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0 18: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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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G20峰会；中国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金融；国际贸易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012
1背景
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举行的G20峰会取得了“为世界经济规划路径”“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五大共识性成果，是在后危机时代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实现各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纲领。中国推动G20峰会成果的落地与成效，不仅将为重振世界经济做出贡献，也有利于推动国内改革和发展，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瓶颈。G20峰会上，中国提出要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以创新驱动和结构性改革为主要驱动力，使全球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创新驱动不足、绿色金融支持不够、国际贸易形势以及贫困和环境等问题，提出了五个“进一步”、五个“新”的路径选择，以期通过实现G20峰会成果落地来解决上述问题。
2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结构性矛盾制约中长期增长，创新不足制约新发展动能形成，金融保障缺乏制约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贸易复杂多变制约开放型经济发展，贫困和环境等问题制约包容性增长等一系列问题。具体如下。
21结构性矛盾凸显，制约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
近年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传统发展模式和路径，缺乏中长期增长新动力。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强有力措施，其扩张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复苏，实现了经济增长，但以投资为主的扩张性政策并没有形成中长期经济增长新动力，却进一步增加了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随着刺激政策的作用效果逐步消失，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逐步凸显，导致经济增长呈现下行趋势。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面临着结构性矛盾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的状况。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31%，2016年增速约为34%，预计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为36%，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大环境不容乐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力不足（详见表1）。
而根据IMF的预测，如果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不能实现优化，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6%[1]（详见下图）。由此可以看出，在“十三五”期间，中国如果不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更大成效，将会严重影响经济复苏的可能性，导致中长期经济增长缺乏足够动力。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供需错配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单纯依赖需求侧改革难以走出经济发展困境，2015年11月10日，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是总结宏观调控经验、引领经济新常态、契合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也是破解经济增长结构性矛盾，培育经济中长期增长新动力的关键所在。
22创新贡献率不高，制约中国新发展动能形成
自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以来，世界经济一直复苏乏力，其主要原因在于上一轮科技革命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步显现，因此迫切需要“创新”这剂良药。中国经济存在着科技、制度等领域创新不足问题，缺乏中长期增长新潜能，创新能力弱、基础差、热情低，政策支持不到位，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依赖性强。“十二五”时期以来，中国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创新工作初有成效但仍严重不足，创新驱动的发展动力仍然较弱，没能形成新发展动能。目前，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占比仍然较低，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占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也不高，工业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较少，创新动力明显不足。[2]此外，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导向驱动转型发展时期，距离创新导向型发展环境相差较远，同时环境转型的长期性更进一步加剧了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贡献率不高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新发展动能的形成（见表2）。
战略与发展动能特征时段创新战略与发展动能特征“十二五”
时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缺乏中长期增长新潜能创新基础差、热情低、政策支持不到位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依赖性强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导向驱动转型发展战略“十三五”
时期环境转型的长期性加剧创新动力不足工业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较少规上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含量较低
23绿色金融发展不足，制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推进
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国缺乏足够的金融支持保障，并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绿色金融的业务结构调整、模式转变等将直接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目前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刚处于起步阶段，预计到2020年中国绿色金融需求达15万亿～30万亿元，需求潜力较大，但现有的政策支撑严重不足。现阶段，从全球看，绿色金融政策、体制建设、产品创新等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在中国，绿色金融市场还很不发达、信贷规模极其有限，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碳交易、碳金融业亟待扶持发展。近年来，完善国际金融构架一直是G20 的重要议题，2011年法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激励和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2012年，墨西哥担任G20主席国期间，成立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为推动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供了基础，2014―2015年，国际金融改革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使得国际经济金融治理面临着更大的体制机制上的障碍。2015年12月1日，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后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并在12月15日召开了首次会议，就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资本流动、债重组、全球金融安全网，以及增强SDR的作用等议题进行了讨论。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印发，标志着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建设走向成熟，为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指明了方向。可见，经济金融治理架构的改革和重组是G20工作的重点，也是应对未来挑战的重要举措。因此，加快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应进一步提升绿色金融的战略认知，否则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严重缺乏金融保障。
24国际贸易增长乏力，制约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
