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2 15:32:3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纠纷处理方式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课程设计理念
高职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旨在培养工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行政管理等方面所需的基层管理人员。为了让学习内容更好地满足工商企业基层管理岗位的工作需要，课程设计的原则和标准应坚持校企合作的课程开发观、职业能力本位的课程观和行动导向的教学观。校企合作的课程开发观是指课程开发团队在了解企业需求，把握专业培养目标的基础上，深入到用人单位进行具体工作岗位的调查研究，进行职业岗位分析，由此归纳出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素养等职业能力，最后由学校专业教师与企业法律事务专家共同设计课程标准。职业能力本位的课程观即课程以履行企业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等岗位职责所需要的法律知识、能力为核心，进行课程内容的选取、组织与训练。行动导向的教学观即课程在实训教学中遵循“咨询、计划、决策、实施、检查、评估”的逻辑程序，让学生“独立地获取信息、独立地制定计划、独立地实施计划、独立地评估计划”，使学生在自己“动手”的实践中，掌握专业技能，习得专业知识，从而构建属于自己的经验、知识与能力体系。
(二)课程设计思路
课程设计以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基础，坚持“以法律应用为目的，理论够用为度”的原则，以工商企业行政管理、市场营销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工作所需的经济法律、法规知识与能力为依据，确定课程学习的知识、能力和素养目标，选取课程教学内容，设计能力训练情境和“学做合一”的课程考核评价方案，力求突出该课程涉法职业能力的培养目标。
二、课程设计的内容
(一)基于工商企业基层管理职业能力需要设计课程目标
为了使课程能够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企业岗位涉法工作能力，我们根据专业培养面向和培养目标，通过对富思特集团、湖北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孝武集团等中小型企业的行政管理、市场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岗位的调查和岗位工作任务的分析，将上述岗位涉法的职业标准和能力要求转化为经济法课程的培养目标。具体如下:
1．职业知识目标。了解经济法律关系及其三要素;掌握公司和合伙企业设立的条件、程序、组织机构等法律制度;了解合同的基本法律制度，掌握企业采购和销售等合同的基本条款、合同签订的程序、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担保及违反合同的法律责任;掌握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及法律责任和产品质量责任的构成要件;掌握专利权的授予条件和商标的构成条件，熟悉专利权的申请和审批程序以及商标的认定程序;掌握劳动基准法律制度及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解除和终止等法律规定，掌握劳动争议的仲裁与诉讼等处理方式;掌握经济纠纷调解、仲裁和诉讼的基本法律制度等。
2．职业能力目标。能够运用公司、企业的法律制度知识，协助解决公司、企业在设立、内部机构组建及其运行中的法律事务问题;能够运用合同法律知识解决采购、销售等合同订立、履行过程中相关法律事务以及合同管辖地约定等合同风险防控问题;能够运用市场运行相关法律制度协助处理企业经济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和产品质量责任等现实问题;能够运用专利法、商标法的知识协助处理企业专利、商标事务相关问题;具有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等管理能力和协助处理劳动争议的能力;具有协助处理企业经济法律纠纷的能力等。
3．职业素养目标。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形成处理经济纠纷的法律职业素养;形成从事经济法律事务所需要的职业敏感性。
(二)从工商企业基层管理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出发设计课程内容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经济法课程的培养目标是为了让学生掌握企业行政管理、营销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工作所需的经济法律、法规知识，并且具有运用这些经济法律、法规知识解决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的能力和法律职业素养。因此，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必须根据该专业的培养方向和岗位典型工作任务来选取与岗位工作相联系的经济、民商法律内容作为课程内容。我们据此设计了经济法律关系;公司、企业设立及内部治理法律事务处理;企业合同法律事务处理;企业不正当竞争和产品质量法律事务处理;企业专利、商标法律事务处理;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和劳动关系争议法律事务处理;企业经济纠纷法律事务处理七个学习单元。这七个学习单元涉及的经济法律制度有公司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产品质量法律制度、专利和商标法律制度、劳动法律制度以及经济法律纠纷处理法律制度，而那些与岗位工作任务无关或关联不大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反垄断法律制度、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等都没有纳入，使得教学内容更加贴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三)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目标设计课程能力训练情境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个体完成具体任务的职业能力教育，应当把“做”变成教学的主要形式。我们根据工商企业基层行政管理、市场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岗位的典型涉法工作任务设计了七个课程能力训练情境，即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及内部治理结构设置等法律事务的处理;合伙协议的签订;买卖合同的签订;企业不正当竞争法律事务的协助处理;企业产品质量法律事务的协助处理;劳动合同签订及劳动关系管理事务处理;企业经济纠纷的协助处理。在训练情境组织实施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情境任务采取不同的训练方式，如角色扮演模拟、案例分析和模拟法庭等不同的训练方式。如“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及内部治理结构设置等法律事务的处理”这一教学内容的情境训练，主要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角色扮演，由学生分组模拟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制定公司章程、建立公司的组织机构。具体的训练步骤为:①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模拟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次会议由组长主持，讨论形成公司的名称和住所、公司的经营范围、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的姓名和名称、股东的出资方式以及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公司的机构、议事规则等决议。②第二次会议由模拟出资最多的“股东”主持，讨论股权转让、利润分配、公司分立与合并等事宜。③每个小组根据会议形成的意见拟定公司章程。④把各自选举出来的董事和监事列入公司章程中，并准备报工商局设立登记。⑤小组汇报公司设立情况。整个训练过程完成后每个小组形成公司章程、设立公司的申请书、公司的组织结构图、公司设立的可行性报告等可展示成果，最后由教师对每组的成果进行点评和总结。而对“企业经济纠纷的协助处理”教学内容的训练，则主要采用模拟法庭的形式，其训练方式是教师组织模拟庭审，由学生分组模拟经济纠纷的审理，确定经济纠纷双方公司的诉讼人、法院审判员、书记员等角色，每个学生搜集有关材料，研究有关法律。具体训练步骤为:①选择案例。②确定人选，分配角色。③组织材料(诉讼文书)。④排练(为开庭打基础)。⑤组织开庭(庭审注意衔接紧凑连贯，按照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法庭调解－合议判决的程序进行)。⑥庭审总结。训练完成后形成书、答辩状、庭审记录等可展示成果，最后教师对过程及成果进行点评和总结。通过上述“做”的训练，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经济法律知识的内涵，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使学生快速进入到能力生长的路径，直接体验知识的实践过程，形成灵活适应新情境的反应能力。同时，“做”的成果又是评价学生能力水平的重要和有效手段。
