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4 10:44:1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城市滨河 滨水景观 绿地
一、前 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人们生活在不同而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历经漫长的世代传承与发展,又经过与外界不断融合与摩擦的过程中,从而逐渐凸显其自身特色,最后形成本区域内的文化特征,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或是无形的风情习俗,或是灿烂的物质遗产,两者交融互汇,相映依托,形成了现代景观设计中最具内涵的地域文化。
二、地域文化的景观阐释
城市滨河绿地是构成一个城市文化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滨河绿地本身就是文化,反映了一个城市对滨水景观的保护程度和人居环境条件,并间接体现其城市发展建设的水平;其二,自古以来人们择水而居,绝大部分城市也是依水而建,对滨水区的开发建设使滨河绿地成为城市风景名胜重要组成部分;其三,滨河绿地是文物古迹得以保存的重要环境,现代城市在扩展初期往往追求商业用地最大化,蚕食面积日渐减少的滨河绿地,对城市传统文化造成严重破坏;其四,滨河绿地是城市特色化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除去为数稀少的地标性建筑和商业区,滨河绿地直接向游人展示城市现有面貌。
滨河绿地景观中对地域文化的表达,表现为两种形式:(1)对地域文化的发掘。或许在滨河绿地所处地区并无显著的文化特征,但其所在背景城市或区域则有悠远的历史遗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进行绿地景观规划设计时,可以充分发掘出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增加景观的文化意蕴。
(2)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对过往的追忆是绿地景观设计的目的之一。随着城区功能的转换和地位的变迁,现代城市在更新的过程中对滨河绿地进行不间断的改造与升级。由于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需要,当前用于工业、商业等其它用途的滨河区,不久后或将被建设为滨河绿地。对于用地日趋紧张的城市市中区而言,贯穿城市的滨河绿地建设显出两难局面:一方面是沿河工业或商业用地的寸土寸金;另一方面是看似闲置,但实则是城市园林绿化及人居环境建设所必需的滨河绿地。
三、地域文化对滨河绿地景观的意义
城市滨河绿地被认为是最具有城市特色文化形态的因素之一,与文化相辅相成,形成特定文化环境氛围,构成特定文化载体。绿地景观,是文化的载体,是历史的载体,也是保护历史和文化的基础。文化是绿地景观的灵魂和内涵,没有文化的场地是不能吸引人类去解读的。
滨河绿地景观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印记镌刻于城市建成环境,场所之中积淀了对一个连续的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在城市不断更新与扩充的进程中,传统场所感的丧失和地域性的消退使得人们无法确定自身存在的归属,迷失在日益趋于同化的城市吵杂中。
中国古典园林是“被自然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双重污染包围的清净绿地”,经过了自然美的抚慰和高雅精神文化的陶冶,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们超尘脱俗,清心散忧,澡雪精神,净化灵魂 。其园林美“绿色启示”在文化方面主要表现在对诗意最本质的追求,利用直观的审美和丰饶的景象表达人们对哲理的深切思考。如果把过去闭塞在小空间之中的园林艺术释放出来,把曲径通幽的竹树花木、移步换景的小桥流水、水乡特色的花塘柳堤、四时变异的季相形色等等,经过精心规划,撒向现代化城市中镶嵌的滨河绿地空间,也许是开创具有中国现代化绿色生态城市的独特蹊径 。
四、地域文化在滨河绿地景观中的体现
4•1设计结合自然
4•1•1植物材料的选用
作为滨河绿地景观的构成要素之一,植物既是滨河绿地景观中的主体,又是绿地中其它景观要素得以展现的基质。进行滨河绿地景观设计时,首先应该最大限度的保存原有植物结构,对原植物进行景观改造,保留具有良好观赏效果的本土植物物种,对古树名木的保护尤为重要;在对原有绿地改造完成后,适当补种能在当地良好生存的植物种,以维持或增强此地景观特征;对一些需彻底进行改造的滨河绿地地段,在选用植物时,尽量多的考虑乡土植物,充分展示地域风貌。
城市市树市花的评选为打造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滨河绿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成都市纷繁艳丽的芙蓉,洛阳市雍容华贵的牡丹,福州市独木成林的榕树,广州市落落大方的木棉树,北京市墨绿浓云的国槐,海口市高耸挺拔的椰树,使各自城市的滨河绿地甚至整个园林绿地景观都具有显著的标示性和地域归属感。选用本土植物造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地自然环境条件的选择作用。当然,洽到好处的植物景观并不是数量有限的本土植物所能完成的,生长健康的植物群落才是良好的绿地景观,本土植物种在其中只是一种突出的地域标示物。
4•1•2景观小品的选择
北方气候四季分明,尤其是冬季干燥寒冷,滨河区域色彩灰淡,其选用的景观小品色彩多浓重,为单调的冬季增添生气;江南气候温暖,观赏植物色彩绚丽,多选用色彩淡雅之景观小品,但湿季多雨,当前滨河绿地中随处可见的廊架虽通透可爱,但其毫无遮蔽的特性决定其在不同季节里使用率相差巨大;华南地区常年湿热,在滨河绿地中设置的遮蔽性景观小品多通透轻灵,色彩明亮,极富热带风情。
4•2表达风土人情
穿过市区的滨河带状绿地大部分相对窄小,其对风土人情的表达多依托硬质景观要素予以呈现,特别是景观小品,是地域文化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在设计中往往起到以小见大的作用。
4•2•1功能性建筑设施
(1)桥。作为贯穿城市滨河两岸绿地的连接通道,此处的桥只要求做到安全、美观,甚至是灵巧,并尽量与周围绿地相协调,或整体风格与传统的建筑型式相符,或是栏杆及柱头等细节部分传递当地人文气息,使桥融入滨河绿地景观中去。
(2)休憩设施。滨河绿地是城市园林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休闲游憩的良好去处,休憩设施使人们得以停留享受滨河绿地空间。休憩亭台的风格、布局及休息桌椅的细部特征是风土人情的重要展示平台。
(3)照明灯柱。在滨河绿地中的照明灯柱除了照明之用外,何尝不能以一种独特风格的造型,作为独一无二的要素增添绿地景观可视别性?
