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4 15:54:2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学的性质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总体定位：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是一门关于致用性、易变性、批判性的科学
应该承认一个事实，经济学是一门正在成长中的科学。虽然很少有人质疑这一点，但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批评并不鲜见，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批评尤其多。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对此进行必要的思考，并给予尽可能科学合理的回答。总体上说，应该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说，经济学是一门不断成长的科学，是一门处于不断科学化过程中的科学。经济学经过几百年的耕耘和发展，已经演化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学体系，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帝国”――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否认经济学的科学性无异于与造就这个庞大体系的所有的努力相对立，这是任何一个经济学者(也包括那些对经济学科学性持有怀疑态度的非经济学者)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做到的。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科学回答”，但至少揭示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绝对不会没有一点科学性，甚至应该说，科学性应该是经济学的主流，批判经济学或开展经济学批判，这是首先的立足点。
同时也应该老实承认，经济学不是圣经，不是天书，更不是神学，经济学中一定存在非科学的成分。无论经济学经过多少年的发展，无论经过怎样的“千锤百炼”，即使是非常成熟的观点和结论，其中也难免存在一定的非科学成分，况且经济学还是一门需要“与时俱进”的科学，即经济学的科学程度与经济学家与时俱进的能力和经济学理论与时俱进的程度有密切关系。所以，在确认经济学是科学的同时，承认经济学存在不科学的地方，应该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看法。经济学是一种不断通过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具体人的努力逐渐形成的一门科学，其中包括人为因素，也包括时代烙印。人的存在是具体的，都存在局限性。所以由具体的人造就的科学也必然是存在局限性的。因此，尽管经常遭受这样或那样的批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依然是稳固的。但同时我们依然要正确对待经济学还不够科学这个事实，还要继续想办法促进经济学的科学化，提高其科学程度。
此外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学遭受各种批评和质疑是经济学成长和发展的一种表现。这里涉及到经济学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一方面进步需要批评，另一方面被批评者需要有一个“科学态度”。因此，作为具体人来说，如何对待批评以及对待批评的科学态度是其人格是否健全的一个标志。同样，对一门具体科学来说，也有类似的道理。一门科学也有自己的“学格”――数学的逻辑性、哲学的思辨性、物理学的物质性以及化学的实验性等等，铸就了不同门类的科学自己所具有的“学格”。关于经济学的“学格”是需要重视并加以探讨的问题，而且这还似乎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以下三点应该可以成为经济学“学格”的重要内容：1、致用性。经济学作为致用科学，这已为学界所认同。问题是经济学如何致用，这涉及到经济学的“工具意义”问题。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用处，不能“致用”，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可讨论的。2、易变性。大家知道，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选择的科学，选择需要智力基础，不同的选择主体因其偏好、习惯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不同的选择和判断。所以经济学的致用不是一成不变的致用，同样资源可以有极为不同的用处，进而会有极为不同的结果。3、批判性。经济学需要致用，而且致用又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包括原理本身的不确定性，也包括原理运用的不确定性。这一点铸就了经济学立论的批判性――只有批判性才能在他人的基础上提高“有用性”。科学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经济学作为科学的有机部分，更需要“站在他人的肩膀上”。当然批判性是科学的批判性。
总之，关于经济学“学格”问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确立符合科学经济学“学格要求”的“学格定位”，对现实经济学的致用性和科学性的提高，无疑是有意义的。
二、方法定位：经济学是同质的也是异质的，准确说是同质基础上的异质性科学
经济学发展中存在各种各样“烦恼”。至于这些“烦恼”是什么，不同学者会有不同的归纳和回答。我这里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个烦恼是“同质化烦恼”。
大家知道，没有任何一种门类科学遭到经济学那样多的指责，也没有任何一种门类科学家遭到经济学家所遭受的批评。这到底是经济学的问题还是经济学家的问题?是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应该遭受这样的批评还是那些批评者的批评有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简单地指责哪一方面或各打五十大板，都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其实，这涉及到对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如何认识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科学的认识，无论是批评还是辩解，都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经济学似乎人人有话要说，但能够说几句和能够说得有点道理是两回事。能够说几句的很多，能够说得有道理的不多。那些遭受批评或批评欠恰当的，往往就是那些能够说几句的。因此在进入讨论正题之前，罗嗦几句其实也是给自己一个压力，一定要说得有点道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既然想说，就说得有道理，至少说一点实话，说一点真实想法。即使错误，也可以理解并被原谅，当然对经济学也应该是有好处的。
那么经济学是什么?如何来把握?这涉及经济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大问题。纵观国内外，古往今来，经济学长期演变，范围之广，领域之宽，层次之深，是许多学科无法企及的。经济学这种“帝国性质”，无论如何看它，似乎都是“盲人摸象”。那是否因此而停止探索和思考呢?这不是可取的选择。无论“经济学帝国”有多大，多么难以把握，但毕竟只是“一个帝国”，人类具有无限探索能力，难度总是相对的。所以，人类在困难面前，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继续前行。
其实道理很简单，人类之所以需要经济学，是为“经济”。所谓经济就是节约、效率、选择以及与“更好”有关系的方法、方式、机制等等，从根本是说，经济就是对人类“更有用”，那么也就是“更经济”。即使对经济再作更广义的理解，包括自然、社会等各个领域，其核心内容即“更好”、“更有用”等是不变的。关于自然的经济学，是让自然更有利于或有益于人类；关于社会的经济学，是让社会运作的更有效率、更文明、更发达；等等，无论在哪个领域，经济学都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路。正因如此，经济学才成为经济学，才发展为“经济学帝国”，才发挥巨大作用，对人类不可或缺。无论个人组织，无论集团国家，无论什么种族和处于什么样的文化氛围，都不可能不需要经济学的指导。因此，能够致用的经济学为人类发展所必需。
既然经济学能够致用，那么如何致用呢?如前所述，它是
通过对利用对象“有用性的不断放大”得以实现。人类利用对象有千千万万，有形的商品设备、无形的知识资产等等，能够成为经济物品的，都可以成为利用对象，都属于经济学研究范围。所以异质性成为经济学一个重要性质，经济学通过研究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通过选择行为的高级化、科学化来达到“促进有用性提高”的目的。具有异质性思维的经济主体，围绕自己的经济目标(把目标作为参照系)，通过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负反馈机制来校正自己的行为。经济学就是这样来为主体服务的，因而经济学是一门通过一定的机制来改进主体的行为进而实现主体目标的科学。经济学这种“异质性”使其成为能够不断调整改进、适应时代变化、符合实践发展要求、因而富有生命力的科学。
当下经济学现状之受质疑，关键在于背离经济学的这个性质，主要表现为“同质化”。所谓同质化，是指这样一种经济学，把对象看作是“同质性”的，很少考虑和基本不考虑其变化性，即使考虑了，或者考虑不够周全，或者假设过多，以至于“同质化”，并据此得出结论。这样脱离现实，解释力自然降低。每位经济学家均有其理论，均以假设为基础。因此两个经济学家有三种观点也就在所难免。可以这样说，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没有假设无法得出结论，没有数学无法进行研究。复杂多变的现实被假设和数学“同质化’’了。经济学陷入“数学困境”或“形式化陷阱”，这里叫做“同质化困扰”。“科学外形”完美，“科学内容”欠缺，在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力不从心。
三、未来走向：同质分析依然重要，异质化大势所趋，将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把异质性作为努力方向，树立一种新“经济学观”，一方面逐渐丰富假设条件，另一方面从现实而不是从理论出发。这样经济学就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同质化困扰”，成为更强解释力和科学度的科学。
首先，异质性是一个发展趋势。我们知道，在新古典之后，各种学派争奇斗艳，大大冲击且丰富了经济学的内涵，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学的“同质性质”，自觉不自觉地走上异质性道路。仅以“看不见的手”为例，历代大师各种各样的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条：一是抵制批判改进思路，主要以马克思、凡勃伦、凯恩斯以及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为代表；二是重新表述改进思路，主要以马歇尔、费雪、米塞斯、弗里德曼等为代表。各派虽然都宣布自己获得胜利，但历史会继续前进，新思想会继续产生，恐怕难以看到“鹿死谁手”的“零和”结局。就讨论细节，如对货币、财富等亦有不同的解释，体现了质的差异性。后人只能批判吸收或重新阐释以达扬弃发展之目的。这就是经济学与生俱来的异质性品质。
