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0 16:08:0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城乡经济差距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城乡收入 差距 中国经济
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方面，是决定整体收入差距第一位的因素，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其贡献度在 60%左右。中国贫富差距的实质是城乡差距，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变化和收入渠道的不断拓宽，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收入分配的集中度越来越高，社会财富逐渐向少数人集中。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90年至2007年，城乡居民平均收入的绝对数差额是逐年扩大，从823.9元增长到9645.4元。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比例，从1990年至1994年逐渐扩大；1994年至2000年又有虽小；2000年至今差距快速扩大。总体来看，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距是扩大的，从90年的2.2倍扩大到07年的3.32倍，而今年来差距扩大的速度有所增长，且今后短期趋势也是逐步扩大的。
二、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一）长期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的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都有显著的滞后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劳动力投入增长率具有滞后的二次函数关系。根据相关回归方程得知[2]，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村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的反应会滞后一期，且在长期中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且城乡人均收入比例为3时是城镇劳动力增长率由下降到上升的一个转折点。
（2）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固定资产投入增长率有滞后一期的线性关系。根据相关回归方程得知，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增加。
（二）短期影响
根据相关回归方程得知[2]，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的劳动力投入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有没有显著的影响，主要是受系统本身的调节作用的影响。
三、回归结果的经济意义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劳动力投入增量的影响是，先负面后正面。在城乡收入比例为3时是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超过3的时候，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城镇劳动力投入的越多，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增长。而这种影响在短期和长期中都是明显的。这种影响在经济学意义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村的劳动力才会向城市转移，从而城镇的就业人数增长率才会增加。
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劳动力投入增量的影响是正面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会增加城镇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资本的投入量也就增加，有利于城镇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影响是在长期中反映出来的，短期内并不显著。
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投入增量的影响是，先负面后正面。而且对农村的影响要滞后一期。而且这种影响的转折点也是城乡收入比例为3的点。说明，超过比例为3时，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的投入增量也是有正面的作用，只不过是滞后的影响，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投入增量是由城镇经济发展来带动的。而可决系数为0.48，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投入增量只是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显著，长期内才有作用。
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固定资产投入增量的影响是正面的，但影响仍然是滞后一期的，而且是在长期内显著，短期内部显著。
四、结束语
（一）结论
综合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结合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经济的不同影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城乡收入比例超过3的时候，对城镇的经济发展长期影响又着促进的作用。而这种促进作用，是由于城乡收入比例扩大到一定程度时，会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同时资本的投入也向城镇转移。
城乡收入比例超过3的时候，对农村的经济发展长期影响也有相应又着促进的作用。但是促进作用会滞后于其对城镇的影响，促进效果也小于对城镇的影响，而且由城乡收入差距因素引起投资增长的效果优于引起劳动力投入的增长，进一步说，该因素主要通过影响投资来影响农村经济。由于是滞后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城镇带动的。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在绝对数上促进城镇和农村的各自发展，但是在相对数上也会反过来又拉大城乡经济的差距，使城乡的贫富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着自我维持的效应。
（二）分析的局限性
本文没有考虑技术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单单从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因素考虑。
分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仅仅是从经济量的角度考虑，而没有顾及社会的发展均衡和公平的因素，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后会带来的综合复杂的社会影响。
（三）政策意义
1、对“先富带动后富”的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改变了基本经济发展策略，由计划经济时期的简单的平均主义、平衡发展的思路，转变为采用工农业剪刀差，优先发展工业，用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带动农业的发展思路。同时在城乡发展模式上，也是采用，农村支持城镇，城镇带动农村[3]。总之是“允许适当的贫富差距，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从本文的分析结果上看，随着城镇的优先发展（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镇和农村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城镇对农村的带动作用非常显著，尤其是对农村投资的影响。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与这种“先富带动后富，城镇带动农村的发展”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2、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
在城乡经济均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同时注意到，这种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有着自我维护的机制，会自动的扩大差距。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预，只是靠经济体自身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考虑到相关的社会问题时，政府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来主动缩小城乡经济差距。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关键词：财政分权;农业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 F224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5.22.099
城乡收入差距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城乡收入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拉大，而出现这种现象的背景，还包括我国的财政分权。在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1 财政分权、农业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所谓财政分权，主要是指财政权力从中央向地方的转移，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对本地的财政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即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决定将财政收入分配到经济发展中、文化建设中、卫生事业中，或者投入到城市建设、投入到农业发展，所有这些都要求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财政分配。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财政分权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变快，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加快了。这与当地政府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投入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根据我们对不同地区经济的调查显示，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城乡收入反而逐渐拉大，在这样的背景后面，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需要地方政府加大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投入。与此同时，要保证对农业经济的投入力度。投入力度越大，当地的农业经济速度增长得越快，城乡收入的差距才会越小。虽然进行了农业经济投入，也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但是，却更大程度上加大了城镇经济的发展力度，这样只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2 政策建议
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拉大，与财政分权有着一定的联系。只有做好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做好财政分配、尽可能地增加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加大地方政府的农业财政支出，才能够逐渐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政府倡导先富带动后富，农村补给城市，追求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施行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也没有意识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导致城乡收入逐渐拉大。虽然近年来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但是却没能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见，地方政府对于农村经济的财政支出力度是明显不足的。要解决这一现状，地方政府必须加快农村建设，增加农村经济的投入力度，增加财政支农支出。尽可能扩大农业支出在政府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这样才能够一步步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缩小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
虽然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在不断增长，但是，农业经济的增长速度低于城市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是导致城乡经济在农业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依然不断拉大距离的最主要原因。而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地方政府虽然实现了财政分权，却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够重视。虽然已经加大了农村经济的投入力度，但是与对城市经济的投入力度相比，还是比较低。既然已经实现了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就要发挥出财政分权的优势，尽可能收集地方信息，将财政进行合理配置。尤其是要密切关注地方之间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尽可能实行政策倾斜，照顾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财政投入方面，要保证足够的农村经济发展财政经费，真正实现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表面的相较于以前的增加农业收入。只有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大于或等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要加大农业经济的投入力度，包括对地区加大扶持力度，对贫困人口进行财政补贴，对农民进行务农补贴，并且要大力投入农村教育经费的力度，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尽可能在生活条件上缩小城乡差距，让每一位农民都能够切切实实感受到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除了改善生活条件，地方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为当地农民谋福利、谋出路。比如发展适合当地环境的生态养殖业、发展水果种植业、发展药材种植业、香菇种植业等等。只有找准了当地农民的出路，才能真正实现当地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3 结语
城乡收入差距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是历史发展遗留下来的问题，并且它将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虽然财政分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快速增长，但并没有缓解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大地方政府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为农民找到发展的出路，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以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李雪松，冉光和.财政分权、农业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J].农业技术经济，2013，（01）.
[2]宁满秀.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04）.
