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2 09:38:1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乡村振兴的困境及对策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江苏省农村电子商务；现状；问题；对策
2014年以来，江苏省级财政商务发展资金已投入1.2亿元，用于农村电商发展。江苏省为了加快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2017年8月14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全省大力发展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全面推进“一村一品一店”建设行动计划（2017—2020年）》（苏政办发〔2017〕112号），进一步释放农村电商发展的活力，将江苏省农村电商发展推向新的，电子商务在农村开花结果，成果喜人。
一、江苏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一）农村电子商务高速发展，收效显著，位于国内领先地位
近几年来，江苏省农村电子商务飞速发展，形成了以地方特色农产品驱动和传统产业衍生驱动的农村电商模式，在经济产值、示范建设、拉动就业方面效果突出。截至2017年底，全省网上活跃店铺87万家，在“淘宝”（包括“天猫”）平台的县域活跃店铺23万家，其中农产品网店15万家，农村电商规模达到879.4亿元，其中农产品电商规模达到360亿元。江苏省拥有7个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同时还创建了28个省级电商示范县、125个省级电商示范镇、310个省级电商示范村、50个乡镇电商特色产业园（街）区。电子商务激活农村资源，推动县域经济转型，演绎农民变网商、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乡村振兴景象。数据显示，2017年江苏省农产品网络销售直接带动农民就业超过260万人。阿里研究院统计显示，江苏省淘宝村数量已增加到262个，在全国位列第三，遥遥领先。
（二）农村电子商务百花齐放，呈现多元化发展形态自2013年后，以电商村为代表的农村电子商务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零散分布到集群化发展，江苏各地农村电子商务依托地区资源优势，呈现百花齐放、多元化发展形态。有依赖地方特色农业资源发展特色农产品电商，如沭阳花木电商、阳澄湖大闸蟹电商等；也有依赖于当地手工、工业、贸易资源优势发展的工贸型电商，如南通家纺电商、扬州玩具电商、常熟服装电商、舟山核雕电商、东海水晶电商等。
随着农业多元化发展态势，以乡村旅游、农业生态观光、采摘体验的农业旅游观光电商发展迅猛，尤其是苏州借助当地旅游资源优势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民宿、生态观光、采摘等服务电商的发展，如苏州太湖东西山旅游、阳澄湖莲花岛、旺山生态旅游等。另外，以沭阳、睢宁电商村的发展，也拉动了当地农业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
（三）参与主体越来越多元化
目前，随着农村电子商务开展的不断深入化，江苏省农村电子商务主体不断多元化。由原来以农村农民网商为主体的模式，逐步拓展到政府力量引导，“阿里”“京东”“苏宁”和供销社、邮政及地方平台服务商共同参与的生态化电子商务模式。
2013年前，基本上是以自发新农人围绕“淘宝”“京东”“天猫”平台开展的电子商务模式。
2014年开始，“阿里巴巴”的“千县万村”、“京东”的“千县燎原”计划相继推出；“阿里”“京东”“苏宁”建立地方服务站，推动农村电商发展。
2015年，江苏省供销总社和江苏邮政的供销e家、邮乐网加入农村电商阵营。
2016年，以地方电商平台中国蟹库网、生鲜食行及农产品平台相继成立或深度发展，围绕农产品上行、物流、人才、金融、新零售等方面推出一系列举措，持续推动地方农村电商发展。
2017年底，江苏邮政已建成县级电商运营中心57个（一县一中心）、乡镇（社区）电商服务站2099个、“邮乐购”加盟店26124个，农村电商运营团队人员达2381人。全省立足“邮乐网”开通地方馆26个，上线运营农产品项目2000余个，涉及624个行政村。
2018年4月27日，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苏果超市、先农电商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三者将共同打造服务城市社区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全新电商模式，促进城市社区农产品消费升级与农村农业的供应链升级。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不仅为农村电商的发展开拓了更多形式和渠道，同时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生态保障。
二、江苏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与处于领先地位的浙江、广东尚有差距
尽管江苏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迅速，收效显著，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农村电子商务方面与浙江省、广东省相比还有一定差距。阿里研究院2017年度淘宝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份，浙江省淘宝村数量为779个、广东省淘宝村数量为411个，分别是江苏省淘宝村数量的2.97倍、1.57倍。其中，在电商创业最活跃的淘宝村前10名里，广东省占据5位，浙江省占据4位，江苏省仅有1位。在十大淘宝村集群中，浙江省占据6席，江苏、广东分别占据2席、1席。综合分析看，这一方面是由当地产业基础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由地方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原因。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2017》显示，从规模、成长、渗透、支撑4个维度看，尽管江苏、浙江、广东都位于全国电商发展的先导区域，但是在综合排名上广东、浙江位列第一、第二，江苏综合电商发展水平却位列第五。无论从规模指标还是成长指标、支撑指标来看，江苏省电商发展水平与广东、浙江相比有明显的差距。
（二）区域内农村电商发展不均衡
单独看江苏省农村电商发展情况，可以发现该省农村电商存在着明显的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总体表现为苏南地区农村电商发展整体领先于苏北地区，而以徐州睢宁、宿迁沭阳、苏州常熟为代表的农村电商明显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苏南区域由于经济基础好，整体农村在第三方平台（“淘宝”“天猫”“京东”）电商已取得不错的收效，在农村配套电商物流、培训、产业园环境上优势明显，并且已出现了一些运营良好、收效显著的独立电商平台，如生鲜食行、中国蟹库网、飞果网等，而苏北地区绝大多数农村电商还处于在在第三方电商平台初期发展阶段。当然从发展典型的角度看，徐州睢宁、宿迁沭阳、苏州常熟农村电商发展处于江苏农村电商的绝对领先地位。尤其是睢宁和沭阳，从地方政策支持、配套电商环境、农村电商产值看，其在全国农村电商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2017年阿里研究院淘宝村发展报告显示，在绝对的淘宝村数量上看，宿迁、徐州、苏州占比达70％以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三）农村电商面临电商生态、原有产业体系升级
从电商发展的终极情况看，所有电商发展终要经历人才、物流、金融、产业链升级等共同问题。由于江苏省农村电商发展在国内相对领先，因此农村电商发展遭遇的问题也相对较深。
第一、在经历了初期国内电商红利期粗放式发展后，地方农村电商发展面临的产品低端化、同质化，价格战恶性竞争等问题突出。与此同时，地方低端产业无序发展、重复建设、结构供给能力不足、产业链上下游研发和营销策划、品牌包装能力薄弱，造成行业增长乏力、经营下滑。
第二、在经历广泛的电商政策、产业政策推动后，普适化的电商扶植措施带来边际效应已接近尾声，以前宽松的产业园优惠政策、普及性的人才培训措施、物流、金融支持政策已不能满足新阶段农村电商发展的需要。
第三、移动、社交电商时代到来，固有的PC时代的电商流量思维、产品思维已不能满足当下移动互联网群体需要，农村电商经营需要新思维、新手段、新方法。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在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有电商意识薄弱、网络运营能力薄弱等。但一旦发展到后期阶段，则会出现一些深度问题：受人才、物流、资金限制造成的电商生态未能平衡发展，成本提升效益下降；受产品开发、品牌包装、供应链深度运营限制造成的产业发展“瓶颈”，呈现低端恶性竞争；农村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地方自然和经济生态遭到破坏，缺乏可持续增长性。这些问题无论是在江苏省电商发展相对较慢的区域，还是在徐州睢宁、宿迁沭阳、苏州农村电商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三、江苏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策
南京大学罗震东教授在分析淘宝村消失现象时说：淘宝村有增长就有消失，消失的原因主要在于进一步发展受制于三个困境：一是过度竞争导致的产业内卷化；二是弱管制力下乡村空间建设失序；三是公共服务设施缺乏带来的供需矛盾。
江苏省农村电商尽管发展快速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与浙江、广东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还存在整体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而更为深层次的是电商思维和手段更新、电商生态体系的协调发展、地方产业的升级换代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采取有效解决对策。
（一）对内开展经验交流、互助帮扶，拉动江苏省整体区域电商快速发展
沭阳农村电商模式、沙集农村电商模式、苏州常熟电商模式在国内农村电商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它们不仅是农产品电商、工贸型的典型代表，同时也完整地经历了电商发展过程中的政策推动、人才培养、产业园、物流、配套服务环境的发展问题。尽管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尚有新问题不断出现，但是作为国内的“带头大哥”，在各方面的行为举措还是值得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借鉴和学习。
第一、建立以政府部门牵头集地方相关领导、社会组织、农商户三级联动的交流互助组织，定期开展交流、参观、学习、互助帮扶活动，通过交流学习、定点帮扶，将一些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行为举措真正落在实处。
第二、学习睢宁电商精准技能培训的经验，将电商培训真正贯彻下去，将贫困人员作为重点培训对象之一。通过培训帮助有电商创业就业意愿的贫困户掌握电商创业技能、提高操作能力，再引导其参与电商创业就业，根据创业人员的现实情况和需求进而有针对性地实施精准分类培训。
第三、借鉴沭阳电商用人的策略，一方面优化乡村领头人队伍结构、提升素质，实施“金种子”乡村人才集聚培育计划；另一方面，建设返乡创业青年人才数据库，为他们提供技术、资金、政策等系统服务，推动他们成长成才，为真正的解决人才问题探索可行之道。
（二）规范市场、引导产业升级换代，促进电商生态健康成长
第一、规范市场。强化地方电商监管体系，对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电商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对恶性价格竞争、侵犯品牌、知识产权的行为予以严厉惩处，营造地方产业、电商环境诚信合法经营的环境。
第二、引导产业升级换代。严格管控审批低效重复的产业投入、产业建设，有效利用电商由营销端向供应链、产业链的拉动效应原理。引进先进科研技术，领先设计、营销策划、品牌包装人才，在资金、审批、税收方面给予优惠，促进研发端及营销端升级，提升产业附加值。优化生产结构，引进现代化生产设备、管理模式，采用全自动滴灌、机械化施肥、物联网检测等技术，提升生产能力、优化产品供给结构，提升产品供应端的保障能力。同时，积极响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一主多辅”产业，以主产业为龙头，拉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加工乃至电商服务产业配套协调发展。
第三、加强地方公共设施建设，为引进人才、稳定企业正常经营创造良好的环境，包括地方医疗、教育、社保、行政服务、社会治安、社会道德等。
（三）外引内培，倡导新型的移动、社交电商模式
当下，在国内电子商务市场份额中移动电商的交易比例已达到70％以上。与此同时，随着移动电商崛起，移动端以微博、微信和“今日头条”“快手”“抖音”等移动端应用的社交模式用户基数庞大，“拼多多”“云集”等社交电商、微商模式异军突起，逐步成为未来电商发展的主要模式。而江苏省农村电商主流大多是建立在以“淘宝”“天猫”为主的第三方平台的传统电商。在新的电商形势下，江苏省农村电商要继续保持迅猛的增长态势，就要不断地迎接新事物。
第一、筛选出江苏省优秀的移动电商、社交电商应用商户予以评优评先，鼓励优秀的经营商户进行各地交流沟通，宣传推广，树立移动、社交电商发展的优秀典范，引导广大网商学习。
第二、引进国内优秀的移动、社交电商服务机构和人才，入驻当地电商园区。鼓励并培育当地优秀的移动、社交电商服务机构，提升当地电商服务能力，为商户顺利开展移动、社交电商创造环境。
第三、鼓励高校和当地培训机构，培养、培训能够满足移动、社交电商运营和新媒体运营推广对新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为当地移动社交电商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
（四）与知名互联网平台合作，引导农村电商发展尽管电商形势发展日新月异，但是总体看无论是以前的PC端电商时代，还是现在的移动电商、社交电商，乃至新零售的时代背景下，未来电商的发展一定是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无论是销售端数据、流通端数据、生产端的溯源数据，及时掌握大数据动向不仅有利于把握市场动向、建立市场诚信机制，同时对探索新型经营模式、电商转型新型零售模式都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第一、政府机构和相关协会可建立专业的部门或委托相关高校和科研服务机构，及时关注、梳理农村电商相关数据，收集相关互联网数据、建立模型，即时跟踪并进行分析，用于指导日常工作。
第二、与当前主流的农业电商平台和互联网公司如“阿里巴巴”“京东”“生鲜食行”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享相关领域数据库，共同做好市场和市场引导工作。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农村；经济学；集体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管理机制；财务管理
