有赖于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政府应改变城市单一中心的布局结构，形成多中心(卫星城镇、分散组团)集约化土地资源利用的空间。各中心应成为具有综合、具有较充分的就业机会、具有良好的生活服务设施且独立性相对较强的现代化功能，摈弃城市功能发展单一，工作、居住、娱乐各居一端的弊病，减少跨区域通生成量、缩短出行距离。各中心功能区内以步行、自行车交通为主，中心与中心之间的联系以快速公交为主。同时调整土地使用方式，使步行、公共运输系统与城市服务系统有机结合，将交通量大的单位和设施(学校、区域性图书馆等)安排在公交枢纽站点附近，方便人们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把商业服务设施与步行系统结合，有利于导向步行方式，使其向紧凑型都市发展，使包括交通在内的基础设施发挥最大效应，最大限度减少交通的能源消耗。
此外，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衔接换乘是体现道路交通一体化观念的核心。在规划过程中应注意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和衔接，使市民在各种交通方式中的转换步行距离控制在合适范围，从而减少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在方便性上的差距，体现公共交通的便捷。同时应注重停车换乘(Park+Ride)体系的规划和设计，即通过个体交通至停车换乘枢纽公共交通(小轿车及摩托车、自行车的停放换乘)，逐渐形成城市市区与郊区交通一体化。
关键词 志愿精神 慈善 思想渊源 发展差异
2008年对于志愿精神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这一年中，中国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四川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残奥会，都有为数众多的志愿者参与其中。广大的志愿者的实际行动和感人事迹，博得了国人乃至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引发了社会对志愿精神极大的关注。但现代志愿精神产生于西方社会，要使其在中国获得更好的发展，有必要对志愿精神的思想渊源和发展差异进行梳理，以便在借鉴和融合的基础上实现本土化的突破。
1 中西方志愿精神的思想渊源
志愿精神成型于近代社会，是现代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但作为志愿精神直接思想渊源的慈善思想却是古已有之，这也成为现代志愿精神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
西方社会中的慈善思想和基督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基督教教义中的“博爱”思想认为，所有信徒都是上帝的儿女，因此信徒之间都应当以兄弟姐妹的关系相处，要求信徒能够抛弃对物质的追逐，崇尚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不分男女，不分贵贱都是兄弟”的“爱”，即能够抛开身份地位的高低以及关系的亲疏远近，以乐善好施的态度对待他人，最终将其外化成为一种行为准则，自觉地对他人施以帮助和关爱。基督教之所以要求如此的“博爱”，源自于其教义中的“原罪说”，即“人生而有罪”，人一出生便是上帝的罪人，为了能够洗刷罪恶，涤荡灵魂，就需要信奉上帝，而上帝要求“我赐予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因此，基督教信徒需要自觉地以崇高、无私的爱心去帮助他人，以此来避免在末日审判时被投入地狱，实现自我救赎。由此可以看出，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更多是出于宗教的诉求而非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以，可以将西方社会中的志愿精神视为一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慈善志愿”，带有比较强烈的宗教色彩。
在我国古代社会，慈善思想同样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众多思想流派对于慈善思想的阐述各有不同，但是都蕴含着造福民众以及救世救人的思想观念。“仁”是儒家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它要求人在增强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实现“仁者爱人”，并将“仁爱”从内在的情感升华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时的伦理道德标准。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人之天性，促使人们产生互爱互助的慈善行动。道家文化也对慈善思想有重要的论述。老子提出“天道无常，常与善人”，认为“道”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所在，人的善与恶也包含其中，善行可以得福，恶行就要遭祸。道家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庄子提出“得道升天”的观点，要求人们多行善事，进而积累德行以得善终。除了儒家和道家，墨家的“兼爱非攻”和佛教的“因缘业报说”等也包含着丰富的慈善思想，均对我国古代的慈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 志愿精神在中西方发展的差异