近年来，世界经济继续复苏，保持缓慢增长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贸易受金融危机长波制约、国际汇率波动加剧、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国际贸易增速仍然处于低位徘徊，进入了再平衡调整阶段。2011―2015年国际贸易量增速连续低于3%；2016年4月14日，WTO指出，2016年全球贸易量增长约为4%（表3）。现阶段，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国际贸易体系不合理、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球汇率大幅波动等因素，使得中国国际贸易发展前景更为复杂。尽管国际组织和国际团体在全球贸易治理中发挥了有效作用，使得国际贸易有了短暂性的恢复性增长，但中国国际贸易仍然面临着经济增长滞缓、债务危机、收支赤字等困境。产业转移放缓、投资贸易不振、汇率震荡等因素导致中国国际贸易增速大幅放缓，贸易环境十分严峻。近几年，贸易摩擦又有新特点：一是贸易保护的打击对象从密集型产业扩展到了新能源网高科技产物，保护范围从商品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和金融领域。二是随着经济发展困难程度上升，贸易摩擦由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扩展到发达国家之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在上升，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三是传统保护手段大量运用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的着力方向及手段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同时也出现了新的保护基点和动机。国际贸易体系不合理导致的贸易条件束缚会对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此，若要实现中国国际贸易的良性发展，应进一步推进国际贸易与投资体系改革，形成开放型经济增长新机制，激发国际贸易相关机制改革带来的增长新动能。
25贫困和环境问题仍然存在，制约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
当前，中国面临着推进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亟须解决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问题。危机后，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度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的状态，而这期间需要偿付的款项甚至超过了财政收入，如果不能及早地解决外债问题，就很难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应当帮助债务国恢复财政生存能力，恢复增长和发展。此外，现阶段发展中国家中国扶贫发展目标的实现正面临着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气候变化将加剧贫困，并导致脱贫人口再次返贫，如果不能够进一步创新精准扶贫精细化管理，精准扶贫成效将难以体现，中国过去的扶贫成果将遭到严重破坏的可能。此外，中国仍将面对较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预计到2020年，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下，中国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必须下降40%～45%，生态保护必然要提高到新的战略高度，在经济增长与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之间的矛盾将会逐渐凸显，必须以制定好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来形成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路径。
3以推动G20峰会成果落地破解制约瓶颈的路径选择如何借助G20峰会成果的落地，解决以上制约瓶颈问题，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在“新常态”阶段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关于如何落实好G20峰会的成果和关于所达到的成效，可以概括为五个“进一步”，以及五个“新”的路径选择。
31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中长期经济增长新动力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规划路径”，制定《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旨在通过结构性改革形成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新动力。在中国为全球经济开出的“药方”中，把结构性改革作为全球经济重要动力，第一次形成了推进全球结构性改革的共同认知和共同行动，是中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的重要贡献。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改革的主线，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不断升级和满足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鉴于G20各国结构性改革任务各有侧重，中国应做出示范性的先行和表率作用，落实好G20峰会关于结构性改革的成果，一是应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振兴宏观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构建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紧密、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3]二是应着力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现充分就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总需求力度，又要落实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下大力气改善供给质量，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
32进一步推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形成中长期经济增长新潜能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制定《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旨在全面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创新驱动战略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近年来，中国意识到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产业分工体系存在的矛盾，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来增强中长期经济增长新动力，在新能源、新材料、通信网络、航空运输、医药卫生等领域产业经济增长动力凸显。2015年12月7日，总理指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放活市场，避免横向转移，防止“中梗阻”，激发市场新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变中求新”不仅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路径，也为“医治”世界经济提供了良方，是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在全球的推广和运用。要落实好G20峰会关于创新增长的成果，一是应坚持战略和前沿导向，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更加重视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聚焦目标、突出重点，加快实施已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部署启动一批新的重大科技项目；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加强深海、深地、深空、深蓝等领域的战略高技术部署。二是应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深入实施创新企业百强工程，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三是应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发展市场导向的新型研发机构，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瞄准国际科技前沿，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布局一批高水平国家实验室。四是应引导创新要素聚集流动，构建跨区域创新网络。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密集的中心城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用，形成一批带动力强的创新型省份、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五是建设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鼓励发展面向大众、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低成本、便利化、开放式服务平台。依托互联网拓宽市场资源、社会需求与创业创新对接通道。
33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形成经济可持续发展新保障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首次将绿色金融写入公报，旨在将绿色金融成为实现G20国家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力杠杆。目前中国关于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还停留在碎片化状态，亟须建立推动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框架。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和经济向绿色转型。研究金融机构绿色化措施，提升资本市场向绿色产业配置资源的效率，支持友好型绿色经济发展。充分借鉴绿色金融发展经验，完善配套绿色法律法规。整合各类公共资金，以设立绿色基地或建立政策性低碳银行的方式，支持绿色项目建设。推进合作研究绿色金融面临的机制和市场障碍，制定有利于绿色金融开展的激励和考核机制，探讨发行绿色债券，发放绿色贷款，开展绿色融资租赁、担保服务，建立绿色评价机制等激励私人资本开展绿色投资方案。针对金融机构提供的绿色业务提供专项鼓励和扶持政策，试行财政补贴、信用担保、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降低绿色金融服务成本的方案。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信息平台和数据库建设，畅通政府环保部门、金融机构与绿色项目间的信息联系，提高绿色服务的执行效率和透明度。此外，在实施措施方面应着力以下四点建设：一是应进一步强化发展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提供清晰的战略性政策信号与框架，推动绿色金融的自愿原则，扩大能力建设的学习网络，支持区域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开展国际合作以推动跨境绿色债券投资，鼓励并推动在环境与金融风险领域的知识共享，改善对绿色金融活动及其影响的评估方法。二是应深入落实《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由相关部门绿色债券有关指引，允许和鼓励银行和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为绿色贷款和绿色投资提供较长期限、较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三是应鼓励各级政府以多种形式发起或参与发起PPP模式的绿色产业基金，在操作细则中可通过放宽准入、减免税收、补贴和土地政策等措施来支持绿色产业基金。四是加大财政对绿色贷款的贴息力度，建议逐步放开贴息标准限制，合理划定贴息期限，简化审批流程，试点财政部门委托政策性银行、绿色银行或商业银行的生态金融事业部管理绿色贷款贴息。