关键词：二元经济 流通溢出 城乡收入差距 渠道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改革，流通业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先导性作用都不断凸显，与其他产业的联系日益密切，扩大辐射作用进一步加强，在我国发展经济和惠及民生的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为关联面较广的产业，流通业的影响范围必然较宽，流通溢出效应也必然较强。另一方面，我国还处于城乡经济分化较严重的二元经济环境，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的现状仍未得到根本改观。那么，作为先导性产业的流通业，其溢出效应是否能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缓解作用呢？更进一步，流通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渠道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将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
流通溢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分析
根据国内外对流通业溢出效应的阐释，流通业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劳动力供求两种渠道对一系列经济指标产生作用，包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一方面，流通业的溢出效益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缩短城乡差距，但流通业溢出效应的物流、商流和信息流三大部分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和影响程度不同。其中物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物流溢出效应越强，城乡商品流通的成本越低，企业区位选择将偏向于租金较低的城乡结合部，进而调整城乡结合部的产业结构，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从而缩短城乡差距。商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一个城市城区商贸流通业的溢出效应越强，说明城市对农村的吸引力越大，企业在城市集聚效应越强。为了降低物流运输成本，企业区位选择必将偏向于城市，导致农村沦为，进而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信息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信息溢出效应越强，表明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越紧密，有利于促进集约化产业发展，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缓解区域企业产品同质化的压力，缩短城乡差距。
另一方面，流通业的溢出效益可通过调整劳动力供求来缩短城乡差距，而流通业溢出效应的物流、商流和信息流三大部分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机理也不同。其中物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物流溢出效应越强，促进城市物流向农村地区扩散，增加农村地区劳动力需求量，增加农村地区农民的工资收入水平，缩短城乡差距。商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一个地区商流效应越强，说明该地区的流通业越发达，城市集聚效应越强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向城市流动，有利于促进劳动力供给平衡，进而减少城乡差距。信息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信息溢出效应越强，表明信息传递速度越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现象，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缩短城乡差距。
流通溢出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渠道的模型设定
（一）模型构建
根据前面的分析，流通业的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和劳动要素需求两个渠道产生作用，为此引入产业结构和劳动需求两个变量，分别构建反映流通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两种作用渠道的计量模型如下：
Yit=α0+α1wfit+α2sfit+α3xfit+α4isit+α5lsit+α6wfit×isit+ α7sfit×isit+α8sfit×isit+μi+ηt+εit （1）
Yit=β0+β1wfit+β2sfit+β3xfit+β4isit+β5lsit+β6wfit×lsit+ β7sfit×lsit+β8xfit×lsit+μ'i+η't+ε'it （2）
其中，Yit表示城乡收入差距的变量，wfit表示物流的溢出效应，sfit表示商流的溢出效应，xfit表示信息流的溢出效应，isit表示调整产业结构；lsit表示调整劳动力需求，物流、商流、信息流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交叉项wf×is、sf×is、xf×is表示流通溢出的产业结构渠道，物流、商流、信息流溢出效应与劳动力需求交叉项wf×ls、sf×ls、xf×ls表示流通溢出的劳动需求渠道，αi、βi（i=1，2，…，8）为待估计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城乡收入差距。选用城镇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2.流通溢出效应。对物流的溢出效应、商流的溢出效应和信息流的溢出效应分别进行定义。其中，物流的溢出效应主要反映了区域物流业的优势及外部性，计算指标为：一个地区的物流溢出效应=（该地区的货运周转量/地区生产总值）/（全国的货运周转量/国内生产总值）。商流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区域商贸流通的比较优势服务对周边地区消费的吸引力，计算指标为：一个地区的商流溢出效应=该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该地区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信息流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区域内的信息化程度对周边区域的外部性，计算指标为：一个地区的信息流溢出效应=该地区邮电业务总量/该地区居民消费支出总额。
产业结构。根据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发展实际，产业结构的调整以非农产业产值的比重调整为主要体现，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为此，本文选取区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总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
劳动要素需求。由于统计年鉴和其他数据库中并未公布劳动要素需求的指标值，因此本文采用各地区年末从业人员数来表示。
控制变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较多，笔者根据以往研究经验，引入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组。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示，教育发展水平采用各地区教育经费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对外开放水平用外贸依存度来衡量，即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流通溢出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渠道的实证分析
选用2000-2012年我国各省、市和自治区（自治区除外）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考虑到劳动需求、经济发展水平这两个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数值大小差距较明显，因此对这两个变量取对数。
对式（1）和式（2）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
根据Huasman检验结果可知，模型一和模型二都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另外，通过回归得到的F值计算并比较，最终舍弃混合效应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观察流通业三种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产业结构渠道：
首先，物流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的交叉项系数为0.287，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物流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加重了城乡收入的贫富悬殊化。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似乎相反，基于我国的实际，本文给出以下解释：我国产业结构布局并不完善，城乡产业差异较大，而作为主导产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分布在城镇，农村地区缺乏这些产业支撑，而且城镇交通体系明显优于农村，因此物流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更多地为城镇居民带来利益。
其次，商流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的交叉项系数为-0.239，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商流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有效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随着我国商贸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商业就业面不断拓宽，又由于商贸服务业的行业关联面较广，于是商流的溢出效应可与城市非农产业发展相结合，促使城市的整体就业面不断拓宽，对劳动力需求不断提高，进而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机遇。