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国家传统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出，在中西方社会中都存在与志愿精神相关的文化根源，但是这种文化根源在不同的地区却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态势。中国社会中为何没有形成成型的现代志愿精神呢？在当前我国需要大力弘扬和发展志愿精神的背景下，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志愿精神之所以在西方国家中的发展要比在中国的发展更完善，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1）宗教因素在志愿精神发展中的作用；（2）中西方对社会管理的差别。
首先，虽然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中都存在慈善思想这一志愿精神的文化根源，甚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关于慈善思想阐述和探讨比西方更加深入和丰富，但是“仁者爱人”、“得道升天”、“兼爱非攻”等慈善思想多是将“善”作为一种社会伦理道德标准，要求人们通过对自身的约束来实现的，而即使个体没有做到，也不会因此而遭受过多的现实损失，可以说并不具有普遍强制性。反观西方社会，由于国家统治者的积极推崇，基督教等宗教因素已经深深植入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影响力巨大，而行善助人虽然也是一种社会伦理道德，也体现人性向善的一面，但更成为宗教信徒的一项基本义务，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的儒家文化所提出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不同，西方宗教对于人性的认识是人性本恶，宗教的“原罪说”、“赎罪说”将人们从一降生就定性为“恶”和“罪”，信徒只有时刻怀着博爱之心，关爱帮助他人才能弥补已有的罪恶，死后灵魂才能进入天堂而不是投入地狱，这种对于来世受苦的畏惧感也促使基督教信徒主动地、积极地行善，这也就使得慈善思想以及慈善服务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为现代志愿精神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导致志愿精神在中西方发展差异的另一个因素是对社会管理的差别。纵观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奴隶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而且在这一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社会一直处于高度集权的社会管理体制之中，历代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都对社会实施严格的管制。即使到了以后，虽然了统治阶级，实现了人民民主，但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权力仍是高度集中，从社会公共服务到社会公共事业，仍然基本是由政府部门包揽，公众参与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的意识和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抑制，能够直接体现和弘扬志愿精神的志愿服务活动也因此难以实现有效的发展。而在西方国家中，经历的封建社会时间相对较短，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较早，而且在社会中一直存在着民主精神，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民意愿的影响，再加上宗教组织对志愿服务活动的支持，因而起步较早，发展也较为完善，这也就使得现代志愿精神成型于西方社会，而且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3 志愿精神在中国的发展展望
[关键词]构想思维 高校教师 专业发展
[作者简介]谢志新(1969-)，女，山东招远人，浙江农林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教师教育研究。(浙江杭州 3113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9年度浙江农林大学高教研究项目“高校教师专业发展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0904)和2007年度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基于构想思维的普通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070949)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8-0065-02
当前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入职前后的培养和培训、学校制度建设和教师个人内在需求方面，较少关注外界因素对高校教师这一职业群体专业发展的巨大影响。事实上，有些外界因素不为一所院校或一个地区所控制，它可能演化为一种思潮或态势，对高校教师的专业吸引力、专业技能、专业水平及专业发展驱动力等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群体专业发展程度。
构想是种假想，用来设计出我们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机遇和威胁的一种思考，并且在做长期和短期的战略决策时仔细衡量机遇和威胁。构想思维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态势，是一个平台，使松散的思想组成对话，使选择变得更为清晰。构想思维有三条最基本的原则：长远目光、外向扩展思维、多维思维。构想思维能够帮助人们和组织机构安排和建构他们对长远未来的思考。运用构想思维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未来面临的外部环境做出情景分析，尽可能去分析那些外界的不可控因素，选出其中重要的两个维度假想情景，把教师的专业发展与外界环境变化紧密联系起来，模拟外部因素可能发生的四种交叉情景，能启发高校对未来教师专业发展的战略思考。
