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4 10:44:1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区域经济问题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 键 词】区域经济史/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坚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论
任何的都涉及方法论，可惜在区域史的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外围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推翻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四、现实意义
作为学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关键词】城镇化；区域经济；问题；发展
现如今的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不仅优化了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更是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而在城镇化的推动下，城市与乡镇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乡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获得了普遍的提高。同时，城镇化还使得我国的经济开始走向平稳，不再是城市经济远远高于其他地方，改变了以往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并且，我国的城镇化是一个现实而稳定的发展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已然变得较为成熟，对国内整体经济的发展起着最为核心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的城镇化整体进程，在时代的不断发展当中，也出现了一部分问题和不足之处，尤其是城镇化后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成为了干扰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一部分区域的整体城镇化进程相对较快，而其他部分的则相对较为缓慢，但是它们的经济制度往往是相同的。于是，不同区域内的工资状况也出现了偏差，高经济地域内的消费水平往往较高，相应的工资水平也十分高。但低经济区域内，不仅工资较低，而且与高经济区域有着明显的经济差异。并且，不同地方的经济地域，往往会相互模仿彼此的经济体系，比如有的地域内房地产经济十分流行，而且较为火热，整体的经济姿态较高。而其他区域也会相应的进行模仿，着重发展房地产经济，但是很快便发现房地产经济根本不适合当地的实际状况，难以获得有效的发展。因而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便迅速下降，区域经济也不再那么明显。
一、城镇化后的区域经济现象分析
（一）城镇的人口不断上升
在国家大力推动城镇化的发展之后，我国城镇的人口迅速上涨，停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急速锐减，一些时候，乡村几乎成为了无人问津的区域，整体的发展走势十分艰难，而经济的发展速度也较为缓慢。虽然乡村也面临着城镇化的机遇，但是其经济基础十分的差，无法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自身的经济水平。同时，很多乡村盲目的进行城镇化发展，开始学习城镇化内的一切经济模式，但是城镇的经济模式开展，需要有较高的经济基础支撑，失去了经济基础，所开展的经济模式已然没有丝毫的意义。并且，乡村的经济发展需要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如果盲目一味的跟从城镇的经济体系，不仅换不来经济的有效提升，还会使得整体经济质量迅速下降。城镇化之后，城镇的人口迅速上升，他们无疑是城镇区域经济的带动者。有了人口的扩张，城市的消费水平获得了整体的提高，所形成的劳动力系统也更加的庞大。但是其中也产生了一定的问题，比如经过城镇化的不断扩大，很多地域内的基础公众设施已然难以满足人口增长的实际需求，而且如医疗一类的公众设施，首先都必须有一定的经济作为基础，伴随着人口的增长需要进行迅速的扩张，但是公众设施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迅速的优化，因而给国家的公众服务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
城镇化的开展，无疑推进了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同时缩短了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距离。但是，城镇化的开展，却是片面性的，不同区域内的城镇化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而对于这些城镇化内容，如果不能加以合理的优化，将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发展效率。比如，以北京、上海一类的城市为例，他们的城市化水平已然具有相当高的水准，而周边的小乡村也在城市化范围的不断扩大中，被完全的覆盖，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整体的经济也迅速涌入飞快的发展状态中。但是，依旧有一部分山区的乡村，由于距离城市相对较远，它们的发展速度十分缓慢，即使在城镇化进程的引导下，整体的发展速度也并没有较大的提升。而且，这些乡村的经济发展，不同于其他区域内的乡村，它们无法找到较多的消费人群，而且其中的青壮年往往都选择了进入城市打工，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他们的劳动力十分的低，根本无法迎合当前时代经济发展的主体需求。而且，城乡一体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以经济特色作为基础，如果乡村的城镇化进程，始终跟随着城市的步伐去走，并不会有太大的突破，整体的经济效益也只能保持较低的水平。
（三）区域经济片面化过于严重
在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当中，衍生出了相当多的区域经济，区域经济是我国着重发展的经济内容之一，但也是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我国的区域经济，指的是一部分经济基础较为优秀的区域，在城镇化的冲击下，得到了相当迅猛的发展，融入了城镇化当中。而很多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区域，即使有了城镇化的引导整体的城镇化水平也并不是那么优秀，该片区域无论在经济水平上，还是在经济质量上，都与经济实力较厚的区域，有着明显的差距。同时，国内城镇化的进程，不同区域内的发展速度也是不同的，很多城镇的发展速度十分缓慢，经常难以适合当前时代的具体需求。而且，城镇化拉近了城市和乡镇的距离，但是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却是一种区域化的状态，仅仅是一部分区域内的经济水平差距被缩小，而与其他地域的城镇化经济水平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域。这也是导致当前城镇化进程十分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城镇化后的区域经济优化策略探讨
