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0 16:08:2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人民银行资金监管范围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我市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运行两年来，有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资金清算环节较多。在集中支付制度下，无论直接支付，还是授权支付，均采取银行承办网点先垫款办理财政性资金支付，再由清算行汇总各承办行当日垫付的资金总额填制银行申请划款凭证与人民银行国库单一账户清算，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审核后通过大额支付系统(县区通过同城票据交换)将清算资金划到银行清算行，记入其财政部门或预算单位的零余额账户。清算环节中多了银行零余额账户的过渡，清算环节越多，资金在各账户周转的手续越多，资金支付速度越慢，出差错的可能性越大。
(二)银行责任与利益不对称，不利于提高质量。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后，财政性资金先由银行依据财政部门的直接支付指令或预算单位的授权支付指令支付，再由银行与人行国库部门进行资金清算，这种业务流程将导致银行产生资金垫付，同时与银行结算制度“银行不垫款”的规定相悖。零余额账户日终不能留有余额，不能为银行带来可用资金，还要在与人民银行国库部门进行资金清算时因出现系统故障、错过清算时间等非正常情况时垫付资金。银行承担了如此多责任，却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利益，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银行的业务质量。
(三)集中支付银行资格认定与行政授权脱节。从改革情况看，基层人民银行作为经理国库的职能部门，理应积极组织和参与集中支付银行的资格认定工作。但从行政许可授权看，目前基层人民银行对集中支付银行资格认定缺乏法规依据。2004年人民银行《关于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知》中规定国库集中支付银行资格认定的实施机关为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之后上级行也未对基层分支机构予以进一步授权。由此导致基层人民银行在银行资格认定工作中难以名正言顺地参与银行资格认定工作，只能通过沟通、协调的方法，有限度地开展一些配合工作，难以做到严格依法行政、主动介入认定和发挥国库的监管职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进程。
(四)预算单位资金使用受限制。由于银行需要在当日规定时间之前完成与人民银行国库部门的资金清算业务。在进行资金支付与清算的过程中，存在即使财政部门开具了支付指令，预算单位也不能在当日办理支付业务的情况，特别是县区银行或支库未参加支付系统，只能通过同城票据交换进行国库与银行之间的资金清算，预算单位的资金使用还受到交换场次和时间的严格限制。
(五)国库目前的法律地位、监管权力和规章制度与国库监管的要求不相匹配。国库集中支付业务改革，赋予人民银行国库部门许多新的任务和职责，对人民银行国库部门的监管范围、作用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但对集中支付银行的监督与违规处罚，目前缺乏法律的规定和具体的处罚办法，国库监管职责和权限的不对等使得国库在对国库集中支付银行的监管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国库现有的法规与改革不相配套，面临更新、补充和完善的问题。
二、进一步完善集中支付业务的建议
(一)由人行国库部门直接办理财政性资金支付与清算。国库集中支付业务改革资金清算最理想的模式是使财政性资金由国库单一账户直接向收款单位划转资金，取消银行的零余额账户的过渡。因此，由人行国库部门直接办理财政直接支付，可以减少银行这一中间环节，加速资金周转，国库集中支付的业务流程和账务处理也相应简化。这即可以解决银行垫资的矛盾，又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快资金运转速度。同时，可使预算单位资金使用不受清算时间、交换场次等限制，又可以充分发挥国库对财政资金的监管力度，与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相吻合。
(二)引入商务卡，实现财政、银行、预算单位三方“共赢”。目前，为解决银行垫付资金的问题，各地想了不少的办法，如转移人民银行国库部门的部分财政库存至银行、财政部门支付垫付利息等等，但在具体操作中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端，引入银行商务卡业务可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目前有的银行推出了专门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商务信用卡，最长免息期可达56天，银行、财政部门、预算单位使用该卡会达到很好的效果。一是可取消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资金直接打入预算单位的信用卡，减小了预算单位和银行的工作量，加快了预算单位资金的使用效率。二是银行不必垫付资金。银行根据财政部门下达预算单位的可使用资金额度情况，并利用技术处理控制限额，这样银行不仅可解决垫付资金的问题，还可以合理利用最长免息期来调度资金获得一定的利益。三是财政部门不必支付垫付利息，而且对预算单位资金的使用情况、余额等进行更直观的监督，甚至可以考虑取消财政部门在银行的零余额账户，合理地运用商务信用卡进行财政资金的调度、运转。
(三)尽快下放资格认定许可权。银行具体办理财政性资金的支付，与国库单一账户进行资金清算，能否选好银行决定着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由于基层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地位相对超脱，与地方财政和商业银行少有利益牵连，人民银行负责银行资格认定可以公正、公平地进行评价和筛选，从而有效制止个别财政部门借机不正当的收费和商业银行不惜代价的竞争。建议人民银行总行授权分支机构行使银行资格认定权限，并列入行政许可审批范围，切实解决基层国库在资格认定工作中的缺位问题，以便于基层国库部门充分发挥职能，更好地履行“裁判员”的职责。
（一）财政性存款缴存范围界定不清。一是资金范围不明确、不具体。
人民银行对财政存款缴存的资金范围只在1998年下发的《关于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通知中》（银发[1998]118号），指出“金融机构代办的中央预算收入、地方金库存款和发行国债款项等财政存款是中央银行的资金来源”。对资金范围界定的比较笼统，未进一步明确地方金库存款都包括那些资金。之后，再无文件对资金范围进行界定或做出具体的解释和说明。基层人行在执行监管时，难以掌握界定依据和确定资金的真实性质，从而缺乏有效监管手段对其金融机构财政存款的资金性质、来源进行甄别二是会计科目范围与金融机构会计报表不一致。人民银行总行不定期印发文件，核定金融机构缴存款范围，基层人民银行会计营业部门依据文件审查、考核、办理缴存款业务。但是，由于金融机构改革步伐不断加快，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新业务的推陈出新，会计科目的更换也较为频繁。当人民银行收到金融机构报送会计科目变更信息后再印发文件，到基层人民银行会计部门收到文件就会产生一定的时间差，从而导致人民银行核定的缴存款范围出现滞后的现象。
（二）划缴财政性存款会计处理手续亟待规范。1998年3月，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人总行在《人民银行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会计处理手续》中，仅对一般性存款的会计处理手续进行了规范，对于财政性存款仅在第五条第一款规定?s“财政存款的缴存款范围调整后，其划缴方式仍采取现行做法不变。”此后，人民银行未印发任何规范存款准备金会计核算手续的文件。
（三）占压财政性存款处罚依据不足，对财政性存款缴存管理处于两难境地。目前，基层央行对占压、迟缴、少缴财政存款的处罚主要有以下几个依据?