2021年11月8—11日，随着党的六中全会召开，我国在农业经济管理方面的相关政策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在农业管理方面，会议明确了要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做好新时代的“三农”工作，认识“三农”在“两个大局”中的历史使命与战略地位。在新形势下，既往的农村经济管理模式已不适应新时代要求，必须随着政策要求动态优化农村经济管理机制。
1农村经济管理的主要类别与工作方针
1.1农村经济管理的主要类别
农村经济管理主要包括3类，分别为大规模企业带动形式、农业合作社共同参与形式、个体经营方式，具体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大规模企业带动形式。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必然催生出涉农企业，具备指引当地农业市场农产品销路的效果。若能由政府指引，充分发挥大规模企业带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能有效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大规模企业与农村生产大户之间建立双向联系，如组成“农产品”协会组织，该组织能促进当地农业资源的流动，发挥涉农信息共生共享的效果[1]。第二，农业合作社共同参与形式。农业合作社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对农业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明确了农业合作社的管理范畴，包括农畜、树木、土地等资源。农民通过参与股份合作，可享受到资源集中管理带来的福利，利于发挥参与个体、整体利益最大化。第三，个体经营方式。所生产的农产品归生产个人所有，以个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为基础。从组织形式上看，生产经营渠道灵活，且未受到其他管理者的约束，可充分发挥生产优势[2]。
1.2农村经济管理的工作方针
第一，落实农村财务管理工作。以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现状作为问题切入点，构建适配度高的农村经济管理方案。采取民主型管理模式，加大培养优秀农业经济管理人才，以寻求农业发展与财务管理之间的平衡点。第二，建立农业产业化管理模式。以当地农村发展特色为切入点，鼓励当地企业及文旅集团参与其中，创造出农业产业化与旅游产业化的管理模式。此外，为农民开展农业相关知识与旅游相关知识培训讲座，提升农民文化知识水平。第三，合理利用土地承包制度。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为管理核心，在符合国家政策要求条件下，制定兼顾农民与国家利益的土地承包制度，发挥土地的创收价值。第四，减轻农民经济压力。以减轻农民上缴的农业税收额度出发，通过建立健全农业税收体制，建立“专事专办”的奖励制度与农业支补制度，旨在解决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遇到的问题，充分发挥管理制度的作用，增加农民经济收入[3]。
2制约当前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健全的相关因素分析
深入开展新阶段农村改革工作，做好顶层设计与总体谋划工作，通过细化分析农村经济管理机制尚存的问题，能够重点改革经济管理环节，进一步健全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工作的外部力量有待进一步加强。第二，“三资”管理制度尚待健全并严格执行第三，财务管理理念过于传统。第四，尚未建立畅通的财务资源配置渠道。第五，尚未建立完善且符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体系。
3新时期农村经济管理预期发展趋势研究
3.1以数字化管理推动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质效
未来国家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向着财务管理信息化、资产管理动态化、分析预警即时化的方向发展。未来农村集体数字化管理工作更加趋于完善与规范，将有更多的村级管理部门引入农村经济数字管理系统，实现农业人员信息百分百录入、银行信息百分百开通、农业支补发放百分百到位、账本初始化百分百完成的效果。
3.2更加重视精神效益与团队合作的价值
在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要重视团队发展的力量，在此期间，团队的个体之间需要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反思、不断探索、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共谋发展。
3.3生产导向逐步发生变化
当前的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经济形势更加倾向于数字经济，传统生产管理模式中以技术为生产导向，如今转向以消费者需求为生产导向。通过了解生产导向具体转换的特点，可影响农村经济的市场分析与调研工作，有针对性地发展相关产业，这也是未来农村经济的发展趋势与发展走向。
4新时期优化农村经济管理方式的可行性路径分析
4.1提升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认识
提升认知是促进农村经济管理的第一步。只有思想认识提高了、到位了，管理工作者的行动才会自觉。第一，客观分析当前农村工作管理现状，针对性指导并开展管理工作。通过分析当地农业发展现状，合理规划不同领域的投资管理工作。结合自身专业经济学知识、农业学知识及市场学知识，对资金、物力及人力进行投资，使农村经济发展符合客观需要[4]。第二，加大农村经济管理的推广力度。通过提升当地农民对经济管理工作的认知，从群众角度获取经济管理工作的支持，为农民利益与现代农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2大力引进农村经济管理人才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当前我国正处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若想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有人才的支撑。建议从如下几个方面引进人才。第一，制订吸引人才回乡的相应政策。结合城镇对创业者的补助计划，制订更能吸引乡贤回乡创业的计划；鼓励外出务工者能回乡就业，为当地创造GDP，针对回乡就业单位难以落实的，由政府为其联系好工作单位。第二，开展专职农民建设工作。由政府主导，定期开展经济、农业、技术相关方面的知识培训，旨在培养出擅长经营生产、了解专业技术与热爱农村的新时代职业化农民。通过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方式，达到生活富裕、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目标，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4.3建立健全农村经济管理体制
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正随着时展而发生变化，在发展过程中，相关学者认识到，过于固化的传统经济管理模式限制了工作开展的深度与广度。在管理内容上，缺乏一定的灵活性，从而使得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发展陷入瓶颈。通过从管理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农村管理体制。具体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合理把控经济管理整体发展方位。农村经济发展与城镇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共性与不同，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以促进农业发展为主，而城镇经济发展模式以制造业、工业等能够创造经济利益的行业为主。现如今，城乡一体化的进程逐步加快，为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当前的农村经济管理模式应与城镇经济管理模式相结合，例如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与“三农”创业创新措施并举，发挥城镇优质经济管理资源的辐射作用，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推动力。第二，构建科学发展目标。相较于城镇，我国农村农业基础资源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零散化现状，无法进行统一管理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科学管理的关键性问题。若想进一步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可通过组建产业发展联盟，促进集体资源共享。在横向产业上，更要发挥出“全产业链”的特点，由一个行业带动多个行业发展。根据每年国家对农业政策的不同，修正并制订使其能科学发展的目标纲要，这样才能真正保证经济管理朝着科学化与规范化的方向发展[5]。
4.4创造数字化的农村经济管理方式
以数字技术为依托，达到提升农村经济管理能力的效果。例如打造农村信息交互平台，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放在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百家号及官方网站中，发挥群众监督的力量，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4.5加大力度发展当地特色文旅资源
以因地制宜的理念，加大特色农业经济资源的开发力度，有助于为农民提供全新的创收渠道。以民间工艺（剪纸、年画、刺绣）、历史渊源（重大历史事件、名人事迹）、民俗节庆（客家艺术节）、地方饮食（梅州菜、地方菜）、地方曲艺（地方剧、山歌）、地方建筑（寺庙、城池、桥梁）等不同角度对当地特色文旅资源进行开发，并对文旅资源不断创新，保持产品持久的吸引力。
4.6加强集体资金管理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关乎农村社会稳定性的关键问题。随着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当前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管理的财务关系与管理内容也发生变化[6]。对此，如何建立健全集体资金管理制度，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第一，提升财务管理工作开展水平。针对集体经济中所涉及的投资监督与筹资管理工作内容，应对此方面内容展开细化管理。以减少税收风险、强化成本意识的形式，进一步将财务管理、财务分析与财务预测工作做细、做深，并将工作的开展水平纳入激励机制与绩效评价的范畴中。第二，构建新型经济管理理念。可建立以资金管理为中心、以财务公开及民主理财为主、以数字化处理为主的财务管理理念，提升财务管理的价值管理性特点。第三，管理模式规范化。将各村级收入每月汇总1次，并保证所获取数据的真实性；合理制订农村集体资金管理的实施办法，例如属于集体的专项资金必须保存在专门的存款账户中。针对专项资金的使用及转归，应在会计分录中明确体现；严格控制各村的非生产性支出情况，根据各村庄的经济规模不同，对每个村庄非生产性支出的上限进行界定，在合理范围内适当减少办公室支出费用、招待费、差旅费等投入资金量。
4.7构建新型农村产业链
农村产业链的形成需多方协作，方可形成管理闭环，发挥管理效能。通过建立农民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有助于提升双方的经济效益，最终可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建议从如下几个角度构建新型农村产业链。第一，创新农产品的营销方式。借助抖音、快手、淘宝等网络直播平台，对农产品进行营销。相关企业可通过打广告的形式，提升农产品的市场价值，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第二，建立农产品营销平台。以增加农产品销路为出发点，使农产品处于自由流通状态。例如在实际工作中，可建立商品配送平台，促进当地合作社与企业间的合作，实现农产品自产、自营、自销的效果，减少中间商赚差价的现象。在日常工作中，应充分预估未来农业农村管理工作面临的困难与风险挑战，分项目、分类别、分行业细化发展，可以切实提升农业经济指标。
4.8建立健全农村经济管理制度
以转变、拓展、提升为战略，建立健全农村经济管理制度，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高农业科学技术的转化能力与创新能力，提升农民自我发展能力与安全保障能力水平，提升农村人口素质，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第二，要把农业产业以及农业产业的功能与市场相结合，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促进农村产业的发展稳定性水平。第三，转变农业发展理念，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转型。例如合理分配农村劳动力资源，让更多富余的劳动力资源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经济效益。减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以政策的形式让更多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家乡。改变农业资源利用模式，将其转化为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5结束语
在党的六中全会背景之下，国家农业农村部对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全新要求。农村经济管理者应以此为契机，认识到制约当前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健全的相关因素，分别从加大对集体资金的管理力度、重视技术创新、建立健全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提升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与提升农民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认识等多角度出发，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提升为科学化的管理系统，更科学地指导农村经济发展，从本质上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让农业更好地造福于人民。文章虽提出了现阶段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与针对性解决策略，但仍需认识到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改变，在落实任何一项策略过程中都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在及时修正、及时整改的工作方式下，才能真正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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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泗州戏的艺术起源及特征