4•2•2景观小品
(1)雕塑。主要指带观赏性的小品雕塑,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一种造型艺术,也是反映城市风土人情最直观、最贴切的表达方式。具象的人物雕塑、抽象的诗题画作,多来源于生活,却比生活本身更具玩味和欣赏性,直接作用于人们对城市的认知与识别。
(2)景亭、花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景亭和花架的样式日渐趋于同质化:一样的式样,相同的设置,毫无差异,似乎无亭无架不成景。亭架可以丰富滨水绿地景观,但稍微用心处理,则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创造出独具魅力的地域景观特色。
4•2•3铺装
滨河绿地中以道路铺装为主,“花街辅地”以其玲珑富丽的样式,题材广泛的内涵,古典质朴的风格,成为最能体现地域特色的一种辅地方式。
尽管在滨河绿地景观中,这些过于表面化的硬质景观要素对城市地域文化的表达起到莫大的作用,但地域文化绝不是这些实体所堆彻而成,更不是无中生有的标新立异。一切景观要素或多或少的应该反映出现实,只有带有文化标记的硬质实体才能真实的反映城市中最大众化的生活情形,记录当地特有的文化景观,并在得到合理处置后,引起人们的共鸣,作为真切而又独具特色的景观得以延续。
4•3传承历史文化
城市在不断发展,滨河地带也随之更新,原有的用地功能日益退化,直至完全不能适应城市用地要求,最后被改造为作为公共空间的滨河绿地。全盘地否定带来的是焕然一新的滨水面貌,同时也花费巨额的经济成本,并彻底隔绝了绿地与往日用地的联系。或许我们应该保持滨河绿地与其历史作用的相融相通,按照景观需要对其进行合理改造,剔除陈旧的杂物,保留最具历史意义的实体,让它们默默见证城市的往昔与变迁,随滨河绿地一起传承城市的历史文化。
五、结束语
城市是由人类聚居而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底蕴。不同的城市因地域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给城市滨河绿地创造了可识别的外观特色。现代城市滨河绿地景观在规划设计时应该依托城市地域文化,各依形势,根据不同文化景观的要求,体现不同的格局,融入更多文化内涵,表达对不同地域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增强城市的可识别性,避免毫无特色、令人迷失的重复性滨水景观。
参考文献：
人的生存，不只需要物质力量，也需要精神力量。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文化产业，不仅具有经济属性，更具有文化属性、文化功能。当这种文化功能表现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时，它就成为国家的重要象征和重要内容。在现代国际文化体系中，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的市场准入制度，就是这一文化功能的集中体现。维护文化，就是维护国家利益，而这种利益就是在文化上确认“我是谁”的根本文化认同。正因为文化产业具有文化创新、文化传承、文化认同和文化表达的功能，所以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制度必然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除了物质力量、国防力量之外，另一个能够改变国家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就是文化。一个国家不仅要有足够的物质力量、军事实力保卫其疆土安全，而且还要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文化实力保障其文化精神领土的神圣性。
当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文化力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化，尤其是通过文化产品形态输入的文化，拥有一种改变人们精神世界和文化行为、进而改变现存的文化关系和文化秩序的能力。这就使得文化产业及其文化产品具有一种战略意义。对一个大国而言，它不仅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而且还要把文化产品的进口，控制在一个与国家文化战略力量相平衡的范围内。
提供价值系统和内容系统是文化产业的核心。虽然文化产业也创造巨大的货币价值，是现代经济发展与经济竞争的重要领域。但是，通过文化产业的全球性扩张，在获得巨大的货币财富的同时，推行和输出价值观体系却始终是世界文化产业大国的国家文化战略。对文化产业市场准入的限制和对市场准入制度的挑战，都不只是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文化政治行为，是以市场经济的名义实施文化外交与文化扩张的国家行为。因此，一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拥有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它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实现方式就是他的文化产业实现国际文化贸易顺差的程度。一个拥有巨大的国际文化贸易顺差的国家，一定是拥有在国际事务中最大话语权的国家，也是具有国家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一个国际文化贸易严重逆差的国家，不可能拥有巨大的国家文化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决定》当中，一方面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一方面在引进国外文化资源时，特别强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关键词：语言经济；文化产业；现状；关系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3-0031-02
一、语言经济与语言文化产业现状
（一）语言经济的含义
当前，语言经济在我国产业体系中尚未被单独列为一种产业的门类，但是在现实中，许多生产创造语言产品、提供语言文化服务的产业发展迅速，如语言翻译服务、语言培训产业、语言信息处理服务等。笔者借鉴了国外语言产业的分类方式与产业界定，充分结合我国语言产业业态现状，以及相关学科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对语言产业核心含义进行了初步界定，把以语言为材料、内容、处理和加工对象，从事语言文化产品生产或提供语言类服务，以满足市场对语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的产业业态称为语言经济或语言产业。即，语言产业指以语言以及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要素为对象或核心内容，向市场提供各类语言产品或者语言服务，满足不同的语言市场需求的新兴业态[1]。当前海内外发展较为成熟的语言产业经济领域主要有语言文化教育培训、新闻出版及翻译、语言信息处理、语言艺术创作与传播、语言能力测评、语言能力康复、语言广告创意等。
（二）国外语言经济发展状况
以欧盟国家为例，其语言经济涵盖的领域主要有翻译、智能翻译系统开发、电话与会议口译设备研发、语言类培训软件开发、字幕和配音服务等。在美国，目前还没有语言产业的说法，但是在现实中，以语言为核心内容的产品开发与服务发展较为成熟，如语言翻译服务等，而且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2]。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受历史文化、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语言的构成和使用也具有不同特点，其各种特点也会相应地反映到语言经济的发展上。如在英语国家发展较为成熟的语言教育培训产I以及欧盟地区的语言翻译服务业等。另外，还有近年来新兴的美国电话口译服务业、德国语言会展服务业等。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因为他们拥有着英语文化资源，使其英语培训的对外输出业成为较为重要的经济业态。在欧盟地区，由于其成员国众多，语言种类繁杂，因为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需要，国与国之间在政治、法律、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合作都必须解决语言交流问题，因此语言互译服务较为兴盛，其服务产品种类达到390余种。
总之，在欧盟和英语国家，其语言经济的主要业态为会展服务、语言技术服务、语言教育培训、语言翻译服务等，这些行业随着全球文化经济交流的不断深化，呈现出越来越好的发展态势。同时，在欧盟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其民间交流、区域历史文化以及政策导向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语言经济的发展。
（三）我国语言经济发展状况