再次，信息流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的交叉项系数为0.043，且在10%水平显著，说明信息流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城乡收入差距。虽然我国流通业信息化进程不断加速，但信息化与农业的结合力度仍然偏低，导致农村经济受信息流辐射作用甚微，而更有利于城镇经济发展，因此也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观察流通业三种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劳动要素需求渠道：
首先，物流溢出效应与劳动要素需求的交叉项系数为-0.243，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物流溢出效应通过劳动供求渠道有效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城乡交通建设存在差距，但城乡之间快速路连接线的不断完善，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扩散，也促进了城市集聚资源向农村扩散，进而有助于缓解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
其次，商流溢出效应与劳动要素需求的交叉项系数为0.055，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商流溢出效应通过劳动供求渠道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力度有限。商贸服务业的发展虽然使城市的就业吸引力不断提高，就业面不断拓宽，但是受我国城乡发展两极分化的现状约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通畅性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城市居民收益可能更多。
再次，信息流溢出效应与劳动要素需求的交叉项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信息流通过劳动供求渠道并没有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明显作用，这可能与我国城乡劳动供求的不对称有关。
结论
本文从产业结构和劳动要素需求两个角度，探讨了我国流通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两个渠道。根据研究，结论如下：物流溢出效应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商流溢出效应则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城乡收入差距；流通业三种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存在差异，物流、信息流的溢出效应通过该渠道提高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商流的溢出效应则借助该渠道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三种溢出效应通过劳动要素需求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存在差异，商流的溢出效应通过该渠道提高了城乡收入差距，而物流的溢出效应借助该渠道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信息流则并没有通过该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带来明显影响。
参考文献：
1.于晓雪.基于VEC 模型的流通业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2（30）
2.张建升.物流发展与城乡收入差异―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10（24）
3.王世进，周敏，司增绰.流通产业促进我国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SUR模型的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3（10）
一、问卷设计与结果统计
本次调查，根据城乡居民的特点，分别设计了城市问卷和乡村问卷，但都按环境认知评价、环境行为、环境意愿等模块，并结合城市和乡村实际，设计了相关问题，以了解城乡居民在“知”“行”“意”方面的环境素质状况。城市问卷以主城九区样本为主，乡村问卷以渝东北的万州区、开州区、城口县、云阳县和渝东南的黔江区、武隆区、秀山县等区县为主。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有效问卷865份，回收率96.1%。其中，收回城市问卷443份，乡村问卷422份，样本人群类别分布情况见表1。城市样本分布：性别均衡，中青年、受过高等教育、公职人员和企业职工均占绝大多数，中高收入者近一半。故样本人群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问卷涉及问题的真实状况，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乡村样本分布：性别、年龄分布接近于城市样本，但学历、行业身份、收入分布均略优于城市样本，这与乡村问卷调查是通过农村电商营销网络渠道开展有关，但样本人群长期工作生活在农村，对乡村环境治理情况体验深切且综合素质较高，所以更有利于客观地反映问卷涉及问题的真实状况，故乡村样本人群具有代表性。
二、调查结论分析
（一）环境认知。1.普遍具有参与环境治理的意识。城乡居民普遍都关注环境问题，认为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方式、气候变暖、人类健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紧密相关，治理污染非常必要。分别有68.6%和65.7%的市民对我市实施机动车限号和垃圾分类政策非常看好。对治理环境的主要动力的认识，排在首位的是企业改革与自律（250人次），其次是政府引导及法制健全（224人次）、社会组织及公众力量（223人次），人数分布较为均匀。显然，大多数居民认为治理环境不光是政府的责任。2.环境认知不够全面准确。总体看，城乡居民对环境知识的了解不够全面准确，对环境治理的权力、义务和参与方式不够明确。城市问卷分析表明：城市居民对城市四大环境污染的认知准确率为52.4%，对PM2.5平均值标准值的认知准确率为54%；12369电话平均知晓率为69.1%。城市和乡村问卷总体分析表明：相较于偷排偷放、机动车尾气、化肥农药污染、噪声污染等，57.6%的城乡居民认为当前重庆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是垃圾污染；8.9%的居民表示“了解并参与过环境影响评价”，但不少市民认为影响评价就是个人对周围环境状况好坏的评价。这充分表明，城乡居民整体环境认知还不够全面和深入。3.对环保社会组织认知度不高。443份城市问卷中，对“你所了解的我市民间环保组织”的调查，选择较多的是重庆市渝中区巴渝公益发展中心（83人次）、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43人次）和重庆市九龙坡区绿山墙志愿服务中心（41人次），还有15.2%的城市居民表示没接触过、不清楚。可见，城乡居民甚至城市居民对环保社会组织的认知度还不够高。（二）环境行为。1.了解环境信息大多选择官方渠道。城市问卷分析显示：市民获取环境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化，且通过大众传媒（电视广播、网络）的获取频率高于从各种环保宣教活动、宣传单等途径获取的频率；选择政府环保信息网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电视新闻等官方平台的人次明显高于选择论坛、热搜、个人微信、个人微博等非官方平台的人次，而对于参加过环境教育培训的选择最少，仅为11人次。2.对参与环境治理的信心不强。63.4%的城乡居民认为，治理环境征求公众意见重要且必要。在城市问卷中，对“愿意以哪种角色参与环境治理”，选择频率最高的是环境污染监督员（257人次），其次是环境决策民意代表（241人次）、环境信息宣传员（195人次），表明“前端”参与及“过程”参与的意愿强烈。对“参加环境保护、维护自身环境权益面临的困难”，选择频率最高的是环境信息掌握不够（303人次），其次是居民缺乏与政府、企业对话的力量（255人次）、没有合适的表达途径（195人次）。3.参与环境治理的行动力不足。分析显示：对身边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排序垃圾污染排第一位，大多数城乡居民都认为开展垃圾分类很有必要，但实际参与垃圾分类的行动力却不足。调查结果是实际参与过垃圾分类的市民仅82人次。乡村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显示：村民对秸秆采用焚烧处理的为33.1%，对农业生产中地膜使用的处理作为垃圾单独处理的为39.3%。环境监督方面，面对身边环境问题拨打过12369电话的村民为31.2%，对周边存在环境污染及隐患的企业，18.2%的乡村居民认为“自己没办法管”，11.1%的城市居民选择“忍一忍或绕行避开”。（三）环境意愿与满意度。1.对政府推动环境治理满意度较高。调查结果分析显示，城乡居民对我市环境改善充满信心，81.0%的城乡居民认为我市环境将进一步改善。对城乡居民了解并认可的环境治理措施（多选），选择频率最高的是“碧水、蓝天、绿地、田园、宁静”五大行动（298人次），其次是河长制（260人次）、湖长制（219人次）、山长制（176人次）。2.城市居民对周边环境的满意度高于乡村居民。调查结果分析对比发现，大部分城市居民对周边环境表示满意（非常满意为54.9%，比较满意为24.8%），接近一半的乡村居民对周边环境表示不满意（不太满意的为31.5%，很不满意的为12.8%）。3.对环保维权的途径与方式了解不多。城市问卷中，对身边环境问题，187人次选择向环保部门投诉，82人次选择向环保组织求助，43人次选择无视。这与相关法律法规对于环保社会组织或公众参与环境维权、环境诉讼多为原则性规定，对具体的参与方式、程序未作规定，对社会组织管理和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缺乏引导有关[1]。4.具有积极的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对“个人支付污染治理费用”，城市问卷中，分别有53.7%和34.1%的城市居民愿意承担因治理污染导致的个人消费支出5%以内和10%以内的增加；乡村问卷中，对于增加乡村环境治理资金，61.9%的乡村居民更倾向于通过增加财政补贴的方式实现环境污染治理。
三、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经济波动；MSVAR；PVAR
[中图分类号]F0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4-0006-06
一、引 言
