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0 18:10:2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城市的变迁与发展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沈阳；商业市街；分布；发展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沈阳古城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沈阳商业分布的显现和商业体系规模秩序化的出现，是在清代。
公元1627年，皇太极将沈阳中卫城改为八个城门、井字形街道，这井字形街道的中央便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在故宫两侧街道与后面横街的交叉口处，分别建造了钟楼和鼓楼，两门楼之间是一条东西走向，长为174丈,宽3丈5尺的街道.命名为“四平街”,取“四季平安”之意。由于它位于故宫的后面，根据中国传统的“面朝后市”的都城规划格局，将这条街辟为商业街，此后日渐繁华，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中街”。
在沈阳作为陪都时期，沈阳城仍然以“四平街”做为商业中心。至晚清城内井字街及城外八关等地皆有不同程度的商业繁荣，形成各种“市”和“行”。当时城内的“顺城街路”指的是“城墙根”，而对城外的顺城街路则通称为“门脸”。随着商业的发展，在方城自然形成了具有各种专业特色的市场，市场周围的小路也随市场经营的物品而得名。
早期的沈阳城有东西南北四个门脸，构成四处主要的商业市集，而沈阳城最早的系统化有一定格局的商业也是从这四个门脸开始的。
东门脸附近曾有鱼市和瓜行；大东城门南是大东菜行，北是专卖风味食品的摊床；小东城门为东关菜市场，在天齐庙前，有东关柴草市场。民国初年，柴草市场移往大东小什字街宇宙里东空场形成柴草市场街巷。
从小西门到大西门，是西门脸中段最繁华的地方，当时被称为“江湖杂巴地”，有大小什字街、南辘橹把、大茶馆、分水岭等胡同，东侧开设几家故衣铺、麻袋庄和较有名气的天足坊、金盛兴、金盛福等鞋铺。西侧一排矮房，有回民风味于家馆和马家馆，还有评书清茶馆德泰轩，是西门脸最聚人气之地。中间空地则江湖上医、卜、星、相、风、马、燕、缸生意的集聚场地，正是由于江湖人及其活动才促成了杂巴地儿的形成和演变。
南门脸是以古玩铺、旧书铺和小器具作坊为主的商业市场。六大家古玩商集聚于此。民间金石书画艺术名手，也在这里出售金石艺术品及书画作品，还有多家小器具作坊，制作精细的小器具。
小北城门以东至城东北角是小商店，小摊床和许多家低级妓院和聚集地，构成柳巷花街。小北门以西到城西北角是木行，有隋家染坊、萃丰店、瑶池宫、东清宫、欣来当、天德店、德源昌等胡同。
在1918 年，令其省长王永江督办，在商埠地开辟两个市场，即南市场和北市场。
南市场位于商埠区南界，中心区平面设计成八卦形状，俗称八卦街。各小胡同两旁果品杂货摊店、酒楼茶馆、赌场烟室鳞次栉比，另外，南市场内还建筑了戏园子、饭馆、旅店及各杂业，饮食业有鹿鸣春、新德馨、商埠楼、厚德福四大家，还有三十余家小饭铺。
北市场东起作颂里，西至二十二经路，南至今市府大路，北至皇寺路。由于南侧有马车铁道，东侧靠火车站，交通十分便利。早期建筑是从青莲阁和永宜里的妓馆建筑开始，以后相继建立了大观茶园，群从、公益舞台，大众登瀛泉浴池等。1930 年辽宁总站建成通车后，来此经商开业者逐渐增多，商业繁荣逐步形成。
民国 12 年（1923 年），奉天市政公所公告，从大西门经太清宫至小西边门开辟电车路，路面宽八丈，两侧店铺民房一律拆除，将原来西门脸的热闹场所迁到太清宫至小西边门路北，并辟为奉天第一商场。
1927 年，市政公所作出拓宽城内四平街，拆除钟、鼓二楼之决定。路两旁店铺一律后退，大街两侧辟出人行道。这些措施使古老的四平街面貌发生变化，同义和的三层楼房、利民商场二层楼、吉顺丝房的五层大楼、萃华金店总号三层楼、吉顺隆丝房五层楼等商厦接踵而起，古商业街向近代商业经济迈出重要一步。改建后的四平街，连同正阳街、朝阳街、西顺城、小西路、第一商场等组成沈阳最大的城市商业区。
从当时的沈阳城的商业分布图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沈阳城主要的商业集中在城墙根一带和城中一带，并没有形成一定的规则性格局。
而在商业繁荣的同时，我们看到，本土民族商业尚处于刚刚起步时期，所经营的产品多属于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经营方式多是小店铺、摊档为主，服务行业多以饭馆、茶楼、浴室为主，而南市场、北市场的妓馆、烟馆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可见正统的商业还不很发达，与拥有近代技术和管理的欧美商家相比，尚有相当大的差距。
此时在沈阳城中，外资商业的发展也进入全盛时期。
德国人创办的礼和、雅利、福华、天利、原太、华惠、木床、西门子、世昌、东大、魏德、雷虎、罗古洛、马古斯、三德生等德国洋行、公司从事建材、机械、染料、药品等商品经营；老晋隆、怡和、亚细亚、仁纪等二十余家英国公司经营机械、石油和染料行业；慎昌、美孚等美国洋行、秋林等十余家俄国商行、捷克的斯克达、奥地利的百禄、丹麦的文德、挪威的福康，还有法国的洋行都在沈阳商界占有相当的营业份额。
同时日本不甘落后，满铁附属地成为日商对沈阳城进行商业扩张的大本营，在附属地几条主要马路上，日本的商号已相当密集，日商单体规模并不很大，但群体能量不小，在服务满铁社员的名义下，日本商家把更多的精力对准沈阳城的中国市民，对准更大的东北市场。满铁附属地内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华资商业，多是因军阀政府有关联才得以发展。
纵观沈阳城的商业发展历史，基本沿袭了先人所规划的商业区域格局，除了年代久远的东南西北城墙根的特色商业市街已经渐渐离开人们的视野。但主要的商业中心，例如当年的四平街，也就是现如今的中街商业圈，和太原街商业圈都得以保留，依然是沈阳最大的两大商圈。
到近代，中国大多数城市，特别是古城、都城，在城市转型过程当中都出现了两个或两上以上多城市中心的格局，呈拼贴状城市形态，而象沈阳这样同时出现有四、五个新城市中心，众多板块拼贴，而且各自成独立系统的现象，在其它城市很少出现。现今沈阳同时拥有8个比较大的商圈，其中沈河区的中街商圈和和平区的太原街商圈最大，其次有沈河的五爱市场，和平的三好街，沈河的南塔，皇姑的北行，铁西的铁西广场，和平的西塔商圈等。
从近百年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沈阳城的商业文化历经时代的变迁之后，依然展现出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独特街区，现在的沈阳同时拥有中街商圈，太原街商圈，五爱商圈，北行商圈等独特的多商业中心格局，使沈阳的商业在历史以来几百年的时间里发展的越来越快，促使其形成沈阳的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但同时，由于沈阳多商业中心的格局，虽然商圈服务范围的相互交叉，使购买力下降。随着人们越来越高的购物需求，使得传统的理应保留下来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业风貌却淡出人们的视野，所以，在历史街区的保护性改造需要格外注意对传统商业形式的保留与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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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晓宇 刘忠刚 张慧玲 林莉 沈阳太原街地区近代城市建设史研究(1898-1948年) 城市规划和科学发展 2009.
