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2 09: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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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特色经济；浑源县
一、县域经济的特征和内涵
县域经济即把“行政县作为地理空间、市场为导向、县级政府为调控的主要主题，把广大农村作为发展的腹地，县城和专业化城镇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和增长极。”这是具有地域性、不平衡性及独特特征的区域经济体系。由于县域经济的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点、资源状况等都有所不同，因此，其发展与否，不仅关系到区域经济、微观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宏观经济也起着基础支撑性的作用。所以，它关系到城市和农村经济的有机结合，而且还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
县域经济的基本特征：（1）它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是一种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2）县域经济有它自身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它有自己的县级财政；（3）县域经济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都存在这独特的地域特色；（4）以市场为导向，具有开放性的特点；（5）县域经济具有宜农则农、宜工则工等特点，注重发挥当地的优势，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6）“农业”、“农村”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是方向[1]。
二、山西省浑源县经济发展的现状及优劣势分析
浑源县是大同市的人口大县，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显示全县人口高达35万，居于全市各县之首。全县仍有5.5万名贫困人员需要扶持，其中绝对贫困人口高达2.25万人，近几年来，县里可用的扶贫资金每年只能帮扶3000人左右，若按照每年扶持人数递增5%进行计算，全县5.5万人，至少还需要15年。尤其受地质条件的影响，使浑源县煤田形成不连续的块状，煤田形成不连续的块状，（俗称“窝煤”），严重制约了全县煤矿安全许可证的换证工作，等等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目前，在上级领导的正确指导下，浑源县委、县政府立足当地地貌特征，突出地方特色经济的发展战略，有效推动了高效特色的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特色产业的建设。形成了西坊城、裴村、东坊城、永安镇、沙圪坨五乡镇集中连片的万亩蔬菜基地，建起蔬菜大棚1600栋，发展万寿菊1万亩，计划新建蔬菜大棚2000栋。在南部山区，依托“中国黄芪之乡”和“全国道地药材基地县”品牌优势，发展黄芪28万亩，建设30多个高标准的绵羊、绒山羊、肉牛、奶牛养殖园区和50个羊、猪、鸡专业村，由畜牧业带来的收入占到农民人均收入的30%以上。在北部山坡区，大力栽植仁用杏经济林，形成了以吴城、南榆林、下韩、蔡村等乡镇集中连片的10万亩仁用杏经济林。形成实现了全县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浑源县县域经济发展的优势浅析
浑源是资源大县，现存的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其中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有4处，省级的文保单位有6处，如北岳恒山以及悬空寺等均驰名中外；浑源已探明的矿产资源目前有29种，像花岗岩、煤、膨润土等储量都相当丰富，尤其是黑色花岗岩质地堪称世界一流；除此之外中草药更是遍布恒山山脉，98种之多，《中华药典》记载的北芪含量颇高。
（二）浑源县县域经济发展的劣势分析
就目前来看，浑源的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力度还不足等问题，也都在或多或少的抑制着浑源县的经济发展。
（1）管理体制方面：县域经济的管理还存在这一些落后的思想观念，这会对市场体系的统一形成造成影响。部分干部的传统工作作风、陈旧的思想观念跟不上新形势的发展，也会极大影响办事效率。
（2）长期以来，国家对县域的经济投入力度都不足，一些应有的交通、能源设施落后，严重延缓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与山西省一些经济状况发展较好的县域相比，还存在部分落后现象，依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山西省县域经济排行榜前浑源一位的屯留县为例：可参照表-1。经初步核算，2009年浑源县全年区域生产总值达到22.0亿元，屯留县为58.2亿元，高出浑源县36.2亿元。除此之外，地方财政总收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等各项财政指标都超出了浑源县。要想切实实现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赶超其他县市，必须强化本县的经济发展战略。
三、浑源县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对策
（一）突出白酒、花岗岩、煤炭、二轻、建材等地方工业特色
改革传统体制，强化内部的管理，使浑源的花岗岩开采率得以提高，产业链接逐步延长。浑源作为一大产煤县，因受地质条件的影响，煤田形成不连续的块状，因此严重制约了浑源的煤矿安全许可证的换证工作，目前浑源全县44座煤矿仅有9座煤矿领取了安全生产许可证，给县财政税收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为此，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可采取区别对待，分类管理的原则，给予资金扶持和相关优惠政策，促进浑源煤炭产业健康良性发展，使其为县城经济做出新的贡献。
（二）围绕农业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两大体系，着力发展替代产业；
旅游业一直是浑源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目前全县旅游业的投资匮乏，精品太少仍然是制约浑源旅游业的一大因素，鉴于浑源财力十分有限，建议市政府在加快浑源旅游资源整合和产业开发以及“精品”建设上给予资金扶持和政策支持，在旅游宣传促销上，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将云冈・恒山旅游节主办地设在浑源，进一步扩大恒山风景区的知名度（。）
（三）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特色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向来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标志，改革开发以来，国家一直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20世纪后，许多经济学家也提倡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有优势、有特色的产业先发展，从而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发展县域的特色企业经济是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除此之外，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保证县域的经济发展与当地人口、资源、环境等协调性发展：
（1）控制人口增长速度，改善性别差异的比例，实现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
（2）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相协调，从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妥善处理群众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3）坚持县域经济工作的连续性，政府各级部门做好相应制度的规划，各方面工作保持连续性，加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各项工作的基础性、稳定性、持续性。
十七大以来，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农产品深加工以及劳动力有序转移等紧密结合，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前，建立一套与当地经济发展相适宜的经济发展策略，已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实施县域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赵芳:《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及对策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08,27(9).
[2]浑源县人民政府.政府工作报告，2011年.
[3]浑源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
[4]找准着力点实现大发展――浑源县靠项目建设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纪实.
[5]浑源县“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发展情况.