其次，“异质”的内化，打造经济学的新基础。“异质”与“同质”具有本质的不同。同质分析是以同质假设为前提，所运用的概念和范畴都具有同质性特点，因而结论自然是同质分析的结论。虽然同质分析也会考虑变化，但是这种考虑外在于其理论分析，因而和内在于理论分析的异质性，就像“美丽丝袜”和“美丽大腿”、“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一样，具有本质的区别。如劳动范畴，同质地看成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甚至创新劳动等，都难以准确把握。而把劳动界定为异质性的，劳动的诸多特性得以内化，由此衍生出的理论会很不相同。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
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所谓供给侧，总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会生产这一方面。而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根据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另一方面又必须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供给侧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上，而是必须深入认识生产关系这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应该更多地从完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能动甚至决定性作用。仅仅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因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又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只有创造性地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计划，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持社会生产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避免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不仅能够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极大地焕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避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群众的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从而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和道路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
同时，在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却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必须加快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来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条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还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第三，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能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改，绝不能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盲目迷信市场的力量，而应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解决供给侧问题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的。一定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决定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同时，一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一定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切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四、供给侧改革既应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
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只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才能全面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分配、流通和消费方面的改革的辩证关系，也才能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
不仅如此，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供给侧更多地具有长期的性质，而需求侧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就供给侧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等长期经济变量，也存在产品库存、过剩产能、产品质量等短期经济变量。就需求侧方面来说，出口、消费和投资不仅具有短期经济效应，同时也会产生长期经济效果。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又要对它们进行全面统筹。
摘要：2009年银监会下调城商行异地市场准入政策，从而加速了中小银行的跨区域经营热潮。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挑战，如何生存、发展、壮大是中小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何设计组织结构以保证发展是跨区域发展的中小银行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入手，提出中小银行在跨区域经营的组织架构中，既要实现垂直向下的部门一体化，也必须相应提高分支机构的管理边界，从而减少内部摩擦和交易费用，提升效率；通过比较当前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分析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适合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组织架构与管控模式。
关键词：中小银行；组织结构；交易费用理论
跨区域经营的中小银行①是指中小银行突破自身所处城市所辖行政区域的限制，实现跨行政区域的经营发展，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本省范围内不同城市间设立分支机构，另一种是跨省（区）、直辖市间的发展。2006年，监管部门《城商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为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提供了制度依据。2009年监管部门调整了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和简化机构设立。银监会也提出中小银行发展的四个方向，即成为全国性银行、区域性银行、社区银行以及专业化银行，这为有条件的中小银行提供了明确的发展路径。因此跨区域经营已经成为中小银行发展的主流模式。至2009年底，实现跨省经营和省内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42家，占城商行总数量的29%。其中，实现跨省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32家，占总数量的22%②。
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面临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挑战，如何生存、发展、壮大是中小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如何调整设计组织结构以保证发展又是所有中小银行必须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针对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比较主流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最后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营效率的角度，提出适合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组织结构。
一、组织结构研究的新视角：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最早由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交易费用是指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两个主要内容：发现贴现价格以获得精确的市场信息的成本，以及在市场交易中，交易人之间谈判、讨价还价和履行合同的成本。Coase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因此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的显着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Coase还进一步分析了市场与企业的边界问题，他认为企业的规模会扩张至企业的内部管理组织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的均衡点，即“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