(四)基于能力本位的“学做合一”的课程考核评价设计
【关键词】工程施工；合同；结算
1引言
施工合同管理是工程建设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的主要依据。 通常来说，任何一项程，无论投资的主体和资金来源哪里，当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后，只要承建是采用承发包的方式，发（承）包商都要办理完工结算。目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合同签订并不完善，特别是存在对设计的变更、索赔、现场签证的工程价款变化的约定不明确、不细致等问题造成工程竣工结算时难大、纠纷多，旷日持久的结算纠纷十分普遍。
2管理施工合同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法律意识浅薄，签订合同不规范《建筑法》中明确的规定：“建筑工程的发（承）包单位应依法制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少发、承包双方的法律意识浅薄，不遵守《建设法》和根据工程项目和自身的具体情况做逐条分析，致使订立的合同不合格，等到工程真正实施起来，一旦涉及到了双方的经济利益，由于在施工合同中缺少约束彼此行为的条款，甲乙双方各执一词，最终就会发生工程经济纠纷。
2.2 合同签订不严格，条款不全面
建设工程耗资巨大，涉及面广，履约时间长，因此在客观上需要合同条款能够严谨细致，尽可能顾好每个方面。但在实际工作中，发、承包双方由于缺乏施工管理合同的经验，订立的合同约束条款不全、内容不明、职责不清等现象经常发生。只要这些问题存在，就会使得工程经济纠纷发生。
2.3 不重视合同，没有做到有偿等价
合同当事人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是要自觉的执行合同的条款，全面的履行相应的义务。发、承包双方一旦签订合同，他们的经济法律地位就是平等的，不存在主从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发、承包双方不重视合同，违背合同的等价有偿原则，只从各自的经济利益出发，随意违背合同条款。
3施工合同对工程完工结算的影响
合同一旦签订成功，即成为约束双方最严格的法律文件。合同的每一条均与合同双方的利益有关，施工合同对工程完工结算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3.1 工程竣工结算确定的基础是施工合同中的主要务款
首先，工程造价的确定和控制受到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约束。其次，确定工程完工结算价款的依据是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相关约定。再者，保证工程完工结算是施工合同约定发、承包双方的义务。订立施工合同主要是为了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任何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一方，就会影响到另一方的利益，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违约的条件和责任都以合同为根据，最终用经济来衡量，让违约者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受害方能够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
3.2 工程竣工结算方式及难易程度受到施工合同类型的影响
合同的形式主要有固定价款合同，可调价款合同，成本加酬金合同三种。其中在国内极少应用成本加酬金。在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模式下 ，最常用的就是固定总价与固定单价这两种。
3.2.1 不同的合同方式会影响到竣工结算的方式
固定总价合同的价格计算的基础是图纸和规范，合同内明确的工程内容、工程要求及工程条件，就此施工项目的固定总价需要承发包双方要进行协商确定。根据这种合同进行结算时，在设计、工程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合同的总价是固定不变的。 固定单价合同是按照固定综合单价进行结算，按照工程变更单、施工图、现场签证等实际完成量来计算工程量。这些就包含了材料费、机械费、人工费、管理费等等，且投标人要根据企业的自身情况和考虑各种风险因素自行编制各项费用的使用，在合同履行期间，综合单价不因为物价波动而波动。
3.2.2 不同的施工合同会影响价款调整的处理方式
一经确定的施工承包合同，同时也就确立了工程施工发承包价格，但工程建设中存在特殊性，合同确定的价格并不是一点都不会变化的。随着工程施工的开展，时常会发生合同价款追加的情况，但是价款的变动都是以施工合同为依据进行的，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
合同价款在固定总价合同调整的过程中，因为合同中规定了合同价款包含的风险的范围，其风险包括的因素集体包含设备、材料价格、工程量、工资等的变动，还有恶劣的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等，并明确在约定的风险范围内不再调整合同的价款。因此，在合同签订之前，要充分考虑施工期间的风险性以及国家政策性调整的风险，并且要承担相应的一切后果。
3.2.3 不同的施工合同会影响到工程完工结算纠纷控制的难易程度
工程完工结算的难易程度并不取决于工程本身，也不取决于对造价进行的计算，关键是取决于在结算过程中纠纷控制及纠纷解决上。固定总价合同结算，根据理论来说，其竣工结算问题应该不大，只要根据合同完成的工程内容，合同价就是最终结算价。实践中常常因为前期的工作考虑不到位，导致工程规模、建设标准的变化大，修改设计也时常发生，造成种种问题的发生。 固定单价合同结算，在结算的时候，工程量是以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实际完成的工程数量为准，所以必然与预算工程量的清单数量有所不同。工程清单数量发生了变化，容易导致双方对风险范围的确定及调价的条款有着不同的理解，结算时的争议就会比较多，从而增加了结算的难度。无论是签订哪种施工合同，都要针对实际情况谨慎的签订合同条款，才能在工程结算时，从有效预防各种纠纷的产生。
3.3 工程完工结算的确定受到违约情况的处理的影响
在履行施工合同中，时常都会发生违约情况。在办理结算的过程中，如果质量无法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或主要是因为承包商自身原因导致拖延工期使工程未能按期完成的等违约情况，要根据施工合同的相关约定进行经济处罚，并将违约金直接从工程款中扣除。
4 如何有效发挥合同对工程结算的重要作用
4.1 加大对合同的管理，保障履行的效果
造价确定和控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合同履行的过程，合同能否高效的实行是工程实施过程中很关键的一点。合同的履行主要是依靠监理和造价工程师，他们都必须紧紧围绕施工合同来开展工作。监理工程师依据施工合同监督和管理工程的进展，必须依据施工合同的约定进行工程的变更、现场签证、索赔事项及违约责任等各项事务。造价工程师按照施工合同的约定确认的有效凭据来确定工程造价。
4.2 采取有效的措施，弥补合同的不足之处
制订合同后，在实行的过程中，一旦发现合同中不完善的地方，要及时指出，双方通过协商形成的补充协议，是合同的一部分。一般在合同实行过中进行协商比在结算时要容易许多。
4.3 熟悉相关法律，妥善解决合同纠纷 当纠纷发生时，双方必须要积极的面对，要认真分析合同，努力寻找的法律依据；同时，也要认真考虑对方提出的观点和建议，以便纠纷能够顺利的解决。
5 总结
案例一：
一天老板的高中同学A君来找到副总裁，想把顶账的50吨奶油转卖给公司，但品控部的化验结果显示符合国家标准，但质量低于我司现在采购的产品，而且价格略高。A君多次催王副总裁答应采购，并告知老板已经承诺与他，但王总权衡再三还是一直没有答应。一天老板来了电话：“我的同学来找我了，就在我这里。你把他这事情给处理了，我太忙了，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找我。”
于是王总把奶油入库并及时给了货款。
事后老板虽然没有责备他，但王总感觉到了老板的不快，他感到难以理解。
答案：后来老板说，如果我答应了这件事情，我会早就给王总打电话告知的。他应该私下问我，最好不问就想办法打发他走，既不伤情面，也不违背原则。
案例二：
辽宁某地经销商以公司前区域经理有承诺没有兑现为由将抵达货物扣下，这批价值三十万的货物在抵达后直接入库而且拒绝支付货款，对此王总的处理方式是报警，而警方确认为经济纠纷后没有介入，并建议双方司法解决。
老板对王总的处理方式极为不满。
答案：
按照营销的惯例，一是送货人员为公司人员，应该全力保护公司货物，先收款再卸货，特别是有争议的市场，发生强制卸货要有人在货在的决心，誓死保护公司利益；二是作为营销副总和各区市场管理人员在警方不管的同时，应该组织人员强行把货装车运回或转到其他市场销售。
案例三：
公司来了个长期合作原料客户经理，老板吩咐他好好招待这位经理。于是他用很高的级别招待。结果报销时仍然按照公司规定的标准报销，另外有三千元无法报销，王总找到老板说明情况，老板告知，制度就是制度，必须遵守。于是从皮包里拿出三千元给了王总。王总推辞几下还是收下了!