泗州戏源于苏北海州一带，本是当地农民以“猎户腔”和“太平歌”等民间曲调即兴演唱的小戏。传入皖北后，在相当长的时期，泗州戏主要是艺人串门卖唱，早期表演形式非常简单。最初是一个人的自打板自演唱，或自拉琴自演唱。从说唱乞讨，到坐唱地摊，再走上舞台。在不断吸纳当地民歌小调、劳动号子和琴书、花鼓、鱼鼓等多种地方艺术营养的基础上，泗州戏经过艰辛曲折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丰富的戏曲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已成为皖北文化沃土上一朵鲜艳的艺术奇葩。
在唱腔上，主要是“怡心调”。由于受戏曲程式化条框的束缚较小，泗州戏的唱法非常灵活，各人唱法互不相同，甚至同一演员唱同一段唱词也不加规范，可以自由发挥创造，要求伴奏“跟着演员的演唱走”。在板式上，主要是“连板起”。乐队奏主音后，演员无节奏吟唱，唱到连板起结束时，加个“嗯”字拉腔。这是泗州戏的精华之处，也是衡量演员的重要标准，没有一定演唱功力和舞台经验的演员是很难完成的。在伴奏上，主奏乐器是“柳叶琴”，俗称“土琵琶”。柳叶琴响亮、粗犷、热烈，颗粒性强，遇到演员边唱边说、说中夹唱时，弓弦乐器很难完成，而弹拨乐器的柳叶琴就能充分发挥优势，这是泗州戏艺人经过长期摸索、探求的结果。在舞蹈上，主要是当地的“压花场”。这是泗州戏特有的舞蹈形式，载歌载舞，质朴爽朗，刚劲泼辣。无论是音乐律动、身段步法，还是表演形式，都与当地的花鼓灯（花鼓）及民间歌舞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
泗州戏从诞生之日起，就真实反映皖北人民的生存状态，充分表现当地群众的理想愿望，充满浓郁的淮北乡土气息，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喜爱。
二、泗州戏的生存困境及成因
泗州戏虽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并不意味着就已受到很好的保护，目前，泗州戏像许多地方戏曲一样陷入市场萎缩、人才流失、创新不足、素质下降、媒体冷落等不景气状态，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首先是时展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过程中，随着现代传媒的普及和文化娱乐方式选择的多样性，加之主流文化艺术及大剧种的冲击和挤压，泗州戏与现代社会渐去渐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其次是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当代人的生活节奏、精神情感、思维方式等与以前有着很大差异，传统的艺术形式无法满足审美要求越来越高的观众。泗州戏以善演生活小戏见长，在处理大型的历史剧和复杂的现代戏方面，无论是演员素质，还是剧种自身形式都很难胜任。程式化是戏曲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和美学特征，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美体现在唱、做、念、打、舞、翻等诸多程式化动作上，由于泗州戏缺乏严格的程式化训练，舞台表演显得简陋粗糙，功力不足。加上演员多是农民出身，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文化素质不高，演身边的生活小戏得心应手，生动活泼，但如果遇到复杂的角色和剧情时，处理起来就难免浅陋稚拙，捉襟见肘，无法适应现代人的欣赏水平。泗州戏的演出市场主要在乡村，为了吸引和迎合观众，演出一些庸俗、媚俗，甚至低俗的节目，插科打诨难免有不文明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这种戏曲的传播和推广。再次是剧种应对市场的滞后。面对多元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泗州戏自身创新无力，反应迟钝，传统的管理模式和体制与时代的发展格格不入。当前，泗州戏的演出主要是靠民间班社和专业剧团。民间班社主要活跃在乡村，规模一般较小，演员素质较低，演出层次不高，为了赢得观众和市场，只能是歌舞与戏曲节目交替演出，很难担当传承和发展泗州戏的重任。专业剧团主要演出在城市，但长期以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排戏为评奖”，严重脱离广大观众的口味和喜好，市场越来越小，不可避免地造成整体演出水平的下降。
三、泗州戏的创新与发展对策
地方戏曲的保护与发展复杂多样，不能用同一模式和标准去规范，要避免出现个性风格、地方特色淡化和剧种趋同的现象。所以，泗州戏创新与发展要立足剧种自身特点和发展现状，充分发扬其地域文化特点、戏曲剧种特色，充分彰显其个性魅力和艺术价值，探索具有针对性强的发展举措。
一是剧种本体的保护与创新。地方戏曲的保护与创新，首先要充分发扬剧种的地域特色和个性特征。泗州戏要充分挖掘整理传统剧目，从传统中汲取养分，继承和发扬贴近民间生活的趣味化娱乐性特点，质朴自然、重情趣的表演，独特的“压花场”舞蹈形式，别具一格的戏曲唱腔。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我们在尊重和传承泗州戏传统艺术特色和风格的同时，还必须广泛吸收各种有益的现代艺术因素，对泗州戏的内容与形式进行创新。多年以来，泗州戏的演出剧目陈旧老套，优秀剧作屈指可数，基本上还是老戏老演、老演老戏，剧目的内容与时代严重脱节，无法吸引观众。泗州戏的发展首先要对泗州戏的剧目编写进行创新，题材要丰富多样，紧扣时代的脉搏，内容要充分反映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情感。如近年来新创的《八月桂》、《爱心如虹》等以下岗女工如何选择新的人生目标为主题，展现新时代的女性风采，深受人们的欢迎。剧目的创作还应充分发挥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优良传统，以多创作一些优秀的生活小戏为主。同时，从长远看，还要针对自身的不足，广泛吸收其他优秀剧种的音乐语汇、表演技巧等，为创作一批大型历史剧和复杂的现代戏奠定基础。当然，这个目标的实现还需要泗州戏人长期不懈的努力。泗州戏要发展的另一重要的因素是表演形式要与时俱进，泗州戏尽管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艺术表现手段的提高和完善还有较大的空间，还需要向大剧种学习和借鉴，戏曲音乐的唱腔还可以不断丰富与创新，行当分腔还不够精细，还应适当运用独唱、重唱、合唱、帮腔等多种演唱形式来提高艺术感染力，和声没能广泛运用，伴奏配器、舞美等还有待进一步地完善。总之，要把富有个性的表演形式融入到现代人乐于接受的形式中来，以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要求。
二是戏曲人才队伍的建设。现代的竞争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文化艺术也是如此。人才匮乏，缺少领军人物，致使剧种缺乏影响力和号召力，是制约泗州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去，泗州戏演员都是靠师徒间的口传心授，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化理论的学习，理论基础薄弱，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因此，除了要发挥好现有人才的潜能，为他们提供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还要在培养接班人上下工夫，注重培养本土的编剧、导演、主演、作曲等主创人员，注重培养戏剧师资人才、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采取送出去、请进来和与院校合办培训班等方式，为泗州戏剧团培养一批发展潜力较大而又有志于为泗州戏做贡献的人才，以增强剧种实力和竞争力。
三是戏曲观众的培养。泗州戏深深扎根于皖北乡村，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剧种，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草根戏曲”的特征，舞台念白土言土语，戏曲音乐土腔土调，演出故事也是当地的土风土情，与淮北地区农村的自然、人文景观紧密相连，与当地人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活习俗息息相关，形成了泗州戏强烈的地域风格特征，深受当地人民大众的喜爱，但泗州戏发展到今天仍然只是在皖北地区的集镇与乡村流行，基本上还是家乡人看家乡戏，主要观众仍是农村的中老年人。“土”是其特点，但泗州戏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渗透到更加广阔的地区，必须大力培养和吸引不同阶层的观众，适应不同阶层的审美趣味，既有中老年人，也有年轻人，既有农村人，也有城市人，不仅要扎根农村，还要占有城市。培育观众市场是影响戏曲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没有观众就没有戏曲。注重培养新的戏曲观众群是当前地方戏曲发展的重要任务，在注重培育农村演出市场的同时，也要大力开拓城市演出市场。
四是剧种市场机制的完善。艺术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艺术的保护应该是动态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泗州戏不仅仅要保护在舞台上，保护在演员身上，更应该保护在市场中，找准艺术和市场的交叉点，探索戏曲发展的市场机制。要充分了解市场，包装戏曲，探索买点，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发展泗州戏，用市场来检验戏曲作品的品质和要素，当然，票房和市场不是检验艺术优劣的唯一标准，也不能一味迎合观众的口味，泗州戏的保护和创新要符合戏曲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艺术特征。同时，在目前文化市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一个保护传统遗产、发展文化事业的社会环境十分重要。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戏曲艺术受到削弱和挤压，只有在政府的扶持下泗州戏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泗州戏的市场化道路不是片面地将演员和剧团抛向市场，而是要坚持双管齐下，运用市场和行政两种手段来增强剧种抵御风险的能力。要积极组织泗州戏艺术汇演和泗州戏文化节等文化活动，积极举办泗州戏的论坛、讲座、培训、交流等学术活动，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在全社会营造一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环境和氛围，使泗州戏成为对地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使广大群众有机会多了解泗州戏，喜欢泗州戏。
传承与创新永远是艺术繁荣的双翼，任何一种优秀艺术品种的形成和发展都是经过长期多源综合、善于吸纳、积极创新的结果。泗州戏的发展要切实把握好保护与创新的尺度，真正做到“移步而不换形”，在传承中发展，在保持特色下创新，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地方戏曲的振兴和发展之路。
【关键词】 农村社区 老年人 精神赡养 困境 对策
一、目前我国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困境的原因分析
所谓精神赡养是指在家庭生活中,赡养人(晚辈)对被赡养人(长辈)在感情、心理等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使被赡养人从家庭中得到更多的温暖,享受家庭特有的天伦之乐。它要求赡养人关心体贴被赡养人的生活,尊重被赡养人的人格和意愿,了解被赡养人的心理,与被赡养人沟通思想、交流感情以及在处理相互关系中对被赡养人采取诚悦的态度、恰当的方法等,其核心是尊老、敬老、爱老,保证老人们晚年的幸福。
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的赡养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在社会养老、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开始实行后,农村社区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得到了一定的保证,他们对子女在经济供养方面的要求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少,他们开始更需要子女在精神上的慰藉。在实际生活中,因各种原因,漠视、侵犯老年人精神赡养权的行为大量存在,它们给老年人造成了一定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困境。
1、子女离家打工,无暇照顾父母
由于现阶段城乡之间的差距,农村的中青年人向往大城市的现代工作与时尚生活,他们放下农具离开了自己祖祖辈辈的生养之地,携妻带子进城打工经商或就读,把父母丢在原籍变成了“留守老人”。由于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迫于岗位竞争压力,使得属于弱势群体的他们难以顾及在农村的父母,和老人相聚谈心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老人的孤独感也随之增强。据调查,外出子女9―12个月才回家一次的占59.4%,而1年以上才回家一次的达21.3%,有些人甚至几年都不回家。62.9%的外出子女回家停留的时间少于半个月,54.7%的老人与外出子女的通话时间通常不超过3分钟,46.9%的老人半个月以上才和子女通话一次,还有10.0%的留守老人与外出子女之间并无任何联系,代际情感沟通和互动彻底中断,这种状况对于老年人特别是老伴已经故去的老年人,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他们常常在孤独、寂寞、思念中忧郁成疾。许多空巢老人长年累月生活在“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状态,相对生活在繁荣市景、有良好生活与娱乐设施的都市老年人来说,他们的晚年更加落寞、单调、凄凉,更加需要社会、子女的关注与关心。
2、农村家庭小型化,“重小轻老”现象严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计划生育的普及和观念的改变,农村家庭人口在减少,居住条件不断改善,有越来越多的独立活动空间和自由,传统的大家庭聚居方式已经不适应人们的需求,我国农村的家庭正趋于小型化。儿女成家之后,离开父母到城镇、市区或国外去自立门户,只留下老人独守老宅。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情景基本上看不到了,在乡村,老人虽然住在宽敞的大房子里,但缺乏当年的快乐与幸福,没有儿孙们的喧闹,生活渐渐变得无聊、呆滞,老人们在岁月的流逝中慢慢变老。《婚姻法》等规定了父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与义务,这是一条十分人性化规定,探望可以加强父母与子女的交流沟通,对于感情的培养十分有利,在爱的氛围里孩子能健康正常地成长;但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子女必须有探望父母的义务,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单向而不是双向的,一些中青年夫妇“重小轻老”思想严重,“厚幼而薄老”十分普遍,尊老不足,爱幼有余,他们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将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向子女倾斜,对孩子是无微不至,关爱有加,但对老人的冷暖需求却往往不闻不问或敷衍了事。