（一）加快^域经济改革步伐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的区域经济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有了整体性的提高，并且相当多的经济主体已然走出了国门，开始走向世界。但是当前区域经济也面临许多的压力和挑战，尤其是国外企业，直接对国内经济形成了直接的挑战，如果无法对这部分挑战加以合理的应对，将会整体性的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为了改善这样的状况，我国可以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加快区域经济的改革步伐，迎合当前社会的实际发展需求，形成最为科学实际的经济发展体系。在区域经济的改革上，我国可以重点选择一些内容进行优化，尤其是区域经济内的经济特色，大力建设基础的公众服务设施，使得人们的基础生活水平得到有力的保障。对于不同的区域经济而言，如果没有区域经济的特色可言，十分容易被社会所抛弃，整体的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也会迅速的降低。为了形成区域经济的特色，政府应当着重分析当地的实际经济状况，选择最为合理科学的经济内容，比如基础的餐饮和旅游经济，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和创新，进而使得区域经济的整体效益获得全面的上升。在区域经济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应当起着引导的作用，而不是完全的进行管理。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政府不应该过于着急，而应当尝试给予区域企业一些发展的契机，使得整体的经济水平得到全面优化。
（二）加强区域之间的联系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虽然缩小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差距，但是仅仅针对部分区域而言，有相当多的区域，整体的经济走势并不是那么完善，经常与其他城镇化区域有着明显的差距。而且城镇化的整体水平，在不同的区域所表现出来的状况也是不同得，一部分区域内的城镇化水平较为优越，而另一部分的城镇化水平则十分的低下。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距，与这些区域之间没有较好的联系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对于城镇化而言，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的平稳运行，使得我国的经济状态处于较为优越的状况。同时，它也是缩短城乡经济差距的主要措施，能够直接影响到城镇化经济的最终质量。但是当前的状况却表明，城镇化的经济体系十分的不健全，经常难以迎合当前时代的具体需求，并且不同区域间的城镇化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为了较好的改变这样的状况，政府应当尝试加强这些区域之间的联系，使得它们能够对彼此的发展历程形成一定的认知，并从中相互学习彼此的经验和成长技巧。同时，城镇化虽然是一个整体性的大工程，但是对于不同地域的效益是十分不同的，如果采用的引导策略和方法过于统一，将会整体性的影响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区域经济的自我发展。为此，政府应当根据不同的区域，选择最为完善的经济优化方法，进而实际科学的提升当地的经济水平，使得国内的经济呈现较为良好的发展状态。
（三）给予乡村较多的政策引导
当前国内的许多乡村，虽然十分想要迎合城镇化的发展趋势，获得全面的发展机遇，但是并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而且很难建立独特的经济特色，发展起来十分的不容易。于是，很快便与其他城镇化后的乡村有了明显的差距，整体的经济发展也出现了较多的问题。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我国政府应当给予乡村较多的政策引导，并对其中的经济体系进行优化和完善，使其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够满足当前时展的具体需求。同时，对于乡村劳动力过于缺少的状况，政府可以采取一定的福利政策，鼓励大学生下乡，从而通过新知识分子的力量，实现对乡村经济的进一步优化。此外，对于乡村内的发展，政府不可以鼓励企业一味的模仿周边的城镇，毕竟城镇有着一定的经济特色作为基础，而乡村的经济，如果完全的按照城市M行发展，将会影响最终的城市建设质量。
结束语
总而言之，城镇化后的区域经济发展，虽然获得了一定的优化和发展，但是整体的进程并不是那么完善，依然出现了较多的经济问题。而我国必然需要对这些问题和挑战，采取最为合适的经济政策和实践策略，最为实际的提升区域经济效益，进而促进城镇化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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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对外开放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 view of the economy develops, the reg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henRuXing research, from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y since the main and so on several aspects, through the problem are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to some extent, promote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county economy to the virtuous cycl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underdeveloped reg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y structure to the world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大力发展县域城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也是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长期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水平低，这就要求中西部欠发发达的地区找到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把县域经济搞上去。