Williamson（1985）在Coase的基础上，将交易费用理论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契约（contract），并且人是有限理性③（bounded 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④。一项交易由市场组织好还是由科层组织好，取决于交易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综合考虑。其他条件不变时，资产专用性⑤程度越高，市场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优势就越不明显，因此交易就越适合由科层⑥来组织；反之则反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交易就适合由混合形式（hybrid）来组织。而科层能够取代市场，是因为其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与市场制度相比，内部交易者通过机会主义倾向以牺牲企业的整体利益来满足私利的能力被削弱，机会主义的动机也因之削弱；与内部组织相关的各种活动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审核；内部组织拥有处理争端或纠纷的优势；内部组织还可以从各个方面减轻信息不对称的影响。Williamson进一步在《市场与层级组织》一书中，将组织结构分为U型、M型和H型三大类，与U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向下分权，与H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中央调控，他认为从U型H型M型⑦的演变过程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组织变革。
二、中小银行的组织架构及其跨区域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银行组织结构变革实质上是针对业务模式转变的自我调整，美国银行业的组织结构变化代表了银行业的发展轨迹，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最初银行业务相对单一，主要依靠存款推动，存款规模对于商业银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规模优势的效应使得银行不断扩大经营网络，最终对业务规模的追求使得总分行制出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金融脱媒，以及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银行的业务模式从以规模为中心转向以服务客户为中心，组织架构也由规模为导向的总分行制向以客户为中心的事业部制转变；客户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引起金融需求的不断深化，从而使银行的产品开发和金融方案设计重要性突显，因此以产品为中心的事业部制出现；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一体化使银行业务全球化，原有的客户事业部和产品事业部下管理半径太大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因此将地区事业部和客户产品事业部有机结合，矩阵式管理架构出现。
反观国内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大致遵循了上述的变化轨迹：总分行制事业部制矩阵式。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采用一般意义上的总分行制，目前只有民生银行采用完全意义上的事业部制架构，其余的商业银行只在部分新兴市场业务或产品领域，如信用卡、投资银行、私人银行等采用事业部制；真正意义上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在国内商业银行还处于摸索阶段。
对于中小商业银行而言，普遍采用的是总分支行组织管理架构，只是在某些部门的设置上采用了事业部制，以及个别业务领域采用了矩阵式的管理手段。自从2005年上海银行设立异地分行以来，中小银行在异地开设分支机构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发展模式，但是随着异地开设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以及管理半径的逐渐加大，使得总分行间的管理复杂性呈几何级数增长，众多中小商业银行实行总行集权的总分行管控模式，但随着业务不断发展以及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一集权式的管控模式面临着如下挑战：
（一）统一评审机构导致风险认定存在歧议
许多中小银行只在总行层面设立独立的风险评审机构，实施项目集中评审制，异地分支机构的项目必须由这一评估机构统一处理。原本这一设计的目的在于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风险控制，防止分支机构出现道德风险以及项目的逆向选择，但却无法保证远离企业所在地的评审机构对异地项目风险状况的准确掌握。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评估机构无法准确掌握异地分支机构的贷款项目风险，最终造成分支机构的项目难以通过，业务拓展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使得业务领域的开拓出现了逆向选择，即中小企业经营的特殊性，使得远离该企业所在地的评估部门无法把握其风险，因此中小商业银行极力推行的中小企业业务无法顺利开展，分支机构更多地将目标锁定为大中型企业。因而，采用这一组织设计的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中，经常出现分支机构与评审机构的矛盾，增加了内部交易费用；同时也使得银行的中小企业开发战略无法获得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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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权式管理使得分支机构业务发展受阻
在跨区域经营中，由总行充当战略规划中心，对于分行的业务发展实施规划指导职能。国内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区域不平衡的特点，不同区域的经济特点不尽相同，对身处其中的商业银行产生必然的直接影响。总行出于统一考核、计划指标等因素，对所有的分支机构采用统一的业务发展规划，结果造成业务开展难度大、成本高，创造的效益不理想，员工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没有充分利用分行的信息优势，削弱了分支机构开展业务的灵活适应性、积极性和主动性。
而分支机构提出针对当地市场特征的业务计划，又难以获得总行的认同，需要寻求各种内部沟通渠道加以解决，如有些中小银行的分支机构，会定期派项目负责人前往总部进行沟通，这事实上增加了银行总分行间的沟通成本；除此之外，由于实行集权式管理，当市场出现变动或机会时，分支机构需要向总行层层报批，难以及时做出反应，耽误了市场时机，使得效率下降。
（三）业务条线化管理造成条块分割、内耗严重
有些中小银行实行业务条线化管理，以加强总行对分支机构业务发展的控制，但是分支机构规模相对较小，在市场竞争中并不占优势，需要依靠整合分行的资源，才能具备与大型银行相抗衡的能力，这是当前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环境，是不可回避的劣势。若中小商业银行过于强化业务条线化管理职能，不仅会削弱分行资源整合的力度，导致目标模糊、条块分割、组织内耗严重，难以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也不利于加大分行的市场开拓力度和银行战略目标的实现。
（四）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客户要求
中小银行在未实施跨区域经营时，主要采用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职能型架构，但不同行业客户或不同类型企业客户的需求也千变万化，难以用统一的标准予以满足，客户需求的综合化和多元化要求银行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化和差异化的服务，要求中小商业银行在跨区域中必须要转向“以客户为中心、内部分工专业化”的组织架构，以应对区域差别化带来的挑战。而中小银行的总部机构虽然初步建立市场营销管理体系，但对分行市场营销的整体规划、组织、协调和支持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无法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应对分行市场营销中出现的问题。
四、小结
当前中小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跨区域经营对于中小商业银行是一个新的课题：如何既保持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管控，同时保证其快速发展壮大，又使得总分行机构间沟通顺畅、决策效率高，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考验这些中小商业银行经营智慧的一个试金石。
注：
①本文中的中小银行是指除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合作社等以外的中资中小银行。
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年报。
③所谓有限理性，是指“人们意图理性地行事，但是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Simon，1957）。
④所谓机会主义，是指用欺诈的手段来算计的行为（Williamson，1985）。
⑤所谓资产专用性，是指一种专用性投资一旦做出，不能转为其他用途，除非付出生产性价值的损失，它包括地点专用、物质专用、人力专用、商标专用以及临时专用等（Williamson，1991、1996）。
⑥Williamson认为企业是依靠科层的权威来组织交易，“科层”比“企业”更恰当。
⑦U型是指：集权制的、职能部门化的或一元化的组织结构；H型是指：控股公司制的组织结构；M型是指：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它按照产品、品牌或地理区域设立各自半自主的经营部门（主要是利润中心），每个部门都独立经营自己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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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imon，Herbert，1957，Models Of Man.NY：John Wiley.
Williamson，E.A.G.，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75.
Willamson，O，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e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
Willamson，O，1991，“Comparative Economics Organization：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6：269-96.
Willamson，O，1996，The Mechanism of Governance，New York：Oxford Univ. Press.
姚瑜琳.我国商业银行组织架构改革目标模式与路径选择[J].金融研究，2008，（4）.
