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8 17:19:4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会经济调查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连续性调查；社会经济研究；应用
中图分类号：C82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264-01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不少调查对象都在发生变化，统计调查部门需要采取连续性统计调查，并将调查结果进行定期性的公布，以此来形成时序统计数据。但在我国社会经济研究领域的实际应用中，连续性统计调查的效果不甚理想，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调查、估计方法比较落后，导致连续性统计调查结果无法准确反映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因此，研究连续性统计调查在社会经济研究领域的应用，对统计调查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连续性统计调查概述
在统计调查过程中，绝大多数调查总体随着时间延续而不断发生变化，或者是总体单位特征不断变化，例如居民月收入；或者是总体结构不断变化，例如人口的结构。为了及时掌握调查总体的情况，需要采用连续性统计调查，对总体进行估计。
连续性统计调查估计的目标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针对某一时点、时期，估计调查总体的特征，例如估计每月人均GDP；第二，针对某一时期，估计调查总体特征的整体平均水平，例如估计每月平均发病率；第三，针对总体特征，估计其变化情况，例如估计某一措施实施前后的变化情况；第四，针对某一事件，估计其变化情况，例如估计某地区上周流行感冒的发生率；第五，估计稀有总体特征，例如从连续统计调查的大样本中估计某罕见疾病的特征。
连续性统计调查的关键在于如何连续抽出调查总体的样本才能够全面、准确反映调查总体的情况，以及如何对调查总体进行准确的估计。根据调查目的与对象的不同，可以将连续性统计调查分为重复、固定、轮换和分裂样本调查，其中重复样本调查指的是每次独立抽取样本，能够很好地反映总体的变化特征，适合于上述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目标量的估计，但无法有效区分总体结构与单位特征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并且增加了调查的工作量和调查费用；固定样本调查指的是连续性统计调查一个样本，也叫做纵向调查，固定样本调查的调查间隔差异很大，可能是一周，也可能是半年甚至几年，调查期限通常持续许多年，尤其适合于上述第三目标量，并且减少了调查的工作量和调查费用，然而其增加了调查单元的负担，容易引起精度损失，同时也无法反映总体结构的变化，目前在实际调查中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来降低调查单元的负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轮换样本调查指的是持续轮换样本单元，每个样本单位仅持续几轮调查，例如加拿大的劳动力调查便采用这种调查方法，每个样本单元持续6个月，共有6个轮换样本，轮换样本调查兼具前两种连续性统计调查方法的优点，并克服了前两者的缺点，几乎适用于上述所有目标量的估计，尤其适用于第一、第二、第三目标量的估计，不仅大大地降低了调查单元的负担，控制了无回答现象，而且更好地反映出调查总体的发展状况，还减少了调查工作量，节省了经费，只要样本轮换与估计方法科学、得当，便能够有效保证估计精度；分裂样本调查指的是结合使用固定和轮换样本调查，或是结合使用固定和重复样本调查，因此分裂样本调查有一部分不发生变化，即固定样本，另一部分发生变化，即重复或轮换样本，这种方法结合了上述三种方法的优点，并有效克服了三者的缺点，适用于所有目标量的估计，然而分裂样本包含固定样本与重复或轮换样本，估计方法十分复杂，难以进行精确的估计，在实际调查中应用较少。
在实际调查中，需要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调查方法。如果调查总体变化缓慢，可以使用固定样本调查；如果调查总体变化很快，需要使用重复样本调查，也可以使用轮换样本调查，这两种方法的确定还需要结合调查部门的自身情况；如果是社会民意调查，分裂样本调查应用的也较多，而在其他领域该方法应用的较少，其实际应用范围较窄。
二、连续性统计调查在社会经济研究领域的应用
虽然我国早已经在社会经济研究领域采用样本轮换等方法来开展连续性统计调查，然而还存在样本轮换不合理、调查数据开发利用不足等问题，不仅造成了大量重复性的浪费，还使得调查结果缺乏准确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我国在连续性统计调查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比较滞后，相当多的科学理论和可行方法都得不到有效的应用，制约了连续性统计调查作用的发挥。因此，针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如何建立一个科学、可行的连续性抽样调查体系是我国统计调查领域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该体系的建立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结合我国国情，需要改革调查组织体系，改革抽样调查机构与项目。改革机构能够明确相关机构、人员的任务、经费来源、权利、数据评估办法、数据分析机制等内容，使统计调查工作法制化、规范化，为连续性统计调查提供组织保障；改革项目能够合理调整调查项目，明确调查机构、人员在调查项目上的分工职责，使其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二，结合我国国情，需要改革调查方法体系，建立动态更新的抽样框，选择适宜的样本抽取与轮换方法、数据搜集与处理方法、抽样估计方法等等。
只有结合组织体系改革与方法体系改革，才能使连续性统计调查得到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结合，实现适应我国国情的转变，使连续性统计调查为我国的社会经济研究做出更好的服务。
三、总结
连续性统计调查是我国社会经济研究的重要手段，将其应用于社会经济研究领域还需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抽样调查体系，才能使我国统计调查工作快速与国际接轨，推进统计调查工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光慧,刘建平.基于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连续性抽样调查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8(03).