一、未来影响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几个主要外部因素
1.宏观环境。我国正处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教育特征和各种教育要素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经费和物质投入剧增，管理体制民主化和多样化，主导思想趋向强调教育的内在价值。可以说，社会发展对教育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从资金、硬件投入到意识形态、教育内容，都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学生和教师这两个教育要素也随之发生变化。学生的广泛性和平等性从无到有，并日趋增强，教师职业的专门化已是必然趋势。
2.市场环境。高校作为人才输出端，始终处于随着市场需求变化而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培养的人才不仅要求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必备的实践经验，还要有创新意识和能力。高校人才培养目标、专业和学科建设、课程开发与设计将发生变革，未来高校教师的能力要求和专业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高等学校的数量和类型还会增加，政府投入也会逐步加大，将会进入一个持续快速发展阶段。学校会更关注受教育者，学生择校、择专业的自由度增加，高校提供给学生的课程会更丰富，专业和课程能根据学生的需求而不断调整。这些市场环境因素将会对教师专业化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3.竞争环境。学校定位将存在着不同的风险，会给教师专业发展带来更多机会和竞争。根据丹尼尔・若雷等人的研究，每种类型的高校都将在一个由“资源”“院校哲学”“风险”构建的三维模式当中。以“资源大小基础”为横坐标，以院校哲学是“消费者导向”或“提供者导向”为纵坐标，可以形成高、中、低三个不同的风险区。
“提供者导向”即院校遵循更为传统的学术方式(内部驱动)对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进行部署，给教师提供资源，让他们拥有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来从事教学和研究。那些高层次的研究型大学院校哲学属于“提供者导向”。“消费者导向”即院校遵循这样一种路线，它们对市场的需要有更多的认识，并依据市场要求来设计进程和课程。多数地方性院校哲学属于“消费者导向”。风险最低的是“资源大基础”和“消费者导向”的学校(三区)，风险最高的是“资源小基础”和“提供者导向”(一区)。所以，未来的高校在资源上将展开竞争。竞争主要有以下四种：(1)国际化趋势产生的竞争。随着我国教育市场的开放，世界更多的名校到我国招生，对优质生源的争夺更加激烈。(2)同级别高校的竞争，差异性不显著的高校在专业、课程、师资上竞争激烈，学校风险增大。(3)新兴高校和民办高校对传统公立高校的竞争，由于新兴高校和民办高校的机制更加灵活，市场反应速度更快，消费者导向更加明显，办学成本比较低，竞争集中在生源和师资。(4)优质课程的竞争。高校的一些课程将有可能由某些专业公司承包，这些公司在课程的研发、师资的聘用上更占优势，教学效果得到社会广泛认可，这将对传统高校的课程产生冲击。
4.教育对象的变化。随着信息化发展，知识型社会的构建，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不再被垄断，终身学习将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理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终身学习是一种贯穿人们终身的自觉的、持续的学习理念，而不是把人生初期的专门教育阶段的结束视为学习的完成。根据丹尼尔・若雷等人的看法，一个主要变化就是从“学生”到“学习者”的变化。当学生接受教育、顺从高校施教的传统时，是被动的，不是知识的创造者而是研究结果的接受者。学习者与“学生”不同，学习者主动决定他们需要学习什么领域的知识，要求高校提供一种新的、不同的教育方式；能够充分利用教育领域的竞争来达到其目标。未来将无法用传统方式来教这些学习者，尤其是当终身学习者和非传统学习者人数增加时更是如此。教育对象的根本变化是在学习型社会的到来、高校办学自及优质生源的获得基础上产生。
二、未来高校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四种可能情景
未来影响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最直接、最重要的两个外部因素是：教育对象的变化和竞争环境的风险。如果把学习者变化作为横坐标，竞争环境风险高低作为纵坐标，和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联系在一起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预期情景(见下图)。
第一种情景：(1)院校拥有丰富的资源基础，硬件条件好，资金雄厚，财务运行良好。教师待遇优厚，社会声誉好，对海内外优秀人才有吸引力，整体素质高。教师专业发展资金来源广，得到各类基金、项目、人才支持。(2)院校哲学基于消费者导向，学校对市场需求有清晰和准确的认识和预见，能够鼓励学生根据兴趣选择专业和课程，依据市场要求来设计专业和课程。教师能够主动而出色地设计课程，胜任教学，充分满足学生的选择需要。(3)终身学习理念在社会盛行，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专业和课程，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主动寻求他们所需要的知识，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优秀的素质。教师能够提供丰富的课程、知识及新的教育教学方法和传播方式，帮助学生建构新