34进一步推进国际贸易与投资体系改革，形成开放型经济增长新机制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的作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制定《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旨在促进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继续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形成国际投资新秩序。要落实好《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一是应加强与美欧、金砖国家等主要成员以及德国等后续主席国的沟通协调，争取有关成果和G20讨论方向有序衔接，将G20打造成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平台。二是应加强同WTO等国际组织的协调配合，推动成果纳入WTO新议程并促进部分成果的落实。三是应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贸易结构，发挥出口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四是应加快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推动高端装备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出口支持力度。要落实好《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一是应加强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合作，获取更多国家的支持；依托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在G20或其他区域、次区域范围内推动小多边投资协定的签署。二是应围绕有效需求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营造宽松公平的投资经营环境，鼓励民间资本和企业投资，激发民间资本活力和潜能。三是应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杠杆撬动作用，加大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启动实施一批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重大投资工程，增加有利于供给结构升级、弥补小康短板、城乡区域协调、增强发展后劲的投资。
35进一步推进扶贫、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形成经济包容性增长新路径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二十国集团合作成果惠及全球”，核准了《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努力推动《巴黎协定》尽早生效，旨在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普惠共享，切实为消除贫困、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付出努力。在消除贫困的进程中，应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解决贫困问题应该以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作为开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创造就业岗位、小额信贷以及农村公共产品建设等，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村贫困问题。此外，政府应将消灭贫困作为重点任务，重视反贫困工作，在解决温饱基础上，积极推进贫困人口就业培训，提供就业岗位，保障就业，从根本上杜绝因失业问题带来的贫困问题。落实好《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一是应强化政策保障。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投入，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完善资源开发收益分享机制，使贫困地区更多分享开发收益，实施贫困地区人才支持计划和本土人才培养计划。二是应健全广泛参与机制。健全东西扶贫协作和党政机关、部队、人民F体、国有企业定点扶贫机制。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引导社会扶贫重心下移，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三是应创新参与模式。建立农村生活社区减防灾机制，鼓励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和公益信托基金，实施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着力打造扶贫公益品牌。要落实好《巴黎协定》，一是应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有效控制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推进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低碳发展；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健全统计核算、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碳排放标准体系，加大低碳技术和产品推广应用力度。二是应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积极承担与我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落实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国家自主贡献；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作用，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建平二十国集团（G20）经济热点分析报告（2016―2017）[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
[2]冉政语以创新驱动激发社会经济发展新活力[EB/OL].（2016-01-14）http：//wwwdangjiancn/ll/llzw201601/t20160114_3086966shtml
[3]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双十一”本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但现在却演变成了“狂欢购物节”。2016年“双十一”主流电商成交额再创佳绩，天猫成交额1207亿元，比2015年增长32%，无线交易额占比81.87%，覆盖235个国家和地区。此外，京东、苏宁易购等电商平台“双十一”当日的销售同比也大幅增长，小米、华为、暴风科技等公司的全网销售量也继续高歌猛进，这种新经济形态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令世界惊叹。逾千万家网店，上千家物流公司，数千万人就业，这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其实就是新经济，它的成长速度超出我们的预料，其活力与能量也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消费型经济正在起飞，中国新经济已经开启新的消费时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新经济”虽是2016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已逐渐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它涉及一、二、三产业，不仅仅是指三产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业态，也包括工业制造当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等，还涉及一产当中像有利于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股份合作制，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可以说，新经济已经成为当前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引领世界经济发展，重构全球化新格局。而在中国国内，“经济快车”经历了多年高速运转之后，近年来开始适度放缓，低端高耗能产业，已经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各个行业都面临转型升级需求，低水平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如何找到下一个掘金点，又如何转型，这无疑是新经济需要摸索探讨的问题。譬如在文创产业方面，台湾转变得更早，做得更精细些。很多去过台湾的朋友，都会感受到台湾文创产业的精彩与多元。在台北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笔者亲眼见到一个喝水的铁壶衍生出来的系列产品和文化，叹为观止。还有台湾的农业观光产业，更加体现出文创与传统产业的完美融合，普通的水果、蔬菜一下子变得有了故事，有了身份和身价。他们已经将生意做成了文化，通过品位来创造产品的价值，而不再跟低层次的价格比拼。一个文化产品，就能打造成一条产业链，文化与产业有效结合，能带来巨大的价值。从近几年台湾发展的个案里不难发现，整体经济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时，就需要文化创意产业跟经济紧密结合。这其实就是新经济的魅力，也是我们下一步该努力的方向。就河南而言，不沿边不靠海，创新创造能力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这个快速迭代的时代，更需紧紧抓住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要素新业态带来的新机遇，从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进行创新，以带动推动产业、产品向产业链中高端跃升，打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引领性发展的新经济产业。