答案：
总想突破制度的人如果和常常颁布制度并有实施制度权力的人吻合到一起，这个人是自私的，没有大局观的。
案例四：
一次公司老板给他安排了一个腿有点踮脚的年轻人，让他做跑街业务代表。王总感觉这个人影响公司形象，想调整为内勤，可是这个人就是不同意，找到老板，老板就是淡淡的说：“你看着办吧！”
于是王总在挑岗无效的情况下，对其做了辞退的处理。不久老板来电告知：这个人是区长的远方亲属，还是得给安排，愿意做销售就让他做吧！
根据笔者对银行内部诉讼流程的了解，从信用卡欠款产生到民事立案，发卡银行一般会经历银行自身催收和外包催收两个环节，时间也不会少于三个月，从表面上看超过起刑金额的信用卡纠纷案件都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因此信用卡纠纷案件高发的背后是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案件的逐渐增多。激增的信用卡纠纷已经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更是社会和媒体眼中焦点中的焦点。如何处理该类案件，成为民事法官在受理该类案件之后最为棘手但又不得不处理的问题。
一、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时的应然要求与实然做法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被界定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司法解释《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格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该类犯罪行为的起刑金额、规定期限和几种应当认定为非法占有的行为，使“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定罪量刑上具可操作性，但是该类透支欠款行为同时具有民事债务性质，是必须将刑事前置还是民事、刑事可以分开处理根据现行法律的应然规定似乎不存争议，但是司法实践做法对该原则的突破却会使问题复杂化。
（一）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时的应然要求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所共同确立的解决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即“先刑后民”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得到沿用。（万毅：《“先刑后民”原则的实践困境及其理论破解》，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因此，法院在审理信用卡纠纷案件时，对于标的额本金超过一万元的案件，都应当按照上述原则裁定驳回银行的，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二）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时的实践做法
1.对于符合“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客观要件的案件民事审判庭不予受理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持卡人透支本金1万元以上，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符合“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要件。部分地区的法院对于该类案件会要求发卡银行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该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只有在公安机关未作刑事立案的，才受理债权银行提起的民事诉讼。这样处理虽然能够避免刑民交叉时的问题，使得该类犯罪避免出现“刑民交叉”时的矛盾，但是明显不利于银行诉权的行使。
2.审判实践中直接忽视移送环节，在认定欠款事实之后直接依法做出民事判决
笔者根据对全国十几家法院面对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信用卡纠纷案件处理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实践中他们在受理该类案件后，并未按照“先刑后民”原则处理，而是对该类案件依照民事案件审理的程序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至于持卡人是否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是否追究持卡人的刑事责任，由发卡银行自己是否报案来决定。
（三）应然要求与实然做法相冲突的现实表现
1.受害银行不知其案件已被刑事判决仍继续追偿信用卡全部欠款
因现代通讯手段变更很快，笔者在参与审理信用卡纠纷案件过程中，初步联系持卡人时，发现如果持卡人未及时通知银行变更联系方式的情况下，根本无法直接联系到持卡人，此时我们会继续联系持卡人留在申请表上其他联系人的电话，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反问：持卡人已经因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刑了，法院怎么还继续追究他的责任？询问发卡银行，发卡银行竟然也不知道持卡人已经因“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判刑，因刑事判决已经处理过欠款本金部分，其诉讼请求再继续请求偿还本金部分，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2.在无法详细核实持卡人是否涉嫌犯罪被追究责任时可能导致银行债权被司法重复确认
目前，“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处罚并没有统一的查询系统，且银行在对持卡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大部分案件都无法有效联系到持卡人或者确切了解持卡人的现实状况，导致信用卡纠纷案件的民事承办法官无法针对每一件涉嫌信用卡诈骗罪的持卡人是否因信用卡诈骗罪已经立案侦查或者已被刑事判决均进行核实，此时民事承办法官如果仍按照信用卡纠纷的司法审判经验在穷尽其他送达手段公告送达后予以判决，如果存在该笔债权本金已经被刑事判决确认的情况下，将会导致刑事和民事的重复司法确认，使银行就同一笔债权本金享受重复债权。笔者及同事为了避免出现上述情况，在收到信用卡纠纷案件的卷宗后，首先进入系统内部的判决书查询系统查询持卡人就该案是否已经受到刑事处罚，虽然这在一定程序上能够减少重复判决，但是对于虽然做出裁判但是文书尚未生效的刑事判决无法有效获得，该类情况依然无法完全避免。
3.二次诉讼将无法避免
根据笔者查阅的众多的不同法院的信用卡诈骗罪的刑事判决书发现，该类判决书只针对本金部分做出了追缴发还的处理，对于利息、滞纳金等银行仍享有债权的部分并没有予以确认，但是，该部分债权银行又不会主动放弃，因此银行为追讨该部分欠款必将提起民事诉讼，导致即是同一法律关系又是同一法律事实的信用卡纠纷发生两次诉讼。
二、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应然要求与实然做法的理性分析
（一）对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应然要求的理性分析
1.不利于银行债权的实现
信用卡纠纷案件，即使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其民事部分法律关系单一，事实清楚，无须经过刑事侦查就能确认发卡银行和持卡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如果受制于“先刑后民”的应然要求，将该纠纷移送公安机关，且不说公安机关是否立案侦查，根据某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经验，无法联系到持卡人公告案件的比例一直很高，即使该类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亦无法很快将持卡人逮捕归案，反而可能因此导致民事诉权长期拖延，不利于银行债权的实现。
2.不符合司法效率原则
现代法律的分析，在考虑制度有效性和合理性时，往往离不开法律的经济分析，在法律的诸多领域，如“财产权、侵权、犯罪、契约，都无不打上经济理性的烙印，而效率作为经济理性的一种追求，在法律领域同样适用，如果一项制度缺乏效率的支撑，其存在的合理性将受到挑战。对于法律关系单一，事实清楚的信用卡纠纷案件，其民事部分的审理并不需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刑事责任的追究只是对其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的认定，民事责任完全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认定，首先必须区分一下“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与其他几种类型的信用卡诈骗罪的区别，其他几种类型的信用卡诈骗罪，民事责任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即通过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来确定民事中的适合被告及其行为的可追责性。
这既不会影响刑事判决的结果，也不会对定罪量刑产生影响，即刑民分开处理并不会危及司法公平原则，此时如果仍严格坚持应然要求，则会将本可以高效、便捷处理的信用卡纠纷案件尤其是无法联系到持卡人的案件陷入长期拖延的境地，加上现在针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刑事附带民事部分的处理现状，二次诉讼将无法避免导致应然要求根本不符合司法效率原则。
3.危害司法权威
司法公信力的来源在于公正的司法以及判决的既判力，但是在现今部门之间配合并不流畅的状况下，如果出现债权的司法重复确认，那么对于判决既判力的损害不言而喻，而人们对于司法公正的怀疑将会更加深化，并进一步影响到司法权威。
（二）对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实然做法的理性分析
1.侵害债权银行的诉权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发卡银行的符合其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之时应当予以立案，对于信用卡纠纷是否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不应当在立案阶段进行实质审查，更不应当对于该类纠纷给银行提讼设置法律之外的前置门槛，加上透支欠款是否构成犯罪的主观认定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可能将本不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信用卡纠纷强制启动刑事审查，导致银行不但增加启动刑事诉讼的成本，而且侵害了发卡银行的民事诉权。
2.可能侵害持卡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标的额超过1万元的信用卡纠纷案件一律强制设置刑事审查程序，对于本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透支持卡人是不公平的，因为随着信用卡信用额度的不断提升，透支消费金额越来越大，如果持卡人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拖欠银行欠款不还，只是消费后可能短期经济状况恶化或暂时经济困难无力偿还，银行在追偿之前必经刑事程序可能会造成这一部分人无辜经受刑事侦查程序，存在侵害该部分持卡人合法权益的可能，更进一步分析可能隐含着对持卡人“有罪推定”的意思。
