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8 17:19:4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会经济学理论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儒家；经济伦理；传统主义；理性资本主义
对“人性和社会秩序”（周晓虹，2002：1）关系的探寻是古典西方社会学理论一个不变的主题。其中，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实”和“共同体”形式，也成为社会学历史上众多理论巨擘求解“人性和社会秩序”关系之谜的钥匙。从圣西门著作中流露出的宗教色彩，到孔德晚年沉迷于中的人道宗教，到涂尔干对原始宗教基本特征、宗教起源与本质的揭示，到马克思·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理性经济行动关系的比较宗教研究，这些都为宗教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不仅构建了体系庞大的理解社会学，在社会学的实证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努力，他对理解、理性类型、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出色论述也对其后的社会学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晓虹，2002）。除此之外，宗教社会学研究也是韦伯社会理论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1904年，韦伯发表了其后对宗教社会学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韦伯，1987）一书。和涂尔干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并通过对原始宗教基本特点来揭示宗教起源和本质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不同，韦伯关注的却是西方社会独特的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起源之间的某种联系。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讨西欧社会以外的其他文明为什么没有能够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一样的理性资本主义这一“韦伯命题”，韦伯将目光转向对“最能把为数极多的信徒吸引到自己周围的那五种宗教或受宗教制约的生活准则”的比较宗教研究。它们包括儒教（中国）、印度教与佛教（印度）、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些文章统统采用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的方法”（韦伯，2008：6）。
一、宗教的“经济伦理”
纵观韦伯宗教思想的所有论著，宗教的“经济伦理”是一个不变的主题。就像韦伯自己认为的那样，一切重要的共同体形式都与经济有关，从家庭与家务共同体到企业、家族、民族共同体，包括宗教。那么，在韦伯那里究竟什么是一种宗教的“经济伦理”？“我们要研究的并非仅仅是作为一种认识手段的神学大纲式的伦理理论，而是扎根于各种宗教的心理和实际联系中的行动的实际动力”（马克思·韦伯，2008：3），这表明了韦伯研究的宗教伦理和涂尔干视域中的宗教伦理有着巨大的不同，在韦伯这里，重要的不是宗教伦理的系统性本身，而是其作为一种文化心态对现实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理性经济行动产生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一概念的建构是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延续，所谓宗教的经济伦理，简化来说，也许就是当初韦伯在西方社会新教伦理中找寻到的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那些方面。比如赚钱的欲望、勤劳和节俭的品质、最效率的重视以及可计算性等等。正是这种新教伦理刺激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后者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出现。
然而，经济伦理并不只取决于宗教，还受到种种其他社会经济地理因素所谓影响。“经济伦理往往是十分复杂的东西，受到多方面的限定……从来没有一种经济伦理只取决于宗教……经济伦理显然有一种在最高程度上由经济地理与历史现实决定的纯属固有规律性的标准。生活方式的宗教定规也是经济伦理的诸因子之一，但是这种定规本身，在现有的地理、政治、社会和民族的界限内自然又受到了经济与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韦伯，2008：3）也正是因为此，对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进行研究离不开对这些孕育出这些宗教文明的社会背景的诸方面的历史考察。
他尝试解释的是对这些世界宗教的实际伦理影响最大、并且形成了这门宗教独特性质（区别于其他宗教，又与经济伦理相联系）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定向因素。比如，儒教是受过传统经典教育的世俗理性主义的食俸禄阶层的等级伦理；佛教是背井离乡、沉思冥想、看破红尘的托钵和尚的宗教；伊斯兰教最初是武夫们的宗教，后来发展出了小市民阶级的修道团体；而仅仅在西方城市，才出现了以市民阶级为主的基督教……无论是对幸福还是对苦难进行神化的道路，都是不同阶段不同社会各阶级进行利益较量的产物，也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各种世界宗教伦理的重要特征。“一种宗教预言的方式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或者仅仅是支配性的，它不过是某种阶级利益的传声筒，这种阶级利益可能是外部的，也可能是内部的。”但是，韦伯也认识到，“那些大的宗教伦理系统的特点，与其说是由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那裸的对立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大大个人化了的社会条件决定的。”（韦伯，2008：13）