总之，新经济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和专门研究的领域。现在我国新经济的初步形态已经形成，多个省份在“十三五”规划中，都将新经济列为经济增长新动力。广州最大的创新在于，将主导产业的规划发展与城市战略塑造紧密结合，通过聚焦“三中心一体系”（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和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对全球高端资源的集聚能力。新疆瞄准了新能源、新材料、石油石化和输变电装备等10个战略重点，推动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北京则在环境保护、循环经济、新能源、高效节能等领域形成一批新增长点。河南在新经济发展上着墨更重，将全力打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基础能力建设、新型城镇化“四张牌”， 努力打造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高地。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转换过程中，我们不能再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必须探索经济管理新的路径，寻求新的增长动力，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坚持战略聚焦，厚积薄发，要让政策向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等倾斜，大力发展新经济。特别是要树立问题导向思维和互联网思维，要具备敏锐的嗅觉和快速纠错能力，不能坐着等、站着看。要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在引领新常态中有所作为，使我国新经济增长巨大潜力转变为现实，让“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
关键词：新常态；新动力；中国经济
一、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
当前，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已经成为共识。正如所指出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面临深刻调整，体现在增长速度的适度下调、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增长动力的显著转换。
认识新常态有必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视角理解。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率大致经历了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包括：8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改革；90年代开始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了三次阶段性经济增长率下调，即：1984-1990年期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5.2%下降到3.9%）；1992-1999年期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3%下降到7.6%）；2007-2014年期间下降了6.8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2%下降到7.4%）。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阶段性经济增长速度下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上述数据也表明，只要经历过超高速增长（例如，阶段性增速高点达14%以上），必然要经历阶段性的经济增长下调。这是因为超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而随后的增长速度下调就是通过减速换挡解决结构性矛盾，其本质是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对当前的阶段性增长速度下调没有必要悲观，而是要充分认识到阶段性增长下调的必然性、客观性和积极性。
经济结构调整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和本质要求。首先，从产出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将取代第二产业，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到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形态，预计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望达到60%以上（2014年为48.2%）。其次，从需求结构来看，最终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提高，预计2030年达到65%左右的水平（2007-2014年期间基本维持在50%左右），逐步实现经济再平衡（1978-2002年之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超过60%）。因此，从长期的结构调整来看，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这也客观地决定了“新常态”中“常”的内涵。
二、经济增长六大新动力的培育
“新常态”中“新”的内涵在于挖掘和培育增长的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这对于“十三五”时期乃至到2030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新动力首先需要客观识别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因素。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索罗模型预测，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已经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促进性因素。例如，总体储蓄率在近年来已经达到50%左右，不会再有上升空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也将伴随着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出现负增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开始下降。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每1%的经济增长率所隐含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按照经济增长核算的构成来看，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保持中高增长速度必然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六大动力：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绿色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动力、区域经济动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动力和包容性发展动力。
首先，创新驱动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第一动力，这也是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在构建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基础，人才事业的蓬勃发展是支撑，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关键。从国家政策引导来看，国家先后出台了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的三个中长期规划，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设定了制度支持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关键在于尊重创新的基本规律，深入落实三大中长期规划，提升教育竞争力，培育一大批创新人才，使教育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进而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在新常态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动力应当着力实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力提升科技能力，由跟踪、模仿的“追赶式”发展向立足于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转变，在若干领域走向世界创新前沿，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上取得更多的重大突破，在某些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其二，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科技进步对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发展的支撑，推动“中国制造”快速向“中国创造”转变；其三，构建和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机制，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潜能，促进科技、金融和市场的有效融合，推动产业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
其次，绿色发展是突破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我国已经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绝对减排，这也决定了到2030年左右，单位GDP的减排速度至少要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不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尽早收获“绿色红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既要坚守“底线思维”，即把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作为“发展红线”，列入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也要有“创新思维”，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创新绿色发展动能。此外，作为发展的新动力，绿色发展将催生规模巨大的绿色产业，进而带动大规模的绿色投资，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提质增效。