关键词：经济学隐喻；实在性；模型；经济学方法论；
作者：殷杰，祁大为
由于经济学不能提供对事件的具体预测[1]，而经济学家主要支持的却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准则[2]，因此，这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之间的矛盾。有关经济学知识如何构成及其获取方式的探讨，直接关系到这门学科的认知地位和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在经济学方法论的近期研究中，经济学修辞学和经济学批判实在论的研究在化解上述困境方面有所贡献，然而也形成了新的矛盾。经济学修辞学的代表麦克洛斯基(DeirdreMcCloskey)认为，因为波普尔传统在科学哲学中根深蒂固，所以由其所形成的方法论不能合理地解释那些实践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她主张回到“实践”，尤其是要关注经济学家的实践带给方法论的启示。经济学批判实在论的代表人物劳森(TonyLawson)认为，方法论者专注于认识论问题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经济学理论的本体论意义，即这些理论忽视了关于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预设[3]52。劳森主张要找寻经济学理论的本体论前提，并对经济实在的本质进行概念化，也就是要对经济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构成加以探讨。在面对经济学方法论究竟应该是“理论导向”还是“实践导向”这一问题上，科学隐喻作为一种说明框架逐渐引起了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者的关注。此外，“模型”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辅助工具，在经济学理论建构和实践中有着频繁的运用。本质上说，经济学隐喻和经济学模型在实在性上有着很多的共同点，甚至一致性。因此，针对上述两个“导向”的争论，本文跳出传统方法论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争论的态度，在探讨模型这一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质的基础上，采用隐喻话语分析的方法来化解经济学的困境和方法论的分歧，进而说明隐喻分析方法不仅是更新经济学方法论的可行方案，而且还深深“扎根”于“实在性”之中。
一、作为理论建构和实践工具的经济学隐喻
在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过程中，传统上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进入到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研究者的视野之中。此后，隐喻在哲学上的价值也逐渐体现在了认知的内在性、本质性的本体论层面；认知功能实现的认识论层面；以及跨学科、跨视域的方法论研究层面。与此同时，经济学方法论也发生了两个研究路径上的转向，分别是以仔细探查经济学家实践而不是专注科学哲学“教义”的经济学修辞学，以及旨在修正波普尔理论对经济学理论影响下对本体预设忽略的经济学批判实在论[3]51。两个理论分别在经济学研究者的话语实践，以及经济学假设的、未被观察到的经济实体(economicentities)和机制进行概念化的研究对象投入认识的过程中都着重强调了隐喻分析方法。传统上仅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由此进入了哲学基础的阐发以及寻找其本体论意义的活动中，这对于经济学理论建构和实践的实在性分析，乃至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语用学为经济学隐喻分析提供了基础。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写道：在语言的起源时，几乎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比喻，每个短语都是一个隐喻[4]。而经济学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语言为媒介并辅以假设、图示以及数学符号等的系统表征。传统上作为“手段”的经济学隐喻，其“目的性”也在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中越发凸显，尤其是有关类比、模型、寓言以及语用上的语境转换带给隐喻意义方面的探讨，给予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强烈的“指引”意味。根据格赖斯(PaulGrice)标准二分法，在我们得到语义含义(semanticmeaning)后，通过“语用推理”(pragmaticinference)推导出语义的语用含义。在这一过程中，其一，语用学强调在语法和语言意义研究过程中语境因素的作用，通过设定语用学讨论语言交往过程的普遍性前提，事实上是构造言语可能理解的先决条件，以反思该设定的有效性，进而对言语行为的规则提出质疑或展开辩护。其二，要让指称词所指有意义也须借助语用学的语境理论。在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过程中，隐喻与指称相互作用确保了意义的必然性，由此，“所言”进入到了“所含”，经济学隐喻就此到达了语用层面。
我们都知道，语用学研究的是语境对话语解释的影响[5]51，经济学则研究人类针对价值交换和彼此相互作用过程中对某种规律性进行解释的尝试，语言的运用为这一切提供了交流机制。另外，经济学试图将社会制度解释为某些函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的常规性[5]6，隐喻的使用无疑会使这种尝试成为可能，并且有效。
其次，经济学隐喻是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可行方式。从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学研究对象客观实在的样态往往超出主体所有可能经验观察的范围，这使得经济学语言在指称或表征一些特殊概念方面常常陷入某种困境。有鉴于此，隐喻的理论建构功能越来越被经济学方法论者所重视。
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长期活跃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构建及使用过程中。其一，隐喻被视为发现新知识的工具。隐喻方法对于经济学理论未确定的解释和证实对象构成了一种微妙的“指引”，为确定的解释和证实对象提供了明确的借鉴，针对新理论意义的探讨也因此获得了可能。其二，经济学隐喻为经济学理论赋予意义。隐喻的解释力涵盖了所有其他相关的比喻，通过对众所周知事物的描述，把已知事物的现有洞察和语词用作新的，已转变的经济学语境中的理论描述，进而形成了对新理论的建构。其三，隐喻深深扎根于经济学理论的描述和评价过程。在经济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备隐喻特质的联系定义了经济学概念。与此同时，隐喻将我们的关注点从承载者(基体)转移到了隐喻本身，经济学隐喻中的“联系”定义了知识，由于持续性“联系”的变化，达成了不同的结构、组织、技术或者其他有关经济学的认知，新理论由此形成。
最后，经济学隐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实践”指的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通常由经济学家在研究和分析过程中使用的观点、理论、研究策略、测量技巧、说明假设和对象描述等组成[2]96。上述的每一种实践方式都与隐喻密不可分，甚至还需要借助于假设和隐喻建模来展开相应的说明。实际上，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人类借助于一事物对另一事物进行诠释或理解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隐喻的存在方式已不局限于修辞手法或语言游戏，事实上隐喻已经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实践的有效方法，甚至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概念系统的“加工厂”。进一步来说，隐喻的存在方式已渐变为，如何使用经济学语言来描述经济实在“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