3.存在违反规定的问题
实然做法与应然要求的冲突本身就是对现有规定的突破，因此认定法院忽视移送侦查环节，并在认定欠款事实之后直接依法做出民事判决存在违反规定的行为应无疑义，单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种行为实际上具有法律上的可责难性。但是，在具体个案中的突破行为并不仅仅局限于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一类或者某一个法院，例如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企业资产遭侵害的刑事案件过程中，打破我国司法“先刑后民”的惯例，在犯罪嫌疑人因为种种原因尚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支持企业先行民事，成功地帮该企业索回了被侵占的财产（陈杰人：《打破“先刑后民”是私权回归的要求》，载《法律与生活》2005年1月下半月。），亦是突破规定并取得良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成功典型。但该行为违反规定的性质依然不能排除。
三、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的理性思考与出路设计
（一）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的理性思考
1.绕开“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的探讨
“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至今仍有争论，法律也没有做出修改，笔者在本文中无意探讨先后问题，只是提出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前面已经论述了信用卡纠纷案件的主要特征，民刑处理结果之间并不存在牵连关系，民事责任的承担和刑事责任的追究之间没有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对于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恶意透支行为，民事判决并不洗脱其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事实，亦不妨碍公安机关对信用卡诈骗行为的侦查，出于尊重银行诉权和司法效率及现实的考虑，如果能够绕开“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的探讨，直接建构一种能够及时沟通公安机关和法院的联络平台，将银行报案，且公安机关已经以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进行刑事立案的持卡人，法院暂不予民事立案;对于法院已经以信用卡纠纷案件立案的持卡人，公安机关亦暂缓刑事立案，双方相互之间根据对方的处理结果再做出相应的司法行为，不但能够解决沟通不畅问题，而且对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又没有违反，应该是一种较好的出路
2.应充分考虑我国持卡人的现状
信用卡在我国的日益普及使得持卡人越来越多，信用卡纠纷的涉案主体低龄化现象渐趋明显，该部分人有很强的消费欲望，且消费意识更趋于超前消费，即使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在自身经济状况产生波动，尤其是恶化的情况下，在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不还款且透支本金超过1万元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果对该种情况一律视为“涉刑”并予以立案侦查，基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对于持卡人及其社会评价影响较大，如果进一步被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可以说对于持卡人的不利影响将持续其一生，其在服刑期满后的生活轨迹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现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起刑点较低，如果严格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将会使很多持卡人均要接受刑事侦查，明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刑法预防、教育功能的实现。
3.充分考虑现阶段信用卡纠纷案件持卡人到案审理情况
对于持卡人是否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未确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之前尽量不要急于启动刑事侦查程序，因为虽然刑法规定了严格的客观条件，但是银行在催收过程中能否严格做到，以及做的方式会不会激化社会矛盾，并进而借助合法刑事手段逼迫持卡人还款无法具体审查。而根据某法院司法实践经验，信用卡纠纷案件如果能够有效联系到当事人，无论金额高低，很多当事人都能够直接还款，并请求银行撤诉或者与银行达成调解协议，因此该类案件的到庭调撤率较高，说明直接启动刑事侦查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刑事犯罪的主观要件，同意还款的行为足以支持不能够认定持卡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虽然近几年到庭调解率成下降趋势，但是仍占据绝对比例。
（二）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的出路设计
“先刑后民”的司法惯例在我国确立后就饱受争议，支持者和反对者均从理论上和现实中进行论证，也有学者提出根据不同的案件来确定到底是适用“先刑后民”、“民刑并行”还是“先民后刑”，笔者限于学识无法得出定论，因此试图探讨一种能够绕开上述论题，且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并解决信用卡纠纷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的出路。
1.建立公民涉信用卡纠纷信息查询系统
笔者认为，以中国人民银行的公民征信系统为基础，对于信用卡欠款的公民是否在接受刑事侦查或者参与民事诉讼由公安机关或者法院将其录入征信系统，并对公安机关立案部门和法院的立案庭开放，使其在接受银行报案或者立案时能够直接通过查询系统获得持卡人的涉信用卡纠纷的实际状况，法院对于银行未进行刑事报案且公安机关未予刑事立案的信用卡纠纷视为民事纠纷，并进入民事审判程序;对于已经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且已刑事立案的持卡人暂不予民事立案，对于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确实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持卡人才裁定驳回银行，移送公安机关，而不是应然的，对于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客观要件的持卡人一律裁定驳回，移送公安机关。系统的设立即可以有效的防止重复判决，也可以预防“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成为滥刑的可能性，又不会对银行的诉权产生影响。
2.健全民事法官对于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甄别标准
民事法官在审理信用卡纠纷案件时，直接接触到当事人，对其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有便利的判断条件，因此对于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客观要件的持卡人，民事法官须通过和持卡人谈话的方式来判断主观恶性，对于确实因经济困难，无法及时还款，但是又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持卡人继续民事审理，可以避免这一部分人极易接受刑事侦查的弊端;对于确实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持卡人遵守“先刑后民”的司法原则裁定驳回银行，移送公安机关，而不再沿用目前实然的做法跳过现行的法律规定一律按照民事审理，那样可能会放纵部分触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持卡人逃脱刑事处罚。
3.改变刑事判决的传统做法
前文已经述及现阶段的司法实践，每一件“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面临二次诉讼成为必然，起因在于刑事判决对于银行的民事债权只处理本金部分，而对于利息和滞纳金等费用不予处理。刑事立法是以本金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因此刑事判决如此处理并无不当，但是如果能够修改刑事判决，定罪量刑仍以本金为准，只是在刑事判决民事追偿部分做一下简单技术处理，借鉴民事判决的处理方式，将利息、滞纳金等费用包括在内并非难事，这样做不但可以有效避免刑民二次诉讼，有效节约司法资源，而且比起修改法律来说又能够节约巨大的立法成本。
四、结语
一、合同无效的常见情况及产生原因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具体到房屋买卖合同方面，在实践中可以大致归纳为几种情况。
1.借名购买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
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是国家提供给特殊低收入人群的一种社会保障措施，不符合购房资格的借用他人身份购买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变相侵害了其他有资格购房者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平，属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应属无效。
2.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民法通则》第十二、十三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其法定人其民事活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他的法定人，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人同意。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明显属于超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如无法定人的认可应属无效合同。
3.开发企业无预售许可销售期房的
根据《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我国实行商品房预售许可制度，对于销售未竣工商品房的，必须取得销售的行政许可方属合法。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
