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1 16: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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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转贴于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 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阴中有阴, 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
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 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 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 “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 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 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转贴于
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1,“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
《周易》的一个基本承诺是关于人作为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推定方式,即主体的形而中性决定了和中为是。和中为是来源于《周易》的本体论承诺。《易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推定《周易》本体论承诺的依据。一阴一阳者,太极所生之两仪也,故,两仪之所统者,乾、坤者也。关于乾,《周易·乾·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关于坤,《周易·坤·彖》说:“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乾坤作为“万物资始”,太极之生也。所以,“太极”作为本体,是形而中对形上之道的的推定方式。
在《周易》的研究中,把本体论的哲学承诺以太极生八卦的方式进行推定和以“太极图”方式的推定,进而以“八卦图”与“太极图”的复合方式的推定,是以“象数”表达《周易》哲学原理的推定方式。“象数”的推定方式有其直观的意义,其中表达出《周易》关于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这是中国哲学独具特色的方式之一,这一方式也是西方哲学力图达到的一种境界,而中国哲学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达到了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但是,对中国哲学的这种推定方式,却不能以西方哲学的原理去加以理解,因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逻辑形式是与中国哲学不同的,西方哲学的推定是形式化的制式,而中国哲学是方式化的制式。西方哲学史表明,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以形式化的制式推定本体,产生了西方哲学中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困难。
把“太极图”和“八卦图“结合到一起,一般认为这种方式是在朱熹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即使有太极图,也没有人将其与八卦结合在一起。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开创了这一推定的方式。把两者的结合,即把“太极图”放到“八卦图”的中心,使“八卦图”的推定统一于“太极图”的逻辑推定,这从哲学的承诺和推定而言,“太极图”是中国哲学中的独具特色的方式。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故在中国哲学没有产生象西方哲学的那种被系统化了的形式和由形式而逻辑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固然缺少主体形式化制式的推定,因为对这一部分的认识是与主体的形下性关联且发生直接的形式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西方哲学的成就所表明的那样。可是,哲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当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制式以产生自然科学为主要的成就因此而在继续形式化的努力中却困难重重以此表示出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终结时,以《周易》为代表的方式性的中国哲学制式就必然成为当代哲学进路的新的发展方向。
所以,由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制式的非统一性,各自的哲学制式只服从自身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用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并“运用自如”的西方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形式作为研究《周易》的方法,将产生二律悖反的结果。由承诺和推定的制式所决定,一种思想形式的推定制式,只承诺思想制式推定的思想统一性。所以,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承诺与推定的制式是各自不同自在独立的系统。如前所述,对于西方哲学的制式和中国哲学制式进行的研究表明,以承诺推定法对制式的推定将发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各自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由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没有注意这一问题,使中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误区。
2,“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
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形而中的自在性,推定了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由此承诺了哲学的主体论形式。由形而中者谓之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推定出主体的存在形式,即形而中者谓之人。“卦”的推定表明了这样的承诺: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卦而中者谓之人。显然,这是指对卦象而言:卦之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可见,主体之人为天地之间的中和者也。如果说易有三才之道,即有地道、人道和天道,并且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道的承诺和推定,及其由“卦”来推定主体承诺的方式,那么,主体的存在就只能是形而中者谓之人。
所以,卦而中者谓之用,用而中者谓之真,真而中者谓之得道。由于卦象的中间两爻即三、四爻代表人,使形而中者谓之人的这一哲学推定极其重要,他承诺了主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在具体的事物中,人完全可以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组成和对此所作的判断都是主体推定的结果,而人要想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充分的把握它,应采取的方法是切中事物的中和性,否则,难以掌握对事物的主动权。由于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又由于“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天和地同为有形之物,人对有形之物的认识和把握是不会超过天和地的。但是,卦而中者谓之用,主体推定的形而中者谓之卦承诺了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可以通过卦而推定道。主体要想达到这一高度,就必须使自身在形而中的方式中不能作为独立的主体,人既不是器也不是道,而是道器之中和者也,以此作为主体的形式推定,即实现主体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的统一,就是所谓用而中者谓之真──真的认识只是中的主体形式,由此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可见,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范畴的体用之论,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卦而中者谓之用,是推定“卦”承诺的主体方式。以八经卦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由上卦和下卦组成,易之三才之道,把天、人、地和于卦中,人成为卦的主体论承诺和推定的方式。可见,对于“卦”而言,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由“形”的承诺推定形而中者谓之卦,对于卦所承诺的主体性而言,有“形”承诺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由“卦”的三才之道的承诺,推定卦而中者谓之人。“卦”是“形”的三才之道的“形而中”,人是“卦”的三才之道中和者,由此可知,“卦”和“形”的形而中的统一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是形而中论哲学体系的核心思想。
形而中者谓之卦,卦而中者谓之用,是主体对事物的对应和中的方式。任何事物,只要主体选择了用的方式,从而为主体服务,就必然有一用的限度──中的制式,如果不顾事物对主体的形而中性,超越中的规律即对应和中的限度,将适得其反。所以,当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对某一哲学观及方法论崇拜并推到绝对时,不但不是正确的方法,而且,还将由于违背对应和中的规律而带来错误的结果。
所以,由形而中论可以推定西方哲学中的所谓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哲学误区。尤其当我们以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承诺去推定《周易》的哲学思想时,将失去《周易》的本来面目(实践说明,用这一方法对待问题的研究,给我们的理性带来的困难和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实在触目惊心)。以形而中论推定所谓的唯心唯物之争,因为器为物,人为中,心为形而中之心,物为形而中之物,所以,无论唯心和唯物都是形而中的方式,如果能这样推定唯心和唯物,并使其回到形而中,就实现了“天下殊途而同归”(《易传》)的承诺。所以,以中和为方法,可谓主体行之达道也。西方哲学的唯心论和唯物论之争的误区之一是在唯物而器的功利上达到空前的发展,以至于离道越来越远,最终由于物质社会的功利性需要,使之对物质的过度掠夺达到危及人类的生存。
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都是在本体──时间和空间的承诺下推定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具体见笔者《“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兼论《易经》研究的方法》载于段长山主编《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第599页)
