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8 17:19:2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会经济根源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所有人都生存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社会生态系统一般由社会生产群体、社会管理群体、社会败坏群体、生存环境条件四个子系统及要素所组成。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构成社会生态系统的一分子即要素，谁也脱离不开这个系统而独立生存。
（二）人类社会以社会生态系统为根基。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社会经济是整个社会上层建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现在，社会生态研究揭示与阐明，社会经济却又以社会生态为最根本的基础即根基。因为社会实践充分展示并且证明，社会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完全是由人类这个社会生态的主体与其环境客体所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质量和功能效率直接决定的。正因为如此，社会经济的生产、消费等基本环节，都离不开社会生态系统的支撑与制约。社会生态系统是整个人类社会大系统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显然，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社会政治，以及其他的社会存在，等等，倘若没有了社会生态根基的话，它们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不言而喻，社会生态根基论是对社会经济基础论这一唯物史观原理的进一步丰富与深化，同时也是经济基础原理的与时俱进和时代创新。
（三）社会平等以社会生态平等为基础。《社生与协发》一书指出，要实现社会平等，就必须首先确保与实现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态平等；同样，要保障社会成员的人权，也必须首先保障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态权。近年来，党和政府开始大抓全民就业，全民医保，全民养老保险，全国义务教育，由此开始逐步地缩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生态差距，从而也就向促进社会生态平等迈出了积极与可喜的步伐。
（四）必须从社会生态的根基着手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我们一直都是从社会经济出发，来讨论与考察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中的各种社会问题。现在，社会生态学强调，必须从社会生态的根基上着手，来讨论与考察社会经济，然后再从社会生态及其经济，进一步讨论与考察社会政治、法律等所存在与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找准问题的症结与根源，从而事半功倍地解决好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五）社会生态平衡实乃科学发展与和谐构建的基础。《社生与协发》一书阐明，人类社会只有达到与保持了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与优化，才能维持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与良性循环，同时也就避免其恶性运转和恶性循环。此时，社会生态系统不仅结构功能优化，而且效率效益也最佳；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即是诚信友爱，在社会治安上则是安定和谐，在物质生活上便是丰衣足食，等等，由此自然也就促成了科学发展与和谐构建。显然，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和最优化，的确是人类社会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构的基础。
（六）协同发展必将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贯彻落实。《社生与协发》一书成功运用当代系统科学的协同学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社会协同发展的战略理论构想。该书强调并且论证：为了确保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贯彻落实，就必须切实地实施协同发展的战略方针。既要实施社会（人群）子系统、生态（环境）子系统、经济（生产经营）子系统等的系统协同发展；也要实施各类系统空间地域分布的空间协同发展，还要实施各类系统时间区段系列的时间协同发展；等等众多系统方面、各个空域方面和不同时段方面，全面持久地实施协同发展的战略方针，由此必将极大的提高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质量、效率和水平。
关键词：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DPSIR模型；可持续发展
引言
可持续发展是指人类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能源开发中，以确保它满足目前的需要而不破坏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水是生命之源，是生态环境的基本要素，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指在维持水的持续性和生态系统整体性的条件下，支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和满足代内和代际人用水需要的全部过程。
城市是人类高强度活动的地区，城市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相互耦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城市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简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因此，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可持续的，即在保持城市生态环境健康的前提下开发水资源；第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规模；第三，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坚持“节流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3]的发展战略；第四，水资源开发利用要满足世世代代人类用水需求，体现代内与代际间的平等。
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是高度人工化的生态系统，对这类复杂的生态系统，不确定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4]，因此，在构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之前首先应从机理上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过程进行研究，找出影响和制约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的胁迫因子，进而提出合理的管理措施和途径，实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由PSR模型延伸出来的驱动力（Driving forces）-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ct）-响应（Responses）模型（DPSIR模型）正是符合这一思维模式的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
1 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过程的DPSIR模型
DPSIR模型是目前在环境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框架模型，它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五个因子共同描述生态系统的发展过程。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可以用DPSIR模型来描述其发展过程。
1.1 驱动力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驱动力是指造成水资源复合系统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可以分为自然驱动力和社会经济驱动力。自然驱动力是指城市化导致的自然条件的变化，主要包括城市水循环、城市气候及降雨特征、城市水文效应及城市水环境的变化[1]。社会经济驱动力是指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城市水资源的需求，主要包括城市发展的人口目标和经济目标。从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作用的时效性上来说，自然因素导致的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变化是缓慢的，而社会经济因素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影响大、作用突出，是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变化的主导驱动因子。
1.2 压力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压力是指通过驱动力作用后，直接施加在水资源复合系统之上的促使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变化的压力，直接表征驱动力的强度。驱动力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压力一方面表现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对水资源的竞争上，具体表现在城市的工业需水、农业需水、生活需水以及生态需水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表现在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对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废污水的排放。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实际上就是通过对水循环过程的调节，使水分沿着特定的路径循环运动，从而满足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不同部门对水资源的特殊需求，同时使水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并可持续发展。