3、家庭关系紧张,导致赡养出现障碍
现实家庭生活中,导致赡养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多。有的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间,因分家、土地承包等恩恩怨怨相互纠缠,怨恨父母偏心;有的家庭婆媳因一些家庭琐事引起纷争,产生摩擦冲突,儿媳妇拒不赡养甚至阻止丈夫履行赡养义务;有的家庭成员伦理素质低下,他们推卸责任,只知向父母索取,却不愿尽“反哺”义务。当年老体衰的父母连最低的收入也难以保证时,许多子女把他们当作“包袱”,产生嫌弃的心理,因而把老人当做家庭负担加以抛弃。
4、偏重物质赡养,对精神赡养重视不够
在现实生活中,“精神赡养权”为人们所忽视,农村子女普遍忽略了对父母的精神关怀,重物质而轻精神,把赡养义务片面理解为物质供养,却很少看望关心老人,严重忽略了老人们的“精神养生”。他们不屑与父母对话、沟通、安慰,代际情感交流缺乏,不愿回到落后的农村老家,只在逢年过节时才匆忙回家一趟,其他时候连人影都看不到。老人们感叹与子女们见面的时间越来越短暂,次数越来越少,他们有心里话没处述说,有时间没事可打发,高兴的事情没人与之分享,痛苦的事情没人与之分担,这样的老人很可能出现抑郁症状,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并产生悲观情绪,有的甚至会产生自杀行为。其实老人晚年生活中最缺乏是听众,他们渴望被理解被关注,最怕的也不是挨饿受冻,而是精神的寂寞孤单。子女应该加强父母交流与沟通,或“常回家看看”,帮助父母做点家务,让空巢老人感到亲情的温暖,防止产生被遗弃的感觉。
5、年轻一代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两代人共同语言减少
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子女到城市里生活,成为城市里暂住或永久居民。作为“城里人”,子女们接触了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事物,有了新交往圈子,视野开阔了许多,逐步接受了城里的生活方式,其心理、习惯、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变,在思想观念、文化素质、工作目标、价值标准以及人生态度等各方面与乡村渐行渐远。而老人故土难离,不愿离开熟悉的乡土人情,仍生活在农村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没有适时调整自己,接受新事物慢甚至是原地踏步,其认知还停留在原先的阶段。特别是农村留守老人的文化水平整体很低,57.5%的留守老人为文盲,34.5%的留守老人只有小学程度;又由于年老体衰,精力减退、活动大大范围减少,他们对社会上发生的新鲜事情知之甚少。老人与子女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环境中,两代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出现了较大的差异甚至冲突, 共同语言逐渐消失,无法倾听其心声,双方对彼此的内心世界知之甚少,对对方聊天的内容不感兴趣,子女和父母的理解与对话日趋减少。
6、社区文化生活匮乏,造成老年人心里郁闷无处排遣
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单调,农村社区各种组织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重视不够,许多领导认为家庭赡养只是家务事,没有采取措施来弥补家庭赡养的不足,对缺乏能力的农村老年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多数农村社区因缺乏资金等致使老人的活动设施很少甚至没有,针对农村老年人的服务项目日趋边缘化甚至于消失了。农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没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资金、人力支持力度远远不够。诸如能为老年人提供帮助的志愿者队伍等社会组织多活跃在城市,很少能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工作,没人去组织农村老人开展娱乐、健身等形式多样的老年文体活动,也没有人鼓励、引导农村“空巢老人”走出家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增加老人与社会的接触,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更没有人去疏通老人在子女外出时产生的孤独感、心理压力及其他消极情绪,其负面效应长期积郁于心,很难得到及时宣泄,其健康和幸福感因此受到损害,农村老人抑郁症已经开始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二、农村社区老年人解决精神赡养困境的方法
针对农村老年人在赡养中出现的新问题,国家、社会、家庭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策略和关爱行动,未雨绸缪,做好预防工作,提升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的质量。
1、加强立法,完善精神赡养的制度
精神赡养在我国法律中已有所体现,但在实践中,对精神赡养的支持还不够完善,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比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中,涉及到了精神赡养的条文与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但法律法规对于精神赡养是宽泛的原则性规定,远不够系统与完善,适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具体配套实施细则基本是空缺,对于如何履行违背精神赡养的法律后果,以及司法审判之后的救济方式等方面,还都是空白。在人们看来,精神赡养更多地属于道德范畴而不是法律义务,我们应该加强对老年人精神赡养方面的立法工作,《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保护老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我们可以在这个法律中增加相应的内容,规定精神赡养的概念、内容、法律后果及其救济方式。重视法律对人们行为的引导功能以及判决的社会效果,将精神赡养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在将精神赡养从道德责任“硬化”为法律义务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进一步完善对老年人的权益保护。
2、加快农民致富速度,从源头上治理赡养问题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关系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大局。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了大量解决“三农”问题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振兴“三农”,农业得到加强,农村得到发展,农民得到实惠。但由于受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一些农村并没有完全摆脱贫困,而物质基础的薄弱往往制约精神赡养。许多农村老年人在丧失劳动能力后无固定生活来源,只能靠儿女赡养,而子女本身生活都十分困难、自顾不暇,想要赡养老人,心有余而力不足,贫困的现实使物质赡养得不到保证,精神赡养更难以落实。因此,生产力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借以从源头上彻底化解赡养问题,彻底摆脱农村贫穷的面貌,为解决精神赡养打下良好基础。政府要做好空巢老人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合法权益的维护工作,对于符合救助或低保条件的空巢老人,政府部门要及时把他们纳入救助对象,提高老人的经济水平,不给子女以沉重负担,从而减轻老人的心理压力。
3、扩展宣传深度与广度,提高群众精神赡养意识
要把精神赡养落到实处,就须在全社会特别是农村社区大力宣传、倡导精神赡养,多提倡符合时代要求的“孝道”,使精神赡养深入人心,唤起其儿女知恩、感恩、报恩的意识并传承下去。目前迫切需要加强传统美德、家庭美德和法律法规的教育,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为老年人营造和谐、美好的晚年生活软环境。各级政府和相关组织应相互配合,采取多渠道多途径多层次的有力措施,广泛开展赡养知识宣传,将普法工作深入到广大农村,使农村群众知法懂法守法,让农村老年人明白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精神赡养的先进典型人物进行表彰,在诉讼活动中应加强对当事人的宣传、教育工作,使赡养人自觉自愿履行赡养义务。对精神赡养的判决和执行,确实比物质赡养的判决和执行要复杂的多,麻烦的多,在这方面,依靠法律的惩罚,也许远不如舆论的压力和赡养人所在居委会、单位的批评与教育更有效,它能在内心深处给子女一种道德钳制和心理省察,反省自己的行为,消除隔膜,理性处理好父母子女的关系,加强婆媳之间的沟通包容。
4、注重民间调解,让精神赡养落到实处
精神赡养,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沟通、慰藉,强制执行往往对于解决纠纷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民间调解是目前解决精神赡养纠纷的主要手段之一,当老人的精神赡养请求遭到拒绝时,他们根本不会去状告自己的子女,因为这样会损毁子女的名誉。老人们往往请求有关亲戚、左邻右舍做“和事佬”,或请求当事人所在单位或村委会予以调解。赡养案件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一般系亲子关系,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走上诉讼路,解决此类纠纷的最好办法还是赡养人与被赡养人双方互谅互让,互相尊重、理解,以和为贵。因为一旦矛盾激化,判决下来老人胜诉,却有可能使本来就紧张的家庭关系变得更加不可调和,亲情遭到破坏,老人是赢了官司,却输了情感,精神上会受到更大的伤害,诉讼的最终目的并未实现。亲属、左邻右舍、单位、村委会往往对当事人间矛盾的前因后果有较多的了解,解决问题往往能对症下药,他们的居间调解,可最大限度地降低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缓和双方的矛盾,对精神赡养的实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赡养老年人有利。即使人民法院受理赡养案件时,也应当认真做好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尽量以调解方式结案,为农村老年人化解后顾之忧。金钱能执行,但感情执行不了,故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体现人文关怀和亲情审判的特点,作出有利于改善当事人关系的裁判。
5、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作用,更好保证精神赡养的实施
要解决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光靠家庭是不够的,还应当发挥当事人所在村委会等社区组织的作用。首先,他们可以引导村民在制定村规民约中加入精神赡养的内容,督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有的地方已经走在前面,例如杭州市余杭镇中南村推出一种新型的农村家庭《赡养父母协议书》,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子女的赡养关系用协议的形式进行约定,并将“精神慰籍”写入了赡养协议。该协议书由村委会统一制定,上面明确了子女对老人的供粮方式、安排居住、医疗待遇、生活费用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赡养细则。“是否经常联系、看望或关心;是否节日团聚;是否参加各类活动”等,都写在赡养协议中。其次,有关社区组织要积极培训老年活动中心的组织者,进一步加大对农村老年活动基地(中心)的投入,为老年人创造一个相互交流、娱乐休闲健身的场所和机会,增设各种文体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村老年人对文体活动的需求,丰富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让干了一辈子农家活的老农们老有所用、老有所乐,从中寻找精神寄托。再次,组织老年人帮扶互助小组,大家坐在一起,说说心里话,增长知识,获得信息,相互慰藉,相互照料,遇到烦心事自行调解,出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发觉。最后,有关组织要加强精神赡养纠纷的监督、引导、调解,加强对关系农村老年人切身利益案件的调研;并倡导志愿者以及其他个人、团体等社会力量走出城市,积极下乡,为农村留守老人提供心理服务等。
6、运用行政刑事处罚,监督精神赡养的实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地区尊老、敬老、孝顺父母等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了一定冲击,子女不孝、不养、“重幼轻老”的现象逐渐增多,很多老人的权益受到侵害。在精神赡养方面出现的问题表现主要有:子女运用殴打、捆绑、禁闭等手段暴力干涉老年人的婚姻自由;经常以打骂、冻饿等方法,对老年人进行肉体或者精神上的摧残、折磨等虐待行为;负有赡养义务的子女对老人拒绝抚养,甚至遗弃。这些行为是严重与精神赡养相违背的,我们在教育、谴责的同时,公检法机关应当坚决通过法律程序予以纠正、制裁,追究屡教不改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特别是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扩大精神赡养案件的社会效应,基层法院应开通农村赡养案件的绿色通道,坚持优先受理、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并积极给予老人诉讼费减、免、缓等有力的司法救助。为扩大办理赡养案件的社会影响力,可选择赡养纠纷相对较多的行政村就地开庭,由村委会协助组织群众旁听。对那些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被赡养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依法给予一定的刑事制裁,判处一个人,教育一村人。
(注:本文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农村社区老人精神赡养困境之原因及解决方法”课题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09B008。)
【参考文献】
[1] 汪汝学:老人也需要精神上的关爱[EB/OL].article.省略/a/2008-11-30/2952400.shtml.