知识。(4)院校之间特色凸显，竞争大，优秀生源和师资的竞争尤其激烈，高校教师具有更强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研究深度，教师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并存，个体对自身专业发展要求高，内部驱动力强。
第二种情景：(1)院校资源基础弱，硬件条件不足，资金短缺，教师待遇偏低或者收入差异大，引进和招聘优秀人才困难，对海内外优秀人才吸引力不强。(2)院校哲学是基于提供者导向，院校遵循更为传统的学术方式(内部驱动)对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进行部署，尽可能地给教师提供资源，让他们拥有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来从事教学和研究。对于研究基础好的院校来说，学术积淀较厚，可维持较长的一段时间，但研究层次较低的院校，已经面临生存危机。学校对市场需求不太关注或不敏感，按计划模式，学生选择专业和课程机会少。学校专业和课程不能满足“学习者”的需求。学生就业率下降，造成优质生源流失的潜在威胁。教师专业发展主要依靠学校提供的资源，个体需要和学校提供资源短缺矛盾突出。(3)终身学习理念盛行，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主动寻求所需知识，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一部分专业和教师能提供必要课程、知识、新的教育教学方法和传播方式，帮助学生建构新知识。还有一部分教师教学内容和方法保守，墨守成规，以灌输知识为主，不能满足“学习者”需求，面临不被认可的状况。(4)院校之间特色不突出，竞争加剧，师资流失较为严重，教师个体专业发展内部驱动力不足。
第三种情景：(1)院校资源基础弱，硬件条件不足，资金短缺，教师待遇偏低，引进和招聘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困难，对海内外优秀人才吸引力不强。(2)院校哲学是基于提供者导向，院校遵循更为传统的学术方式(内部驱动)对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进行部署，尽可能地给教师提供资源，让他们拥有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来从事教学和研究。对于研究基础好的院校来说，学术积淀较厚，还可以维持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对研究层次较低的院校而言，已经面临生存危机。学校对市场需求不太关注或不敏感，按照计划模式，学生选择专业和课程机会少，不能满足学生需求。学生就业率下降，优质生源流失的潜在威胁增加。教师专业发展主要依靠学校提供的资源和个体的自觉性，专业水平差距拉大。(3)大多数学生被动地接收知识。高校教师依旧照本宣科，以讲授式授课为主，注重知识的传播，忽略帮助学生建构新的知识。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程度停留在传统和保守的阶段。(4)同级院校之间特色不突出，竞争力不强，来自社会专业部门的课程培训冲击高校，优质师资流失较为严重，教师对自身专业发展内部驱动力不足。
第四种情景：(1)院校资源基础厚，硬件条件好，资金充沛，教师待遇较高，比较能吸引优秀人才。(2)院校哲学是基于消费者导向，依据市场要求来设计进程和课程。学校对市场需求关注，专业和课程设置富有吸引力。这类院校往往以教学为主，教师教学水平较高。(3)生源质量偏低，大多数学生还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和如何获得自己需要的知识。教师能够提供丰富的课程、知识及新的教育教学方法和传播方式，帮助学生建构新知识。(4)社区学院、网络大学等一些新型高校出现，潜在的竞争已经形成，但教师面对现有的被动学习的学生，自我满足感增强，可能对自身专业发展内部驱动力不足。
三、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情景分析
在未来5～10年，高校根据院校层次、院校竞争风险高低和学生角色变化来看，不同类型的高校可能出现不同情景。
1.背景分析。从我国高校发展历程看，高等教育起步晚，正处在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的阶段，到2020年有望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10年，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3000万人左右，毛入学率达到25％左右，到2020年，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3700万人左右，毛入学率达到40％左右，与发达国家普及比例还有相当的差距。从地域间发展看，经济发展不均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依然存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差距大。高校的资源基础普遍不强，财政投入比例不高，院校哲学依然存在计划经济的痕迹，遵从传统，以提供者导向为主。从高校所属性上看，绝大多数高校隶属于国家或地方政府，学校具有高度的趋同性和统一性，办学自受到一定限制，招生模式和学生选择专业的自由度有限，学生学习依然以被动式为主。这一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仍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个体的专业发展凭借着自觉性或外部压力进行。