随着理性化世界观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对宗教伦理的影响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宗教理性主义”：宗教这种特殊理性化的方式，它越是进步，本身就越被推向非理性。这似乎很难理解，韦伯以音乐理性化过程中的毕达哥拉斯的“小音程”对音响物理倾向的理性化的彻底抗拒为例，说明“前后一贯的理性主义的计算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的”（韦伯，2008：17），那些几大理性类型的理性化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主要是由他们那些非理性的前提塑造出来的。这些非理性特征并不会轻易被消除，相反，却为种种神秘的宗教仪式提供了合法性。在这里，韦伯关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仅仅做了一些一般性的阐述，而真正塑造了各种世界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社会条件具体是什么样的？儒教、道教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差异背后的“物质性结构”又是怎样的？韦伯在本书“社会学基础”四个部分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全方位的“传统中国的社会图像”。
二、传统主义：传统中国社会的“物质性结构”
韦伯关注的是那些对于经济伦理很重要的宗教特征，即他们与理性经济主义的关系，理性主义可以有判然不同的含义，但韦伯更感兴趣的的是那种通过精益求精地设计合适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的理性化的形式。
韦伯首先从四个方面对中国与西欧社会的物质性结构进行了比较，分别是：城市、君侯与神；封建俸禄国家；行政管理与农业制度以及自治、法律和资本主义。这些比较涉及货币制度、城市和行会、官僚体系、农业政策、财政政策、宗族血缘体系、法律制度等各个层面。以货币制度为例，虽然早在《周礼》中就有“造币局长”的记载，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政治动乱和战争频繁，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及思想结构中固有的普遍的传统主义的作用，古代中国的货币制度从来没有真正稳定下来，造成商业发展的滞后；而且，任何异常严肃的旨在推动货币制度理性化发展的改革措施从来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行。战争需要、财政动机的推动下的对金属商品生产的垄断，以及对通货膨胀的惧怕，这些都使得中央政府不断调整货币形式，并制定了禁止和控制外贸的政策。传统主义不容置疑地强化，“资本主义现象没有任何明显的进步”。而中国的城市，不是拥有固定政治资本的“共同体”；中国的行会私占了对其成员的审判权，“缺乏一种互助式地调节自由工商业的受到公认的、正规的、牢固可靠的法律基础”（韦伯，2008：60）。如此种种，根本无法促进中世纪手工业中的小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体系也具有的牢不可破的传统主义的特征。古代中国人的神明观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和其他地方完全相反的特征：中国人的最高神明是非人格化的天神，世袭的最高君主皇帝扮演了大祭司的角色，皇权从神秘的卡里斯马中产生出来，集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为一身。中央大君主拥有分封制的世袭卡里斯马特征，但是，由于不发达的交通技术条件，中国行政管理的集中化程度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对一个巨大的胥吏阶层的过分依赖，无论是中央官员还是地方官员，对地方性知识都不甚了了；而且中国官员的俸禄一部分来自中央政府，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税收，正是由于其中巨大的利益关联，整个官僚等级常常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干预，团结一致，怀着切肤之恨迫害每一个倡导‘改革’的理性主义思想家”（韦伯，2008：105）。中央政府无法采取彻底的理性措施，不可能建立一套精确运转的国家机器，理性化——资本主义的经济之魂——的动力不断被削弱，传统主义的束缚越来越难被打破。
“传统主义”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有论述。韦伯的传统主义指的是“对不可更动的行动规范的日常习惯的精神适应与信仰”（韦伯，2008：31），家长制就是建立在传统主义权威基础上的最重要的统治形式：“它有一种坚不可摧的规范系统”，这些规范被视为神圣的东西，使人们相信，这些规范不能被触碰，否则会招致巫术和宗教的迫害。这种传统主义不止体现在中国古代的货币经济和政治官僚系统中，实际上，它作为一种神圣的信仰已经内化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官僚阶层还是宗族组织的利益，都构成了一股牢不可破的传统力量在束缚着理性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三、比较宗教社会学：儒教和道教的经济伦理