[2] 叶敬忠、贺聪志:静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下,文化与产业已是密不可分,各种产业将以文化投入作为某种关键性的资源,而文化内容将会成为重要产业。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族群、每座城市、每个地方都应该重新清点自己的文化资源,善用并将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使之成为竞争中获胜的利器。随着客家运动和客家学的发展,出于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的考虑,客家地区的政府和团体也越来越注意对“客家”进行“文化经营”,因此对客家文化产业的研究也在兴起。陈世松围绕四川洛带古镇发展客家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路径问题,运用西方学者怀特的“符号学”分析工具、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具体剖析了智力、官员、政府之间的互动,并就客家文化产业的运作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2007 年在广西师范大学举办了主题为“客家文化与产业发展研究学术研讨会”,郭一丹对参会学者关于客家文化产业发展、运作模式、对策建议等相关成果进行了总结和分析。罗勇以“客家学研究的新领域: 客家文化产业研究”为主题对文化产业尤其是客家文化产业有过论述和梳理,他认为对客家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研究,是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经济的一个最好的结合点。相比大陆而言,台湾客家文化产业研究更注重实证性和个案性,成果也更丰硕,俞龙通、陈运星、刘焕云对于台湾客家人发起的桐花祭、客家美食、客家传统工艺文化分别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客家文化产业化的创意与创新性不足,总体性效果不甚理想,模仿与复制的痕迹明显,客家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未能兼顾。总的来说,客家文化产业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文化产业的重要性越来越为学术界和社会所认可,而如何进行有效而成功的文化行销就成为至为重要的课题。本文要探讨的是客家文化行销与所镶嵌的社会文化脉络,即处在客家文化运动脉络下的商品行销策略,着重从客家文化本质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嵌合上来讨论客家文化行销策略问题。
二、客家文化资本的特征
客家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分布广泛,既是一种地域文化又是一种族群文化,具有历史性、多元性、地域性、族群性等特征。客家是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方的人们迁移而成,具有典型的移民社会和迁徙文化特征。在历史长河中,客家人创造了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化。
其一,形式多样、雄伟壮观的客家民居建筑: 客家民居虽说具有很多一致性,但却因地处不同区域、与自然人文融合而形成了形式多样、别具一格的建筑风格,江西赣南以方形围屋为主,其中现在保存的以龙南县为多; 闽西则形成了令人惊奇土楼民居,其中以龙岩永定的土楼最为有代表性; 粤东地区也形成了让人惊叹的围龙屋,其中梅州的围龙屋就颇为典型。这三种建筑各具特色、互为呼应,且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完全具备了文化资本的特性。
其二,被誉为“古汉语活化石”、中国七大方言之一的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又称客家话、客语等,属于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客家方言是客家族群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也是其形成文化认同的重要元素,因而颇具独特性。另外,客家方言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语言的发音,被誉为古汉语的“活化石”,是中国语言文化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其三,绚丽多彩、悠扬动听的客家民间艺术: 客家民间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有婉转动听的客家山歌,又有朴实生动的采茶戏; 既有多姿多彩的客家灯彩,又有传统古老的剪纸工艺; 既有贴近生产生活的服装艺术,又有精湛脱俗的雕刻艺术等等。
其四,丰富多样、色彩斑斓的客家民俗风情: 客家的民俗是非常多样的,譬如赣州宁都的“闹元宵”“添丁炮”“火龙船”、福建连城的“走故事”、赣州石城的灯彩表演,还有那神秘而惊险的“打醮”等,这些民俗活动给客家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滋养。
其五,就地取材、“土里土气”的客家饮食: 客家菜与潮菜、粤菜并称广东三大菜。客家菜肴风味的形成,跟客家族群的形成是分不开的,如客家菜同样也保留着中州传统的生活习俗特色。客家菜的基本特色是,用料以肉类为主,水产品较少; 突出主料,原汁原味,讲求酥软香浓; 注重火功,以炖、烤、煲、酿见长,尤以砂锅菜闻名; 造型古朴,乡土风貌明显。
其六,质朴无华、简单明快的客家服饰: 客家服饰讲究朴素实用,宽敞简便。普遍喜穿素色,尤以蓝、黑、白色最为流行。质地多为粗布,漂蓝缎乌成衣,自织夏布做帐,也有用夏布做夏衣穿的。客家服饰充分体现了适应劳动生活的特性。
总而言之,置身于客家地区,围龙屋、土楼建筑的神奇、民俗文化的古朴庄严、客家山歌、采茶戏的悦耳动听等无不折射出客家地区文化的悠久历史与深厚内涵。由于客家文化的厚实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因此在客家的大本营地区,就有江西省赣州市、广东省梅州市以及福建省长汀县这三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积淀了深厚的文化资源,这也就为客家文化的产业化提供了可能性。
三、客家文化行销的成效与困境
正如前文所述,客家文化蕴含有丰富的文化资本或资源,那么客家文化又究竟有哪些可以切实行销出去并产业化呢? 大部分人会给出很多不同的答案,比如饮食、民居、工艺品等。笔者以大陆客家地区举办的客家文化年等活动来说明其行销内容与类型。
( 一) 客家文化行销的内容
当前大陆客家文化的行销理念一般都是以政府主导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地处“客家摇篮”的江西龙南县自 2006 年新一届领导上任以来,经过调研讨论,政府开始筹划通过打“客家牌”来促进龙南县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将2008 年、2009 年两年确定为客家文化年,并围绕此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活动可谓覆盖各个方面,分为客家文化基础工程、客家文化灵魂工程、客家文化活动工程、客家文化宣传推介工程四个大型工程,政府一次性专项资金投入了 500 万元,开展了3 个大型活动,具体代表性项目有以下 19 项: ( 1)“做文明市民、迎客家盛会”主题教育活动; ( 2) 会徽、会歌征集活动; ( 3)“艺术家村”暨“客家酒堡”落成仪式; ( 4)“客家嫂”米酒酿制大赛; ( 5) 龙南县导游大赛; ( 6)“西关
小姐---关西围屋”主题文化交流活动; ( 7)“弘扬客家文化、为奥运喝彩”龙南热线全民 K 歌大赛; ( 8)“桃源丽景---奥运婚礼客家行”活动; ( 9) 成立龙南客家联谊会; ( 10) 编印《客家摇篮》龙南专刊; ( 11) 龙南县民俗风情摄影大赛;( 12)“欢庆北京奥运、弘扬客家文化”老年活动周活动; ( 13) 龙南县美食烹饪大赛暨“十佳明星厨师”评选活动; ( 14) 大学生“龙南客家情”社会实践活动;( 15) 客家动漫与扑克牌制作; ( 16)“关西妹仔”形象大使选拔赛; ( 17) 举办“客家美食节”; ( 18)“客家风情游”及“外商金秋茶话会”; ( 19) 中国·龙南客家围屋文化旅游节等大型庆典。 从以上活动不难看出,龙南县对其客家文化进行了一个再度整合和包装的过程,其中内容有客家米酒、围屋、婚俗、摄影、书刊、菜肴、旅游等,更是添入了动漫、扑克牌、奥运、会徽、会歌等现代元素,从形式上做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这些市场运作中,很多活动已经卓有成效,如龙南对围屋的开发和保护。龙南县农村拥有客家围屋 376 座,被上海吉尼斯大世界评为“拥有客家围屋最多的县”“围屋第一县”.龙南县一方面花费大量的资金保护和开发围屋,挖掘围屋的文化资源,如凝练出了关西新围建筑文化、西昌围宗祠文化、渔仔潭围酒文化、隘背围农耕文化、栗园围官宦文化、沙坝围艺术创作文化等“一围一品”的围屋文化; 另一方面利用这些文化发展旅游业。目前“龙关线”“横黄线”两条客家围屋旅游路线发展得较为成熟,并通过举办旅游节等形式来提升自身的旅游形象和产品层次。可以说,龙南县调动了多种资源对自身客家文化的各类面向进行包装和行销。
( 二) 客家文化行销的类型
1. 政府主导主办的文化年、文化节、文化周。龙南自开展客家文化年活动以来,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文化、社会效益,吸引了不少的资源纳入。通过文化年的方式,可以比较灵活地组织、行销及宣传自己的优势文化产品,从而获得一个相对全面、多方位的行销空间。龙南县两年的客家文化年里,在政府的主导下,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做了许多文化行销的尝试,传统与现代、上与下、内与外,皆被纳入其中。
2. 客家文化园、客家文化城等的建设。赣县的客家文化城、客家文化名人公园,四川成都沙河的客家文化园,广东梅州的客家天下,福建上杭客家缘文化中心等等,都是通过建设客家文化园、客家文化城来行销自己的文化产品。
3. 政府主导的旅游景点开发。龙南围屋的旅游开发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逐步进行的,尤其是关西围屋的开发,几乎使其成为龙南围屋的代表性建筑类旅游产品,另外通过对渔仔潭围的开发,把它做成了一个酒文化的展览地,且出现了“老板凑钱,农民凑房”的客商和农民共同入股经营客家“农家乐”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当地居民的收益。
4. 民间自主开展的旅游开发。譬如梅县丙村镇的仁厚温公祠、梅江区万秋楼、承德楼( 星园酒家)的开发和运转就是民间自主开发旅游颇有所成的典型案例。
5. 市场运作的企业经营。广东河源的苏家围是一个客家乡村,因其美丽独特的乡村风光、浓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淳朴的民俗民风而被开发成了一个旅游景区,其经营模式就是企业经营,一时间吸引了众多的游客观赏。
( 三) 客家文化行销的困境与问题
客家文化资源的资本化与开发利用主要体现在以旅游观光为代表的文化产业上。广东、福建、江西、四川成都、广西北海等省市都大打“客家牌”,纷纷对客家文化进行旅游开发。诸如深圳龙岗的客家民俗博物馆、广东河源的客家文化旅游节、梅州和赣州的客家风情旅游、闽西永定县的土楼旅游等。但总体来看,客家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陷。其中,“形象遮蔽”是客家文化行销困境与问题的集中反映。
“形象遮蔽”本是旅游形象策划中的核心概念,指在一定区域内分布着若干旅游资源级别高,特色突出或者市场效益好、竞争力强的旅游地,其旅游形象也更突出,从而形成对其他旅游地的形象造成遮蔽效应。具体到客家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而言,我们认为其“形象遮蔽”现象集中体现在二个层面: 一是自我遮蔽,二是他者遮蔽。
自我遮蔽,主要指客家文化在行销过程中缺乏象征化。在人类学中有一个对文化的定义很有意思,即文化是“使用符号的一组能力”,人类的沟通都是靠象征性的符号,而每个符号的定义是借由社会的传统与学习; 也就是说,任何符号的意义是取决于文化。因此我们发现,几乎每一个文化产业都尝试在一堆传递文化的符号中,作选择性的强化,并借由三级产业机制传播或营销出去。为了加重传播与营销的效果,往往有意无意地进行另一层“象征化”的工作。若换个方式说,即原来“A+B+C+D+E+…=龙南”,也就是说,龙南的历史文化和性质特征,原本是基于 A、B、C 等一系列符号汇总而成的,可是为了营销的需要,要对其特征进行提炼和概括,甚至是一眼或一下就能让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们要让人们一看到“A”就直接联想到“龙南”; 或是相反过来,只要一想到“龙南”,第一个跃入脑中的就是“A”.这里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化产业都有象征化的状况,但常常为了面对市场,在营销策略上似乎无可避免皆会使用这个“扩大、简化”的机制。他者遮蔽又可细分为二种情况: 一是资源类型相似,资源品级高的地方对其他地方形成遮蔽; 二是资源类型各有特色,但资源品级高,产品特色明显的地方对其他地方形成遮蔽。以客家民居建筑为例。
对客家民居建筑的开发最为常见的形式就是进行旅游开发以及办“农家乐”或做旅馆住宿。一方面给居民带来收益; 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建筑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比如有人照看和维修。但与此同时,却也造成了不少破坏或限制。例如“世界客都”梅州市正在大力进行旅游开发的客家民居,有大埔县的花萼楼、泰安楼等,然而它们与福建永定土楼属于同一类型的民居建筑,而后者的知名度远超过前者,从而造成后者对前者的“形象遮蔽”.梅州地区对土楼的开发,不仅没有起到较好的引导效应,反而将本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被誉为中国传统五大民居建筑类型之一的围龙屋忽视了,围龙屋这个粤东地区最典型的建筑文化资源就被土楼等所遮蔽。造成客家文化行销的困境和问题有众多原因。
例如对客家文化缺乏自信,没有文化自觉; 在振兴地方产业的强烈动机下,有一股“找出地方的特色面貌”催促着热心人士开始“重新认识”“努力挖掘”属于这项地方产业的历史文化,甚而更进一步尝试“重新建构”产业与居住此地人们的互动关系。[6]
再如,无视或忽视文化资源的价值,尤其没有看到文化对于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性;没有认真发掘文化资源,仅停留在肤浅的表面的开发; 没有掌握文化资源进行商品化、产业化的转化机制; 不懂得经济和文化运行发展的规律等等。因此,如何将客家文化资源进行经济转化,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四、客家文化如何成为好生意---经济社会学观点的启发
马来西亚未来学家冯久玲撰写的一部颇具影响力的着作叫《文化是好生意》。[7]“文化是好生意”,这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它的同义词是“文化产业”.毋庸置疑,客家文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生意,关键是如何将客家文化成功地转化为好生意,即如何将客家文化成功地作为商品行销出去,从而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述龙南客家文化活动年就隐含着这样一种逻辑: 客家文化正在式微、消失中,基于这种危机感,政府企图将客家文化改造成商品,借
此一方面可以保存式微的客家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可以促进地方发展。显然,龙南县抓住的转机就是客家运动与“客家热”.龙南客家文化节,使客家文化和商业的相结合,在这个文化商品化过程中,以围屋为代表的客家文化不仅成为商品,也成为一种“传统”.黄一明先生在对擂茶的商品化过程研究中将其表述为“被发明的传统”.[8] 经济社会学认为一种物品或服务能够成为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并不是单纯将物品或服务送至市场即可交易。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能否被消费者接受牵涉到“商品”的文化建构和行销面向。经济社会学有三个基本的原则: 一是认为经济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种,所以深受社会事实的影响; 二是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是镶嵌在社会关系之中,换言之,个人的经济活动离不开个人所处的社会网络; 三是认为经济组织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而是经过社会建构而成。
要有效发展“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的经济模式,就必须好好掌握传统历史文化中的价值,不能停留在让政府灌输的意识形态层次上。[7]( P220)龙南县客家文化年的举办和实施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但在“产业的文化化”上却做得不到位,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工程,以“全国文化先进县”的评比为目标,因为无论从资金的筹措、宣传的发动、具体的运作,还是相关客家文化发掘、保护等工程,都是根据当地政府的思想来展开工作,这就使得整个市场化过程企业和民众的主体意识不足,企业和民众的参与积极性难以真正意义上调动起来。很多的产品只是简单粗糙地“包装”就推入市场,消费者也难以体验到其“原乡意义”,与现代的消费需求契合度不高。例如以客家建筑文化为主的关西新围、以八卦文化为主的栗园围、以客家酒文化为主的渔仔潭围等几个所谓精品示范点,前期显得还颇有生机,可现在却发展迟缓甚至有衰退迹象,除景点分布单一等客观因素外,景点独特性文化挖掘不足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企业和民众积极性不高和参与不够,缺乏内涵和精神体验。因而,要想真正将文化产业化就必须对产业“文化化”,且采取自下而上的发展策略,因为文化因地而异,其最宝贵的价值在于特色性文化内涵,而以政府自上而下模式地指导地方则恰恰会忽视个性而趋于单一,缺乏文化个性则会缺乏文化的象征意义。