1.3 状态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状态是水资源复合系统在驱动力和压力共同作用下的现实表现，是驱动力和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描述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物理特征。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状态及其动态变化是研究驱动力和压力的基础，也是分析影响和响应的出发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状态可以用地表水开发利用程度、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可用水资源量、水质状况、水资源重复利用能力、污水处理能力、人口现状、经济发展现状、生态环境现状等来表征。
1.4 影响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是指水资源复合系统在驱动力和压力共同作用下的状态的变化。与状态的相似之处是，二者都是驱动力和压力共同作用的现实表现，不同之处是状态反映的是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状态，而影响反映的是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变化，对影响的分析是决策的基础，是响应的依据。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对水资源的需求和水资源供应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对水资源需求的竞争，导致了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状态不断地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水资源量的变化、水资源质的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等方面。
1.5 响应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响应是指人类对状态和影响的反馈，是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所采取的管理措施。社会经济因素对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压力塑造了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当前状态，系统的状态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规模和结构等，为了实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必须调整自身行为，即社会的响应。
1.6 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机理分析
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的DPSIR模型是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组织信息模型，存在着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的因果关系链，在城市发展的初期，驱动力因子和压力因子的强度在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之内，水资源能满足城市发展的要求，水资源对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孕育、滋养、促进和支持的作用，水资源复合系统处于稳定、有序的状态。随着人类对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不断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施加的压力超过了其承载能力，水资源系统的状态，包括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水资源的水文循环过程等都发生了改变，而水资源的短缺和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后，人类逐渐通过经济和管理策略对这些变化做出响应，一方面调整水资源系统的驱动力和压力，从根源上改善水资源状况，另一方面采取直接措施改善水资源的状况及生态环境状况，从而使水资源复合系统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演进，如此循环，最终实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一个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的S型发展过程。
2 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
基于以上分析，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应该遵循以下过程：首先评价城市水资源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然后分析造成城市水资源现状和变化的原因和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驱动力和压力，找出胁迫因子，分析水资源的现状和变化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据此调整当前的发展策略，提出合理的管理措施和途径，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2.1 城市水利用基本状况及需水预测
DPSIR模型的状态因子在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体现在对城市水利用基本状况的调查及需水量的预测。
城市水利用基本状况主要包含以下四方面的内容：第一，城市供水水源状况。城市水资源包括传统的淡水资源和非传统的水资源。对供水水源构成特征的分析，就是调查构成城市水源的各种水源的量和比例；第二，城市供水状况，包括供水设施能力、供水量、供水水质的调查分析；第三，城市用水状况，城市用水分为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对用水构成特征的分析，就是调查各部分用水的量和比例；第四，城市排水状况，包括城市污染排放量、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收费等方面。
在对城市水利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对城市发展的需水量做出预测，预测方法主要有万元产值需水量定额法、用水增长趋势分析法、人均用水定额法、关键因子相关分析法等，不同的预测方法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和不同的优缺点，因此在实际需水量预测过程中可以结合多种预测方法相互校验。
2.2 城市水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DPSIR模型的影响因子在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体现在对城市水问题的调查研究，驱动力因子和压力因子体现在对城市水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
城市水问题的调查研究是在对城市水利用基本状况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水资源是否短缺、水污染状况、生态环境的健康状况等方面；第二，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具体表现在水资源量对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方面。目前存在的水问题主要表现在水资源供需矛盾、水体的污染、生态环境的恶化。
在对城市水问题调查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其产生的原因，找出制约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胁迫因子，即城市水问题产生的驱动力和压力。目前水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包括污水处理率低、用水浪费、供水漏失量大、工业用水效率低下、工业布局不合理、管理措施不利等。
2.3 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DPSIR模型的响应因子在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体现在为解决城市水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即为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制定可持续发展策略。
通过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水问题的原因的调查分析，从调整驱动力因子和压力因子的强度、改善状态因子和影响因子两方面入手，采取各种措施协调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改善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的质量，进而实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措施主要包括调整水战略方针，遵循“节流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的原则；科学配置、综合利用各种水资源；加强城市水系统规划；加强水市场监督；加强管理，创建节水型城市[3]。
3 结束语
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是城市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相互耦合的复合生态系统，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复杂，DPSIR模型的应用可以简化这一过程。通过全面分析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可以深入理解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作用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为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奠定基础。在用DPSIR模型分析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为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左其亭，等.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理论・方法・应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5：16-132.
[2]冯尚友.水资源持续利用与管理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62-214.
【关键词】广告作品；品味流失；文化功能
Abstract:advertisingistheproductofamarketeconomy,notonlytopromoteeconomicdevelopmentandalsohasthefunctionofculture,onpeople''''sideas,hasasubtleinfluencesocialbehavior.Basedonthecurrentadvulgarization,concreteanalysisoftheperformanceofthelossoftasteadvertising,advertisingin-depthdiggingtherootcausesofthelossoftaste.