一是人民银行总行在1984年以（84）银发字（70）号文明确了处罚标准，即欠缴行为处以“罚息率为日万分之二”的罚息，迟缴行为处以“日万分之四”的罚息。而在以后的存款准备金管理和利率管理的相关文件中，对财政性缴存款的违规行为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二是《信贷资金管理试行办法》（1985年1月1日试行）和《关于办好人民银行委托专业银行业务和账务以及加强缴存存款等项工作的通知》（[85]银发字第281号）中对欠缴、迟缴财政存款行为规定的处罚标准分别为“按欠缴金额每天万分之二计收罚款”和“根据迟缴或少缴金额每天按万分之三罚款”。1998年准备金制度改革后，对金融机构占压、迟缴、欠缴财政存款行为，没有做制度性约束。因而人民银行在具体管理工作中举步艰难。
三是在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中对金融机构占压财政性存款的处罚予以了明确，《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22条规定?s“金融机构占压财政存款或者资金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规定人民银行可以对违规金融机构的高管人员进行处罚。但是随着人民银行职能调整，银监局的分设，这一法规已不适合人民银行现行管理的职责权限。
（四）基层人行对财政性存款缴存业务监督效率不高。人民银行会计部门负责交存范围的会计科目审定，营业部门负责办理报表审查、资金收缴和日常考核工作。即使发现问题也只做一般性处理。上级行对会计部门检查只明确了账户管理、反洗钱等职能，这样对财政性存款缴存业务的监督管理职能在各部门间横向分散，而且，基层人民银行对财政性存款缴存的监督管理，仅限于审核金融机构会计报表科目反映的财政性存款是否全部缴存，对金融机构迟缴、漏缴和转移财政存款很难形成有效监督。
（五）“法律条文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经理国库等行为进行检查监督，而是否有权对金融机构的其它财政性存款及缴存行为进行检查监督未作任何规定。至此，对金融机构国库以外吸收的财政资金的检查监督，因法律规定之盲区而无法正式开展，导致对金融机构财政性存款监督检查工作裹足不前，更为财政性存款的核算管理难上加难。
二、加强财政性缴存款管理的几点建议
（一）尽快规范财政性存款会计核算手续。现行财政性存款会计核算手续已不能适应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建议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缴存财政存款会计处理手续，制定并完善财政性缴存业务的实施细则，人民银行应把财政性缴存款的具体核定原则、划缴方式及相关处罚规定编入实施细则中，以便做到严格规定办理缴存业务，杜绝此项业务中的不规范行为，提高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
（二）修订和完善财政性存款缴存业务政策依据。明确界定资金缴存范围，并对资金范围做出具体的解释和说明，便于基层行业务人员严格掌握缴存范围并及时调整科目代号及名称，从而保证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会计报表在会计科目及名称上保持绝对一致。
一、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加强监管队伍建设
中央银行监管是外部监管，商业银行系统内上级对下级行的监管是内部监管，外部监管需要内部监管相配合，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各级人民银行建立金融机构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金监委)，人民银行行长任主任.j、民银行副行长、各金融机构负责人和有关监管部}’一J负贵/、参加。金监委是金融监管工作的领导机构，负责领导、规划、协调、布署金融监管工作。在人民银行内部，可明确稽核部门是‘•金监委”的监督执行机构，是监管工作的主管部门.在监管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所以少、民银行稽核部门负责7、应是副行级.应成为’‘金监委”的常务副主任.稽核部门职能要拓宽。同时，还要明确人民银行计划部门、资金管理部门、金融管理部门、纪检监察部门等都是监管部门，应履行各自相应的监管职能。也就是说.金融监管部门不是一、二个部门的工作.几乎是人民银行所有部门的职责.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是”金监委”领导一F，以稽核部门为核心的大监管体系。大监管体系需要一支强有力的队伍。在充分挖掘内部潜力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应从各金融机构抽调一些业务骨干充实监管部门，特别是要增加稽核人员，进一步完善派驻员制度。同时要注意提高监管队伍的业务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切实改善他们的待遇，提高监管工作的水平。
二、完善监管标准，明确监管内容
监管标准要法制化，中国人民银行要做到依法监管，所以，我国要加强金融立法，特别是代银行法》、《票据法》、炙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户等金融法规要抓紧制定，以提高监管的权威性。监管标准要国际化，中国人民银行应逐步按照国际标准和惯例来监管金融机构.以提高监管的科学性。监管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注册登记。注册登记是整个监管工作的开始，目的在于防止不合格成员进入。我国金融机构的设立和撤并.需按规定的审批程序和权限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也需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由人民银行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并在工商行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后，方能营业。目前.我国可以放宽金融l二的进入自由度，但非金融机构和个了、不得办理金融业务。
2、资本充足条件银行资木充足与否是衡量一家银行是否稳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注册资本明确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按《巴塞尔协议》要求，已制定了《银行业资产风险监管暂行规定》，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比率做了明确要求，这是按国际标准进行监管的非常有益的偿试。但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充足比率虽然重要，但它只是在评估银行实力时要考虑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而且权数架构过于简单，资本及核心资本的计算标准难以统一，每个资产项目究竟赋予多大的风险权数更是一个有待深究的问题。
3、信资资金监管。信贷资金营运状况是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和重点，也是我国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信贷计划管理是我国金融监管的一大特色，在我国金融机构企业化尚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的情况下，贷款限额管理仍有保留的必要。但目前仍可选择一些地区和金融机构进行贷款限额管理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如资产风险管理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4、全面风险控制。金融风险是危及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基本因素，金融风险应成为主要监管对象。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企业风险最终往往要转嫁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同时面临着一些企业不曾遇到的风险。金融业风险种类繁多，既有信用风险，又有利率风险、犯罪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通货膨胀风险、政治风险、财产风险、人身风险，风险存在于每一种金融业务中，风险无处不在，无时没有。因此，对金融风险的监管不能局限于信用风险的管理上，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要进行全面的风险控制，监管重点应放到帮助金融机构提高其风险管理的能力上来。
5、对存款人的保护措施。外国金融有破产的可能，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许多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我国银行曾在1961年和1988年两次遇到存款少、挤提存款而造成的流动性危机，而且随着金融机构企业化的推进和金融竞争充分有效地开展，尽管全国性的国有商业性银行不可能破产，但关闭区域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个别分支机构是很可能的。我国要认真贯彻保护和鼓励存款的政策，严格执行有关存款原则和制度，通过恢复和完善保值储蓄或使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率挂钩的办法，使存款人员免遭通货膨胀风险的危胁。中国人民银行每年或每隔两年应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一次全面诊断，对金融机构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量化，根据得分多少给出金融机构相应的信誉等级。对等级较低的银行要给予必要援助，对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应采取抢救措施，经抢救无效的，可宣布其破产。
一、依法建立制度框架，保障落实到位
（一）依法建立制度框架，确保考评有序开展。构建综合考评制度框架，程序上要符合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执法检查程序规定，实体上要遵守现行国库法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二）明确考评目的、原则，构建和谐工作关系。综合考评的出发点是激励国库提高业务质量和工作水平，促进其业务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以引导为主、惩戒为辅，避免双方产生误解抵触情绪。
（三）考评内容务必全面，体现综合监管要求。随着国库资金规模不断扩大，作为商业主体，机构投入更多资源建设国库，符合其利益原则。因此，可参考人民银行国库管控标准，把会计核算、内部控制、国库监管、事后监督、资格年审、统计分析和档案管理等业务内容全部纳入考评范围。
（四）科学制定评价标准，注重操作可行性。评价标准必须要清晰、可理解，能量化的尽量量化，避免掺杂过多主观因素；同时，也要体现一定的灵活性、开放性，有利于各级人民银行国库因地制宜开展工作，避免机械僵化、脱离实际。
二、注重发挥年审作用，推动国库加强自身建设
（一）严把业务准入关口，做好后续资质审查。《商业银行、信用社国库业务管理办法》和《商业银行、信用社国库业务审批工作规程》规定的条件门槛不高、硬性约束少，多数申请机构很容易达标；同时，国库资金规模和业务量不断扩大，国库服务能效难以跟上。基于利益驱动，国库普遍存在“一劳永逸”思想，综合考评可补充规定更高年审标准，让国库既要重视资格获取，又要持久专注国库后续建设。
（二）严审组织机构和岗位设置，加强从业人员管理。现行制度规定，商业银行办理国库业务需设立专职机构、合理安排岗位分工、配备足够具有专业胜任能力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国库仍存在诸多问题：专设机构有名无实，业务窗口划归一线柜台，与商业银行其他业务混杂办理；岗位设置仅能满足基本会计核算需要，且实行柜员制，谁上岗谁办理；兼岗现象普遍，人员变动频繁、培训力度不够、政策水平不高。这些从根本上制约着国库业务长远发展。因此，对国库年审时，应从严审查此类问题，纳入考评范围，确保制度执行的严肃性。
（三）督促国库投入资源，改善办公条件。国库只有充分实现信息化、网络化，确保资金结算渠道安全、通畅、高效，才能满足人民银行国库、同级财政和税务部门的业务要求。在电脑配备上，国库普遍使用柜台终端，没有配备专属电脑，具有一定安全风险；在系统应用上，多数支库使用综合业务系统，只能登记流水账，不能自动产生会计报表，报表简化为月度模式，对账时依赖手工报表或人民银行统计报表，会计信息及时性差；在数据传输上，专线网络有时维护不到位，会发生中断事故。因此，借助年审资格审查，督促商业银行重视国库业务，将计算机和网络、应用系统等存在问题列入考评项目。
（四）督促国库完善内控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目前，国库主要按商业银行柜台管理要求，对会计核算和上机操作采取相应管控措施，并未对国库业务开展全方位管理。为提升管理水平、确保资金万无一失，国库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内控制度体系，全面落实授权审批、重大差错和事故报告、监督情况反馈报告、业务资料传递交接、柜面监督、岗位责任、业务交接和岗位轮换、档案管理、国库主任检查、应急管理、业务系统运行管理、数据安全保密、统计分析调研等工作制度。年审时，有必要全面评估国库内控设计和运行情况，纳入综合考评。
三、推动业务监管，夯实考评基础
（一）明确考评重点，开展“合规性”检查。国库存在柜面监督不力，资金清算、会计资料传递、报表对账不及时，预算科目乱用、误用，系统参数误设等问题，不仅影响自身会计核算质量和风险防控，还影响到人民银行国库业务顺利进行。因此，对国库进行业务“合规性”检查，不仅是监管重点，更是考评重点。