中国自古以来即十分重视收入分配和经济波动问题，如《论语・季氏》中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即认为收入分配公平和经济稳定是当政者最应关注的问题。《管子》甚至注意到丰年、灾年的经济波动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指出缺乏灵活性的税收制度在灾、丰年的变迁中必然拉大贫富差距。而现代经济学则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对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展开一定数量的研究，这些文献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献致力于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如Aghion等（1997、1999）强调收入分配不均会导致投资机会的不平等从而导致经济波动[1-2]，Levy （2002）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会提升产出和物价波动的幅度并导致经济波动[3]，Woo （2011）认为收入差距会导致政府政策的频繁变动从而造成经济波动[4]。第二类文献致力于研究经济波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Breen和García-Pe？kalosa（2005）认为企业家是风险偏好者，工人是风险规避者，在经济波动中两者对风险的不同态度会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5]。Checchi和García-Pe？kalosa（2004）认为贫穷者在经济波动时很难具备储存人力资本的条件，所以收入差距会扩大[6]。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日益加大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李实等，2008；Kanbur和Zhang，2005；Chen 等， 2010）[7-9]。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来看，由于城乡居民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当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时，城乡居民在投资机会面前并不均等，并且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对多种宏观经济变量的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会直接导致经济波动。但是也应注意到，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更容易影响到城市居民，当城市居民是税收、消费和公共服务的主体时，财政、货币政策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其稳定经济的效果。并且政府往往会在经济波动较为剧烈的情形下使用相机抉择的政策，且这一类政策多是针对城市，所以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时反而能够更有效地平抑经济波动。但如果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导致政府频繁采用相关政策来提升农民收入，则可能由此直接引发经济波动。所以，城乡收入差距并不必然加剧经济波动，反而有可能降低经济波动的频率。从经济波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来看，不同内容的经济波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如果经济波动是全局性经济衰退造成，由于城市居民所有收入均来源于城市工业，一旦失业将失去所有生活来源，这种波动对城市居民的影响是巨大的，可能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但假如衰退发生在特定的餐饮、建筑、初级加工业等吸收大量农民工的行业，由于中国农民务工收入已经达到全部收入的50%以上且农民抵御经济波动风险的能力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所以当这一类型衰退发生时，农民工这种非正式就业会很容易受到冲击，城乡收入差距就会扩大。由此可见，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的正负特征却难以直观判断，需要较为深入的实证研究。但遗憾的是，就我们所知，目前国内尚没有文献专门就两者之间的动态关联开展实证研究。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复杂的动态关联，这就需要使用能够将两者均作为内生变量处理的模型来加以分析，向量自回归模型显然是十分合适的选择。但是，两者之间的关联又依据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可能存在一定的非线性效应，所以应尽可能地考虑到时间上的非线性结构变化和空间差异可能导致实证结果的不同。针对时间上的非线性结构变化，Hamilton（1989）[10]、Krolzig（1997）[11]等学者的处理方式是，将Markov转移矩阵引入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分析中，而其后的学者们又不断深入地完善了这一方法，最终形成为成熟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并进一步发展了基于时变概率的MSVAR模型（Ding， 2012）[12]。基于此，本文拟采用MSVAR模型和中国自2001年到2014年的季度数据开展研究。关于空间上的差异，现有文献较认同采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来使用面板数据弥补时序数据缺乏空间差异信息的缺陷。所以，本文同时使用了两种模型进行综合研究，以对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动态关联给出实证依据。就笔者所知，本文是国内最早采用计量模型研究两者之间关联的实证研究。
二、研究设计
1. MSVAR模型的数据选择及模型简介
根据前文的描述，本文需要使用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的时序数据。借鉴其他相关文献的处理办法，采用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上农村居民纯收入（均为季度累计收入）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变量，使用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率HP滤波后的波动绝对值来指代经济波动。选取数据的时间跨度是2001年第1季度到2014年第3季度（目前中国能够搜集到的季度时序数据始于2001年），共47个时间序列点。所有数据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两列数据的曲线图为图1。
从图1可知，经济波动的变动从数值比例上来看比较剧烈，所以本文采用双轴图进行描绘。可以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在大多数时间内同步变动，说明两者之间很可能主要存在正向的互动关联。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在特定的某些阶段，两变量变动幅度扩大，但某些阶段其变动幅度缩小，且这种变动无法根据经验直接辨识。即两变量间互动关联存在多区制的特点且无法直接给出某个时间段来框定，所以十分需要采用MSVAR模型进行研究，后文对这一模型进行了简介。首先，如果不考虑不同区制之间的不同，传统的线性VAR模型构建如下：
式（1）中Y是2维内生变量向量，表示经济波动和城乡收入差距，v表示截距项，εt是残差项，p指代模型时间滞后的阶数。由于该模型是纯线性向量自回归模型，所以无法考虑非线性多区制之间的转变。为此，本文将马尔科夫链加入模型：
2. PVAR模型的数据选择及模型简介
针对VAR模型难以考虑地区差异的问题，Holtz-Eakin等（1988）[13]提出了基于面板数据的VAR模型，将VAR模型的应用范围大幅度扩大。由于面板数据同时具备时间和空间维度信息，故而用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联更加可靠。PVAR模型一经提出之后即被广泛关注，而后Lütkepohl （2007）[14]、Love和 Zicchino （2006）[15]等人又将其不断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宏观研究领域较为成熟的面板数据分析工具，本文的PVAR模型如下：
见式（3），yit表示2维内生变量向量，变量的下标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P指代PVAR模型时间滞后的阶数，βj代表回归系数向量，αi代表个体固定效应。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以及序列相关的影响，本文选择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PVAR模型进行估计。但是，由于受内生变量滞后项影响，αi与滞后内生变量容易产生相关性。基于此，本文同时采用了“前向均值差分法”来消除固定效应（Arellano和Bover，1995）[16]。该方法主要使用移除前向均值这一转换方法，尽力避免差分项与工具变量的正交，从而达到准确估计模型的目的。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数据时间跨度较短，并且根据采用不同滞后阶数回归结果的统计显著性，本文采用滞后2期的模型（即p=2）进行估计。
具体到面板数据的选取而言，本文使用中国大陆30个省级单位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开展分析（没有选择省的数据）。这里之所以选择1998年之后的数据是基于如下原因：其一，重庆自1997年成为直辖市，1998年之后有重庆的详尽数据；其二，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体制对地方经济产生过巨大影响并很可能在随后几年对经济波动产生巨大影响，为避免这种影响导致的模型误判，所以本文以1998年为数据起点；其三，中国自1998年开始在宏观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起点。其中经济波动的数据仍旧采用HP滤波方法，将GDP增长率中的趋势项去除后保留波动绝对值作为经济波动的变量。城乡收入差距仍采用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作为变量。
三、计量分析
1. 基于MSVAR模型的计量分析