一、经济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经济发展水平低，整体竞争力弱。县域经济一般指在县域行政区间范围内或其经济空间的一种区域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是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迂腐是从经济总量还是财政收入和整体竞争力上，都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2、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依然滞后。一直以来，经济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中的突出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产业及产品结构升级缓慢。一般说来，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都比较高，而在第一产业中，传统种植业仍然占据较大比重，优质高效农业、农业、生态农业近几年虽然有所发展，但占经济问题的毕生很小；第二产业优势不突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化水平低，规模经济及现代高科技企业少之又少，缺乏技术含量高或市场占有率高的拳头产吕，第三产业近年来比重有所提高，但是受第一、二产业现状的制约，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缺乏现代商流、物流、信息流等现代服务业。
3、经济自主乏力，县级转正运转困难。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自主增长乏力，主要表现：一是县域投资面临困境。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相对东部丰富，但由于生产要素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吸引外资能力差，社会投资总额低。二是县域工业发展水平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县域工业大多数是一些传统工业，粗加工产品多，精加工产品少，大众产品多，名牌产品少，市场活力明显不足。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落后的直接表现就是地方财政困难，县组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财政收支缺口过大，导致地区人居环境差、待遇低，不仅难以吸引资金和人才，反而使本地人才大量外流。
二、推进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
1、以现存资源为依托，开展错位竞争，打造特色产业。无数实践证明，一个地区竞争优势的的获得关键在于自身优势的认识和把握。因此，落后地区发展县域经济的战略决策中，应始终注意自身的比较优势。我们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确立主导产业，实行重点开发，在资源优势中培育地方特色，在传统产品中筛选品牌，打造独具特色的战略产业和名牌产品。通过提倡一县一业、一乡一品，坚持一业为主，多元互补，进一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根据地区的特点，充分利用生态环境好、气候独特的优势，发展特色农家业，积极开发绿色食品，创自己的品牌。打造特色产业一定要破除照搬模仿、盲目跟风、粗放加工的观念误区，树立“不求其多，但求其特”，“不求其全，但求其精”的特色经济新理念，提高特色经济的竞争力，使特色经济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上规模、上档次、出效，从而带动整体县域经济实现大发展。
2、以转移农村劳动为为突破口，解决“三农”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必然会引发农村劳动力由传统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无以伦比已成为解决“三家”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发展县域经济的关键所在。实践证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成轼转移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稳定农村社会秩序，同时还可以培育一个新的较高层次消费群体，发对发展县域经济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很多县政府已经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列入到议事日程，其主要做法是采取“标本兼治”的方针。“”治标“，冰是现组织好劳务输出，通过加强劳务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职业技能。文化素质较低是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转移到非家行业就业的比例也越高。同时通过鼓励农民外出务工，使农民增长见识，开拓视野，学到技术，积累资金，为人口城镇化建设准备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治本，就是进一步加大城镇化建设力度，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要做好县域和中心城镇的民黯然规划和建设，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加强县级工业崁区建设，提高县域产业聚集度。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城镇综合服务业，积极引导农民进镇人区，发展餐饮、商贸、旅游、交通运输等服务业，完善城镇功能，发挥小城镇地域性经济、文化、商贸中心作用。“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只有湖海农民，把农民问题解决了，县域经济才会健康快速发展。
3、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建成优质农副产品基地。在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上，要发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由单一的种植型农业向种植、养殖、加工并进的复合型农业的飞跃。在种植业结构上，调整市场前景好经济效益好、有发展前途的经济作物、饮料作物种植比例，大力发展高经济作物。在养殖业结构上，稳定畜禽生产，大力发展优质牛羊业，养殖业的内部结构调整要适应市场需求，不能盲目发展，在上一人项目前应做好市场调查。在油、瓜、果等区域特色农业。在农副产品浑圆工方面有所突破，走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实现农业的立体发展。近年来朝阳县非常重视农业产业化基地在发展壮大，必将为农业的展起到推动作用。