[关键词] 县域经济；商业金融；县域业务定位；发展措施
[中图分类号] F83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6)11-0166-02
[作者简介] 陈立平，农行吉安市分行行长、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蒋卫东，农行吉安市分行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县域经济与金融。(江西 吉安 343000)
一、农业银行发挥县域商业金融主渠道作用的必然性
县域经济是一种以县辖行政区域为单元的区域经济，一般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纽带，以农村为基础，属于国家最基础的财政单元。据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资料，截至2003年末，全国县域人口9.16亿，占全国的70.9%；县域经济GDP为6.45万亿元，占全国的55.15%。县域经济发展呈现三大特点：一是总体规模大。2003年，全国县域GDP平均32.04亿元，县域财政收入平均1.21亿元；二是发展不平衡。人均GDP最高的100个县域是最低县域人均GDP的15.1倍；县域GDP占比最大的贵州省(74.4%)，比占比最小的上海市(1.1%)高出73.3个百分点。三是资金需求大。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到2020年我国县域经济和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约5万亿元左右。县域经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凸现了产业结构层次偏低、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各产业发展水平偏低、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亟待健全等问题。由此可见，县域经济发展呼唤金融的有效支持。
县域经营与农业银行改革发展息息相关，农业银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发挥县域商业金融主渠道作用具有客观必然性。
(一)县域市场是农业银行市场布局的基础。据统计，目前农业银行有县城网点8400多个，集镇网点8600多个，县域网点占全行网点总数的60%，51%的在岗员工、42%的存款、31%的贷款、29%的经营利润也分布在县域。农业银行是由服务农业的专业银行转轨而来，在县域建立了坚实的客户基础，打造了影响力深远的品牌形象，形成了以县域为基础、城乡联动、农工商综合经营、本外币一体化的市场定位和经营特色。
(二)县域经济蕴藏巨大发展潜力和业务经营商机。随着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不断加大，县域经济的基础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全面发展的新格局逐步形成。农业银行只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大力开拓县域有效市场，就能不断提高经营效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具有服务县域经济的机构和队伍优势。农业银行是唯一目前仍保持在所有县域都有县支行机构的国有商业银行，也是在县域点最多、面最广、网络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农业银行内部一直保持着农业信贷部门，并且随着近年来县域经济的发展，还专门设立了小企业信贷部门。农业银行队伍对县域经济服务特点、模式较为熟悉，具有服务县域经济的优势、能力及亲和力。
(四)具有服务县域经济的业务产品基础。农业银行在服务县域经济中独立开发形成的农业产业化信贷、农村城镇化信贷、小企业信贷、“绿色家园”贷款、最高额担保可循环个人生产经营贷款等业务已成为各县域经济实体喜闻乐见的业务品种。据悉，未来5年内，农业银行将新增贷款4670亿元支持“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七成以上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将得到支持，年均投放934亿元，达到全行新增贷款的30%以上。
二、农业银行县域业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农业银行县域业务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计划经济时期，农业银行在县域经济中担负重要的金融服务职能。当时的农业银行在保障支农资金需求、促进农村商品流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因政策性因素形成了大量的历史包袱。在风险管理的理念、风险补偿机制和管理手段不到位的情况下，引发了县域资产业务的风险，特别是乡镇企业贷款、供销社贷款、国营农业贷款，形成了较大的资产损失。在向商业银行转轨过程中，由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打破原有的业务分工，农业银行重视区域布局调整，重点发展城市业务，不断上收贷款权限，县域资产业务有所削弱。经过多年来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县域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更多农村经济主体的出现和民营经济规模的扩大，县域经济主体的产权格局由原来的公有制主导转变为多元化产权并存，产业结构也由原来的农业主导转变为一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县域经济对金融服务的有效需求不断增加，需求层次不断提升。
在新的形势下，农业银行在县域业务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一是部分行对县域业务发展定位不清晰。一些行没有看到县域经济的深刻变化，没有认识到县域业务的发展潜力，权限上收后县支行被动调整多，主动出击少，对县域有效金融需求研究不够。二是对发展县域业务的思想观念还比较陈旧。局限于传统的存贷汇业务，经营范围狭窄，产品结构单一。三是产品和服务创新不够。适合县域经济和县域客户特点的产品较少，营业网点的功能转型不到位，难以满足客户需求。四是对县支行分类指导不够。县支行的信贷授权和资源配置缺乏针对性，差别化管理程度低，影响了经济强县支行的竞争力。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银行在县域商业金融主渠道作用的发挥。因此，农业银行应从国家战略和自身改革发展的高度，进一步认识发展县域业务的重大意义，着眼于充分发挥县域固有优势，着眼于未来潜在市场，着眼于落实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增强拓展县域市场的紧迫感，将县域市场作为加快有效发展的市场基础。
三、农业银行县域业务定位模式选择
(一)经济较发达的县支行要以个人业务为基础，以公司业务为重点，全面拓展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对优良中小企业客户和优质个人客户的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要全方位介入。积极营销存款资源相对富集的各类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具有较强还款能力的重点医院、高级中学和优质房地产项目。对于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0亿元以上，社会信用环境较好的县，可以适度介入县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尤其要做大做强中小企业业务，重点支持处于快速成长期和稳定增长期的配套型、特色型、科技型、出口型和资源型小企业。要逐步把已经成熟的城市金融产品推广到县域市场，设立县域金融超市，引入保险和证券业务，提升县域市场的金融服务水平。要增加外汇业务、网上银行、现金管理、贷记卡和理财卡等新业务品种。
(二)经济基础一般的县支行要重点抓好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并围绕当地经济特点稳妥发展资产业务。可适度介入优良中小企业客户和优质个人客户的资产业务。重点拓展以下县域业务有效市场：一是辐射面广、带动力强、发展前景好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二是县域劳动密集型企业、特色产品生产企业、高科技企业、为大企业配套的小企业群；三是出口创汇型、高新技术型、旅游观光型和生态型现代农工商企业。
(三)经济欠发达县支行要以开展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为重点，同时理性发展资产业务。其资产业务要紧盯国家扶持贫困地区的各种优惠政策措施，继续发挥农业银行的优势，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省级以上扶贫经济实体作为资产业务营销的效益增长点。负债及中间业务要在着力改善网点布局和设施基础上，瞄准外出务工客户群体，将务工储蓄作为工作重点，辅之以借记卡、理财卡的发行。
四、农业银行拓展县域业务的配套措施
(一)要坚持因地制宜、因行施策的原则。要根据当地经济特点，有选择、有重点地拓展县域市场，打造差异化经营的特色。要根据各地不同的市场潜力和各行不同的管理能力，实施区别对待策略，重点支持中小企业、龙头企业、个体经营户，确保理性发展、稳健经营。
(二)健全制度约束，促进县域业务发展。要在业务准入、授权管理、风险补偿、授信问(免)责等方面建立一整套制度，并利用数据大集中的优势，探索开发专门的县域业务信息管理系统，引导县支行严格执行操作风险管理制度，从严追究道德风险责任，在提升县域业务风险管理水平基础上，引导和发挥好县支行拓展业务的积极性。
(三)进一步科学配置信贷和财务资源。要区别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配置经济资本和信贷计划，适当降低零售业务的经济资本系数，引导县域农业银行加快发展零售业务，尤其是零售资产业务。要适当增加县域农业银行在电子设备、网点改造等方面的投入，加大零售业务与业务经营考评的挂钩力度，使零售业务发展较快、贡献较大的县域支行获得更多的财务资源。
(四)加快产品创新和机制改革。要积极开办适合县域客户需求特点的业务产品。如增加个人信贷业务品种，创新抵押担保方式和银政、银企合作方式，改善县域客户的融资条件。开展小企业信贷业务，探索小企业定额信贷客户评级、授信、贷款“三合一”机制。完善县支行分类授权管理，进一步优化操作流程，提高信贷服务效率。
参考文献：
【关键词】县域经济；生态产业；生态城镇；婺源
一、问题的提出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是区域发展的基石，只有提升县域经济发展的层次和水平，才能形成对区域发展升级的强大支撑。作为中部经济欠发达省份的江西省有80个县，要实现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必须把壮大县域经济，提升县域科学发展水平作为重要突破口和重要增长点。
就江西当前发展实际而言，提升县域发展水平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快县域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引导和鼓励各县依托各自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突出特色、错位竞争、差异发展，打造主导产业、发展优势产业、培育本土产业，形成支撑县域发展的产业体系；二是提升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围绕打造有区域特色的小城镇，加快县城和中心镇发展，增强内需拉动的能力，统筹推进城镇化与和谐秀美乡村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而以产业化为核心，以新型城镇化为依托，推动产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形成“良性互动”耦合发展，更有利于实现产业和城镇的和谐统一，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进程。
县域经济也是我国空间经济演化的基本单元。历史基础、经济区位、资源禀赋和区域发展政策等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江西生态环境质量居全国前列，全省多数县都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在提升县域经济发展中必须树立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理念，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最大限度地巩固好、发挥好区域的生态优势，实现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的转化。基于此，运用生态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相关理论和发展理念，充分结合江西县域发展实际，就如何发挥县域生态优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促进县域产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优势，促进县域产业化和城镇化耦合发展开展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理论探讨