【关 键 词】农村基础教育；撤点并校；教师保障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5）03-0082-05
农村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奠基性工程，关系着经济及国民素质的长远发展。当下中国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的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农村教育亦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甘肃省定西市作为我国一个较为典型的西北贫困地区，当地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代表性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和特征，同时，该地区农村教育在城市化进程下的发展变迁也是我国落后地区农村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本文通过对定西市某农村学区的调研，从动态的视角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下该地区农村教育的变动情况，并就存在的问题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一）问题提出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当下中国正经历着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阶段，该进程下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被削弱，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村社会走向衰落，农村教育发展举步维艰，城市化进程下农村教育的发展问题受到政府、社会及学界的广泛关注。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提高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因地制宜保留并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等措施，以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推进新农村的建设。我国西北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城市化发展水平低，城市化进程对该地区农村教育的影响具有其地域特殊性，对西北农村教育的研究可为全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研究地域补充。基于此背景，我们拟提出以下问题：一是城市化进程下当地农村基础教育发生了哪些变动？存在哪些问题？二是新形势下西北贫困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应怎样求发展？
（二）文献回顾
随着城市化进程对我国各地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加深，农村教育显现的问题成为当下学界关怀的主题。崔民初、范先佐指出，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村教育问题更为严重，表现在学生人数的骤减，使得农村教育资源的浪费加剧、农村优秀教师流失加剧；①郑金州认为城市化使得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均衡进一步拉大，同时也认为城市化加剧了农村教师短缺；②胡俊升提出城市化进程使得乡村学校遭遇学生外流、教师不稳、阵地失守三大阵痛；③刘利民则指出城市化进程不仅对农村教育存在负面的影响，也存在正面的影响，如改善了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提升了教师素质，催生了农村义务教育的现代化。④
在针对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策略的研究上，早期研究倾向于立足农村、振兴农村教育，集中体现在对“增加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投入”的呼吁上，如崔民初、范先佐提出政府应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资、提高教师待遇；①鲍传友提出要创新农村教育投资体制，拓宽经费来源。⑤随着城市化进程对农村教育的影响加深，农村教育暴露出来的问题愈来愈多，政策研究开始趋于多样化、实际化：杨东平对当前的农村教育观念进行了反思，认为城市化背景下要着重提升农村教育的质量，重新启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提供适合农村需要的教育，回归平民教育；⑥胡俊升针对城市化进程导致的“空心村、空壳校、城市化潮”等问题，认为农村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由农村转移至城市，不应一味地强调对农村学校的投资，而应适时推进农村教育城镇化、做大城区教育资源蛋糕。③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总结，我们发现，虽然已有文献对上述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对西北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理论性探讨为主，实证类研究较为缺乏。鉴于以上研究局限，本文将通过偏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对该问题作以解答，以使学界对城市化进程下西北贫困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有一初步了解。
（三）本项研究所使用数据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于甘肃省定西市某农村学区所提供的2000～2014年普九年报数据，同时借鉴了定西市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据；在调研方法上，以对当地学区校长及部分教师的访谈为主，数据分析上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
二、城市化进程下西北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困境
（一）定西地区城市化水平概述
在分析该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之前，我们先对城市化这一社会背景作以简要介绍。城市化是指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工业、服务业人口比重上升，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聚集。基于该概念，我们主要从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数量变动两个方面来考量该区城市化发展水平。
1. 定西地区城市化率分析。定西市位于甘肃省中部，地形以黄土沟壑为主，气候干旱、降水量少，恶劣的自然条件导致其经济发展落后，是我国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之一。尽管近年来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该地区的经济与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之前均有大幅提升，但相比于我国整体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仍显滞后。从城市化率来看，如图1所示，2013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53.7%，预示着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幅提升，进入了城市人口多于农业人口的时代，而该地区该年的城市化率仅有27.16%，比我国1992年的城市化水平（该年城市化率为27.63%）还低0.47%，农业人口比重远大于城市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尚处于初期阶段，农村劳动力逐渐释放，农业人口开始缓慢向城市转移。
图1 定西地区城市化率与我国城市化率的比较
2. 定西地区农村人口的变动分析。从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数量变动趋势来看，如表1所示，在2009年到2013期间，城市人口增长约三十多万人，而农村人口则减少约五十多万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数量的此消彼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的城市化发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农村人口减少近三十多万人，预示着该地区在近几年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由于当地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相比较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该地区的乡镇经济发展缓慢，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口向该地县城或我国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转移。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农村人口大量转移相伴的是农村学生的大量外流，农村教育在这种背景下面临着走向衰落的困境。
（二）城市化进程下定西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困境
1. 学生人数大量减少，学校教育问题重重。学生人数的减少，一方面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的限制，造成学龄儿童的“过疏化”；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从而带动了农村学生的大量外流。以该学区为例，如图2所示，2000年至2005年间该学区在校生最多，其中2002年达到最高峰的2858人，该时期学生多教师少，多为大班化教学；自2005年后入学人数逐年递减，每年的减少率保持在15%左右，教师与学生比率趋于协调；而随着该地区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该学区的入学人数从2010年开始呈锐减趋势：2010年入学人数1444人，到2014年仅剩558人，五年间减少了2300人，减少学生量相当于该学区2006年一整年的学生人数，同时，该时期入学人数减少率由之前的15%增加到了25%左右，其中2013年入学人数比上一年减少了28.1%，为历年入学人数减少率之最。就学生的流向而言，其中大部分学生随父母迁移至县城就学，少数部分流向省城或我国其他经济较为发达地区。
通常认为，农村学生的大量外流致使城市学校教育压力倍增，农村教育压力则有所减轻，但根据我们的调研，现阶段农村在校学生的学校教育仍面临着多重严峻问题：其一，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城市化造成农村学生群体的分化，留守儿童规模扩大，而该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外流人口多，相应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也较多。由于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受到家庭拆分、亲情缺失的影响，农村学校单一化、应试化的教育方式显然不能弥补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位，如何为留守儿童提供科学的教育方式是农村学校教育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其二，农村儿童缺乏学前教育。学前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2013年我国城市户籍学龄前儿童入园率达77.6%，而农村留守儿童的入园率仅65.5”，⑦城乡儿童的学前教育发展极不均衡。而西北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农村学前教育尤为欠缺，如该学区仅有一所近两年才开办的镇级幼儿园，其师资与教育方式与城市学校的学前教育差距较大；其三，学生得不到全面发展。自国务院在1999年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来，“素质教育”至今已有15年的发展历史，在学术界对“素质教育”的内涵各执一词的背后，西北贫困地区的学生则面临着缺乏专任教师的困窘。根据当地校长的反映，农村小学缺少音乐、美术、体育等方面的专任教师，音乐课、美术课等通常由学校的其他学科教师（如语文教师、数学教师等）来兼任，专业教师缺乏，农村学生难以全面发展。
2. 教师流动稳定，工作条件较差。教师是保障农村学校教育质量的关键。现有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城市化进程造成了农村教师大量流失、优秀教师短缺的现象，但根据我们对该学区2001～2014年教师数量的统计发现，相比于当地学生人数大幅的减少，教师数量变动幅度不太大，西北贫困地区教师流失问题并不明显。如图3所示，十余年间教师数量大致持平在130人左右，自2012年起开始逐渐减少，至2014年教师数量降至113人。当地教师减少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代课教师的清退。根据该学区2005年数据显示，该年137名教师中代课教师有11人，占教师总数的0.8%，随着教育部2006年“逐步清退农村代课教师”政策的提出，代课教师逐渐减少，至2014年，该学区教师均为公派教师；第二教师的调任。该区教师的流动趋向一般是本乡镇区域内的平行流动，较少数调往其他乡镇或城市地区；第三教师应聘至城市就业。少部分年轻教师通过职业资格考试等方式考入城市就业，离开农村学校；第四，老教师的退休。
现阶段该地教师面临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师生比趋于失调，工作效率下降。如图3所示，2001年至2005年间，该地师生比较高，其中最高为2001年的24.26：1，2005年至2010年师生比趋于均衡，自2010年起师生比骤减，至2014年减少到4.49：1，师生比严重失调。学生外流，空壳学校增多，村级小学的教师无学生可教，因此被“富余”的教师只能在学区内重新调整调派，学生逐年减少而教师结构较为稳定，致使师生比失调。师生比失调致使一些教师无书可教，如当地校长所言，“教师太多，人浮于事的现象比较严重，导致教师工作效率下降”。第二，教师职称评选难，收入水平低。教师职称的高低关系着教师的收入水平与教学积极性，从而影响着教育质量的高低。根据当地教师的反映，教师职称的评选困难重重：人多指标少，很多教师评不上，“尤其是进中级，由于名额太少，最近几年几乎停止”；职称的评选论资排辈，“指标满额的情况下，只有教师退休或调离学区才有空岗，下一个人才能进行评聘”；在评职称机会上，农村教师比城市教师更难。第三，生活条件困难。城市化进程促使该区大多数教师从农村搬迁至城市生活，很多教师要在城乡两地辗转，上班路途变远，同时，教师大多数时间集中在农村学校工作，与家人的相处时间少，生活条件较为困难。
3. 学校数量缩减，学校发展之路迷茫。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学生外流对农村学校的发展造成冲击，由于入学人数差距的拉大，当下农村学校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学生人数较少的小规模村级小学，一类为人数相对集中的乡镇中心小学或普通完全（中）小学。对于小规模学校来说，村民迁移、学生外流造成了空壳学校的增多，如表2所示，2000年至2010年间，该区村级小学大致在10所左右，而从2010年开始，该类学校急剧萎缩，从2011年的9所，到2013年的6所，再到2014年的3所，每年平均减少的学校数量达三所，其中尤为注意的是，2014年仅存的3所村级小学中，有2所学校各只剩4名、7名学生，仍面临着空壳的可能。村级小学的萎缩使农村基础教育的重心转移至乡镇中心学校，但乡镇学校的发展前景仍不容乐观：该区中心初中2014年的入学人数为192人，而2013年为262人，人数下降率达26%，中心小学2014年入学人数为159人，仅有人数最多的时期（2001年364人）的一半。
农村学校的发展之路面临着两大问题：第一，学生过少的村级小学是否需要撤并？一方面，村级小学大多分布在经济落后、人口密度小、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学校布点过于分散，使得教育资源难以集中配置，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该地区自然条件恶劣，村级小学位置偏远，对该类学校的撤并可能造成儿童上学的不便。参照我国2001年起正式开始的“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情况，一些地区过于盲目地撤并导致了农村儿童上学不便、上学路上交通安全隐患增加、农民经济负担加重等负面结果，因此，村级小学的发展之路是当下该地区面临的一个两难难题。第二，中心学校在学龄人口逐年减少的背景下应怎样求发展？由于该地区城市化水平尚处于初期阶段，城市化发展仍将持续推进，农村人口将持续减少，乡镇学校是应坚持立足本土发展，振兴农村特色教育？还是为“城市中心论”所左右，迁移至城市发展，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推动？这亦是新时期城市化背景下农村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