【关键词】:城市广场；变迁
【 abstract 】 : the city square is a c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open space, showing a city the cultural contexts and artistic roots; The image of the city and the city spirit is the embodiment of, is also the most energetic, the most vivid card of a city, and it is a microcosm of the city development.
【 key words 】 : the city square; change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引言
一个城市的变迁可以通过很多方面得以体现，城市广场无疑是最直接的一种。作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开放空间，城市广场是一个城市的形象与精神最集中的体现，是最富有城市文化脉络与艺术底蕴的城市标识空间；也是最富有活力、最生动的城市名片[1]。
筑城广场，一个有着44年历史，贵阳市甚至整个贵州省最大的综合性广场，从1968年建成伊始就承载着城市的地标性建筑与城市的名片的功能。通过其三次变迁，见证了城市广场建设发展的历程。
2筑城广场的发展历程
2.1政治性的集会场所――春雷广场
筑城广场位于贵阳市中心城区，广场跨大街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南广场原名“春雷广场”，建于1968年，面积16000平方米。和当时的很多建筑一样，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宽大的主席台、刻有的诗词及手书字迹的墙体、巨型的雕像、高耸的旗杆（如图1），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集会场所，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1979年改名为“人民广场”，并新建了3800平方米的北广场，广场栽种了许多树木花卉、铺设了草坪和座位，从政治性的集会场所逐渐演变为群众休闲娱乐、开展文化活动的公共广场[2]。
2.2 扩建后的广场―― 缺乏城市个性和特色的综合性广场
90年代，一股广场建设热潮席卷全国，1999年，北广场开始大规模扩建，从3800平方米面积拓展到46552平方米。广场中布设了一座直径为20米的花坛钟、两座14.5米高的蓝色透明金字塔（让人联想到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轴线对称的喷水池、大型的草坪（如图2）。广场的体量增大了，但是设计上却饱受诟病：一方面，广场建设缺乏文化理念设计素材和根据，只是照搬一些成功的广场的形式，追求一些图案化的表面，欠缺文化底蕴的同时也毫无地方特色可言[3] [4]。另一方面，服务设施过少，草坪、喷泉的尺度过大，缺乏高大的乔木遮阴，不仅使得广场设计中人文关怀不足，也使整个空间缺乏立体层次感[3] [4]。
2.3 筑城广场――代表贵阳形象的诚意之作
近年来贵阳城市迅猛发展，中心城区人口规模达到200多万，城市化率达69%。提出了创建“生态文明城市”等活动[5]，针对城市的宣传活动也日益增多，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对外的认知度严重不足，贵阳急需一个富有贵阳特色，能够充分展示贵阳文化脉络与城市精神的极具辨识度的城市标志性空间和城市形象窗口，城市广场的改建应运而生。
此次的改扩建，充分体现了当前的广场建设的发展趋势：（1）尺度更趋于理性化、合理化，将原来紧邻广场的原贵阳一中的地块纳入，使得整个广场成为一块独立的地块，标识性更加的突出。（2）主题设计更多地呈现出地域性与文化性，体现在城市特色的深度挖掘：贵阳市简称 “筑”，竹是这座城市的图腾，广场的主体雕塑“筑韵”以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竹制乐器“芦笙”为创作元素，极具民族风情与文化特色。（3）功能更加的齐全，广场融合了文化、政治、纪念、商业、休闲五大功能。（4）更为重视人性化的设计，比如广场上的直饮水设施、展示一中历史记忆的浮雕墙、石刻等。（5）更加注重公众的参与性。广场建设的整个过程――广场命名、功能设置、标志物设置、植物配置等都在各类媒体广泛宣传，对各种方案进行公示，充分征求市民的意见与建议。
3结语
筑城广场40多年的历史变迁，见证了城市广场的发展历程。虽然并非每一个城市都有辉煌的历史与声名卓著的文化遗产，但是每个城市一定都有自己的历史与成长环境、有各自独特的城市风貌、空间肌理和人文景观。城市的个性和魅力、广场的灵气内涵正是凝结于此。广场的建设不仅与设计者的审美、技术水平有关，与城市的社会历史文脉和城市规划建设的融合度有关，更与城市决策者的远见息息相关。
图一：70年代的春雷广场
图二：90年代的人民广场
图三：筑城广场夜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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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化指标 洪涝灾害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 引言
城市化过程中改变了城市的地貌，改变了城市排水环境，使城市在遇到强降雨时发生洪涝灾害的几率增加。同时，由于人口和资源向城市集中，城市在发生洪涝灾害时的损失大大增加。为了更好的衡量不同城市在遭遇强降雨时发生洪涝灾害的几率和受灾情况的严重性，分析城市化指标，建立评价系统。
1 城市化程度的一般评价办法
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居住方式发生变迁的自然历史过程[1]。要客观地反映城市化的进程，就必须综合反映城市化引起的上述变迁过程。为分析城市用水量与城市化程度的关系，卓敏[2]提议城市化程度为：
X =x1·x2·x3·x4(1)
式中：X——城市化程度；
x1——城市非农业人口/万人，反映了城市的规模大小；
x2——人口城市化水平，即非农业人口/总人口，反映了人类居住方式的变迁过程；
x3——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万元，代表城市服务设施水平[2]，反映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变迁过程；