4、加大对外开放，利用好版次。目前东部地区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土地、人力要素成本大幅上升，东部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了降低成本，开始大量西进寻找商机。欠发达地区要在东部产业转移中抢占“地利”先机，尽可能引进更多的东部民间投资。落后地区由于缺乏资金，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须对外开放。在招商引资
引进项目上，要杜绝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急功近利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求得眼前发展和一进繁荣，坚决防止重复建设、低水平扩张、粗放经营等短期行为，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增长。
5、县域经济发展的投资环境亟待优化。相对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还存在发展环境尚待优化的问题。一方面，体现在经济“软环境”上，县域软环境建设要向“执法就是罚款，管理就是收费“、”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机关顽症痼疾开刀，从改善行政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和服务环境着手，以建立服务型政府为目标，使经济发展的软环境显著改善。要切实搞好县乡机构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要依法行政；依法治县；尽可能地湖海行政审批与收费；要打击各种违法乱纪、违法经营、黑恶势力等。这样，县域经济”软环境“改善才会有可观的前景。另一方面，经济的”硬环境“也亟待改善。要加大硬件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大对道路、能源、、水足、电足，为项目建设创造必要的硬设施。这样才能留住资本、留住企业、留住人才，从而促进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走向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论文提要：经济景气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已成为世界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监测经济运行的一种重要手段。近十几年来，我国景气指标的相关研究累积了大量经验，并逐步建立了我国的景气指标体系，用其监测分析我国经济波动。然而，对我国区域宏观经济运行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我国地域广阔，区域经济有很好的多样性，所以对区域宏观经济运行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相关理论研究及其意义
经济景气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五个阶段，已经有了大约近百年的发展史。最早的是哈佛指数阶段，该指数是由13项监测指标根据时间差异关系分别编制的。包括与股票市场有关的“投机指数”、与商品交易市场有关的“商情指数”，以及与金融市场有关的“金融指数”。该指数不仅能够指示景气动向，而且能够超前预报；第二阶段，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形成阶段。1937年密切尔和伯恩斯研究了近500个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选择了21个指标构成超前指示器，之后又提出了研究报告“循环复苏的统计指标”，预测出了经济转折的时间，并被后来的实际经济波动所证实；第三阶段，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发展阶段，这阶段对扩散指数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第四阶段，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国际化阶段，20世纪七十年代，NBER和穆尔的国际景气研究中心将经济景气方法用于监测分析国际经济波动，最初建立的是西方七个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监测指标体系；第五阶段，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创新化阶段J.H.斯托克和M.W.沃森提出了新的景气指数概念和制作方法。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景气指数方法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
景气研究思想在不断开拓创新，实际应用中不断改进和完善，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监测经济运行的一种重要手段。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相关的研究工作，近十几年我国景气指标的相关研究累积了大量经验，并逐步建立了我国景气指标体系，用其监测分析我国经济波动。
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无疑是当今全球经济中最好最大的事件，它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有的经济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无疑成为监测的重点，我国地域广阔，区域经济有很好的多样性，加之对我国区域经济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所以对区域宏观经济运行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方面我国相关理论的研究存在不足之处，尽管景气指数方法在国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我国理论发展还相对落后，缺乏理论创新。本文试图从景气循环指标体系的领先、同步、滞后指标的模式中将先行指标分离出来，对先行指标和先行指数进行研究，对景气循环方法的深层次研究以得出较为适合的区域经济特性的先行指标体系；另一方面提出将以一个区域经济数据为背景来建立实证分析，构建出区域经济运行监控的先行指标体系，对省一级政府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协调经济发展、保持经济快速平稳运行、避免出现较大波动有实际指导意义。本文对国内外景气指标体系构建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充分地研究，对我国旧先行指标体系进行了必要的参考，旨在建立一套适应当前宏观经济管理需要的经济景气先行指标监测体系。本文对指标序列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在指标筛选方面力求更符合区域经济特性，对经济波动更敏感。
二、区域经济景气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