一、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紧扣目标促增长。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6.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的预定目标。上半年农业种植业实现产值55940.24万元，渔业产值1759.5万元，合计实现农业产值57699.74万元。仅优质青早蚕豆（大粒蚕豆）2万亩种植，销售量达2万吨，已实现销售产值1.2亿元。（二）突出转型升级，全力加快产业发展。一是抓招商合作。抓住“滇沪合作”契机，依托上海市江桥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开辟绿色通道不断拓展牟定蔬果在上海销售市场。通过与市场信息互动调整种植优质适销蔬果，进一步培树绿色品牌，重点服务好2万亩青早蚕豆种植基地和云南红梨、冬桃、花椒产业的推介工作。二是突出特色种植，发挥示范引领。采取土地规模集中流转，集中资源、项目连片开发持续打造“南大门”（牟定县高原特色农业科技示范园）和“北大门”（戌街乡冬早果蔬示范园），不断壮大示范园区规模及辐射面，发挥积极示范带动作用。通过3-5年的发展，共和镇现代农业示范园面积将达到5000亩（目前园区已流转土地1550亩，入驻1户企业和2个专业合作社，已完成投资9000万元，建成标准化大棚300亩，种植特色蔬菜500亩，种植葡萄550亩）；戌街果蔬示范园面积将达到60000亩（目前园区已流转土地8000亩，入驻7户企业和25个专业合作社，种植特色蔬菜4000亩，种植猕猴桃1000亩，种植早桃3000亩）。积极做好企业发展协调服务工作，加强与上级部门沟通对接，申报农业基金项目，解决企业生产发展中融资困难问题。三是充分发挥专家基层工作站作用。推进与省农科院基层专家工作站的深度合作，促进成果转化，带动油菜产业，特别是优质油菜繁制种和优质水稻繁制种产业发展。四是发挥规划引领示范作用。进一步完善《牟定县环化佛山观光休闲农业示范区规划建议》、《昆大高速公路牟定过境段观光休闲农业示范区规划建议》文本，按照规划要求，培树牟定县观光休闲农业示范带。重点围绕云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太极食品有限公司、耘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蔬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原料需求，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支持共和镇、凤屯镇围绕化佛山沿线建设一批集观光、采摘、休闲为一体的农林生态观光旅游示范带，打造冬春赏花、夏秋品果的化佛山观光休闲特色农业。五是做好主体培育工程。抓好3户州级重点龙头企业、200户种养殖大户、50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组织申报、认证工作。六是做好品牌创建。抓好新增“三品一标”国家农产品质量认证3个，新增云南名牌农产品认定1个。（三）补齐发展短板，围绕主线培产业。按照“稳粮、优经、扩饲”的要求，稳定优质水稻种植面积，积极发展优质杂粮，扩大蔬菜等高效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发展万亩特色蔬菜、万亩红梨、万亩冬（早）桃、万亩花椒、万亩大粒蚕豆等特色优势产业。积极试种推广粮经饲兼顾的青贮玉米。目前已完成种植大春粮食作物16.5万亩，经济作物4.4万亩，占计划的100%。其中粮食作物：水稻9万亩、玉米6万亩、杂粮1.5万亩；经济作物：蔬菜3.15万亩、魔芋0.1万亩、其它经济作物1.15万亩。一是小春粮经作物喜获丰收：2017年小春粮油生产实现丰产增收，14.4万亩小春粮食作物预计可实现产量2.68万吨，较上年增长5.5%。。实施油菜高产创建3片，做到3个“统一”（统一品种、统一播期、统一管理），5.5万亩油料作物预计实现油料产量0.94万吨，产值4800万元，带动贫困户增收1800万元。二是大春生产工作扎实有效：为实现全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36万亩以上，确保粮食总产量在10万吨以上的目标。按照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创建要求，落实好150万元省、州粮食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在共和镇、江坡镇、戌街乡实施水稻高产创建示范样板4片，发展优质粳稻40000亩；在共和镇余丁、柳丰等11个贫困行政村实施玉米高产创建示范样板1100亩。三是产业培植工作：与州农科所合作，在戌街乡推广兰花子种植1万亩及开展新品种区域试验，经测产，示范区兰花子平均亩产66公斤，实现了提质增效的目标。按照繁制种技术规程做好油菜繁制种技术服务工作，全县繁制种面积1698.1亩。其中，繁种面积1436.9亩,制种面积261.2亩，通过上级专家鉴定，可实现预期增收目标。2017年引入北京亿展公司在戌街老纳村委会、伏龙基村委会新村以楚粳39号为主的优质水稻示范基地700亩。引进元谋客商在碗厂和水桥村委会种植沃柑500亩。围绕县委、政府“两路一山一湖”沿线发展旅游休闲观光农业的思路，在庆丰村委会老豆冲、河节冲村委会结合产业发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0人。依托宏鑫种养殖有限公司、亿鸿林牧有限责任公司等养殖龙头企业，推广青贮玉米、苜蓿、黑麦草等优质牧草种植，重点抓好宏鑫种养殖有限公司2000亩的青贮玉米示范推广，4个新品种的试验试种,在联系的挂点贫困村委会碗厂种植青贮玉米200亩。在共和镇、戌街乡实施稻田养鱼、稻田养鸭一田多用技术。四是落实科技措施：1.推广良种良法，落实各项增粮措施。水稻品种主推“楚粳”系列为主，玉米推广青贮饲用品种；推广测土配方施肥11万亩，作物间套种40万亩，地膜覆盖7万亩，水稻集中育秧0.5万亩，玉米集中育苗0.2万亩，水稻机插秧1万亩，稻田养鱼（500亩）。2.推广种植模式全程机械化。依托现有农机专业合作社资源，进一步扩大农机深松作业面积4000亩，增加粮食烘干设备1套及仓储设施，实现全县农机具总动力达14万千瓦以上。3.围绕大春生产，开展一次农资市场集中整治和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活动。县农业局共组织出动执法人员43人次，检查整顿市场7个次，检查农资经营企业（经营门店）54个次，发放宣传资料0.8万份，组织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活动7场次，立案查处违法农资案件4件。4.成立农业科技服务工作队。抽调业务骨干及科技指导员组成工作队，于大春生产期间分赴各乡镇指导大春生产，协助各乡镇做好技术服务及培训工作，已组织科技培训110场次，发放宣传材料3.5万余份。5.培育一批种植大户。全县培育2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不少于200户，其中：共和镇不少于70户，江坡镇不少于30户，其余各乡镇不少于20户。6.搞好新品种试验示范工作。其中：水稻新品种示范面积100亩，玉米新品种示范面积100亩，蔬菜新品种示范面积160亩（其中辣椒60亩、荷兰豆50亩、小番茄50亩）。五是举办了2017年第一期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经过45天紧张学习，培训班44名学员于4月26日全部通过考核，取得了驾驶证。（四）激发农村活力，助推农业改革发展。一是强化“三资”监管。结合产权制度改革，对“三资”进行了全面清理，基本摸清了村组集体三资的家底。建立健全“三资”管理台账，实行日常动态管理，并与乡镇村级会计委托中心签订了“三资”管理责任书，实行责任目标管理，围绕“六有”目标抓落实，促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截止6月25日，全县代管村（居）委会89人，村（居）民小组1208个，分别占村（居）委会总数100%，村（居）民小组总数100%，代管理资金总管总额8046.74万元，其中：村委会资金467.67万元、村民小组资金7579.07万元。二是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截止6月25日，完成4个乡镇指界工作（戌街乡、蟠猫乡、共和镇、安乐）和2个乡镇的公示工作（戌街乡、蟠猫乡）。三是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切实解决农村集体资产产权不清晰、权责不明、保护不严等突出问题，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起草了土地“三权分置”实施意见初稿。四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严格土地流转合同鉴证、登记、备案制度，依法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序发展，年内计划新增规模流转土地面积4800亩，全县规模土地流转面积达3.3万亩。抓好州级2个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组织申报、认证工作。2017年争取全县标准家庭农场认证达50户以上。五是打好劳动力转移就业攻坚战。因人制宜开展农村实用技术、转移就业技能和创业培训，已开展绿色证书培训640人，完成培训任务的64%；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100人；完成农村劳动力培训780人，完成1000人培训任务的78%；转移2800人，完成转移任务的70%。（五）夯实发展基础，恢复重建工作成效明显。一是持续加强以农田水利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抓住实施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契机，争取进入省级盘子。二是积极争取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增强龙头企业示范带动能力。三是继续争取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进一步完善农产品仓储物流配套设施，提高我县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四是“四类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做好项目推进协调服务工作，涉及我局负责牵头的项目经按时序进度稳步推进。五是“9•30”特大洪涝灾害农业恢复生产工作。县农业局多次到省、州农业主管部门对接，积极申报项目，抓紧恢复重建及开展生产自救。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近年来，虽然农田水利建设和中低产田地改造力度不断加大，全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但由于我县人口密度高，山区面积大，耕地质量不高，水资源总量少，由于受“9•30”特大洪涝灾害影响，库塘及农田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农业农村工作面临新的考验。（二）农业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监管难度不断增大。农业安全生产涉及面广，社会公众的法制意识和安全意识不断提高,农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责任意识不强，诚信意识不够，缺乏必要的责任感，农业部门监管队伍不健全，监管监测能力跟不上，农机安全打非治违监管主体不明确等因素致使农业安全生产形势更加严峻。（三）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产业发展不强。投融资不足，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小，农业产业多为初加工，产业链延伸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滞后，“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难。农民专业合作社整体规范化程度不高，数量众多，但相对分散，带动农业产业发展效果不明显，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整体上相对较低，培育市场主体仍需继续努力。农业产业基地分散不集中，规模和效益不突出，农产品生产聚集度小，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主导产业发展规模需进一步壮大，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四、采取的对策措施（一）围绕主线培树产业坚持按照“稳粮、优经、扩饲”的要求，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稳定优质水稻种植面积，积极发展优质杂粮，扩大蔬菜等高效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发展酱菜原料辣椒、青菜5万亩，发展青早蚕豆、荷兰豆种植面积3万亩，发展云南红梨、冬（早）桃、猕猴桃、车厘子、花椒、葡萄等优势特色经济林果4.3万亩。大力培育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依托宏鑫种养殖有限公司、亿鸿林牧有限责任公司等养殖龙头企业，推广青贮玉米、苜蓿、黑麦草等优质牧草种植，今年重点抓好宏鑫种养殖有限公司2000亩的青贮玉米示范推广，4个新品种的试验试种。（二）紧扣目标促农增收紧扣年初提出的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6.