x4——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代表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反映了人类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
此类城市化进程的评价方式只考虑了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不适用于研究城市遭遇洪涝灾害的风险。通过研究城市化各指标对城市洪涝灾害的影响，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为城市遭洪涝灾害风险的研究做参考。
2 城市化各指标对城市洪涝灾害的影响
城市化对城市洪涝灾害的影响与以下因素有关。
2.1 常住人口P和人口密度xP
对于人口，城市常住人口比非农业人口更能反映城市受洪涝灾害的影响。同时人口密度大的城市在受灾的时候更不容易疏散，城市受灾人口、经济损失都往往更大。
2.2 城市面积F和城市绿化覆盖率xF
城市面积越大，城市在遭遇强降雨时排水系统的流域面积更大，更容易受灾。城市绿化覆盖率越大，则径流系数越小，流入城市排水系统的雨水量更小，受灾可能性更小。
2.3 城市市政建设水平S
城市市政建设中，城市排水管长度L一定程度可以反应城市排水系统的优劣，在衡量城市受洪涝灾害的风险评价中，可以采用单位面积城市排水管长度来衡量城市市政设施水平的高低。即。
2.4 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J
随着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市受洪涝灾害的影响更大。选用城市的第三产业总值来衡量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3城市化程度指标的衡量
通过对以上城市化指标的分析，通过对各参数进行无量纲化的处理，将城市化指标用以下参数方程式表示。
（1）
其中——城市化程度指标
——权重系数。
——城市市区总人口/100万人
——城市市区人口密度/（1000人/平方公里）
——市区城市土地面积/1000平方公里
——市区绿化覆盖率（%）。
——{第三产业总值/1000亿元}0.5
——单位面积城市排水管长度（km/平方公里）
4城市化程度方程的应用
以浙江杭州市为例，根据杭州市统计年鉴[3]数据，2010年末市区常住人口434.82万人，则=4.35。市区人口密度为1417人/平方公里，则=1.42。市区土地面积为3068平方公里，则=3.07，绿化覆盖率为39.95%。第三产业总值为2896.69亿元，则=1.70。排水管道长度为3904km，则S=3904/3068=1.27。令，则计算出杭州市的城市化水平为
以北京地区为例，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4]数据，2010年末常住人口1961.9万人，则=19.62。市区人口密度为1195人/平方公里，则=1.20。市区土地面积为16410.54平方公里，则=16.4，绿化覆盖率为45%。第三产业总值为10600.8亿元，则=3.26。排水管道长度为10172km，则S=10172/16410.54=0.62。令，则计算出北京市的城市化水平为
通过对北京市和杭州市的城市化受洪涝灾害影响的因素进行分析可知，北京市的城市化程度比杭州的城市化程度高，在遭遇洪涝灾害时可能后果更为严重。
5 小结
对于不同的城市同样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衡量城市化进程，此方法可以为研究城市受洪涝灾害的风险评价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对于城市受洪涝灾害的影响还与城市的设计暴雨强度和所遭受的暴雨重现期密切相关，也与城市防洪标准及城市排水系统的设计重现期等因素有关。应结合这些相关因素进行考虑。
【参考文献】
杨立勋.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战略[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32
卓敏,俞亭超,严建明. 城市用水量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探讨 [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2004,8:31-33
杭州市统计局. 2011杭州统计年鉴[M]，2011.
北京市统计局. 2011杭州统计年鉴[M]，2011.
关键词：城市化 动力 对策
1.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各阶段动力
我国的城市化路径表现出了和西方国家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征，也因此，对我国之前的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的考察不应太多参照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程，即以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范式，我国城市化各阶段的动力应如表1-1所示：
表1-1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过程的一般划分
城市化阶段 城市化主要特征 动力机制演变趋势
初期阶段 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城市规模小、数量少；城市的扩张表现为“量”上的扩张，即外延扩大。 工业化与制度是城市化基本动力；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增加；经济与技术等资源匮乏，制约城市化发展。
中期阶段 城市化高速发展；城市在外延扩大的同时也开始了内涵的进展。 工业化、制度仍是重要动力；产业结构的转移推动力开始显露；经济与技术等资源约束机制得到缓解。
后期阶段 发展速度趋于平缓；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内涵的扩大，即质量上的提高。 产业结构的转移已经成为主要的后续动力；制度的变迁能有效地促进城市化往更高层次的发展。
2.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三大动力
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是不同的。城市化进城的动力有很多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力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主导力量，城市化作为动态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政府政策影响、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换三种基本动力，属于城市化动力的核心表现。
2.1 制度变迁