在使用时序数据开展VAR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先检测变量的稳定性，本文使用ADF检验和PP检验来判定变量稳定性，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两列变量均是稳定的，可以使用VAR模型进行分析。
根据AIC、BIC准则，本文最终选择了滞后期为2期、3个区制的MSVAR模型，使用的软件是MATLAB2012。回归结果见表2，三个区制之间转移概率的具体时序数值见图2。从图2可以发现区制2的概率非常小，且预期持续期只有1.43，但区制1和区制3的持续期都较长，且转移概率都是0.95的高维持概率，所以区制1和区制3是本文需要重点分析的区制。由于模型涉及的参数过多，根据模型所有的参数难以直接看出两列变量之间的互动关联，所以我们使用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绘制出两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根据图2，需要绘制区制1和区制3下两变量之间的互动关联。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是指，根据已经得出的VAR模型回归系数，当某一变量在基期发生单位变化时（由扰动项变化所致），分析其他变量随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高铁梅，2009）[17]。
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随着城乡收入差距发生1单位的冲击后，经济波动的反应一直大于0，且区制1的反应小于区制3的反应。随着经济波动发生1单位冲击后，城乡收入差距的反应也一直为正，区制1下的反应基本上也小于区制3的反应。从图2可以看出（结合图1），区制1主要是2001年、2002年以及2010年以后，区制3是2003～2009年。这表明2003～2009年间，经济波动受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究其原因，在于2003～2009年之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提升农民收入的重大政策，城乡收入差距波动幅度变小，从而引发相关的货币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功能阶段性失调，导致经济波动加剧。与此同时，2003～2009年也是中国食品价格波动剧烈的时期，经济波动在此背景下也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更大影响。整体来看，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始终是正向的互动关联。
2. 基于PVAR模型的计量分析
使用PVAR模型之前同样需要开展稳定性检验，其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的面板数据同样也是稳定的。
由于PVAR模型的参数较多且不能直观地辨析变量间交互作用，所以这里仅使用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绘制出两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 从图5中可以看出基于面板数据的脉冲响应依然是正向的交互作用。
3. 模型稳健性分析
为了探讨MSVAR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如下方法：①考虑到物价指数可能会对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同时产生影响，所以将这一变量加入模型以观察区制特征是否依然成立，其结论是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仍存在类似图3和图4的两区制特征且交互作用仍保持相同特征；②采用普通的不考虑非线性特征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两者之间的互动关联进行分析，通过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出，两者之间仍是正向的互动关联。上述两种稳健性检验证明MSVAR模型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为了研究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如下方法：①将数据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分别开展研究，发现除西部地区两者正向互动特征不明显外，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波动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仍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②将滞后期修改为2和3，除发现经济波动和城乡收入差距对自身的反应发生较大变化外，两者之间的互动关联仍显著为正。上述两种检验证明PVAR模型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四、结 论
本文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复杂的逻辑关联，但学术界却尚未对两者之间的关联给出明确的实证依据。本文综合采用能够处理“时间序列变量动态关联非线性特征”的MSVAR模型和能够针对面板数据开展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的PVAR模型，充分利用时间和空间的数据信息，研究了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动态关联。基于MSVAR模型得出如下结论：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联特征在不同区制中呈现不同状态，位于2003～2009年期间的区制中，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的正向促进作用明显高于2001年、2002年和2010以后的年份，但整体来看两者之间的正向关联一直十分显著。基于PVAR模型及其稳健性检验得出如下结论：在大多数的省域，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互动关联。根据上述结论，可以认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在大多数时间和空间内存在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基于此，可以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且阻碍财政、货币政策发挥稳定效应。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公众理性预期日益强化，相机抉择的政策效果日渐势微，所以世界各国日益重视设计相应的政策规则，来促使经济实现自动稳定。但过高的城乡收入差距显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阻碍，故此需要政策着力采取相应措施，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或至少减少其对经济波动的放大效应，来实现宏观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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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差距；经济增长；分位数回归；自相关系数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006-05
引言
分位数回归选择不同的分位数，例如中位数、1/4 分位数、3/4 分位数等来估计推断因变量的分位数，这些不同分位数代表了处于不同水平的研究对象，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描述研究对象的全貌，深化了对传统回归模型的理解，推广了回归模型的类型和应用。特别对于研究对象的分布呈现，如不对称、厚尾、截断性等特性时，分位数回归的拟合效果比线性回归更加准确细致，具有比较好的弹性性质。所以，自Koenker 和 Bassett（1978）提出线性分位数回归理论[1]以来，分位数回归（QR）成为近几十年来发展较快、应用广泛的回归模型方法。国内很多学者将分位数回归估计方法运用于股市研究、金融研究等广泛领域中[2～5]。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均GDP逐年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迅速提高，但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却被不断拉大。研究城乡收入的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发展经济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目的是区分在条件分布不同位置，城乡收入差距究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时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某个特定分位数的边际效果，更好地控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从而促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稳步增长。陈建宝利用分位数回归技术研究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及其对扩大内需的重要影响[6～7] ，段景辉对中国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影响因素进行分位数回归分析[8] ，陈娟将居民收入和政府支出引入效用函数，利用分位数回归证实了不同消费量下各变量对消费有不同的影响[9]。本文通过引入分位数回归思想，构建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比较了成都市经济增长变化量对城乡居民收入变化量的影响。
一、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原理
分位数回归模型如下：
Qy（τ|x）=a0+a1x1+a2x2+…+akxk+Qu（τ）
其中Qy（τ|x）为关于x的条件τ分位数，Qu（τ）为随机扰动项的τ分位数，a0，a1，a2，…，ak是待估参数。
如果τ=0.5，分位数回归模型即为中位数回归模型，其表达式如下：
M（y|x）=a0+a1x1+a2x2+…+akxk+M（u）
其中，M（y|x）为关于x的条件中位数，M（u）为随机扰动项的中位数。
对于中位数回归模型，可采取最小绝对偏差法（LAD法）来估计参数；而对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则采取线性规划法（LP法）估计其最小加权绝对偏差，从而得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表示如下：