“士”等级的存在，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士大夫阶层从来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也是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那么影响这个决定国家大政和统治阶层精神等级的正统伦理是实质性内容是什么呢？儒教和道教的伦理精神。宗教伦理通过实践伦理或阶层伦理制约和影响经济伦理，对社会秩序领域进行着深刻程度极为不同的干预。所以，韦伯接下来要论述的便是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的儒教与道教。他认为，作为代表传统中国社会伦理的儒教伦理和近代西欧社会的伦理相比，儒教是一种传统主义取向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这是一种“外在性”的伦理，它对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而作为一段信仰的道教因为它本身所含有的神秘主义和巫术传统，无力扭转儒教对民众的传统主义影响和束缚。通过对比中国儒教、道教与修基督教的核心伦理观，韦伯进一步坚定了他对理性资本主义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宗教因素的论断。
韦伯认为，传统中国人的信仰中没有一个预言一切的先知，也从来没有一个强大的神职人员阶层，没有自己的救世说，没有自己的伦理，因此没有通过自治的宗教势力进行自己的教育。所谓的“世俗宗教”不过是对祖先神灵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其他宗教又不过“基本上是专门的巫术与英雄崇拜的毫无系统的大杂烩”（韦伯，2008：183）。“因为从前没有任何转世论、救世说，根本没有对超验的价值和命运的任何追求，所以国家的宗教政策始终处于十分简单的形态：部分是祭祀活动国家化，部分是放任私人开业的术士，因为他们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对于私人又是必不可少的。”（韦伯，2008：185）这种神圣的对神秘力量的崇拜不仅限制了法律彻底理性化的尝试，抑制了自然科学逻辑的发展，同样也阻碍了中国社会任何一次试图向理性经济发展的努力。
发源于老子的道家思想也曾经对中国社会民众产生过较大影响。道教产生于处于正统地位的儒教价值和信仰体系不能满足人民尤其是统治阶级长生不老和对金钱无节制的贪欲的需要的背景之下，道教采用了一套严格的教阶组织，道士们声称自己有镇魔的本事，这种力量成为他们政治生涯的基础。由于儒士阶层的自然神魔力与巫术总是畏惧“鬼灵”的刺激，因此道教得以在儒教和道教的权力角斗中勉强生长，发展成神圣的治疗术、炼丹术、长寿术和不死之术。道教是隐居道观的术士们的宗教，教导人以“隐匿于世的方式”离群索居，得道之途是放任生灵万物与自在。它的这种神秘巫术气息形态无法将人影响那种积极的理性主义生活。
可以看到，不管是儒教还是道教，二者的伦理思想中都深深地打上了传统主义的烙印，“在中国，古老的经验知识和技能本身的任何理性化，都是沿着巫术世界观的方向进行的”（韦伯，2008：234）。这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述的那种精于计算的积极入世的禁欲主义的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基督新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儒教与清教：对“韦伯命题”的进一步回答
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适应世界，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通过对儒教以及世界其他几个主要宗教的经济伦理考察，韦伯认为欧洲宗教改革后基督教新教“预定论”的教义引出的“禁欲说”和“天职观”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着一种亲和性，并最终导致了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
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是建立在基于新教概念的基础和分析框架内的，就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并不是系统的宗教类型学，也不是纯粹历史的研究。韦伯所谓的“类型学的”是指：“它注意的是，从宗教伦理的历史现实来看，对于同经济信念的巨大对立的联系有典型的重要性的东西，忽视其他东西。他不主张提供所阐释的十分完整的宗教图像，但必须把每一种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同时对于我们的比较研究又十分重要的独到之处弄个水落石出。”（韦伯，2008：28）但在实际的研究中，由于韦伯在儒教和新教之间进行的比较是建立在新教的经济理性优势基础之上的，建立在西方先进论的基础上的，因此，韦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儒教的评价不能说不是片面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韦伯著，王蓉芬译.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儒教与道教广西[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 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一方面，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结合、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脑科学的结合、经济学和生物学的结合等被认为是为经济学发展寻找到了新手段，可以以更加接近白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与发展主流经济学。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使得研究人类的经济动机与经济力量成为可能，能使主流经济学研究更加接近真实世界。
在上述两方面，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得到了普遍认同。与此不同，本文主要关注:如果主流经济学把行为经济学纳入到白身理论框架中，可能会给经济学理论体系整体带来什么影响，未来经济学(形式)理论严密化的努力应该走向何方?