显然,以形而中论作为哲学反思并对中国哲学进行的外化表明,中国哲学是时空对应和中的方式性的形而中论,比较之下,西方哲学是时空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形而上学” ,所以,不能以西学东渐而来的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 形式、概念和范畴阐解对应和中的方式性哲学命题、方式、概念和范畴。“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表明,形而中论的方式性能承诺和推定形而下论的形式性,以此显示出形而中论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历史将表明,形而中论哲学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之后人类的主导性哲学。由于这一论题不是本文的重点,笔者将另文论证。
关键词:中医学基础概论;教材建设;非医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6-0205-02
近年来,为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高等中医药院校新兴专业应运而生,如我校陆续开设了公共管理、医院管理、法学、医学英语等非医学专业。这些专业培养目标并非是医护人员,但毕业后的工作大多数都与医疗相关,这就要求该类专业学生具备一定的中医学知识背景[1]。因此,在这些专业的课程设置上都开设了一些概论类中医课程,使该类专业学生在扎实掌握本专业知识的同时掌握一些中医学知识。《中医学基础概论》为我校针对这些非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必修课程,该课程由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四门基础课整合而成,分上下两部。该课程建设的目标,即通过合理精选内容教学,组织教学大纲与教材的编写等,为非医学专业学生提供一个结构较为完整、合理的中医学知识框架,使其能够利用有限的课时达到对中医学基础知识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以后工作有所裨益。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是课程的具体化[2]。目前所使用的《中医学基础概论》教材,是由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四门基础课的内容组合而成,编制时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删除了一些重复的部分,但四门课程基本还保留原课程的基本框架结构。但由于篇幅所限,很多篇章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缩写,使得该教材成了四门基础课的缩写版,这就造成了该门课程知识点繁多,内容庞杂,几乎涵盖了四门课程所有的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数有限,讲课时教师不能缩减授课内容,对于很多知识点只能点到为止,无时间深入展开。对于学生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既要理解和掌握大量生疏拗口的术语,又要了解或掌握各种中医理论的内涵、特点、功能等,加之老师没有时间就一些难点进行深入分析,使得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感到困难吃力,并逐渐失去兴趣。因此,根据非医专业学生的知识背景,结合非医专业的实际需要,组织编制更为适合的教学大纲和修订特色教材,成为非医专业中医学基础概论课程建设的核心问题。该课程开设已近十年,笔者根据多年教学实践的思索,对该课程在教学大纲与教材的编写提出一些探索性建议。
一、按照中医理、法、方、药的思维逻辑关系重新整合教学内容
理、法、方、药是中医学关于诊断与治疗操作规范的四大要素,也是贯穿应用中医理论、诊法、治法在临床实践中的思维方法,体现了中医的优势和特色。《中医学基础概论》包含的中医学最重要的四门基础课程,也正是理、法、方、药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因此,在教材编写时,建议打破原有四门课程的界限,将所有知识点重新整合,按照中医理、法、方、药的思维逻辑关系合理取舍教学内容,注重前后教学内容的衔接,使得整本教材的内容沿着一条主线贯穿下来,显现中医学知识的整体性与相互关联性。具体讲,可在总论中重点介绍中医学的特色,以及中医临证的特殊思维方法,然后按照: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学说,法――中医的特色诊法和辩证论治方法,方――体现治法的经典方剂,药――构成方剂的常用药物,组织归纳全书内容。在编写过程中要合理选取教学内容,与主线关联度不大的内容该删除的就删除,该简单介绍就简单,对于一些核心的理论与知识点,尽量详尽介绍,但也要考虑非医学专业学生的知识背景,论述要通俗易懂,不要超过学生的接受能力。
二、加强不同课程知识点的融合,体现整体优势
在确定整本教材主线的情况下,我们要反复琢磨教材内容,对涉及的四门基础课程的各个知识点进行综合和融合,这种融合不是对具体知识点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一定的逻辑结构和合理比例,将相邻学科的相关知识内容糅合在一起。中医学理论自成一体,其各部分内容常相互佐证或互释,在论述某一基本理论时往往要涉及后面章节的内容,甚至是中药学、方剂学或其他专业课的内容,例如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部分则会涉及藏象、诊断、治则、药物等各方面的知识,这就为多章节知识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但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相互印证关系,也为内容的整合设置了难度。因此,我们在融合相关教学内容时,应该打破以前的章节框架结构,重新梳理整合各知识点内容,每个知识点只保留核心内容,而其他相关的或外延性的内容,分散到其他相关章节。如上面提到的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部分,可以从阴阳五行学说中删除,而在藏象、诊断、治则等章节编写中,体现该学说对各部分的指导作用。如此整合不仅可以避免各章节之间内容的重复,简化教学内容,而且加强了相关章节之间的联系,显示了中医学知识的整体性与相互关联性,也使教学实施更具有现实可行性。
三、把握中医学的精髓,凸显中医学思维方式
中医学是祖国的传统医学,至今仍以特有的理论体系和卓越的诊疗效果独立于世界传统医学之林。中医学孕育于中国传统人文土壤之中,与西方现代医学有明显的异质性,具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比如较多地运用哲学思辩,甚至直接借用哲学原理阐述医学现象。因此作为中医学概论课程,不仅仅在于给学生传授一些基本的中医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构建中医学自身的思维方式,自觉运用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理解和看待生命现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和把握中医学整体观念、辩证论治的精髓。这就要求在教材编写中要彰显中医学的学术特征,在不同章节内容设计时,注意渗透中医“天人相应”、“阴阳五行”、“辩证论治”等基本观点,注重对中医经典理论的引用,使得全书显示出浓郁的中医特色。在教学过程中,利用有限的课时,使学生受到独特的中医文化、中医思维等熏陶,最终能够感悟中医,喜欢中医。
综上所述,针对当前非医学专业《中医学基础概论》教材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在教材编写和教案制定上进行探索和改革,从非医学专业的功能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出发,按照中医学独特的思维逻辑关系,精练浓缩中医学基础知识,优化知识框架结构,编写一本高度融合的、专门针对非医学专业的综合性中医教材,将有利于非医学专业学生获得良好的中医学背景知识,对复合型医药卫生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的思考和认识,因此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而科学是可重复的客观规律,因此哲学包括科学。在主观哲学中,一种是站在特定角度,可验证的主观真理(如果论述所处角度,就成为科学);另一种是从未验证,却认为是对的,包括宗教和迷信。中医是一种哲学,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模式基础之上具有其独特的中医药理论思维方式的医学体系。中医学作为一种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的建构医学体系,其形式必然表现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原理,即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主旨,其核心是阴阳和五行,其中尤以阴阳为所有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础。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精气学说
精气学说是一种古代哲学关于宇宙生成及发展变化的认知体系,其自身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精气,以精气为介导的宇宙是一个万物相通的有机整体;作为宇宙万物之一的人类,其构成亦离不开精气;精气是存在于宇宙之中而又运动不息的精微物质,其自身的运动形式是推动宇宙万物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原动力。《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认为精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源。精,又称精气,在中国古代哲学认知体系中,一般泛指气,是一种充塞宇宙之中的无形而运动不息的精微物质,在某些情况下专指气中的精髓部分,是构成人类的本源。现代唯物主义哲学中物质是世界的根本观点与精气学说的物质观颇为相似。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中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是气,其普遍的范畴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两汉时期兴起的“元气一元论(又称“元气论”)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认识论。
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奠基于先秦、两汉时期,这一时期正值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因此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尤其是中医学精气生命论和整体观的雏形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中医学的精气学说是阐释人体内精与气的本质、来源、分布、功能、相互关系,以及与脏腑经络关系的系统理论。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关于精或气是宇宙万物本源的认识,影响到中医学中便形成精是构成人体生命的本原,气是人体生命的动力,人体的脏腑形体官窍皆由精化成形,人体的各种机能皆由气机推动和调控产生运动变化的理论。中医学的精气学说融入了古代哲学精气学说的精髓,将其作为一种思维范式构建其中,与其固有的理论和实践相融洽,兴起了中医学独特的精气生命认知理论。但是古代哲学精气学说认为,精气的概念涵盖了自然、社会、人类的各个层面,自然、社会、人类及其道德精神获得统一的物质基础是精气;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精气,精气充塞宇宙中各个万物形体之间,具有信息交融的媒介作用,使天、地、人之间产生感应。这些深邃的哲学思想渗透到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拔升了中医学的同源性思维和相互联系的认知观,形成了阐述人体自身完整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