Keywords:advertisingworks;thelossoftaste;culturalfunction
广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广告业平均以每年近40%的增长率保持稳步增长，已形成以具备全面综合服务能力的广告公司为主干，以高效畅通的媒介传播网络为支撑，能够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高效益服务的广告促销体系和信息传播体系。到2004年，我国广告经营单位已达到113508户，广告从业人员91.38万人，广告经营额1264.6亿元，占全国GDP的0.93%，人均广告费97.28元。广告不仅在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发挥了并正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而且还具有文化传播、教育引导等社会化功能，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社会经济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广告的文化功能
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它的发展既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促进商品、服务消费，也反作用于社会文化，连接物质与精神、商品与文化。无论是真实合法的广告、还是虚假违法的广告，无论是格调高雅的广告，还是内容粗俗的广告，都会对社会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舆论导向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真实合法、格调高雅的广告，对社会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2000年夏，“韩朝峰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韩朝双方历经半个世纪的对抗，终于走向和平。邦迪公司敏锐地抓住这一时机，围绕这一主题把产品的“愈合创伤”功能巧妙地拓展为一种理念，通过广告表达了一种“再深、再久的创伤也会愈合”的观念，从而不仅很好地宣传了自己的产品，而且在受众中传递了“人类需要和平”的现代道德和公理的信息，表达了社会对和平的期盼和关注，以及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思考，较好维护了社会正义。
内容虚假违法、粗俗下流的广告，则不仅会严重扰乱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甚至生命健康，而且会败坏社会风气，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成长。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流、沟通、甚至碰撞，其中广告所承担的文化传播的功能不断得到加强，由品味低俗所引发的负面影响更不容忽视。
二、广告作品的品味流失
广告虽然是一种商业推销手段，但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载体。成功的广告常常借助文化的力量，采用文学、美学、艺术互动的手法包装产品或服务，通过最大限度地调动消费者的情感因素，来达到销售目的。
现实中，企业与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往往忽视社会效益，致使广告作品的文化品味产生偏差，迎合了一些受众的低俗心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传播不良文化观念：著名西方理论家杰姆逊认为，“如果要使广告形象起作用，就必须在消费者那里存在着欲望，同时，广告形象必须与这个欲望相吻合。但是广告又不能只是对直接的欲望说话。……广告必须作用于更深一层的欲望，甚至是无意识的需要（其中有些和有关）。”这种欲望一旦被泛化，就将不可避免的传播不良文化观念。
关键词：经济犯罪；人性基础；社会基础
引言
犯罪作为一种视为野蛮的现象，恰恰出现在人类步入文明的进程之后，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却没有变得更加吻于社会，它所带给社会的烦扰也没有伴随社会的发展而渐渐减轻。甚至有人无可奈何地称犯罪是文明社会的必然副产品。经济犯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已是长期的和无法回避的事实，并严重地危害着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
一、经济犯罪存在的人性基础
在经济犯罪中，无论是自然人实施的犯罪还是由单位实施的犯罪，经济犯罪自我控制能力最终取决于具有生命意义的自然人主体的自控能力，所以探讨经济犯罪的基础就不能不探讨与之密切联系的自然人犯罪的人性基础。
在人类历史上，对犯罪根源的解释首先足从对人性的关注开始的。因为无论在哪个文化背景之中，犯罪首先是由于人的行为所带来的危害和不安而受到注目的。犯罪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人的恶行，以及这种恶行所表现的人的相对稳定从而看起来加同与生俱来的顽固恶性。所以，人性之善恶在中国与西方的古代思想家那时都被用以解释犯罪的根源。[1]
对于人之所以会犯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在一个人的品行中，具有“较善”和“较恶”两个部分，如果较善的部分能控制较恶的部分而占优势，就要受到赞扬；反之，就要受到责备。如果一个人对其恶性放松控制，其兽性就会活跃起来。这时就必须使用法律的力量，禁止人们不得放望。人性之恶是古代思想名探究犯罪的永恒根源而最早认定的答案之一，是基于对人在群体生活中所表现的行为特性所观察和总结而得出的结论。然而，这一结论本身是抽象的、思辩的。恶是伦理评价的结果，恶的属性是对人的品行做出评价而后天加诸于抽象的人性的，而要证别恶来源于人性本身极其困难。人性善恶论虽然似乎难以取得叫确服人的定沦，却在后世形成了久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儒法思想对人性善恶的判断的深远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犯罪生物学理沦尝试着从生物学的观点加以解释犯罪。龙勃罗梭认为犯罪人就生物学上的观点，均有热点话题其生理上的特征。换言之，犯罪人从其表面上，可以明确地辨认出来，冈而提出“天生犯罪人说”，并促使犯罪学的研究集中在犯罪人的遗传方面，企图证明所有真正昀犯罪人均具有人类学上的及心理学上的特征，从而可以与普通人相区别。犯罪生物学的另一理论乃是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犯罪倾向”。这一立论，在晚近的“犯罪黑数”的研究中获得证明，因为犯罪是分散于社会各个阶层，每个阶层都有其特有的犯罪形态，既没有人类学上的犯罪形态，也没有犯罪阶级存在。因此，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说”，虽然根本无法获得证明，但却为其他学者所接受。龙勃罗梭的弟子菲利师承老师的学说，又有着新的变化：“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人之所以成为罪犯，并不是因为他要犯罪，而是由于他处于一定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之下，罪恶的种子得以在这种条件下发芽、生长。”无论他怎样强调社会和环境的作用，他都不能否认动物性这颗“种子”的决定作用。[2]动物性是人类理性的对立物。理性是指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而独有的理智，它可以包括对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能力，判断推理能力，对非理性冲动的控制能力等等。动物性则指人类非理性特性，即人类与其他动物共有的，源于动物低级本能的一些特性，它可以包括游移的情绪、无名的激情、动物的、兽性、残忍、嗜血等等。人类的动物性，而不是理性，是犯罪的本质，是犯罪在现实中区别与一般不法的根据，是整个刑法体系存在的基础和制定的根基。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刑法”，刑法是出现最早的法律形式，而且是人类初期最为繁荣昌盛的法律形式。人类是脆弱的，人类的理性、道德和智慧经常被动物性粉碎。因为人类的理性与动物性无法断然割裂，人类的理性是在动物性的基础上孕育成长起来的。人类失去了肉体，精神也便无从寄托。所以当动物性基础受到削弱和威胁时，人类的理性会受到更大的削弱和威胁，这时人类的动物性本能便会得到更充分的表现。相反，“仓廪实而知礼节”，当动物性基础得以很好的巩固，理性的枝叶也更茂盛，人类低级的动物性也便得以被遮掩。因此现实社会中的诸多因素，如物质匮乏、经济萧条、天灾战乱都可以使人群理性减弱，动物性增强。人类理性的这种波浪起伏，又都在刑法上有着极精确地反映。“重典治乱世”、“盛世用宽刑”都极好地证明着刑法的存在对动物性的依赖和对理性的排斥。