区域经济先行指标的选取一定要切实结合区域经济的特性。由于我国传统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地域分布和政策上的原因，我国各地区逐渐形成了具有各自地区特色的经济，包括金融外贸服务型、农业加工和能源矿产型等等各种类型的经济。在早期已经研究的经济指标体系下，还要着重考虑能反映区域经济特性的经济指标。
除此之外，选取指标的原则包括：1、先行性。所选指标对GDP有明显的先行性，其变动先于基准循环指标，能够在一个比较早的时间显示、预测总体经济波动，对GDP的变动有一定的导向性。2、经济重要性。与基准指标之间的先行关系有重要的经济原因，能够引起经济活动的波动，表现经济主体的预期，对经济活动的变化调整迅速。3、周期性。其周期趋势必须领先于基准指标，并且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具体来讲，与基准循环波动相比，先行指标的趋势变化至少领先3个月，并且表现为两次以上的单向引导关系。4、数据质量。统计覆盖的序列口径宽广，尽可能覆盖经济重点部门的指标序列，数据在月份而不是季度基础上编辑，数据及时易得，无间断，无频繁修正。
指标的筛选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统计体系及统计方法的不断完善，统计的种类越来越多，统计指标的数目也日趋庞大，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信息资源。其中，影响景气波动的不仅有产业的活动，还包括就业、金融、财政、消费、物价、库存、贸易等领域的广泛的经济活动，因此收集数据时应尽量包含这些领域。
从大量经济指标中选择景气指标还应考虑到以下几条基准：（1）经济上的重要性；（2）统计上的充分性；（3）统计的适时性；（4）与景气波动的对应性。经济上的重要性是指所选指标在景气的把握上是特别重要的，并且代表经济活动的一个领域，所选指标合起来代表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统计上的充分性是指该指标是月度（或季度）统计数据，并且数据区间较长、较完整、覆盖面大、可信度高；统计的适时性是指数据能及时定期地统计上来，并予以公布，在每月（季度）后的1～2个月（季度）内即能使用；主要参照以下标准：（1）指标跨越的时间尽可能长，一般时间跨度至少包括5次循环。但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适当缩短跨越时间长度的要求；（2）先行指标的峰值比基准循环的峰值先行至少三个月以上；（3）各个先行指标的特殊循环与基准循环接近一一对应，且在最近的连续三次循环中，至少有两次循环的峰值保持先行三个月以上。通常，指标体系是用于监控实际产出的周期性波动，为此要尽量采用指标的不变价序列。三、指数的合成及检验
经济景气指数是综合反映社会经济变量波动的相对数，具有简洁性、直观性的特点。经济景气分析就是利用经济景气指数将不同数量的社会经济现象加以综合度量，进行动态比较的一种综合分析方法。经济景气指数从最初数据筛选到最终指数合成，编制过程较为复杂。初选指标组确定后，要进行基准循环模式的确定、基准指标的选取和对指标初步分类等工作。对季节性明显的指标序列进行了季节调整去掉季节因素，通过比值求出指标的增长率序列，然后进行第二次调整去除不规则因素，得到景气指标增长率序列组。合成指数CI不但可以反映景气变动的转折点，还可以把握景气变动幅度的相对大小，并给出数量标志，因此采用CI合成指数。在合成方法上，使用美国商务部的合成指数计算方法，并使用等权。通过K-L信息量法、时差相关分析法和峰谷对比分析法，对指标增长率序列组进行筛选、分类，确定出景气指标的先行、一致和滞后指标终选组。
先行合成指数用来预示未来经济运行轨迹的变动趋势；一致合成指数用来反映当前经济运行方向和运行力度；滞后合成指数用来最终确认经济循环的转折点和经济运行的某一状态是否开始或结束。利用合成先行指数曲线和GDP增长率进行比较，以检验合成先行指数的先行预测效果，并且可以通过实际应用对各合成指数的效果进行检验，并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对其进行调整和改进。
四、结论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经济景气周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区域先行指标体系，但我国较薄弱的数据基础给合成指数的编制带来困难，加上我国的统计体系还不完善，统计的范围还不够广泛，统计数据的时间长度也较短，统计口径经常调整。再者，在指标合成过程中的一些技术细节有待改进，比如时差的测定数据平衡性检验等方面。
合成指数所使用的指标都是经过季节调整，去除了季节因素和不规则因素的序列，增长率循环分析仍是景气分析的主要方式。区域经济政策作用具有不确定性，给经济景气分析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最后应该指出，经济指标的循环特性是不断变化的，同时，统计数据采集方法也在不断调整。指标体系使用过程中要定期考察各指标的先行稳定性，及时对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和修订。
区域经济景气先行指标监测体系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区域宏观经济走势，增强区域经济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要建立一套适应各区域经济管理所需要的经济景气指标监测预警体系并定期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在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经验的同时，如何使区域景气指标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仍需要做大量的相关研究、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全面性，到模型方法的实用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后续的努力，最终使完善的区域经济景气指标体系为经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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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负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直接税间接税
在诸多税种当中，所得税能够很好地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不同地区的人民收入发生变化，购买力就会发生变化，也就会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用收入效应来说明税收的这种作用。这里的税制结构是指税收制度中税种的构成及各税种在其中所占的地位。主要是指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关系。以税负能否转嫁为标准进行划分，即凡是税负能够转嫁的税种，归属于间接税，凡是税负不能转嫁的税种，归属于直接税。一般认为，所得税和财产税属于直接税，商品课税属于间接税。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由于采用累进税率，可以很好地贯彻税收公平的原则。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有利于组织财政收入，但不利于实现税收的公平原则。下文考察韩国宏观税负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并探讨其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税收负担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