2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阐释阴阳的定义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并以此阐述宇宙形体物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一种古代哲学体系,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对立统一理论,亦是古人探索宇宙本源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辨证观念,属于中国土生土长的唯物论和辨证法的范畴。阴阳,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阴阳学说认为世界的整体是物质性的,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动了世界本身形体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通过中医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的发展研宄及思维模式和方法论的初探,以此来解释宇宙自然和生命本体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学说对中医理论的指导,促使中医学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维范式,普遍用来解释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及病态生命的原因和变化过程,从而更好地诊断和防治疾病,使之成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学说在疾病防治的认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法于阴阳”,根据四时阴阳的变化情况养生防病;根据病症的阴阳偏盛、偏衰情况确定治疗原则:阴阳偏盛者,损其有余;阴阳偏衰者,补其不足。然后再根据药物的四气五味和升降浮沉的阴阳属性,立法方药,调整疾病过程中的阴阳失调,使之阴平阳秘,从而达到驱除病邪、恢复正气的目的。
3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的系统论,和阴阳学说一样,注重于事物的矛盾作用和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形式,从事物的结构元素关系及其运动变化形式,探索和阐释宇宙物质形体间的运动及动态平衡。五行一词,首见于《尚书》。《尚书·周书·洪范》曰:“稣埂洪水。泪陈其五行。”文辞对五行的特质从哲学角度作了高度的抽象概括,指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其中的五行,不单单只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具体物质元素,而是从中抽象上升为哲学的理性范畴。五行学说是探究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定义、特质、生克制化乘侮规律,以此来阐释宇宙界万物形体间的发生、发展、变化及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古代哲学思想,是属于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唯物论和辨证法范畴。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构成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五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动了自然界万物形体现象的发展变化。
五行学说以五行的特性来阐释人体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和精神情志等诸多功能活动,形成以五脏为中心的生理病理系统,达成与自然环境相联系,营造天人一体的五脏系统,凭借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来分析五脏之间的生理联系,运用五行的乘侮和母子相及来阐释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最终达到诊断和防治疾病的指导作用。因此,五行学说作为中医学主要的思维范式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医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中国古代哲学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基础上,中医学继承和创新的运用医学理论来阐明人类生命活动和外界环境的关系,解释了疾病发生、发展及其防治规律,从多方面措施增进健康、延年益寿和提高生产劳动能力等,形成了中医学独树一帜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中医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思想精气、阴阳、五行学说等,都具有注重宏观观察、整体研究、擅长思维哲学、强调功能联系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总之,中医学是兴起于中国古代的一门比较系统的医学学科,在探索人体生命运动规律时,把中国古代较为先进的哲学理论和医学理论有机地熔铸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拔升至哲学形态。中医学以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运用综合思维方式分析和解决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密切交融的特点。
4中医学古代哲学基础的几点反思
中医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核心,从《内经》时代以来没有大的变化。古代较为深邃的哲学思想指导使中医理论大放异彩,也使中医滞涩不前。如何在新时代里与时俱进,勤奋、严谨地继承和创新,进一步完善中医理论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医学时代命题。
4.1中医五行学说要实事求是,不应吹毛求疵 为了反击废除五行论,近代学者对五行哲学思想进行了新的研究,如从数理思想、非线性动力学、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等方面论证五行思想的合理性。但是必须看到,五行学说在中医理论中更多的是起到方法论的意义,它在构建五脏关系的研究上功不可没,对指导临床用药亦有积极作用,但其毕竟只是一种研究五脏关系的方法模式,实际上五脏关系远比五行生克论复杂得多。按数学规律,五脏可发生的两两关系有10种,二脏相关关系有10种,四脏相关关系有5种,因此拘泥于五行生克理论不利于拓展脏腑病机学的理论发展。近人有提出“五脏系统相关”说者,值得参考。
4.2系统论之下亟待完善中医五行学说 系统论是当代最时髦的哲学话题,五行学说有系统论的雏形,但还不是完整的系统论,只能说是整体论。中医具有系统整体性思维特点,这一点对比西方还原论有很大的优势,但也有局限。中医有彻底的整体论,但在局部和细节问题上常陷入僵局,这是“司外揣内”思维的结果,也是过于偏重整体论的结果。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郎非认为:为了理解一个整体或系统,不仅需要了解其各个部分,而且同样要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生命是稳态的开放系统。不了解局部,就无法构建完整意义上的系统联系,因此中医理论还需在人体内部细节上多作完善,发现新的联系方式。
4.3中医学理论要在古代哲学基础上进行继承为前提、创新为契机的思想突破 首先,说到中医理论的突破,必须正视中医理论体系的传承误区。中医具有注重整体联系、模糊思维的特点,摒弃烦琐的求证过程,直接抓住主要矛盾,但是习医者感悟具体病机、治疗原理的解释造成了本真化的缺失。中医重功能不重实体,在认识人体内部细节上要借鉴解剖学的成果。在认识人体方面中医有必要进一步格物致知,完善中医理论体系。其次,中医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亟待完善的象数思维体系。因此应适当借鉴实证研宄、实验研究,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核心,建立以藏象为基础的象数医学模式,充分运用中医的意象思维来构建数理之上的直觉品质,使中医学在古代哲学高屋建瓴的指导下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日日为新。再次,拓宽五行思想的延展性,拓展更广泛的认识论、方法论,加以系统论为借鉴指导,适当借鉴西方还原论的某些方法。但是中医在以分析思维为模式的五脏整体论方向走的道路与西医以结构思维模式的还原论是南辕北辙,完全等价势必水火难容,最终也会殆尽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总之,中医理论的产生、发展是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的,其中儒、释、道三教的哲学理论对于中医理论的影响深远,并伴随着三家哲学思想内涵的不断发展而齐头并进。中医思维哲学和为医之道的知识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知识,这些隐性知识如浩瀚星河,可能与人类认知的绝大部分不可割裂,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研究挖掘。运用现有的理论和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显性化,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初步尝试表现医家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思维轨迹,相信随着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技术的更新成熟,在中医学古代哲学基础的研宄领域会得到更丰硕的成果。
非线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的虽是从西方传入东方,但两者共有的特征是不再单纯注重基于还原论的分析,而是从事物的复杂性及系统性去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整体,关注事物在环境中的整体运动状态的变化,以及事物内部,特别是与外部的复杂联系关系,在认识论层次上为东西方文化、哲学、科学以及医学的协同发展创造了条件。
近年来提出新思维[1],论述了右脑功能将占有重要地位,但并非因此左脑就不再重要,更不是右脑会替代左脑,而是左右脑相互合作,共同完成任务,只是一直不受重视,或属于不重要地位的右脑的功能受到了特殊的重视。从某种角度看,左右脑的分工与东西方文化、哲学、科学、甚至医学有着类似的关系,左右脑之间无障碍的相互合作,对东西方文化、哲学、科学与医学间的协同发展有着深刻的启迪。
中医学的发展一直是开放胸襟,不断吸收现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从基础理论上深入,在技术、实践上发展、提高,使其自身不断获得发展,以满足时展的需要。这个过程使得中医学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不仅在继承的基础上,保留与发展了基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及东方科学建立起来的传统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及方法论体系,而且也在创新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了基于西方哲学建立起的西方科学所产生的大量研究成果。中医现代化本身就是在尝试着在协同东西方文化、哲学、科学和医学的基础上发展中医学,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2中医学中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中医药信息学能否如同其他生物信息学、资源环境信息学等交叉学科一样,区分中医学所研究的物质、能量与信息,进而通过信息来控制系统的运动呢?