第三，我国仍旧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4.77%），这个过程预计可以延续到2030年，从而进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70%左右）。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继续成为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公用事业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的驱动力，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新常态发展阶段，把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成为新动力的关键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进而实现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第四，区域发展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空间动力，将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东部优先开放（1979-1999年）、区域协调发展（2000年以后）两个主要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设定总体符合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主体功能区战略成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总体战略，提出了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这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人口布局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还处于开始阶段，必将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重塑国内不同区域板块（指的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之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地理，带动国内各区域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需求，进而推动产业发展、贸易增长和人员交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五，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开放动力。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新格局，这包括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设定若干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同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与以往以对外贸易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对外经济开放格局不同的是，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加凸显主动性（例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战略性（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使新疆直通印度洋），更加体现深化机制建设（例如，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和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全面升级，中国更有能力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发展国内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第六，包容性发展动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新常态发展阶段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需求结构转变的动力。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就是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包容性发展有三个重点：其一，切实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落实“人的城市化”保障机制，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其二，进一步促进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事业的发展，构筑坚实的社会安全网，促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福祉；其三，补足发展短板，特别是要完善精准扶贫，力争在2020年完成涉及7000多万人口的减贫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强基石。
三、释放六大新动力的必要支撑
上述六大发展动力互相促进、相互协调，构成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综合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速度维持在中高速水平目标的实现。然而要实现这种综合发展模式，还需要依靠三大必要支撑。
一是科学规划。当前，各级地方政府正在编制“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应当充分发挥上述六大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此外，由于新常态的长期性，应当考虑在“十三五”规划编制完成之后，基于各项已经实施的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规划（教育、人才、科技、新型城镇化等），着手编制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远景目标设计。
二是完善的资本市场。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最终还是要靠投资结构的转变实现，其关键在于投资效率的显著提升。尽管未来的总体储蓄率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近年来大约为50%），但是，预计到2030年仍旧可以保持高达30%以上的总体储蓄率。因此，完善的资本市场是让“高储蓄率”转化为有效投资的必要条件。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运作、透明开放、监管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旧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薄弱环节，需要花大力气加以解决。
三是稳健的公共财政。释放上述六大动力的一个必要支撑就是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引导。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引导性作用，利用多种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把投资引向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领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领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财政收入增长基本上会与经济增长同步，但是财政支出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需要不断完善财税体制，保持公共财政支出的稳健性和效率，有效控制政府的债务风险。
参考文献
针对中国经济转型，政府工作报告重新简述了“新经济”。“新经济”覆盖面涉及第一（农业）、第二（工业）、第三（服务）产业，不仅仅是指第三产业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端运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及业态，也包括工业制造业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等，还涉及到第一产业中有利于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股份合作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等。因此，“新经济”就是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以此来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可以看到，今年两会改变了以往的思路，让整个中国的金融改革放缓，强调金融不能够“脱实向虚”，强调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并具体地列明要发展的产业及行业。这个思路是完全正确的。这也让今年中国货币政策再度宽松有了更大的理由。
不过，放缓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步伐，让中国金融市场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这没有错；特别是强调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更是重要。而且这一点多年来一直在强调。但是，为何这些年通过过度扩张的信贷政策向市场注入的流动性就是不流向实体经济？为何金融市场就是要“脱实向虚”？
其实，这些年来有两大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只要市场运作，信贷最宽松，其资金一定会流向高利润的地方，要改变这种利益的驱使是不可能的。试想，房地产开发可能是几十、几百倍的暴利，那么哪一家企业愿意去从事实业生产？我上课时，有学员告诉我，他们企业炒作几套住房就高于他做主业一年的利润，他们岂有心思把主要资金放在做主业上？而房地产开发暴利，一定会导致金融市场的资金通过各种方式流向房地产。比如目前有2000多家P2P企业，它们的资金流向就是房地产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弱势企业及行业要获得资金肯定是不容易。
关键词：发展新引擎；社会氛围；质量效益；自主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6-0117-02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紧紧把握创新驱动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导作用，是我国构建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和升级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打造发展新引擎，率先形成以创新为引领的发展模式，依靠自主创新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把质量和效益作为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追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价值链、产业链向高端延伸，加快实现质量效益型发展。
一、粗放型增长模式加剧经济风险
经济增长的传统驱动力减弱表明，我国规模速度型的增长方式已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随着综合要素成本的持续上升、环境资源约束更加趋紧，我国产能过剩、核心技术缺乏、产品附加值低和结构雷同等问题已日趋严重。如果再维持简单粗放的传统增长模式，我国经济就只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下端，产品附加值也只能处于中下端，因此，维持以往不计代价的粗放型高速经济增长，已不再可能。