经济学隐喻的实践价值具体体现为：其一，隐喻为经济学实践提供了话语媒介。由于实践经济学家无法做出对研究对象的全称判断，也不可能做出经济世界与经济语言完全一致的描述，通常经济学家采用的策略是将经济世界和与之相应的语言置于约定的定义之下，运用隐喻的“连接”，将二者的相似点和一致性设置成为衔接点，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修正，使经济学话语的逼真度逐渐接近经济世界的本质。其二，隐喻化解了经济学实践与理论间的冲突。理论化并非经济学本质，理论之外的实践也并非缺少意义。经济学实践和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搁置了理论优位视角，在实践过程中也常常发现经济学理论系统内以及实践与理论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乃至冲突。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相互作用呢？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相互作用”已经达到了具体概念的“门口”，但它还属于“本质”论中的“反思范畴”，尚未达到对立统一的认识———“概念”(“具体概念”)[6]。这也就是说，在试图找寻经济学实践与理论谁决定谁这一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发现，经济学所用的概念往往存在问题。要么是概念过于抽象不明确，要么是它们在经验中的适用范围缺乏明确界定。隐喻允许我们依据一个经验领域去理解另一个经验领域，这表明理解是依据经验的整个领域，而不是孤立的概念[7]，而概念化经验的方式正是隐喻功能的实践价值所在。
通过审视经济学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作用我们发现，概念作为经济学实践与理论的本质性存在，其精神内涵是借助于隐喻来实现其具体表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隐喻本身就是经济学概念的“精神”。另一方面，从实在性角度来讲，隐喻作为科学说明的重要方式，其为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之间提供了意义转换的媒介，同时，隐喻还是由科学共同体约定的一种对客观世界特征具有洞察力的描述，以及对社会世界实在性的结构表征，而科学思考的特征是模型的使用[8]。事实上，模型可以利用隐喻，均衡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把模型应用于理解社会实在，模型本身也就成了隐喻[9]。因为，模型在本质上是要排除掉干扰因素，把变量用可衡量的值隐喻地表达出来，并依据隐喻的非定义性固化指称模式(non-definitionalmodeofreference-fixing)来构造模型变量变动本质的可捕捉的前提，在经济学模型建构过程中这种隐喻的使用尤其凸显了其实在属性的重要性。
二、经济学模型的隐喻实在性
作为经济学隐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模型一直是经济学家与经济世界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经济学模型实在性的探讨也关系到其自身合理性存在的前提。通常来讲，经济学家仅仅把模型视为诸如启发式的工具、理论的解释或预测的方式。然而，随着有关经济学模型事实和虚构对立关系研究的深入，其讨论的实在性指向日益明显。
对于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来讲，模型的运用早已司空见惯。尽管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者对各类模型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模型与建模作为经济学中具有主导地位的认知方式，却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事[10]。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建模做的工作就是从一个截然不同的学科或建模传统中选择一些新的隐喻元素，将它们做一系列改进并应用在经济学家现有的理论框架上。因为，一个足够好的经济学模型能够做出准确的进程简化，还可以通过使用少量的因果性箭头而获得大量的知识[11]。
由于模型的工具属性早已在经济学共同体中获得认同，因此，针对经济学模型的有效性进行解释，进而对经济学模型展开基于隐喻实在性的说明，这对于澄清经济学隐喻和模型的关系，揭示经济学模型的实在本质就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1.经济学模型的实在性
经济学刻画的是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及其对这种关系内在结构实在性的表征。而经济学模型的本质属性就是为描述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以及为描述这种关系的内在结构提供一种途径，一种可能。那么，一个恰当的经济学模型就应该具有描述真实与虚构联系的可信性、本体论承诺下的信念、表征抽象的经济要素等特征。本质上讲，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其他事物的模型。经济学模型成立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建构所获得的经济实在在多大程度上与含有虚构成分的模型相一致，也就是模型实在性的说明问题。
首先，经济学模型描述的是某些事件的可信状态。经济学模型的可信性来自模型中假设之间以及模型与真实世界因果结构之间的指称一致性[11]12。因为，经济学模型是一种与真实世界并行不悖的抽象概念，而且模型世界要比真实世界单纯得多。模型世界的建构过程是从真实世界出发，去除干扰因素，并指称真实世界与之对应的指称物的这样一个过程。尽管模型描述的与事实有出入，但却是可以置信的世界。这种可信性使得我们的研究从模型世界归纳推论进而来到了真实世界。
其次，经济学模型的本体论信念(ontologicalconvictions)具有实在性。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信念只有属于某个社会团体或社会群体(socialpartyorgroup)，它才有存在的前提[3]3，在经济学共同体内也是如此。在经济学领域，熊彼特最早使用了“洞察力”一词来描述经济主体的信念实在性，这是经济学中本体论信念的早期形式。众所周知，经济人这一概念有着长期的、变化的历史。在历史上经济人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认知或更多其他的能力、以及对他人采取的态度等等[11]19，信念的实在性伴随着“经济人”这一术语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本体论信念作为经济行动者(economicactors)的本质属性就有了经济学建模的可能基础。本体论信念通常表现为有关本体的世界观，例如，在模型建构的过程中，假如我相信决策是经济人做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原则作为建模的基本信念。假如模型中存在消费者偏好，市场失灵等不确定性的变量，那么我们就会采用与之不同的建模策略。最后，模型是经济实在结构抽象的表征。抽象，意思是用单方面或片面的方式看待某一事物，这种方式在经济学中是不可或缺的。其目的是使一个具体实体(entity)某个部分或方面的特点更加鲜明，从而更好地理解该实体。在建模过程中，当抽象被巧妙地运用时，它能够让我们接近或理解一个结构化的、动态的、整体的实在。[1]231劳森认为，关注一个经济学对象的某些特征而忽略其他特征是一个典型的抽象化过程。当然，选择一个关注点会带来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分析观点、概括水平，以及与二者都有联系的时空延展问题等。
在经济世界中，虽然模型具有实在性，而且还可能帮助我们把研究对象看得更加通透，但是，它们仍然会留下一些盲点，因此，我们不应只靠一套模型来理解未可知的未来。那么我们如何来克服这个问题呢？经济学隐喻中的新隐喻向我们暗示了理解实在的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可以使我们摆脱看待隐喻和模型问题的惯有思路[9]106。