(1)首先，行为经济学发展出的系列偏好选择理论松动了传递性，从根本上弱化了理性含义，理性假设的扩展对完善经济学理论框架有着重要意义。传递性是经济学对人类选择行为进行形式化的最低要求，有限理性假设在行为经济学中不再是通过简单缩小选择集来定义，而是直接松动了传递性。如果传递性不能保证，那么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就会面临最大挑战:从特定局部导出的理论不能平行推广到全局范围，Poincare所言的科学就是“A=A”就将不复存在。有限理性的研究进展使主流经济学今后的发展必须更加重视两个问题:（1）个体行为在不同时点或者不同长度时问段之问的联系;（2）个人与社会(或者说不同层次)之问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不再是主流经济学中简单的加总或者平行移动)。如何把特定时点、特定层次的个体选择偏好的传递性扩展到全局时问范围和社会体系的不同层次结构是维护经济学理论形式系统一致性的主要挑战。
(2)其次，行为经济学通过对个体行为的关注，把主流经济学研究图式从“土地十劳动二产品一分配”转化为“土地十劳动二产品一分配一劳动”。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各类票赋共同作用形成人类消费品的有效过程，作为选择机制的(效用与利润)最大化只是为了驱动这一过程，所秉持的是“土地加劳动到产品”图式。与此不同，无论是给定环境下行为人的决策过程，还是脑神经元的白我激励与满足机制，行为经济学所探讨的是个体信念、偏好与行为的演变以及该行为对其白身真实生理上的满足(特别是神经元经济学的出现)，或者说是作为消费行为结果产生的行为选择(个体偏好、信念与行为异质性的内生化)，并把情感或者精神满足纳入到选择分析框架中，从而使行为目的指向人本身。行为经济学研究图式变换为“土地十劳动二产品一分配一劳动”，经济过程不再只是产品再生产过程，而是产品与劳动的复合再生产过程。
(3)第三，心理账户、前景理论等有关异质性的研究提升了互补性研究的重要性，完全替代的选择空问因为互补性而不复存在，局部选择(偏好)的传递性无法通过平移来维系全局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心理账户发现:异质性使得作为替代性之锚的货币不再具有完全替代性，其充分说明经济体系存在高度异质性。异质性不仅导致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交易费用和信息不完全，扭曲完全替代和完美一般均衡，进而导致局部传递性无法通过不再是完全替代的选择空问维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白洽性;异质性还会导致技术一社会互补性的出现，规模报酬递增为社会体系中的创造性与生产性提供动力机制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体系收敛的理论问题。这必然要求:经济学把互补性的处理从一般性报酬递增的地位提升到与替代性同等的基础位置，规模报酬必须因异质性而限制在局部空问以保证竞争性均衡的存在。
一、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
（一）竞争与垄断产生的负面影响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竞争尤为普遍，这种竞争不仅仅存在于产业模式之中，更是对金融实力的竞争，很多互联网金融模式在碰撞的过程当中，最终产生了竞争性垄断，而这会直接影响到社会融资模式以及投资模式的单一性，从而不利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的稳定。例如在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支付手段已经逐渐产生了竞争性垄断的局面，这有可能会使得互联网金融格局出现服务同质化的现象，并且有少数金融机构垄断大部分市场份额的现象也不利于市场稳定。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但随着竞争产生的负面影响十分广泛，例如很多金融机构利用网贷产品，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加速了贷款公司的倒闭，而这种倒闭，由于受到服务同质化以及监管不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最终使得互联网金融发展出现竞争性垄断。
（二）资源重构过程中存款与贷款风险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资金的投放以及吸纳互联网资金的这一部分人群里也有存在对于金融风险意识相对较低的人，他们往往会在投资过程中产生一些非常不理性的行为，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性，这种现象涉及的人群数量较大，且会对社会产生十分不良的影响。很多贷款人群在对资金链条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一些银行无法获得小微企业或是个体工商户的融资，而一些传统商业银行在对资产以及风险进行评估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些用户存在着一定的经营风险，也无法较为顺利地完成最终的评估，因此互联网金融在对资金进行投放的过程当中，没有对客户的信息进行评估，这也会直接导致一些客户不能够正确使用资金，最终影响到互联网金融贷款偿还的及时性，不利于资金链条的运营。因此，如果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进行放贷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考虑各项因素，没有对经济周期进行探索，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存贷款模式时期出现失效，进而影响到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稳定性。由此可见，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很多运营者都应当正确判断贷款风险，有目的的提高客户的黏性，从而有效规避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与此同时，为了确保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对这一行业的监管力度。
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产业经济学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理论指导
在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当中，产品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在范围经济还是规模经济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是一门较为成熟且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重要学科，而产品经济学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无论是理论思想还是发展趋势都与经济学趋于一致。产品经济学理论主要有以下两个元素构成，分别为需求方形成的规模经济以及供给方形成的规模经济，在规模经济逐渐形成的过程当中，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尤为重要，在经济与当下互联网金融进行融合的过程当中，完成了资本与劳动力这两者的转换。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经济学的知识要素以及技术要素也在不断增强，在成本呈现递减趋势的背景之下，该理论所创造的收益却呈现着递增趋势，这也说明在互联网金融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传统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供给方规模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了突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盈利效益，提升了互联网经济的示范能力，因而互联网金融的价值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其次，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成本经济应运而生，互联网金融凭借着成本优势，在大幅扩大产品种类的同时，也使得利基市场得到了开阔，这与范围经济有着相似之处，与此同时，这也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无法用理论解释的现象。由于互联网金融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处于链条的长尾位置，因此也进一步衍生出了普惠金融这一类产品，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也凭借着这一形态在很多金融业务中获得了延伸，逐渐使得金融成本控制变为可能。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很多事物都可以通过信息复制来完成，这不仅仅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成本，还能够吸引顾客进一步占领市场份额。
（二）金融中介理论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理论与产业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理论中重要的部分，在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之中，金融中介理论也在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首先，金融中介理论在对信息进行筛选的过程当中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互联网信息具有繁杂、无序等一系列特征，这也不能够使得相关工作人员准确控制信息、完善信息对称等问题，因此很难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有效的信息以及时应对这一问题。金融中介理论不仅仅能够快速完成互联网金融主体的信息筛选、处理、判断，还能够运用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为顾客在进行判断决策的过程当中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顾客在对信息选择以及决策过程中的准确性，提升了顾客对于互联网金融的信任程度，进一步控制成本交易。通过对金融中介理论的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两者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信息资源复制以及应用的影响，成本表现出了递减规律，因此想要在海量的互联网信息中选出对顾客有用的信息，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中介理论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应用一方面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提升信息筛选质量，提高成本控制效率。