1.产业发展的生态化
20世纪后期，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显现，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生态危机四起，传统产业结构的弊端暴露无疑，人类开始深刻反思工业文明的经济发展方式，呼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建立生态化的产业体系。产业的生态发展模式，目的是改变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高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形成生态上和经济上的两个良性循环，以最终达成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发展。任何一个系统都是由诸多要素在系统环境里通过一定的方式耦合而行成。生态产业作为一个系统，其要素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及环境因素、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等。
县域产业体系生态化中包括：（1）农业的生态化。农业的生态化包括两个层次，一层次是回归自然农业和传统的有机农业，更高的层次运用生态学原理，系统工程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把农业打造成生态、经济、技术复合人工系统，克服传统农业的低效率，适应社会的新发展。（2）工业的生态化。其与工业传统发展模式的区别就是力求把整个工业生产过程纳入生物圈的物质循环系统，仿照自然界物质循环方式组织工业生产。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利用、节约各种要素投入，高效率地组织工业生产；另一方面保护生态环境落实在全产业链过程中，并主动引导消费者保持消费的生态化。（3）服务业的生态化。一方面要求在充分合理开发、利用当地生态环境资源基础上发展的服务业，另一方面要使人们享受的各项服务，尽可能降低区域经济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强度。
2.城镇发展的生态化
城镇生态化要求在把城镇打造成自然系统合理、经济系统有利、社会系统有效的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体现在空间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人的建设与自然的选择相统一，环境清洁优美，生活安全舒适，物质能量高效利用、信息传递流畅快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三者保持高度协调，人与自然互惠共生和谐发展，生态良性循环的城市复合生态系统。在城镇规划上，要求城市空间结构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生态建筑广泛应用，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融洽，城市景观成为城市文化的空间构成与表现。在城乡关系上要形成城乡复合体，使得城市与乡村融合，互为一体。城镇生态化发展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且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它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将人与自然置于和谐的双方，达到共存共荣的境界，是今天追求高质量生活方式的人们的理想选择，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3.关于县域产业化与城镇化关系
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得出的经验是，城镇化和产业化之间通常是同步推进，并且存在着一种交替变化的内在关系，没有哪一个区域能够完全绕过城镇化而走上产业现代化的道路或脱离产业化而实现高水平的城镇化。县域产业化发展是县域城镇化的直接导因和动力，是县域小城镇发展的主要支撑。县域产业化一方面表现为农村人口聚集到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过程和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城镇的繁荣与发展。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的高度发展要求离农人口和非农产业的相对集中，产生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县域城镇化是县域产业化的空间载体和依托。县域产业化发展要求生产相对集中，连片发展，需要城镇为其提供能源、交通、通讯、金融、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系统，城镇化引起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有利于形成交易市场，促进产品流通，从而不断推动农产业化和县域经济的发展。而生态产业化和生态城镇化更有着密切的联系：生态产业化是推进生态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和加速器，生态城镇化应当以生态产业化为主导动力，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显著标志，更加重视集约发展、内涵发展和绿色发展，形成生态产业化的载体和土壤；没生态产业化就没有城生态镇化，没有生态城镇化就没有现代化，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拉动区域经济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案例分析
婺源县位于赣、浙、皖三省交界，境内生态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82%。自2002年列入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以来，该县牢固树立了“生态立县”的战略目标，更加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同时借助“中国最美的乡村”品牌力量，变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化生态效益为经济效益，不断推进生态产业化和生态城镇化耦合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格局。分析婺源县的生态建设和发展，突出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搞好生态保护和建设，把环境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
为了让生态环境资源成为加快发展的资本，近年来该县将全县2947平方公里作为一个生态文化大公园来规划和建设，在巩固好原有生态基础的同时，重点实施了绿化美化、清洁能源、水体保护、垃圾处理和环境整治“五大工程”，进一步扩大生态优势，提升环境品位，抢占“绿色发展”的制高点。已先后荣获“全国首批生态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绿色小康县”、“全国绿化模范县”、全省首批“十佳绿色生态县”、“全省生态公益林管理先进县”等系列荣誉称号，拥有国家级环境优美乡（镇）2个，省级环境优美乡（镇）7个，并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先进县，生态环境品牌已日渐叫响，并为加快生态经济发展获得了先决条件。
2.全域规划，统筹建设，构建特色生态城镇
独特的区位优势、优美的生态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富集的旅游资源是婺源的宝贵财富，也是城镇化建设的特色资源。近年来，婺源县在全国率先以全县行政区域为城镇化规划范围，把县城、各个集镇和旅游景观村放在城镇化建设的同等位置进行规划布局。在规划中，首要进行了全县生态景观控制与规划，然后开展区域功能性控制规划，在此基础上开展城镇建设规划。规划突出抓好江湾、清华、赋春3个示范镇和景观村的发展规划，构建了“一个中心城区、三个副中心集镇、一百个文化生态景观村”的三级城镇框架体系，逐步形成布局合理、功能互补、梯度辐射的县乡城镇体系。
在城镇建设上，婺源县十分注重传统建筑风格的挖掘和传承，努力塑造饱含地域文化底蕴的建筑特色。依照“修旧如旧”的古建筑保护原则，对县域内原有明清徽派古建筑进行修缮，确保维修报的古建筑保持原来特色；对改革开放后新建的2900多幢公路沿线和景区景点非徽派住宅等建筑，进行了徽派改造；对城乡新建房屋，要求按照规划部门统一规划设计的多样化徽派建筑形式进行建设。千百年来粉墙黛瓦、精致典雅、亲近自然的徽州建筑风格一脉相传，成为“中国最美乡村”的核心元素。
3.发挥特色生态优势，培育生态产业体系
该县在保护环境、搞好生态建设的基础上，致力于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业等三大特色产业，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生态产业体系。
（1）生态农业。依托婺源生态优势，该县把开发无污染、无公害的有机食品作为向更深层次推进生态经济建设的突破口，将全县划分为东北生态林茶、中部生态茶果、西南生态粮牧渔三大生态农业区，建立了25个有机农业示范村，已建成各类生态农业生产基地50余万亩，其中有机茶、有机稻、无公害蔬菜等基地达20万亩。婺源绿茶以优良的品质成为我国有机茶出口第一大县，全国著“油菜花”景观品牌和无公害蔬菜产地，全面带动有机茶叶、大米、山茶油、酒、水产、有机蔬菜等绿色食品企业的发展，促进绿色食品加工产业不断壮大。目前，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47家，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44家。
（2）生态工业。围绕生态优势，确立以生态工业为主的发展方向，鼓励发展有利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生物、电子、新材料、绿色食品、旅游商品等高科技、无污染企业。按照建设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和江西省生态工业园的要求，创建了全省首家生态工业园区，引进110余家生态环保型企业，吸纳就业12000余人，形成机械电子、鞋服纺织、绿色食品和旅游商品加工四大工业主导产业。依托全省首家旅游商品产业基地，促进工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发展徽州“三雕”、龙尾砚、甲路纸伞等一批特色生态旅游产品加工产业，年产值逾5亿元。
（3）生态旅游。良好的生态环境，优美的田园风光，已经成为婺源旅游产业发展的优势品牌和无形资产。该县先后编制了《婺源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景区开发建设规划纲要》以及10多个景区规划，科学地将婺源旅游业定位为建设“文化与生态旅游示范区”，同时通过规划的实施实现了旅游资源的保护，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使全县旅游业朝着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
四、结论
充分发挥生态优势，实现县域产业化和城镇化良性耦合发展，是江西实现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重要途径。在继续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基础上，一要统筹考虑县域城镇建设与人口、环境、资源、产业、文化、社会和谐等之间的关系，全域性科学布局和规划城镇化建设。以城镇总体生态环境、产业结构、社区建设、消费方式的优化转型为出发点和归宿，以方便、和谐、宜居、低碳为目标，全面建设绿色环境、绿色经济、绿色社会、绿色人文、绿色消费的特色的生态城镇。同时，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眼于打造江西绿色品牌，坚持绿色生产，丰富绿色产品，促进绿色消费，形成以生态农业、绿色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县域绿色产业体系。
参考文献：
关键词：财政分权 经济增长 影响
分税制改革将要二十年之际，回顾中国财政分权的历程，以及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分税制改革对于中国经济，似乎是锦上添花，对当时紧张的中央财政来说，必然是雪中送炭。
近年来，学术界对分税制改革的讨论和研究从未中断过，学者们对于分税制改革的极大热情，不仅因为其是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还因为伴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地发展、财税体制不断的调整，理论界对财政分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分歧。