制度和政策因素对我国城市化，尤其是区域城市化的影响巨大。我国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迁移具有明显的政治运动特征，而不是由于经济原因的驱动而引起的流动。国家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控制，加上在农村不让农民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等制度安排，使农村无法内生发展小城镇，致使这一阶段城市化发展进程非常缓慢，甚至出现一定时段上的停滞和倒退。
2.2 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
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人口和经济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疑又加速经济增长。
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科技进步会加速经济增长，深刻地促进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的转换，影响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技术进步是城市化发展的源动力。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动人口向城市转移。
2.3 产业结构的转换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就是工业化过程。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会改变城市的形态和规模，进而影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城市化发展的本身，就是变落后的乡村社会和自然经济为先进的城市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历史过程，所以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而在产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则成为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中国“一五”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也证明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量。随着工业化步入现代化阶段，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一跃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成为大城市的后续动力。
2.4 三者与城市化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共同推动城市化进程，但其各自推动的方特征、方式及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首先，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体现在城市效率与城市竞争力上，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推动主要是从整体上、总量上体现的；制度变迁对城市化的影响往往还要体现在结构上、形态上，比如对城市的规模结构的影响。
3.对策
3.1 调整城市发展战略，完善城镇体系
我国在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直贯彻“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一方针已不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因此，应顺应潮流，适应形势，及时调整方针。目前应确立“发挥大城市的优势，强化中小城市的功能，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城镇体系。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意味着城市化由低级向高级转化。
3.2 积极发展小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及时改变指导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有重点的选择和扶持一批县城和主要建制镇，促使其成为农村地区现代经济新的生长点，推动乡村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这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之一。小城镇是城乡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是大中城市发展的基地，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选择，因此，应充分发挥中小城镇的优势。目前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规模偏小，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土地浪费严重，户籍制度管理滞后等问题，国家应给予高度重视，并积极加以引导，重点要搞好小城镇规划，配套建设各项基础设施，并逐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实现城乡经济的最终顺利接轨。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而小城镇的大力发展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改革开放 武汉 空间结构
许学强先曾说过：“城市地理学研究历来有两大走向，一是把城市作为一个点，研究区域城市体系；一是把城市作为一个面，研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两者都能为城市和区域的规划发展服务。” [1]因此，基于空间结构分析武汉市的城市发展是有必要的。本文将人口变化、产业发展及交通组织三项要素作为分析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旨在将理论与实际结合，以便了解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
1、改革开放后武汉市人口变化
城市人口分布以及密度变化可分为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及老年阶段三个阶段[2]。1978年～2010年，武汉市总人口数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其中1978-1982年、1985-1991年、1997-2008年出现三次明显增加（如图一所示）。可以初步判断城市在改革开放后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结构处于成长阶段。