（三）信息经济学对互联网金融理论的影响
通过将信息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无疑对互联网金融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在应用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过程当中，在搜索理论以及声誉理论的共同影响之下，互联网金融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积极的影响效应，这种影响效应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进步，再者，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互联网金融造成十分行深远的影响，例如如果在互联网金融进行活动的过程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一情况，可能直接给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而通过应用信息经济学理论能够有效控制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经营风险，从而帮助很多贷款公司规定了逆向选择风险，在稳定企业发展的同时，又能够提升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整体进程。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相关互联网金融的运营者以及监管者应当准确意识到互联网金融以及传统金融这两者之间的差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应当加大其发展稳定性，通过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结构以及模式问题，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的稳定性以及竞争性，因此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逐渐到来之前，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应当根据当前的市场需求，对经营状况进行针对性的调整，避免盲从金融时代的特点，从而提高自身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1］陈一稀,魏博文.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研究［J］.南方金融,2015（1）.
［2］汪炜,郑扬扬.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J］.经济问题探索,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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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由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杜宝贵教授主持。东北大学宣传部部长丁义浩、辽宁省社科联主席张沈立、辽宁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陈涛、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卢风教授、中国环境伦理学会会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叶平教授、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研究会理事长、大连理工大学学院院长魏晓文、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军出席了开幕式并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在13日上午的大会报告阶段，先后做主题报告的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叶平教授、吉林大学的刘福森教授、北京大学的郇庆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曹孟勤教授、东北大学的秦书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的王鲁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会交流阶段，清华大学的蒋劲松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的曹顺仙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的唐代兴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解保军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的杨志华副教授、东北大学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题发言。专家学者们就生态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论体系构建、实践路径选择等相关主题做了报告。
13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了激烈的对话与争鸣，现场气氛热烈，迭起，围绕“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这一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充分交流。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深陷困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者没有明确经济史学的性质。经济史学的性质，实际上就是“什么是经济史学”或“经济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它一直是经济史学研究者不断讨论但又始终有不同说法的重要议题。如吴承明(1995)认为，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希克斯(1987)把经济史“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诺思(1992)认为，经济史的任务是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由此可见，关于什么是经济史这一问题，经济史学界存在诸多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学界之所以对这一问题有诸多不同解释，一是源于学者对于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认识。如，诺思(1992)认为，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及其实绩是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希德认为，经济史是研究人们过去如何从事生产、分配、劳动诸问题，又要用不同方法测定上述活动的相对效率。中国学者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研究对象的横向与纵向两方面。在横向方面，主要观点集中在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抑或二者的矛盾统一，以及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社会经济结构或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等方面。纵向方面主要涉及的内容就是研究对象的时间界限。赵德馨(1999)指出，经济史学按学科研究对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人类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一类是以经济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概论”。
经济史学又分为经济史实和经济史学通论两部分。经济史实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过程，而经济史学通论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规律。这里的经济史实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经济史”，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而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实际上也主要是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分歧。在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这一重大问题上，赵德馨(1992)指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横向上，宽到经济全领域(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包括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包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纵向上，长到历史全过程，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全部历史(但这里的历史指学科对象意义的历史，而非绝对时间意义上的历史)。笔者感觉，赵德馨对于经济史学的定义系统而全面的概括了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二是源于学者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理解存在分歧。长期以来，经济史一直被认为是处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但学界对于这一观点却有着诸多不同认识。吴承明(2005)说:“我们说经济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个学科。搞经济史的不是学历史出身，就是学经济出身。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个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高德步(2000)更进一步指出，这一提法是学科划分上的误解，认为经济史学是一个边缘学科是错误的。赵德馨(1999)则说:人们常常把经济史学称为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当然无可非议。但从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学科属性看，有经济学科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就此而言，称经济史学为“跨学科的学科”更为贴切。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