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蔬菜产量15.7万吨，茶叶产值1200万元，中药材产值2840万元，花卉综合产值4500万元，水产品产量3100吨的预定目标。县农业部门主动作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大冬季农业开发力度，大力发展特色经济作物。实现了2017年开门红，一季度实现农业产值18743万元，其中：种植业实现产值17805万元，渔业实现产值938万元，比去年同期16320万元增长14.8%。（三）稳定粮食促增产稳定粮食生产。为实现全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36万亩以上，确保粮食总产量在10万吨以上的目标。按照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创建要求，落实好150万元省、州粮食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在共和镇、江坡镇、戌街乡实施水稻高产创建示范样板3片，发展优质粳稻3000亩；在共和镇余丁、柳丰等11个贫困行政村实施玉米高产创建示范样板1100亩。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适时制定大春农业生产意见。落实好计划面积，不折不扣完成20.9万亩大春粮经作物种植面积，确保实现大春粮食总产7.58万吨、经济作物总产值21299万元的目标。二是推广良种良法，落实各项增粮措施。主要粮食作物良种率达95%以上，水稻品种主推“楚粳”系列为主，玉米推广青贮饲用品种；推行工厂化育秧、机插秧、统防统治、种养结合一水多用、一田多用、稻田养鱼、绿色防控统防统治、增施商品有机肥等技术措施；推广作物间套种40万亩，地膜覆盖7万亩，水稻集中育秧0.5万亩，玉米集中育苗0.2万亩，水稻机插秧1万亩。三是推广种植模式全程机械化。依托现有农机专业合作社资源，进一步扩大农机深松作业面积，增加粮食烘干设备及仓储设施，全县农机具总动力达14万千瓦以上，实现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49%以上。四是围绕大春生产，开展一次农资市场集中整治和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活动。五是成立农业科技服务工作队。抽调业务骨干及科技指导员组成工作队，于大春生产期间分赴各乡镇指导大春生产，协助各乡镇做好技术服务及培训工作。六是储备好救灾备荒种子。七是培育一批种植大户。全县培育2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不少于200户，其中：共和镇不少于70户，江坡镇不少于30户，其余各乡镇不少于20户。八是搞好新品种试验示范工作。其中：水稻新品种示范面积100亩，玉米新品种示范面积100亩，蔬菜新品种示范面积50亩。九是举办好科技增粮示范样板。各乡镇负责落实科技增粮示范样板100亩以上1片、机插秧示范样板100亩以上，县级落实科技增粮示范样板水稻、玉米各1000亩以上。通过大户规模种植示范引领，不断壮大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和戌街特色果蔬示范园面积，带动周边群众扩大云南红梨、花椒、冬早桃、青早蚕豆、葡萄等特色果蔬种植规模，打造牟定果蔬品牌，不断提高抗市场风险能力，实现“抱团取暖”促农增收的目标。
作者:杨正云 单位:云南楚雄牟定县委党校
川东北经济区是由地处四川省东北部盆周山区的广元市、巴中市、达州市、广安市、南充市、遂宁市构成，北与甘肃省、陕西省接壤，东与重庆市相连，西抵绵阳市、德阳市，南临资阳市，辖37个县（市、区），其中，市辖区10个，县级市3个，1694个乡镇，幅员面积6.7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3.81；总人口2831.4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2.54。6市地理位置紧密相连，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近，是我省的欠发达地区，但经济发展潜力很大，我们将其划分为加快发展地区，以期在发展的政策上给予更大的倾斜，在发展的路径选择上更加的优化，在发展的措施上更加的灵活，以加快发展的速度，提高发展的质量，提升发展的效益。（一）川东北经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
区域内建成有宝成铁路、襄渝铁路、达成铁路、达万铁路、成普铁路，基本形成了U字型铁路骨架；国道108、210、212、318线路网贯通全境，建成通车的绵广高速、达渝高速、成南高速、广南高速缩短了到省会成都的时间；广元机场、河市机场、南充机场连接了国内主要大城市，嘉陵江、渠江干流是通往长江的黄金水道。宝珠寺电站，华蓥山电厂，广安电厂，以及一大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区域内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缓解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川东北经济区的资源较为丰富
1、川东北经济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特别是天然气资源丰富，是四川新的能源储备基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煤、石油、石灰石、霞石、花岗石、大理石、磁铁矿，其他还有石墨、石膏、绿豆岩、钾长石、透辉透闪石、萤石、滑石、蛭石、硫铁矿、磷矿、膨润土及金、银、铜、铅、锌、钴、镍、钨、铀等，其水能资源亦十分丰富，极具开发价值。
2、川东北经济区生物资源丰富，是“四川盆地北缘山地重要生物基因库”，具有发展绿色产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嘉陵江、渠江水系发达，流域面积广阔，亚热带湿润气候滋润着整个区域，年均日照长，降雨较为充沛，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植被保护较好，森林植物种类繁多，不仅有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珍稀植物杜仲、银杏、鹅掌楸、岩柏、蓖子三尖杉、厚朴、红豆树、青檀、大王杜鹃、红椿、黄蘖、八角莲、天麻等数十种，还有被英国剑桥大学皇家物种协会鉴定为世界稀有树种的巴山水青杠。盛产银耳、木耳、茶叶、香菇、核桃、板栗、雪梨、银杏、生漆、杜仲、黄柏、厚朴、天麻、油橄榄、苎麻、蕨菜、竹荪、猴头菇等名优土特产品。
丰富的森林资源是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地。据考察，境内有野生动物三百余种，其中有属国家重点保护的一、二类濒危珍稀野生动物梅花鹿、金钱豹、黑熊、麝、猕猴、锦鸡、长尾雉、大鲵等三十余种，省级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赤狐、青麝、豹猫、野猪、小麂等一百余种。
3、川东北经济区旅游资源独具特色，是构建四川旅游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三总故乡，女皇故里和巴人文化、三国文化的发祥地；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同志誉为的“第二大区域”，还是世界十大革命性伟人晏阳初的故乡。
川东北经济区内著名景点星罗棋布，剑门雄关、光雾山红叶、诺水河溶洞、真佛山儒佛道“三教合一”、百里峡、小平故居、阆中古城、大英死海等景点分属多个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区。自然景观独特秀美，历史文化渊源流长，精神深入人心，文物古迹遍及城乡。
4、川东北经济区人力资源丰富，是四川重要的劳务输出基地。20__年末，区域内劳动力资源总数1925.4万人,占全省的32.44；社会从业人员1331.86万人,占全省的28.53。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759.2万人,占社会从业人员的57.0;第二产业从业人员187.83万人,占社会从业人员的14.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384.83万人,占社会从业人员的28.9；乡村从业人员1196.1万人，占全省的31.79；劳动力富余人数达593.54万人,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可以外出打工或从事非农业劳动。
（三）川东北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20__年末，川东北经济区6市完成地方生产总值（GDP）1053.31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9.3；其中，第一产业347.85亿元，占全省的30.82；第二产业332.43亿元，占全省的14.67；第三产业373.03亿元，占全省的18.09。人均GDP最低的巴中市为3051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3.69，全省平均水平的47.52，是省内最高水平的16.9。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33.55亿元，占全省的9.98；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404.41亿元，占全省的18.74。
传统农业具有较大优势，农林牧渔总产值557.03亿元，占全省31.21；粮食总产量1159.94万吨，占全省的36.44；猪牛羊肉总产量222.95万吨，占全省28.19；出栏肉猪2687.52万头，占全省的36.03，是典型的农业大区。20__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550元，为全省平均的69.5，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9.1，仅为全省最高水平的42.4。
初步形成了有色金属、食品饮料、冶金、机电、医药、纺织、丝绸、化工、建材、电力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全部工业增加值达到228.74亿元，占全省的12.91；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0.25亿元，仅占全省的6.04。
服务业主要以 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娱乐等传统服务项目为主，旅游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金融、保险、证券等现代服务业和物流配送、连锁经营等新兴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4.58亿元，占全省的20.78；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958.58亿元，占全省的22.12。
二、川东北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川东北经济区基础设施比较薄弱
川东北经济区地处四川省东北部盆周山区，由于地理区位比较偏远，省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等原因，虽然加快了建设的步伐，但基础设施建设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发展的“瓶颈”制约还是十分明显。
第一、铁路没有形成环线网络。宝成铁路和襄渝铁路从川东北的西边和东边呈平行线穿插而过，没有形成环线，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第二、高速公路没有形成互通互联网络。成绵高速、成南高速、达渝高速相互之间都没有接口，广元至巴中至达州，巴中至南充，巴中至广安均为等次不高的二、三级公路，极大地影响了物流客流的畅通和通达能力；第三、能源建设亟待加强。虽然建设了与国家电网相连的输电工程，实施了农村电网改造工程，但骨干电源点和骨干调峰电站较少，供电质量难以保证。四是机场均为支线机场，通航能力十分有限。
（二）川东北经济区产业结构不合理
川东北经济区的经济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传统的二元经济形态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第一产业比重最高的巴中市为43.2，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2.5个百分点，最低的广安市为28.7，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8个百分点；农业经济仍然是“粮猪”安天下，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第二产业比重最低的巴中市为20.6，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0.9个百分点，最高的广安市为36.8，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4.7个百分点；工业经济缺少高技术的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比较低。第三产业比重最低的达州市为25.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1.9个百分点，只有最高的南充市为38.5，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传统的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娱乐等占据很大的比重。