三、城市化进程下西北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之路
1. 农村学校教育质量的保障。当前农村教育正在经历从“普及教育”到“提供优质教育”的转变，让孩子享受优质的学校教育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首先，鉴于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农村学生群体的分化，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关爱与教育权益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一方面，应积极转变教育观念，摒弃单一化、标准化、应试化的升学教育方式，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学生群体特征进行办学，保障留守儿童心理的全面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需加强对农村学校硬件设施的完善，改善学生受教育的条件。乡镇中心学校由于学生集中，学生的住宿问题与饮食问题关乎着学生的健康发展，政府应投资完善农村寄宿制学校与农村学校食堂的建设，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以保障学生的住宿安全、营养全面。其次，建立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学前教育财政补贴计划，保障学前教育的持续发展；提高幼儿园师资水平，吸纳小学“富余”教师至幼儿园进行教育活动；创建农村学校学前教育办学新机制，形成具有西北地方特色的学前教育。第三，鉴于当地农村学校缺乏专任教师、学生得不到全面发展的困难，政府应政策上加大支持“西部贫困地区教育支援计划”，大力引进稀缺性教师；把提高待遇作为提升职业吸引力的突破口，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学校任教；建立县、镇、村三级学校教师的对口支援机制，推动城乡教师间的交流，促进教育资源的流通。
2. 教师质量的保障。教师是西北贫困地区农村学校教育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保证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政府应着力推动提高教师待遇、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改善教师办公条件等政策的实行。在教师待遇的提高上，首先应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师职称评选标准，适当增加中高级职称的评选名额，改革评选机制；其次，教师待遇的提高应与教学质量的提高相协调，建立合理的教师绩效工资制等激励机制，激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同时对教师的保障应分层分类，由于小规模学校位置偏远，条件落后，加上学生数量过少，容易造成教师的职业倦怠，因此应特别增加对小规模学校教师的工作补贴。在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上，一方面要优化教师的年龄结构，当下农村教师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不利于教育质量的提升，应尽量补充年轻教师，给农村教育注入新的血液，另一方面要优化教师学历结构，加大政策扶持，多吸引学历层次较高的人才到农村任教。在教师生活质量保障上，应落实连片特困地区的教师生活补助的发放，增加教师的工作津贴，保障好教师的工作环境，促进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总之，对农村教师的保障根本之路在于政府及社会加强对农村教育的重视程度。正如当地校长所言：主要问题在于全社会对农村教育的重视不够，一年分不来几个人，一转眼又考进城去了，年轻人有走心，没有守心，更谈不上守土有责、安心教育。
3. 农村学校的发展之路。由于当下农村的小规模村级小学与学生较为集中的乡镇学校面临不同的问题，因此在政策的制定上应根据学校所面临问题的差异制定相应的政策，不能单一地将农村学校视为一个整体，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对于要不要保留小规模村级小学，我们认为应当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适当保留。范铭、郝文武曾指出，对小规模学校的撤并并未能实现集中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均衡教育发展的政策初衷，反而造成了教育资源的闲置浪费，加剧了农村教育的不公平。⑧由此可见，小规模学校的撤并应遵循当地学校的特点，不能因为学生人数的减少而盲目、过急地撤并。同时，根据《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对条件尚不成熟的农村地区暂缓实施布局调整，对自然环境不利的地区小学原则上暂不撤并”，我国西北贫困农村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强制撤并易引发负面效应。因此，我们认为在对小规模学校发展之路的选择上，前提是要尊重民意、慎重选择。基层政府应对当地村民的迁移意向作一调研，若该地区大部分村民长期内无迁移计划，应保留学校，坚持让儿童就近入学，从而保障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机会。
对于乡镇中心学校的发展问题，根据胡俊生先生的总结，现阶段我国各地已探索出的解决模式主要有三种：（1）本土化：农村学校立足本土、城区学校提供教学帮助、政府加大投资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城乡教育发展均衡；（2）半城镇化：“一个法人代表，两个办学场所”、“管理权限上移至城市学校，资源拉通分享”；（3）完全城镇化：学校撤并，学生转移至城市。③结合我国西北贫困地区当地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当前比较适宜的模式为本土化和半城镇化。由于现阶段仍有一大部分人扎根在农村，乡镇学校成为农村教育的重心所在，因此“本土化模式”是当前最具有可行性及有效性的方式之一，政府应保障好对农村教育经费的增援，完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保障教（下转100页）（上接85页）育质量，并积极推进城乡学校的交流，以城带乡，向农村输入先进的教育方式。同时，在农村社会走向衰落的背景下，一味地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投资，若干年后又会造成教育资源的闲置浪费，因此我们认为“半城镇化模式”亦可借鉴。通过将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捆绑发展，在当前不仅能提升教学质量、疏通资源流动，在未来亦可实现农村学校资源向城市的转移，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总之，乡镇学校的发展应与当地农村社会的发展相适应，遵循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原则。
注释：
①崔民初，范先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J].教育科学，2003，（1）.
②郑金洲.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育病理现象[J].教育发展研究，2006.
③胡俊生.农村教育城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16-212.
④刘利民.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义务教育[J].求是，2012，（23）.
⑤鲍传友.城市化进程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政策选择[J].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05.
⑥杨东平，王帅.从网点下伸、多种形式办学到撤点并校[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5）.
西南地区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我国的中西部既是农村贫困的重灾区，又是城市新贫困人口的高发区，全国80％的贫困人口都集中在西部省份。通过对西南地区城市贫困的特征及成因分析，为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反贫困”行动，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及其居民消费水平方面的差距，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依据。若中西部地区或西南贫困问题得到缓解，则全国至少有 80％的贫困人口可望摆脱贫困的困挠，其影响、意义非同一般。
(一)区域经济发展落后，城市相对贫困问题突出
1．城镇贫困人口比重大， 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985年东中西部城镇贫困人口占全国城镇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是：东部459万，占25．6％；中部967万，占54．0％，西部365 万，占20．4％，中西部合计占 74．4％；1995年，东、中、西部城市贫困人口占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是：东部471万，占 1 7．1％，中部1527万，占55．5％，西部754万；占27．4％，中西部合汁占83．9％。从贫困人口的比重变化看，东部地区在1985年～ 1995年间城镇贫困人口比重大幅下降，中部略微上升，而西部则大幅度上升，全国有8个地区城市非农业人口中20％都属于贫困人口，这些地区全部在中西部。
2．居民收入、消费水平低、贫困程度深
西南地区云、贵、川无论是农村居民或城市居民人均收人在全国比较都属低收入地区，不到全国平均数的50％，更是低于东部发达省市。
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虽然东西部都受益于宏观经济改革，但受益的范围，程度是不同的。正是这种差距使得西部城镇居民陷入贫困的概率大于东部地区。导致区域发展落后，人均收入、消费水平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主要有：
(1)起点低，“先天不足”
从近代起由于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地理等因素，资本最初是从东南沿海叩开中国封闭的门户，近代工业随之建立。而西部近代工业则长期空白，直到解放，历史留给我们的是东西部社会经济差距非常悬殊的严酷现实。建国前，70％以上的工业都集中在不到全国面积14．2％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占全国土地面积 81.8％的中西部地区仅占全国工业的9％；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按人均GDP排序，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中，西南三省囊括了倒数前三名；贵州倒数第一，云南倒数第二，广西倒数第三；当时贵州、云南、广西的人均 GDP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 46．7％、60％和59．5％， 人均 GDP的绝对份额分别为175元、 223元、225元。这就使得在以后全国区际大赛中，西南三省区的起跑线远远落后于其它地区，处于“历史性不平等”的不利地位。
(2)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社会基础设施落后
西部地区公路、铁路运输系统极不发达，远远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经济开发的需要，亦是制约东西经济联动、妨碍大规模开发西部的重要障碍。据资料显示，占全国总面积2／3以上的西部地区铁路里程还不到全国的1／4；更有一些地区至今乡村尚未通路，完全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由此造成地区发展可达性差，吸引外部投入的能力低，因而发展机会极少，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地缘经济格局至今未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中，西部地区由于自身地理环境的制约，处于最低层次，80％的外商投资者都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区外资金的大量输入改变了沿海地区的生产关系和产业结构，并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
(3)人口增长过快，人力素质低下
尽管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很小，且生存环境酷劣，经济发展缓慢，文化落后，但人口增长却很快，有的省区每年以 3％的速度递增。在过去的两次生育高峰期，西部大部分省份的生育峰值都很高，且持续肘间较长，西部地区人口增长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远远高于东部。除了人口增长过快外，就是人口的文化素质低，受教育率低、文盲率高，文化程度结构低。
(4)经济结构落后，积累能力差
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经济结构变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成员的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社会的积累能力亦不断提高， 1991年西南三省区的GDP中第一次产业的份额为40．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6．6个百分点；在第一次产业从业的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总量的76．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8个百分点。其中贵州，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分别为 78．0％、10.2％和11．8％；云南则分别为 77．8％， 9．7％和 12．5％。经济结构极为落后，从而导致其人均收入低、投资能力不足。
(5)制度创新落后，市场经济不发达
80年代以来东部发达地区生产力发展较为迅速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代表市场经济机制的非国有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从而带动东部经济高速增长。 1992年贵州、云南的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73.0％和73．5％，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数(48．1％) 的151.8％和152．8％；而广东国有工业所占比重分别为29．8％和 29．1％，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数 (64．2％)的46．4％；而广东非农产值所占比重为66．0％。1994 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达42558．5 亿元，东西部所占比例分别为 68．1％和8．78％，东部是西部地区的7．75倍；乡镇企业的平均发展速度东部是48％，西部是 16．5％，东部是西部的2.9倍；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南省区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方面的相对落后状态。
(二)少数民族贫困构成了西南地区贫困的一个重要部分
西南地区的贫困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少数民族的贫困。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重要地区在全国已建立的159个民族自治地县中，西部地区就有115个，全国55个少数民族8000多万人口，其中90％以上分布在西部地区。据90年代人口普查资料，少数民族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云南为33．35％，贵州33％， 广西 39．2％。其分布特点是族别多、人口少、居住分散，多民族混杂状况明显。
少数民族贫困的原因或少数民族比汉族同胞更易陷入贫困的原因是：
(1)结构性原因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性国家，这种二元社会结构，将社会成员人为地分成泾渭分明的两大群体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或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而且成份间不能转换、具有世代的遗传性，社会对不同的成员分别给出不同的对待，农业人口或农村居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在就业、保障、社会服务等方面所得到的待遇，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积累着贫困。而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农村，缺乏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城市和农村制度性的不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问题的不平等，结构性贫困对少数民族的危害比汉族更深。