粗放型增长已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态势，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在GDP增长、税收、就业等压力下，为了维持GDP的高速增长，热衷于加大投资、新开项目和扩大产能。这种纯粹以提升GDP为目标的粗放型投资政策，必然进一步固化粗放型增长模式的“老常态”，加剧产能过剩和经济风险。
我们只有主动降低GDP增长速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长远问题。因此，放弃粗放型增长模式必须改变传统的“GDP至上”政绩观，把发展方式转到以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努力实现有质量的发展，更加重视生态文明，更加重视科技创新，着力培育绿色低碳循环的新发展方式。
二、依靠创新驱动战略打造增L新引擎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我们必须准确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深刻变化，从创新驱动发展中寻找动力，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在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从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的成效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7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自1990年以来的最快增长态势，关键就在于塑造依靠创新驱动的引领型发展，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环境。一是以发展新兴产业增强发展新动力。政府重视投资现代制造业研发及其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税收优惠，支持制造业科技研发和应用。二是优化投资环境。调整公司税制，取消了美国公司外包海外的优惠税收；简化投资美国的审批规程，引导海外美国企业回流本土；创立“选择美国计划”，鼓励跨国公司赴美投资经营。三是为进入亚欧市场开展投资创造有利条件。2010年美国颁布“出口倍增计划”，积极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谈判，为美国企业进入亚欧市场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四是加快构建高质高新现代产业创新体系，以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新高地。
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核心的“再工业化”策略，为美国经济赢得了新的活力和动能。首先，随着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近年来，制造业公司回流美国已超过200多家，除汽车、电器等传统企业外，苹果、谷歌等一些高新技术公司也已经或计划将其部分业务回迁美国。其次，随着现代制造业的不断建立，产能和就业得到不断扩大，直接增强了出口竞争力并促进了外贸出口。美国中西部也由传统制造业的“铁锈带”转变为“科技带”。再次，自主创新策略使美国再次成为吸引全球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目的地，经济发展获得新的增长动能。从我国经济发展情况看，经济运行正面临不少突出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结构调整逐步出现阵痛，存在隐性经济金融风险。因此，我国加快创新驱动已是刻不容缓，必须把自主创新摆在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切换，有效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三、营造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氛围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我国正深入实施“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重大战略，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带领来了重大机遇。把握和用好这一难得机遇，需要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营造有利于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良好发展氛围。
1.形成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产业创新、科研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完善创新生态环境，推动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管理转变，提升政府科研管理能力，大力培养和聚集创新创业人才，激发创新活力，形成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良好环境。
强化金融财税政策的调节功能。要灵活运用金融、财政等调节手段，确保自主创新企业感到能致富、有奔头。同时，要合理调节自主创新行业与资本运作行业和投机性行业的回报率，调控某些领域利润非理性上涨的态势，促使产业资本切实回归到实体经济领域。
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伴随新一轮自主创新战略实施，对金融投资的要求也更加多元化，这就需要金融政策增强服务创新驱动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要使用各种政策工具来体现货币政策的精准微调，比如通过采用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微调存款准备金率、或定向、非定向逆回购等政策措施来增加银行间货币流动性，以满足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需求。还要通过加快金融领域改革，支持和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自主创新领域。尤其要吸引社会民营资本进入现代新兴产业，形成民营资本与创新驱动的良性互动。
2.促使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关键是要理顺政府和市场的两者关系。要深化开放改革，增大政府的创新投入力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一方面，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重点跟踪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的国际高科技领域，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设施。努力推动高端芯片、智能制造、移动通信、机器人、新一代通讯网络、生命科学、新能源、新材料、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另一方面，要强化科技创新的需求引导，推动科技创新围绕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来确定科研课题和攻关项目，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创新和品牌发展战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内生集群增长，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建设一批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
3.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创新体制机制将激发巨大的自主创新的活力和潜能。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从多年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转方式、稳增长、调结构的任务非常紧迫，因此，要通过创新体制机制，让自主创新精神在全体人民中蔚然成风，让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大批涌现。为此，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简政放权、完善服务。压缩前置审批环节和事项，推进审批后监管制度建设。在科研院所、人才流动、知R产权、金融创新、激励机制、国际合作、市场准入等方面加强改革探索，破除不利于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实施全民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保障，形成汇聚促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
4.瞄准高端产业发展态势。要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生物医药、航空制造、卫星应用、精品钢材、精细化工等先进高端制造业，着力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同时，创新驱动也要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紧密联系，大力培育新一代互联网、物联网、智能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3D打印、可穿戴设备等新兴产业，加快运用信息化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强产业集群科技攻关和创新平台建设。
5.提升自主创新发展能力。加快建设创新驱动新体系，重点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增强孵化科技成果和服务企业的功能，建设一批高水平协同科技创新中心，发挥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的创新优势，重点聚焦面向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等问题的研发攻关，促进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加快实现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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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让创业创新成为时代潮流[EB/OL].新华网，2015-05-08.
以融合创新
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