（三）川东北经济区科技教育落后
川东北经济区普遍存在人才缺乏，科技创新能力弱，人力资源素质不高的问题。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区域内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人口为212.1万人，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10.78；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不足2，而全国为4，发达国家为20。区域内万人各类专业技术拥有数为100.7人/万人，而全国为240.2人/万人，全省为158.5人/万人；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仅有8541人，占全省总数的10.34，其中，拥有科学家或工程师职称的有3510人，仅占全省总数的7.59。况且科技人员青黄不接、人才外流的现象十分突出，科技、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脱节，从根本上限制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四）川东北经济区城市化水平低
川东北经济区6市中，巴中市、广安市、遂宁市都是从原达县地区、南充地区、绵阳地区划分出来新成立的市级行政区域，建地设市的时间仅十余年，城市建设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发展。而原来的达县市、南充市、广元市的城市建设，也因为投资政策和区位劣势的影响发展缓慢，至今还没有一座大城市，并且城市的功能也不完善，城市对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20__年底，城市化水平在22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而据世界银行统计，1995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0，低收入国家为28。同时由于限制城市人口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也过于偏小。
（五）川东北经济区对外开放度不高
川东北经济区出口创汇企业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自主知识产权不多，市场发育不健全，体制性和机制比较突出，招商引资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软硬环境也有一些差距。出口产品主要是一些农副产品原材料，精深加工度低，附加值低。20__年，区域内企业进出口总额为19125万美元，仅占全省的3.39；外商直接投资3879万美元，仅占全省的6.69；共引进省外资金79.84亿元，占全省的26.18。
三、川东北经济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建议
川东北经济区是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区域，北扼秦岭出川之要冲，东有四川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资源富集，人口众多，而发展滞后，是四川需要加快发展的地区。
（一）切实搞好川东北经济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川东北经济区要加快发展，要实现区域的快速协调发展，首先就要理清发展思路，制定一个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区域发展规划，以统帅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在规划中要明确川东北经济区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要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布局以及结构调整的重点和方向，研究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和产业支撑重点，研究着力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和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研究融入成渝经济圈、带动秦巴发展的区域合作与协调的长效机制，研究改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措施等重大课题，使川东北区域规划成为川东北经济区加快发展的纲领，成为全省“十一五”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看点。
（二）建立川东北经济区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
紧密结合川东北经济区的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发展目标，发展战略，谋划合作发展，共创未来大计，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形成互利多赢格局，是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长效机制的主要任务。
成立川东北经济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领导机构：川东北经济区经济协调市长联络办公室，分别由6市市长任年轮值主席，一市轮值一年，每年在轮值市召开两次例会，也可应多数成员市的提议，临时召开专题会议。主要是在市场运作的原则下积极发挥政府推动的职能作用，使区域交流合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积极推动区域资源整合，积极推动投资与产业合作，积极推动市场、贸易对接，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积极推动科教、文化、卫生、环保合作，积极推动合作机制创新，以开放的理念、务实的精神、真诚的合作，积极协调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需要共同磋商解决的重大问题。
成立川东北经济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结构：川东北经济区经济协调发展协会（联谊会），分别由6市的发展计划委主任任年轮值主席，一市轮值一年，每年在轮值市召开两次例会，一般与市长联络年会并会召开，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单独举行。主要是进一步探索合作新路径，发展合作新形式，开拓合作新领域，具体协商解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确保口岸安全畅通，加快跨市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优化公路、铁路和码头物流交通网络，优化生产力布局，拓展资源和市场空间，加强电力、能源及矿产原材料等方面的统筹协调等具体问题，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互相补充和错位发展，实现互利多赢，共同发展。
（三）加速建设川东北经济区交通快捷通道
制约川东北经济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主要“瓶颈”，是没有形成互通互连的快捷交通网络。要抓住机遇，积极争取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提前开工建设广元-巴中-达州高速公路，广元普济-巴中-达州铁路，力争在“十五”末开工建设巴中-南充高速公路、南江桃园-阆中-遂宁高速公路、达州-巴中-汉中高速公路，构筑起川东北经济区的铁路、高速公路快捷路网，强力拉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四）着力打造川东北经济区旅游黄金线路
川东北经济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品位高，景点多，很多是国内独有的景观，但整体包装推介力度不够。要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共同打造遂宁大英死海--广安小平故居--南充阆中古城--广元则天故里、剑门蜀道--巴中光雾仙山、诺水溶洞--达州真佛山等精品旅游线路，发展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旅游式样，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旅游经济，带动服务业快速发展。
（五）集中建设川东北经济区能源基地
川东北经济区内天然气储量巨大，合作开发和建设天然气能源基地的前景十分看好，建设大型天然气调峰电站，符合国家和省的能源建设规划，是加强川东北经济区骨干电源点建设的重大项目，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巨大；川东北经济区水能蕴藏量大，可供水电梯级开发的河流多，要抓住目前电力供应紧张的时机，立即着手做好流域梯级水电开发规划，迅速启动水电梯级开发项目建设，连接国家电网，搭上西电东送的快车。
（六）精心构建川东北经济区区域产业集群
按照四川发展新型工业化的总体要求，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进产业整合与结构升级，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建设特色工业基地。重点依托6个市府所在地，加快建设功能互补的特色工业园区，集中力量培育壮大天然气化工、煤焦化工、绿色食品加工、饮料、丝绸、轻纺、电力、机械、冶金、甲醇、有色金属、建材等优势产业，努力形成“航母”型产业群体，使工业真正挑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大梁。
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1950～1982年一直徘徊在5.0%以下，之后开始上升，至2000年达到7.0%，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老龄化社会，预计2025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14.0%，进入老龄社会，2040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23.3%，进入超老龄社会[1-2]。反观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日本，1920～1955年该指标徘徊在5.0%以下，1970年达到7.1%，1995年达到14.5%，2010年达到23.0%[3]。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时期尽管与日本相差30年，但老龄化速度却非常相似，从平稳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阶段都是不到20年，从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阶段都是25年左右，从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阶段都是15年左右(我国部分为预测数据)。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阶段，都是在社会急速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20年时间经历了战争结束和恢复重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以传染病、营养不良和死婴等为中心的健康问题，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样，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经历了结束混乱，市场经济转轨，GDP总量翻两番，疾病谱发生改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健康状况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改善与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阶段，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显性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变成了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世纪之交，同样出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等问题，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这30年的时间差，深入探讨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是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理论以及先行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图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2.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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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调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减去未登录户籍者134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6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调查指标与统计方法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1.分析对象的变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调查的变量分布。