近年来，我国加速融入全球化步伐，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相应地对语言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越来越旺盛。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当前我国语言经济的主要业态为语言创意、会展服务、语言康复服务、语言艺术创作、文字信息处理、翻译服务、语言考试培训、新闻出版、语言能力测试等[3]。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政策层面不断加大对英语学习的支持，这催生了语言教育培训服务行业，并创造出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与之同时语言出版业也发展迅速。随着贸易全球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深化，语言翻译服务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各类语言翻译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在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少量信息的传播应用对语言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文字信息处理服务行业应运而生，主要经济业态涵盖了语音服务、网络搜索、电子排版、文字输出、文字信息识别等领域，而且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语言信息处理技术也加快了革新步伐，这必将极大丰富语言经济发展领域，推动语言经济和其他经济业态进行互动发展、融合发展，语言经济的新兴业态将会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
二、语言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一）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的语音信息符号系统。而文化是包括语言、技术、机构、目标、风俗、信仰等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的总称。语言是文化传承传播的重要工具，也是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相互为用、相互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相互作用中促进着文明的进步。语言具有工具性，但也是独成体系的文化系统，它既是文化的外在体现，又是文化的核心内容。另外，有些珍稀的语言文化资源，如区域性地方文艺、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等，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语言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发掘与利用，催生了独特的文化产业形态的发展，这在语言经济和文化产业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二）语言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关系
语言经济可理解为包括语言信息处理、语言能力教育培训服务、语言内容产业三个领域的产业形态。语言信息处理指的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设施对语言相关要素进行开发、传播、翻译、复制、存储等服务的产业形态，如输入法的研制与开发、中文字库的开发、在线翻译、语音识别技术开发与设施生产、办公软件开发、文字编辑系统等[4]。语言能力教育培训指的语言能力测评、语言能力提升、语言能力习得等相关服务业态。语言内容产业，指的是对语言内容本身进行市场化、产业化开发的行业业态，如语言艺术创作、语言创意、翻译服务、出版发行等。文化产业指的是文化管理部门或文化产品生产机构针对市场对文化的需求，通过资本动作和专业化的分工，向市场提供满足消费者文化认知、文化审美等各类文化需求的市场业态。
按照文化产业分类的相关政策要求，文化产业主要包含文化产品与文化类相关产品两个类别，与语言经济、文化产业界定分类标准相对照，语言内容类产业中的大多数行业都属于文化产品生产类别，如语言艺术创造、语言创意、语言出版等。其中翻译服务较为特殊，它与文化产业中的门类并不对应，但是，其可为文化产品传播和生产提供技术和能力方面的支持，如自动翻译、同声传译、书籍翻译、字幕翻译等。语言信息处理业态与文化类相关产品类别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但重合度不大。语言信息处理业态主要是设计和生产与语言相关的识别、传播、复制、存储等方面的技术开发与设施生产经营。文化类相关产品类别涵盖的主要业态是广播电视器材、设备等产品生产经营和销售，它和语言信息处理的重合度也不大。若对二者关联进行深入研究，如影视制作出版、文字印刷器械等要使用输入法以及文字处理系统等语言产品。语言能力教育培训业态中的语言能力测评、语言能力康复、语言教育培训等不属于文化产业的范畴，但是从文化市场消费的角度来衡量，语言能力的教育培训与评价，可相应地满足、开发与刺激市场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从而进一步带动文化产业的生产与供给，也是推动文化产业的动力之一。
综上所述，语言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范畴既有重合，也有前者超出后者的现象，如计算机文字处理系统、语音存储、语言识别等语言技术开发与相应设备的研制生产。语言经济最终的目的是制造和传播语言文化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语言经济也可归纳到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的范畴。如果从产业内容创新的角度看，语言经济又属于内容产业；如果从生产经营的过程来看，语言产业也是以语言信息为载体的智慧运用与知识创新的过程，因此语言经济也可称橹腔鄄业形态。从其创意价值和创新性的角度来看，语言经济又属于文化创意类产业。从不同的角度，语言经济的归属各有不同，这使语言经济与文化产业之间呈现出多元交叉的状态[5]。
如果从目前文化产业外延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的重要领域都可与语言产生不同程度的关联性，这体现了语言文化是文化产业的核心载体，语言文字作为文化创意的载体和符号，是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基础性内容。同时，语言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如韩剧、好莱坞商业大片、日本动漫等产品，之所以能够占据全球文化市场的主流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其语言文化的强势地位以及各国发达的语言经济。另外，语言经济的根本支撑点在于语言文化的教育传播。语言经济的发展和语言产业第链条的延伸，离不开语言教育产业，纵观国内外教育活动，他们都以语言教育培训为先导。因此，语言与语言经济是教育与教育产业发展的基础，同时语言教育产业也属于语言经济的核心内容。
（三）语言产业与语言经济的关系
学术界认为，语言产业是语言经济理论和语言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语言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与出发点，体现了必要的学术研究应用价值。如果从归属的范畴来看，语言产业的范围要比语言经济相对较小，语言产业是语言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内容，因为语言经济活动包含着产业化内容，同志也辐射到了经济现象、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另外的领域。但毋庸置疑的是，语言产业和语言经济都同语言经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经济学作为学科基础，是用宏观原理和工具来测量语言经济、语言产业的具体性问题，将语言和相关要素当作变量开展系统性研究，如语言产业的GDP贡献率、语言文化的创新发展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程度等。
三、结语
语言产业的构成部分有的作为文化产业的支撑，有的含于文化产业的范畴之内，有的是拓展文化市场消费的途径。总而言之，语言产业的发展对文化产业有着重要作用。在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大力提升语言能力，促进文化传播和文化市场消费，同时通过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推进文化产品的升级，努力使语言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新动力。
参考文献：
[1] 李现乐.语言服务的显性价值与隐性价值――兼及语言经济贡献度研究的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16，（3）：114-123.
[2] 张晶.语言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现代经济信息，2015，（21）：423.
[3] 李现乐.语言服务的价值与效益―― 一项针对本族语言的语言经济学研究[C]//第二届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论文集，2011.