（二）依托日常和专项监管，考评实现“点、线”兼顾。在一个考评周期内：对经常性、重复性发生的考评项目，人民银行国库将日常监管情况及时登记在簿，整个考评周期内汇总处理；对不经常发生或临时安排的考评项目，人民银行国库可通过不定期专项检查来获取监管结果。考评周期结束，通过权重系数分配，将日常监管汇总情况和专项监管结果纳入考评。这样，可保证持续性和间断性监管同时存在，既提高监管实效，又让考评结果不失公允。
（三）各种检查方式有机结合，提高考评效率和效果。非现场检查具有预警作用。人民银行国库可利用人工方式或业务系统，对国库报送的各种业务资料进行监测、分析、审核和校验，初步掌握情况，及时察觉存在问题，为制定有效的现场检查方案提供重要线索。现场检查具有实地性、不可替代性。人民银行国库对国库进行现场检查，除可查证非现场检查所发现问题外，又可查补非现场检查遗漏，保证检查结果全面客观、不存异议。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交叉使用，能最大限度节省检查成本，达到理想效果，为确定考评结果提供有力支持。
（四）综合多方检查评价意见，保证考评结果公信力。鼓励国库通过开展自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然后再向人民银行国库提交报告自评，借此发挥国库能动性，避免考评过程主观片面。另外，除人民银行国库检查结果外，同级财政和税务部门对国库提出的工作意见，从侧面反映出国库服务水平，考评也应给予足够重视。在评定结果时，只有综合自查自评和外部检查评价两方面因素，才能保证公正允当，对国库产生信服力。
四、充分利用考评结果，形成管理约束力
（一）实行考评分级制度。根据量化考评结果，按事先确定的分级标准，评定国库等级。针对不同的等级，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二）建立并落实奖惩机制。对国库采取激励机制，可从以下方面考虑：奖惩对象应包括人员和机构；奖惩方式应采取精神和物质相结合；除关注一个考评周期外，还应关注连续多个考评周期。
（三）实行通报制度。考评信息等应采取公开透明原则，定期向国库及其上级部门通报，并根据需要抄送同级财政和上级财政部门。
当前我国银行系统支付结算体系发展现状、趋势及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地人民银行组织协调金融系统的支付结算体系建设，围绕加快客户资金的往来清算速度、实现资金汇划的即时到位、增加资金的安全性以杜绝风险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当前，在我国银行系统支付结算体系建设中，以数据大集中为标志的新一轮信息化建设趋势明显，为适应商业银行数据逐步集中的趋势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人民银行总行已开始了中国国家现代化支付系统的建设，确定在省会（首府）城市、直辖市和深圳等32个城市处理中心（CCPC）的基础上，加快大额支付系统往地市的延伸工作，这无疑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重大发展举措，但由此也更加凸显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现有同城清算系统的出路及如何实现大额支付系统上线后管理模式的匹配、数据的有效利用、决策的有力支持。支付系统建设完成后，现有的同城系统中的大部分业务将转移到支付系统上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延续同城系统的生命力？建立大额支付系统后，对网络的依赖性更强了，信息沟通也较以往困难。同时，业务集中势必引起目前管理模式的变化，这必将影响支付系统的推广速度，而且大量无效的数据不仅耗用宝贵的系统资源，而且可能给银行带来支付风险。如何为决策者提供有效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也将是数据大集中之后的又一难题。
2、商业银行现有的以借记划拨为主的分散式大联行支付结算体制存在较大缺陷。一是当前商业银行在国内联行系统内仍然采取以借记划拨(DebitTransfers)为主的，资金在一个系统或银行内部付款指令与头寸相向流动的传统划付方式。国内联行之间在处理从国外的收款业务时，先将支付凭证(或支付指令)传递到有关行进行支付在先，在账户上记账以反映资金的转移在后，无人监控两者之间的时间差。支付指令的传递与系统内记账即转移资金是两个独立的过程。而且对于付款而言，由于己经签发了付款指示，因此借记划拨可以在任何时间发生，付款行必须要保留该付款指示项下的资金以保证支付，如果此类业务大量存在将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当前国内商业银行的联行间账户设置内部做法是:把联行账务划分为往户和来户两个系统，由两个关系行直接往来，通过划款报单进行核算。在联行账务核算、监督形式和汇差资金管理上采取“分别核算、集中监督、分级管理”的办法。这种联行之间的往来运作模式多年来一直是商业银行办理异地结算业务和内部资金划拨的重要工具，但其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3、央行与银监会之间在支付结算监管中的角色定位不清。虽然新修改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了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的支付结算业务进行检查监督，但在实践中，银监会同样可以对金融机构在支付结算中的违规行为以机构违规的名义进行查处，由于银监会行使的是机构监管权，而人民银行行使的是功能监管权，在当今现实条件下，由银监会的机构监管权延伸的高管人员资格管理远比人民银行单纯的业务纠偏更有威慑力，使本来承担牵头组织协调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建设的人民银行监管乏力，与支付结算虽有天生的亲缘关系，但“龙生九子、尾大不掉”，在组织协调上面临很大困扰。
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探析
1、在现有同城系统平台上扩展其他增值业务及规范培训大额支付业务人员、修订不适应数据大集中模式的现行规章制度。根据我国金融信息化建设现状，可在现有同城系统平台上，由人民银行牵头，组织商业银行机构大力拓展同城中间业务的支付结算。如在一个城市范围内，建设本市“缴费一户通”，建立一个集各类缴费业务于一体，能实现批量代扣和现金、电话、缴费机、互联网等实时缴费的安全高效缴费系统，在广大市民、缴费单位、收费单位和银行间形成一个高效的资金清算通道，进一步提升城市信息化水平。系统初期可实现客户信息管理业务、批量代收业务、企业实时代收业务、个人存款缴费业务、个人银行柜台缴费业务，今后可拓展到订票、保险等其他增值业务。同时要对大额支付相关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进行规范的培训，改变现行规章制度与数据大集中模式不完全匹配的现状，对现有规章制度根据数据大集中的环境特点进行修订，对已完全不能适应新的业务情况的陈旧规章，需要废止后重新制订。
2、 实现商业银行资金划拨体制由借记划拨为主向贷记划拨为主转变，联行体制改革从大联行制向集中分层次结算制转变，资金管理体制由分散式向集中式转变。一是资金划拨体制由借记划拨为主向贷记划拨为主转变，实现资金在一个结算系统或银行内部付款指令与头寸同步流动的资金划付。付款方启动资金划拨，在发出支付指令的同时将头寸贷记给收款方，即系统内记账在先，支付给客户在后，支付的依据是从前手(行或联行)收到的支付指令和到账的款项。这样，付款指令合法性的审核得以落实，付款过程也置于监控之中。通过明确付款责任，发挥批量处理支付凭证的效率，完善对凭证的传递和支付过程的严密监控。
二是联行体制改革从大联行制向集中分层次结算制转变，将传统的联行间直接往来集中在总行或省行销账的大联行制，改变为下级行在上级行开立账户制度，联行间的收付往来通过在上一级行账户内借、贷记完成。集中到一个部门或集中到总行统一对外收发付款信息，实行总行、省行、地市行三个层次的账户设置，当省辖内实行数据大集中或建立区域支付系统后，三层次变为两层次，即业务处理在总行和省行两级中心分别集中，省行集中处理辖内业务。
三是实现商业银行资金管理体制由分散式向集中式转变。目前电子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己为商业银行资金的集中化处理提供了可能，为加强对商业银行资金流量的监控和管理，提高商业银行掌握和运用资金的能力，开拓新的业务品种，在商业银行内部支付结算中对收付资金的集中化处理和管理势在必行。近期应实现相对集中式的管理体制，即商业银行收付资金款项可以通过不同系统或途径对外办理收付，国外来委业务也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对内办理，国内分行可以与行直接收付往来，但其账务需通过联行资金上划总行或国外账户行分账户头寸与总行往来账户头寸挂钩，国内约期下划分账户余额。这在当前金融电子化水平运用不充分的条件下，有利于业务发生行尽早接收到国外收付款指示，尽早对外查询查复，对客户履行付款职责。远期应以实现彻底的集中式管理体制为目标，商业银行一切收付资金款项均通过一个电子结算系统或中心机构对外办理收付。收付集中、头寸集中、销账集中，以现代科技为先导，以先进网络通讯条件为基础，使商业银行的资金收付收缩到一个点上，不仅国内分支行而且海外联行都在总行开设账户，集中对外，使全行收付资金实现实时集中的结算，最大程度地为客户提供快捷、方便的服务，扩大市场竞争潜能。
关键词：人民银行；监管职能；定位；现状
一、基层央行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作为国家的金融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部门，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货币政策操作、外汇管理、国库经理、资金清算、国际金融合作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和任务将会更加明确，真正体现出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但作为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绝不是不需要金融监管了，人民银行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监管责任，因此正确定位，履行职责是关键。
第一，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履行看，中央银行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通常，中央银行的职能分成三部分，即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而金融监管的目标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这是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二是保护存款人利益。存款人通过银行机制而成为事实上的贷款人，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实质上就是维护一种信用制度，使银行的信用中介职能得以发挥，也使银行得以生存和运转。从以上这两条目标来看，不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职能是否分离，不管金融监管的主要责任是由中央银行还是由其他部门负责中央银行都要承担一部分金融监管的职能，因为：首先一国的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较为复杂，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投资基金等都是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一些国家分别成立独立的机构对银行、证券、保险进行分别管理，但是金融体系的稳定是指整个大环境的稳定，在监管功能细分后，往往分出的独立机构只能够站在较为狭窄的空间里，对自己所管理的范围内进行管理，往往只注重微观效益而忽视宏观效益，在监管中互相可能会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风险，因此，要实现整个大环境的稳定就有必要对监管机构进行协调与信息疏导，对各监管机构的“业务冲突”或是“监管死角”进行处理，协助各监管机构做好工作，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定。其次，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在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风险时中央银行要向它们提供再贷款来渡过难关，但是再贷款同样具有某些商业贷款的性质，并非是无偿提供给金融机构的“免费的午餐”，如果向金融机构提供的再贷款成为了新的呆账坏账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中央银行就有必要在日常工作中对各金融机构进行类似与日常检查的风险评估，各监管机构也有必要把被监管者的经营状况向中央银行反映，中央银行也有权对出现经营恶化的金融机构提出整改意见，以免出现上面所提到的问题。最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也同样是货币政策目标所要考虑的内容，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协调好二者的关系，将有助于金融监管目标和货币政策的实施。金融监管要为货币政策服务。货币政策目标是国民经济的总体目标，金融监管目标是金融体系的目标，所以金融监管当然要为货币政策服务，要通过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保证和促进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二者并无本质上的矛盾和冲突。