二、经济犯罪存在的社会基础
犯罪虽然是一种个人的行为，或是变态（非常态）行为，可是它却与社会的结构与社会功能的运作方式，有极密切的关系。因此，犯罪的质与量也就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而有所变动。我们观察整部热点话题犯罪的历史，即可发现，每一种社会结构，都会衍生与该社会结构有关的犯罪形态，每当社会结构有所变动时，假如不是产生一些新兴形态的犯罪，就是促使一些传统形态的犯罪发生质变的现象。[3]
犯罪源于社会矛盾是基本的犯罪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产生犯罪的根本原因。生产力和经济模式变化，是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和首要标志，同时也会引起危害行为的种类、数量上的变化，而且行为的法律评价也取决于社会发展水平，它是确立行为犯罪化、非犯罪化的最终依据。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正确地解释犯罪现象的时代性，即犯罪现象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步伐而发生的变化。目前，多种经济形式、多种分配方式在积极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及经济、社会进步的同时，还必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产生许多矛盾以及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相悖的消极因素。这些矛盾和消极因素势必对个人犯罪意识、犯罪动机的形成和犯罪行为的发生产生作用和影响，是我国存在犯罪问题的基本社会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矛盾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没有犯罪的社会也是不存在的。
工业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存在太多足以诱发经济犯罪的因素，而且经济活动中又处处存在着从事经济违反行为的可能性。工商企业社会是个“唯利是图”的社会，追求高利润不但几乎是所有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而且也是人生的主要目的。国外法学虽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区别、但在表述法人犯罪概念时，几乎都把法人犯罪的根源归结为谋取利益而实施的犯罪行为。这种生产经营目的遂成为各竞争主体突破竞争的“公平”和法规界限的强大内趋力。经济活动的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确定也小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限制太严，可能在遏制经济犯罪的同叫也挫伤了参与市场竞争者主动从事经济活动的创造性、积极性；而放得太宽，则可能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助长了违法犯罪活动的滋生，从面最终危害国计民生，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利弊交织的“两难局面”是经济犯罪所独有的基本特点，传统的财产犯罪（偷、抢、骗）并不具有。由此也就要求立法者在圈界经济犯罪时必须要有新的、对策性的反应。后果制约行为，是行为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由于经济犯罪同经济活动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使得宏观上对经济犯罪采取对策时必须协调以下两种利益既要维护经济秩序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又要保持白领阶层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西方刑法对经济犯罪处理上比较慎重，原因大概源于此。
市场经济要求商品的所有者即市场主体具有平等性、独立性、自由性，而不再是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或某些个体的依附者。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由平等自愿订立的契约所规定。正如梅因所说，这是一个“由身份到契约”的变革；而且商品经济的出现，互利、等价等契约观念的发达带来了利益观念的巨大变化，市场鼓励市场主体追求个体物质利益，并受到国家在法律上的承认和尊重。社会从一元的国家、集体利益的状态而走向利益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状态就成为必然。毋庸置疑，这是社会的进步，但与此同时，在物质财富并非绝对丰富的条件下，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国家利益、整体利益的碰撞和冲突。在现实中就出现了市场主体利用市场赋予的、法律认可的自主性、自由性在市场运行中获取不法经济利益，并同时也给社会中的其他个体带来某种利益。但是由于社会利益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价值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市场主体与作为具体利益受益者的社会大众群体不再始终如一地视国家法律评价标准为确认个体伦理评价标准的指南，追求个体利益一跃而成其首要目标，法律之恶与道德之恶之间出现了裂痕。当个体面对具体的、现实的利益时，他就可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冲破法律之网。所以，“人们经常自觉地同时扮演着立法的拥护者和执法的违犯者的角色。”利益的冲突、价值标准的相异性，正是法律之恶和道德之恶相互错位的深刻根源。
从产生经济不法行为的社会物质根源上考察，我们或许得出以下的结论：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形态下，危害市场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不法行为是无法完全消除的，它与当代商品经济形影相随，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免的代价，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通过种种制度与非制度的控制手段将其约束在一定范围之内，减少其危害厉果，使这一代价尽可能降低。刑法仅仅是控制手段之一，而不是手段的全部。
三、结语
中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与此相适应，不但经济犯罪形势严峻，并且经济犯罪的态势也具有明显的与社会经济结构紧密相连的特点，其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与市场经济消极因素相关的经济犯罪的数量呈增长趋势，而且体制的空档也促发了一些经济犯罪；二是与市场经济尚未发育成熟相关，职务犯罪主要是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贪污受贿等腐败性犯罪呈增长趋势。计划经济是集权经济，而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到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权力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仍发挥着作用，这就为以权易钱、钱权交换的“权力寻租”现象提供了现实条件，造成少数掌权者见钱忘义、违法犯罪。由于经济犯罪本身的独特性及转型期的社会现实，我们必须理性地调整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针对经济犯罪与市场经济的天然共生性，针对经济犯罪主体的贪利心理的特点，要认识到刑罚威慑力的有限性，要在严密法网的基础上，要将现行刑法“自由刑与财产刑并罚”的重心偏向财产刑的合理运用，适度把握自由刑，以加大财产刑和资格刑的适用，并加大综合治理力度，以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参考文献：
[1]（法）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 95.