关键词：旅游业；文化遗产；文化旅游
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5－0074－03
一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悠久的历史为华夏子孙留下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遗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地深化，人们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并认识到这些广泛分布于中国大地上的文化遗产所蕴涵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于是，中国政府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开始了“申遗”的历程。自1987年中国首批“世界遗产”问世以来，“遗产旅游”成为我国旅游新的热点，世界遗产地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然而，世界遗产地在从旅游业中获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了旅游开发和保护的矛盾。特别是很多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正面临着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旅游经济过度、不当开发带来的严重威胁，甚至有从地球上永久消失的迹象。因此，如何正确认识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在现阶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价值和作用。其中最核心的价值是象征价值即历史价值。遗产是历史的见证、情感认同的根基、自我认识和定位的基础。作为见证历史的实物，遗产能够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民产生情感上的认同，从而作为爱国爱乡教育的题材，增强民族凝聚力。遗产还具有美学价值、信息价值(科学价值)和存在价值，能够保护我们的记忆和精神家园，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这些都是文化遗产价值的主要方面，它决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第一的原则，同时也构成了文化遗产基本的文化内涵。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主要作用于文化与精神领域，与流行文化结合，能够对人们产生强烈的文化吸引力，从而使人们产生到遗产地旅游的欲望，为文化遗产的旅游和开发提供了可能性。此外，文化遗产还具有经济价值，它是由文化遗产的存在价值衍生出来的，可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和间接的经济效益。这就决定了文化遗产是可以被开发和利用的，其中最重要的利用方式当属文化旅游。直接的经济效益是指与遗产地有关的门票和旅游直接经济收入，间接的经济效益是指与旅游业相关的服务行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对文化遗产的利用具有娱乐性、观赏性、体验性和休憩性，它以观赏与体验的方式进行，物质消耗少，可重复消费，是构成现代旅游产业的基础资源、稀缺资源。
然而，文化旅游对文化遗产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旅游者对文化遗产日渐增长的需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为扩大保护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另一方面，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访问量日渐增长，他们忽视其文化价值而对其过度使用、不恰当利用以及商品化处理，对遗产的完整性造成了真正的威胁。
二
ICOMOS于1999年颁布的《关于文化旅游的国际》指出：“国内和国际旅游继续作为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为我们提供了解经历岁月沧桑和社会洗涤的有个性的生活经历的机会。它日益成为自然和文化保护的一支积极的力量，旅游可以为文化遗产创造经济利益，并通过创造资金、教育社区和影响政策来实现以保护为目的的管理。它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主要部分，如果成功地管理，可以成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通过文化旅游可以充分认识到文化遗产所蕴涵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从而产生主动保护这一人类文化财富的自觉意识。地方政府会因为文化遗产成为当地的标志和象征而采取措施主动保护该地区的无形资产，旅游开发商会因为文化遗产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和丰厚的利润而对其进行适当的保护和维护，以使文化遗产可以得到可持续利用，源源不断地创造经济价值。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只是少数文化遗产管理专家的责任，也不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他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益机构、国家及地方政府的责任，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全世界公众的共同参与。要想提高民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首先就必须让民众对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使他们能够真正认识到保护遗产的意义所在，而旅游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通过外出旅行，民众可以亲自到达遗产地，与文化遗产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接触，这一方式更容易给游客带来情感上的震撼，使他们的心灵更贴近文化遗产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从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与认同。这将会促使民众产生想要保护文化遗产、使它们永存于地球家园、供更多的游客参观游览的愿望。因此，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上，旅游活动所起的宣传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公众意识和支持会转化为对未来保护行动更为有利的政治上的和资金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旅游的本质是一种商业活动，商业活动必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作为首要价值，努力使文化遗产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相反，文化遗产的保护以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为首要价值，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保护的目标更多是追求一种公共利益和文化、社会效益，维护地方传统和特色，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人类文明的演进。因此，文化旅游活动和文化遗产保护是由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价值观作为指导的，如果处理不好，两者间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对文化遗产商业化的经营和开发模式与遗产保护产生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过度的商业化经营会导致景区的城市化、商业化与人工化。以及超容量接待等。如丽江古城，大批外地人进入租房开店，原来的生活街区变成了商贸旅游区，主要街道商铺林立，人声嘈杂，古城那种宁静古朴的氛围被严重破坏。有关部门盲目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漠视、无视文化遗产的脆弱性和旅游承载力问题，超容量接待旅游者，数量庞大的旅游流造成各种污染，人为地加速了文化遗产的破坏程度和消亡速度。又如敦煌莫高窟，由于前些年过量的游客接待使得窟内局部环境进一步恶化，过多的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使洞窟内的壁画迅速掉色、脱落，对莫高窟的珍贵文物造成了无法修复的破坏。二是在对遗产进行开发的过程中，无视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以及长期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需要，只考虑商业开发而对遗产乱搭乱建，使遗产逐渐丧失真实性和完整性价值，遗产本体和环境遭到破坏。在文化遗产地不适当的地方滥建宾馆饭店、商店、别墅、缆车索道和大体量景观建筑，如泰山为建索道，月观峰景点被炸掉1／3；庐山在核心景区建大型旋转观景台与周围自然历史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南京在钟山风景名胜区内建山顶观景台，使得这座钢筋混凝土的庞然大物“雄踞”钟山之颠；等等。诸如此类的无序建设使得文化遗
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三是商业化经营者“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局部利益，轻全局利益；重直接利益，轻间接利益”的错误价值观和行为对文化遗产造成的潜在威胁。随着遗产旅游的快速发展，旅游人数急剧上升，遗产保护区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如交通流量剧增，用电量大幅攀升，废气排放量增多，空气质量下降，噪音污染加重，垃圾增多等等，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究其原因，在于不能正确处理遗产保护和发展旅游之间的关系。“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重建”的遗产旅游发展模式导致了遗产地生态环境严重失衡。
三
BobMekercher和Hilarv du Cros在《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一书中，从旅游管理学的角度为我们阐述了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可能建立的七种关系：一是完全合作，即双方为共同利益真正合作。二是工作关系，即意识到相同的需求和利益，并为确保双方的利益得到满足而努力。三是和平共存，即分享相同的资源，在文化遗产的利用中获得共同的利益，但是大部分程度上依然是独立分离的。四是平行生存，即相互分离，各自独立，很少接触或没有接触。五是温和烦恼，即一方利益相关者对另一方发生目标干扰，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相互了解，但没有真正的冲突。六是初期冲突，即难以用简单方法解决的问题出现，权力改变，主导性利益相关者出现，其需求对已存在的另一方利益相关者具有危害性。七是全面冲突，即利益相关者之间出现公开的冲突。在实际运作中，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间要形成完全合作的关系是很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的目标和价值观在根本上是不同的。缺乏根本上的共同利益不可能形成完全合作的关系。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理想中的最佳关系应该是一种工作关系，尽管要形成这样的关系也很困难，但并非是不可能的。工作关系的建立能够使保护和发展协调进行，从而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和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的关系大都维持在和平共存与平行生存的关系上，并向工作关系的方向上不断努力，而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的关系不容乐观，大都处在平行生存与温和烦恼的阶段，甚至有些地方处于初期冲突的阶段。
四
[关键词] 生态环境；少数民族；异地求学；文化断层；教育；塑造性
[中图分类号] D63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3）01?0010?04