第二，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手段看，说明中央银行需要参与金融监管。作为金融监管的最后贷款人手段是指作为监管者，为保护存款者的利益，对发生清偿困难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进行财务上的援助和实施抢救行动，这种手段被认为是一国金融体系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具体做法有：提供贷款、担保及兼并。以贷款来挽救行将倒闭的金融机构，好比打上一剂“强心剂”，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有时中央银行并不直接提供贷款或组织银团贷款，而是对发生困难的银行提供担保。使之能从金融市场上筹借资金已渡过难关。实际上，这与提供贷款在本质上区别不大。一是从机构上看, 我国的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相对而言风险较高。与总行相比, 分支行立足于本地实际情况, 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情况更熟悉或更具有信息采集优势, 而且当发生风险时, 分支行也是处在风险的最前端, 更应承担起信息的采集、筛选、初步判断和传递作用。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时, 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应是在“最后”发挥作用的。二是在前期的风险处置中, 央行并不是无动于衷。因为央行要判定金融机构是否已经采取了必要的、可能的措施, 所以央行必须要关注风险处置的全过程。为了实现金融机构的自救, 与相关的沟通和协调是不可或缺的。央行分支机构在这一过程中也能发挥应的作用。三是再贷款和再贴现是央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常用的工具, 这两种工作的具体操作离不开各分支机构。严格使用、规范管理是再贷款和再贴现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 也是分支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具体体现。
第三，从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业务联系看，中央银行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这种天然的联系可以通过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业务体现出来。同样，也正因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有着业务上的联系，所以，中央银行就必然要参与到金融监管中来，没有中央银行参与的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有关联的业务主要包括货币发行、集中存款准备金、对商业银行贷款、再贴现、清算业务等内容。具体来看：一是商业银行办理存款业务，须遵循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利率幅度确定存款利率，其办理贷款业务时，应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幅度确定贷款利率。二是遵循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使商业银行的长期贷款、中期贷款、短期贷款、同业拆借业务、国债业务等保持合理的比例，使各种期限的负债业务也保持合理的期限和结构。三是商业银行的重要投资须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进行，并事先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四是商业银行应定期向人民银行报送资产负债表等报表和其他资料，接受人民银行的检查监督等。五是商业银行违反商业银行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行为，构成行政责任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六是设立商业银行总行及分支机构，由人民银行总行审理后报国务院批准；设立商业银行的省级分行或计划单列市分行，由商业银行总行提出申请，报人民银行总行审核批准；设立地、市级分支行，由商业银行省级分行提出申请，报人民银行大区分行批准；设立县（市）支行、市区办事处、地市级分行营业部，由商业银行地市级分、支行提出申请，经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审核，报大区分行批准。七是对商业银行的检查和监管，包括不定期检查、金融机构年检和专题检查，检查的内容主要是机构设立的合法性，执行政策情况，经营情况等；监管商业银行的全部业务，包括对其资本结构的监管，对其资产负债比例监管和风险资产监管，对其信贷计划执行的监管，对其存贷款业务活动的监管，对其结算业务的监管，对其利率管理的监管，对其外汇业务的监管等。八是商业银行的主要领导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才能履职。九是商业银行依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在对银行名称、注册地点、注册资本、股权结构等重大事项进行变更之前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十是商业银行因各种情况不能继续经营，需要终止的，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才能清算和注销银行法人资格。
第四，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来看，中央银行也应加强金融监管。金融市场是金融领域各种市场的总称，在整个市场体系中，金融市场就是枢纽，是联系其他市场的关键，因为金融市场不仅是资金筹措、调剂的场所，而且具有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分散经济风险以及提供经济信息、调节经济等多种功能。不管监管体制如何，中央银行都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力量，因为首先，中央银行是金融市场的中介者。金融市场是由资金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形成的市场，金融机构、企业、政府、公共团体及个人是主要的供需者。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中，既不是纯粹的资金供应者，也不是纯粹的需求者，但由于它集中各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和清算资金，当金融机构发生资金拆借、证券买卖等资金活动和需要清偿债权债务时，就可以通过它们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转移来实现。其次，中央银行是金融市场的参加者和调节者。公开市场操作也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政策工具。若认为有放松银根的需要时，就从金融市场购进金融资产，扩大货币供应，从而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若认为需要紧缩银根是，就向市场出售金融资产，从而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最终对投资和生产规模起到调节的作用。既然中央银行是金融市场的中介者、参加者和调节者，而且中央银行作为国家的金融管理机关，不以营利为目的，这种既代表国家又超然于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地位，是指完全可以充当金融市场的监管者。所以银监局成立，金融监管体制虽发生了变革，中央银行仍承担着金融监管职能。
二、目前基层央行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家实行金融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把原由人民银行承担的金融监管职责划给银监会后，据调查，基层央行有些人认为，现在人民银行没有监管权了，工作不好做了，说话无人听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认识。本文已经反复强调根据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人民银行仍然具有9项监管职责，既有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部分业务的检查监督权，又有对所管内容违法违规的行政处罚权，既有直接检查权，又有建议检查权，还有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有关报表资料权。所以，不是说人民银行现在什么都不管了，而是管的范围和对象不同了，即由原来主要对金融日常业务、机构设立、高管人员资格审查等微观监管转变为对金融市场、金融稳定方面的宏观监管。针对这一变化，基层央行应重新定位，把该管的切实管好，把不该管的交给别人，做到监管既不越位，又不失职。广义的金融监管包括预防性监管和保护性监管，此次的分拆只是将预防性监管的职能分出，保护性监管的职能仍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故人民银行不能放弃属于自己的责任。具体来看，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内部因素制约。员工依法行政意识薄弱，怠于行使监管权。一是“无所作为论”，认为监管职能的分离就意味着失去了对金融机构的管理权，从根本上削弱了央行基层行在地方上的影响，必然导致其无所作为；二是“无权作为论”，认为金融监管是银行业监管部门的权力，人民银行的工作是货币政策传导和金融服务，无权介入金融监管；三是“无力作为论”，认为失去了以监管权为支撑的助推作用，各项工作无法开展，工作时感觉力不从心。这三种认识的存在导致昆明人行怠于行使监管权，在客观上可能会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
第二，监管效率比较低下。一是监管资源配置不当。人行现有的监管职能散落在多个业务部门，而且监管行为普遍计划性不强，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协调，缺乏统一的执法尺度，监管的整体效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二是监管力量薄弱。长期以来，不只昆明人行大部分央行基层行注重业务操作人才的培养，没有有意识地培养既熟悉业务知识又熟悉行政执法基本知识的人才，导致监管人才严重不足。三是执法流程不规范。业务管理与执法监督连为一体，查处不分离，职责不清，监督不到位。四是非现场监管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央行基层行的非现场监管大多就是收集、整理金融机构的报表，而对于这些数据的真实性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手段。同时，由于人才和技术手段的限制，央行基层行对于这些数据的再加工能力也十分有限，制约了非现场监管作用的有效发挥。
第三，监管依据与措施不明确。一是条件不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除第三十二条的九种监管权外，人民银行只有在当银行业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可能引发金融风险时，经国务院批准才能行使监管权。但此条件规定过于原则化，对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可能引发金融风险的认定既没有质的要求更没有量的规定，尤其是针对不同的金融机构（全国性、区域性、地方性），未制定有差别的认定指标，实践中不好把握、难以实施。二是保障不明。任何法定的权利大抵应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即权利的确认、权利的保障、权利的补救（即反面的保障）。具体到人民银行的监管权则表述为：人民银行监管权的法律法规条文上的确认；人民银行监管权的保障即以什么来确保监管权得以施行；人民银行监管权的补救，即当人民银行的监管权受到侵害时，以何种手段加以恢复或补偿。《中国人民银行法》只是简单地对人民银行的监管权进行了确认，却没有给予相应的保障与补救。换言之，人民银行的监管权行使后没有对应的后续措施，对监管中发现的问题难以进行处理与惩戒，对侵害监管权的现象难以进行有力的对抗。而没有强制力保障的监管权是不完整的，是没有威慑力的，是达不成监管的预期目的的。在实践中，也常常发生央行基层行行使监管权的时候无能为力，不了了之或难以作为的情况。三是内容不明。《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的监管权缺乏对其方式、方法的具体要求。如：定期或不定期限、现场或非现场、可以采取的监管方法、在监管中的应对措施、监管程序等。这种没有具体内容的监管权极易空洞化与形式化，加大了人为操作的风险。另外，由于人民银行与银行业监管机构都享有监管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然会发生需要两者相互配合、支持与协助的情形。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人民银行可以建议银行业监管机构进行检查监督，银行业监管机构应予以回复，但对银行业监管机构方面回复的内容、形式、不回复如何处理以及拒绝接受检查建议的责任如何界定等均未作明确规定，实际操作中容易造成人民银行建议检查监督权流于形式。
第四，监管手段落后，难以适应商业银行业务的新发展。目前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检查还停留在以手工方式为主的初级阶段，监管的技术手段和信息手段应用不足，监管的科技含量不高。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实行会计集中核算，账务原始凭证上交给上级行，其账表也都以磁介质为主，无纸介质档案，这给人行网点现场检查带来极大不便，难以查找原始凭证。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基层商业银行将原来按科目填制科目日结衡账务改为按操作员代码来进行凭证的整理和平衡相关的账务，无形中加大了基层央行对辖内金融机构检查的难度。另一方面央行基层行工作人员在开展监督检查方面缺少系统的理论知识和足够的实践经验，缺少具备熟悉被监管单位业务知识和对先进金融科技的跟踪掌握能力的专业人才，导致人民银行监督检查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三、正确履行基层央行金融监管职责的几点建议