2.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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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相对于上述生活方式论和物质资源论，本研究寄希望于就城市老年人提出文化性闲暇活动论从而对上述理论做一定的补充。城市退休老年人由于健康状态下降而且有足够的时间，一般都能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下降，外出活动减少致使社会健康恶化。如果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仍然维持一定水平的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就增加了外出交往活动的内容与事件，客观地促进了社会健康与生活能力，并改善了精神健康，进一步延长了生存时间使得死亡风险降低。
关键词:农村统计 特点 职能
中图分类号:C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3-239-01
统计及其分析方法是人们认识社会和客观世界的重要方法,各行各业的活动都离不开统计。统计学是一门集数据信息的收集、处理、归纳和分析于一身的学科,其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宏观、微观经济运行工作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与统计信息紧密相关。因此,全面系统地掌握统计学中的定量分析方法,科学、准确、及时地收集纷繁复杂的统计信息就成为各经济主体的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的前提条件,也是从事经济管理的人员提高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一、农村统计的特点
社会经济现象包括自然现象以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领域的各种现象。比如:国民财富与资产、人口与劳动力资源、生产与消费、财政与金融、教育与科技发展状况、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统计是通过对这些基本的社会经济现象数量信息的认识,达到对整个社会的基本认识。因此,统计有着它自己的特点。
1.数量性。由于农村社会经济统计的研究对象是农村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因此,数量性就成为社会经济统计的基本特点。数量信息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数量特征,即社会经济现象的规模、大小、水平等。(2)数量关系,即社会经济现象的内部结构、比例关系、关联关系等。(3)数量界限,即引起社会经济现象质变的数量。例如,完成计划与未完成计划有质的区别,计划完成程度100%就是质与量互变的数量。又如,要统计农村国民生产总值,首先要确定国民生产总值的质,在认识国民生产总值质的基础上,才能统计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例如,观察一定时期农民的物质消费水平,就要统计一定范围一定时期的“社会商品零售额”,并与相应的人口数进行比较。统计“社会商品零售额”,首先要明确这个指标的涵义,然后再去统计它的“量”,而确定“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涵义,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为指导,与实践相结合,解决什么是商品流转、什么是零售、社会商品零售额的统计范围是什么以及怎样收集、整理和汇总社会商品零售统计资料等问题。在确定这一统计指标涵义的同时,还必须考虑指标的可操作性。当统计了“社会商品零售额”以后,把它与相应的人口数量联系起来对比分析,就可以观察到相应的物质消费水平。还可以“社会商品零售额”与“社会商品购买力”进行对比,观察购买力的实现程度,分析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由此可见,统计虽然是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数量方面的问题,但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质的研究。
2.总体性。统计通过对某一个或若干个性质相同的许多个体组成的总体进行大量观察和综合分析,来反映事物总体的数量特征,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一般状况。由于总体由许多个体组成,因而,“总体性”也可以称为“大量性”。在社会领域里,个别现象往往存在着特殊性和偶然性,呈现出事物整体所具有的普遍性或稳定性,从而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以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事物。值得注意的是,统计活动以总体为认识现象,并不排斥对个别现象的调查研究。一方面,个别现象是构成总体的基础,无个体则无总体;另一方面,对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物进行典型调查和深入细致的分析,有利于补充总体资料的不足,丰富总体资料研究的内容,更加生动地说明量的形成和变化。
3.具体性。统计认识的对象是社会经济现象中具体事物的数量信息。社会经济现象中的具体事物,都是在一定地点、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发生的,其量的表现都带有特定场合和特定条件的痕迹,离开具体地点、具体时间和具体条件,是无法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的。从地区上看,客观事物在地区发展上总是不平衡的,有先进的,有后进的;有自然条件好、科技发达的,有自然条件差,科技落后的。从时间上看,有发展速度快,有发展速度慢,而快与慢又是可以转化的,这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从环境条件看,环境对事物有时起着促进作用,有时起着阻碍作用。因此,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统计认识事物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在研究农民的生活水平时,除了考虑地区因素外,还必须明确是哪一年的生活水平,并联系农业的生产条件、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联系农村消费品的价格等因素进行分析,以说明农民的生活水平是高还是低,生活质量是好还是差。单凭一个孤立的统计数字是很难说明问题的。因此,统计研究的量是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条件下的量,这个量总是和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4.社会性。统计活动通过社会经济现象总体数量的调查研究来认识人类社会活动的条件、过程和结果,反映物质资料的占有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这些物质关系,实际上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引起的。首先,农村社会性是指农村社会经济总体现象的数量方面,是人们有意识的社会活动的产物,统计数据总是与人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反映着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农村社会性是指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变化将受到其所处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政策、文化背景、宗教、法律等诸多因素变化的影响。因此,社会经济统计是为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社会管理服务的;再次,从事统计活动的人常常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会运用不同的方法,这就使得社会经济统计的研究对象具有社会性。
二、农村统计的职能
统计职能是指统计作为一门方法论科学在社会经济管理中所具有的功能。根据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国家管理系统应由科学的决策系统、高效的执行系统、灵敏的信息系统、完备的咨询系统和严密的监督系统所组成。统计工作作为国家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兼有信息、咨询和监督三大职能,亦称为社会经济统计的整体功能。这是对社会经济统计的职能作用最全面、最完整和最科学的概括,是对社会经济统计工作的延伸和拓展,农村也不例外。现就农村社会经济统计的三大职能加以叙述。
1.信息职能。统计的信息职能是指根据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调查方法,系统地采集、处理、传递、储存和提供大量的以数量描述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经济信息的职能。统计资料本身就是一种经济信息,统计资料是重要的信息源,统计信息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统计信息与其他信息相比,具有数量性和整体性的特征。运用总体、速度、结构、比例关系等特有的方法,反映农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2.咨询职能。统计的咨询职能是指利用已掌握的丰富的统计信息资源,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深入开展综合分析和各种专题研究,为科学决策和经济管理提供可供选择的咨询建议和对策方案。统计所提供的统计资料、所反馈的经济信息、所进行的统计预测,是农村政府部门和经济决策者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决定政策、确定战略目标、制定长远规划和经济工作计划的重要依据。
3.监督职能。统计的监督职能是指根据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及时、准确地从总体上反映农村经济、社会和科技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运行状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地定量检查、监测和预警,以发现运行过程中的异常现象及其原因,并在发出预警信号的同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以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持续、稳定、协调的向前发展。
上述农村统计的三大职能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信息职能是基础职能,是保证咨询职能和监督职能有效发挥的基础;而咨询职能则是信息职能的延伸和深化;监督职能则是信息职能和咨询职能的拓展。只有同时发挥统计的信息职能、咨询职能和监督职能才能体现和发挥出农村统计的整体功能,才能搞好、搞活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为市场经济服务,发挥农村社会统计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健康水平；职业；收入差距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7.26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7-0121-05