生态环境，即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指影响人类与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1]。生态环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与生物体赖以生活和生存的自然环境，包括大气、水、空气、土地、能源和资源；二是影响人类、生物的有利和不利的生态因子，包括生态结构和生态因子相互作用的关系和[2]。广义的教育是指一切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狭义的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所需要的人的活动[3]。无论是广义的教育，还是狭义的教育，教育都一个系统的、持续的、不断自我修正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教育的效果又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以异地求学的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对生态环境变迁下教育塑造性发挥的影响因素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教育对个体的塑造和生态环境对教育的制约
1. 教育对个体的塑造
教育就是把人类积累的生产斗争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转化为受教者的智慧、才能与品德，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发展，成为社会所要求的人[4]。教育自从产生以来就与人生活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生态环境制约着人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社会组织制度的选择和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文化模式的选择。生态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居民的社会生活环境的转变，社会生活环境的转变进而引起以维持、延续人口生存繁殖和维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教育目的的转变。教育对个体的塑造性在于应社会的要求对受教育者提出不同的要求，并实施不同的教育过程。例如，古代母系社会中女性至高的地位，家族的继嗣制度的延续，都是由婴幼儿期起就耳濡目染的生活化教育过程所维系的。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男性生产地位的提高，引起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渐变。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整个社会体制、物质生产方式、男女地位的彻底转变，新一代的儿童们不再接受之前的母系氏族的社会化教育，转而接受适应于父系社会的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化教育。
2. 生态环境对教育的制约
生态环境的改变包括所居住的生态环境的自然改变和由于人口迁移引起的所居住生态环境的改变。对于前者来说，随着生态环境的自然改变，居民适应自然、改变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随之而改变。如在草原环境中，少数民族牧民的学校多随着草场的变换而四季迁移。随着草原的减少和人口的增多以及城市化的发展，牧民们逐渐定居于某处，学校有了四季固定的场所。这种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学校校址的改变，不仅仅涉及到教学方式的改变，还包括教学内容和目的的改变。学校教学目的从促进受教育者适应牧民生产、生活的目的过渡到促进受教育者适应定居社会生产、生活的目的。另一种由于人口迁移而引起的居住环境的改变则侧重于迁移个体适应所迁移处的社会和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培养社会劳动力的任务，在湿地环境下的受教育个体迁移到严寒地区后，必要面对重新适应所迁入地教育的任务。而对两种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目的的转换和衔接则是移居者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属于第二种情况，即少数民族离开原有生态环境去异地求学而引起的生态环境改变的现象。
教育是实现个体社会化的工具之一，洛克（John Locke）的“白板论”虽然有夸大教育功能的成分，但是它指出了教育过程略带主观性以及教育为个体的可塑性提供了可能的教育基本性质。教育对个体的塑造性与个体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是人的可塑性和人的适应性的双重属性在社会和生态环境中的体现。
二、我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对少数民族影响的持久性和少数民族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
1. 我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概况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到1993年底，我国先后建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3个自治县（旗），民族自治地方总面积为619.19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64.5%。其中耕地面积1751.54万公顷，森林面积4786.67万公顷，森林林木蓄积量52.43亿立方米，淡水面积407.82万公顷。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资源，虽然不乏肥田沃土、茂密森林、丰富矿藏，但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地处祖国边疆、偏远山区、牧区，其中大部分属高山、高寒山区、山间盆地、坝区、草原、沙漠戈壁地区。土壤瘠薄、有机物含量较低，植被稀疏，岩石裸漏，降雨量少，气候多样，以寒冷、干燥为主，气温较低[5]。我国民族地区的气候类型也复杂多样，东部季风气候显著，主要包括：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蒙古东部、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川西和东南部的一部分地区。西部大陆性气候强，干旱、半干旱气候面积大。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天山山地等民族地区，为半干旱气候区；塔里木、准噶尔和柴达木盆地等民族地区，为干旱气候区。在东部季风区的民族地区，从南到北有热带、亚热带、中温带、寒温带季风气候。民族地区东西部干湿变化明显，从东到西可划分为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干旱地区。 2. 我国少数民族所处的经济文化类型
不同的自然环境影响着居民的经济文化类型。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6]。不同的生态环境制约着居民经济文化类型的选择。我国少数民族所处的经济文化类型有：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如我国东北的鄂伦春族、赫哲族；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如我国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和东北的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农业经济文化类型组，其中属于山地雨林混合农业的有我国的门巴族、珞巴族、独龙族、怒族、佤族、德昂族、景颇族、基诺族及部分傈僳族、苗族、瑶族、畲族、高山族等族。属于锄耕狩猎农牧混合型的有我国的羌族、纳西族、彝族、白族、普米族、拉祜族、部分藏族、傈僳族等。属于犁耕农业的有我国的傣族、壮族、侗族、水族、仡佬族、毛南族、黎族、朝鲜族等；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进步，现在世界上多数民族已经过渡到现代工农业牧业类型组，即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和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7]。
3. 生态环境对民族群体的心理和文化影响的持久性与个体对其生存的生态环境的依赖性
不同的生态环境通过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和物质生产方式作用于居住群体的内心世界，对该群体的心理和文化都有重要的持久的、稳定的影响。该影响不仅通过饮食方式、居住方式等生活习惯来体现，还沉淀在民族心理中，并通过族系世代的延续不断地被条理化、合理化。生态心理学家尤·布朗芬布伦纳（U.Bronfenbrenner）基于环境对个体行为、心理发展的重要影响提出了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注重生态环境对个体行为、心理发展影响的生态心理学家们普遍认为生存经济的执行不同，需要不同的技能，造成认识发展的差异。自然生态环境如气候、地理位置等客观因素的不同决定着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文化适应模式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生态环境既决定着民族共同体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民族共同体的经济水平及社会组织形态，也制约着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判断标准。
民族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既是个体在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把社会运作制度和文化模式内化为心理结构和知识结构的过程，也是在系统的学校教育指导下的学习和成长过程。民族个体通过家庭生活、社区教育和学校教育等多种途径不断地社会化，逐渐形成了适应其所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思维方式、生存心理和文化模式。这一文化适应过程具有连续性，不易被改变。不同民族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形成自己独特的观察力、记忆力、注意力、想象力、思维力、创造力等智力因素以及不同的兴趣，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动机、信念、世界观等非智力因素。这些特征都是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的。移居到异地求学的民族个体，由于异文化的不同，在教育衔接的过程中会出现的心理发展连续性的断层和文化的断层乃至冲突现象。
三、异地求学的少数民族在教育衔接过程中面临的文化断层和再适应过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通讯交通工具的发展，异地求学、就业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异地求学是一种普遍的特殊社会现象。少数民族异地求学群体的不适应不仅表现在外显的语言文字、人际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上，还表现在由于其不同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而引起的心理体验上和文化模式上的冲突。生活在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个体进入到异地学校之后，课堂教学的方式、课堂教学语言的选择都发生了变化，作为学习手段的语言使用情况的变化引起了学习成绩的变动，以汉语为主要交际的普通学校，会使少数民族个体学习过程中出现语言转换的困境，引起学习成绩负向的波动。此外不同的和宗教习俗也会引起教育过程中的不适应情况。不同的宗教含有不同的民族禁忌，对于宗教风俗习惯的忽略会引起不同民族同学间隔阂，在这种隔阂中，作为外来移居者的少数民族个体更容易产生心理上的不适应现象，从而在促进少数民族个体适应主流文化的教育过程中停滞不前。
生态环境的不同决定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规范的不同以及社会群体心理的不同和文化发展模式的不同。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首次完整的界定了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到的一切能力与习惯。异地求学的少数民族在教育过程的衔接上会出现心理和文化的断层问题。适应于原居住地的心理状态和文化模式不再适应新移居地。一种文化的承担者对在一定生态环境下形成的、由一定生态环境所制约的文化的继承是适应于该种生态环境的表现，生态环境的转变要求个体对新的生态环境做出新的反应，个体在尚未找到合理的方式适应新环境的情况下，会出现心理发展上和文化适应上的断层，这需要个体努力在新旧文化上找到衔接点和平衡点进而适应新环境，这种反应过程是个体通过广义的教育过程进行的再适应、再社会化过程。
四、生态环境变迁下影响教育塑造性发挥的相关因素