2.情景分析。第一种情景是最为理想的愿景，也是所有高校追求的目标，并且最先在国内一流高校得到实现。“学习者”是伴随着学习型社会和终身学习理念产生的，尤其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快步进人信息社会形态，高等教育不再是终端教育，更多的“学习者”抱着明确的学习目标来，他们对教师和课程是挑剔的，教学将发生革命性的变革。网络课程很快普及，课程将随着“学习者”实际需求不断更新，课堂上以互动为主，教学不再是单一的讲授式，更多地建立在一种讨论和建构上，鼓励学生大胆求异，选择度和自由度更大。这类高校成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和民间投入大量的资源，学校的硬件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吸引了大批优秀的学生和很多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学术氛围浓厚，与国际知名大学差距缩小，教学者和学习者都抱有积极的态度，学校活力增强。这一情景当中的教师专业发展速度快，专业化水平高，科研教学能力随着教师职业吸引力的增大而不断提升，随着市场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学校不断更新专业和课程内容，教师课程设计和开发能力增强，教师群体合作密切，个体专业发展意识强烈，内部驱动力强。
第二种情景可能出现在层次较高，但是办学经费不足的院校。这些院校有着深厚的研究基础，遵循传统的学术方式对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教师专业水平较高，但是随着市场竞争和办学经费短缺，生源质量下降，学校存在优秀人才流失，年轻教师专业发展动力不足的危机。
第三种情景是最为糟糕的情景，也是高校要竭力避免的。那些身处欠发达地区和办学资金短缺的各类院校，包括一些计划经济体制下得到政策发展起来的老牌院校，学校资源主要依赖不多的政府拨款或学费收入，引进优秀师资困难。学校仍以讲授理论为主，固守传统知识传播，方法陈旧，知识更新慢，缺乏应对市场调整专业和课程的意识和能力，学校竞争环境风险大。学校忽视学生学习主动性，学生缺失选择专业和课程的机会，很多时候处于被安排状态，即使学习管理制度严格，很难从内在机制上激活学生学习主动性。教师专业发展处于外在因素影响下的被动状态，一般比较安于现状，个体的专业发展动力弱。
第四种情景可能出现在那些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新兴院校，面向市场设置专业和课程，政府投资增加或学费收入较高，生源充足，办学资金充裕，但是院校层次偏低，生源质量不高，这将直接制约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参考文献]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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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转型发展理论》，厉以宁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内容提要：
2006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深入学习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机遇期，也是集团公司在百亿基础上实现更快更好发展、完成强企富民战略目标的关键年。为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努力提升科学的发展境界，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企业各项工作是经济再上新台阶的重要思想保证。
我们矿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就是领导干部和管理干部迫切需要转变增长观念，创新增长模式，对科学发展的境界要上新台阶。要不断深化对提升科学发展境界的认识，协调好当期发展与持续发展、本部发展与异地创业、战略与策略、经济发展与提高职工生活质量“四种”关系，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贯穿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推动经济发展真正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把庞庄矿建成宽裕型和谐新矿区，坐稳集团公司第一方阵。
一、协调好当期发展和持续发展的关系
目前，国内一些煤炭企业，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大力实施“杀鸡取卵”式的毁灭性开采，令人痛心疾首。据报道，山西省煤炭平均资源回收率只有40％左右，而开采技术落后的乡镇煤矿的回收率仅为10％－20％，每挖一吨煤要消耗5－10吨资源，这就意味着在低回收率的生产条件下，煤炭产量越多，浪费就越严重。这就是只顾追求当期发展而忽视持续发展的一个典型的缩影。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三个方面措施，解决好当期发展和持续发展的关系。一是加强对资源补偿费的改革，由现在资源补偿费按产量征收改革为按资源消耗量征收。二是调整资源税征收办法，按资源回收率确定相应的收税标准，资源回收率越低，资源税越高；或用回收率除税率计算收税标准，从税收上促使企业提高回收率。三是建立资源浪费“问责制”，将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等指标纳入对企业的考核和评价体系，并配以严格的奖惩制度规范其生产经营行为，提高煤炭开采的“门槛”。
二、协调好本部发展与异地创业的关系
面对2006年我矿年产300万吨，外向经营、劳务收入7000万元的奋斗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形势异常严峻。矿党政一班人，不等不靠，因时而变，顺势而上，全力推进“固本外扩”战略。对内，多轮驱动激发内部潜力。一是深化实固本发展方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二是大胆进行薄煤层等一些难采煤层的开采技术攻关，保证产量稳定。三是坚持减人提效、减头减面、降本增效，优化人力配合、设备等资源，不断提高煤炭生产集约化水平。四是大力推行内部市场化管理，积极试行采掘项目部管理模式。对外，多路并举拓展外部市场。一是充分利用合作办矿、自主创业等多种形式，鼓励、引导和支持职工创新业、干部创事业、能人办公司，使艰苦创业、全员创业、自主创业成为企业新时期的显著特征。二是充分利用我矿的品牌和资源优势，开展异地购煤、洗选加工等工作，努力培育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积极加快“一托一”矿井接续的实施步伐，千方百计为本部管理人员寻求、搭建异地创业的广阔舞台。四是强化外出创业发展的安全管理，突出通防重点，深化“三违”治理，确保安全生产。五是积极组织机电、地质、测量、安装、拆除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组建服务队伍，到异地进行创收。