（一）坚持监管与调控并举，把监管定位到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上来
一是加强信贷资金管理。基层央行除结合辖区经济金融实际及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窗口指导”外，还应组织开展信贷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基层央行应该通过开展细致的调查和专项的检查来督促辖内金融机构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努力防止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的发生，大力维护币值稳定，促进辖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二是加强现金管理。基层央行应 当积极担负起管理好辖区现金流通的职责，扎扎实实地依法做好现金管理工作，应督促辖内各开户银行依规严格加强对企事业单位账户、居民个人储蓄账户大额现金支付管理，严格加强对开户银行、企事业单位库存现金管理，严格加强对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营者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取大额现金的管理，严格加强对银行卡存取现金和现金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大额提现的管理，严禁公款私存，严禁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放松现金管理为条件进行不正当竞争，通过实施有效的现金管理来堵塞现金支付漏洞，控制现金发行，减少现金投放，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三是加强再贷款管理。基层央行在运用再贷款、再贴现手段配合总行调控政策，适时适度调节辖区货币信贷投放量的同时，应该从严管理再贷款、再贴现限额，切实规范操作程序，健全各项手续，杜绝安全隐患，确保支农再贷款真正用到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上，确保发展再贷款真正用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中小金融机构改善经营状况上，确保再贴现真正用到优化信贷资产结构、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支持辖区票据市场的健康发展上。
（二）坚持监管与维稳并举，把监管定位到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上来
一是加强对金融市场监管。基层央行应该根据上级行的授权，依规管理好辖区金融机构的同业拆借行为和债券交易行为，黄金管理要调整职能，从过去的收售管理职能向监管、调控和服务职能方面转变，增强市场监管和服务意识，支持和促进辖内黄金市场规范、健康发展。要加强外汇流出流入的全程监管，健全外汇收支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体系，严厉打击外汇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外汇市场秩序。要加强对辖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的动态监测，了解各类市场的运行状况，防范跨市场风险，促进金融市场有序健康发展。二是加强反洗钱管理。基层央行应广泛开展宣传，让商业银行充分认识洗钱的危害及对银行业务的影响，增强商业银行参与反洗钱工作的自觉性；组织金融机构会计人员开展反洗钱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反洗钱的能力和水平；尽快明确反洗钱的主管部门和人员，建立由财政、税务、工商、公安和金融机构等部门参加的反洗钱联席会议制度，形成辖区反洗钱工作协调机制；督促辖内金融机构严格执行《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依法查处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违反有关反洗钱规定的行为，大力维护辖区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三是加强信贷征信管理。基层央行应根据总行的要求把信贷征信管理放在重要位置，在总行制定征信发展规划、征信管理法规出台之前，着重整合完善现有信息资源，积极做好银行信贷登记系统的管理工作，通过切实加强对贷款卡发放与使用管理、信贷登记与咨询管理来健全借款人资信档案和金融机构信贷业务档案，扩大系统数据信息录入的覆盖面，提高录入数据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和真实性，充分发挥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在维护信贷秩序、防范信贷风险的作用，为尽快建成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打好基础。
（三）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把监管定位到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现代金融服务上来
一是加强反假人民币和残损币兑换管理。基层央行应该督促辖内金融机构做好辖区残损人民币的兑换与回收、假币的收缴与鉴定等方面的工作，认真负责地禁止代币票券的发行和流通，积极开展爱护人民币的宣传，严格依法查处假币收缴、残损币兑换和人民币管理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扎扎实实地竭诚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币正常流通服务，为维护人民币的信誉服务。二是加强国库管理。基层央行应通过加强对国库资金和国库业务的监管，不断推进国库服务创新，建立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支付制，做好国库核算系统与支付系统连通工作，抓好国库核算系统的完善和升级，推进银税共享pos系统建设，加强国库统计分析，进一步发挥国库服务于财政预算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三是加强支付清算管理。基层央行应依法加强对商业银行支付清算的监督管理，规范银行账户的开立和使用，加快大同城电子化实时清算系统和账户管理系统建设，为加速社会资金周转服务；应认真组织协调辖区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清算业务，确保辖内支付清算系统的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应寓有效的支付结算管理于高质量的支付结算服务之中，积极引导商业银行不断创新支付方式，促进商业票据使用，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积极探索以票据和信用卡为主体，以电子支付工具为方向，能够满足多种经济活动和适应社会各阶层使用的支付结算工具,保证银行和客户资金的及时到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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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美国对问题银行的新一轮大规模公共资金救助。此轮救助不仅是对传统救助方式的再次使用，更是基于对金融危机爆发机理和监管缺陷的反思，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实现对传统救助方式的创新发展。中国应以美国为鉴，结合本国国情，通过立法逐步建立以存款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为救助主体，银监会、存款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四家机构之间分工明确又相互协调的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体系。
四、《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与问题银行救助
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多德－弗兰克法案》，这标志着金融危机以来从起草到通过历时一年有余的美国金融监管法案正式生效。《多德－弗兰克法案》是美国基于对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和金融监管缺陷反思的基础上，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全面改革（注释1：该法案由16个部分组成（title i－title xvi），包括12个子法案：金融稳定法案，强化金融机构安全稳健法案，私募基金投资咨询机构注册法案，联邦保险法案，银行与储贷协会控股公司及存款机构监管改进法案，华尔街透明度与责任承担法案，薪酬、清盘与结算法案，投资者保护和证券改革法案，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案，一级金融机构准入改进法案，债务偿还法案，抵押贷款改革和反掠夺性贷款法案。133229.COM），法案以防范系统风险、强化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机构危机应对能力为理念，内容涉及“双线多头”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美联储监管权力的扩充、金融衍生品的全面监管、银行业务范围的限制、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
对于是否应终止监管机构利用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的争论，《多德－弗兰克法案》并未采取否定态度，也并未对救助行为本身进行规制，而是采用源头治理的方式，从强化监管标准、提高银行自身危机应对能力的角度，设计出一系列旨在减少公共资金救助可能性的监管措施。采取上述解决方式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保留监管机构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的权力对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危机下，外部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是避免金融体系崩溃的最后一道屏障；另一方面，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系列负面效应，如：银行业道德风险、金融消费者逆向选择、金融风险货币化导致通货膨胀、金融风险财政化导致财政赤字、纳税人合法权益被侵害、银行业不公平竞争等等。因此救助问题银行是危机下的不得以之举，是基于稳定金融系统考虑的“紧急避险”行为。
《多德－弗兰克法案》避免问题银行救助的规定包括：
1．扩充美联储的监管权，监管所有可能威胁系统稳定的金融机构。美联储作为金融稳定的监管者，将关注整个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监管范围在现行的基础上扩大到包括证券、保险、期货等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此外，法案对美联储的监管权进一步细化。法案规定：若美联储认定银行控股公司或非银行控股公司资产超过50亿美元，并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则有权决定：（1）限制其并购或附属于另一公司；（2）限制其金融业务的拓展；（3）要求其终止一项或几项业务；（4）若上述措施不足以消除或减轻其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威胁，美联储有权强行拆分该机构（注释2：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21节（a）款。）。
2．在财政部下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fsoc），负责监测和通报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注释3：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12节。）。委员会由财政部长领导，包括10名有表决权成员，均为各联邦金融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另有5名无表决权成员，为新成立的金融调查办公室和联邦保险办公室的负责人以及州保险、银行、证券监管机构的代表各一名（注释4：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11节（b）款。）。委员会为政策咨询机构，负责向美联储通报系统性风险状况和提出监管建议。
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认定金融机构存在系统性风险应考虑的因素包括：资产结构、经营风险、业务涉及的领域、业务的复杂性、机构规模以及其它认为合理的因素；对于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金融机构，自然就属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机构（注释5：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15节（a）款（2）项。）。