任何人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的人。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形成和维系的。生态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在的，系统化的。教育也是一定生态环境下的产物。当个体与原有生态环境和原有教育体制相分离，转移到新的生态环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教育体制中时，已经内化的心理模式和文化模式与新的文化模式的冲突，使移居者出现心理发展的断层现象，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休克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适应于新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新的教育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旧有的已经内化的心理模式和文化模式，在一定程度成为检验教育对人的塑造性的尺度。而通过新的受教育过程进而成功的再适应于新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教育的塑造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个体主动对于新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也成为环境决定论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人的发展的有效材料。本文认为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发挥其对人的塑造性至少与下列因素有关：
1. 移居者的年龄因素制约着新环境下教育的塑造性
生态环境转变的影响范围是包含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的转变在内的一系列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原有生态环境对人的影响的持续性与受教育者的移居年龄和生活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按照人类学文化与人格学派的观点，人格与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故幼儿期移往新环境中的人更容易与旧生态环境和旧社会环境的影响再剥离，进而融入新的环境中。随着人的生理阶段的推进，沿着幼儿期-儿童期-青少年期-成年期-老年期的顺序，在满足移居者在新环境中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前提下，教育对个体的塑造性的大小，相对于原有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个体影响的持久性的延长，在强度上呈下降趋势。
2. 移居者所处新旧生态环境和文化的相似程度制约着新环境下教育的塑造性
生态环境制约着文化的发展，新文化环境与旧文化环境中的相似文化因子是教育发挥其对人的塑造性的文化保障。德国的格雷布纳（Graebner，Robert Fritz）和奥地利的施密特（Schmidt，Wilhelm）的“文化圈”理论，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把文化分为五大文化圈：西方文化圈（拉丁文化圈），东亚文化圈（汉字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南亚文化圈），和东欧文化圈（斯拉夫文化圈）。文化的不断发展使文化内部不断细化，同时使不同文化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了适应于不同族群的文化模式。即使在同一文化圈内部，文化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例如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日本、朝鲜和中国的文化也有所区别。新旧文化环境中文化因子较高的相似性有利于移居者的适应和学校教育的连续性。来自伊斯兰教文化圈的移居者在汉字文化圈的适应过程相对于来自同来自汉字文化圈的移居者要长期和复杂得多。
3. 移居者主观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适应新环境决定着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新环境下教育对其自身的塑造和再社会化过程的实现
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者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受教育者的主动性是使教学内容内化为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结构的重要一环。移居者采取外向型的开放态度还是回避型的封闭态度是新环境下教育能否发挥其塑造作用的关键。教育的塑造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受教育者对教育内容的内化程度。社会和文化环境对个体潜移默化的社会化作用的发挥是社会与人长期作用的结果，而教育作为一项有组织的、系统的渗透和塑造活动，其是否能在短期内促使移居者发生转变，并积极主动地适应新环境与移居者本身的对新环境的适应态度有密切的关系。
4. 新环境对新移居者的接纳度是新环境下教育塑造性发挥的物质保障
丰富的生态资源是原居民接纳新移居者的物质前提。有限的生态资源与一定规模的潜在人口相适应。如果新移居者对原有居民在教育、就业、福利等方面构成了威胁，新移居者更易面临不被接纳的资源饱和困境。新环境对新移民的接纳度，除了受制于生态资源是否能容纳新移民外，还受历史传统、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每个国家和民族对于人员的流动、阶层的流动等社会问题都有着不同的态度和接纳度。在资源饱和的情况下，即使有着移民传统的地区或国家也会逐渐减弱对外来新移民的接纳度，形成渐趋稳定的社会成员构成状况。而另一方面，新移民不断向生态资源和社会环境较好的地方流动依旧是世界移民的主要趋势。
五、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体发展的需要，少数民族异地求学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少数民族在异地求学中面临的文化断层现象和再适应过程是少数民族在社会合理流动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随着生态环境以及由生态环境制约的文化环境的转变，少数民族在异文化中形成了暂时性的心理断层现象和文化断层现象。少数民族主观性上是否对新文化的采取非排斥和主动适应的态度会因人而异，从而体现为不同少数民族个体在适应新环境上采取不同的态度并进而产生不同的结果。教育的重要性根植于人的可塑性，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在于通过社会和文化对人的塑造性。生态环境对人的塑造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随着生态环境的转变，新教育过程对受教者的塑造性大小不仅仅取决于教育目的是否正确，教育方式是否得当，教育师资和资金是否充足，也受制于原生态环境制约下的原文化模式对少数民族影响的持久性强弱和新生态环境制约下的新文化环境中教育塑造性的发挥程度，即在个体心理结构上，原环境下形成的文化模式与新环境所需文化模式的转变与个体的再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居者的年龄阶段高低、移居者所处新旧生态环境和文化的相似程度、移居者主观适应态度以及新环境对移居者的接纳度等因素影响着教育塑造性的发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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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有人提出人文经济学的概念。它的重点在于，调整经济学的叙事方式，把经济学从枯燥的数字演算里解放出来，用日常生活语言加以表述。但这只是人文经济学最表层的部分。在我看来，人文经济学的起点，是重设我们的经济思维，修复经济和文化的亲密联盟，让我们回到经济和文化彼此依存的常识上来。
从这种逻辑出发，就旅游开发中的经济价值和文化观的关系，我想提出人文旅游经济学的概念。这种经济思维具有双重价值，也就是以文化为轴心，以经济为动力，实现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共赢目标。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一要义，就是把人文精神视为灵魂和目标，重设产业的价值观体系，确认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社会价值高于利润价值，游客价值高于产品价值。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的本性，放弃把文化符号当作工具和装饰的习惯性做法，真正把人文精神变成新一代旅游项目的营造目标。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二要义，是要把文化资源当作它经营的主要内容。现在各地政府都要求开发商在拿地之前先拿出以文化为题材的项目方案，但是许多发展商发现，项目策划中的内容贫困，正在成为整个旅游地产业的最大困扰，我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主题公园。是的，我们可以有大面积的旅游用地，但我们既没有主题，也没有文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浪潮风起云涌，城市居民欢天喜地住进新房，却被迫丢弃了自己的文脉和乡愁。旧的历史建筑作为生命记忆的最后载体，作为最后一点物质文化遗产，无法抵挡来自铲车的攻击。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文化的大规模死亡，却使其正在滑向文化穷国。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三要义，是学会甄别什么是好的文化，什么是有害的文化。国庆60周年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树起了56根民族柱，我认为这些用金红两色涂抹出来的物体，颠覆了庄严肃穆的广场，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滥用文化的典型案例。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四要义，是捍卫文化的尊严。历史文化遗产有着它们自身的灵魂、品格和气息，它拒绝被随意模仿和粗制滥造。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河北石家庄的山寨版狮身人面像，造型拙劣，无法传递原型的价值，只能构成对北非文化遗产的践踏。还有全国各地新式住宅小区里的那些罗马柱和塑像，更是对欧洲古典文明的嘲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在中国各地的仿古旅游景点大多是劣质的造伪品，甚至连外貌都无法准确复原，更谈不上传递华夏古典文明的神韵。这些产品的唯一作用，就是摧毁历史文化遗产的尊严，并且颠覆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神圣情感。
关键词： 政府文化管理 文化导向 价值观 管理原则
政府，受托于全体人民而存在，以管理公共事物，实现社会整体公共利益为主要职责。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希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文化将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新形势新局面。本文仅谈谈政府部门文化管理的作用与原则。
一、坚持正确的文化导向
管理是指与他人或通过他人有效地达成组织目标的过程。政府行政管理的核心功能是导向功能，它是国家行政机关“导航”和“掌舵”的具体体现。政府着眼于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在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及命运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国防、文化等领域起主导作用。
政府文化管理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前提是正确的导向不能变，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不动摇。具体来说，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在社会生活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现象，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少数人思想混乱，道德缺失，是非、善恶、美丑混淆，凡此种种损害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任务是迅速构建起新时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市场经济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和消极作用，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市场，问题是不能得到解决的。这就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管理行为，保证文化发展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目前，我国社会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政府文化管理可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因此，政府必须利用管理手段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群众的文化需求千差万别，政府的文化管理必须对其进行科学引导，使其养成健康向上的文化消费习惯。政府可营造良好舆论氛围，通过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和信息沟通作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管理行为。