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难看出，虽然经济史与经济学当前是两门独立的学科，但从经济史学的性质和历史来看，它与经济学紧密相联，密不可分。因此，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要求，更是遵循经济学发展历史规律的要求。为探讨这一问题，需先简要阐述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实际上也就是探讨怎样研究经济史学的问题。怎样研究经济史学，主要取决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性质。对此，不少学者已发表过相关论述。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两个缺一不可的基本方法。如吴承明在主张“史无定法”的同时，强调经济史研究者既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根柢。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学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实证主义，包括考证是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须臾或离的研究方法。”显而易见，吴承明虽然主张“史无定法”，但更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这与他关于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熊彼特(1996)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31历史学方法被一些学者首当其冲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赵德馨提出:“史有定法。当我们说‘史无定法’时，绝不是说经济史学没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
方法问题对经济史的研究太重要了。”他认为，“经济史在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须是经济学的方法。”不难看出，他虽亦反复论述经济史料的重要性，“只有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正确地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抽象出经济理论。”但更强调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以及经济学与历史学方法的融合。也许这是赵德馨一向被学界认为是属于“经济学的经济史”阵营的原因所在。很显然，虽然学者均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学和经济学方法的重要性，然而各有侧重。由于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关于研究方法认识的差异。当然，反过来讲，也许正是由于对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不同，才使人们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出现差异。再来看经济史研究前途乐观之美国。经济史在美国的境遇能够改观的关键在于，学者把计量经济学、统计学、数学模型等引进了经济史研究，使经济史研究摆脱了传统的以文史取向为特征的研究范式。而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者要么是经济学出身，要么是历史学出身。故而经济史常常围绕两种方法打转，即以美国为主导的计量经济史和以英国为中心的强调历史学与社会学方法的经济史。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者不喜欢做计量分析。而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虽然是学经济的人，但在经济史研究中也没有运用太多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史学家赵德馨曾说，他毕业于财经学院，并长期在财经学院教学，也没有学到多少经济学方法。从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史工作者，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多一些，运用得好一些。
三、培养经济史学思维方式
在强调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的同时，多学科思维方式的融合对于经济史学研究至关重要。吴承明指出，除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外，经济史研究要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他提倡把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心理学引入经济史研究。然而，现行教育体制与科学研究体制不利于这种融合，也不利于学生经济史思维方式的养成。为了培养学生的经济史思维方式，这需要老师在教学方面下功夫。比如，赵德馨在带经济史专业研究生时，一方面努力创造多种学科思维方式融合的环境与氛围;另一方面则明确地提出转变思维方式的任务，引导学生按照以下目标补缺门:从经济学科来的，补上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从历史学科来的，补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方式。504在经济史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与前辈都是实现经济学与历史学思维方式融合、具有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典范。如梁方仲、汤象龙、方显廷、傅筑夫、严中平、陈振汉、汪敬虞、吴承明、彭泽益、张仲礼、谷霁光、傅衣凌、何兹全、张荫麟、李埏等。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决定思维方式，而学识素养则是养成思维方式的基础。故而经济史研究者不但要加强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决不能忽视历史知识的积累。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彭南生在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这一点上，就做的比较成功。他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本、硕学位后，又跟随赵德馨先生学习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相关知识。赵德馨希望他留心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在已有的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加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并使二者融合为一，从而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彭南生的博士论文获2000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与其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分不开的。
四、结语
关键词：经济学；课堂教学；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以当前经济的发展趋势为发展依托，要求全面反映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发展原理。[1]经济学不仅可以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社会经济分析能力，但受传统经济教学模式的影响，我国高校经济教学发展缓慢，经济学教学效果较低，学生的学习兴趣较低，并未达到实际的课程目标。
一、当前经济学的教学现状
1.教材及教学内容滞后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学科，学科内容复杂，理论内容丰富且较抽象。经济学是建立在一系列理论假设基础上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经济实践活动的延伸，经济学教学的内容也不断延伸，这就加大了课程的教学难度。[2]由于学生缺少相应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实践经验，因此造成无法理解教学内容，教学难度较大。此外，我国在经济学教学过多注重理论教学，且相关的经济学理论无法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时间，其推导出来的理论与实际情况不符，学生即便运用相关的经济理论也无法实现经济问题的解决，这导致实际的教学效果大大降低。
2.教学方法单一
当前高校经济教学方法单一，仍然采用教师讲授的传统方式，师生之间的互动性较低，这是一种被动的教学方法。在这种教学方法下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是相当肤浅的，因此也就不具备独立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最终造成学生的学习能力低下，学习兴趣较低，学习缺少相应的主动性，无法实现经济学教学目标。
3.教学内容缺少现实性及实用性
经济学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基本依托，是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浓缩，因此必然具有较强的系统化，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仅介绍相应的经济学理论，课堂上很少提及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较少，同时缺少相应的案例分析，教学内容单一、僵化，使得教学内容缺少实用性及现实性，最终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无法完成教学目标。
二、经济学教学的完善措施
1.调整课程内容