物质、能量与信息是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只是推论,但信息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英)在《控制论》中提到:“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这并没有明确指出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与信息组成,因而,该论断只是推论。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在《复杂适应系统的进化》中认为“可以认为物质,能量(运动)和信息是一起构成宇宙形形、丰富多彩现象的三大基本要素。”辞海中给信息的定义是:“通讯系统传输和处理的对象,泛指消息和信号的具体内容和意义,通常须通过处理和分析来提取。信息和物质、能量是构成系统的三大要素。”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尽管物质、能量与信息密不可分,但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因此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在任何系统中信息均具有自身独特的作用。
控制论是研究动态系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如何保持平衡状态或稳定状态的科学。整个控制过程就是一个信息流通的过程,控制就是通过信息的传输、变换、加工、处理来实现的。反馈对系统的控制和稳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生物体保持自身的动态平稳,或是机器自动保持自身功能的稳定,都是通过反馈机制实现的。反馈是控制论的核心问题。控制论就是研究如何利用控制器,通过信息的变换和反馈作用,使系统能自动按照人们预定的程序运行,最终达到最优目标的学问。控制论表明信息在系统有目的性的运动中具有重要作用。
中医学自古至今一直是在不断包容中发展的,物质、能量与信息概念的引入不会阻碍其发展,反而有可能促进其发展。中医学虽然没有明确的对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认识,但并非将中医药及其子系统看作是铁板一块,如对人体精、气、神等的认识,就是将其分别作为非相同的因素认识的。精、气、神不能完全对应物质、能量与信息,但中医学中有对物质、功能与信息的认识是无疑的,只是由于中医学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其物质、功能与信息的概念与现代科学所讲的物质、能量、信息相比有更广泛的含意,及更复杂的包含,需要重新认识。
因此,中医药信息是一组特殊信息,其处理方法的研究,有可能促进信息科学方法学的发展,中医药信息处理方法的进步对促进中医药学发展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医药信息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发展对中医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发展可能具有促进作用。
2中医药信息学以中医药信息为研究对象
中医药信息是中医药及其子系统存在以及变化的状态。其特征为:相对重视系统时间上的延续变化状态;相对重视系统包含了大量稳定与不稳定关系的包括本质在内的现象变化状态;相对重视系统(包括子系统)相互间影响后产生的整体变化状态。
例如:方剂系统呈现的信息包括中药自身经过长期遗传、以及受自然界环境影响,并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通过炮制和配伍,作用于人体后,通过人体整体变化表现出来的包含了稳定与不稳定关系的方剂配伍作用的综合状态;中医诊疗信息采集系统收集的信息包括人体自身经过长期遗传,以及受社会、自然界环境影响形成的,人体内部局部变化所引起的、包含了稳定与不稳定关系的整体综合变化状态。
在信息系统中,信息的表现形式是数据,数据是用字符(通常为数字或字母)、算术符号以及描述来表示,这些表示形式应该对其所涉及的每一个数据都有一个明确稳定的含义,从而达到处理与交流的目的。信息要被不同用户组或应用系统所共享,就必须有一致认可的定义。信息必须是明确的,每一个信息要有概念的语义含义(内涵)、概念的全部实例(外延)以及一致认可的表示法。对各类信息概念的正确理解需要依赖于信息分类;对各类信息做出一致认可的表示需要依赖于信息编码。
数字化的中医药信息即中医药数据具有如下特点:大量古汉语成分,难以与现代数据共同处理;名词术语不规范,一词多义,一义多词的现象十分普遍,造成数据清洗的困难;数据多为定性,缺少量化表达,使得现有计算机程序处理困难;非结构化数据较多,结构化难度较大,给数据分析造成困难;数据内容体现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不利于逻辑推理与一般数据分析工具的应用;数据所具有的高维小样本及个性化特征需要特殊处理等。
3以中医药系统信息运动规律及其作用为研究内容
研究中医药及其子系统信息运动规律及其作用,首先,要建立起包含中医药系统及其全部子系统的系统模型,发现、理清中医药及其子系统之间的信息联系;其次,要在系统模型的基础上展开中医药信息学的原理研究,研究中医药系统及其子系统包含了本质的现象信息产生、获取、转化、激活、控制与传播的原理。
图1中医药系统的钻石理论模型(略)
4以中医药信息学方法论为研究方法
中医药信息学方法,就是运用中医学理论与信息科学的原理,把中医药及其子系统的运动过程看作是信息传递和信息转换的过程,通过对各系统信息流程的分析和处理,获得对中医药及其子系统、以及多个子系统相互作用运动过程规律性认识的一种研究方法,特点是以中医理论和信息概念作为分析和处理中医药系统(包括子系统)运动过程中所产生问题的基础,不侧重中医药及其子系统实体及其具体结构的改变,将中医药及其子系统运动过程抽象为信息变换的过程,通过信息流动过程特别是干预后产生的综合性反馈信息的存在,使得中医药及其子系统运动按照预定目标实现控制。中医药信息学的方法论遵循了信息学的整体准则和功能准则,揭示了中医药及其子系统运动状态之间的信息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医学更准确地从整体上把握中医药及其子系统的运动状态,同时也揭示了中医药及其子系统运动的信息规律,对过去人们对中医学所认识的、而现代科学难以理解的中医药及其子系统运动现象,从中医药信息学的角度做出了说明。中医药信息学方法论为实现中医药海量数据的有效利用,以及中医药信息管理和中医药知识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手段。
5以提高中医药信息获取、转化、传播与利用能力为目标
中医药信息整体现象信息获取手段的落后(观察与体验),现象信息转化为经验性知识的困难,经验性知识传播的问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说),现象信息中所包含的规律很难发现与总结。因此,在中医药信息利用方面,应开展基于海量数据发现现象信息中隐含规律方法与技术的研究,在中医药信息传播方面,应充分应用新载体与新技术,开展中医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互转化的方法学研究,在中医药信息转化方面,应开展基于海量数据的共性规律研究、基于海量数据的特殊知识发现、基于现象信息转化为经验性知识的新途径与方法研究,在中医药信息采集方面,应开展采集信息的数字化、图像化处理相似度比较等研究。原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是在大量观察、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概括而得出的,既能指导实践,又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对中医信息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医药信息学的内涵。
5.1中医药信息形成的原理中医药信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主体对中医药及其子系统运动过程中内部与外部全部关系自然整合后生成的综合现象的认识,具有明显的主客相融的特征,其重要任务就是对不同载体表现出来的信息进行载体转化与处理,提高中医药信息学分析和处理中医药信息的能力与效率。
5.2中医药信息获取的原理中医药信息的获取需要经过感知与识别两个过程,而中医药信息是以复合方式表现出来的具有主客统一特征的现象信息,这种信息已不再单纯是客体本身的信息,而是叠加了主体感知的具有综合特点的现象信息,因而其感知的信息更多地是依赖于体验,而不是观察,仍然具有“感”而不“知”的特性。尽管由于中医药信息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决定了其复杂性,但其感知的现象信息在理论上,仍有可能做到不丢失客体本身现象信息的基本信息,从而基本把握了各系统现象运动状态及其状态变化的方式,这是正确认识中医药及其子系统现象运动规律的基础。中医药信息的获取任务就是要通过使用中医药信息学方法,尽可能地实现更全面、更准确、更接近实际地感知在自然状态下中医药及其子系统运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具有稳定和不稳定联系的全部现象信息的基本信息,并使其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和分析的形式。
5.3中医药信息识别的原理中医药信息的识别是在感知的基础上展开的,建立在“比类取象”理论基础上,对感知信息进行的识别。中医药信息的识别任务就是使用中医药信息学方法建立众多、准确、规范的信息模型,并通过数据分析,提高中医药信息识别的速度和准确度。
5.4中医药信息转化的原理中医药信息转化为经验性知识是一个复杂过程,是在所观察的中医药现象信息中发现其特征,即中医药及其子系统现象运动状态和状态变化方式的个性特征集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个别现象信息到经验性知识聚类(整合)的关键环节。中医药信息的转化任务是使用中医药信息学方法在海量数据中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集合特征,加速经验性知识形成的实现过程。
5.5中医药信息反馈控制的原理从中医药信息学的角度观察中医药系统及其子系统的运动过程可以将其看作是具有自动控制功能的系统动态现象信息的运动过程。通过信息的输入控制系统和输出系统的反馈信息,发现与主体目标间的差异,根据差异,调节输入信息,从而达到控制系统按预定目标进行运动的目的。中医药信息反馈控制的任务就是运用控制论方法,如黑箱方法,分析中医药信息的信息流程、反馈机制和控制原理,从而达到认识中医药系统及其子系统在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并通过信息流控制物质流和能量流,从而调节系统的运动。
6中医药经验性知识激活的原理
中医药经验性知识的激活,就是在系统运动目标引导,通过对经验(知识)的选择、调节和反馈机制的建立,生成相应的策略。其主要任务是要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相应的计算机技术,建立目的导向的机器学习环境,通过关联分析等方法,建立与目的关联的知识选择模型,并同时建立模型自调节与反馈的算法,以促进中医药经验性知识激活的实现。
7中医药经验性知识传播的原理
知识传播是知识在空间位移与时间延续上交错进行的一种知识流动与转化状态。由于中医药经验性知识自身的整体性特征,导致其转化亦具有系统整体性的特点,即某种知识转化的实现,必须是系统或子系统知识的完整的空间位移和时间延续,才具有实际效用,正是这种知识转化的复杂性使得中医药经验性知识的共享特别困难。中医药经验性知识传播的任务就是要为相关知识的移动提供新的载体及途径,以便“知识”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地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同时利用信息学的方法和技术,通过数字化进程及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方法的利用等,加速显性与隐性知识相互间四种转化方式的实现过程,以促进中医药知识传播的实现。
定范围内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同时也增添了不少迷茫。许多现代生物科学的最新进展与《易经》64卦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可以预言《易经》的独特思维方法和西方科学试验相结合,是揭示生命奥秘的金钥匙。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本文谨就《易经》与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做一初步探讨。