二、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顺利进行
政府具有服务功能，指国家行政机关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与长远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兴办公共事业，建立公共设施的功能。在文化建设上政府通过资金、人才、技术的支持，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切实保障人民的公共文化权利。在现代社会，公民文化权利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政府应承担的基本职能，而保证公民文化权利实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同样是政府的职责。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就是要按照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原则，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努力建设公共文化产品，组织与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使人民群众切实地享受到文化建设的成果。
政府对文化的管理可确保公共文化体系的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政府是主体，应承担主要职责。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社会的公共文化设施基本上是政府投入的，他们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导向，建设必要的文化设施。二是组织引导文艺工作者和业余作者创造紧扣时代脉搏、体现地方特色、富有现实意义、人民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三是建立人才保障机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四是通过政策指导、典型示范和组织文化创建，大力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五是以广播电视、网络、书籍、报刊、图书馆、博物馆、群艺馆、文化馆站、书店等为载体传播精神文明和公共文化信息，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优质的文化服务。六是出台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鼓励和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七是加强文化市场监管，规范文化市场秩序，为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八是做好历史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九是加强文化体制改革，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政策，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效建立和持续发展。文化行政部门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应该有所作为，充分履行职能，担负起文化工作使命。
政府对文化的管理可有效促进文化的发展。政府管理要制定发展规划，指导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应成为政府管理义不容辞的职责。政府可通过制定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的总体战略和规划、制定和颁布相关的文化法规、组织重要的文化活动、指导监督个行政机关等活动有效促进文化的发展。政府管理通过自身的活动，推动社会各个方面走向现代化。社会文化建设已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政府目前通过相关的政策大力鼓励文化创新，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这就是政府促进文化发展的最好体现。
政府实行文化管理可充分发挥其权威性、强制性，协调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和利益，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行功能，并且维持稳定，保持协调。政府进行文化管理可有效维持社会各种关系和活动正常运转，使社会生活稳定地持续下去。进入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发展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政府在培育文化市场、开拓文化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
政府文化管理可以有效遏制一些不良文化活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也和市场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市场对文化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一些文化活动为了取得经济效益而置社会效益于不顾，这时政府的管理作用就凸显出来。例如，一些低俗的文化活动被政府勒令叫停。政府对文化市场的管理是文化管理的核心。
三、到位而不越位的管理原则
政府在文化管理中首先应该遵循“到位而不越位”的原则。
政府不要再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而主要是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文化的管理有必要通过规制市场行为和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文化市场竞争活动的公平、公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精神文化产品绝大多数都要进入市场进行流通，这就必然受到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制约。我们既要鼓励文化单位和文化产品迎接市场的挑战，遵循市场规律与价值规律，又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文化的生死存亡，必须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力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同提高。那么，就要通过法制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文化市场，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用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促进我国文化健康、有序持续发展。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应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能做的行业组织不去做，行业组织能做的政府不去做。
我国的文化建设离不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事业主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公益性文化。其主要特点是原创性和公益性，前者突出地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后者突出地反映在提供给公众的文化设施上。这就要求文化事业发展，必须按照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由政府或公益性组织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保证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享用。
政府在文化产业的管理上转变政府职能，要继续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杜绝对文化产业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切实把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充分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实施行政管理；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建立政府问责制度，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违法要追究。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主要工作应当放在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如加快法律法规建设，促进市场体制和机制完善，加强市场监管，引导和鼓励企业多开发有创意、有活力、内容向上的文化产品，保护知识产权等。
四、坚持“双向发展”的管理原则
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同提高，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共同发展。
文化生产是精神生产，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文化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等精神方面的发展成果，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文化产业具有双重属性，“文化”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具有鲜明的精神属性。经济学认为精神生产力就是文化生产力。文化产业的发荣和发达，有利于增添健康有益的、人们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能够激励人们奉献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由此可见，文化产业健康发展、规范管理的首要原则便是坚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共同提高。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必须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社会主义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范畴，这就决定了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头脑，创作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
文化建设离不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根本任务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需求。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应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在改革中贯彻“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社会效益。经营性文化产业的主要任务是繁荣文化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发展经营性文化事业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要正确把握和处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一是处理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关系，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对兼具公益性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的经营性部分，该放开的要逐步放开，真正确立其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主体地位，以有利于更好地发展文化产业，为实现“产业创造物质财富、事业带来公众幸福”的双重目标提供有力保证。二是以发展文化产业为枢纽，大力推进文化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由于其创新性强、生产规模大和市场运作的灵活性，具有不断再生和扩张的功能。因而，以文化产业为枢纽，带动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已成为重要趋势。