(2)区域性原因
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山区，风沙化地区和干旱等生存环境恶劣的地区。他们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是区域性贫困。
自秦代以来，在2000多年的汉文化形成和扩张过程中，少数民族不断地被迫向边缘地带迁移，或向远方城镇和交通沿线的山区退缩，一般分布在人烟稀少，偏僻闭塞，生产力水平落后，开发较慢的边区或偏远山区，严酷的生态环境，恶劣的生存条件，闭塞的社会生活，畸高的人口繁殖率，普遍的文盲状态和极度的愚昧等，使其成为中国社会最贫困的群体，其生之艰难，生之顽强，令人震撼。
(3)自身原因
与其它贫困人口相比，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特征和致贫因素有极大的特殊性，突出表现在他们的文化、风俗、语言、历史传统等方面。少数民族由于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与一般的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享受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它们贫困发生率普遍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特别是生活在大西南地区的如僳僳族、瓦族、景颇族、纳西族，彝族等民族，至今还保留着蓄奴制特点，实行家长奴隶制，生产力水平仍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还延续着刀耕火种、广种薄收、游牧迁徙趵原始耕作方式和生存方式。
(三)城市新贫困问题突出，职工贫困构成城市贫困人口重要组成
中国社会转型期城市贫，困的一大特征即是职工贫困构成了贫困人口的主体，而这一特征在西南地区尤具典型。西南地区由于诸多原因下岗，失业人员比例大，城市新贫困问题突出。1997年贵州33．71万城市贫困人口中就有下岗职工11．83万，失业人员 11．50万，约占全部贫困人口总数的70％左右，四川省城市贫困家庭中有67．4％，为下岗职工家庭。
西南地区职工贫困问题突出的原因主要有：
(1)国企比重大，亏损严重，拖欠职工工资，养老金问题突出
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重要特点是国有经济比重大，如四川省国企数目4289万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33％，就业，人数506 万， 占全部就业职工总数的 75％；重庆国有工业企业数目 1 706万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的53．3％，职工人数占全部职工总数的70％；贵阳市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 74．2％，职工人数占全市职工总数的78％。在目前国企普遍不景气、亏损严重的形势下，困难职工相当多，四川、重庆、贵州停产或基本停产的企业约占60％～ 80％。由于对大多数职工而言，工资性收入仍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一旦工资收入出现危机、生活就难以保障。
(2)传统产业所占比重大，结构调整任务重
西南地区的产业结构主要以传统产业为主，如纺织、机械、军工、化工、森工、煤炭等，传统产业所创造的产值占到工业产值的90％以上。由于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存在大面积老化，调整任务十分突出。贵阳市2．7万下岗职工中就有1．62万集中在机械、轻纺、交通等部门，占全年预计下岗职工总数的72％；目前亏损和双停企业也主要集中在这些行业，大约占国企亏损的八成以上。四川全省亏损企业4858 家，集中在制造业的就有1646 家。总之，传统产业部门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首当其冲，所受的冲击最大，下岗、失业最为集中、突出。
(3)人员负担重、离退休人员多、医疗费开支大
尤其是西南地区的一些传统工业基地、老企业、国有企业相对集中的地方，离退休人员多、所占比例高，如四川1996年国企离退休人数是132．76万，重庆是 66．93万人，贵州是30．92万人，占在职职工的比重平均达45％左右。使得企业所承付的各种保险费用偏高，尤其是在传统的以企业为载体的社保体系未得到根本改变前，更加重了企业的人员负担和庞大的离退休、医疗费开支。据调查目前企业所承付的养老保险金30％，失业保险2％，工伤保险％，医疗保险10％，四项合计达41％左右。对效益好、负’担轻的企业来说，完成上缴任务较容易，职工保险也有保障；但对那些本来效益就差、人员负担重的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或经济陷入困境，拿什么来交养老金和支付各种保险金?在调查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况：越是国有企业，老职工多，困难职工多、人员负担重；企业越困难，需救助的人越多，而企业拖欠或根本无力支付职工退休金，报销医疗费现象就越是普遍，职工生活就越困难；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真正需要保障的人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既无法按月足额领到退休金，又不能报销医疗费，有许多家庭就因为无力支付巨额医疗费而债台高筑、倾家荡产，陷入贫困。
(四)社会保障水平低，城市贫田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贫困人口缓解贫困的程度。
西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地方财政有限，财政自给率一般低于50％，财政支出大部分要靠财政补贴，如云南一省128 个县，吃财政补贴的就有120个县，1993年全国贫困县人均财政收入仅60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0％，故城市开展“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难度大，并使得西南地区贫困问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上海市接受保障的城市贫困人口是52．94万； 广东省是 24．66万，而四川省仅2．5万，贵州省仅0．73万；云南省年保障金总额1381万元，实际所需保障金总；额是1．2亿，缺口如此之大说明：由于财力有限，西南地方政府无力支付更多的救济金用于贫困人口的扶贫解困，不仅大大缩小了应该享受救济的贫困居民人数或户数，而且使享受了救济的贫困人口只能获得很少的救济金，远不足以帮助它们“脱贫” 的要求。如根据重庆工会提供的数字，1998年重庆的下岗困难职工约26万，而接受民政部门救挤的困难职工仅43496人， 占困难职工总数的16％；四川下岗、困难职工约4185万，但接受民政部门救济的困难职工仅10万人，占困难职工总数的22％；云南省下岗、困难职工8．9万，接受救济的仅2万，占困难职工部数的 30％左右。另据有关数据显示： 1996年全国领取失业救济金占失业人口的比重北京是10．5％，上海是3．8％，全国平均是1．7％，而四川仅有0．4％，贵州仅有 0．4％，云南0．9％，既低于全国平均数，更低于东部其它城市。不仅保障范围窄，保障人数少，并且保障标准很低。上海低保标准是220元，深圳是340元，而重庆市地区的低保标准是月人均生活费收入13Q元，辖属三市七县“低保标准”100元，库区移民的万县，黔江两市低保标准仅 80?109元；贵州省1998年全省平均低保标准仅86．2元。低保标准的确定都是按市场需求法严格计算出来的，按照一个城镇居民维持生存的最低消费水平决定的，基本上只能解决吃的需求，而且还得精打细算，否则很可能人不敷出。据对成都市的调查，低保标准是120元，但要维持一个居民生活需要至少是月人均收入 140元。如此低的救济水平既不能有效解决贫困家庭的“返贫现象”，更不能从根本上抑制贫困的 “代际传递”，从而使贫困地区、贫田，家庭极易陷入世代贫困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救。
鉴于西南城市贫困的特征，缓解西南贫困的关键或困难是如何处理好贫困面广，贫困人口比重大与区域经济发展落后，社会救助能力低的矛盾。这直接关系到各项扶贫措施的落实和反贫困的社会效果。
下面，主要从三个方面谈谈西南城市反贫困的对策、思路。
(一)，大力发展压城经济，从整体上捉高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最大限度抑制贫困人口的继续增长
西南地区的贫困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区域性的贫困，即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等影响着人们占有生活资源的机会和利用生活资源的效率。所以，消除贫困最根本的是振兴西部经济。紧紧抓住国家战略重点西移的机遇，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比较优势”，加快企业改革制度创新，积极培育和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争取在5?10年内使西部的经济有一个大的改观，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提供物质基础。当然，西部经济的发展除了自身努力外，国有政策的倾斜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包括尽快制定和出台区域经济振兴的扶贫政策，尤其是就业扶贫和资金扶助，提高对西部地区的扶贫比重，扩大公共和基础设施投资；全部或部分解决投资项目本金的筹集，增加项目的赁款额度，或放宽贷款和其他融资条件；增加向贫困地区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包括教育、卫生、营养、计划生育、开发人力资源等，以帮助贫困人口克服发展障碍，增强利用各种生活资源的能力；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建立全国性的地区协调发展基金和再就业基金，专款专用，重点解决贫困地区扩大就业和再就业的资金缺口，以及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通过税收或价格政策从富裕地区或一部分高收入手中取走部分收入，用于支援贫困地区或补偿受损者，这不仅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也反映了西方“福利经济学”的一惯主张；让更多的社会成员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是一个文明社会义不容辞的职责。
(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社会保障真正起到“安全网”、“减震器”的作用，减轻贫困的程度
鉴于西南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运作中出现的问题，诸如保障范围偏窄、标准偏低、渠道单一、救助标准不统一等，提出如下完善措施。
第一，严格限定救助对象，在社会救助较低的情况下，应保证有限的保障金，真正用于最需要帮助的贫困人口，确保社会保障的力度。
按照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想，社会救助作为最后一道“安全网”，其救助对象应该严格限制在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靠自己努力无力改变贫困处境的社会弱者，主要是孤寡老幼，残疾人等。而在我国现阶段构成贫困人口主体的困难职工本应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保护，但因体制不健全，也涌人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纳入社会救济范围。这既增加了各级财政负担，降低了社会救济的标准；同时也造成了贫困者的自卑心理，最终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这一现象清楚地表明体制转轨期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欠缺，说明对城镇贫困人口的有效救助要受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安全网”是否全面、‘牢靠的制约。
第二，进一步完善保障体系，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社会救助，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贫困人口的生活状态。
目前在对：贫困人口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同时，还相应建立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线，失业救济和最低工资保障线，来保证下岗、失业职工、在职职工的正常生活水耳。它们与“低保线”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由于其他两道防线主要由企业承担或由企业、国家、社会共同负担，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到保障分流的作用，而不是仅靠财政几百亿救济金来解决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保障，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今后这三条线一定要严格执行、确保落实，即不能因为职工工资收入低于“低保线” 或因失业金达不到最低生恬标准，或职工基本生活费得不到保证，而进入贫困救济网。为此，必须加快建立养老、失业、医疗和工伤保险为主体的职工生活保障体系，实现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逐步缩小不同所有制就业主体间保障待遇水平的差距，建立全社会统一的、公平的利益补偿和保障机制。
此外，还可动员民间力量，家庭资源共同关心贫困家庭、贫困人口，营造扶贫济困的道德氛围，通过社会慈善团体的救济、募捐，企事业单位的慷慨解囊，邻里亲戚间的守望相助以及社会各方面的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有效支持“低保制”的执行。
第三，中央、省、市、县区四级财政通力合作，为社会保障提供充裕的资金来源，确保各项扶贫措施的兑现、落实。
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的救济，都需要一定的救济金作，为物质保证。“低保制”运作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即是资金不足。现行保障金的供给主要由各地方财政自筹解决，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越是贫困地区，需要救济的贫困人口就越多，而财政越困难，实际得到救济的人越少；反之，越是富裕地区，需要救济的贫困人口少，但由于财政有钱，实际得到的保障人口却越多。如上海1997年保障金总额是18716万元，通过现金或实物救助方式保障的对象达 30多万人；而四川保障金总额仅 3000多万元。实际保障的人数仅有6万人，占应该保障总数的不到20％(33.8万人)；贵州保障金总额更少，375．96万元，保障对象仅0．73万人，占应该保障人口的比重不到3％。显然，由各地自筹财政资金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保障有违社会公正、公平原则，也不利于真正缓解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建议保障金的供给通过调剂金制度由四级财政共同负担，逐级倾斜，重点扶植。中央财政对困难省市倾斜，省财政对困难市县倾斜，市财政对困难县区倾斜，以真正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三)进一步深化、完善再就业工程，为职工脱贫致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的机会
职工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劳动机会的丧失，使其失去了收入来源。为贫困者提供直接的生活保障，固然可起到短期内改善生活状况的作用，但限于社会救济的性质要从根本上，帮助困难职工脱贫致富，需要把“低保”救济与再就业工程结合起来，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岗位，据资料统计，四川省 1998年国企下岗职工是28．8万，再就业率，32．2％，1999年1?9 月份下岗职工34．78万，再就业率37％，远未达到中央提出的 50％的再就业标准。
针对目前在再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深化，完善再就业工程。
第一，自谋职业与再就业
继续鼓励各种形式的自谋职业，这是一条投资少、见效快、方便灵活的就业渠道。据统计，四川下岗职工中有近40％是通过自筹资金、自办企业实现就业的。扩展这一渠道， 目前重点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通过法律保护，减少管制，给予优惠，进一步降低资本进入这一领域的门槛；二是如何通过各种小额信贷、低息贷款、担保贷款或变卖一部分国有资产以“买断工龄”或 “福利补偿”的方式一次性结算给职工个人，以解决自谋职业所需的启动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