首先应当做好教材的选择工作，保证所用教材符合我国学生的阅读习惯，对于刚刚入门的学生建议其使用具有一定趣味性、启发性的教材，避免盲目使用经济学原版教材。其所选用的教材应当既包括主流经济学内容，也包括非主流经济学内容，这样有助于保证学生全面理解经济学体系。其次是完善相应的课程内容，保证各层次教学的有序进行，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选择不同的侧重点，进而实现学生经济问题分析能力的提高。实际的课堂教学中还应当加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以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实现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情况相结合，使学生全面掌握经济学理论，充分认识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规律。
2.改革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应当以提高学生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为基本前提，规范教学内容，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构建完善的经济学知识学习体系。
3.增强教学内容的现实性及实用性
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既讲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同时还要讲授中国市场经济的相关内容，并结合相应的案例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不断深化教学内容，增强教学内容的现实性及实用性，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
总之，经济学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要想学好经济学，必须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借助全新的教学方法，并对相应的案例进行重点剖析。教师应当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将学生引入经济学的殿堂，引导学生以经济学思维思考问题，观察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弄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于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十分重要。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于社会生产的全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它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人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来实现自己。比如，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在生产中就处于支配地位，同时占有劳动产品。
和生产关系紧密相连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生产力。生产力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形成的物质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那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一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时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所以，对经济规律的研究同样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就是从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入手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调整，适合了我国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改革从理论上说符合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是我们党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正确把握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政治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对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论述，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商品二因素理论。商品作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用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性，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一个永恒的范畴。社会物质财富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为社会、为他人的;商品使用价值一定是通过交换才能获得。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是个历史范畴，价值所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劳动比较关系。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他关心的是商品价值，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关心的是使用价值。生产者之所以也关心商品使用价值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劳动二重性是指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叫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抛开劳动的具体形式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叫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抽象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劳动所特有的。劳动二重性决定了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并论证的，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商品价值量理论。商品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叫个别劳动时间，决定个别价值。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形成的比列关系不同对商品生产者影响不同，只有当个别劳动时间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商品生产者才处于有利地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简单劳动为基础，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而变化，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与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所以在现实生产中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得自己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商品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中获得价值差额。无论是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还是在现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都是如此。
价值规律理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主要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在商品交换中，商品的价格除了受商品价值决定之外，还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商品的供求关系。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到价值以上;反之，供过于求时，其价格就会降到价值以下。商品价格总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就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价值规律的作用：首先，它可以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分配，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其次，价值规律自发地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价值规律促使商品生产者两极分化。当然，价值规律对经济的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特点，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为了克服价值规律对经济生活调节的这种消极作用，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都缺少不了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现代经济的调节机制是价值规律调节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的结合。