2、改革开放后的武汉市工业结构与布局变化
1949年后，我国大力提倡发展工业，工业成为我国推动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胡华颖在书中提到：“工业结构的演进左右了空间结构的变化基调，而空间结构又可影响工业整体结构的效益与功能，进而影响城市的发展” [3]。城市原有的空间形态被厂房所替代，这一时期的城市用地快速向周边蔓延，导致部分地域出现工业与居住用地混杂的景象。
由于坐落在长江边的江汉平原，地理位置九省通衢，历史上的武汉市以商业为主，第三产业相对发达。
建国时，随着第二产业的崛起，第三产业比重相对下降，“一五”、“二五”时期，国家重点投资现代化工厂，武汉开发了大片的工业基地，如武钢、武重、武锅、武船等[4]，形成了相对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而这些大型企业周围配套建设有相应规模的居住区，使其成为城市空间扩展的重要生长点，城市跳出以旧城向外蔓延的趋势，倾向飞地式发展（如图二所示。注：图中交通环线为后期形成，此处作为参考）。
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迅猛发展，武汉市对已形成规模的十二个工业区进行配套调整建设，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相继形成沌口开发区和东湖开发区，成为远离主城的飞地和综合组团。武汉市逐渐形成了以主城为核心，7个重点镇和4个城关镇为卫星城的空间布局[5]，基于空间的工业发展态势如图三所示。
3、改革开放后的武汉市交通发展和用地演化
其一，城市形成发展与城市交通的形成发展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城市交通自始至终贯彻于城市的形成于发展过程之中。人们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活动的城市空间依靠城市交通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内部交通也随之形成与发展。两方面存在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反馈关系[6]。
其二，从历史上看，交通工具及运输方式的变革是新技术革命的起源和落脚点，当新的交通工具出现，城市的发展会突破原有的约束门槛，在更大的尺度范围内组成新的结构，然后采取填充的方式继续拓展[7]。轨道交通的实现，加速老城区更新改造的同时，也带动了郊区的配套设施建设[8]。
长江大桥、京汉铁路等兴建之前，武汉多为水运、小汽车或步行交通形式，城市多沿水道和马路发展。改革开放后，城市空间形态上除沿新修建道路轴线推进发展外，开始转向在原有用地周边蔓延和在已形成的发展轴之间进行填充发展。随着小汽车使用率提高，高速公路和机场建设带动放射式的城市快速路网形成。
其三，城市空间形态在客观上影响城市道路交通的选择，不同的城市空间有不同的交通需求特征，必然要求相应的道路交通与之适应，对于集中型城市来说，公共交通则处于主导地位[9]。
主城与周边郊区、卫星镇的经济活动、社会联系日益增多，城市轴向发展需求愈加明显。随着江汉三桥、五桥、白沙洲大桥（长江三桥）建成，京珠、沪蓉国道在武汉西南相交并由军山长江大桥相连形成围绕江城的一个“半环”。武汉中心城区是由三条联系三镇的环线来组织交通的（详见图二），环线的发展建设体现着武汉市城市建设的过程。
小 结
在现实中需要用综合的眼光看待城市的发展和空间变迁，考虑到城市发展的政策拉力和经济推力，并且做出合理的判断。武汉市的城市形态在历史原因、人口变迁、交通发展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经历了分散、集中、再分散的过程，各个时期都体现了时代和政策的明显特征。而在未来更多样化的影响，例如高铁及地铁建成，带动武汉市域的整体发展以武汉火车站为新主题，开发服务中部、面向全国的综合交通枢纽；大学城的建设推动黄家湖片区的改造，及城市文化中心的构建，武汉的空间格局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展 望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所处的政策环境和发展需要，因此城市的空间发展仍然可以通过定性结合定量手段进行预测，并结合工业、经济、交通、社会等具体要求进行调整，以达到合理利用空间、优化城市结构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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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才反哺；重中之重；城市；农村
作者简介：许冰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人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湖南 长沙 410003）
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农村人才开发基础差，底子薄，人才资源的内生性增长能力严重不足。这种情况下，加强城市对农村的人才反哺，促进农村人才资源的外生性增长，无疑是理性和现实的选择，应当将人才反哺作为城市反哺农村的重中之重来加以推进。一般来说，“反哺”是指动物长大后反过来“赡养”父母的行为。随着社会发展，“反哺”的词义不断得到延伸与深化。所谓城市对农村人才反哺，也就是从人才开发的角度出发，借用生物学反哺的概念，描绘城市利用各种人才开发资源和途径，对农村人才发展给予支持和帮助，推动农村人才发展产生积极、广泛而深刻变化的过程。城市对农村人才反哺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城市帮助农村培养人才。二是城市支持农村人才创新创业。三是引导城市相关人才为农村发展服务。
一、推进城市反哺农村人才的现实紧迫性
1. 农村人才发展迫切需要城市反哺
人力资本大师舒尔茨指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要在传统农业中引入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特别是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以此带动农业经济的增长 [1 ] （142-143）。由此可见，对新农村建设来说，农村人才资源比物质资源更加重要。世界银行的资料表明，在低收入国家，上过四年学的农民的生产产量比未上过学的高出13%；即使在没有诸如高产种子、化肥投入的前提下，前者也比后者高出8% [2 ]。这些研究揭示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生产率之间的确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从表象来看，农村发展滞后，是科技贫困、信息贫困、金融贫困、公共服务贫困等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但从深层次看，则是农村人才贫困、农民素质贫困。