“县乃国之基”，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中国两千八百多个县以及县级市的发展决定了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以及质量。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县域的面积占到全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几，人口占到全国人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八，“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的发展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所以本文从县域经济分权的角度，研究财政分权的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视角，研究县和省级以下经济体之间的财政分权效应。由于分税制改革，中央规定了中央和省之间的税收分成比例，所以前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中央和省之间的分权对各个省经济的促进作用或者省之间公共品的供给。而省级以下政府财政收入的划分没有政策做出强制规定，由各个省根据实际情况而决定。一般来说，主要是上级政府单方面决定了和下级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下级政府保留部分的讨价还价权力。这样的分配模式不仅使得各个地区之间地方政府财权形成差异，而且这种不规范不固定的模式，使得财权由县向市，由市向省集中，而事权却又层层下放，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使得县级政府财政日益困难，不能有效的履行公共品支出的职能。所以本文采用县级数据，是希望从基层政府的视角，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县域经济的数据相对来说比较匮乏，数据缺失等原因造成数据质量不高，缺乏上级对各个县之间的转移支付以及县的预算外收入等数据使得不能多角度、更深入的研究县域的财政分权问题。
一、 文献综述
Hayek于1945指出，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能更准确获得地方资讯，做出较优的决策。Stigler在1957提出了最优分权理论，在其发表的《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主要思想是，民众有权选择公共品以及公共服务的种类和规模，而地方政府由于更接近选民，相比于中央政府更提供满足所辖区域公众偏好的公共品。在文中虽然肯定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但是并没有中央财政支出的合理性以及必要性。他认为中央政府在解决区域间协调发展和地方政府之间摩擦等宏观的问题时更有优势。Oates于1972年在《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分权定理”。书中论证了公共品以及公共服务分散决策的效率。即假设提供的公共品总量以及成本相同，相比之下，地区之间提供不同的公共品使得所辖区域居民分别达到帕累托最优，以及在每一个区域提供同质等量的公共品使得整体达到最优，前者比后者总体福利要高或者至少不低于后者。Oates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由于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拥有比中央政府更多关于公共品偏好的信息。他是从信息的角度进行了论证，和Stigler的观点保持一致。在其后1999年的研究中，他进一步说明，如果中央政府具有和地方政府一样多的信息，且中央政府能根据不同偏好在各地提供异质的公共品，同样可以获得公共品有效率提供的结果。但是这个前提假设不成立，所以分散化决策的财政分权还是得到了支持。
对于具有中国特点的财政分权，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以及公共品的供给是有积极的作用的。Lin和Liu（2000）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对人均GDP的影响，认为分税制改革前财政分权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其用边际分成率来度量财政分权。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区分预算内外财政收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预算内财政收支对经济增长计量上正向显著，但是预算外财政收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张晏（2005）采用多种分权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无论从全国范围还是分区域考察，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Schleifer（2000）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财政分权效果的比较研究。探讨政治制度框架的区别对财政分权效应的影响。Bird（1995）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制约转轨经济发展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十分不对等，使得地方政府伸出“搜取之手”。Bardhan（2002）从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出发，探讨中国的国情与传统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前提不符造成理论和现实的差距。
二、 实证
（一）理论模型
本文中计量模型的来源为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对（1）式两边微分等于：
在上式中，Y为地区生产总值；A为技术水平；K为资本，标志投资对经济的影响；N为劳动力，标志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以上为本问实证用到的基本方程，但是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以及在中国特定的大环境下，增长极大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文中在做计量方程时会加入控制变量。
（二）计量方程
根据zhang和zou（1998）以及张晏和龚六堂（2005）等前人的研究，本文把回归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方程（3）对全国范围内的样本进行回归面板回归。为了再细化研究分权对各个区域间影响，方程（4）设置了区域虚拟变量，把全国范围内样本分为东、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海南共计11个省及直辖市；中部地区省份包括山西、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共计8个省；西部地区省份包括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计11个。省下辖县数据由于数据质量以及政治地位等特殊原因，在样本中予以剔除。
方程中，下标i代表不同的县域个体，t代表不同的时期，本文中为两期；GDPG_Y代表经济发展指标；为截距项，由于采用固定效应，所以每个个体截距项不同，用右下角的i表示；Xit代表劳动力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的差值（Ng）和人均基础建设投资增长率（Investg）；FDit是分权指标，采用了支出分权和收入分权两个财政分权的指标；Mit是控制变量，包括税负（Tex）、所有制（Owe）、城镇化率（City）。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控制变量都采用增长率基期的值。
（三）计量指标的说明以及变量间统计结果
本文中指标选取了2000、2003、2006年三年的县级、市级、省级样本数据，本文中数据除基础建设投资（invest）外，GDP、财政收入和支出，以及本文中另外一个计量方程中的因变量各项公共品的支出，均以2000年为基期，用GDP平减指标进行平减。本文中所用数据大多来自《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部分来自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CEIC等。
FD：分权指标，支出分权的计算方法为，县人均财政支出/（县人均财政支出+市人均财政支出+省人均财政支出）。由于研究省以下财政分权的效应，所以没有包括中央的分权。
Gdpg：人均GDP增长率，经济增长的度量指标，在本模型中作为因变量。
Ng：劳动力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的差值。
Investg：基础建设投资增长率。
Txt：税负水平，用各地区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和当地的GDP的比值度量，代表的是广义的税负水平。
Owe：公有制经济占比，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除以所有就业人员。
City： 城市化率，非农业人口和总人口的比值。
East、Middle、West：为标志区域的虚拟变量，在相应区域的值为1，其余为0，比如东部城市，East值为1 ，Middle和West的值为0.
（四）计量结果
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支出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0%内不显著，但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分区域来看，支出分权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对中部和西部地区不显著；而收入分权对东、中、西部地区都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支出分权越大，本地政府的支出责任越重，地方政府谋求提高财政收入，一方面努力吸引新增投资扩大税基，另一方面大搞土地财政等方式提高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相互之间激烈和同质化的竞争以低廉的价格提供工业用地和税收方面的优惠开展。同时抬高地价获得高额的土地出让金以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收入分权占比越大，说明省以下的分配体系中越倾向于把财政收入留在县一级的政府，县级政府获得的分成越大。则县级政府越有动力扩大税基，进行 “竞次”竞争。
从支出分区域的效应来看，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转移支付比例较低，税收缺口更多需要依靠提高向企业的税征税以及进行土地拍卖等预算外收入弥补。中西部地区采取竞争获得的增额税基提高税收的效应不大，更多的会谋求转移支付。而东部地区由于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大多数企业投资也是在东部地区的县之间进行选择，使得东部各县域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这种过度的竞争使税率和工业地价都偏离最优水平。地方政府过低的均衡税率和低廉的工业地价使得地方财力不足，从业削减民生类公共品的支出，又通过拍卖商住用地的土地出让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高昂的土地出让金进一步抬高房价，使得这些东部地区流动人口不能扎根，出现回流现象，进而中国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减速，不利于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从收入分权上看，无地区差别，财政激励在各区域都会引起地方政府采用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决策。
三、 结论
中国式的财政分权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甚至从某些方面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种阻碍关系在东部地区尤为明显。税负越高越利于经济的增长，说明现在我国的税负水平低于最优值，也从侧面印证了前面所提到的地方政府“竞次”竞争的行为。地方政府之间进行非合作的博弈，得到次优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沈坤荣，付文林.中国财政分权制度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5，（1）：3l一39
[2]Wallace.E.Oates.Fiscal Federalism[M].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2.