LAD法：minE|y-a0-a1x1-a2x2-…-akxk|
求解得：■（y|x）=■0+■1x1+■2x2+…+■kxk
LP法：minEρτ（y-a0-a1x1-a2x2-…-akxk）
求解得：■y（τ|x）=■0+■1x1+■2x2+…+■kxk
其中，ρτ（t）=t（τ-I（t
将分位数回归模型表示为矩阵形式：
■（τ）=X'■（τ）
同时解释变量矩阵和参数向量都分为两部分，即X=（1，Z）'和■（τ）=（■0 （τ ），■1 （τ ））'，则有
■（τ）=■0 （τ ）+Z'β1 （τ ）
定义：
■ （τ ）=min[■（1-τ）（yt-■0 （τ ）-Z'■1 （τ ））+■τ（yt-■0 （τ ）-Z'■1 （τ ））]
■ （τ ）=min[-■（1-τ）（yt-■0 （τ ））+■τ（yt-■0 （τ ））]
上两式分别表示无约束分位数回归目标函数（最小绝对离差和）和约束的分位数回归目标函数（最小绝对离差和）的极小值。无约束目标函数中的减项既包含常数项也包含所有回归因子。约束目标函数中的减项仅包含常数项，其他参数都约束为零。Koenker和Machado（1999）根据目标函数在施加约束条件前后得到的两个极小值[10]构造了两个拟似然比检验统计量（QLR）。这两个拟似然比检验也称作分位数p检验（quantile-ρ tests）。两统计量的表达式如下：
LT（τ） =■
AT（τ） =■log（■）
其中■ （τ ）和■ （τ ）分别代表约束的和无约束目标方程的极小值。上面两个统计量都渐近服从自由度为q的χ2分布，其中q是原假设目标函数中约束条件的个数，从而利用χ2分布进行拟合优度检验。
二、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
选用成都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经济增长，记为PGDP（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用LGDP表示取自然对数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用LG表示LGDP的一阶差分，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增长幅度；选用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比例作为城乡收入差距衡量指标，记为URCR（Urban / Rural Consumption Ratio）。LG的直方图如下：
从人均GDP对数增产幅度的直方图可以看出，LG的分布是一个左偏低峰的分布，可以接受其分布为正态分布。
（二）自相关性的检验
利用样本自相关系数和样本偏相关系数检验变量是否具有自相关性，从而为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做准备工作。LG的自相关图（见下页表1）：
从LG的自相关图可以看出，LG的偏相关系数具有一阶截尾性，自相关系数具有拖尾性，所以，LG与LG（-1）存在相依关系。URCR的自相关图如下，显然，URCR的偏相关系数具有一阶截尾性，自相关系数具有拖尾性，所以，URCR与URCR（-1）存在相依关系（见下页表2）。
（三）互相关性的检验
利用样本协方差矩阵检验变量LG与URCR是否具有互相关性，变量LGDP与URCR的样本协方差矩阵如下：
表3 LG与URCR的协方差矩阵
LG与URCR的样本相关系数为-0.002808，说明LG与URCR具有负相依关系。当人均GDP对数增产幅度LG增大时，城乡差距URCR将会变小，经济增长抑制了城乡差距的扩大；反之，当城乡差距URCR增大时，人均GDP对数增产幅度LG将变小，城乡差距的扩大将抵制经济增长的发展。经济增长与城乡差距相互影响，相互协调，才能使社会和谐。
由于LG与URCR的样本相关系数很小，说明两者的关系存在非线性的特点，适合利用分位数回归建立模型。
（四）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建立
通过自相关性与互相关性的检验，建立如下的分位数回归方程来研究经济增长对城乡差距的影响：
URCRt=s（1）+s（2）LGt+s（3）LGt-1+s（4）URCRt-1
令τ=0.5，运用LAD （least absolute deviations）估计量进行估计，获得中位数回归方程的估计（见下页表4）：
从下页表4可知，Quasi-LR检验统计量的值为34.24548，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显著的，所建立中位数回归方程较为准确细致地刻画经济增长与城乡差距的关系。
在被解释变量LG的中位数水平下，变量LG、LG（-1）的系数都是负值，这说明：当期的人均GDP对数增产幅度和前一期的人均GDP对数增产幅度都抑制了城乡差距的扩大，其中当期的人均GDP对数增产幅度的抑制作用比较大。变量URCR（-1）的系数是正值；即前一期的城乡差距使得当期的城乡差距扩大。这非常符合实际情况。
（五）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系数的差异与变动分析
为了深入揭示在经济增长的不同水平下，经济增长对城乡差距影响的变化，需要在经济增长的不同分位数水平进行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选取了5个分位数（Quantile），它们分别是τ=0.20，0.30，0.50，0.70，0.80这5个分位数的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不同分位数下的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从所建立的模型和检验可以看出，（1）在经济增长的某个具体分位数水平，经济发展对城乡差距影响的大小都不相同。由表5可知，在被解释变量LG的不同分位数水平，变量LG（-1）的系数都是负值，都抑制城乡差距的增大；变量LG的系数一会儿是正值一会儿是负值，这说经济增长发展在不同的水平下，当期的人均GDP对数增产幅度对城乡差距的影响不同。当经济的水平比较低时（τ=0.20），当期的人均GDP对数增产幅度将加大城乡差距的扩大；当经济的水平比较适中时（τ=0.30，τ=0.50），当期的人均GDP对数增产幅度将抑制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城乡差距缩小；当经济的水平比较快速时（τ=0.70，τ=0.80），当期的人均GDP对数增产幅度将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2）随着被解释变量LG的分位数水平从0.2逐步增加到0.8，前期城乡差距对当期城乡差距影响的系数都是正值，系数呈现先单调减后单增趋势，在τ=0.70时，其系数取得最小值。这说明前期城乡差距将扩大当期城乡差距，这种影响的程度随经济水平快速发展会得到缓慢的抑制。（3）分位回归模型中截距项的系数是先变大再变小，这基本反映了在人均GDP对数增产幅度LG的不同分位数水平下，外在因素，例如CPI，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村社保等，都将使得城乡差距保持在一个水平波动，导致城乡差距的变化主要依赖城乡差距既有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的水平。
结论
总结以上实证分析，得到以下基本结论：（1）在经济增长的不同水平下，当期经济增长和前期经济增长对城乡差距影响的大小都不相同，说明了经济增长作用的差异性，揭示了不同发展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城乡差距的动态相依关系。（2）当经济的水平比较低时，经济增长不足以抑制城乡差距的扩大；当经济的水平比较适中时，经济增长将抑制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城乡差距缩小；当经济的水平比较快速时，经济增长的幅度变大，从而导致贫富差距加大，财富集中到城市中，城乡差距扩大。这说明，必须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3）现实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会因经济发展水平的效率而发生变化，进而现实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的改变又将影响经济增长，使得相对关系是正偏抑或负偏抑，这也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期或不同国家与地区可能会发生方向性改变。所以，必须协调经济增长，完善收入分配的理论，应运用财税、金融以及投资政策更多地发展的农村经济，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以及向农村居民提供和城镇居民基本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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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Qin，YANG Bao-ying，LIU Juan，CHANG Chun-yan
（College of Mathematics，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31，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logarithmic growth rate of per capita GDP is used as a measure index of the economic growth.The consumption ratio of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residents is used as a measure index of the urban-rural gap.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different quantile model，the impact of Urban-rural gap under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growth is shown and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 that：whe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s rapidly，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becomes larger，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crease，the wealth concentrate to the city，the urban-rural gap expand .The government must prevent economic growth from becoming overheated，control inflation strictly，，the urban-rural gap narrowed and economic growth will be Harmony.