4.非本农村集体成员购买集体宅基地上的房屋的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规定，禁止擅自通过“村改居”等方式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出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改革和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可以看出，因为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归属集体所有，权利人只有使用权，如果任其无限制地转让，有可能侵害集体的利益。即使在2016年最新实施的《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中，也未对此做出突破，而且在大量的司法实践中，均认定为无效合同。
5. 房屋买卖权属有纠纷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有权属纠纷的房屋的不得转让。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限缩为排除恶意买卖的规定。因为我国对物权的规定不完全和德国登记制度一致，有个善意取得的规定，鉴于目前对于什么情况下属于权属有纠纷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一般可以分为三种情况：无证或者非所有权人房屋的买卖；有查封；异议登记的房屋买卖。对于卖方合法建造但尚未办理物权登记的，虽然根据《物权法》第三十一条不发生物权效力，但是其合同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之规定还是有效合同。
而对于无权处分、无权或者非所有权人买卖的，则应当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受让人依照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规定来判断，如果属于恶意买卖的，可以认定为无效合同，如果属于善意的，则不宜认定为无效合同。如果是违法建筑的买卖，在发生纠纷诉讼时还没有取得合法建设手续的，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属于管理性规范，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但如果是买卖双方当事人在明知房屋被查封，合同目的不能达成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应属无效。此种情况下，多为法院执行制造障碍或者是虚假转移房屋，应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无效情形。
对于有异议登记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十六条之规定可以判断，如果购房人明知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着有效的异议登记仍然购买的，应当认定为非善意，如果此种买卖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则该买卖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
二、买卖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到房屋买卖中可能导致的后果如下。
一是房屋已经交付的应当返还房屋，原产权人应该返还购房款以及相应的利息损失。部分情况下可能有例外情形，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2385号等判决的观点，如果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且买房人已经实际占有了该房屋或者再次出售给另外一个非农户籍者，合同虽被确认无效，但是房屋实际占有人不负返还的责任。当然，如果再次购买该房屋的是该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由于其是有购房资格的，因此其可以合法拥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因此，合同无效也不必然要返还房屋的。另则，如果房屋经过了装修或者加层改建等，也对法院是否判决返还房屋或者对于返还价款的计算会有不同的影响。
二是未取得预售许可销售商品房导致合同无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三是买卖房屋上还设立有抵押担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依据此规定，在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解除的情况下，银行按揭贷款合同可以解除。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据此规定，银行按揭贷款合同因房屋买卖合同失效而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将购房贷款返还给银行，将房款本息返还给购房者。
四是买卖房屋在案件审理中可以确定为第三人财产的，当合同被判决无效后，应该返还给第三人。
五是涉及到违法犯罪行为的，则应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这也是维护健康有序经济秩序的重要措施，避免产生过度的经济纠纷。
三、无效合同的登记处理方式
在现有的有关房屋登记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于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后登记如何办理的明确规定。而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合同无效及其后果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如果在生效法律文书中并没直接明确如何办理相应登记而直接办理的话，极易造成新的登记错误。
从《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来看，对于合同效力和登记效力是区分开的，故而不能直接得出合同无效必然导致登记无效的结果。对于合同无效导致要办理相应登记的，有以下几种模式。
1.双方申请模式
因为合同无效的判决不属于《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之可以单方申请的生效法律文书，因此如果买卖合同双方协商一致的，可以持合同无效的生效法律判决文书，按照普通程序双方共同申请办理转移登记给原产权人。
2.登记机构主动撤销模式
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如果无效合同的判决书可以证明当事人以隐瞒真实情况、提交虚假材料等非法手段获取房屋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可以撤销原房屋登记，收回房屋权属证书或者公告作废。虽然目前根据国家安排，不动产登记由国土部门负责，并且出台了相应的登记规章，但是笔者认为原《房屋登记办法》并未作废，如果属于房屋登记的也可以作为一个特别法予以引用。
3.协助执行和履行法定义务模式
关键词：民事诉讼，民事调解，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重要制度，但是在现今，调解制度却走入了困惑，主要是旧的调解制度体系不完全符合新的社会条件，但新的调解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在探讨中，也许我们追溯调解制度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参照国外的种种规定会不无裨益。
一、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渊源
调解制度在我国渊源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中，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和法律，但是却有组织和秩序的存在。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有矛盾和纠纷的产生，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争端和纠纷，都是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在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由此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中，纠纷和矛盾的解决通常是由当事者所在的氏族或部落相互协商解决的；部落之间的纠纷和争端，是由有关的部落首领，按照原始社会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相互协商解决的。而对本氏族个别不遵守习惯的人，则是依靠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的力量，采取调和的办法，从而达到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目的。可以说，这是调解的原始形式。
在奴隶制社会中，同样也确立了调解制度对于解决社会冲突和纠纷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周代的地方官吏就有“调人”之设，职能是“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也就是调解纠纷的人。而在春秋时期，孔子可谓是我国古代的调解制度的理念的创造者，他憧憬着“必也使无讼乎”的社会，在孔子当鲁国的司寇时，竭力主张用调解的方式处理家庭内部的讼争。
在封建社会，调解则始终被封建统治阶级作为推行礼治和德化的工具。孔子的无讼的理念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调解制度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形式更多样化，一般有民间的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官府调解。民间自行调解是指纠纷双方当事人各自邀请乡邻、亲友、长辈、或在当地民众中有威望的人出面说合、劝导、调停，从而消除纷争。宗族调解是指宗族成员之间发生纠纷时，族长依照家法族规进行调解。乡治调解则是一种半官半民的性质的调解，自周代起，我国就有了乡治组织。春秋战国时期的“调人”，就是当时乡治组织的负责人，秦汉的“乡强夫”，南北朝时的“里长”、“里正”，元代的“社长”，清初的“里老”、“甲长”、“保正”等，都是乡治调解的主持人，这种调解通常是有官府批令，并应当将调解的结果报给官府，如果乡治调解成功，则请求销案，如果调解不成，则需要禀复说明两造不愿私休，从而转由官府的审理。官府调解是在行政长官的主持下对民事案件或轻微的刑事案件的调解，是诉讼内的调解。组织主持调解的主体上要是州县官和司法机关，由于中国古代行政官员兼理司法的传统，故司法机关的调解包含在官府调解形式之内。
二、我国古代民事调解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民事调解制度虽然形式多样，但作为统治阶级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是与当时社会的基本道德理念分不开的，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有着独特的原则和特点。