2.经济学隐喻与模型的同构实在性
随着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所强调的模型的清晰化、精确性、客观性和形式化等特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恰当的经济学模型应该依据事实来进行建构，把通过分离出现实中关键的因果联系作为目的。由于科学思考的特征是使用模型[12]，还因为经济世界不仅是由经验中直接给出的事件构成，还包括尚未被观察到的或者也许是无法被观察到的实体、结构和机制等等，基于此两点，经济学隐喻的本体实在性在经济学建模过程中就被日益清晰地阐发出来。
按照罗姆·哈瑞(RomHarré)的思路，我们可以用两个特征来描述一个模型：模型主体(modelsubject)，即模型表征了什么；原型领域(modelsource)，即这个模型的基础(basis)。模型来源于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被用于区分两种类型的模型：拥有相同主体和来源的模型为同胚模型(homeomorphicmodels)，而主体和来源不同的模型为变形模型(Paramorphicmodels)，批判实在论认为变形模型对于科学具有根本性的作用[8]497。科学通常使用的是变形模型，因为理论构建的任务通常是更好地说明我们尚未充分理解的事物，而不是为那些我们已经熟知的实体或事态构造模型。
回到经济学领域，变形模型利用我们对于模型来源的理解来启发人们做出存在的假设，去思考那些可能解释主体行为的各种推定实体(putativeentities)、关系和因果机制。也就是说，变形模型提供了尚未被人们观察到的推定实体、联系和机制，并把它们作为存在的侯选答案，这激励着经济学研究者从复杂的研究中确定那些假设的实体是否存在。通过这种方式，变形模型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因果框架，还提供了进行说明所需的理论术语和假设实体。
经济学隐喻在这种变形模型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其一，关于经济学模型的说明离不开隐喻。如果从一个经济学对象或事态与其他对象或事态的相似程度来看待这个对象或事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假设的，那么它就是一个经济学模型。经济学隐喻与模型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于隐喻的说明需要建立在底层模型(underlyingmodel)之上；当我们在隐喻的基础上讨论事物时，我们就有了一个经济学模型，因为隐喻意味着受众(audience)会用其他事物来理解当下谈论的经济学领域中的事物。也就是说，经济学隐喻暗示了一个模型，而经济学家可以通过这个模型尝试说明他们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当我们在模型基础上说话时，我们就是在用隐喻的方式说话，因为我们使用了体现经济学模型来源的术语来谈论模型主体。其二，模型的反身性依赖于经济学隐喻的运用。个体的经济学知识会反馈到他们的经济行为中，而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知识也会反馈到经济政策的建议中，这就使得经济学具备了反身性特征，这种特征是自然科学所不具备的。最近的文献关注的就是这种反身性特点带给经济学的各种操演(performativity)，特别是在金融模型的语境中[10]50。经济学的各种基于模型的研究策略虽然与自然科学研究策略颇为相似，但同时经济学也与其他社会科学在解释学特征方面有着一致性。由于经济学部分上是基于日常概念的，而作为经济学研究主体的我们却或多或少地对于各种经济学现象有着某种程度的先在的理解。另一方面，经济学隐喻提供了一个模型，经济学家可以利用这个模型理解和建构他的研究主体。隐喻在经济学建模中的任务就是确定我们观察到的行为中那些未知的实体和机制，这时，隐喻的作用在于它并未去重新命名模型中通过其他的常规方式可以确认的部分，而是通过提出新的解释性范畴和假设新的实体和机制等来促进经济学家对模型的研究。由此，我们对模型的认识就成了对隐喻的认识，反之亦然。
科学思考是通过模型来进行论证的，模型的应用借助于一种外部事实和一种想象事件或一个尚待解答的问题。由于经济学对象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很难由准确、清晰的科学话语来表达，因此，经济学对存在的表达不得不向具有模仿功能的隐喻求助。从模型与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看，隐喻就是典型的科学思考方式，经济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理解或说明经济世界的事实，隐喻描述在有关事实的展开过程中通常使用的是故事的呈现方式，这正是典型的隐喻实在性存在的一种体现。因为故事既不“仅仅是启发式的”，也不“恰好是修辞的”，而是把模型贴上标签在使用过程中来发现模型本身的基本组成部分，隐喻“故事”式的呈现方式让理论经济学研究者把研究聚焦在具有描述性的模型上。这种描述方式使得模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真实经济世界的描述，而非“理想的”模型[11]178，这同时也是隐喻实在性存在的一个典型说明。
三、经济学隐喻实在性的本质
经济学修辞学和经济学批判实在论都将隐喻视为分析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方法，他们分别从各自的视角来探讨经济学隐喻的本质，经济学修辞学认为：经济学就是漂浮在隐喻之上的[13]，经济学批判实在论则主张“类比和隐喻的逻辑”[8]487。那么，从探讨经济学方法论的合理性角度来讲，更好的方法论应该能使我们用一种明确的方式确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本质。该本质应尽可能地独立于经济学理论对各种研究对象想当然的表征，从而被当作社会实在的一部分来看待[1]45。因为，在社会实在这个问题上，人类主体成为了核心概念，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具层次化的本体论图景[2]92，在经济学方法论多元化发展趋势下，将经济学隐喻进行实在性分析，对经济学本身乃至经济学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1.经济学隐喻的指称实在性
语言与世界的一致性关系是社会实在研究的主流方向，并且研究通常聚焦在符合论真理观基础上的语言与存在实体相对应的指称问题。经济学批判实在论在主张类比和隐喻逻辑的同时也强调了这种指称的趋同性，由此，隐喻的指称问题就成为了有关经济学隐喻实在性问题探讨的核心部分之一。
首先，“指称”是一种经济学研究者的实践。通过隐喻指称，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任何可行的方式，将另一个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共同熟悉的某个事物上面。同时，指称也要受到特定语境中说出一个话语的说话者的影响，而不是受到个别的词汇术语(词根)本身的影响[8]488。经济学术语同样包括“涵义”(sense)和“外延”(denotation)。一个词根的“涵义”就是它的字典定义。“外延”指的是词根与它在经济世界中所指谓的事物，也就是指谓实体与事态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货币银行学的语境中，词根“流通”指谓的是货币流通。其次，指称是经济学隐喻获得意义的途经。根据术语学(terminology)对隐喻本质的描述，由隐喻构成的理论术语用来指称研究路线、重要意义、操作规程(protocols)等。术语的意义能够为经济学家指出指称所特有的认知路径，由此，隐喻指称就成了术语获得意义的可靠方式。例如，“机会成本”是相较于传统“会计成本”而提出的决策分析术语。“会计成本”指称的仅是可还原为单位货币的计算，而机会成本则指称做出某一决策而放弃其他若干可能收益中最大的那一个，同时还指称了“机会成本”的成立前提，即资源稀缺、资源的多用途、资源已得到充分利用以及资源可自由流动。显然，“机会成本”的指称涵义与经济世界的本质对应的更合理。这样的例子还有“挤出效应”、“边际效应”、“木桶原理”等等。这些例子反映出隐喻在指称上能够适应经济世界的因果结构这样一个互动、辩证的过程，也体现了隐喻对指称物指称上的成功。另外，我们发现了隐喻在经济学术语的使用中具有了指称连续性的特点，这是经济学隐喻指称意义更进一步的说明。最后，指称是经济学隐喻分析的前提。在经济学家尚未对理论的指称物形成最终描述的时候，隐喻此时作为一种非定义性固化指称的模式在发挥着作用。进一步来说，一个指称表达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是这并不妨碍受众去挑选出指称表达所指称的指称物。在经济学共同体认为指称与指称物发生了较大的偏离(无论正负)，也就是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时，隐喻指称所提供的认知路径以及指称仍然能够得以维系，这就是指称实在性的本质特征。例如，对“资本”一词的理解离不开“资本增值”这一语境。如果我们要说明资本是否有增值属性是一个开放的问题，那么，现在假设资本持有者通过使用“血液流动”这个由隐喻构成的理论术语而试图去获得资本运行机制的指称路径，这里“血液流动”指称的就是类似于资本在流动过程中实现增值的一种假想的机制。我们的隐喻获得了这样一种指称实在性的观点，并可以解释资本持有者投入到资本保值和增值的经济活动当中，于是经济学家就会得出下面的结论：资本流动就是血液流动。“流动”这个术语的意义是在人体血液循环这个语境中得到的，它促使经济学家尝试去用这个词来指称资本运行中的一个假想的部分或方面，并使我们对指称物实在本质的理解得到了强化。