[3]Wallace.E.Oates.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9，V01.3
［关键词］青海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5-0080-03
1 青海民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现状
青海民族区域在地域范围及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及经济结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为了便于对比各区域的静态(横向)差异和动态(纵向)差异,我们分别汇总出2005年和2010年青海省各州地区域间经济差异现状表进行对比分析(表1和表2)。
1.1 横向分析,了解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
我们分析一下2010年青海省各州地区域间经济差异现状：
(1)从地域面积来看,青海幅员辽阔,国土总面积达72万多平方千米,是一个面积大省,6州牧区地域最为辽阔,占全省的90%以上,其中玉树州和海西州占全省总面积的40%多,西宁和海东地区最小,只占全省的不到10%。
(2)从人口规模和密度上看,表现为分布不平衡,且部分地区人口密度很小。青海人口主要集中在西宁市和海东地区,人口约为358万人,占全省人口的65%。西部6个自治州,土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90％以上,人口只占全省总人口的35％,其中玉树州土地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27.43％,人口只占5.09％,果洛州土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10.89％,人口只占全省的2.69％。
(3)从创造的生产总值上看,全省2010年完成生产总值1350.43亿元,其中西宁地区经济生产总值为628.28亿元,经济总量最大,占全省生产总值的46.52%,其次为海西州,占全省的生产总值的27.06%,而果洛州生产总值最小,为20.43亿元,只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5%。
(4)从经济结构上看,表现为各区域产业结构差异明显,各具特色。西宁地区第一产业比重很低,只占三次产业的3.9%,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较快。海东地区第三产业占据首位。海北州、果洛州、海南州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较大；黄南州第二产业比重较高外,第一、三产业基本持平；玉树州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第一产业比重较高,占全州GDP的一半以上；海西州第二产业比重很高,占79.1%,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一产业比重却很低,只占2.8%。
(5)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人口集中,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人们消费水平较高。西宁是青海最大的市场,海东地区和海西州次之。
(6)从居民购买能力来看,城镇居民购买能力以海西州和玉树州最强,年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6758.64元和16305.89元,为全省最高；农村居民购买能力则为西宁和海西州最强,年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521.1元和5434元,这两个地区2010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从生活质量和条件来看,西宁地区城镇和农村的生活条件都好于省内其他地区。
可见,从横向的角度分析,我们发现青海省各州地间存在很大差距,从中看出每个区域发展的基本现状和水平,这是长期发展累积的结果。但这却容易忽略一段时间内各区域发展指标变化的差异性,即动态变化的差异,因此需要进一步从纵向分析。
1.2 纵向分析,了解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以表1和表2作为依据,从2005年到2010年的5年为一个小周期,分析其变化情况,从中可以了解结构的变化、发展水平、速度等相关信息。我们分析一下从2005年和2010年青海省各州地区域间经济变化差异：
(1)从生产总值分析,五年来,青海经济发展速度很快,2010年全省的生产总值为1350.43亿元,是2005年的2.48倍。从各州地区域看,增长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增长最快的是西宁,为2005年的3.04倍,其次为海北州和海西州,分别增长了2.73和2.73倍,相差不大。增速较慢的是黄南州,为2005年的1.92倍。由此可以看出各区域的不平衡性,表现为不同的增长速度及潜力,这与各地的自然条件、产业结构、投资重点等密切相关。
(2)从经济结构分析,2010年比2005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都有明显变化。西宁、海北州、海南州、果洛州、玉树州、海西州等区域第一、三产业比重有所下降,而第二产业比重有所上升,其中果洛州的产业结构比例变化幅度最大。海东地区产业结构基本持平。唯有黄南州的第一、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上升,而第二产业比重有所下降。
(3)从年人均纯收入来看,2010年比2005年各区域城镇居民和农牧民收入都有明显增长。就城镇居民来说,海北州和黄南州增长较快,分别是2005年的2.03倍和1.98倍；从农牧民收入来看,增长最快的是海西州,是2005年的2.36倍,其次是海北州和海东地区。果洛州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牧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其增长速度相对来说要缓慢一些。
(4)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析,海南州、海西州、海东地区2010年比2005年增长较快,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实现程度,以及零售市场规模状况变化。
2 青海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聚类分析
由于青海省地域辽阔,完全依据州的划分去分析各区域差异,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有些州区域面积很大,也存在发展不平衡情况,若要对指标考察更详细一些,需要进一步细分区域,可以以县为单位进行差异分析,可以得出更详细的结论,依次类推。假定我们对青海省43个县市2010年的具体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层次聚类法),得出青海省县域经济差异的现状格局。
用聚类的方法对青海省内各市县经济发展的程度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东部地区,包括西宁市及其周边地区、海东地区六县、海南州的贵德县、海北州的门源县、黄南州的同仁县和尖扎县；
第二类：柴达木地区,包括东部以德令哈市为中心加上都兰县、乌兰县的农牧业经济区和西部以格尔木市为中心加上大柴旦、冷湖、茫崖三个行委的工矿业经济区；
第三类：环青海湖地区,包括海北州祁连县、刚察县、海晏县、海南州共和县、兴海县、同德县、贵南县和海西州天峻县；
第四类：青南地区,包括玉树、果洛两州12县，黄南州泽库县、青海县。
我国学者陆大道把区域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社会经济结构中以农业占绝对优势的阶段、过渡阶段、工业化和经济起飞阶段、技术工业和高消费阶段,根据每个阶段的特征,我们也可以全省区域做个大致划分：青海省东部地区属于从工业化和经济起飞阶段向技术工业和高消费阶段过渡的一个阶段,柴达木地区则处于工业化和经济起飞的中级阶段,环青海湖地区属于过渡阶段,而青南地区属于相对落后的以农业占绝对优势的阶段。
3 促进青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3.1 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首先是注重协调发展。针对各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将会加剧的状况,必须实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努力将发展的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但区域经济不能坚持平衡发展,在发展的政策、发展的空间上,不能均匀用力,而应当有所区别,有所侧重。应当在政策上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快发展,形成若干个经济增长极,带动辐射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其次是努力推进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各区域应根据自身条件,发展不同类型的工业,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以工业化带动经济的长期较快增长,尤其是发展滞后的地区,更要加快工业化进程。要坚持做大做强资源型工业,延伸产品链条,实现资源型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逐步改变以资源消耗来换取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
3.2 推动区域合作,形成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发展合力
从开放型经济角度看,青海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加强与国外及国内地区的合作,吸引外来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来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实力,增强青海产业和产品竞争力,同时青海要加强与外部的经济贸易联系,提高产品外销的比重和市场占有率。从青海四大经济区发展角度看,这四个经济区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相互割裂的,既要有分工,又要有合作。分工是建立在各自的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突出发展优势产业,合作是为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在合作形式的选择上,一是产业政策协调。区域不同,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应有所不同,各级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对各区域及区域之间发展应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引导区域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集中,引导优势企业集聚,形成集聚经济,实现规模效应。二是打破市场壁垒。实现区域内交通便捷,交易顺畅,同时区域之间也要打破壁垒,促进自由贸易、公平交易,保证机会均等。三是改进区域间政府协商机制,促进区域间加强沟通,平等协商。四是调整区划,整合要素资源,要尽快出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
3.3 政府为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首先,尽快出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青海应尽快制订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形成区域间竞相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是各经济区发展的指导性政策,包括发展目标、产业规划、城市规划、区域合作、工业产业带和农业产业带规划等。二是区域内外交通、通信协调政策。如促进建立青海城市群快捷交通网、城际铁路、交通枢纽的政策。三是促进增长极、经济核心区加快发展、快速崛起的政策；促进主导产业做大做强、使之成为青海经济发展的支柱性政策；促进技术进步、体制创新的政策。四是努力向中央进一步争取支持青海及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争取中央进一步加大对青海农业及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扶持力度。其次,各级政府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加强要素投入的区域协调性。对于省级政府在制定全省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时,必须充分考虑并体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观念,要加大对青海落后地区的投资政策倾斜力度,加大教育、科技、交通等方面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通过制定法规推动和规范地方政府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建立各地区政府间的合作机制；鼓励企业跨地区发展,打破地方垄断,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人流、物流、信息流等的畅通无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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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殿雄.影响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及对策［J］.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0(2).