纵观当今世界，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正在酝酿新一轮工业革命。制造业的壮大需要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互联网发展也需要以制造业为主战场，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说由于历史原因我们错过了前几次工业革命，那么这次新工业革命则为中华民族崛起提供了战略机遇。这次国务院实施《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是顺应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及时加强在重点领域的工作部署和政策引导，调动制造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融合创新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这是建设制造业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战略选择。
按照五大理念发展现代工业
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发展现代工业的基本路径。人类正在经历信息革命，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互联网突破了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推动制造业创新主体高效互动、产品快速迭代、模式深刻变革、用户深度参与，制造业创客空间、创新工场等新载体、新模式不断涌现，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缩短技术商业化周期。制造业是技术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也是国家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深化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实现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根本上保证工业经济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切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
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是切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举措。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创造了无数的智能装备、智能产品，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市场，创造了不可估量的新需求。深化互联网在制造业各环节、各领域的应用，充分发挥互联网激发创新潜能、重构生产体系、引领组织变革、高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有利于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有利于构建跨领域、协同化、网络化的制造业创新体系，有利于打造新型制造体系，加快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以及精准、高效的供给体系，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迈向中高端的战略支点。
抢占全球新一轮
全球经济增长复苏乏力，中国经济贡献突出
世界银行的《2 0 1 7 年全球经济展望》显示，2 0 1 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仅为2.3%，仍处于危机后缓慢复苏期。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复苏过程不稳。美国2016年经济增速仅为1.6%，创5年来最低，对世界经济贡献率仅为13.0%，与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大约四分之一的份额极不相称。欧元区2016年表现超出预期，经济增速达1.7%，8年来首次超过美国，但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只有8.9%。日本经济消费和生产双重下降，2016年经济增长预计为1.1%，对世界经济贡献为2.2%。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内部分化明显。巴西、俄罗斯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衰退，分别为0.6%和-0.2%，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印度经济增长或可成为亮点，但其“废钞令”造成现金短缺和支付中断，对消费产生较大负面影响，2016年经济增长6.6%，鉴于其经济体量较小，对世界经济贡献仅为6.2%。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实现全年经济增速6.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3.2%，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之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是全球经济复苏的最主要拉动力。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
2016年，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克服了成本上升、需求下降等困难，避免了转型升级中可能出现的过度失速，企业效益较明显好转、积极因素逐步积累，正在努力实现发展模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增长方式从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中国经济正在推进的转型升级，为世界各国的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宝贵经验，为世界经济创新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实体经济企业积极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我国是实体经济大国，实体经济是我国产业的主要部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工作，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任务。从当前发展阶段来看，东部沿海地区面临加工贸易快速退出、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中西部地区要重点解决延长资源性产业价值链的问题，东北地区面临装备制造业高端化升级的问题，全国都面临适应消费需求变化、产品升级换代的挑战。2 0 1 6年，中国大力推进“三去一补一降”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为实体经济企业去杠杆，防止其出现金融风险，避免企业负债过高而导致产业空心化。去严重过剩的产能，恢复实体经济的正常供求关系，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和持续振兴。通过减少审批环节、降低中介评估费用、降低物流成本等手段确保企业p负增利。对房地产泡沫和地区分化现象保持高度警惕，以增加土地供应、加快疏解特大城市部分功能、大力发展城市群等措施，推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低成本的发展环境。2 0 1 6年下半年，供给侧结权威论坛42 第3期 紫光阁构性改革初见成效，制造业投资预期不断改善，大中型企业盈利不断回暖，企业杠杆率有所下降、单位成本有所降低。12月PMI为5 1 . 4 % ，连续5 个月位于临界点之上。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PMI分别为53.8%和5 2 . 0 %，持续高于制造业总体水平，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PMI创去年新高。
“去产能”任务提前完成，为世界提供有益经验。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前11个月，中国钢铁出口产品遭遇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41起贸易救济调查。事实上，钢铁产能过剩起源于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导致的需求不振，是全球钢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各国应共同努力解决，而不仅仅是中国钢铁业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化解产能过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克服企业抵触大、资金补偿少、职工安置难、债务风险高等困难和阻碍。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采取去产能措施时间最早、行动最具体、执行最坚决、效果最显著。2016年，中国钢铁煤炭行业圆满完成全年去产能任务，全年原煤产量比上年下降9.4%，提前完成全年削减钢铁产能4500万吨的目标。河北省作为钢产第一大省，2016年1―11月份，压减炼铁产能1761万吨、炼钢产能1 6 2 4万吨，分别占国家下达任务的1 6 9 . 5 % 和198%，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中国“去产能”任务的完成，为缓解世界产能供求总量失衡，为新兴经济体修正资源错配和效率扭曲，力争为各国政策协调，减缓弱势产业劳动者的“阵痛”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支撑引领开放、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各国经济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近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不断探索共商共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模式，寻求高水平的投资贸易便利化协定，构建新型全球化合作框架，引领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努力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支撑引领者、国际经济秩序的创造者、世界经济变革的驱动者、人类共同发展的担当者。