三、协调好战略与策略的关系
矿党政一班人，注重搞好发展的战略和策略的协调，做到领导力量投放、资源分配、组织结构、执行计划、企业文化与战略相适应；站在对事业高度负责、对职工高度负责的高度，及时调整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决策和行为。为增强某井领导力量，每月坚持安排两名矿领导坐阵某某井，与井领导一班人带领职工，攻关键、渡难关，使全井产量迅速提升，一举跨入了百万吨矿井行列。适时调整外出创业发展的策略，对已有的几个异地创业项目部该整合的整合，进行撤并整合，做到有进有退。积极寻求信誉好、资源充足、安全风险小的合作伙伴，加强与国有大矿合作，创出徐矿品牌，追求创业的最佳效益。
摘要：制度是维系一个组织正常运行的基础，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社会或组织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如果社会和组织内的实际执行者思维方式与制度背离，势必会脱离制度的有效规范，从而严重阻碍事物的正常发展，甚至会产生许多影响深远的恶果。本文以我国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两个最根本的制度即自然资源和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坚持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为例，阐述社会大众的思维方式与制度背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思维方式；制度；背离；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宪法对土地所有和分配制度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运行中，无论是管理者和被管理1者都无视这一基本制度，让许多顺理成章的事情无法正常运行，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一、思维方式与制度背离的现象
在我国实际生活中，普通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学习理解存在不准确，不深入，绝大部分还是沿袭传统的认识，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惯例在工作和生活，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错把国有或集体所有理解为私人所有。按照《宪法》规定，自然资源和土地属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使用者只有使用权或经营权，而且对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根据用途分别明确有具体的使用或承包经营时间年限，这些规定或道理，无论是管理者、被管理者或普通群众都是应当知道或实际知道的，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实际运行中，具体到不同的地点或区域，国有的自然资源或土地，被实际使用或承包经营者将其看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根据个人喜好随意定价或有偿非法转让，特别是在国家公益事业或产业发展中需要依法征用土地和自然资源时，实际使用或承包经营者忽视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或承包经营权，处处以所有人的姿态漫天要价，以获得高于土地和自然资源使用或承包经营的利益，致使国家或集体的公共利益受损。其实，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无论是用于公益设施还是产业发展，除了投资人获得相关收益外，还包括广大群众的利益，因为，用于公益设施可以直接服务于普通大众，用于产业发展可以带来税收，政府利用税收发展教育、医疗、交通等民生事业，可以间接服务于普通大众。由于社会大众思维方式与相关制度的背离，容易使经济社会发展受某个人或某一群体的错误思维干扰甚至被导向制度的反面，从而削弱制度的规范效用，影响或阻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二）错把按劳分配理解为政府保障兜底。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充分说明个人取得财富，必须付出实实在在的劳动，这种劳动可以是智力的，也可以是体力的，但必须付出劳动，才可能取得收益，只是收益的多少与投入的有效劳动密切相关。政府目前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安全网”、“稳定器”，是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同时，又是在鼓励竞争，追求效率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措施。社会保障的核心功能主要是保证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公民能够维持生存，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从维护人权的角度出发，保障人的基本生命权得到尊重和保护。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实际生活中，部分居民把政府的社会保障看成理所应当，钻政策的空子，甚至以生活无法保障为由索取不劳而获的利益，这是对按劳分配政策本质的歪曲理解和错误认识，是按劳分配政策在错误思维背离制度设计情况下的社会扭曲反映。