一、对中医阴阳学说的影响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贯穿《黄帝内经》一书始终的阴阳学说,直接来自先成书的《易经》。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易经》八卦中的阴(--)爻和阳(—)爻,最早出现在我国夏朝的占书《连山》之中。古人以阴阳二气为中心,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概括出八种基本物质形态,并以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命名,从而创造了八卦。[2]八卦和64卦中几乎都由阴爻和阳爻组成,体现了每一卦中阴阳的互依和互制,即使纯阳乾卦也有纯阴坤卦相配。《易经·系辞传》从哲学高度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3]阳爻与阴爻乃矛盾对立之两种符号,阳性与阴性乃矛盾对立之两种事物。[4]《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
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见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源自《易经》无疑。《易经·系辞》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为父,坤为母,生震、艮、坎、巽、离、兑六子,六子分男女,即天地万物,这便是划分事物和现象阴阳属性的标准。[5]事物和现象中对立着的阴阳两方面是互相依存、互相为用的。《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阳守之,阳在外,阴之使也。”正反映了《黄帝内经》对《易经》阴阳学说的发挥和应用。事物或现象中对立的阴阳两方面是运动变化的,其运动的方式是彼此消长并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易经》在三组卦《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中体现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观点,被《黄帝内经》在解释健康与疾病的关系和疾病转归时广泛应用。可以说,正是在借鉴《易经》阴阳观念的基础上,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才得以进一步形成。中医阴阳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导致了经络学说、脏腑学说、气血津液等一系列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针灸子午流注即是根据《易经》与《黄帝内经》阴阳盛衰消长原理,认为经气在人体中盛衰流注与昼夜日月运行相应,从而掌握经气的周期性盛衰开合进行取穴,这也是《黄帝内经》生物钟原理及干支纪时的发挥。中医的藏象学说也源于《易经》,并在天象、物象和人象三结合中,进行发展。尤其在接受易理取类比象的基础上,使法象有了新的突破,创立了颇具特色的中医藏象学说。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正是把天象、地象、人象合三为一。虽然《易经》64卦中,在表
面上呈现阳占优势或阴占优势,但总还是由阴与阳共同组成的,这种看法,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的见解,因为这种思维方法,正是所谓“场”的思维方法。其实中医的“气”,以广义的气本身就包括了“实体”和“场”两方面。尽管阴阳学说不具备严格科学的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猜测和神秘的色彩,但作为中医的指导思想,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和指导意义。
二、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
《易经》中医术方面的记载,除散在64卦的一些卦爻辞中外,主要集中在《剥》、《豫》、《萃》、《艮》、《咸》五卦之中。《易经》义理的本质特征是天人合一,它对中医学所倡导的“气一元论”的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易经·系辞》曰:“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明确指出一切事物均由精气构成。中医的“气一元论”认为,精气的运动引起五脏六腑的活动,人体内的气是一种活力很强的精微物质,输布全身无处
不到,机体的生命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气的升降、出入活动,气活动一旦停止,生命活动就停止了。医易相通,《易经》中常用人体器官描述卦象,如乾为首、离为目、坎为耳、兑为口、坤为腹、艮为手、震为足、巽为股。其中《咸卦》是关于针石术的萌芽。咸,马王堆帛书作钦。《归藏》有钦卦,朱彝尊《经义考》云:“钦在恒之前,则咸也”钦与针皆在十二侵韵,同声相转,钦借为针、或箴。……针与箴通,皆为古针字,咸为省文。是最早的针灸记载。
从象数学的观点看64卦的递次变化,很象人一生的生长衰老过程。《黄帝内经》说:“年四十,阴气自半。”表明中年保肾精十分重要。现代研究,64卦卦象严格对应着遗传密码中64个DNA密码子。东方神秘的《易经》存在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易经》中64卦之间存在着的这种阴阳互补与生克关系,这是西方科学全然不知的。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对基因调控和癌症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黄帝内经》“取类比象”的思维格局对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影响很大,藏象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这种以“象”“论”“藏”启导于《易经》的爻象概念。《易经·系辞》谓:“易者,象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医家又据爻象之理,效法于人体,于是有藏象之称谓。《易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很大。生命是复杂的有序结构,躯体内外部的总体稳定即阴阳平衡的维持,是非常重要的。从机体的整体水平探讨、研究人体科学的方法,正是中医学的根本特点之一。现代医学中流行的观点认为,
揭示生命奥妙的关键,在于对遗传基因和它的构造单位,以及受它们控制的化学反应的深入研究,科学哲学理论已经指出了这种看法的片面性和机械性。认真探讨人体内部与外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已越来越受到生命科学家的重视。《易经》独特的思维方式对现代人体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三、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
《易经》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很大,如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强调杜渐防微,和《黄帝内经》治未病的防治思想相一致。《易经·否卦》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人在面临否卦的严重时刻,倘能经常保持“我将灭亡!我将灭亡!”的警惕,加强锻炼身体,这样不但不会灭亡,还会像根深蒂固的桑树一样长生。
《易经》十分重视心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易经·萃卦》曰:“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即谓因病而唉声叹气,没有丝毫好处,不如扶病走动走动,虽有小吝,终究对病无大妨碍。也就是说,“即忧虑,又叹息,这样是没有什么吉利的”。[6]《易经·无妄》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得病之后不要胡思乱想,只要心情舒畅,不吃药也会好的”。《易经·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过度紧张却使我们长期而反复地处于超
生理的紧张状态,如果不加警惕,将会危害身体健康”。中医心理学的观点与《易经》的看法相一致。情绪失调常常是疾病的先兆。忿怒能引起一系列生理心理变化,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易经》在养生方面的许多重要的富有哲理的见解,告诉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注意身体所发出的各种信号。多数严重的疾病往往是经过多年缓慢发展的结果。这对中医养生学也有直接的重要影响。
《易经》对中医治则的影响很大。机体阴阳失衡即为病态,调整阴阳为中医的根本治则。易道尚中,中医的理、法、方、药,都离不开“中”字,选方遗药,掌握药味、药性和药力,都以“中”病为宜,过与不及都不能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既济》与《未济》二卦相对,相互对立转化。临床上心火与肾水未济,可致心神不宁,腰痛头晕等证。如水不涵木而致风火上窜,头疼目赤,用“滋水涵木”法治疗,可使水火既济,保持阴阳平衡。中医学维持机体稳态的治则,与易象卦理息息相通。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运用八卦取象比类和阴阳观念,总结前人用药经验提出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理论,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张仲景《伤寒论》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创立了六经辩证的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秦国名医医和即曾自觉运用当时卦象成说解说、分析晋侯的病情(《左传·昭公元年》)。《易经》提出“八卦气验”,论及节气与疾病的联系,是中医气象医学之发源。如每年春分惊蜇前后,天气突变日数最多,人为祸事、空中或地面意外伤亡也是全年之冠。无明患病的频率,更是春分和秋分前后最为显著。由此,我们领悟到一个道理,宇宙是大周天,人体是小周天,人还是脱离不了潜在自然率周而复始的摆布和干扰。[7]《易
经》的这种思想促进了中医气象医学和时间医学的发展。所以,中医理论的发展才是振兴中医之根本。
总之,《易经》一言以蔽之,曰:变易而已矣。曰变易,曰不易,曰渐变,曰突变,括此数义,医道可尽矣。作为中医学的源头活水,《易经》的天人合一整体观,阴阳对立统一观以及取类比象等义理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得到了详尽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甚至当今世界上许多物理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也多受《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F.卡普拉吸收了中国古代《易经》和道家著作中关于阴和阳的互补、平衡、循环的概念,以及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构造新的世界文化模式。[8]在中国三千年的文化中,几乎所有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或者对它的论题的解释产生影响。[9]特别是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只有用古老《易经》的思维方法和现代
西方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医学才能取得本质性进展。这种中西文化的融合,正是中医振兴的契机。
注释:
[1]马伯英:《医学文化人类学引论》,《医学与哲学》,1990,8:16。
[2]黄承才:《从{周易)看中医直觉思维特征》,《医学与哲学》,1990,9:30。
[3]英·李约瑟著,陈立夫译:《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一版);366。
[4]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83(一版);31。
[5]王琦等:《素问今释》,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一版);27。
[6]刘正等:《推卦易知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一版);119。