[2]许发民，于志刚：论犯罪的价值及其刑事政策意义[J]，中国人民人学学报1 999.
理论根源
政府信用理论虽然没有被系统、完整地提出过，但是其它理论学派却给这一理论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委托—理论被广大学者认为是政府信任的理论基础之一，而委托—情况下的信息不对称也恰恰是政府信用危机的理论根源。公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是委托人，政府是公众委托的人，政府根据公众的授权采取行动完成委托的公共事务。而委托人要有效地控制人的行为，就需要了解人本身以及客观环境的完全信息，了解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限制人的机会主义。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信息的天然垄断性，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专业，这些都会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公众对政府监督约束困难。在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委托人和人的关系可能完全颠倒过来，人由于掌握着公共权力而成为管理者。这样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出现反客为主漠视委托人意愿的现象，使公众的意愿和利益得不到回应，公众也就无法再信任政府。
体制根源
一是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尽管政府行为的失信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政府未能正确有效地履行其管理和服务职能，不能满意的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受封建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某些管理者超越公众给予的委托权力。部门之间、地方之间相互推诿责任或者相互争夺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是约束、监督制度不完善。在实际生活中，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机制缺乏应有的力度，监督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行政监督中监督主体过多、监督无力和监督职能不明确以及缺乏独立性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导致权力机关监督几乎流于形式。
三是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至今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责任追究赔偿制度。政府决策危害了公共利益时，应对主要的政府责任人给予一定的惩罚，让失信的行为和失信的责任、后果相对应。长期以来我国行政人员的权责主体很难划分明确，即使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但是由于缺乏严格的行政程序规则，当面对行政责任问题时，无力追究或者是不去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四是行政考核机制不健全。目前，对于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机制不健全，过于看重政绩和经济效益，忽略了把社会公众的满意度也作为一个考核标准。
能力根源
（一）财政能力有限
政府的存在和运作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如果财政能力弱小就会限制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而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使得政府的政策执行缺乏物质保障，政策执行不力。财力的缺乏也会导致社会公共事业的服务滞后，像教育、卫生、医疗、水电、交通等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
（二）行政运作的能力低效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改革，各级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几经调整、精简，但至今仍存在机构臃肿、行政低效的局面。在同样的财政能力条件下，一个运作能力强、可以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机构，毫无疑问会比一个低效能的行政管理机构更能满足社会发展和公众的需求，令公众满意和信任。
（三）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较弱
在制度经济学中，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最主要的内容。价值观念、社会道德、风俗习性等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正确的理念引导正确的行为，而错误的理念也常常导致错误的行政行为。政府危机表面上看是行政行为失范，但是从深层次上看是由于价值思想观念引起的。对于政府来说，通过意识形态来调整和改变公众的价值偏好，使其意识形态能为公众接受，政府就会有很强的威信，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任。相反如果政府的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很弱，就很难使得政府的意识为大众接受。
（四）制度能力的短缺
提供制度规则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功能和职责，政府根据社会需要设计和组织实施新的制度安排，来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也根据制度来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设置合法的空间，来构建、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制度同样也是“经济人”行为选择的一个约束。制度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信任生成机制，由于一些政府无法维护制度的权威性，无法有效的执行制度，才会直接动摇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任。利益根源
一是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人”有自己的利益。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同样具有个人私利的政府官员，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脱于现实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之外。在可能的条件下，他们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更加注重追求自身利益，而这些行为目标并不是总能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吻合。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来自于同政府行政官员打交道的感知和评判。当公众感受不到公正时，也就会动摇和瓦解他们对政府的信任。
二是政府机构也有自己的利益。实际上，政府机构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主体，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这些利益确实的存在着。随着政府机构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自不断提高，其自利性的行为取向也越来越趋于强化，甚至会被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所左右。
三是地方政府机构利益。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地方为了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人为割裂市场、限制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当地方政府为了利益争夺运用种种技巧和策略博弈时，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用也就逐渐丧失了。
行为根源
（一）政府对市场的过度介入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引导市场的宏观走向、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公平竞争、创造良好市场环境，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处于主导作用。但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传统行政思维定势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些行政官员角色错位介入本不应该介入的微观经济活动领域。政府角色错位不但不会发挥维护社会公正秩序和社会信用体系的作用，而且只会成为信用体系的破坏者。
（二）政府行为不符合实际民意需要
有些地方领导在决策方面背离集体决策的原则，不走群众路线，不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功绩来制定某些脱离实际的政策，不但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效益，导致公众对政府的政策不予以合作，对政府也更加的不信任。