农村人才素质的提高必须依靠城市的反哺之力。在全面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今天，我国农村现代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农村社会结构日益“空心化”，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起步艰难。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在整体上已处于劣势地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劣势愈发明显。在农业比较效益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依靠农业自身的产出，在较短的时间里富裕起来，显然难度极大。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同志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按照中央的这一重大部署，我国在城市反哺农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相对于农村对城市的支持和贡献而言，还仅仅只是反哺的开端，其中对人的因素关注也还明显不够。农业的现代化之路，特别是农村人口素质提升的现代化之路，必须依靠城市的外在拉力。在城市反哺农村诸多方面中，突出对农村人才的反哺，提高农民素质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和根本。
2. 长期得到农村支持并获高速发展的城市应当反哺
农村对城市人才资本的持续哺育，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人才资本存量上的巨大差距。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教育年限”作为推算人才资本存量的方法 [3 ]。据2009年中国社科院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统计，现阶段，我国城乡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具有较大差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表明，16岁及以上农村劳动力中，51%的人仅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41%的人受过初中教育，仅有不到8%的人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而在城市劳动力中，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人只占25%，受过初中教育的人占39%，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占35%。随着全社会学历的逐步提高，城乡居民的学历差距也呈明显扩大的趋势。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6倍和323倍 [4 ] （5 ）。由此可见，多年来人才资本投资偏向城市、农村人才资本单向流入城市，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其一，城市的发展包含了农村人才资本对城市的哺育；其二，农村为城市发展付出了代价。
在城乡二元格局突破难度依然很大、教育资源配置依然不尽合理的格局下，农村人才资本积累存在着许多先天不足，要希望农村通过自身的努力增加人才资本存量与增量不仅不现实，更重要的是从历史上农村对城市的支持来看也极不公平。可以说，反哺农村，不仅是当前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长远的政治、社会问题 [5 ]。因此，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国家和城市应更多更具体地对广大农村地区人才资本积累负责，体现国家对农村的“关怀”，显现城市对农村的“反哺”与“报答”，符合发展伦理上的道义性。
3. 城市对农村人才反哺是发达国家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经验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缩小城乡差距的第一推动力，在各种要素反哺中，人才反哺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发达国家在起步阶段，也基本上都奉行人才资源反哺战略。1970年，韩国开展“新村运动”，对全国3.5万个村，每个村都派3～5名“新村指导者”，手把手教农民致富，一直到整个村子富裕起来 [6 ]。即使是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也普遍重视对农村人才资本积累的国家关怀，并从立法的高度保证农村人才开发。至今，瑞士等国的农场经营人员要求至少接受九年教育且在从业前必须进行技术培训和实习；日本还开设“营农大学”，招收高中毕业且有农业实践经验的农民入校学习培训；在法国，要求只有经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才能取得农业经营者资格并享受国家的农业补贴与优惠贷款 [7 ]，等等。
现代化发展的规律和国际经验，为我国实施“以工哺农、以城哺乡”战略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城市对农村人才反哺不仅需要、可行，而且以人才反哺能带动资金、科技、信息、管理等关键要素向农村流动，可望发挥人才资源在各种要素组合中的“放大”、“倍乘”效应，开辟“以工哺农、以城哺乡”的新途径。
二、我国城市反哺农村人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反哺动力不足
工业化阶段的农业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这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的定位，决定了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规律的运行方式，生产要素必然会发生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净流动 [8 ]。因此，城市对农村人才反哺不会是自发行为。也就是说，推动城市对农村的人才反哺，更多是依靠行政力量的介入。通过制定政策措施等多种行政手段，遏制市场机制的负面作用，引导城市人才资本向农村有序流动。在城市反哺农村人才中，政策的引导和制度的规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整个社会来说，城市对农村人才反哺仍然是处于被动状态。
2. 反哺力度单薄