[7]陈子斌:《文明的生命力——河洛八卦开创时代的新智慧》,科学普grill版社,1990(一版);223--224。
卫生学校中医学教学内容繁多,课时偏少,课程设置不合理,导致学生缺少实践机会,理论脱离实际。若将概括全面的《中医学概要》《中医学基本常识和针灸学》或《中医护理》等教材浓缩成36—72学时,教学既面面俱到而又泛泛而谈,在学生心中只能留下艰涩、晦奥的模糊印象。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将适合于卫生学校的中医学内容分为三大板块进行教学。
1板块式教学设计思路
将中医学分为基础学科、临床应用及实践技能三大板块,见图1。
图1中医学三大板块划分
2实施方法
编写教材时,针对不同专业造当增减、编排不同板块内容,合理分配三大板块教学内容和学时。卫生学校中,主要是药剂、护理和卫生保健专业必修中医学,但无论何种专业,基础部分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等内容是必不可少的,能使学生树立中医整体观念,形成辨证论治思维方式。
2.1药剂专业
本专业的重点是药,三大板块中以基础学科部分作为重点突破部分,可适当扩展方药学习。第二、三板块可用较少学时稍加注讲,不必深入具体的病证或穴位等内容。结合生药鉴定学重点,讲述药物配伍(包括十八反、十九畏)及药物的性味、功效、应用注意事项,使学生对常用药、重点药不仅有性状、颜色等的直观认知,还能使其熟练掌握使用方法,有益于临床应用。如“细辛不过钱,过钱命相连”,因细辛的毒性而对其用量加以限制;十枣汤中“遂、戟、芫花”的服用方法应以“十枚肥枣煎汤去渣泡服”;桂枝汤要煎汤取汁适寒温”服,以“啜热稀粥温覆,遍身滢滢汗出即止”,不可过服等。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点的同时体会中药使用的精妙之处和古人的良苦用心。
2.2护理专业
因为服务方式和对象不同,护理专业的重点是第一、三板块。第一板块中的方药可以从简,但应突出药物的煎服方法,如药物的先下、后下、包煎、煎煮时间长短和服药时间等,具体药物的性味、功效归入附录中作为了解内容。而第三板块则是学习重点。应将推拿、拔罐、刮痧操作方法作为重点突破部分,可适当增加课时,让学生能够熟练掌握。第二板块的临床处方用药可从略。
2.3社区保健专业
该专业培养面向农村、基层的医士,他们使用中医基本技能最多,中医学在该专业的课时量最多。教学时,在以第一、二板块并重的同时,适当加大第二板块课时量,使学生能够正确诊治常见病及多发病。但不可面面俱到,使学生产生畏难心理。
3注意事项
3.1重视引入教育
卫生学校新生正处于从普通教育转变为专业教育的过渡阶段,中医学教学应重视引入教育,让学生明确中医学的地位及优势,树立学好中医学的信心,培养学习兴趣。
3.1.2中医学特点 我国传统医学基本符合新世纪“保护生态,回归自然”的要求。中医理论体系,既包含有文化社会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象”的对应关系。中医学体现了综合、全息的“象”思维特征,藏象、脉象、证象反映了生理功能和病理(病因、病性、病位、病势)等人体与自然生态各种信息的总合。因此,可以说中医学是一门顺应自然环境的大生态医学。
中医学强调自我调节,发掘人体正气潜能。在治疗疾病方面,不是单纯针对组织结构病变采用以清除组织病灶、抑制致病菌毒为基本特征的对抗性治疗,而是建立了一套针对人体无形的功能关系的自组织、自调节的治疗系统及功能动态平衡调节模式,以五脏间的功能调节为主引发到机体的形体组织官窍,达到整体“阴平阳秘”状态。
3.1.2学习方法 非中医专业的中医教育主要是加强学生中医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学习,使其从根本上把捱中医学精髓,掌握以藏象、经络、气血津液为核心的生理与病理,以五运六气,太过、不及为主的病因与预防,以四诊八纲、八法、辨证施治为中心的诊法与治则,以及四气五味、升降沉浮等药物理论等,引导他们步入中医大门。中医理论的形成具有源于生活的特点,如生活中“水能灭火”’中医五行相克中就有“水克火”一说。学生在以往生活、学习和交往活动中,已逐步形成了对各种现象的理解和看法,具有利用现有知识经验进行推论的智力潜能。因此,充分利用学生原有知识,通过中医学新知识与原有知识经验的相互作用充实、丰富学生知识,将更有利于学生掌握中医理论。学生通过学校教育,能应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获取新知识,培养积极向上、主动适应社会环境和发展的健康个性,能独立吸取人类科学文化领域的各种精神财富,对多元文化善于融会贯通、综合运用,并具有终身学习意识。
3.2突破难点,熟记重点
3.2.1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的灵魂,立法方药莫不以此为基础。阴阳是古人思辨哲学的起始,是以“日光的向背”为其原始含义,而后扩大到整个认识领域,用来对自然界相关联的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教学中可结合矛盾学说和辩证统一思想加以阐释思辨哲学。如果没有以上的启入点,仅以“一般的,以明亮的、上升的……为阳;以阴暗的、下降的……为阴”来解释阴阳概念,学生将无法深刻理解阴阳依存、转变的微妙关系,机械死板地记忆会为以后的学习设置巨大障碍,造成理论和实践相脱离。
3.2.2五行学说 在现行教材中五行学说被归为自学内容,笔者认为不妥。在调理脏腑关系及指导用药甚至以情志相胜法治疗心理疾病都涉及此。教学中只需寥寥几笔“木燃烧是火,火化为灰焊是土,土里藏金,金炼化为水,水能滋养树木”,就能将五行相生的关系解释清楚,记忆时则简化为“木火土金水”,相克则记忆“木土水火金”,解释以“植树造林防水土流失、水来土掩……”等。临床应将五行相克原理,使用情志相胜法治疗心理疾病推而广之。古籍中有很多范例,如“范进中举”中喜伤心后以恐胜喜法治疗等。
3.3突出人文教有
同志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高等教育法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创造型人才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要的目标。创新教育就是教育主体在吸取传统教育精华的基础上,通过对受教育者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挖掘、训练、强化,提高受教育者创造能力的教育活动。创新教育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是传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从教育观念上说,创新教育以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为价值取向。从培养目标上说,创新教育重视学生的开拓性、创造性和个性。从教学内容上说,创新教育重视知识的活学活用,强调学生到社会中去,密切联系社会。从教学方法上说,创新教育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自觉地学,重视启发式,重视各种教学手段的运用。从教学形式上说,创新教育强调教学过程的随机性。创新教育内涵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创新意识的培养。创新意识是开展创新活动的前提。只有在强烈的创新意识引导下,才可能产生强烈的创新动机,树立创新目标,充分发挥创造潜能。因此,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重点是培养推崇创新、追求创新、求新求变、积极探索的精神。
(2)创新思维的培养。创新思维能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方法,顺利地开展创新活动。创新思维是以独特性和新颖新为目标的思维活动。主要表现在:思维的流畅性,即能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设想,对一个问题有多种多样的思路;思维的变通性,即能冲破思维定势的束缚,及时调整自己或别人已有的设想;思维的独特性或新颖性,即能提出与众不同的设想,有新意。
(3)创新能力的培养。一是要为学生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构建创新的知识结构,体现“扎实”、“广博”、“前沿”、“综合”,没有良好的基础,创新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要加强培养学生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信息加工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动手能力或操作能力,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创新方法,发明新成果。
(4)创新情感和创新人格的培养。创新过程并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活动过程,还包括许多非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对创造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能激发创造意识,而且能促使创造思维和创造能力更好地发挥和运用。创新情感和创新人格的培养重点是培养学生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务实的作风、无畏的胆识、坚强的意志、丰富的情感和浓厚的兴趣等。
二、高等中医院校实行创新教育的目的和特征
科学的进步,来自于继承与创新,来自于比较和发现,中医亦然。经历了几千年发展的中医,逐渐总结出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么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人民出版社第四卷第216页)。因此,“凡是特别重视体系的人,都可以成为相当保守的人”。时代在发展,疾病谱在改变,人们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和生活质量的追求也在日益提高,中医药学同样需要发展才能适应和面对。这就要求从事中医药的专业人士不仅要能继承这一伟大宝库,而且更要能具有创造性地予以发展。作为培养中医专业人才的高等中医院校,首先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这一重任,然而现行高等中医教育体制下培养出的中医人才现实是既不能很好地继承也没能有所发展,呈现的两大弊端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
(1)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只注重传授知识,追求的是“知识积累”与“知识继承”,教学过程中往往是教师一言堂,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发挥得不够,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教学方法陈旧,对应用现代教育技术重视不够,以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学生死记硬背现象严重。僵化的教学方法,泯灭了学生的质疑精神和个性的发展,束缚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养成,扼制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常常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中,因而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独立性、进取性,失去自信心和创造力。其结果是机械性吸收能力和重复性记忆能力较强,而动手能力、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较差。
(2)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目前中医的课程体系基本上是模仿西医的教学模式设立的,体系的内容既不符合中医学的内在规律,又不体现自身的办学特色。改变中医教学的现状,实行创新教育,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完成的“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对中医现代化的定义:中医现代化是按照中医自身发展规律,满足时展的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使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产生新的变革和升华,成为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只有按照中医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研究,调整研究思路,中医才能实现突破。按照中医学文化的规律实施教学,培养既具有扎实的中医学理论知识,又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医学人才是在高等中医院校实施创新教育的目的和特征。