首先，中国古代提倡的“无讼”一直被统治者视为是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此观念的支持下，息事宁人成为民事调解的重要原则，也是首要的目标。另一方面，民事调解制度的制度构成也是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状况相联系的，中国古代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社会的流动性小，往往是一个宗族，一具大家庭集中在一起，由此也导致了宗族观念的加强和诉讼观念的减弱，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范围的狭小简单滋生一种宗族内部事情内部解决，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指导。由此带来调解者进行调解的主要目的不是明断是非，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防止矛盾的扩大，这种情况下，调解也往往是和稀泥式的，清代的幕僚汪辉祖曾说：“勤于听断善矣。然有不必过问皂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盖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措。…或自矜明察，不准息销，似非安人之道。”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的调解制度的实际状况。
其次，古代的调解过程往往伴随着道德的教化过程。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树立了各种理论思想来对民众进行统治，最主要的就是统治中国古代时间最久的儒家的“仁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的理论思想。两者的理念内核都是珍视原始民主，看重人际温情，强调中庸和睦。我们知道在调解中，往往是有调解者“晓之以情，动之以礼”这里的礼，在古代就是一种儒家的礼教思想。古认为诉讼的根源在于道德的堕落，故调处息讼之上策乃是对争讼者进行道德感化，使其自觉，自省、自责、从而止讼。而且古代的司法官吏实际是由行政长官来担任的，行政长官的选拔实际上是通过对儒家著作的掌握程度为标准来进行选拔的，所以在他们的脑子中，古时的贤臣循吏更大多均以善用此法而闻名于世。案件至调解者处的时候，往往是先对当事者进行训导。
三、民事调解制度在近现代的发展
在近代，法律的频繁改制社会的动荡并没有导致调解这一具传统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得到衰败，相反，正是由于这个时期的法律的频繁改制导致的法律缺失使得这一个时期的纠纷很大一个比例仍然是由调解来解决的。
在现代，建国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十六字方针”（“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一直被奉为民事审判的最高指导原则。1982年试行的民事诉讼法秉承了根据地的传统也规定了“着重调解”原则；政策上倾向于提高解结案率，并对利用调解成绩突出之法官予以奖励和提升。但是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转变，过分强调调解逐渐不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破坏了调解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纠纷处理方式的内在处理。由此，带来了调解制度的一段时间内不消沉，但是即使在此阶段内，法院的民事调解案件的数量仍然是很高的，中国人的和为贵的思想使得调解率并没有随着制度的滞后急剧下降，这或者可以归结为一种文化底蕴和思想的彻底改变前的惯性的作用。随着世界制度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诉讼洪水”与“诉讼爆炸”的现象，法院不胜负荷导致诉讼严重拖延，律师费、诉讼费过于高昂，案件多样化等等原因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和改革过分僵化的诉讼制度，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广泛的得到发展，调解作为“东方的经验”也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调解的审视也成为必要。
四、国外调解制度的比较研究
虽然在现代，国外都在致力于创设和发展审判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德国创立了“司徒加特模式”，日本在实验“辩论兼和解模式”，但是以美国在1970年以后兴起的ADR影响范围比较大，制度建立也比较完善，并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所效伤。在此，我们就以美国的制度来做比较的研究。在美国，调解制度是包含在ADR制度之中，分为建议性ADR，推荐性ADR，和决定性ADR三类，其中，建议性ADR的裁决当事人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当事人可以不予接受，推荐性ADR裁决对双方也不直接具有约束国和，但是如果双方表示接受，该程序可以转由法官作出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决定性ADR是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所做的裁决当事人必须履行。在建议性ADR中，争议双方首先需要达成愿意采用该方式的协议，然后共同选出一名“中立听者”，这名中立听者通过双方的希望的调解方案的缩小差距，从而拿出自己的建议，促成和解。另外一种称为“
密歇根协议”是州法院有一份得以允许做调解员的律师名册，进入调解程序之后，争议双方在名册中各指定一名律师做调解员。这两名律师再选出第三名调解员。然后，调解庭安排调解听证时间、地点，并通过知双方在听证前十天将相关文件交各自指定的调解员，并附上各自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简要叙述。在听证日，律师可以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调解员在听证后十天作出判决，双方在收到裁决二十天内作出接受或拒绝的表示。若双方都表示接受裁决，则此裁决具有执行的效力，如果一方拒绝，则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调解结果放入到一个密封的纸袋里保存，如果法院的判决不超过或不低于原裁决的10%，则各方只负责自己的调解和诉讼费用；如果判决数额高于原裁决的10%，被告必须承担所有的调解和诉讼费用甚至律师费用；如果判决数额低于原裁决的10%，原告必须负担上述费用。推荐性ADR主要有小型审判和简单陪审团审判两种。小型审判主要是听证从而使双方能够有陈述案情的机会，之后双方在第三者的引导下寻求合意的作出，简易陪审团则主要是一种非严格的陪审团对案件进行判断的过程，双方在陪审团之前进行陈述，案件披露，然后陪审团给出基于此的判断，从而是双方预先知道诉讼的可能结果，为争议双方提供一条途径。决定性ADR则是在争议双方的请求下，法庭指定一名裁判者，通常是退休的法官，由他主持一个非正式的程序，作出由法庭强制执行的判决。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出，在美国的调解中，虽然形式多样灵活，但是都是比较重视对于事实的认定，是非的判定，如果说我国的民事调解是建立在一种对和为贵的劝说上，则美国的调解更多的是给予当事者双方一个事实判断的机会，从而使当事者在对利益的权衡基础上作出相互的让步。
五、对我国现今民事调解制度的思考与设想
我国现今的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某些行政机关以及仲裁组织和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负责调解本地区或本单位的一般民事纠纷、简单的经济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行政机关的调解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各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因为行政管理而引起的争议的调解。仲裁组织和人民法院的调解是在仲裁人员或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按照自愿平等的原则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终结仲裁或诉讼程序的活动。长期以来，我国的调解制度强调说服教育，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使当事人在情面上作出让步，达成妥协。这是使得调解制度陷入消沉的原因之一。在市场经济下，追求最大经济利益是每个市场主体的内心心理动机，因此，我们的调解制度应当在借鉴古今与中外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改革，使调解制度能够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对此，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一点设想：
（一）、改革调解的模式，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使法官职能分工进一步具体化。根据调解和审判间的关系的不同，可将各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分为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德国以及我国为代表的调审结合式，即法院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第二种是调审分立式，即把法院调解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独立的调解程序，以日本、台湾为代表；第三种为调审分离式，即把法院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出来，作为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诉讼方式，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当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结合目前的审判制度改革，可以将诉讼程序划分为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二个阶段，将调解放在庭准备程序之中。与此同时，将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的审判人员分立。庭前审判人员可以由法官助理和未来实行的书记官专门担任，他们负责送达，调查、整理证据，进行证据以及财产保全，然前审判人员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如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功则将案件转入庭审程序，由审判员或合议庭事进行判决。这种调解模式的优点有：1、将调解权与审判权分离开来，使得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实现合意自由，从而有利于实现调解结果的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通过出示证据以及法官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帮助当事人重新估价自己一方的立场和主张，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或以撤诉等其他方式结案。3、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法官人数较多，素质不高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庭前准备程序的内容对法官素质要求相对较低，且调解结案方式仍是我国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结案方式，因此将庭审法官与庭前法官分而设立，并将调解置于庭前准备程序之中，可让有限的高素质法官专门从事庭审程序中的审判工作，将其从日益增多的诉讼中解脱出来，从而从根本保证法官能够朝“专业化”、“专家化”的方向发展。实践证明，法官职能的细化还可以有效地防止了审判法官不公不廉行为的发生，保证了法院调解时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有利于调解功能的发挥。