（三）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和政策的不稳定性
树立良好的公信力要求地方政府在制订出台政策时必须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政策出台后也必须持之以恒的加以贯彻执行。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选拔任用及考核评估机制的存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诱导、驱使地方政府官员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绩效的激励机制。这意味着政府的政策不再是稳定和连续的，使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了企业或个人讲信用的积极性，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信用。
（四）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制化程度低
国家法律是保障国家正常秩序的关键，政府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保障基础上的。西方发达国家用了约150年的时间建立了相当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使得在市场经济下信用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规范，而更是一种法律要求。我国对政府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有关行政法律、规章较为抽象，规范性和操作性差，导致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等滥用权力的行为。
（五）政府行为缺乏公开性
我国政府信息偏重保密，公开程度较低，许多涉及公众利益的规范文件不向利益关系人和公众公开，公众也没有任何获取信息的手段和途径。政府信息不公开，公众对政府缺乏一种信任的基础，即使政府政策努力追求合理，也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关键词 Web数据挖掘 数学思维方法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TP284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经济发展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数学方法是指人们在数学研究、数学学习、问题解决等数学活动中的步骤、程序和格式.数学方法寓于数学知识之中， 应把数学方法的培养与数学知识融为一体。Web数据挖掘是指从大量的Web文档集合中发现蕴涵的、未知的、有潜在应用价值的、非平凡的模式。它所处理的对象包括静态网页、Web数据库、Web结构、用户使用记录等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挖掘，可以得到仅通过文字检索所不能得到的信息。
1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经济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由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需要花费昂贵的代价收集、存储和处理海量的数据。数据挖掘技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数据挖掘的定义就是：在数据库中发现有用的、潜在的、最终可理解的模式的非平凡过程。它是一门内容广泛的交叉学科，涉及机器学习、数学规划、数理统计、神经网络、数据库、模式识别、粗糙集、模糊数学等相关技术。数学规划是运筹学一个重要分支，在机器学习、网络问题、博弈理论与经济学、工程机械学等领域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应用，是国际上最活跃的运筹学研究领域之一。数学思维和数据挖掘技术的结合已使大规模和高复杂性的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1.2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多年以来一直在搞经济发展，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预期的效果和现实情况总有一定差距，着力解决此类问题，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政策体制、教育、观念等多方面因素。
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改善其状况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战略的要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此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政治稳定、边疆巩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1.3经济发展的趋势
将 Web数据挖掘与数学思维应用到社会经济发展中必然起到积极的作用。数据挖掘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技术，通过数据挖掘，人们可以将知识发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数据处理中，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持。目前数据挖掘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领域，涉及到多方面的技术，特别是和计算智能方法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将数据挖掘存储和处理海量信息和数据技术与数学思维尤其是数理统计的方法相结合，为社会经济发展决策提供事实依据和理论基础，此项研究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利用Web数据挖掘技术及数学思维方法改善社会经济的对策建议
2.1利用国家政策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的深刻变化之中，面临经济主体需求疲弱、转型任务任重而道远、潜在风险加速暴露等多重挑战，尤其是进入四季度以来，经济金融双双“趋冷”，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经济增长与自然、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相协调的必然要求。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以及欧债危机的持续蔓延，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2.2改善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
利用Web数据挖掘技术“去粗取精”，将有用的信息进行技术处理，利用数学思维将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精心系统梳理，找到问题的根源。应用相对独立的案例进行实验性分析、解决，通过具体的模型对影响社会经济要素进行分析，将经济条件、财政支付水平、集体补贴能力、政府宣传力度、与其他制度配套衔接程度集相关制度的稳定程度作为主要要素进行阐述，以进一步明确目前现状。利用数学思维和数据挖掘技术的结合测定并分析社会经济状况。如果从多角度入手，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有针对性地研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为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提供可行性建议。
2.3改善经济发展的应用价值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数十年来，它在社会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早已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数据挖掘不是为了替代传统的统计分析技术。相反，他是数学中统计分析方法学的延伸和扩展。大多数的统计分析技术都基于完善的数学理论和高超的技巧，预测的准确度还是令人满意的。而随着计算机计算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有可能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只通过相对简单和固定的方法完成同样的功能。要想取得进一步的成绩还需要我们将数据挖掘技术和数学思维方法进行结合，从而使其能够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影响作用。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度保定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指导计划（第一批）“Web数据挖掘技术及数学思维方法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编号：16ZR023）结题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惠中，彭安群.数据挖掘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工矿自动化，2011（1）.
[2] 曼丽春，朱宏.Web数据挖掘研究与探讨[J].现代电子技术，2005（4）.