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提供“搭便车”机遇。在世界经济疲软的现状下，作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6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 1 2 9 9 . 2 亿元人民币（ 1 7 0 1 . 1 亿美元），同比增长44.1%，覆盖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个境外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全年完成营业额10589.2亿元人民币（1594.2亿美元），同比增长3.5%，新签合同额16207.9亿元人民币（2440.1亿美元），同比增长16.2%。中国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因此，中国对外投资行业十分多元，几乎囊括所有经济部门，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领域。在美元升值、发展中国家资金外流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国对外投资增加对相关国完善工业体系、改善基础设施、创设就业岗位、提升民生福祉、渡过经济危机提供重要支持，是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为全球跨境投资注入新的活力，也引领了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2016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预测，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将达4 . 9 %，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环境改善，中国以139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3850亿美元）、英国（ 1 7 9 0 亿美元），居全球FDI接受国第三位，增长2.3%。中国利用外资的结构继续优化，质量不断提高，流入高附加值服务业（如研发）以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外资继续增长，促进了跨国公司创新技术的快速产业化，加速了创新技术的市场化进程，提升了技术创新的效益和效率，有利于技术的全球传播和扩散。
带动全球货物、服务重要消费市场。2016年，我国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9259元，总人数超过1.5亿人，为世界消费市场提供强大支撑。消费提高产生的内需增长为推动世界贸易做出重大贡献。201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超过24万亿元，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超过24%，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保障了后危机时代世界经贸体系的稳定和繁荣。2016年，铁矿石、原油、铜等大宗商品进口量继续保持增长，对相关贸易国的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同时，中国继续为世界提供机电产品、汽车及零部件等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对降低全球生产成本、推动技术革新和推广、提升各国人民生活水平做出贡献，间接带动全球经济与就业的复苏与发展。
引领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面对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的现实，中国坚定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继续扩大市场准入，着力营造公开透明、公平有序权威论坛紫光阁 第3期 43可预期的市场和法治环境，积极引进外资，学习借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进国内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建立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和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制度。同时，在G20、APEC峰会等场合表明支持并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透明、非歧视、开放和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帮助中小国家和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2016年，中国继续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8个自贸区谈判，启动5个自贸区进程，涉及30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主导RCEP谈判，有助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为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对此，埃森哲通过深入研究分析全球企业的商业实践，提出了新的企业发展与产业变革理论――大爆炸式颠覆理论。我们认为，在数字化时代，企业的发展不再延续过去对称的正弦曲线，而是在短期内爆发式激增与潜在的骤亡，企业的生命周期正在缩短。
为了了解企业是否准备好应对数字化颠覆，2016年2月，埃森哲调研了11个国家、10大行业的561位首席战略官，这些企业的营收规模均在10亿美元以上，其中有9%的受访企业总部设在中国。结果发现，全球范围内，93%的受访首席战略官都认为，数字化颠覆会在未来5年显著影响所在行业；中国受访企业中，也有高达94%的受访者意识到数字化颠覆迫在眉睫。
颠覆时代到来，企业准备好了吗？
调查发现，面对数字化趋势，企业显然准备不足。全球范围内，只有不到20%的受访者对突如其来的行业变革做好了准备。而中国企业中，也仅有不到三成的企业做好了应对准备。
机遇往往与挑战相伴而生，数字化颠覆力量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无限的机遇和价值。埃森哲2016年针对11个国家数字经济的研究表明，提高劳动人口的数字技能、增加数字化资本投入和培养良好的数字化市场发展环境这三大举措，可以有效捕捉到数字红利。如果中国合理优化这些条件，到2020年，数字化将为中国GDP带来3.7%的增长，相当于5270亿美元。
此外，我们针对数字技术对行业的影响，做了进一步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为各个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能推动各行各业实现突破性发展。
以物联网技术为例：在制造业领域，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能帮助企业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监测企业生产活动、降低故障风险；在能源领域，物联网将能源需求端和供给端建立起实时联系，优化能源匹配和共享；在医疗领域，医务人员可以通过智能互联设备对病人进行追踪，实现远程医疗，并对突发状况及时做出响应。
埃森哲预测，从2015年至2020年，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六大行业：汽车、工业设备、基础设施和交通，自然资源，消费品和消费者服务，电子和高科技，化工和精炼石油，金融服务的数字化产出平均增长将达到60%。
企业应该做些什么？
面对数字化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挑战，企业应做什么样的准备？过去数年，埃森哲每年都会《技术展望报告》，预测未来3到5年的重大技术和商业趋势。
2016年预测的趋势分别是：智能自动、柔性团队、平台模式、预见颠覆以及数字道德。在这五大趋势中，平台模式颇受企业关注。在上述全球首席战略官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为应对数字化颠覆，数字化领军者中有88%在投资平台模式，而数字化跟随者中只有42%投资平台模式。
在数字化时代，平台模式最先发轫于互联网和高科技产业。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淘宝、Facebook都是数字化时代平台运营模式的典范，并在商业上获得巨大的成功。2015年世界上最大15家平台企业的全球总市值已高达2.6万亿美元。
同时，平台企业积极布局进入其他行业也给传统企业带来了的竞争压力。这些因素使得平台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产业所认知并重视。分析师预测，未来三年里，将有逾50%的大型企业会创造或者与平台展开合作，产业云的数量将从现在的100余个增加到500个。
埃森哲近期针对中国企业的平台模式调研显示，82%的受访企业认同平台模式对于自身产业有着重要影响，其中更是有12%的受访企业认为，平台模式会颠覆所在行业。可以说平台经济的序幕已经拉开，对传统产业企业而言，如不去积极了解，拥抱平台模式，则未来的腾挪空间会越来越狭窄。
平台模式的四大机遇
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平台模式能给传统产业带来以下四大机遇，平台模式在帮助中国企业由大变强、寻求增长新动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创新商业模式，获得新的增长动能
企业不仅能通过平台引入外部供应商和客户资源，获得新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平台模式能帮助企业在与平台参与者的互动中探索出新的商业模式，特别是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这方面已有先例可循，比如在苹果公司2016年第二财季的财报中，硬件之外的服务收入已达到其总营收的11.85%。
2、加速创新，推进产品和服务差异化
平台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有关客户需求的深刻洞察，企业可以基于这些洞察实现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与定制。比如，汽车厂商通过车联网平台将搜集到的车辆与驾驶员驾驶习惯数据分享给保险公司，帮助其实现精准的车险费率计算，给车主提供更具个性化的服务。另一方面，平台将研发和生产环节与外部合作伙伴和客户对接，实现开放式创新和C2B的定制。
3、提升运营效率，改善赢利水平
平台模式能显著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这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相关各方之间的直接互动减少了交易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沟通效率。其次，平台模式带来的资源共享，一方面提升了企业内部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平台更高效地获取外部人才、物料和客户等资源。比如，通用电气将Predix平台上的数据对第三方开发者开放，第三方开发者可以利用这些数据积极创新，从而提升了创新效率。
4、打造企业敏捷性
企业拥抱平台运营模式，将从多个方面提升其抗御风险、应对颠覆性竞争的能力。平台模式让企业与客户和平台伙伴直接互动，让企业能够更加敏锐地捕捉到市场的需求变化。其次，与平台伙伴的合作，也使企业内部组织架构更加精减，更加聚焦于核心竞争力，业务扩展收缩也更为自如，因而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更加敏捷。
企业如何打造平台模式？
平台模式和传统商业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传统的商业模式是以自身控制的资源为主的线性价值链，而平台模式则是要利用外部资源建立一个由所有平台成员组成的价值网络。基于这一认识，企业要建立平台模式，需要完成三大转变。
首先是企业角色的转变，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企业扮演的将不仅是一个生产者或者交付者角色，而是整合、协调和管理的角色。例如电商平台连接了商家和消费者，在撮合交易的同时，还有一套好的平台治理机制来协调、管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
其次是价值创造对象的转变，企业服务对象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客户，而是要为平台上的所有成员创造价值。例如，微信的服务对象不仅是消费者，还有开设帐号的自媒体，出售商品的商家和投放广告的广告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