五、要遵循“依法行政”的管理原则
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级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组织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政府担负着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繁重任务。行政权力的运用，最经常、最密切地关系着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体现国家政权的性质，影响国家政权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事关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建立合理的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前提。我国政府就其本质来说，是依据宪法原则建立并按照宪法原则运作，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只有尊重宪法并按照宪法原则办事，才能在全社会树立政府的权威，确立政府的社会公信力。
网络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战略
当前，在全球网络化、信息化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浪潮中，网络媒体和网络文化日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流地位，网络文化竞争的重要性和综合效应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竞争中日益凸显。网络文化的重要性在于网络作为一种文化介质和文化场域对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广泛渗透，从而使得网络时代的文化范型具有不同于前网络时代的诸多构成形态与影响效力。
第一，网络文化不仅是文化本身的问题，它切实地关涉到网络文化时代的网络政治、网络经济、网络社会的“多位一体”综合发展，在新型网络文化的发展和提升中关系到文化与经济、社会、政治等的多元综合发展。例如，网络问政、网络社区、网络文化产业等体现着网络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对网络政治、网络社会、网络经济的转型与发展起推动作用。因此，网络文化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关系到基于网络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提升与软实力构建。
第二，网络文化作为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是文化发展中的某一个单独的子构件，而是对文化各部分构件都具有广泛的融合、承载、体现。例如，就公认的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创意产业、传媒和文化传播、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等文化软实力构件而言，网络文化以一种新型文化形态强势融入，使得它们在表现、运作、途径等多方面发生转变与提升。在网络时代的崛起下，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文化形象建构等也逐步朝“网络时代”迈进。
第三，网络文化具有广泛的受众参与性、传播互动性、信息便捷性和公众影响力，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与广泛性的强势文化媒体和文化介质。
第四，在当前信息时代的历史背景下，网络日益成为西方国家和霸权势力对他国进行信息侵扰、文化侵蚀、社会组织、经济扩张的主要战场和主要手段，网络秩序、网络安全、网络实力的构建处于国际竞争与对抗、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文化建设与管理中的重点和焦点。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高度重视“网络文化软实力”的地位与意义，切实把“网络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作为我国国家战略、文化战略中的一个重点，突出网络文化在文化软实力中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网络文化软实力的实质内涵
网络文化软实力是在网络文化平台和网络信息空间中，通过网络文化建设与发展而体现的，它可以增强国家或地区的网络文化竞争力、控制力、吸引力、影响力等，使得国家或地区在文化竞争和文化发展中取得优势，并进一步推动其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实力的发酵和提升。根据网络文化本身的特性及其在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和功能，网络文化软实力主要包含和体现于如下维度：网络文化生产力、网络文化传播力、网络文化服务力、网络文化创新力、网络文化安全力、网络文化感召力。它们构成网络文化建设发展的主要方向和目标，构成网络文化软实力目标层得以实现的主要支撑，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构建起着重要的发酵和推动作用。
第一，网络文化生产力。文化生产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础性标度，网络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表现于承载一种新的文化生产范式和文化生产力。网络文化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正在成为未来社会生产方式的重要部分，并对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该生产方式的表现是：生产主体使用的劳动工具从物品形态向电子形态转变，劳动对象由实物变为虚拟，人和自然空间的关系变为了人和数字空间的关系，生产力占有的劳动资料从实物变为了电子网络。网络时代带来了新的以网络文化基础为承载的文化产业、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例如网络出版、网络视频、网络广告等诸多领域；北京、上海等文化生产力较为发达的地区，其网络文化生产年增加值已经占到逾百亿元的显著比重。网络文化产业成为当今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内容生产的主要增长极之一，体现出强于其他文化生产领域的发展态势，也将成为未来文化生产力推进和增长的重要构成。
第二，网络文化传播力。文化的传播能力和辐射能力是增强文化互动和交流、增强文化内容输出并发挥其影响力、感召力的不可或缺的维度。诚如有研究者指出，“在信息化时代，文化的传播能力已经成为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网络媒介和网络传播的迅猛崛起，对文化传播的方式与效果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变化，一是数字网络传播成为媒介传播中具有广泛受众与覆盖度的主流媒介传播方式；二是网络传播具有不同于传统媒介的高度互动性、即时性、群体性等特征，其文化传播产生着深入而多方位的社会文化效果，对相关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等具有强效关联后果；三是网络媒体以其强大的“媒介融合”效能对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其他媒体形态形成多媒介、全媒体的整合；四是全球化的互联网体系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全球化、传播全球化也带来现实的挑战和要求。网络传播以其对文化传播的重大影响乃至重构，影响着文化软实力的构成与模式，成为文化软实力中的新兴关键要素。
第三，网络文化服务力。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关系到文化生产、文化活动、文化学习中所需的各种文化信息资源获取的便捷性、丰富性、优质性，关系到公共的文化软环境对各种文化信息需求的满足能力、服务能力，关系到文化环境体系的吸引力和对文化再生产的保障力。我国在当前文化强国的建设中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的完备，而文化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转型为文化服务力和文化信息保障力的提升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良好契机。许多国家或地区都高度重视新兴网络文化在信息服务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新世纪以来欧洲委员会启动的eContent、eContentplus（2005-2008）等项目，旨在让欧洲范围内的数字内容变得更易于获得和使用。互联网的崛起、网络服务基础环境的完善、各种基于数字应用的文化服务，有效改善着公众获取文化信息服务的能力和效率，也为文化服务力的提升提供着具有战略性、未来性的发展方向。
第四，网络文化创新力。文化创新是创新型国家建设、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要战略，而蓬勃发展的网络文化及其强效的内在活力，不断推动着文化表现载体、文化表达形式、文化内容形态、文化媒介、文化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创新，成为网络信息时代文化实践创新的主要来源和场域之一。移动互联网、数字模拟、网络互动及多媒体等网络技术的发展带动和催生着新兴网络文化内容和产品的不断创新，而网络文化的网众参与和群体性文化书写也极大地释放着文化主体的创造力。尤其在当前网络新媒介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在我国强调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双轮驱动、双轮融合战略背景下，网络文化与文化形态、文化介质、文化科技的融合发展成为推进文化创新的有力抓手。
第五，网络文化安全力。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文化信息的控制能力、对文化安全的维护能力，这其中国家对其文化信息流、文化内容的有效引控是其文化安全和文化自的基本保障之一。网络文化是国际国内各种力量进行信息干预、社会动员、文化侵蚀的新空间和主要战场，“网络帝国主义”、“带宽殖民主义”等现象和机制为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也对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形成新的威胁和风险因素。强效的互联网枢纽地位和网络文化信息控制，增强着国家和地区对信息资源的管理、监测、引导等能力，增强着对信息时代“信息权力”的掌握和分配、应用，成为维护文化信息安全、掌握文化信息空间的主动权、引领文化软力量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第六，网络文化感召力。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是其是否拥有强有力的感召力，进而产生约瑟夫·奈对“软力量”所界定的“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到所愿的能力”。当前，网络文化产品和数字内容成为文化接受和文化消费中日益重要的对象，优秀的网络文化创作和文化精品、文化经典成为文化软实力构建和发散中必需的文化承载，例如韩国在其“文化立国”战略中对数字网络化内容的重视。我国的文化战略也必须把网络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作为塑造民族精神家园、加强文化价值的传承发扬、提升文化认同度的重要构成，在网络文化中实现从文化经济、文化工业维度向文化品质、文化价值维度的转变和提升，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网络内容中心。
在数字信息时代的文化软实力竞争中，网络文化占据着显著的地位，对文化软实力的模式和构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和转型作用。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不能只把网络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子构件，而要充分重视其全局性的渗透、融合作用以及时代性的突出地位，通过网络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加速推动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全面、高效、科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