渤海海洋环境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长期以来渤海“碧海工程”整治专项等工作都集中在渤海内部环境科学治理上，未能对引起海洋环境污染的源头进行规划治理，难以达到治本的目标。本文将治理渤海海洋环境的视角从海域转移至陆域，认为研究沿海社会经济活动对渤海海洋环境的影响是破解“渤海难题”的关键。环渤海地区已经凸显出其经济迅猛发展的趋势，未来一段时间该地区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开发力度和强度都会随之加大。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规划都紧紧围绕渤海沿岸而制定，新一轮的发展起点将渤海区域再次推入快速发展的队列，形成了环渤海的开发建设格局。渤海海域在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港口航运、发展空间的同时，其海洋环境在这种高开发强度背景下必将承受更大的压力。未来的经济开发活动会对渤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规划要在环渤海地区布局哪些产业?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农业结构的改变对渤海环境造成多大的压力?工业结构的调整是否有利于渤海环境的改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渤海环境是否有影响?调整产业发展方式能否成为解决渤海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对环渤海地区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趋势有个宏观的把握。
一、30多年来渤海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主要原因
过去的30年环渤海经济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经济总量增长了76倍，以中国4.39%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中国21%的经济总量，工业经济密度为全国平均的4倍，其工业发展对中国经济整体增长的贡献更是不可替代，形成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城市人口在过去30年增加了4600万，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城市建设在近20年里，扩张了一倍多，即在20年里又建成了一个1986年的环渤海城市群，其扩张速度让人震惊。
伴随着环渤海地区社会经济活动强度不断加大，渤海海洋环境在过去30年的时间尺度内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渤海海水质量几乎全是一类水质，二类水质比例很小，而2000年左右，以三大海湾为主，海水水质出现了三类水质，其中以二类水质为一般状态，一类水质比例急剧减小，时至今日，渤海三大湾的水质主要以四类和劣四类水质为主，一类水质海域几乎没有，而且每年的变化趋势均是较清洁水域面积减少，污染水域面积逐年增加。
渤海环境质量问题已成为很多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关注的环境问题，甚至有些专家学者提出，如按此状态发展下去渤海将成为“死海”。根据海洋局监测资料统计，海上活动及临岸活动的污染贡献约20%，而陆域社会经济活动对海洋环境影响的贡献占80%，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是陆源污染的三大来源。陆域经济活动产生的废水通过排污口、地表径流、河流排入海中，而通过河流入海的污染物量又占入海污染物总量的80%以上，其中携带大量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石油类、重金属等污染物。
因此，渤海环境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究其原因自然因素应该排除在外，渤海周边人类的开发活动应该是其最主要原因。目前环渤海地区的开发力度相比过去的30年更是有增无减，该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产生大量的废水，污染物经由40余条河流注入渤海，渤海容纳了该区域几十年来的生产废水，其环境压力巨大，时至今日渤海仍承受着巨大的环境负担。
二、社会经济活动影响渤海海洋环境的压力分析
(一)农业污染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因素
与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农业相比，农业生产在发展规模、产业构成、现代化生产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地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的生产规模迅速增长。30多年来，环渤海地区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0多倍，其中种植业产值增长25倍，畜牧业产值增长110倍，渔业产值增长160倍。粮食产量由4000万吨增加到6800万吨，增长了70%，水果产量由291万吨增加到3513万吨，增长了10倍多。
2.农业的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传统农业中种植业占绝对优势，比例达80%以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肉、蛋、奶等畜产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现代农业中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3%增加到2011年的34.6%，畜牧业与种植业共同成为农业发展中的支柱产业。环渤海地区畜牧业具有排污量大而处理率低的特点，从污染排放量上畜牧业排污量远大于种植业，快速发展的畜牧业已成为渤海地区水体污染的重要源头。
3.农业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规模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除农业科学技术的贡献之外，这些成绩大多仍是依靠了大量的物质和能量的投入而取得的。大量的农药化肥用于经济作物的生产，农业化肥施用量增长了4倍，农药增长了3倍(相比1990年)，化肥施用量和农药施用量超出安全施用量上限2倍多。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物质和能量投入水平上对于渤海环境而言并不能构成多大的影响，这种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也快速加重了农业生产这个面源污染源的强度。可见，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农业总体规模的增长、农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是推动环渤海地区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加剧的最主要原因。
(二)工业结构调整趋势不利于环境改善
环渤海区域经济目前正处于工业化阶段中后期，主导产业仍然集中在工业部门，且工业结构整体呈现重型化特征，钢铁工业、石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从环渤海地区主要重化工业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上来看(见表1)，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产业发展势头迅猛，重化工业在各省市工业结构中的支柱地位将不断加强，同时重化工业布局呈现向渤海沿海集中趋势，包括山东半岛的城市群，河北唐山的曹妃甸、黄骅港，天津的滨海新区，辽宁沿海城市群等。
由于钢铁、石化工业等重化工业属于资源依赖型产业，也是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环渤海地区工业结构重型化趋势势必会加大对资源的消耗，还会带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主要重化工业行业呈现向渤海沿岸集中的趋势，当众多重化工业企业在小范围内集中时，其污染物排放强度增大，这对渤海环境肯定会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因此，未来的重化工业发展对渤海环境的影响还将持续，生产废水如果处理不当则对渤海环境的破坏将加剧。
(三)城镇化加剧环境压力
由于城镇居民生活废水经管道排放，容易排入河道，入河系数高，污水处理规模和程度较低，导致城镇居民生活产生的废水入河量较大。随着城镇化率的大幅提高，城市规模将不断扩大，城市地表径流污染量也逐渐增加，城镇化将成为加剧渤海环境压力的重要因素。“十二五”期间，环渤海地区城市化进程将进入到了快速增长阶段，三省两市提出的城市化目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达到了90%(见表2)。以沈阳为核心的“五带十群”发展规划指出至2015年城镇化率要达到80%以上，这些因素将使辽宁城镇化在“十二五”进入加速发展期。
山东省“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发展目标为，城镇化水平达到55%以上，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从农村转移出120万人口。河北省提出要进入全国城市化发展先进行列，未来的发展要把城市群作为主攻方向，构筑环首都城市群、冀中南城市群和沿海城市带“两群一带”城镇化空间新格局，大力推进城镇建设水平。随着环渤海地区周边城市群不断扩大，渤海周边城市人口的增长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是发展趋势，居民生活废水排放将加剧对渤海环境的压力。
三、缓解渤海海洋环境压力的解决对策
(一)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