被认定为存在系统性风险的机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应向美联储就如下方面提出更高监管要求的建议：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杠杆率、流动性要求、信贷风险披露要求、贷款集中度限制、逆周期资本储备（注释6：法案要求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或系统重要性非银行控股公司需持有“可转换债券”（convertible bond），该债券相当于在银行内部创建一个旨在保护银行偿付能力的系统性风险基金。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65节（c）款（1）项。）、短期信贷限制（注释7：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15节（b）款（1）项。）。
3．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注释8：该规定源自“沃克尔规则”（volcker rule），是对沃克尔规则的部分采纳。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为美联储前主席，现为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在法案起草过程中，沃克尔提出一系列规则对大型金融机构的业务和并购行为进行限制，旨在限制金融机构规模。其内容包括三项规则：一是禁止商业银行从事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的出资、参股等业务，执行事实上的“分业经营”回归；二是禁止商业银行从事与客户无关的股票、债券（不含国债、政府机构债和地方债券），以及金融衍生商品等内部关联交易；三是金融机构在进行重组并购时，收购后的关联负债不得超过金融机构总负债的10%。）。在自营交易方面，允许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但资金规模不得高于自身一级资本的3%。在衍生品交易方面，要求金融机构将农产品掉期、能源掉期、多数金属掉期等风险最大的衍生品交易业务拆分到附属公司，但自身可保留利率掉期、外汇掉期以及金银掉期等业务（注释9：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619节（a）款。）。
4．禁止使用纳税人财产救助问题银行。法案规定，所有经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的金融机构均应接受清算，禁止通过动用纳税人的财产阻止清算程序的进行；清算过程产生的费用应从被清算公司的资产中得到补偿；清算过程中任何监管机构不得动用纳税人的财产。在制度设计上，法案一方面要求大型金融机构提前做出自己的风险拨备，以防止金融机构倒闭再度拖累纳税人救助；另一方面设立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的新的破产清算机制，解决金融机构因“大而不倒”造成的绑架政府、无限放大金融风险的问题，确保濒临破产的大型金融机构顺利退出市场（注释10：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214节。）。《多德－弗兰克法案》是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历史上继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和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之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法案，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长期以来遵循的“金融自由化”、“政府无为而治”理念的动摇，对系统性风险的重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法案对银行业务和机构规模的限制标志着美国金融业向分业经营体制某种程度的回归。《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顺利实施必将大大降低美国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有效降低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大型金融机构被救助的可能性。
与《多德－弗兰克法案》预期实施效果相比，法案取得实际效果尚存在如下难题：
第一，法案存在大部分原则性规定，并不具备可操作性（注释11：如法案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那么区分银行高风险、与客户无关的交易与合理的流动性管理投资活动的标准法案并未规定；再如，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有权认定哪些金融机构可能对市场产生系统性冲击，从而在资本金和流动性方面对这些机构提出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具体认定标准如何该法案并未涉及。）。预期目标的实现将有赖于相关各监管机构为法案指定的细则，而未来制定的细则将对法案的原则性规定实现到何种程度仍是未知数。但有一点能够明确的是，“在未来的若干年内，随着法案渐渐具体化，监管机构在细则的制定过程中还会有相当多的进退取舍。但就目前而言，基本上法案没有哪一条是轻而易举能够实现的，每个领域的执行都不会那么直接或简单。”[1]
第二，法案大部分条款的实施具有极为宽限的过渡期。法案的所有条款中，“沃克尔规则”（volcker rule）对银行的影响最大，通过对银行自营业务和证券投资业务的限制，银行经营风险将大大降低。但是，法案规定“沃克尔规则”将在法案生效之日起15个月至两年后生效，然后银行机构将得到两年的缓冲期，其后可以再延期三次，每次一年；而在此基础上，在私募股权基金和房地产基金等所谓“流动性不强”的投资上，银行业可以再获五年宽限期（注释12：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619节（c）款。）。也就是说，高盛或花旗这样的机构最晚可以到2022年才完全遵守“沃克尔规则”。[2]如此宽松的过渡安排将可大大减轻银行承受的压力，“沃克尔规则”的效力迟迟得不到显现。
第三，美联储多项职权能否并行不悖地实施值得质疑。法案将美联储的权力进行扩充，使美联储成为权力空前庞大的全能型监管机构，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有：其一，美联储的金融监管职能与美联储制定并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可能存在冲突；美联储在大权在握的前提下能否继续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存在质疑；美联储能否在各个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取得平衡，而不是短视行为。其二，在美联储权力膨胀的情况下，对美联储构成有效制衡的机制还未可期。而一旦美联储对经济形势出现误判，其危害可能更大。金融危机表明，危机的爆发与美联储货币调控失误有很大关系。今后，美联储如何规范自己的决策将涉及到全球监管体系如何构建和政策监督的问题。
中国金融业与美国相比，在发展战略、框架结构、监管体制、运行环境等方面均有较大不同，中国问题银行救助的立法与实践仍旧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照搬《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某些具体规定在中国直接适用并非明智之举。相比之下，《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立法理念、法律原则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则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对中国问题银行的救助来讲，《多德－弗兰克法案》至少具有如下启示：
第一，法案对问题银行救助的立法理念由事后补救转为事前预防。由于与问题银行救助共生的负效应难以消除，因此，《多德－弗兰克法案》并未对美国现行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本身进行修正，而是在维持现行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效力不变的前提下，另行制定规则，以强化金融监管、提高银行自身的治理水平和风险抵御能力，从源头上预防问题银行的产生和被救助的可能性。随着法案的细化和逐步推行，美国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的践行几率必将减少，但并不意味着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有所降低，未来金融危机必将再次发生，大型问题银行的产生依旧在所难免。《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实施将减轻各救助主体的财政负担，提高危机下有限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的有效性，有利于促进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立法目标的充分实现。中国的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立法同样应秉承事前预防与事后补救并重的理念，注重公共资金救助立法的同时强化金融监管和提高银行自身的治理水平。
第二，随着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防范系统性风险成为金融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着力应对的首要课题，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预防是避免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减少问题银行救助可能性的关键。中国实行分业经营的监管体制，并不存在负责系统性风险监管的专门机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相互沟通和协调机制极为缺乏。尽管早在2000年央行就与证监会及保监会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但是由于会议是不定期召开的，参会各方不平等，内容不透明公开，因此这种联席会议被普遍认为“形同虚设”。2004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公布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但从本质上看，这种机制只是分业监管体制下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相互沟通的权宜之计，由于该备忘录本身并没有强制性的效力，联席会议制度仅仅是三大机构自发成立的具有论坛性质、松散型的框架性协调机制，其实践效果并不尽如人意。[3]有鉴于此，中国有必要在三会之外建立专门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打破目前各监管机构之间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监管工作缺乏协调配合的现状。
第三，重视银行公司治理、强化监管机构微观审慎监管。前者在于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改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通过银行的内部约束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银行公司治理主要包括明晰的产权结构、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信息披露制度、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等几部分内容。后者通过监管机构的外部约束，及时化解金融风险，防止风险聚集，保持银行的健康运营。该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中国“即时矫正措施”（prompt corrective action）制度的完善（注释13：关于即时矫正措施制度的研究，可参见黎四奇：《析银行有效监管中“结构化早期介入”机制法律问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汪鑫：《金融机构即时矫正初论》，《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郑晖：《及时纠正措施——基于比较视角的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08年第3期。）。