Key words：the urban-rural gap；economic growth；Quantile regression；Auto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收稿日期：2013-07-12
[关键词]内蒙古；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互动关系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39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增大，经济增长加速度与城乡收入比加速度呈正相关。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在逐年提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有效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目前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多个省区在经济发展当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1内蒙古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情况
2015年以来，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步入了全新的阶段，经济改革正在深入进行，经济运行缓中趋稳、渐入佳境，具有良好的发展趋势。2015年，生产总值为180328亿元，经济增长率为7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其中，第三产业实现优化升级，经济比重上升，增加值高达72135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为71903元，比2014年增加了7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30594元，农村牧区居民人均收入为10776元，与2014年相比，增幅分别为79%和8%。虽然内蒙古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呈现稳步增长的良好势头，但是城乡收入差距更加明显，人均收入差额达到19818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为064，说明内蒙古地区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状态。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84%和294%，与2014年相比有所回落，达到了生活水平的富足标准。由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比农村牧区居民更快，内蒙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就不断拉大，说明经济增长越快，则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而城乡二元结构则更加突出和显著[1]。
2内蒙古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表现
21二元经济结构
二元经济结构是内蒙古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特征，简单来说就是发达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并存的结构。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当中，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比农村更快，这就导致城乡发展不均衡，差距被逐渐拉大。在城市发展进程当中，农村牧区居民难以从中获得较高的利益，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形成城乡分割。从2005―2015年内蒙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对比来看，内蒙古地区经济始终呈现二元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体制当中，不利于农村牧区的经济发展，农牧民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和薪酬待遇。目前有很多农牧民选择进城务工以获得非农收入，但是受限于二元经济体制，会遇到许多障碍。而局限于农牧区生产当中，很难依靠农牧业收入来拉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反而是增加了城乡收入差距[2]。
22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在经济产业结构当中，第二产业产业比最高，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势头，其次为第一产业，其产业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第三产业虽然呈现增长的趋势，但是却暴露出后劲不足的问题，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产业比有所下降。2015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长分别为3%、8%和81%，三次产业比为9∶51∶40。农业、林业和牧业是农牧区主要的经济产业，而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和商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则是城镇地区的主要的经济产业。对比来看，农牧区的经济发展自然不如城镇地区强势，进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增大。
23劳动生产率差距较大
形成内蒙古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就是劳动生产率差距较大，随着工业的蓬勃发展，城市劳动生产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农村牧区的农牧业发展则相对缓慢，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较慢，进而拉大了城乡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农牧业生产获得的收入远低于工业生产收入[3]。
3以缩短内蒙古城乡收入差距为目标的经济措施31建立统一的户籍制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其管理制度需要与当前的发展形势相适应。在统一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市场的情况下，需要实行全国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以有效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改变内蒙古地区城乡二元结构，消除户籍差别，为城市居民和农牧民提供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和平等的就业机会，农牧区可以获得同城镇地区同样的发展机遇，这对于内蒙古农牧区的发展建设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公平、平等的经济环境下，内蒙古农牧区将吸引更多的投资，支持其经济建设，进而提升其竞争力，拥有更加广阔的市场选择，加快农牧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效拉近城乡收入差距[4]。
32工业反哺农牧业
工业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是推动城镇经济建设的主要动力。而对于以农牧业为主的农牧区来说，农牧业发展开始接近于停滞的状态，同时还受到气候等环境因素内部的影响，缺乏一定的发展动力。目前，政府开始加大对农牧业的支持力度，以调整产业结构政策，并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政策。由工业来支持农牧业的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加大农牧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建设，加大投入教育资源，为农牧区的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调整产业结构，降低资源的依赖程度，促进农牧业的产业化发展，充分发挥内蒙古地区的资源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开发农牧区第三产业。在发展农牧产业的同时，推动金融业、物流业以及涉农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吸引劳动力资源，为农牧民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渠道，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有效促进农牧区的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增加农牧民的收入[5]。
33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改变当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现状，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城市带动农村，以工业带动农牧业，促进城乡的共同发展。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当中，农牧区获得了和城市一样的发展机遇，促进了农牧业的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为其提供就业机会，实现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实现农牧区耕地和牧场的科学经营，拓展经营规模，引进高水平的管理人才，建立集约化和专业化的农牧业经营体系，加强农牧业专业、当地企业、专业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在新型的经济体系当中，农牧业劳动生产率有了极大的提升，提升了资源的利用率，加速了内蒙古农牧区的经济增长。
34提升农牧业现代化生产水平
加强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牧区教育、金融、物流、交通和通信等多个领域的资金投入，“十三五”期间，内蒙古将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加快高等级公路建设，在盟市、重点枢纽口岸、重要出区通道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开通航运线路，并增加支线和通用机场布点。增强区域间、城际间沟通与联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经济产业网络，在短期内促进农牧业现代化生产力的提升，增强内蒙古农牧区经济产业的竞争力。随着农牧业现代化生产水平的不断提升，农牧民综合素质同样得以提高，在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同时，对改善民生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的城乡发展仍然处于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居民差距有待进一步缩小，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农牧业现代化生产水平的提高，缩短内蒙古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发展目标将会在未来得以实现[6]。
4结论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内蒙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逐渐增加，这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着重要的联系。通过内蒙古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与分析，结合内蒙古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表现，提出了有效的经济改革措施。建立统一的户籍制度，以工业反哺农牧业，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提升农牧业现代化生产水平，以实现缩短内蒙古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目标，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相合论鄂尔多斯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协调发展[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0-14
[2]刘阳，王桂英内蒙古城乡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的相关研究[J].未来与发展，2012（4）：94-99
[3]冯利英，石海燕内蒙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12（4）：1-5
[4]宣春艳，余晶，刘永在，等自然资源禀赋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以内蒙古为例[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43-48
一、统筹城乡发展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一个特殊敏感时期。根据国际经验，这个时期有两种发展前景，一是有可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势头；二是有可能出现城乡差别、贫富差距过度扩大，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拉美陷阱”。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无论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是对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与国家的长治久安，都至关重要。“十一五”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应该把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应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正确处理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的必然要求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不再需要从农业吸纳资本等要素。这个阶段就是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过渡，工农、城乡关系开始改善的阶段。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目前，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并在今后10年内向后期阶段过渡，也就是由工农业、城乡平行发展，向工业和城市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转变。2005年我省人均GDP预计突破1000美元，2015年达到2000美元，2020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因此，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工农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是顺应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规律，正确处理我省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的必然要求。
（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
2000年我省总体上已实现了小康，但这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差距主要在农村。无论是生产力水平还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事业的发展，农村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到2020年，我省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半，2020年达到175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300元，同时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全面建设惠及**省人民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因此，在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必须积极主动、不失时机地加快把发展的思路调整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上来，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小康。
（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创新
解决好新时期“三农”问题，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要清醒地看到，在全省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工农差别和地区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落后社区和农民是弱势群体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三农”问题仍不容乐观。**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传统的发展思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重点突破制约“三农”问题解决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既不能单纯依靠农村、农业自身的发展解决，也不能依赖城市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和帮助来解决，要把农业的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中，把农村的进步放在整个社会的进步中，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中统筹考虑。因此，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我省解决“三农”问题思路的重大创新。