农业污染物排放量与农业经济发展规模直接相关，而农业经济规模的发展壮大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是农业污染治理的根本出路。以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选择集约型、生态型、精细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是降低农业污染的根本途径。畜牧业生产方面，逐步取消“一家一户”的养殖经营方式，通过建立畜禽养殖小区，将各养殖专业户在空间上集中起来，使畜禽养殖污染的面源特性转变为点源，实施污染物的统一收集、统一处理和循环利用。种植业生产方面，应完善和发挥有机肥与低毒农药使用的补偿机制政策，引导种植业生产向低成本、高利用率、低污染的模式发展。
(二)调整工业发展方式
根据相关规划环渤海地区未来的重工产业将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因此，调整工业发展方式，发展循环经济，走集约化生产、清洁化生产、低消耗高产出的发展之路将是降低工业污染的重要出路。一方面，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目前不仅在环渤海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都处于一个供过于求的状态，同时由于该产业高耗能、高污染的特性，因此，该产业生产规模需要得到有效控制，并通过技术更新和企业重组等途径对冶金产业进行有效整合，提高产品生产质量的同时有效控制工业污染。另一方面，石化工业属于资源消耗型产业，环渤海地区依托资源禀赋在石油开采、储存以及粗加工方面有着竞争优势，但石化产业链下游工业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不足，是典型的粗放型生产模式，因此应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企业整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技术水平，积极推进产品向高端化、精品化、专业化发展。
(三)提高污水处理规模与水平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居民生活污染物产生量将不断增加。加大城市废水治理投资，提高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提高污染物消减率，避免污水直接排入雨水管道以及河流、湖泊、水库等环境水体是治理城镇生活污染的最根本途径。
摘 要：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必须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新定义区域教育的发展方向、结构和体系。区域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教育 社会经济 协调发展
一、引言
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问题，但是已经隐含或涵盖了这一点，这是区域内部第二层次的协调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这一层次的协调中，教育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不仅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区域社会发展，还影响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教育影响观念的形成和转变，影响人力资源的形成，从而影响区域的制度变迁。实践证明，教育发达和适应的地方，相应地是社会和经济较发达；相反，社会经济欠发展的区域，凸显教育的落后与不协调，并严重制约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不协调的问题，已经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但并没有引起区域的足够认识。目前，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必须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新定义区域教育的发展方向、结构和体系。区域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欠发展区域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表现
这里的“欠发展”是发展不够或发展滞后的意思，不同于“欠发达”，欠发达是不够发达，但含有发达的成分，而“欠发展”是一个更普遍而沉重的现实。这里的“区域”更多是指县域或县域毗邻区，因此，“欠发展区域”的定义是指发展不够或发展滞后的县域或县域毗邻区，即一个以上的欠发展县或欠发展地区，是以发展地区作为参照物。“欠发展”区域教育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
1.区域教育的方向性偏离
在欠发展区域，基础教育是教育的主体。由于基础教育的特征是应试教育，忽视职业技能培养，严格与高考对接，为高等教育输送人才，也几乎是在为城市培养人才，城市有更强的吸引力，回流的比例较低，教育对区域社会经济的贡献率很低。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的教育与人才结构，欠发展地区人才严重流失，而人才流失制约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的落后与经济发展的滞后形成了贫困的恶性循环。
2.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的严重缺失
目前区域教育体系基本以基础教育为主，区域发展所需的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很慢，而且很不规范。职教的目标也是为了劳务输出，为地区培养技能型劳动者；农民科普与素质教育几乎被荒废；区域党政决策者及各层次干部的管理与决策教育没有列入区域教育体系，而他们担负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决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继续教育的程度与有效性；企业家队伍和企业家精神是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企业家的培养与教育完全被忽视，依赖土生土长。应按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以区域发展为目标，建立完整的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特别重视决策者教育、企业家教育、职业教育和农民科普教育。
3.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二元教育投资结构
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的教育投资结构。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利于农村和农民。为什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其根源就在于现有的义务教育经费分配格局严重不利于农民和农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现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既然是实行义务教育，就应该是城乡一体的，都应该由国家来承担，或主要由省级财政来承担，不能往下压。国家每年的卫生经费支出是几千个亿，但是85%给城市，只有15%给农村。这种文教卫生的二元投资结构，严重地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区域的财力只能勉强支撑基础教育的发展，根本无力发展区域所需的教育，无法完善区域教育体系。
三、欠发展区域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的措施
1.调整教育方向
从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教育的功能与作用，把握区域教育发展的方向，教育的结构、质量和数量必须满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区域的发展为依归和出发点。
2.完善教育的结构与体系
按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组织的要求，逐步完善区域教育的结构和体系，以基础教育为重点发展，完善各层次教育，尤其是决策者教育和企业家培养。在为城市和发展地区培养人才的同时，立足区域，培养人才。
3.改变二元教育投资结构
在改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同时，按“多予少取放活”要求加大对区域教育的投资，有效改变二元的教育投资结构。
4.建立区域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人力资源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区域党政应建立这一共识，从区域长远发展出发，建立区域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在经济改善的同时，改善人才就业环境，逐步留住本地人才和吸引城市人才、企业家和投资者。
5.改革区域教育体制
把教育看作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工作，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重视；致力于改善区域教育体制，提高教育的效率、质量与活力。促进教育的多元化、市场化，充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激化教育的活力。
6.引入社会资本，扩大教育的投入
完全靠中央政府来办好区域教育是不现实的，只能在充分挖掘现有投入渠道潜力的同时，使教育投入结构多元化。其中，重要的是要引入社会资本，而要完成社会资本与区域教育的多元化，就必须改革办学体制和产权制度，促进办学模式的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