近年来，国家和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帮助农村人才开发的政策措施，如组织实施“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计划，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担任村“两委”职务等。这些政策的实施，的确为农村发展输送了新鲜血液，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与整个农村发展的需求相比，这些政策的惠及面还是太小，政策措施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系统，在具体实施上也存在连续性不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政策的推行，基本上还是属于国家对农村人才的政策性开发，还只能起到示范性、引导性的作用，不能满足农村建设对人才的渴求，开发的力量还相当薄弱。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全社会的力量，特别是已经处于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的力量、大中型企业的力量、社会组织与团体的力量，只有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城市反哺农村人才事业才能形成强大合力，取得突出成效。
3. 反哺发展失衡
我国幅员辽阔，东部与西部地区、内陆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在东部与西部、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状况及农村人才资源开发上体现得更加明显。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高，经济实力强，地方财政有能力加大对农村人才培养投入，优质的教育资源能为农村人才的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提供更好的条件。因此，东部地区的部分农村，已经具备与西部地区某些城市相当的经济实力与人才实力。而西部等欠发达地区不仅仍然有很大部分农村地区处于贫困，而且城市的经济科技教育实力也相当薄弱，自然其对农村和农村人才的反哺就会相对不足。
三、加快我国城市反哺农村人才进程的战略选择
1. 政策推动
按照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区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类型。诱致性变迁的主体是个人或群体，强制性变迁的主体则是政府部门。但不管是哪一种变迁，任何一项新的政策或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才会发生。这是探索城市对农村人才反哺的政策或制度安排的重要原则。从哺育—反哺的角度，城市对农村人才反哺，支出的成本包括城市人才输出组织或个人的人力成本与制度创新的管理成本，而相对于农村人才资本的跨越积累，资金、科技、信息、管理等资源向农村的伴随流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极大提升等收益来说，政策与制度创新存在着巨大的盈利空间。政府必须就共同开辟这种盈利空间加大政策推动的力度，着力构建城市对农村人才反哺的政策和制度框架，从政策层面推动城市对农村人才反哺成为一种义务，成为一种必须履行的责任。
2. 教育培养
城市对农村人才反哺，说到底是一个造就有现代农业思想意识和工作技能的新农民问题。在教育经费分配方面，必须保证向农村倾斜，鼓励城市一对一援助有条件的农村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城市必须开放优质教育资源，在高等院校、职业技术院校的专业设置、学科建设方面，将农村专业技术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作为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加以高度重视，培养具有较高学历、掌握一定知识与技能的新型农民。同时，鼓励广大农民就近参加多种形式的技能培训，引导城市具有培训、指导能力的人才深入农村帮助农民发展新型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3. 创业扶持
当前，留守农村和农业的绝大部分是低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对他们的培养培训固然重要，但客观地说效果可能是有限的，更有价值的是引导和鼓励新一代大学生和城市相关居民到农村创新创业，引导和鼓励外出打工积累了一定知识与技能的农民工回乡创新创业，把大学生城市部分居民、回乡创业农民工培养成新时代的新农民，加速农村的人才资本积累。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级政府为这些新农民的进入提供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加大财政对农村人才创业的支持力度；加强金融信贷对农民的服务，建立一个整体农村金融供给保障机制，吸引多元资本关注农村和农业，增加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规定征用、出让农地净收益基本回投农业，对农村人才创新创业给予最大支持。
4. 舆论引导
一直以来，城乡发展二元化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成为了两极。其实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唇齿相依。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迟缓，不仅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较慢，而且使城市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发展也面临后劲不足的问题，最终必然会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必须在全社会树立城市必须反哺农村的观念，提高农村人才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加大对城市反哺农村人才优秀典型、先进人物的表彰与奖励。对在这一方面已经做出成绩、具有成功经验的地方政府、优秀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加以宣传与推广，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关心农村经济发展、愿意为农村建设服务的舆论导向。政府要引导全社会转变观念，真正让“农民”这一称谓回归为一个职业，而不再是一种身份，让农村成为充满活力与机会，并且能够成就事业的大舞台。
参考文献：
[1] 西奥多·W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 张子衍.苏南人口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4）：28-31.