2.经济学隐喻的结构实在性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隐喻的价值已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根据结构实在论的主张，隐喻原则将文化内在的深层结构转换为一种浅层结构，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恰恰是通过这一方式来实现的。而从本体论出发，如果知识是可能的，那么科学家的语言和概念结构必须与世界的因果结构相适应[8]491。在经济学领域，隐喻在结构化非经验对象，也就是说在解释不能被还原为经验事件的经济学对象过程中，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更体现为一种人们对经济学对象进行认知与思维的，本质性的实在结构。
首先，经济学隐喻是认知结构上的极简表达。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多样性和异质性等特点，人们有限的认知能力无法对经济世界全部知识进行有效的描述，因此，根据“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准则，隐喻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奥卡姆剃刀”的本质属性，其一般句法形式是“S是P”的主谓结构。例如“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效率就是金钱”就是典型的经济学隐喻陈述句。无限多样的经济世界由此通过意义映射的连接，使经济学概念成为可认识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结构。其次，经济学隐喻结构的“能指”本质。“能指”是语言符号单位“音响形象”指称的替代，能指并不代表“音响形象”发出的实质性的声音，也不是一个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声音在我们意识里形成的一种心理印迹[14]。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心理印迹的形成依赖意识中的联想关系，通过联想关系，经济学语言展示了其社会性这一内在特征。因为经济学语言离不开社会现实，经济学语言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同样离不开主体意识和主体意向性，隐喻在经济学语言与社会实在之间架起了桥梁，其内在结构的张力在经济学语言与社会实在之间反复作用，意识中的这种心理印迹所表征的内容因此就与经济事实无限接近了。再次，经济学隐喻塑造了“因果”机制视域外的可描述性结构。实证主义经济学提倡用符合根本性的因果力或机制的方式对经济学现象进行描述和分类，而经济学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均是动态和变化的，那么，“在世界的连接处断开世界”这种实证主义认知策略便不可能实现经济学的可靠描述。由于隐喻非定义性(non-definitional)结构的存在，在面对经济学研究中诸如理论的重大变革或重构，以及面对实践中新观察或者新现象出现的情况下，运用对指称物的指称，经济学描述依然可以实现，并且能够使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术语的指称涵义得到改善。最后，经济学隐喻的语言结构与施喻者和受众的语境同构。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在特定的语境(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语境)中展开，并且科学研究的结论也需要在语境限定的范围内进行理解[2]3。在经济学中，隐喻的表达与接受必须基于特定的共同语境，施喻者在语境中表达某一隐喻，受众在这种语境结构中调整语词的内涵，选择描述对象某一属性的相关度，从而在描述对象内涵的选择与遗弃中建构认知背景，以理解此隐喻。脱离了这种语境，我们则无法理解经济学隐喻的所指为何。由此来看，经济学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词汇的替代，即一个词取代另一个词，还是“一种相互的借用和思想的互动，语境之间的交换”[8]495。
综上所述，在考察经济学隐喻的本质结构时，采取实在性视角可以帮助经济学研究者准确把握杂多的现象，远离孤立的、暂时的事件，进而打破经济学领域中对隐喻已有认识的局限。例如，对溢出效应理解本身就是对个人或者厂商行为所带来外部性的一种描述，也是决策附带积极或消极后果的一个说明。我们对溢出效应的理解通常是借助于寓言或者故事来辅助的，其内在结构也是在这种隐喻的展开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这种结构就是可表达性、可理解性以及隐喻自身的逼真度等特征的各自呈现。从隐喻结构的实在性角度来讲，经济学隐喻的结构就是其自身内在逻辑的再现和展开。
【关键词】醒脑静；急性脑出血
急性脑出血是临床上一种较为常见的危急重症，以发病率高、病情变化快、合并症多、治愈率低、致残率及死亡率高等为主要的临床特点，并且该病大多会遗留严重后遗症，直接威胁着患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1]。本院将醒脑静应用于2013年9月-2015年11月期间收治的急性脑出血患者中，治疗效果较为理想，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2013年9月-2015年11月期间经临床确诊并且在本院接受治疗的急性脑出血患者59例，其中女性患者和男性患者分别为24例和35例；年龄最小的患者34岁，年龄最大的患者77岁，中位年龄：（46.35±6.12）岁；基底节出血患者23例，脑叶出血患者9例，脑干出血患者15例，小脑出血患者7例，丘脑出血患者5例，出血量（18.62±4.72）ml。根据治疗措施的不同将以上患者按随机平行对照法分为常规治疗组（28例）和醒脑静组（31例），治疗前2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出血位置、出血量以及病情等一般基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没有较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常规治疗组 本组的28例患者接受常规治疗，主要包括让患者绝对卧床休息，给予患者甘露醇脱水降颅压，让患者避免情绪激动及大便干燥，监控血压，同时给予患者冰帽、 脑保护剂以及吸氧、防治感染、维持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等治疗[2]。
1.2.2 醒脑静组 本组的31例患者在上述治疗措施的基础上接受醒脑静进行治疗：在250ml的5%葡萄糖注射液或者250ml的 0.9% 氯化钠注射液中加入20 ml的醒脑静注射液（无锡济民可信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进行静脉滴注，1次/d[3]。本次研究将3周作为1个治疗疗程，59例患者均接受为期1个疗程的治疗。
1.3 疗效标准 治疗前后均采用斯堪的纳维亚脑卒中量表对患者进行神经系统缺损程度进行评价并比较，治疗后患者的减分率在91%以上，病残0级，则判定为基本痊愈；治疗后患者的减分率在46%-90%之间，病残Ⅰ-Ⅲ级，则判定为显著进步；治疗后患者的减分率在18%-45%之间，则判定为进步；治疗后患者的临床症状以及神经系统缺损评分均没有好转迹象，则判定为无效。