（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制约全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消费不旺、内需不足，瓶颈制约就在于农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缓慢。1998年-2003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2.7%，比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7.2%低4.5个百分点。2003年，**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部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仅为省28.5％。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是我省经济工作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因此，只有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农民消费能力，拓展农村市场，突破消费梗阻，实现良性循环，才能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长久动力。
二、**城乡差距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基本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的两大跨越。目前，人均GDP超过900美元，二、三产业比重达到80.8%，城市化水平达到33.5%。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全国一样，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还不够牢固、农村消费能力下降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以及农村社会事业落后等。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的核心表现。当前，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是我省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过大。具体地说:
1．绝对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典型的“剪刀差”现象。1978年我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为377.7元、113.34元，城乡居民收入相差264.4元，2003年扩大到4651元。1998年到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年共增加318.7元，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2178.7元的14.6%，甚至低于城镇居民平均一年增加363.1元的水平。（见图）
2．相对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明显的扩大趋势。1985年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1.72，1992年扩大为1：3.13，1997年降至1：2.54，2003年又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1：3，达到了1：3.19，虽然低于全国1:3.23水平，但比2002年的1：2.85有了明显加大。如果扣除农民收入中的实物性收入和加上城市居民的隐性收入，我省城乡居民的货币收入差距就更大。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相关资料，城乡差距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我国便是其中之一。
3．内部差距。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在1：3以上的有合肥1：3.24、阜阳1：3.01、安庆1：3.11。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比值超过1：3的有合肥、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滁州、安庆等7个地市，比值最大的是阜阳市为1：3.98，比值最小的是芜湖市1：2.46。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超过5000元的是马鞍山、合肥、蚌埠。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至2003年，宿州、蚌埠、阜阳、淮南、滁州五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加-94元、-56元、-175元、-6元、-273元。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与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的农民收入差距扩大，2000年，最高的马鞍山2683元，最低的六安市1571元，两者相差1112元，2003年最高的是马鞍山3122元，最低的是阜阳仅1659元，两者相差1463元。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有阜阳、宿州、六安、滁州、亳州五市。
4．外部差距。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的是江苏、上海、天津、山东、浙江、辽宁、北京等东部及发达省市，差距最小的是江苏1：2.18；差距较大的是、云南、贵州、陕西，比值均超过1：4，最大的是1：5.18。超过1：3的省份有湖南等17省市。**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3.19，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中部最高，在全国处于第11位。
(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的最终反映是生活水平的差距。
1．消费数量差距不断扩大。从1981年至2003年，我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1981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相差204.7元，2003年扩大到3468元。1990年，全省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比为1：2.30，2003年扩大到1∶3.17。城镇居民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要用于消费和储蓄以外，还有一部分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城乡消费差距就更大。
2．消费质量差距明显。城乡居民精神生活等非商品消费支出差距较大。2003年，城镇居民用于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分别是318元、503元、536元；农村居民用于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分别是87元、126元、185元，农村相当于城市的27%、25%、35%。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消费在整个生活消费的比重，是国际上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越低，说明生活水平超高。2003年，城乡居民分别是44.2%、46%，相差1.8个百分点。
（三）城乡居民财产差距
1．城乡居民存款差距。拥有储蓄存款多少是城乡居民差距的重要方面。2003年，全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年末存款额分别为1961亿元、514亿元，后者仅相当于前者的26%。2000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年末人均储蓄额分别为6565元、746元，两者相差5819元；2003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年末人均储蓄额为9945.34元、1228元，两者相差8718元，后者相当于前者12%。据1750户城市居民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3年，城市居民人均用于储蓄、储蓄性保险、购买有价证券的支出达1262元，相当于当年农民收入的59%。
2．城乡居民拥有耐用消费品差距。2003年底，我省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124台、冰箱89台、洗衣机93台、移动电话70部；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电59台、冰箱13台、洗衣机18台、移动电话21部，农村相当于城镇的47%、15%、19%、30%。
（四）城乡社会福利差距
目前，我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较为滞后，与城市社会事业发展存在着十分大的差距。农民得到的教育、医疗、文化、水电、电信、交通等社会公用事业服务,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距。
1．城乡教育差距。2000年，**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3年，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农村比城镇少2两年。现在农村不少地方学籍管理没有走向规范，小学、初中失学率、缀学率较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支出农村教师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农村学校工作条件差，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大量流向城市，农村中小学教师数量不足。2003年，61个县教育支出49.92亿元、17个市本级8.89亿元。
2．城乡医疗卫生差距。从卫生发展水平来看，城乡差距更为明显。2003年全省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为44571人，农村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11.2人；城市和县镇拥有80884人，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39.4人。2003年农村乡镇卫生院有病床37646张，每万人拥有8.6张；城市和县镇为74434张，每万人拥有36.3张。2003年，农村婴幼儿死亡率为城市的3倍多，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农村是城市的3倍多。2000年，城市、城镇和农村人口的寿命分别为77.38岁、75.63岁和71.37岁，城市、城镇比农村分别高出6.01岁和4.26岁。农民依然是最大的自费医疗群体，看不起病、因病致残、因病返贫的问题十分突出。
3．社会保障差距。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还非常薄弱。占我省人口70%以上的农民除传统的“五保”供养和少数地方试点的农村大病统筹外，基本上被排斥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之外。2003年，全省城镇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分别为104.28万人和10.65万，保障金额分别为60966.7万元和1747.0万元。
城乡差别扩大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三、**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思路、主要措施及政策建议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质上就是坚彻底改革城市偏向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持以城带乡、以工哺农，城乡互动、工农联动，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不断增强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地区差距，推动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元结构转变。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的重要机遇期。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方法，找准抓手，突出重点，制定和用好政策，把工作落到实处。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农村工作要突出“和谐**”这一主线，围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这一中心，主要在“五个着力点”上下功夫。
（一）加快统一思想步伐，牢固树立城乡统筹发展观，着力形成全社会共同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是城乡关系的重大调整，是“三农”工作思路的重大创新。目前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我省GDP超过900美元，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加速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调整改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重要时期。对待统筹城乡发展问题，还存在一些片面的看法：有的人认为我省是一个欠发达省份，现在的任务是发展而不是统筹；有的认为我省统筹城乡发展的时机还不成熟；有的人认为统筹城乡就是城市帮农村等等。要消除这些顾虑关键是要端正指导思想，真正把思想统一到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这一根本要求上来。各级党委、政府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深刻认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切实把工作重点放在城乡统筹上。
（二）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保护力度，着力构建城乡共建的新格局
农业是基础产业，又是弱势产业，要承担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市场调节不行，国家必须加强扶持和保护。这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十一五”今后一个时期，各级政府应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切实增加对农民可以直接受益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以改进农民生产和生活条件。主要包括建立政府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支出结构；提高政府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加快推进城乡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升一二三产业发展水平，着力形成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1．调整农业结构，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是新阶段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向。当前，我省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市场经济更加激烈，工业化、城镇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也已成为农业与整个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主要包括积极推进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健全农产品流通营销体系；努力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等。
2．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工业化进程。利用工业化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岗位，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物质技术基础，通过工业积累反哺农业，支持农村，为城镇化提业支撑。具体到每个县，并不是都要强调“工业立县”，而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主要包括大力发展县域中小企业；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着力发展产业集群经济。
3．调整城乡结构，加快城镇化进程。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应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推进农村经济融入城市。通过完善城市功能，强化产业支撑，增强人口和各类要素的聚集能力。主要包括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加快培育城镇特色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