（三）错把使用权和经营权转让理解为所有权转让。按照《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也就是说，公民的合法财产可以依法处分。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实际生活中，普通居民对所有权的理解十分粗浅，有的故意装糊涂，非法将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有偿转让，这种现象最突出的体现在农村。由于受交通影响，许多偏远地区的居民希望能在靠近交通方便的区域居住，这种需求十分巨大。同时，交通方便区域的居民，由于进城务工、从事公职等离开了原居住区域，宅基地和承包经营的土地、山林闲置，一方面有需求，一方面有供给，在错误思维的支配下，私下土地、宅基地交易市场形成，从而造成土地承包经营的混乱。当遇到高速公路、铁路、城市建设、工业等项目建设时，多个主体在利益动机驱使下，错把使用权和经营权转让理解为所有权转让，提出许多非法无理的要求，影响工程进度，给国家经济造成损失，这是明显的所有权思维方式背离制度规范。
二、思维方式与制度背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影响国有或集体财产收益的公平分配。思维方式与制度背离，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第一个要素突出的表现在国有或集体所有的财产收益无法达到公平分配，出现一夜暴富和国家社会保障风险增加。比如：房屋拆迁和土地征用，补给土地使用或经营者的，应该是土地使用或经营的收益，土地本身的价值应该由所有人获得。但实际工作中，使用或经营土地者在错误思维的影响下，无限放大土地的收益和延长承包经营的时间，造成一夜暴富。国家不仅要付出多的成本，而且同一个地域的其他居民不仅无法获得收益，还要承受一夜暴富对当地物价影响的其他支出。更难于控制的是由于一夜暴富，钱来的太容易，有的开始从事黄、赌、毒等违法或影响社会公德的事情，短时间花光补偿所得，造成生活无法为继，国家还要承担失地保障额外的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带来的其他影响。
（二）影响社会就业和人力资源开发。按劳分配是社会稳定的十分重要的制度根基，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成本评价的标准，有利于促进社会财富增长、推进科技创新和提升社会分工合作的水平，也是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衡量标准。如果按劳分配的制度被错误思维裹挟，带来的直接后果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一部分人不愿意就业，指望国家的最低生活保障或家庭的供养；二是对自己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没有正确的评估，对工作挑三拣四，对工资提出超出自己实际能力的要求；三是在工资期望的牵引下，不断的跳槽和寻找新的就业机会，造成就业人员的频繁流动；四是社会一方面大量缺人，另一方面又大量人员失业，造成人力资源市场的倒挂；五是推高人力资源成本，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诸如这些现象的出现，使得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无法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对教育等其他方面产生影响，阻碍社会就业和人力资源开发。
（三）影响国有或集体财产的保值增值。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如果思维方式背离制度设计，又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不利于国有和集体财产的保值增值。自然资源和土地国有，这是国家和集体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经营得当，可以无限累加财富，同时也是最稳定的国家税源基础，可以有效保障国家不断的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比如：城市国有土地，如果保持有偿使用，国家可以稳定城市税源。农村集体土地，如果使用得当，通过发展生产，可以源源不断的带来财富。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实际生活中，一方面我们会看见农村大量田地的抛荒，另一方面又看见许多农产品企业面临土地流转的压力和困境，同时国家还要对抛荒土地付出农业补贴成本，这种政府和企业都含无奈的“冤大头”的现状，不仅使集体土地无法产生效益，实现增值，国家还要蒙受损失，严重阻碍国有或集体财产保值增值。
三、破解思维方式与制度背离影响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调整国家的税收政策。思维方式与制度背离不是说制度本身有问题，而是对制度实际保障的配套政策必须设计科学。制度其实大家都知道，实行过程中为什么会受思维方式的影响，关键是落实制度的体制机制必须科学可行，促使相关人员不会产生与制度相背离的思维方式，即使产生了相关思维方式，也无法取得相关收益。笔者认为，必须改革现有的税收政策，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法理基础的新税收政策。笔者建议，建立“国土资源和国土空间利用税”，此税收在城市可以通过房产、频率、空间使用等多种途径收取，提供稳定可靠的税源，同时也可以破解房产税难收和国有土地使用时间限制难题，也可以促使房地产市场回归正常。农村同样可以征收“国土资源和国土空间利用税”，可以通过有效利用农村集体土地，通过发展产业、频率使用等途径收取。也许有人会说，这样不利于农牧业发展，解决这一困难很容易，国家可以出台促进农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凡是实际投入农林牧鱼等生产的，国家可以免征“国土资源和国土空间利用税”，如果是抛荒地，必须按章纳税，促使集体土地承包经营者考虑税收成本，让土地产生实际效益。如果有税收杠杆调节，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就会趋于正常，土地流转也会容易许多，有利于农村土地集约经营和合理利用，消除国家取消农业税政策让部分土地抛荒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REITs；联信精瑞；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01