三、七年制学生是目前高等中医院校实施创新教育的重点和突破口
未来的高等中医药教育必须以精英教育为主体,才能造就理论扎实、中医药创新意识和临床实践能力强、知识面宽、综合素质高的高级中医药人才。我国七年制中医学专业即是以此为目标而创办的,自1991年试办以来,取得的成绩是肯定的,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l)没有摆脱原有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多沿袭5年制的方法,课程结构不甚合理,许多内容重复,分割;(2)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比例不合理,临床基本功训练不够;(3)教材建设较滞后,教学方式较单一,中医主干课的内容没有得到强化,一些新的方法、技术及相关学科的知识未能及时反映进来等等。七年制培养目标定位于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其培养模式是“七年一贯,本硕融通,整体优化,基础宽厚,注重素质,面向临床”。因此,要达到这一培养目标,全面落实好其培养模式,就只有开展创新教育。在七年制学生中开展创新教育是目前高等中医院校实施创新教育的重点和突破口。
王庆其:1944年出生于上海嘉定。1981年毕业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长期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及《黄帝内经》教学研究。现为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名中医,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专业委员会顾问。
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主编学术著作20余部。代表作《黄帝内经心悟》、《内经专题研究》、《内经临证发微》、《内经临床医学研究》等。曾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二等奖、国家新闻出版署一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教委优秀本科教材一等奖等。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经典著作。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创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的发展基础。它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经验,汲取和融会了古代哲学及自然科学的成就,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命题――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两千余年来,历代医家正是在《内经》所提供的理论原理、应用技术及其所采用的方法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和创新,使中医学术得到持续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以及人民的健康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这也是《内经》之所以被历代奉为“医家之宗”的重要缘由。历史已经推演到21世纪,现代科学的飞跃发展,推动了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当前我们重新审视这部古老的经典,它的现代魅力究竟在哪里呢?
一、世界医学史的奇迹
《内经》现有几十种文字的翻译本,流传于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其学术的运用和研究相当广泛,这在世界医学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在世界医学史上,曾经有过多种传统医学,如希腊、罗马、印度、埃及、阿拉伯等。但经过漫长的历史,除中国的传统医学得到了延续外,其他几乎全部沦为民间医学,或者出现了断层现象。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令人深思的。
埃及人曾经创造过令人叹为观止的医学成就,但自从公元前332年埃及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它的文化和传统医学便开始希腊化。此后又随着罗马被阿拉伯人入侵,埃及文化先后被融化到基督教文化及伊斯兰文化圈内,只留下金字塔、木乃伊供人凭吊。
印度传统医学虽然也曾经有丰富的内容,但约在公元前1500年受到雅利安人入侵后,也遭到了毁灭。
古希腊-罗马的医学曾经随着国家的繁荣而盛极一时,后来由于内部原因导致外敌入侵,文化先后中断,而其传统医学在近代西医学发展之后,遭到遗弃和散佚,其和阿拉伯医学几乎全部被取代了。
在《内经》问世以前的中医学,尚处于较为零星的不成系统的医疗经验积累的阶段,无理论可言。至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起,百家争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发展起来,出现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等学派,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为医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内经》作者自觉地吸收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哲学思想,并与医疗经验有机结合,使之升华,形成了脏象学说、病因病机学说、诊法学说及疾病防治学说,为中医学奠定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也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方法。这也是中医学历千年而不衰,而且在世界传统医学中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术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其真正的魅力在于:一是它的养生保健和治病的实用价值,中医学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二是它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特殊的认识自然和生命的思维理念;三是它有一套至今魅力不减的理论体系的指导。自《内经》之后,中医学术虽然代有发展、流派纷呈,医学著作汗牛充栋,然而追溯这些学说、流派、著作的渊源,无一不是导源于《内经》。据说《内经》现有几十种文字的翻译本,流传于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其学术的运用和研究相当广泛,这在世界医学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二、“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
《内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遵循着同一自然规律
中国古代先人们无论探讨宇宙的生成或寻找生命的奥秘,都是围绕着天人关系这个核心展开的。天、人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天人之学是中国哲学的思维起点,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内经》是从研究天到研究人,从探讨人到探讨天,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善言天者,必验于人”的观点。可以认为,《内经》是以“天人一体”为理论核心,探讨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医学经典。
所谓医学模式,是指人们认识和处理健康与疾病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内经》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遵循着同一自然规律。于是,它将人体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些大背景下来考察生命的活动规律。
《内经》要求每一个医生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文”、“地理”,概指自然环境种种影响因素;“人事”,泛指社会人际之事,大而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风习俗等,小而至于病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家境际遇及个人经历等,这些内容均与人体心身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天人合一”医学模式贯穿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指导人们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诊治疾病和预防保健等医疗实践活动。
基于上述思路,《内经》关于健康的定义可以归纳为:1.躯体无异常变化,所谓“平人者不病也”;2.内部机能和谐,“形与神俱”;3.对外界环境适应,“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简单地说,健康的本质就是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形与神(生理和心理)的和谐。人们的医疗实践活动就是为了调整和维护这种和谐。《内经》的医学模式告诫医生不仅要注意患者的“病”,更要注意生病的“人”,知道谁生了病,有时比了解生了什么病更为重要。疾病不过是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的一种反应,不同个体对疾病的反应是不同的,个体总是按照自身的反应和体验呈现出种种临床症状。
令人惊奇的是,《内经》“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与近年医学界提出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这表现在两者都不把“人”作为一个超然独立的实体,而是看作自然社会环境中的一员。因此,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着眼于个体,更着眼于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联系。其次,两者都注意到精神心理因素在个体健康与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强调社会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人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及处理,不至于陷入单纯生物因素的死胡同。这对于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和提高诊治疾病、预防疾病的效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三、彰显东方文化色彩的学术理念
形神合一的观点是中医学的生命观。人是形神相偕的统一体,神不能脱离形体单独存在,有形才能有神;神是形的生命体现,形没有神的依附就徒存躯壳而已。形神和谐是健康的象征,形神失调是疾病的标志
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古代科学,以经验积累加直觉领悟形成了其基本的认知方式,它偏重于综合整体、取类比象的方法,着重系统功能的研究。这与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迥然有别,后者以形式逻辑加实证主义作为其基本的认知方式,它偏重于分析还原的方法,着重形质实体的研究。《内经》理论体系的建构方法决定了其学术特点,归纳起来有三:
(一)整体地把握生命规律。《内经》在探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过程中,并不是把人体分割成各个部分孤立地加以分析研究,而是从人体内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人体与自然界相互联系中加以认识的。
《内经》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在结构上相互沟通,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为用,在病理上相互影响。《内经》脏象理论是以五脏为中心组成五个功能系统,通过经络,将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器官联系成一个整体。
形体和精神是生命的两大要素,形神合一的观点是中医学的生命观,也是心身统一论的理论基础。人是形神相偕的统一体,神不能脱离形体单独存在,有形才能有神;神是形的生命体现,形没有神的依附就徒存躯壳而已。形神和谐是健康的象征,形神失调是疾病的标志。
人类是宇宙万物之一,与天地万物有着共同的生成本原。《内经》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产生于自然界,赖自然条件而生存,人的生命活动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人处在天地之中,人的生命现象也属于自然现象的一部分,因此,自然变化的某些法则与人体生理活动的原理是一致的。《内经》正是从整体认识人体的基本观念出发,要求医生在诊治疾病中不仅着眼于病变局部的情况,而且重视整体对局部的影响;不仅注意人体本身的变化,尤其要联系自然社会环境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在诊断疾病时要审察内外,治疗中立法用方因时因地制宜;养生中必须顺应自然,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辩证地对待生命活动。脱胎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内经》理论体系,十分注意用辩证的目光对待生命活动。《内经》不仅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着共同的物质根源,而且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各个事物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生命、健康和疾病是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变化的。
《内经》借助古代阴阳学说的观点阐释人体生命活动中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人体的结构再复杂,均可以阴阳来划分,阴阳中又可分为阴中之阳和阳中之阴等。从人的生命活动过程而言,人体阴阳对立双方在矛盾运动中此消彼长、此盛彼衰,不断维持动态平衡的过程。例如,生理活动中物质与功能的转化,就是一对由平衡到不平衡,在矛盾运动中不断求得新的平衡的阴阳对立统一的过程。“阳化气,阴成形”,从有形物质转化为无形物质,是“化气”的过程,是“阳”作用的结果;从无形物质转化为有形物质,是“阴”作用的结果。阴阳之间化气、成形,生生化化,从而维持着正常的生理过程。“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是对正常生理活动的概括,一旦阴阳失和,即是病态。“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内经》理论体系就是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点来分析、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疾病的发生发展既然是阴阳失调所致,因而协调阴阳,就成为治病的基本准则。
(三)从功能概括生命本质。《内经》说:“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候”,是表现于外的各种现象、征象;“道”,是法则和规律的意思。说明根据事物的外在表现,可以总结出事物变化的法则和规律。
《内经》关于生命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对自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总结、概括而来。“道”源于“候”。天道玄远,神妙莫测,但可以通过气象、物候的观察,总结大自然变化的规律。同样的道理,人体的脏腑藏匿于体内,医生无法了解其生理活动情况,但可以通过观察活体表现在外的生理病理现象,来把握生命的本质及其活动规律。
《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先人们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生活与医疗实践中,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结果。研究表明,《内经》脏象学说的形成,古代医学家除了通过尸体解剖获得对人体的初浅了解以外,更重要的是对活着的人体进行动态的观察,通过分析人体对不同环境条件和外界刺激的不同反应,来认识人体的生理活动规律,即从“象”把握脏。
四、现代养生保健和治病的宝典
当前国际医学界出现了一股“中医热”,与其说是“中医热”,不如说是“针灸热”。中国医学走向世界是以针灸为先导的
《内经》162篇,把养生放在首要位置,强调防重于治。《内经》以“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为比喻,说明“病已成而后药之”,“不亦晚乎”的道理,突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
《内经》认为,养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形与神的和谐、脏腑气血阴阳的和谐,借以维护健康,达到延年益寿。养生的内容主要有:顺应自然,效法自然界四时阴阳消长变化来调摄;情志方面要“恬虚无”,“精神内守”;饮食方面要“食饮有节”,“谨和无味”;劳作方面要“形劳而不倦”,避免“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等等。
金元时代医家张子和曾说,《内经》还是一部治病的法书。《内经》所阐述的中医学理论是分析人体生理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的重要武器,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这是中医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
另据粗略统计,《内经》还记载了多种病证,尤其对热病、疟病、咳嗽、风病、痹病、痿病、厥病等病证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作了专题讨论,许多内容和观点至今仍是临床实践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在治疗方面,《内经》提出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及因势利导、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标本缓急、补虚泻实、寒热温清、预防与早治等原则。在治法方面,除了针灸和药治外,还广及精神疗法、按摩、导引、药熨、渍浴、术数等方法,这些说明了《内经》治法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其中有些疗法,如针灸、按摩、导引、精神疗法、饮食疗法等,已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
当前国际医学界出现了一股“中医热”,与其说是“中医热”,不如说是“针灸热”。中国医学走向世界是以针灸为先导的。
经络现象是《内经》的一大发现。经络学说集中体现了中医学用整体系统的观点观察人体和治疗疾病这一特点。对经络现象的研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他们运用多种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初步证实了经络现象的客观存在。
对于经络实质的探究,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针灸疗法除用于处理常见病外,还用于治疗肿瘤、不孕症、减肥、戒毒、艾滋病及针刺麻醉等。可见,以《内经》为发端的经络学说和针灸疗法,已经显示出其无法泯灭的科学光彩。
五、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内经》对中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汇集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而且也展示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总览《内经》,其内容远不止涉及医学一门学科,它还广泛吸收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对天文学、历法学、气象学、生物学、地理学、心理学以及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内经》对中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汇集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而且也为我们展示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例如,《内经》记录了春秋战国时代气象学成就,“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对四时、八节、二十四气有了较早的应用,对气象变化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创立了古代医疗气象学――运气学说。
《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叙述了东南西北中五方地域的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当时的民风习俗、饮食习惯、体质特点、多发疾病及治疗特点,这是医学地理学的雏形。
《内经》十分重视心理活动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从心理活动产生的生理基础,到情志过用导致疾病的发生以及运用心理疗法防治疾病,均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奠定了具有中医特色的医学心理学。
《内经》还记述了较为丰富的生物钟思想,认识到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变化存在着昼夜节律、潮汐节律、周月节律、周年节律,顺应这些节律的变化有利于维护健康,否则容易导致疾病,等等。
《内经》的多学科内容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尽述。《内经》时代这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形式,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古代科学尚未精确分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医学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以及哲学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渗透。这种学科之间的联系、渗透、融合,正是产生新学说、新理论的重要途径,也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规律。这就是为什么《内经》所确定的理论原则至今还有一定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现代科学已逐渐由高度分析的方法,趋向高度综合及综合与分析相结合的方向,而中医学术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借助于与之相关的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有希望获得突破。这一思路,不正是可以从《内经》的成功中得到深刻的启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