五、中国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立法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与美国相比，中国由于商业银行数量少，机构普遍庞大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未经历过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因此中国问题银行救助的实践很少，其中较为典型的有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财政部以发放债券的形式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向威海市商业银行发放救助贷款、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向海南发展银行发放救助贷款、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对郑州市城市合作银行出现挤兑实行全面救助。在中央一级，由于中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机构，因此中国问题银行的公共资金救助以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为救助主体，中国人民银行的救助方式为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提供紧急贷款，财政部的救助方式主要为发行国债、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债权转股权、给予税收优惠等。
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紧急贷款职能的立法为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的《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规定了贷款条件、用途、期限和利率等内容，是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的主要法律依据。
对于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的职责，目前立法并无明文规定。《宪法》第89条关于国务院的职权中第（三）项规定国务院有权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因此财政部的任务和职责，包括救助问题银行，应由国务院规定。但是《财政法》和《国务院组织法》没有规定，国务院的其他行政法规也没有规定。财政部作为中央政府“钱袋子”，其职能的行使需要服从政府的需要。救助问题银行是维持社会稳定、提供公共产品的内容之一，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因此自然也是财政部的职能。所以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的职能尽管无直接法律依据，但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与美国成熟的救助体系相比，中国现行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立法存在下列问题：
第一，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缺位。中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法律制度，不存在存款保险机构这一救助主体。而从美国的实践来看，存款保险公司恰恰是处置问题银行的最佳机构，它可以避免对问题银行不加区分地全部救助，对救助成本和金融稳定的综合考虑使其救助行为更加理性。存款保险机构选择问题银行的处置方式以成本最小化为根本原则。尽管金融稳定也是存款保险机构考虑的因素，但其仅在破产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在其余的绝大部分情况下，成本依然是存款保险机构判断是否救助问题银行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由于存款保险机构缺位，处置问题银行的任务全部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财政部承担。维护金融稳定是中国人民银行行动的最高目标，也是国务院职责的应有之义。为实现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会处置问题银行倾向于一味救助而不计成本，这有可能导致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应量增加引发通货膨胀、诱发银行业道德风险、政府财政负担过重、损害纳税人利益等后果。
第二，《暂行办法》存在缺陷。首先，紧急贷款的申请人没有涵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其次，救助的标准不明确。《暂行办法》第3条仅笼统规定紧急贷款是为了帮助发生支付危机的金融机构缓解支付压力、恢复信誉。至于缺乏清偿性的金融机构是否救助以及支付危机到何种程度予以救助缺乏进一步的规定，以致实践中对问题银行的救助基本上无限度支持，客观上鼓励了银行的投资行为，加剧了金融风险，降低了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再次，贷款期限较长，《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贷款期限最长为两年，特殊情况可延期一次，但期限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这表明贷款期限最长可达4年。较长的贷款期限难以激励问题银行迅速改善其经营管理，也大大降低了中国人民银行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后，《暂行办法》对获取再贷款金融机构的惩罚措施规定不足。《暂行办法》尽管规定了罚息利率，但只适用于逾期归还贷款的情形，而对于其他部分贷款则不适用。此外，《暂行办法》也未明确要求金融机构承担限期改善经营管理、调整董事会人员组成、限制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等义务。
此外，实践中，中国人民银行在提供紧急贷款时也并未严格遵循《暂行办法》的规定。《暂行办法》要求银行必须为紧急贷款提供抵押、质押或保证人担保，但实践中紧急贷款更多的是以信用贷款而非担保贷款的方式发放，而许多银行也根本没有偿还贷款的意向，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自救计划，仅依赖中国人民银行发放的贷款资金。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央行救贷款一旦放出很难收回。中国人民银行的紧急贷款有提供给问题银行“免费的午餐”之嫌。这不仅弱化了市场约束机制，并且使问题银行过多依赖中国人民银行救助，实际上是将银行的经营风险及损失转嫁到国家身上，不仅扭曲市场竞争规则，浪费社会资源，而且会滋长道德风险。
第三，财政部的救助行为缺少直接法律授权。在救与不救的判断标准及资金使用的成本和有效性方面均缺少原则性规定。[4]（p25）由于客观环境诸多变化的不可预知性，赋予政府部门足够的自由裁量权必不可少，但由于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动用的是公共资金，该资金来源于纳税人。政府审慎并有效使用公共资金是对纳税人负责的表现。美国财政部在救与不救问题的抉择上，以“缺乏流动性”和“缺乏清偿性”为标准，在公共资金的使用上，将成本的可回收作为一项原则，在救助的有效性上，附加一系列强行整顿措施，旨在恢复被救助银行的正常经营。
六、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体系之中国模式的法律构建
与美国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存在独特的现实背景。中国商业银行在机构规模、资产构成、存款保险等方面均与美国存在差异。相比之下，中国更加亟需构建和完善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其一，中国商业银行数量少、规模大。与美国商业银行数量众多、资产规模普遍较小不同，中国商业银行数量相对较少，而资产规模普遍较大（注释14：截止到2009年底，美国商业银行共6839家，而中国商业银行共245家（均包括外资银行）。数据分别来源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官方网站和中国银监会2009年年报，详见http：///pc/">计算方法。
其次，存款保险公司应在存款保险基金外另行设立银行救助基金。由于全部被保险银行均需缴纳存款保险基金，而存款保险公司仅可能对大型银行进行救助，因此对中小型银行是不公平的。为此建议《存款保险法》在存款保险基金外另设银行救助基金，存款保险基金专用于破产银行存款人赔付，而银行救助基金用于支付问题银行的救助费用。银行救助基金应由部分商业银行定期缴纳的资金构成。商业银行是否需要定期缴纳资金应以银行的自有资产和风险资产规模为判断依据。《存款保险法》应规定风险资产的最低额度，高于该额度的商业银行需要缴纳资金，并且缴纳的数量随风险资产的提高而增大。救助基金制度不仅是存款保险公司救助问题银行有可靠的资金来源，而且能够有效激励银行的风险管理，抑制银行规模的盲目扩张。
再次，存款保险公司救助问题银行应严格遵循“系统性风险例外”标准。银行破产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是存款保险公司打破“成本最小化原则”的唯一例外。《存款保险法》应规定判断破产预期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需要考虑的因素，如银行的财务状况、业务市场占有率、客户结构与地理分布、金融业客观环境等。未来《存款保险法》需要致力于系统性风险评估模型的研发，为系统性风险的判断提供客观参考。由于问题银行救助与金融稳定密切相关，因此救助应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批准。
最后，应建立救助效果跟踪评价机制。存款保险公司应与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银监会应及时向存款保险公司传达被救助银行的日常审慎监管信息，若被救助银行有违反《存款保险法》规定义务的行为，银监会有权进行处罚。
第二，修改《暂行条例》，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
首先，鉴于存款保险公司是处置问题银行的专门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应从对问题银行的处置中退出，专职于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明确最后贷款的救助标准，中国人民银行只能向那些具有资本清偿能力而暂时缺少以合理条件获得流动性资金，且一旦破产将会产生系统风险的银行提供紧急贷款。对于缺少资本清偿力的问题银行则应统一由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处置。
其次，授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紧急贷款的权利，使所有商业银行具有同等的被救助权。另外紧急贷款的归还期限应当缩短。紧急贷款的意图是缓解银行的短期流动性不足，具有明显的救急性。过长的归还期限会使银行对紧急贷款产生依赖，使紧急贷款失去应有的意义。因此建议银行归还紧急贷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特殊情况可展期一次，但合计不得超过两年。
再次，严格执行《暂行办法》关于担保贷款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提供贷款时必须要求商业银行附加交存合理的法定准备金、良好而又足够的财产抵押或质押，尽量避免发放信用贷款。这将有利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回收，避免问题银行发生道德风险。
最后，增加被救助银行的惩罚性措施。《暂行办法》仅规定被救助银行有义务向中国人民银行汇报资产变动情况和紧急贷款的使用情况，对逾期归还的贷款适用惩罚性利率。相对于问题银行获得的再贷款，上述规定远远不够。惩罚性措施目的是让银行意识到获得的紧急贷款并不是免费的午餐，银行需要为贷款付出足够的代价，银行无法从紧急贷款中获得额外收益，并最终使银行倾向于选择同业自救的方式恢复正常经营。为此，《暂行办法》可以规定对全部紧急贷款征收惩罚性利率、中央银行参与被救助银行经营管理、限制银行业务拓展、限制股东分红、限制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剥夺主要责任人的从业资格等。
第三，法律应明确赋予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的职责。建议国务院以专门条例的形式明确规定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的职责，对于公共资金的具体使用，财政部具有相机抉择权的同时，应规定必须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其一，用尽其他救济原则。财政部的救助只能是对存款保险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救助的补充，是用尽一切救助手段之后的不得已选择；其二，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原则。财政部应密切关注救助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效果。在提供救助资金的同时，财政部应附之旨在恢复银行正常经营的强制性整顿措施，限于银行业务的专业性，该措施可由银监会提出并监督实施。银监会应及时将有关信息传达财政部，银行对救助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效果是财政部继续采取何种救助行为的主要考虑因素。其三，资金的可回收原则。财政部应利用可回收的途径向问题银行注资，禁止向问题银行提供无条件的免费救助。财政部提供救助时应明确规定救助资金的回收途径、回收期限以及问题银行未能及时偿还的惩罚措施。