一、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概述
根据MBA智库百科的解释，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定义为“有多个受托人作为管理者，并持有可转换的收益股份所组成的非公司组织”。
二、“联信精瑞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型信托计划”的试点推出及其存在的问题
2007年联华信托推出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REITs产品——“联信精瑞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型信托计划”，该产品的特征如下表所示：
表1 联华信托在2007年8月推出的
“联信精瑞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型信托计划”①
结合该产品和我国REITs的现状，得出我国REITs产品存在以下问题：
（1）以私募为主，风险大
我国REITs如果采用私募方式，则无疑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在现有的框架下，我国对公募有详细的法规来进行规范，风险较小。
（2）基金的期限较短。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周期较长，联信精瑞基金的期限只有5年，其结果往往会出现低收益或盲目投资高风险的情况。
（3）流动性风险。我国规定每份信托计划合同数不超过200份②，因此信托投资公司只有通过提高每份合同的资金数额来实现。而我国REITs产品仅限于信托凭证转让，且只能在规定的平台上转让，因此流动性风险较大。
（4）受托机构盲目承诺预期收益率。《信托法》规定：“所有信托产品不得向购买人承诺收益率”。“联信精瑞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型信托计划”规定“优先固定级的预期收益率为每年10%，而普通受益权预期受益则在每年20%以上”，这给受托机构很大的经营压力。
（5）财务风险。我国现有房地产投资信托采用典型的“香港模式”，开发商利用该资金直接进行投资房地产，具有较大的财务风险。
（6）信托投资公司收益与风险不匹配。联信精瑞投资的对象为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者承担的风险较小（大部分有法人担保和资产抵押），而受托人的管理费极少，如联信精瑞的管理费率为1.5%。
（7）准入门槛依然过高。“联信精瑞”基金规定“认购金额，自然人投资人不少于300万元，机构不少于100万元”，只有少数有能力的自然人和机构才能进入。
（8）投资区域性较强。我国REITs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区域，如联信精瑞的投资区域为“长江三角洲城市圈、珠江三角洲城市圈、环渤海城市圈、其他地区省会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这极其不利于中西部房地产行业的融资问题。
三、我国REITs发展方向
（1）运营模式
由于公司型存在基金经理与股东信息不对称、双重纳税（公司所得税和股东分红个人所得税）等问题，因此建议在现有阶段，应以契约型为主。
（2）法规建设
现有的“一法两规”显然不能适应REITs的发展，建立专门的《房地产投资信托法》，对REITs工商登记、税收、会计、信息披露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完善税法，避免重复纳税。
（3）投资方向、融资来源
应主要投向于房地产开发、购置、出租等权益型资产，尽量少的投资于贷款业务。
融资上合理确定权益型资产和债务资产的比例，借鉴一些亚洲国家规定负债不超过总资产的35%。融资方式上，应以公募为主，降低单个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4）信息披露与监管。加强信息披露，对重要信息要在银监会、证监会等机构上公布，受社会公众的监督。银监会、证监会也要加强监管。
（5）基金规模与期限。期限应以10到15年为主，契合房地产投资周期长，回收时间长的特点。规模不宜太大，规模太大对信托的管理人员要求较高，对相关部门的监管也带来一定的难度；规模太小则不利于分散投资组合，降低非系统风险。
REITs在西方已经发展了50余年了，我国REITs才刚刚起步。2007年我国第一个REITs产品的推出折射出我国REITs发展存在的问题，有必要结合国情对REITs的发展做出细致的规划，这样我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才能健康迅速的发展！
注释：
①参见：联华信托产品之联信精瑞基金模式详解.第一财经日报，2008.
②《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集合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资金时，接受委托人的资金信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含200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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