（一）韩国直接税和间接税分析
首先是韩国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所占的比例。从图1可以看出韩国的直接税所占比例大于间接税所占的比例，且呈增加的趋势。直接税具有不易转嫁的特点，具有良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
其次，分析韩国企业所得税情况。图2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区的韩国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首尔厅的税收收入优势明显，然后是中部厅、大丘厅和釜山厅，大田厅和光州厅最差。这与韩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是相适应的，首尔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厅的仁川和京畿道；大丘厅所在的大丘地区和庆北地区；釜山厅所在的釜山地区、蔚山和庆南地区。最差的就是大田厅所在的忠清道地区和光州厅所在的全罗到地区。企业所得税是直接税，且韩国的企业所得税是累进税率，具有很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再看韩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情况。图3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区的韩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情况，从图3可以看出，首尔厅的税收收入优势明显，然后是中部厅、大丘厅和釜山厅，大田厅和光州厅最差。这与韩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是相适应的，首尔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厅的仁川和京畿道；大丘厅所在的大丘地区和庆北地区；釜山厅所在的釜山地区、蔚山和庆南地区。最差的就是大田厅所在的忠清道地区和光州厅所在的全罗到地区。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且韩国的企业所得税是累进税率，具有很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最后，分析韩国的增值税情况。图4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区的增值税的纳税情况，从图4可以看出，除了首尔厅的收入相对明显外，其他地区的增值税收入基本都差不多。因为韩国的增值税是消费型的增值税，且增值税是间接税，调节收入的作用不明显。
图5表明了2004年韩国分道（省）和广域市（直辖市）的企业所得税纳税情况，也是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相适应的，具有很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韩国的地方税主要是由财产税制组成的，属于直接税，也具有很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如图6所示。
（二）韩国企业所得税分收入规模纳税情况分析
表1表明了韩国企业所得税分收入规模纳税情况，把韩国的企业按照收入分类，分析一下到底是高收入的企业群缴纳税收多，还是低收入的企业群缴纳税收多。
从图7可以看出收入高的企业群缴纳的税收明显高于收入低的企业群。
本文依照收入规模进行分类，以100亿韩元为标准，分为以上部分和以下部分，分析是高收入的企业群纳税多，还是低收入的企业群纳税多。结果发现，1000亿以上法人企业纳税总额占全部纳税额的79%，1000亿以下法人企业纳税总额占全部纳税额的21%。高收入的企业群多纳税，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1000亿以上法人纳税人数却只占总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数的1%，而1000亿以下法人纳税人数却占总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数的99%，少数富裕的企业群缴纳了大部分的税收，说明韩国的企业所得税起到了很好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进而也能起到调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
优化税收制度以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增值税方面，目前我国所实行的是不分地区经济差异、统一税率的生产型“增值税”，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税负远远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历来是我国的重要原材料基地，主要是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大中型企业，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严重制约了西部企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改造，导致粗放经营，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长乏力。另外，以农产品初级加工和资源开发为主的西部地区，增值税税负明显高于东部地区。我国目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在西部地区客观上起到了逆向调节作用，如果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西部地区能从中得到更多的税收抵扣，也符合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
我国也应当考虑遵循国际趋势、再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必要性。笔者认为，在拓宽税基的基础上，采用累进的所得税率，既能发挥企业所得税制度的财政功能作用，又可以使企业所得税真正成为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在整体上降低我国的企业所得税负担，提高企业的竞争和发展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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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财政问题,本质上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借鉴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可以从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个方面去构建。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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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董勤发.国际财政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14、7、12-141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机遇；转型调整；对策研究