的货币理论。在商品经济中，货币是和商品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经济范畴。通过对货币产生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货币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产生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即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价值形式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货币的产生使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发展成为商品与货币的外在对立。商品生产者必须想方设法将商品换成货币。商品到货币的转化，马克思将之称为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个跳跃完不成，摔坏的不一定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马克思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市场销售对于商品生产者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关于货币的职能，马克思认为它是在商品流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货币本质的具体体现。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当商品价值用货币来表现时就是价格，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可以是想象或观念的货币。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物就是流通手段的职能。货币流通手段职能改变了商品交换的形式，商品交换由商品——商品，变成了商品——货币——商品的交换，买和卖变成两个相互分离的过程，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危机的可能性就隐藏其中了。马克思分析了货币流通规律，即流通中货币量的规律，它等于商品价格总额/同一货币的流通次数，这一规律在商品经济中普遍适用。马克思还分析了铸币和纸币的问题。货币产生之后其形态经历了贵金属币、铸币、纸币、信用货币，到当今的电子货币，其一般等价物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货币还有派生职能：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
政治经济学理论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围绕剩余价值马克思建立了资本理论、分配理论、流通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等，除此之外，政治经济学涉及所有制和产权理论、企业运行机制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农业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对外经济关系理论及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等等。
政治经济学理论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制订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依据。同时，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创新。我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理论时，不仅要认真学习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结合实践不断创新政治经济学。
从教育功能来说，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学生增长自身能力上给予更多的帮助，帮助他们学会用理性思维来对待生活和工作，利用经济学这门科学获得有价值的人生。作家萧伯纳曾说过“：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幸福的艺术。”十八世纪的欧洲形式教育论也认为，教学的任务主要不在于给学生多少知识，应该主要培养学生的能力，特别是所谓悟性或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凯恩斯曾指出：“经济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结论的思维技巧。”观察西方经济学的学科特性，笔者认为是“理性思维”，而经济学这门学科就是研究人在理性状况下如何选择的科学。因此，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师应通过对学生进行理性思维训练来培养正确思考的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应培养学生能力的内容
能力是完成一项目标或者任务所体现出来的素质。阿玛蒂亚森（1992年)认为能力是“一个人在不同的生活中间做出选择的自由”。“能力是指一种最基本的自由，即一个人所拥有的能够给他带来何种生活的选择范围。”(德热兹和森,1995年)景维民、周立群（2008年）认为经济学人才要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许成钢（2006年）认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至少应具备三方面的能力：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创造能力。笔者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认识到：在教给学生书本知识和研究方法的同时，更应该领悟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学习像经济学家一样去思考社会和选择人生，并从中受益。
（一）观察能力
观察能力是指在观察现实中发现问题、提出疑问的能力。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看，经济学理论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予以解释，力图不断接近客观现实的一种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首先应该理解和掌握经济学理论，包括市场供求、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行为、政府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等理论，建立起观察的坐标和基准，并以此来观察事物。其次，应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在讲授课程时，不能局限于讲解书本上的理论和方法，还要引导学生观察社会现象，并根据所学理论解释现实问题。这个教学过程实质上是应引导学生将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知识内生化，培养学生对经济问题的直觉性思维。
（二）分析能力
分析能力是指把一种现象分成较简单的组成部分，找出本质属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单独进行剖析、分辨的一种能力。对于经济学的学生来说，具备了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原理后，要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分析能力是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一般包括数学类型的分析能力和使用自然语言的分析能力。教学中首先要注意培养学生运用数学工具的能力（当然较完善的数学能力需要微观、宏观、数理、计量等一系列课程的基本训练，才能帮助学生掌握分析方法和工具）。第二，培养逻辑理性的分析能力。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均衡分析方法、比较静态和动态分析法、边际分析方法、供求分析法以及博弈论分析方法。帮助学生在面对社会问题时深入解剖对象，透过表面看本质。如讨论城市以外的人口进入城市落户。表面上分析：外来人口进入城市会占用城市资源，抢夺本地人的消费和就业机会。但通过均衡的分析方法发现，新人口的加入才扩大了城市的消费和供给市场，带动区域经济更加活跃，城市经济规模更大，增加本地人的福利。第三，对学生进行道德价值上的引导。西方经济学具有很强的道德价值和伦理标准倾向。阿马蒂亚•森更明确指出经济学有两个根源：一个是工程学，另一个是“经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中有关伦理观念的联系”。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以全体人民的福利增长作为诊断现状问题和提出改进方法的价值目标。所以应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经济伦理观，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三）创新能力
经济学的创新能力是指创造性地去观察和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经济学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后等几个理论学派发展阶段，经济学的发展就是该学科理论不断演变创新的历史过程，导致现在西方经济学的繁荣。教学中应以创新能力为重点，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通过“辨证、发散、求异、创新”的教学过程，全面提高学生的认识、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如讲居民消费函数时，可以比较中美两国居民消费行为习惯的不同。中国经济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奇迹”，而在世界主流经济学界中，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还没能提出具有普遍说服力的理论。教师可以鼓励和启发学生多用创新性的思维方法去发现中国的经济规律，迎接中国经济学的创立。
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一）强化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教学
西方经济学理论教学是让学生获得理性思考能力的起点，教师应让学生透彻地学习经济学理论，深刻理解包括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适用条件，以及后来学者的评价和理论的新近发展等，让学生明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产生特定的经济理论。
（二）重视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方法目前是课堂上普遍受到欢迎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能够模仿现实，学生“身临其境”并在教师的帮助下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要求教师有大量教学案例的积累。教师平时应加强自身的知识积累和研究能力的提升，对课题研究和社会事实热点深入思考，才能用经济学原理深入浅出地为学生讲解案例现象背后的机制，训练学生经济思维能力。
（三）实行研究式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