关键词:保定;经济发展;金融支持
一、保定市经济发展战略中金融支持现状
(一)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资金支持
至2007年末,保定市各金融机构积极围绕破解融资瓶颈,促进保定发展,优化信贷结构,强化金融支撑。“项目建设突破年”活动成效明显。100项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74亿元,82项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50.8亿元。域内金融机构竞相创新,金融产品日益丰富,域外金融机构如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也加盟助力,天威英利集团YGE在美国纽交所上市共融资5.16亿美元,长城汽车H股在香港增发融资16亿多港元,引进省外资金98.7亿元,增长17.2%。
(二)对县域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部分金融机构对保定市县域企业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2007年在市政府、银监局、各家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和参与下,组织了首届银企合作洽谈会,170余家中小企业与7家经营性金融机构洽谈合作,127家企业与金融机构签订了合作意向书,金额达30.11亿元,已落实12.15亿元。各金融机构还主动组织了专题对接会。
(三)中小企业信贷品种不断丰富
针对县域企业实力弱、规模小、贷款抵押担保难度大的特点,金融机构不断创新信贷产品,为小企业解决信贷担保问题。农发行率先推行农户小企业贷款联保方式,为辖区18家企业发放贷款8230万元;建行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了联保贷款和“速贷通”,“成长之路”等贷款产品,先后对13家中小企业发放速贷通贷款3928万元。
二、保定市经济发展战略中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首先,金融机构信贷投向仍偏好传统行业,老贷款“退出难”的问题未引起足够重视。传统行业上规模的优势企业较多,一直都是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投放的重点对象。我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超过半数的贷款投向房地产业等传统行业。其次,金融机构贷款集中于大型集团客户和规模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至2007年末,我市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大客户贷款增长15亿元,增速为7.26%,高于四家银行全部贷款增速6.06个百分点;大客户贷款占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比重为59.75%。
(二)金融生态环境欠佳,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
从保定市的实际情况看,金融生态环境普遍欠佳,主要表现在信用环境欠佳上。目前商业银行普遍实行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在企业逃废债行为较严重的经济环境中,银行惧贷行为盛行,由此产生的金融抑制效应加速了信贷的紧缩趋势。另外,保定市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目前保定市信用担保机构数量少、规模小,未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问题。近几年来,各地相继成立了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但同其他地区相比,保定市在企业担保体系的构建上仍处于落后地位,主要体现在市场混乱,注册规模小,行业管理尚待健全,迫切需要完善法规,成立相适应的担保机构来进行补充和完善。
(三)融资渠道单一,直接融资比重较低
至2008年6月,保定市有上市公司10家,其中7家在国内上市,2家在境外上市,1家在香港和境外同时上市。截止2008年4月末,我市四家大型国有银行共有授信或贷款超过5000万元大客户83家,大客户中有上市公司8家,占大客户总数的9.64%;共贷款17.16亿元,占大客户贷款总额的7.74%。相比之下,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弱,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比重过高,股票融资比率过低,使企业缺少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并造成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不足。
三、保定市经济发展战略中金融支持的建议
(一)完善信贷支持功能,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
1.完善间接融资体系信贷支持功能。一是完善贷款激励机制,创新信贷管理机制。在集群集聚地根据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的实际需要,提供个性化配套信贷支持,解决信贷责任和激励机制不对称问题,加大对产业集群内集聚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二是合理配置机构网点,发挥分支机构优势。金融机构应打破传统行政区划,通过在集群集聚地建立分支行营业网点等有形网点,以及网上银行等虚拟网点,为集群内企业提供融资、理财、结算、现金管理以及投资经营分析等多种资信服务。三是细化信贷政策,创新评级授信手段。根据产业集群的特征,以集群整体为核心,建立产业集群的评级授信模型。采取集群整体评级授信和单一客户评级授信相结合的办法,依据整个集群的授信总量,对产业集群内部的上下游企业,设定不同的融资产品、期限结构、担保方式和利率组合。针对产业集群的发展周期、发展前景和风险预期,制订细化不同的信贷准入政策和风险控制措施。
2.构建多元化融资渠道,提高金融支持力。开辟多元化融资渠道,分散金融融资集中的风险:(1)运用主板上市、国外上市、买壳上市等多种模式,加快企业上市进程,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募集资金;(2)发展企业债券市场,鼓励帮助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发债融资。借助发行企业债券和短期融资券,向社会募集资金;(3)加大地方财政资金、国债资金投入,促进产业集群优势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通过财政贴息、技改资金及科技三项费用等扶持资金向集群内中小企业倾斜;(4)政府主导加快企业创业资本的发展,引导民间资金建立企业发展基金、互助基金、风险基金体系;(5)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业务,提高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转移信用风险,更好的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支持。(6)加快建设产权交易市场,鼓励各企业进行股权转让,通过合资、技术入股、品牌入股等多种方式,引进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产业集群升级发展。
(二)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1.鼓励发展民营担保机构,组建中小企业互助担保基金。民资担保机构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它能充分调动民间游资的积极性,真正引导部分民间剩余资金流入中小企业担保体系。此外,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出台系列优惠政策,为民资担保机构的设立提供良好服务与环境,加快发展民资担保机构。
2.加强银行与担保机构之间的调配合作。为了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要与协作银行明确责任分工,在多方而进行深度合作。另外,在开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时也应将银行的授信审查与担保机构的信用担保审查互补性地结合起来,降低对贷款企业情况重复评审的成本,以降低担保风险和银行风险,保证中小企业在最短时间内获得贷款。
3.推广建立企业联保制度,打破银企合作中的担保壁垒。目前,我市在“三台一会”和建行“联贷联保”模式基础上,探索出“中小企业信贷快车”融资模式,即企业在信用促进会注册为会员,会员自愿组成贷款担保联合体,联合体根据需求向管理平台申请贷款,管理平台依据信用促进会的信用评定意见,组织审议贷款项目,并介绍给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担保联合体中任何成员的贷款,其他成员都要承担担保责任,一旦出现风险,所有成员集体负责偿还。这种自愿组合、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机制,可以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动力。
(三)深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完善金融服务环境
1.重新定位城市商业银行的职能。2008年6月23日保定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立暨第一次股东大会成功召开,宣告保定市首家地方性股份制城市商业银行正式创立。保定市商业银行将以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民营企业、服务市民百姓为经营发展宗旨,积极参与全市的重点工程和项目建设,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大对社会民生事业的支持力度,努力为广大市民生产生活提供优质服务,继续开展好下岗职工再就业贷款工作,帮助更多的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
2.积极争取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目前我市金融机构仍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应适时大力引进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必要时可以提供政策优惠,壮大我市现有金融机构实力,引入竞争机制,构建健康有序的金融市场生态环境,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裕的资金动力。
3.继续加强区域金融合作。2007年,我市争取到河北省开发银行中长期贷款支持“中国电谷”和我市县域经济发展。同时,积极引入外资(荷兰银行)、股份制银行(华夏银行)倾力扶持中小企业。继续加强区域间金融合作,通过和其他地区的政策性及商业性金融机构合作,使我市资源实现合理配置,保证重点项目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大力发展。
(四)强化金融机构对县域经济和新农村建设的支持
第一,支持县域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首先,放松县域金融市场的进入管制。民间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间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定位于地方的中小企业和农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县域中小企业和农户资金短缺和生产经营的矛盾。应依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民间金融机构给与合法的地位,降低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有区别、有条件地培育出具有一定规模并且管理制度完善的非正规金融组织。
第二,拓展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发挥政策性金融功能。一是适应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重新整合政策性金融机构,调整其业务载体。二是延伸政策性金融服务对象,支持农业基本建设、水利和道路建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支持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支持农民购买大型农机,支持农业综合开发,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支持扶贫开发、退耕还林,改善生态环境;支持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城镇功能。
第三,整顿农村信用社,提高服务能力。一是进行产权制度创新。由于我市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现状差别甚大,广大农民群众的需求也不同,改革中可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按股份制原则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人管理,一级核算体制,建立一个集约经营、抗风险能力强、能自我约束且充满活力的农村合作金融新体制。二是进行金融创新,提高服务能力。农村信用社要立足“三农”、服务“三农”,真正树立农民增收、信用社增效的管理理念,增强其金融服务功能,根据区域农业产业结构发展规划,不断推出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农信社要积极拓展业务空间,与客户建立良好的信用关系,因地制宜的创新金融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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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财政；省管县；地方资源竞争；行政文化
前言