Social Economic Statue， Income Gap and Health Level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
SHEN Yun1 ，ZHU Yufang2
（1. Chinese Western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2. Deyang Housing and Urban Rur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Bureau， Deyang 618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testes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for personal heal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improve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will help improve the health of individuals； and widening income gap will cause a decline in the level of personal health， the Gini coefficient per expand a standard deviation，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negative selfrated health probability influence will decline 168%. Enhance the social status will help slow down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to the adverse effects on personal health.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robustness tests also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index for personal health status followed by a significant downward trend between the year 2010 and 2012 .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urban and rural contrast， farmers in rural areas increased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better able to enhance their level of selfrated health，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to buffer the impact of income disparities is greater.
Key words：socioeconomic status； health level； occupation； income gap
1引言与相关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们的收入差距也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持续扩大。收入差距的扩大，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甚至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健康的影响在不同年龄结构群体中可能S着年龄的差异而出现分化，在年龄的临界点之前，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健康的影响表现出发散效应，而超过该临界年龄后将表现逐步收敛的现象[1]。但该结论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人口以及社会环境，因此会存在不同的健康影响程度和影响模式[2]。那么，对于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的群体，他们的健康水平是否随之相应提升了呢？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一些年幼时家境贫穷的人通过后天努力获取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的健康水平并没有随之相应提高，反而出现职业压力过大，工作时间较长，直接导致这部分人群生理和心理上的控制感增强，进而容易患上抑郁症、心脏病等，对人们的健康水而有害。
收入差距和社会经济地位二者之间也可能存在较强的作用关系，较强社会地位的人们可以带来各种物质或非物质上的收益，导致社会差距的拉大，而这种差距的扩大也进一步导致健康的不平等[3]；但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使得收入高的人群进入社会上层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同时提升地位需要更多的财富，获取较好的医疗资源配置从而提升健康水平。因此，这两者的作用机制还相对模糊，研究收入差距、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水平的影响以及收入差距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作用对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健康也是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新常态下的经济长期增长提供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水平影响的衡量指标方面，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声望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还存在累积效应[4]，长期的具有较好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往往相对具有更好的健康水平[5]。但Lowry和Xie认为这种累积效应在青年阶段则不太明显，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累积效应将逐步显现出来[6]。相关结论也得到李建新等学者的认同，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地位随着年龄的增长既表现出“收敛”效应也存在“发散”效应，该作用效果具有长期性，贯穿不同年龄阶段。此外，王甫勤认为人们健康水平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带来生活方式的不同[7]，而且当前社会等级和预期未来高的社会等级也会对个人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8]。
收入差距对健康水平的影响方面，目前的研究基本认为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健康水平差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9]，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对健康水平差异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10]。国内对收入差距和个人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结论。Li和Zhu认为基尼系数和自评健康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达到临界值之前时，收入差距扩大将使得自评健康变差，当收入差距超过一个临界值时，自评健康将有变好的趋势[11]。而关于该影响机制，封进和余央央认为是公共医疗的供给不平衡导致的结果[21]，而齐良书则认为主要是由于教育的不均引起就业的差异带来收入的不平等，进而导致健康的不平等[12]。
综上所述，目前对社会经济地位与收入差距对个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还存在较大的争议。而且，这两者的交互作用是否对个人健康水平产生影响的相关文献还相对较少，同时社会经济地位的衡量指标相对主观，客观性较差且缺乏可对比性。
2数据来源与主要变量说明
2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年间的数据，该数据库涵盖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105个县（区）、416个行政村居，可用样本个数为16923，样本代表性较强。其中，成人问卷中，对样本个体的健康状况有详细的调查，本文采用自评健康作为分析的被解释变量。根据成人问卷中的问题P201“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的回答结果重新进行自评。
22主要变量说明
一般而言，针对社会地位的测量包括多个维度，比如个人财富、权利、职业或者声望等，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综合衡量指标。目前针对社会地位的测量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保证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采用基于职业测量社会地位的指标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a-Economic Index，ISEI）砗饬俊8弥甘最早是由布劳和邓肯通过对各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然后根据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统计结果进行排序和赋值，对其收入和教育水平与相应权重的乘积来计算而得，它更多的是反映一个人的客观地位而不是主观地位[13]。本文以被调查对象14岁时父亲和母亲的职业以及本人现在的职业进行匹配。具体而言，在样本分析中通过STATA程序将问卷数据中本人现在的职业及其父亲的职业ISCO-88代码转换为ISEI值。最后得到的ISEI指标为取值16～90的连续型变量。
此外，本文进一步控制了收入差距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具体通过基尼系数来衡量。本文借鉴申云等的测量方式，通过同一区县或村居内居民的收入/支出来测算不同层面的基尼系数[14]。由于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会造成人们心理健康上的差异。本文采用“礼金来往”来体现社会关系网络的变量，礼金来往主要包括家庭当年送出或收到的礼金或礼物（以人民币计价）。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个人健康的因素对结果造成的偏误，本文还加入了居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大学学历、户籍、党员身份、基尼系数和礼金来往等作为控制变量。
3实证结果分析
31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水平的影响
首先，为了检验个人的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如式（1）所示：
Healthicj=β0+β1statusicj+β2GINI+β3statusicj×GINIicj+β4ISEIfather+θ×Xicj+provincej+μicj（1）
Healthicj=β0+β1ISEIself+β2GINI+β3ISEIself×GINIicj+β4ISEIfather+θ×Xicj+provincej+μicj（2）
其中，Healthicj为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自评健康水平；statusicj代表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水平；ISEIself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father代表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tatusicj×GINIicj代表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社会地位与其基尼系数的交叉乘积项，用于反映交互项对个体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ISEIself×GINIicj代表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的交叉项乘积，反映这二者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程度；Xicj代表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居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大学学历、户籍、党员身份和礼金来往，provincej为省份虚拟变量，μicj为残差项。