（二）增加调解制度的程序性，充分保证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首先，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优势在于灵活性，克他诉讼的刻板和僵硬，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其应有的原则标准等要有具体的规范措施，而不应因为其灵活性而使其无从把握，制度稀松。如调解的合意原则，应当加以强调，防止调解人员压制当事者达成协议的现象发生，尤其是诉讼中的调解，作为一种快捷的结案方式很容易导致法官将调解中的主观印象带到审判当中从而影响审判的公正性。由于审判与调解是同一个法官来主持，当事人也很容易所有顾虑，造成不应有的思想压力。所以，我们建议两者由不同的人来主持，适用不同的程序。其次，调解并不意味着“和稀泥”，应当分清是非，调查事实，保障当事人应有的权利。从我国古代一脉相承下来的调解制度给人的印象都是说和，劝和。往往都是首先对当事人先进行一番说教劝导，而且这种劝导中往往还残存着许多古代思想的残余。如，人们往往认为如果造成矛盾，那往往双方都会有错，“一个巴掌拍不响”之类的思想广泛存在。这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当然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但调解程序中，我们应当端正这种思想，避免先入为主。美国的调解制度中，几乎所有的调解程序中都有听证程序来保证作出调解的基础事实清楚，而且越是正式的调解程序听证程序也越严格，甚至在决定性ADR中，整个程序十分接近审判程序，让当事人有机会权衡利益，充分实现各项权利，也正是由此当事人才能完全心甘情愿的受调解协议的约束，减少反悔率，降低程序和资源的浪费。在我们国家重建调解体系的过程，也要注重实体上的权利保障，调解也要分清对错，弄清是非，在此基础上给予当事人一定的自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再次，我国现在的解调种类繁多，由此带来的调解协议较为模糊，有些规定还缺乏合理性，实践中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阻碍了调解制度的发展。比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一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将它认定为是一个民事合同，这其实只是对调解协议的实体内容予以肯定，但是在其程序方面没有承认其效力。在探求非诉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作为人民的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应当发挥其优势作用，将其发展成为我国调解体系中的中坚力量。同时充分发挥各种调解的优势作用，使之在各自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构建有序合理的调解制度体系。使古老的调解制度在新的条件下发挥新的作用。
（三）规定调解的期限，避免久调不解，严格当事人的反悔梅。为防止当事人及部分审判人员无休止的调解拖延诉讼，应规定调解的期限。通过设立调解期限，可
以防止相关人员无休止地调解，拖延诉讼，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当事人要求调解应递交调解申请书，调解应开始于双方当事人向法院递交收面调解申请，调解由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可以从根本上确保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请求适用调解方式，并接受调解结果。同时，对当事人的反悔权应严格加以限制，明确规定调解无效的标准。如前所述，赋予当事人无限制的反悔权有损法院调解的权威性，也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增加了诉讼成本、徒增法院工作负担，造成无效劳动之后果并且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随意提出反悔。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一经送达当事人，调解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可以强制执行。但是，为弥补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应当考虑建立调解无效确认制度。对具有下列情形式之一的调解协议应确认为无效：1、调解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或审判人员违反审判纪律直接影响内容实体不公；2、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直接影响另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3、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利益；4、调解协议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
（四）重新界定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缩小调解适用范围。如前所述，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适用调解。笔者认为法院可解调案件范围应除以下几种：1、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2、适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3、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4、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案件；5、无效的民事行为需要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在适用阶段上，笔者主张法院调解应限于一审判决之前，在其它诉讼阶段不宜再启动调解程序，这有利于防止当事人诉讼权利滥用，节约诉讼成本，也有利于杜绝法官不适当行使职权，维护公正判决的权威，使当事人认真对待和重视一审程序，发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应有作用。至于在实践中当事人之间自愿就债权债务数额多少进行的调整，可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和解程序解决，从而也保证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时，“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不应该成为调解的原因。如果一旦实行调审分离的模式，调解程序由当事人启动，而非法院启动的话，则法官的职权受到了必要的约束。因此不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同样能保证公正司法，同时又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使得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综上所述，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已经日益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结合我国国情，改革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使调解这一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制度在新时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
《周礼•地官》
[清]汪辉祖：《学治臆说•断案不如息案》
1.合同签订过程中常见的法律风险
（1）质量及验收的条款
①工程项目。工程项目一般须签订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施工合同文本可采用国家工商总局、住建部制定的标准合同文本，其规定工程质量标准及验收标准的评定是以国家的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为依据。工程质量验收人员为当地政府工程质量管理部门、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承包人、企业相关专业人员。②货物的采购。需对货物的技术指标、参数进行准确、详尽的表述。若该货物的质量标准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则须明确质量标准执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比如钢材、钢管、水泥等；对特殊的设备，还应安排生产技术部门编写技术条件书，对质量技术指标、参数、规格，以及验收标准作详细的规定。③服务项目。服务项目的质量标准及验收标准一般没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作为参考依据，需依靠日常工作的经验积累及参考其它兄弟单位或同行的经验制定质量标准及验收标准，比如聘请法律顾问、安保服务、保洁服务等。
（2）付款和定金条款
在合同文件的编制过程中，一定要将付款的具体时间节点约定好，若约定的时间节点不够明确、清楚，当对方的工程进度或交货进度违约时，对方往往就会找采购方不按时付款的借口。另外，合同必须将订金与定金区别开。“定金”是指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向对方给付的，作为债权担保的一定数额的货币，它属于一种法律上的担保方式，目的在于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而“订金”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它不具备定金所具有的担保性质，可视为“预付款”，当合同不能履行时，除不可抗力外，应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承担违约责任。
（3）争议管辖的条款
合同文本需标明具体有管辖权的法院，防止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能为争取有利于本企业的诉讼地；合同中应将诉讼管辖地法院或仲裁机构名称具体明确。
（4）违约的责任条款