在省管县财政体制引起重视之前，学术界把优化财政体制的研究重点放在事权、财权的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上。之后，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的优越性让很多人开始注意起对财政体制优化的重要性。县财省管是否会引起对传统的政府架构冲突在一段时间曾是热点话题。贾康（2010）就认为，四级政府架构是解决现在省以下各级政府理不清的体制难题的一个相对好处理的方案。张千帆提出，有必要削减某些省的规模、增加省的数量。可以说，财政省管县模式即有益于地方财政体制的完善，亦利于政府层级模式改革的探索。浙江省的强县扩权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行政省管县模式的起步。实际经验告诉我们，财政模式的变化必然带来地方政府事权的变化。一级财权对应一级事权，省管县财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地方政府事权归属的变化。
一、我国省管县体制制约因素的分析
地方政府过多的事权往往导致县里的财权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倪秀英，2010）。在我国目前的事权划分基本上是固定的，即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支出、中央政府负责国防支出、外交外事和对外援助支出、武警部队支出、中央直属国有企业的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地质勘探费等，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地方国有企业的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政策性价格补贴支出、城市维护建设支出、地方公检司法支出以及社会福利支出，另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共同承担着基本建设投资支出、各项农业事业费和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文化、教育、科学和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各级地方政府的共同主要支出职责是一般公共事务、教育与社会安全，其他支出类别没有太大区别。各级地方政府没有自己的主要事权与主要财政支出，什么事都要做，财政支出分散于各个项目。由此，基本事权与财权矛盾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
（1）事权划分不正式
我国有四级地方政府，每一级地方政府的事权的背后都有相应的财权来保证事权的如期进行。但目前的情况是，事权的划分带有个人领导的意志性，上级政府可以把某件或者某些事交给下级政府去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体系的扭曲。缺乏事权的正式划分意味着上级政府有决定下级政府事权的权利，尤其是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权进一步吃紧，导致地方政府极力寻找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子来治理地方财力问题。
（2）事权划分高度重叠
黄佩华认为，重叠分工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特点，当时责任分工并不重要，因为每个单位都致力于自力更生。转轨时期，分税制财政体制还是没有清晰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而在我国行政权高度集中，官员任免权掌握于上级政府手中的情况下，听命于上级成了下级政府的最佳选择。结果，事权层层下移，各级政府都缺乏责任感，只会导致基层政府的事权繁琐，财源吃紧，最后地方公众的利益不能得到保证。事权的划分在高度重叠的情况下，只能进一步加大县一级财政支出压力。一方面，县一级官员要考虑听命于上一级的官员的财政指示，尽管这些指示往往是对当地财政的运用效用不利。另外一方面，模糊的事权划分界限，只会让背后的财权的划分变得更加混乱。正是由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事权与财权理不清剪不断的关系提供了“省管县”模式应用的可能性（缪匡华，2010）。
二、省管县财政模式调和财权与事权的矛盾
省管县模式本质上是为了解决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矛盾的一种财政模式（胡卫星，2010）。一方面处于不同行政结构的领导除了要考虑纵向的行政结构对应的同层级之间的财政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要考虑“省管县”模式可能带来的对横向行政结构的财政关系的影响。理论上，省管县的模式对政府间财政活动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政府间对有限的地方资源的竞争以及资源的运用效率来分析。县财省管不是对所有的省份都能实现的，比如浙江的省管县模式就很成功，但是如果西部一些不发达的地方实行该模式很可能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说明，省管县模式应该有一定的地方经济基础，这是因为引进不同的模式会产生巨大的改革成本，即表明会有较大的外部性产生，而往往这个外部性成本一般都由政府来买单。一般来说，地方资源的分配是通过行政手段和行政机制来协调市域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增强要素集聚，加强纵向逐级协调和管理，从而提高地方资源分配效率的。但由于各地情况的差异，其实际运行的结果并不总是达到预期的目的。同时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和事权的不断下放，基层行政结构的关系，越来越表现为空间格局上的竞争关系。决定各级地方政府竞争意识的是各行政主体的自身利益。在上下级政府之间，既有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又有经济利益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博弈关系。实际情况是，在激烈的政府竞争中，上级政府往往会凭借行政层级的高一级的优势，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尽可能向地级市倾斜，甚至通过行政手段有意识地压制县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一定的时间和区域范围内，公共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市县两级政府在地方资源的竞争中一定程度上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周家富，王品文，2010）。省管县模式的引进可以消弭市级政府在地方资源的分配中对县级财政的“挤出效应”。
三、从浙江省看省管县的困境以及破解招数
浙江省是探索实行省管县体制改革的行动者。浙江省很清楚地认识了自身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不断坚持和完善省管县的财政体制、逐步理顺省、市、县政府之间的财权配置，使得浙江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较为出色的绩效（王红梅，2010）。同时，依托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成熟，浙江省从实际出发，从1992年以来连续4次实行“强县扩权”，逐步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因此，浙江的省、市、县政府间的关系模式并非是典型的市管县体制，而是介于省管县与市管县体制之间的一种混合型体制模式。
（1）省、市、县政府间关系
“扁平化”行政结构是贾康一直以来提倡在地方政府施行的行政改革。省、市、县政府间关系必须摈弃传统的行政权力收放的思维定势。应当指出的是，在行政权力结构没有大的变动的情形下，政府间的权力下放只暂时解决省市县之间的竞争矛盾，因此，优化省、市、县政府的绩效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权力在上下级政府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格局，在政府间治理结构中更多地嵌入合作、沟通，形成省管县模式，改变命令控制的单一行政模式，实现因地制宜的地方治理。
（2）市场经济体制是省管县体制的经济基础
市场化的推进会引发政府权力结构的变革，这是毫无疑问的。层级政府之间一体化的行政命令体制将逐步弱化，分工合作机制的趋势增强，委托与的“市场化交易”开始替换命令与执行关系，这是行政部门应有的与时俱进之举。下级政府将由此获得更全面的管理地方事权。浙江是全国市场经济的先行地区。市场经济时代以来，浙江率先突破单一所有制结构，扶持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较早地推进国有、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的新局势。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是浙江市场化的最大特色，同时这也为省管县财政模式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浙江的民营经济首先在国有经济较为薄弱的温州、台州等地兴起。民营经济在发展初期阶段虽然只是拾遗补缺，而且经营流程不够规范，但是它的体制与机制优势明显。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的兴起不但极大地促进了温州经济的发展，而且带来了改革的观念，促进了政府政策的取向与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3）突破省管县的瓶颈的几种建议
虽然省管县财政模式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一模式也有其局限和瓶颈。首先，从行政结构来看，中国政府间关系的变迁轨迹、体制性困境和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优化省、市、县之间的关系必须改变单纯的行政层级增减和权力收放的传统行政模式，应该在传统的政府间以命令服从为主导的关系模式中嵌入合作的关系模式，构建合作模式。省管县模式就是其中一种。省管县模式在国内有学者对其内涵进界定（刘祖云，2007），认为它是改善政府间关系的一种新型思维框架，主张打破层级观念，建立强调权力或资源相互依赖和合作的新地方主义，其一方面强调政府间在信息共享、共同规划、联合劝募、一致经营等方面的协力合作；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强与私人部门的混合治理模式，倡导第三部门积极参与政府决策，实现地方民主治理。在中国单一制的制度格局前提下，省管县模式既要体现政治问题及重大事件上的上下级领导关系，也要体现出经济发展问题的利益共享关系，以及公共治理问题上的合作关系。因此，新的地方合作主义的政府间关系必须实现“命制”、“利益机制”与“协商机制”三者的并存与整合。
其次，要不断完善省管县财政模式。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分税制财政体制。省管县模式的核心环节在于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是理顺和规范省、市、县财政关系的基本粘合剂。“十二五”规划第四十七章建议提出，“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省管县财政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县级财政与市级财政摆到平等地位，省财政对它们采取一视同仁的财政政策，财政体制结算、各专项资金的分配（含与部门联合发文分配的资金）、资金的调度等都是由省直接到县（市），特别是转移支付给县级财政的资金无需经过市级“把关”。
最后，要注重实行激励财政政策。具体政策是：对县级财政收入超过亿元的县，实行对应的奖励政策；对贫困县和次贫困县，实行“两保两挂”补助政策、“两保两挂”财源建设技改贴息补助政策；对经济发达或较发达市县，实行“两保两联”补助政策；对地级市实施“三保三联（挂）”补助政策以及城建税超基数返还政策。
四、总结
为了积极发挥省管县模式的优势就有必要“扁平化”行政层级体制，在实行市县分治的基础上，合理划分政府间职责，确立以县为主体的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责任体系，完善责权利相统一的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包括政府间公共服务的财权配置机制、监管机制和评价机制。同时，还应优化区域发展的空间布局，调整省级行政建制，缩小省级行政范围；加快乡镇体制改革，理顺县乡关系，进一步为省管县的功能提供条件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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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特色文化产业;产业集群;区域经济;文化品牌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5-0028-03
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也预告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的到来。十七大报告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等论述,为全国各地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重要思路。许多地方开始发掘特色文化资源,培育特色文化产业集群,这也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亮点。
一、特色文化产业集群与经济发展
(一)传承区域特色文化