表2为个人社会地位对健康的影响结果。第二列中以自评健康1为因变量的Ordered Probit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个人的社会地位对健康有积极的显著正向影响。第三列以自评健康2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也显示出明显的正向影响。为了进一步证实个人社会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本文使用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两个衡量指标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表2第四至五列的回归模型结果都表明社会地位对个人健康状况都会产生积极的显著影响。
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以及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来看，二者都对自评健康水平分别在1%的显著水平存在正向的显著影响。从二者交叉项的系数来看，二者系数都比基尼系数对个人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较小，说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减缓收入差距扩大对个人健康水平的不利影响。基尼系数都会对个人健康产生负向的影响，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心理的不平衡会导致人们心理的不健康程度会增大，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基尼系数每扩大1个标准差，个人自评健康的概率将下降168%。
然而，个人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之间也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个人社会地位对个人健康水平产生影响，而健康水平也会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来影响其收入、职业、教育等衡量社会地位的指标。为了降低这种潜在的内生性对结果导致的偏误，本文通过联立方程的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同时考虑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进入自评健康2的决定因素有表2中的显著影响变量个人社会地位、年龄、职业收入、基尼系数和礼金来往等，进入个人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为自评健康2、大学学历、党员身份等。从表3结果可以看出，第二和第三
列不控制其他变量，第四和第五列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结果表明个人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与表2中的结果一致。
32加入时间趋势的估计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个人的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程度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加入时间虚拟变量来测度社会经济地位随着时间的变化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为此，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如式（3）所示：
Healthicj=β0+β1statusicj+β2year2012+β3statusicj×year2012+θ×Xicj+provincej+μicj（3）
其中，2010年为对照的基年，本文设置了2012年数据的虚拟变量year2012，Healthicj为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自评健康状况；statusicj代表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社会地位；statusicj×year2012代表个人社会地位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主要反映2012年相对2010年人们社会地位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趋势。Xicj代表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居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大学学历、户籍、党员身份、基尼系数和礼金来往。provincej为省份虚拟变量，μicj为残差项。
首先，本文通过极大似然法（MLE）来估计线性Probit模型（LMP），并对其进行考虑异方差稳健性标准误处理，分别对CFPS2010、CFPS2012和两年混合数据进行回归。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年份的回归结果，同时有利于通过更换样本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为了更好地检验城乡间是否存在地域差异，本文把样本户籍地域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分别对其进行计量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不管是单年数据还是混合数据，社会经济地位对自评健康都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且比较稳健。从交互项的系数来看，相比2010年而言，本人社会地位在2012年城市地区中的显著水平上升了19%（5%水平显著），而在2012年的农村地区中的显著水平上升了31%（5%水平显著）。相比城市而言，农村居民社地位的上升，能够更好地提高人们的自评健康水平，这可能的原因为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往往相对较弱，农民社会地位提升更多是通过收入来体现，从而间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提升农民的自评健康状况。
33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主观自评健康水平误差对前文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方法仍然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并采用了考虑异方差的稳健标准误。从表5模型（1）至模型（3）的实证结果来看，基尼系数对自评健康水平2在1%的显著水平还是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基尼系数的回归系数绝对值从2010到2012年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并在1%的显著水平显著，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不利于个人健康水平。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的系数都在1%的显著水平显著正向影响自评健康水平，且相应系数绝对值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也进一步表明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有利于减缓收入差距扩大对自评健康水平的不利影响。两年和三年的混合数据回归系数仍显示为正，表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确实能够减缓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此外，在模型（4）和模型（5）中加入了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乘积的交互项，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2011年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04732（1%的水平显著），而父亲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2012年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则为04225（1%的水平显著），说明相比于2010年而言，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在2011年和2012年都显著下降了。在模型（4）中，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2012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4237（1%的水平显著）。意味着相对于2010年而言，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的影响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间依次显著降低了。这也进一步说明父代的经济地位对子代的健康状况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虽然影响在逐年降低，也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自评健康水平确实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证实了本文结论是稳健可靠的，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流动性趋于逐步上升的趋势，阶层的固化现象也有逐步降低的迹象。
4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CFPS数据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收入差距对居民个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提高个人的健康水平；而且社会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减缓收入差距扩大对个人健康状况的不利影响，基尼系数扩大1个标准差，其对居民个人自评健康负面影响的概率下降了168%；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也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在2010～2012年都依次呈显著下降趋势。从城乡对比来看，农村地区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能够更好地提高人们的自评健康水平，而且对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负面影响缓冲作用也更大。
综上所述，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会造成个人健康状况的不利影响。我国民众在追求更高的收入过程中，也在不断追求政治和经济等各领域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参与水平。而改善医疗卫生水平和提高居民接受教育的可获得性以及提高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成为民众获取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感，提升整体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政策层面，主要蕴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启示：一是不断完善和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特别是不断建立健全农村地区的医疗养老保障体系，积极提高低收入贫困群体的收入，从而不断降低收入差距，降低城乡居民健康水平不平等。二是积极加强对城乡居民的培训教育的扶持力度，特别是企业对社会急需技能工人的培训补贴力度，从而间接提高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缓解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状况的负面冲击。三是逐步加强对医疗资源的分配和规范，防止优质医疗资源流向于特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高的民众，降低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导致健康水平在城乡内部之间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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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工程;管理模式;现状;创新发展