一、前言
统筹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尤其是区域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与原则。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步迈入新常态阶段，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换挡、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渠道的转变三个层面，实现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各级政府应对经济新常态、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经济薪酬的关键性保障。从经济新常态的外延来说，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在中长期处于一种转型期，表现在经济增速上的特征就是中长期“L”走势和短期“W”走势。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各区域经济应该如何促进经济的平稳、有序、可持续发展，并实现与周边区域经济体协同发展，是各级政府应该充分思考的命题。本质重点对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机遇与主要挑战进行分析，探究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这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与较强的实践意义。
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机遇
1.国家层面转变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念、手段与路径
随着经济迈入新常态，中央及时的调整以往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部署，不断提高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位置，并在政策制定出台上有着明确的引导倾向，具体表现在理念、手段以及路径等方面。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上，强调要将以往的以单个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协调发展转向省市联动合作协同发展，构建长江经济带、中原经济区、“一带一部”等区域性经济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构建各地区的贸易合作机制、产业协作体系；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手段上，中央将不再是单纯的采用财政激励政策与行政指导性命令的僵硬方式，而是通过促进各省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增强各区域经济的联系，使得各区域经济板块自发的寻求合作、寻求协调发展；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上，中央更多的是开始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产业承接转移的三部曲推进方式，全面强化区域经济板块间的依赖作用、支持作用，真正提升国民经济的质量。
2.地方层面转变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态度、思路与方式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攻坚时期，是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间节点。在世界经济复苏举步维艰，国际市场不确定风险事件频发的大背景下，各地方政府充分意识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好处，只有通过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协调，国民经济的韧劲才能增强，才能在国际需求疲软的外部环境下获得可持续发展，因此地方层面也逐步转变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态度、思路与方式。与此同时，传统的地区政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式是抱团发展，然后争取中央的政策支持，因此大批的城市群开始涌现，但这基本不属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仅仅是增强经济联系而已，更为不幸的是，这种僵硬的城市抱团发展不仅容易引发“城市病”，而且还造成核心城市优先发展的“马太效应”，进而造成各区域争抢经济发展资源的局面，最终不能达到合作共赢的基本目标。在此情况下，各地方政府也在反思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混乱与方式错位，从初始的优惠政策抱团申请逐步转向为产业联系的持续增强，进一步强化经济的互补性与互惠性，最终实现有内容、有层次、可持续的经济协调发展。
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挑战
1.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不确定风险事件频发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英国脱欧事件影响逐步发酵，欧洲地区银行业全面危机，美国加息疑云持续笼罩，美国总统选举一波三折，全球宽松预期再起波澜。国际市场不确定性风险频发，国际需求疲软，这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在此情况下，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附加值低的初级加工产业受到较大冲击，各区域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艰难调整与转型。以东莞为例，随着国际订单的减少，东莞许多中小初级加工企业开始倒逼，并且随着人力成本、土地房屋成本的提升，未来东莞的低技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会进一步提升，这将直接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冲击，因为在经济发展形势不好的背景下，资源的抢夺、发展的博弈会更加激烈，并且发达地区为了限制风险的传递，会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合作的可持续性。