[3] 吴培冠，黄敏.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综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5）：102-105.
[4] 蔡 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提升人力资本的教育改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 严小龙.境外反哺农业的经验教训与我国新农村建设[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6）：28-31.
[6] 李水山.韩国新村运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J.当代韩国，2001，（2）：25-29.
[7] 洪银兴，龙翠红.论劳动力流动背景下人力资本对三农的反哺[J.江海学刊，2009，（1）：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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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5-0055-02
1 经济全球化
转型期的中国，直接面临经济的全球化和城市的国际化这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这一切意味着资源与资本的快速流动和重新组合。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原先所形成的城市一区域关系正在被迅速地改变着，城市的功能已不一定是建立在为其所在区域服务的基础上，区域的发展也不一定以区域内固有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城市的功能作用在分化。中心城市的实际辐射与吸引功能超出了区域范围，而区域内城市的中心功能则更是趋于集中到某些特定的节点，等级分明的纵向作用关系正在被更大范围内的网络关系所取代。城市的发展也因而进入了全球城市网络时代。全球化时代城市空间格局，将是扩散与聚集形态并存，其机制直接来自于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的战略部署，以金融、保险、咨询、房地产业等商务机构为主的现代生产业持续增长，跨国公司与组织机构的数量也日渐扩大，特别是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有95％以上在中国投资，而且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把中国作为全球投资的重点领域，这既为城市的分散布局创造了条件，也为城市内某些要素的集聚莫定基础。因此，现代商务功能在一些特大城市迅速发展，对办公用地、用房的需求也随之快速上涨，在外力强大的冲击与自身发展内在需求下，开发一个适度规模的CBD成为我国特大城市参与全球城市竞争网络体系、逐步实现国际化的关键和捷径。例如，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央商务区的建设完全是浦东新区开发决策所催生的产物，其开发建设使上海的空间结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2 产业结构高度化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一般性条件。城市的市场化水平提高与创新能力加强，推动着城市产业高级化。也推动着城市空间形态不断变化。产业结构转移与重构通常是随着城市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的改变而衍生的，并通过城市空间结构中城市经济用地功能的变化具体呈现出来。
一般的产业转移过程呈现为制造业份额降低、服务业份额提高以及服务业的结构优化与升级，最终都会在城市空间位置上产生相应的变化。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由1978年的28.1：48.2：23.7到2008年的3.6：54.1：42.3。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第三产业将是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最直接的表现是以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成为我国各发达城市产业发展的主导趋势。这些新兴产业凭借先进的交通、通讯手段，极大地改变了企业对生产区位的要求，近郊型的城市开发区是我国新产业空间的主要类型。通过研究我们知道信息技术对城市空间起着扩散和集聚的作用，不断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从扩散层面来看，信息技术缩小了空间距离，加大了企业，个人区位选择的自由度，减少了对中心城区的依赖，为人口郊区化、工业郊区化和后台办公业郊区化提供了有利条件，避免了人口、产业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造成交通堵塞、生活环境的恶化。
从集聚层面来看，信息技术提高了中心城区的远程控制能力，加强了中心城区对前台办公业的吸引能力，促使这些高端的商务企业向中心城区集聚，提高了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的效益。从总体看，城市空间结构将从圈层式生长结构向网络化结构转型，多功能区将成为网络化城市的基本空间载体。
3 土地使用制度变迁
土地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我国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的是土地无偿使用制度，这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多体现为城市中心区土地利用结构极端不合理、效益低下，功能混杂无序；土地闲置与土地资产流失现象严重；土地利用缺乏效率、城市经济低效运行。
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确立，使城市新增土地和转让土地走入批租制的轨道，建立了城市用地自我约束机制和城市土地市场，市中心区和郊区的土地优势和潜能得到相当程度的体现，直接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如城市中心高地租、高地价的推力使大量城区工业企业通过用地置换而更换至地区，城市中心旧城区改造运动由此大规模开展。同时也为城市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注入了活力，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化以及空间结构的优化及地域扩展。但是。我国目前城市土地利用管理的基础薄弱。土地无偿使用制度仍未改革彻底，市场调控的范围和力度均较为有限。因此，诸多因素的时空累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结构有机协同的演变过程。
4 住宅商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