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在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中也蕴藏了丰富多彩的地方和民族亚文化。这些亚文化为区域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建设提供了文化资源,使区域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建设有“根”可循。而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又为区域特色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建设区域特色文化产业群,把市场化和产业化机制引入地方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之中,将使区域特色文化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二)打造区域特色文化品牌
许多地方的特色文化本身就具有品牌效应,如安塞腰鼓、南阳玉雕等,但这些文化品牌在发展中往往未被很好利用。特色文化产业集聚,有利于打造更具影响力的区域特色文化品牌,形成“区位品牌”效应。企业的整体力量的汇集,会形成乘数效应,产生1+1>2的效果。同时,在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内,企业的自律意识会不断增强,那些从事有损于品牌发展行为的企业将被驱逐,从而维护特色文化品牌的声誉。
(三)汇集区域多种资源
产业集聚有利于技术、管理知识的交流和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利用。在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内,对传统工艺的改进,对创新技术的应用,对科学管理方法的使用,都会对其他企业产生示范效应,从而迅速得到推广,也促进了人才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而由于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产业链不断延伸,专业性外部服务业和配套设施会在产业集群中快速发展,为企业服务的物流、中介、技术研发中心、金融等服务行业能够相对集中,并有合理的经济回报,配套设施也将会日益完善[1]。
(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文化企业规模过小且比较分散,产业发展模式还在探索之中。建设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一方面,通过对区域特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整合地域文化资源,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塑造和树立区域特色文化品牌,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提供给市场;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有效提升国内消费需求,而特色文化产品符合区域内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品味,必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2]。
二、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支持多而不实
在市场经济日益完善和成熟,人们的文化消费空前增长的条件下,文化产业所面临的政策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但却并不乐观。许多地方认识到了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划,为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绘就了蓝图。但是,这些政策和规划往往是宏观或者战略层面的,需要有具体政策措施来保证其实现。而在实际中,许多地方缺乏可操作的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往往停留在口头和宣传上。
(二)产业集群实力不强
特色文化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利用特色文化资源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经济效益明显,但大多分散经营,没有进行资源的优化组合,影响了资源利用效率和经营规模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集群整体意识的淡薄,“聚而不群”现象普遍存在。在我国的产业集聚内部, 企业无论大小, 基本都是“五脏俱全”, 即各自独立完成产品开发、原料采购、产品加工和市场营销等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开发设计能力弱、技工和人才严重短缺、质量提高缓慢、创新能力弱、产品雷同与企业同质化现象突出、同业无序竞争和内耗严重、缺乏品牌意识、管理水平落后等问题在产业集群中普遍存在[3]。特色文化企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这些问题也普遍存在。
(三)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日益强烈。第一,许多地方的特色文化产业虽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还只是单个行业、同种类产品的发展,没有有效地发掘和开发旅游衍生品、工业衍生品,特色文化产业的市场价值和巨大的潜力没有得到有效地发挥。第二,价值链整合度不够,产品结构单一,产业关联度低。企业之间关联性不高,难以形成依靠各自具有的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环节相链接起来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第三,特色文化产品的生产、研发、推广一体化并没有真正形成,很多地方的特色文化产业集群还只是产业链的一个层次,其中的企业和经营者的眼光还停留在特色文化产品上,没有认识到产业链集群优势[4]。
三、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
(一)更新观念,完善文化产业政策
要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和服务观,必须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在党和国家大力提倡发展文化产业的形势下,各级地方政府在制定好本地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应全面出台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系列配套政策,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加大政策扶持。要充分立足丰富的特色文化资源,迅速实现从“花钱文化”到“文化赚钱”的观念转变,变“包袱”为财富。要从企业征地、融资渠道、人才安置、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倾斜,鼓励、引导、规范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
要树立开放意识和市场观念。开放意识,就是在坚定的走特色化产业发展之路的同时,大胆地“引进来”和“走出去”,敢于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及一切先进的文化管理经验与科技手段为我所用;同时,对本地特色文化在继承中开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条件,促其走出区域,开拓国际市场。市场观念,即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运作,使之成为以文化经营为主要内容,以满足大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宗旨,以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为目的的一种生产,通过这种特殊的经营手段最终做到两个效益的协调和统一。
(二)整合特色文化资源,优化资源配置
特色文化资源是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基础和依托。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每一个区域都有很多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特色文化。但是,在这些特色文化中,有些是可以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有些就只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发掘和保护。因此,要对现有文化产业进行规范运作,完善功能,不断做大做强。在充分尊重企业自的前提下,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兼、购、并等形式,帮助条件成熟的特色文化企业实现战略重组,推动文化产业向集团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对发展中的中小特色文化企业进行鼓励、支持和扶持,形成大中小文化企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格局,满足不同消费群体对不同层次文化产品的需求。
要整合特色文化资源,使各种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可以按照文化、旅游、经济三结合的新思路,搞好多种文化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例如,甘肃省庆阳市从2002年开始连续举办五届的“中国庆阳香包节”,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在此基础上,该市以民俗文化产品香包为龙头的民间刺绣、剪纸、皮影等,正在向各个民俗文化领域延伸,覆盖到与当地特色文化相关的各个方面和全市8县区,从业人员达10万人以上,被国家和省命名为“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专业人员达120人,专业公司86个,年创造产值达2 000余万元,累计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年上缴税收200多万元,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和国外许多国家与地区。并且使相关产业,如旅游、文博、会展、节庆、信息、交通、服务等产业得到更快发展,间接经济效益十分可观[5]。
(三)创新思路,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
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一要注重实施个性化或差异化战略,因地制宜,依托本地独特的资源禀赋将文化产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个性化、差异化,使之在整个产业范围内形成独有的品类,以避免重复以及由于重复而导致的恶性竞争,并对竞争对手形成难以逾越的“进入壁垒”[6]。二要强化创新意识,避免盲目跟风、追赶时髦而落入战略雷同的陷阱,通过创新突现并优化产业个性,充分放大文化产业经济与社会价值的增值效应。要正确处理艺术创作中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的关系,调动、保护和发挥好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创作出更多富有时代气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
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特色文化产业“精品工程”。任何产品要取得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必须成为叫得响、立得住的精品,特色文化产品也不例外。因此,发展区域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必须树立精品意识,大胆进行艺术创新,努力创作出具有时代特征又符合审美需要的文化精品,最终形成市场占有率高的知名文化品牌,发展强势文化产业,成为创造社会财富新的源泉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四)不断壮大产业规模,提高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
特色文化产业的规模对特色文化产品和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很多地方的特色文化产业竞争力不强,产业集中度不够,缺少规模化、实力强的文化产业集团,使丰富的文化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利用,无法形成强有力的文化品牌竞争优势。应当根据区域经济特点和文化资源的集中程度以及产业链的关联效应,加大对特色文化支柱产业的投入,加快组建具有规模优势的特色文化产业集团,尽快形成文化经济的生产和竞争能力[7]。
实施人才战略,为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加强宣传,在全社会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打破文化人才流动中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身份的界限,促进文化人才在不同地区、部门、行业之间有序、合理的流动,实现文化人才资源社会化、资源配置市场化[8]。要重视人才的使用和培养,抓好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发挥好民间艺术工作者的作用,通过培训进修、专家讲座、考察学习等多种手段,大力培养年轻艺术人才,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后继有人,不断发扬光大。着力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复合型文化人才,突出业绩效益取向,按岗选人、竞聘上岗、奖优罚劣,建立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发挥才智的竞争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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