2.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宏观经济呈L型走势
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极大，各区域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城镇化、居民就业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协调的可行性较差。首先，相比于东部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优，市场经济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问题长期存在，加之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我国中西部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十分艰巨；其次，当前我国给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虽然有较大的提升，但是城镇化的质量仍然较低，各种城市病难以解决，并且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有所回落，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较大，给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挑战，除此之外，当前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落后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型职能政府建设还相对滞后，政府的自身权力约束机制还存在许多不足和薄弱环节，各级基层政府的社会秩序管理、公共服务提供、区域经济调控水平仍有待加强。
四、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1.深化对外开放与扩大对内开放并举
开放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富强、民族崛起、人民富裕的根本之路。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要想真正实现健康、高效、可持续的协调发展局面，必须坚持深化对外开放与扩大对内开放。深化对外开放主要目的通过利用对外开放的出口学习效应、技术扩散与竞争效应、FDI的综合溢出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基础；扩大对内开放是通过降低区域市场行业壁垒，强化区域间的产业类型，提升区间产业承接转移的效率，不断优化、细分各地区的分工协作标准，最终提升各区域间的整体产业结构与经济效益，实现区域经济板块间的协调发展。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鼓励自主创业创新并重
毫无疑义，当前我国许多传统行业都处于一种产能过剩的状态，产能利用率较低，因此以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趋势不可避免，各地区必须坚决的执行中央这一高瞻远瞩的产业发展战略，对于效益差、成本高、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要坚决淘汰，不能为了区域个体利益而损坏宏观经济全局规划。与此同时，在当前经济下滑趋势明显，就业压力增大的大背景下，各地区应该坚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方针，要坚决鼓励、支持、引导大众创业，从而提升经济的活力，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刺激自主创新技术的持续发展，只要各区域经济板块的活力起来了，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协作空间与协调机遇。
四、结语
总而言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驱动顺利转换的关键，是实现经济不断发展、文化持续繁荣、社会安定和谐的关键性目标。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各市场主体都应该有协作意识、协同思路，要坚定不移的深化对外开放、扩大对内开发，要毫不犹豫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自主创业创新的支持与引导，以强化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韧劲，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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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情境的前提
数学学习中的问题情境，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和学生已有知识经验有联系，学生有条件思索和探究；二是有新的要求，使学生不能简单地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去解决。
二、 问题情境的创设与新课程的实施
中学生所处年龄，依赖性比较大，要想提高数学成绩，实施新课程，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课堂有限的时间，精心创设好问题情境，提高他们对数学的兴趣。
（1）创设迷惑的问题情境
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创建一些新的问题，使学生感到困惑，从而引出新的知识。
例1.讲到异面直线时，这样引入：找出一个墙面上的各组直线，问学生各组直线的位置关系，学生均能轻易作答，当取异面的一组直线时，问：“这两条直线有何关系呢？”学生均感到很迷惑，教师就引入新的概念——异面直线。
（2）创设类比的问题情境
创设类比的问题情境，是对这些类似的知识加以对比，从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例2.研究对数函数的图像和性质时，问：“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有什么关系呢？”学生会答：“互为 反函数”。再问：“互为反函数的图像有何关系？”学生再答：“关于直线 对称”。问：“你能画出对数函数的图像，并说出它的性质吗？”
（3）创设应用的问题情境
就是将书本的知识，跟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使提出的问题贴近学生的生活。
例3.余弦定理的引课：“在我们班中，A同学家离学校100米，B同学家离学校500米，那么A、B 两同学家相距多远？” 此问题情境的创设最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能够让学生深刻地理解到数学无处不在，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4）创设变换的问题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