合同文本需要明确对方的责任。《合同法》明确规定，若一方违约，另一方可以索取相应的违约金、赔偿金。但是，如果签订的合同中没有约定对方的违约责任及违约金支付金额，若发生合同纠纷时，法院则可能不支持收取违约金，法院认为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放弃了违约金的赔偿。
2.履行合同过程常见的法律风险
（1）合同的变更
双方对合同中的相应义务及权利进行变更时，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协商工作，补充签订相关的合同后方可生效。特别是发电企业工程款或货款的支付，必须严格根据合同的约定来付款。如果要变更收款单位的名称，双方更需进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后方可实施。
（2）履约期限
《合同法》对债权债务的诉讼时效有明确的规定。所签合同所约定的具体合同期限对合同履行有重要影响，企业合同管理部门应经常对合同进行检查，若发现逾期的债权债务，需及时向企业领导汇报，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补救，以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
（3）保存证据
电力企业在开展合同管理工作时，应妥善管理合同及相关资料，例如合同履行记录、对方的资信资料、往来的传真、收货单据、验收记录等都应保存好。对合同原件进行妥善保管是履行合同最关键的条件，且是进行索赔的主要证据，若合同原件丢失了，进行索赔时就会处在被动的局面，甚至还会出现无法索赔的情况。另外，合同中的商业秘密比较多，必须重视其保管工作，防止泄露。
二、电力企业合同管理中防范法律风险的相关对策
1.建立健全合同管理制度
由于国内企业的资信、素质参差不齐，一些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经常有各种经济纠纷、违约的问题产生，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导致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受到阻碍。电力企业需建立健全严格、科学的合同管理制度，通过有效、科学的制度对合同进行全过程管理，有效防范经营管理中的风险。一个完善的、科学的合同管理制度，内容应包括：明确分级管理和合同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实行承办人制度、审查会签制度、授权委托制度、审计监察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和合同备案制度等。只有将合同管理工作的责任落实到企业的主管部门、各级相关部门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把各项合同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才能防范企业合同管理工作中产生的各种法律风险，切实有效的维护企业的利益，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2.加强对合同管理人员的培训
电力企业在开展合同管理的工作时，应该不断加强合同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培训，加强合同管理人员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企业只有不断提升合同管理人员的相关法律意识，才能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有效避免法律风险的产生。电力企业应该不定期进行相应的法务培训、学习，培训过程中可以根据员工身边的各种案例，对合同签订中的争议、潜伏的隐患、不明确的约定等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在开展法务培训时，讲解人员应该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懂的语言对相关内容进行讲解，合同管理人员才能更好的对所讲知识进行理解，并进行反思。另外，合同管理人员在加强培训学习的同时，还应及时收集国家或行业对标准合同范本的修编信息，以免签订合同时使用到过时的范本。
3.应给予企业专业法律顾问足够的重视
电力企业进行合同管理工作时，应聘请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重视专业法律顾问的作用，可有效的防范企业的法律风险。企业在进行合同审查阶段时，就应请法律顾问参与合同文本审查；对于重大项目或事项，更应充分发挥和利用法律顾问的专业知识，应在项目或事项的决策阶段就请法律顾问参与进来，多听取法律顾问从法律的角度提出的意见。企业领导必须重视法律顾问提出的各种意见，把所提的各种意见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作出处理指导意见，并把处理指导意见贯彻到项目或事项的决策、谈判、实施等过程中。另外，企业遇到合同争议或纠纷时，应第一时间咨询法律顾问意见书，并做好诉讼、仲裁等工作。
4.其他应重视的合同法律风险的防范
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合同条款意思的准确性，条款内容所要表达的意思不能存在歧义，且应具有一定可操作性，以便于签订合同的双方履行相应的义务。企业所签订的合同还必须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得签订违反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合同；为防止合同履行中产生各种争议和纠纷，在签订合同时要明确约定争议和纠纷的处理方式。
三、结束语
关键词:网络;应收账款;管理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会计信息奠定了信息支撑，这无疑改变了现代会计的内容与环境。应收账款作为企业资金管理不可或缺的部分，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企业发展，随着社会竞争力的日益激烈，应收款管理无疑成为了企业管理中的难题，而互联网对应收账款管理有着积极推进作用，所以在网络环境下科学安排与管理应收账款至关重要。
一、企业会计应收账款管理现状
应收账款作为企业向客户收取的相应货款与代垫款项，其管理不容忽视。应收账款的合理管理有利于保障企业资金的有效流动与收益，在此基础上才能维持较好的财务情况。然而，我国大部分企业的应收账款管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市场份额的拓展，过于注重赊销形式的运用;缺乏良好的社会诚信度，部分企业故意拖延还款时间，盲目占领他人资金;缺乏健全的企业管理方式，过于注重销售，忽视内部管理，当然也涉及应收账款的管理;缺乏高素质人才队伍，没有合理的方式方法催讨应收账款;缺乏相应的激励体系与处罚体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企业存在违法行为，即借助应收账款拓展自身企业的业务收入进行业绩粉饰，与基于坏账准备的提取进行利润调节。为了解决这种现状，很多企业逐步创建了应收账款管理体系以强化应收账款管理，并将其视为企业会计管理的主要环节，虽然获取了相应的成绩，但发展却较为失衡。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企业在管理应收账款时除了采取传统方式外，更为重要的是运用网络技术进行应收账款管理。因此，如何更好地运用网络技术进行应收账款管理是当前企业的首要任务。
二、网络环境下企业会计应收账款管理的有效措施
(一)创建网络客户信用制度体系
企业依据对进口公司经营状况与应收账款收取状况的了解，借助会计网络体系创建一套有效的客户信用制度体系，并依据信用等级的不同制定不同的赊销规划，从而减少企业赊销之后产生坏账的几率，以及避免企业陷入困境。与此同时，还需要对员工的管理功能与使用权限加以规范，使企业相关人员更加规范业务销售，依据赊销审批的流畅依次赊销，不可弄虚作假，影响企业的声誉与利益。企业自身也需严格监督，对于局部投机心理的人员需要严加处理，从根源上降低企业风险。
(二)紧密联系专业信用机构
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发展，大部分企业领导会选择拓展企业业务领域，甚至是开发海外业务，但地域的局限性，无疑增加了企业进一步认识与了解海外客户的信用度与账款问题，加之每个国家与地区都存在自身特殊性，有着不同的法律法规与操作规范，所以企业无法深入了解，导致在处理经济纠纷时没有较好的地位，面对这种情况，寻求专业信用机构帮助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专业信用机构依据自身具备的专业知识与长期累积的各个行业财务数据资料等，可以较公平地了解被调查者的实际财务情况，给予企业相应的参考意见，并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在企业无法催讨已经到期的账款时，同样可以寻求专业信用机构帮助，基于信用机构有效化、科学化的方式与途径为企业讨回账款。除此之外，网络业务销售也需要专业信用机构的支持，以维护权益。
(三)提升员工技能
拖欠货款一般存在以下三种情况:首先有缘由的拖欠，面对这种情况，企业需要时刻把握时机，尽量避免出现长期拖延的现象，制度合理的催收对策，如心平气和地跟客户讲述实际情况，以及相应事实与道理，用感情打动客户的心，以获取客户的认可与支持，从而收回欠款;其次经营不佳产生的拖欠，面对这种情况，企业需要高度关注与重视，制定合理收款规划，或到现场收款，避免造成企业的损失;最后赖账的拖欠，对于赖账的客户，企业需要毫不犹豫的处理，先采取协商的方式，若客户仍然无动于衷，就需要如实采取法律途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阶段，互联网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所以企业员工也需要进行网上交流与相互学习，寻找最有效的处理方式。
(四)创建应收账款信息动态管理机制
现阶段，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商品的一系列购销业务常常发生于企业销售部门之外的地点，所以业务员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赊销业务发生在异地，面对这种情况，传统的会计核算方式无法提供及时准确的会计信息，无法满足业务员与企业客户对信息的实际需求。而网络环境下企业会计应收账款管理有效弥补了这点不足。无论业务员身处何地，只要有网络就可以向相应的销售部门或者总部及时传送发生经济业务完整资料，使他们掌握最新的信息，动态展示应收账款实况，不仅有利于加强企业和业务人员的及时联系，而且有利于企业领导者更好地管控，即使出差在外，也可以基于网络化管理及时了解与掌握各个业务部门的应收账款的实际变化状况与汇总状况，且管理部门也可以及时给相关下属部门安排工作与传达有效信息。基于互联网，各业务单位可以将每天的业务与客户互动状况及时、准确地汇和到总部数据库之中，以促进数据汇总灵活化与自动化的实现，此外，还可以随时查询客户授权的实况，以获取有效性较强的应收账款的周详资料与对账单，随时掌握自己的还款状况，以便随时发现问题，改正问题。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信用领域的不断拓展，无疑增加了企业应收账款额，所以基于网络环境科学管理应收账款已经成为了企业管理不可或缺的内容。企业负责人除了需要时刻注重产品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合理管控应收账款增长，强化应收账款管理力度，从而真正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以及为企业的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卢稚莹 单位:西安翻译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晓蕾．会计网络化环境下企业应收账款中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