第四，银监会、存款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之间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银监会及时将问题银行的监管信息传递给另三家机构，确保各机构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存款保险公司救助问题银行的决定应经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批准；对与问题银行救助密切相关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应及时与财政部协调，确保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国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体系的框架基本建立：银监会负责问题银行的识别与移交；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全部问题银行的处置与救助；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向具备清偿能力而暂时缺乏流动性的银行提供紧急贷款；财政部作为存款保险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补充，为问题银行提供最终援助。各机构之间分工明确又相互协调，建立起层层负责的问题银行立体救助体系。
注释:
关键词:银行 银行监管 我国银行监管法制
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发展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开创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三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5年3月1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国和人民银行法》(下文简称《人民银行法》)及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文简称《商业银行法》)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已初步成形。这两部大法成为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的核心。
《人民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和规章”等监管职责,[1]这意味着专门性的代表国家的权威监管主体已经确立。该法还进一步为
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法规和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规章涉及了银行监管问题。比较重要的行政法规有:《储蓄管理条例》、《借款合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金融规章则更为繁多:《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贷款通则》、《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制正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其它法规、规章所涉及银行监管的内容来看,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似乎已不仅初步成形,而且可谓较为“完善”了,尤其是一大串的银行业务管理的金融规章更是甚为繁多。但是,深入分析既有的监管法制,我们便会发现不仅既有的规则、制度尚有缺陷,而且疏漏及亟待补充的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监管法制体系的构建上存在诸多的不协调或不合理之处。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主要由两个基本法律——《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国务院主持通过的行政法规及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管理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这三个层级的法律法规本应是一个有机的协调整体,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后两类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首先,后两类文件并未真正起
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效益理念,使得行政法规或规章相互之间或与法律之间有大量重叠的条文。这大大地增加了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及特定文件的条文。银行监管规章制定的目的应在于补救法律、行政法规的缺漏或者对有关内容作补充性阐释,绝不在于重复强调法律法规的某些内容,因为中央银行制定的规范性规件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宣传法律法规的文件。其二,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系统化理念。这与制定者的规划性和全局性把握的技术和意识水平有关。其三,制定者对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及时修订、废止工作未予以足够重视。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处于重大变革时期,政策性较强的“人民银行规章”更有必要作出及时的调整、补充和完善。
第二,监管法制的制度选择不利于实现有效监管,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追求效率。这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法》及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过于侧重对商业银行业务的监管。在《商业银行法》的第一
当然,我国《商业银行法》关注私法关系的规制与我国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现状有关,因为国有银行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倘若像一般私法关系那样广泛自治,可能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立法者的这种顾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并不利于市场主体自主地位的确立,也不利于公平、自由竞争机制的实现。况且私法关系可以由《合同法》调整,事实也正如此。
另外,我国中央银行制定的大量银行监管规章,没有真正从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质量的角度出发,而是着眼于银行具体业务操作上的监管。如我国银行监管规章中有关银行结算及信贷业务的规则甚多,且极为细致入微,诸如《异地托收承付结算办法》、《商业汇票办法》、《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支付结算办法》、《贷款通则》、《贷款的管理办法》、《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电子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规定》、《制止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第三,监管主体的法定权责之构造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是立法对法定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权之规制过于宽泛和原则化。《人民银行法》第2、4、7条都是原则性地肯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该法虽为“金融监督管理”设了专章,但遗憾的是不仅条文数上仅有7条,而且每个条文的内容均为原则性的规定,如第31条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第32。检查监督时,检查监督人员应当出示合法的证件。商业银行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提供财务会计资料、业务合同和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其他信息。”德国《银
再次,法律法规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及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权力的监督未能明确地要求。由于中央银行担负着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重要责任,而金融业务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况且各国对商业银行主要管理人员的任职一般均有法定的要求,为加强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尤其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业务素质作出严格要求。至于人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履职的监督问题,在《人民银行法》第49、50条有所规制,另外《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均提供了“行政诉讼”机制实现司法监督。但这些规制仍过于简单,有待立法进一步完善。
第四,监管法制在构建、运用监管手段和方法上有缺漏。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对市场准入监管、稽核检查监管、调查统计、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手段均已纳入监管法制体系中,但是对存款保险制度等监管手段,则尚未予以足够重视,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尚为空白状态。各国实践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在维护金融秩序和稳定银行体系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已纷纷以不同方式建立此制。该项制度有助于借助存款保险机构来加强对银行业务的监管,尤其是有助于通过存款保险机构督促银行减少违法经营。我国银行业因各种原因积累的不良资产问题使银行潜伏了极大的风险,倘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不良资产及其带来的风险将进一步强化,存款人面临的风险也将更大。存款保险制度可在一定
程度上可促成这些风险的降低和防范。
市场退出监管是在银行机构发生信用危机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时,中央银行认为保护存款人或投保人利益并恢复市场秩序而有必要关闭该机构,以及其他原因主动退出市场时,中央银行依法对退出全过程的监管。我国《商业银行法》对此种监管设了专章“接管和终止”(第七章),但是该法对银行因破产或主动退出市场的监管之规定过于简单,仅有原则性的4个条文,诸如关闭中债务清偿原则、债务重组、有效资产的承接、被关闭银行的托管等均无规定。另外,我国尚无针对一般企业的破产法,[16]何况银行不同于一般企业,它的破产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法制必须对破产程序的各种问题设置监管。美国借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来监管和处理银行破产问题,并在20世纪80年修正支付法,公开对商业银行援助,运用资本暂缓政策、过渡银行等方法来处理银行破产中的问题。
在谨慎要求方面,《商业银行法》已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资本充足率、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等作出规定。很显然,这些指标过于简单。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作了进一步规定,即1997年1月1日起执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该办法设置的指标分为监控指标和监测指标,前者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质量、单个贷款比例、备付金比例、拆借资金比例、境外资金运用、国际商业借款、存贷款比例、中长期贷款比例、资产流动比例等十个指标;后者主要有风险加权资产比例、股东贷款比例、外汇资产比例、利息回营风险。
我国两大基本法律对监管方法仅有原则性的规定,诸如以何种形式和程序来实现现场、非现场的监管,或者通过利用外部审计师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这些方法的具体运用均未上升到法制的层面。[20]
第五,监管机制过于强调法定权威监管机制的运用——疏忽了银行内部控制和同业自律机制的兼用。我国《商业银行法》在内部控制机制的设计上仅有三个条文,即第59、60和61条。第59条要求健全企业规则和制度;第60条要求健全稽核和检查制度,并要求对分支机构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稽核和检查监督;第61条规定业务报告。这种规制有如下几个缺陷:其一,规定过于原则化。业务管理规则、制度及稽核、检查制度的具体要求均需时与合法。银行监管法制健全的国法定情形下可直接任命一位审计员。[21]德国《银行法》规定了特别情况下信用机构任命的审计员需通报监督局,并可要系统的再监管,势必使该机制处于虚设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