根据现代社会建筑工程发展情况的研究发现，建筑工程管理模式是建筑行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建筑企业需要加强对建筑工程管理模式的完善和创新，针对建筑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进度以及项目整体效益方面进行专业的管理，同时针对其中的差异性，制定针对性的管理策略，能够保障建筑工程的顺利发展。在社会经济以及时代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建筑行业需要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认识到管理模式创新对建筑行业的重要性，从而加强对现代社会建筑行业市场发展情况的调查，实现国内建筑行业的稳定发展。
1建筑工程管理的发展理念
建筑工程管理主要指的是建筑工程企业需要根据业主方面的要求，同时需要遵循合同中的各项条例进行有效的管理控制，从而实现建筑工程的顺利建设。建筑工程管理是源于西方国家的管理形式，在20世纪中期建筑工程方面增加对管理理论的应用，能够有效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效率，同时能够针对建筑工程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管理，实现建筑工程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建筑工程管理的发展。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由于技术人员没有认识到建筑工程管理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导致建筑工程管理模式比较落后［1］。
2现代社会加强建筑工程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发展的重要性
2．1需要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关于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在社会经济中的发展，需要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注重提升建筑行业的综合竞争力，促使建筑行业成为国内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力量，实现建筑行业经济的稳定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建筑行业需要加强对工程方面的管理，因此需要对管理模式进行不断的创新和优化，促使建筑企业的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达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要求。
2．2需要满足现代社会建筑工程管理的需求
关于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在社会经济中的发展，在建筑工程的管理过程中主要以理论的形式进行展现，能够有效协调建筑工程各部门之间的团结合作，能够保障建筑工程建设的顺利完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筑行业需要加强对管理模式的创新，保障在建筑工程建设施工的过程中，能够达到更好的管理预期，为建筑企业谋取更多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2］。
2．3需要满足现代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需求
关于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在社会经济中的发展，在社会经济以及时代快速发展的影响下，加强对管理模式的创新和优化，能够有效提高建筑工程建设的质量和效率，能够有效提升建筑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根据建筑工程发展的研究调查，发现管理模式能够对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同时将建筑工程的员工和资源进行高效管理，能够实现各部门的协调合作，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加强提升建筑工程的管理水平，对国内建筑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关于现代社会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在进行发展时存在的问题
3．1建筑工程的发展体制没有进行完善和创新
根据现代社会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发展情况的调查发现，存在建筑工程的管理体制处于传统发展状态，没有跟随时代的发展，进行有效的完善和创新，严重影响国内建筑行业的发展速度，从而降低国内建筑企业的综合实力，同时发现建筑企业没有意识到管理模式创新的重要性，导致建筑企业的经济效益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不利于建筑行业的正常发展［3］。
3．2建筑工程的发展体制没有专业人员进行管理
根据现代社会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发展情况的调查发现，存在管理部门员工的专业能力不足，在建筑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没有针对施工环境和情况进行专业合理的管理能力，甚至建筑工程施工期间突发意外情况，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管理策略，造成建筑工程成本增加、工期延误等情况，甚至会影响建筑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建筑企业应该加强对管理模式的创新发展，推动建筑行业经济的稳定发展。
3．3建筑工程管理部门没有增加对管理理念的重视
根据现代社会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发展情况的调查发现。存在建筑工程管理部门不重视管理理念的情况，会严重影响建筑工程建设的质量和效率，不利于建筑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甚至影响社会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存在企业为了谋取利益，进行压榨员工剩余价值等不合理行为，不利于建筑企业的未来发展，因此建筑企业需要加强对管理模式的优化和创新，及时更新建筑工程的管理理念和体系，实现国内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
4针对加强现代社会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创新发展制定有效措施
4．1需要制定现代化的建筑工程管理理念
根据现代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发展情况的研究得知，根据社会市场经济结构的发展态势，通过制定现代化的建筑工程管理理念，能够实现科学化的发展，促使建筑工程的管理模式发挥真正的价值和作用，有助于提升建筑企业在社会市场中的竞争力，实现国内建筑行业的顺利发展。关于建筑企业的管理人员方面，需要加强对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进行专业培养，保证能够跟随时代的发展，进行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节奏，促使建筑工程的管理模式得到显著的提升，同时需要制定专业的管理理念，针对建筑工程的各项资源进行针对性的创新发展，有助于促进国内建筑行业的稳定发展。
4．2需要组建专业的建筑工程管理团队
根据现代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发展情况的研究得知，可以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组建专业的建筑工程管理团队，能够有效提升建筑企业管理部门的管理能力和专业知识，特别在建筑过程中发生突况时，能够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减少建筑企业成本和经济方面的投入，实现国内建筑行业的顺利发展［5］。针对建筑工程管理团队方面的构建，需要保证管理人员具有专业知识储备，并且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能够针对建筑工程的建设进行高质量的管理，有助于提高建筑工程施工的质量和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4．3需要加强建筑工程管理模式的创新发展
根据现代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发展情况的研究得知，建筑企业管理部门需要加强对建筑工程管理的创新发展，其中针对工程质量、企业收益等方面进行专业化的管理，能够实现建筑企业的创新发展，推动社会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4．4需要加强对建筑工程管理整体框架的完善
根据现代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发展情况的研究得知，建筑企业管理部门加强对建筑工程管理整体框架的改善，能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下对人才建设等方面进行专业管理，实现建筑行业的正常发展。
■ 三昧之一：科学权威
统计数据是统计部门的“产品”。统计部门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好坏，统计部门不直接承受物质利益和政治荣誉的得失。因而，以实事求是为首要职业道德的统计部门，调查各地各行各业的各种统计数据，向上汇总报告，都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没有部门偏见。
与生产企业一样，统计系统对自己的“产品”也是自上而下，从各个环节、流程严把数据质量关；工作部署上始终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为中心，把数据质量视为“统计的生命”；考核评比时，也是以“质量第一”为标准。特别是近年来，统计部门针对社会上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为防止统计数据弄虚作假现象，不断改进完善报表制度，改革调查方法，统计活动的全过程日趋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
统计数据力求经得起各方面各种方法的检验，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因此，这些年国家一再强调，使用有关数据，对外公布有关数据，必须以统计数据为准，经统计部门审核。
■ 三昧之二：价值不菲
集腋成裘，裘衣裘皮就极贵。统计数据采自每家每户，源于个体汇总，也是集腋成裘。特别是在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统计调查对象复杂多变，支持与配合程度不高，采集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闻多素心人，乐于数晨夕”。千军万马的统计人员历尽千辛万苦，翻越千山万水，跑遍千家万户，费尽千言万语，采取千方百计，摸清了千变万化、千头万绪、千差万别的各行各业发展变化中千真万确的统计数据。
这些数据凝聚了统计人的心血汗水，数数皆辛苦，笔笔含金高。这些数据，记录着各行各业的昨天，揭示着发展变化的明天，个个实用价值不小。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所说的：“这类经济信息对整个经济具有的价值，用国民收入的术语来衡量，可能是成果的几千、几万倍”。
■ 三昧之三：作用彰显
统计数据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之所以是其本身的“几千、几万倍”，主要是数据自身具有很大的作用，能放射出七色灿烂的光芒，普照得人类社会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