1.4 统计学分析 本文所得实验数据均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的形式表示，组间对比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对比采用X2检验，检验标准P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常规治疗组患者的基本痊愈率为25%（7/28），显著进步率为21.4%（6/28），进步率为25%（7/28），无效率为28.6%（8/28），治疗总有效率为71.4%；醒脑静组患者的基本痊愈率为58.1%（18/31），显著进步率为19.4%（6/31），进步率为16.1%（5/31），无效率为6.5%（2/31），治疗总有效率为93.5%；组间差异经t检验，有统计学意义（P
2.2 比较两组患者的血肿、水肿体积以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 醒脑静组患者的血肿体积显著小于常规治疗组[（7.12±3.11）ml VS（9.42±3.67）ml]，水肿体积显著小于常规治疗组[（2.82±0.45）ml VS（4.44±0.88）ml]，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显著低于常规治疗组[（10.3±3.0）分 VS（17.9±4.1）分]，t=5.42，5.16，6.33，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在脑卒中各亚型中发病率仅次于缺血性脑卒中，居第2位。在西方国家中，脑出血约占所有脑卒中的15%，占所有住院卒中患者的10%-30%，我国的比例更高，为18.8%-47.6%。脑出血发病凶险，病情变化快，致死致残率高，也导致了沉重的社会经济负担。因此临床医生需要更多的关注脑出血的诊治[4，5]。
醒脑静注射液的成分主要为栀子、麝香、郁金、冰片，是由传统方安宫牛黄丸改制而成，该药具有清热解毒、醒神开窍、止痛、抑菌抗炎降温等效果，同时还能够显著增进大脑功能，能够对中枢神经产生直接的作用，对改善大脑血氧供应、血流变化以及消除脑水肿、防止脑疝等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使组织细胞耐缺氧能力显著增强，并且能够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平衡[6]。
在本次研究中，对我院收治的59例急性脑出血患者分别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治疗，结果显示：醒脑静组患者的基本痊愈率为58.1%，治疗总有效率为93.5%，均显著高于常规治疗组的25%和71.4%；同时醒脑静组患者的血肿体积、水肿体积显著小于常规治疗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显著低于常规治疗组，组间差异经t检验，有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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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数学学习与学生的生活相结合
中职学生为什么对数学缺乏兴趣呢？因为学生没有充分认识到数学在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因此，在中职数学教学中，应充分挖掘数学中的生活信息，找到数学与生活的结合点，体现数学在生活中的实用价值。例如在教学《集合》的初步认识时，为了便于学生理解数学中“集合”这一抽象的数学概念，可以请同学们将参加兴趣小组的情况写下来。待学生写完后，教师选择一组同学将其情况展示出来。某职中一班第一组参加篮球和计算机课外兴趣小组的同学如下：
篮球兴趣小组（用A表示）：马秀英、李琳琳、欧阳凌云、王鹏鹏、刘淼、彭睿智；计算机兴趣小组（用B表示）：欧阳凌云、张文明、刘淼、吕伟杰、郝一鸣；既参加篮球兴趣小组又参加了计算机兴趣小组的同学（用C表示）：欧阳凌云、刘淼。
即：A={马秀英，李琳琳，欧阳凌云，王鹏鹏，刘淼，彭睿智}；
B={欧阳凌云，张文明，刘淼，吕伟杰，郝一鸣};
C={欧阳凌云，刘淼}
通过这一教学环节，学生从生活中的实例出发，为的“集合”这一全新的数学概念作了很好的铺垫和过渡，有利于新知识的学习，同时又让学生体验到了数学知识的实用性。
在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的有关知识教学时，可以将其与按揭买房、储蓄贷款等生活理财相联系。我列出了这样一道题目：如果你家有现金5万元，于2011年1月1日存入银行，每年年利率是4.14%，存期每满一年后又将利息加入本金并作为下一年的本金，这样继续存下去，几年后能变成10万元？几年后变成20万元？看到这样的题目，学生立刻投入到题目的思考之中，积极探求解题的方法，最后经过集体交流得出了正确答案。通过这样的练习，学生不仅掌握了数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生亲自体验到了数学的实用价值，大大激发了学习数学的兴趣。
二、将数学学习与学生的专业相结合
中职生与普通学校学生的最大区别是职业性。中职生对数学兴趣缺乏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数学在专业发展方面的实用性。换而言之，就是没有将数学与专业学习和职业规划联系起来。因此，笔者认为，要激发中职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应将数学学习与学生的专业学习、职业规划相结合，让学生认识到数学在专业发展和职业规划中的实用价值，提升数学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1. 将数学与专业联系起来。一是对于电工电子类专业而言，该专业课程中的许多计算问题，与数学中的向量、复数和三角函数等知识关系密切，进行教学时应相互结合。例如对电工电子专业学生进行三角函数教学时，因为电工电子专业知识中谐振信号合成的相关知识与三角函数的关系较密切，因此，教师应对三角函数的内容进行适当“延伸”，使之与学生的电工电子专业相接轨，即让学生能够理解任意角三角函数的知识，能够熟练地进行和差倍半的计算。教学中，教师应结合实例，让学生明白学习三角函数知识对专业发展起到的实际作用。这样，学生在同步学习专业课程时，就能更加容易地掌握相关专业知识；二是在当大多数专业的学生进行三角函数教学时，只要求学生了解概念和会解三角形即可；三是当给机械类专业的学生进行三角函数知识教学时，教师可以联系工厂生产的实际情况，与下料划线相关知识相结合，进行授课、练习，让学生在学习三角函数的同时，掌握专业知识中工件下料的划线和加工作业点的定位计算等。
2. 将数学教学与职业规划联系起来。中职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让学生明确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清楚自己每一个阶段的职业奋斗目标，以及达成目标所需要的知识。在数学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将职业规划成长中需要的数学知识点列出一个清单，并具体分配到中职数学相关章节的学习中，并拟定出合理的学习计划。这样，学生学习数学时就更有目的性、针对性，学习起来就更有动力。同时，还可以讲一些职场中与数学学习有关的成功和失败的典型案例，启发学生，警示学生，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
三、与学生的心理需要结合起来，选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面对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课题，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也是不同的。但不论采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1. 分层教学，动态激励。深入研究学生实际，在此基础上实施分层教学，根据学习情况将学生分为几个层次，可以有效地降低学习难度，同时，又能使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一定的进步。在教学时，注意提问的层次性、作业的层次性。但是也应该注意：一是要充分尊重学生，不能对学习层次较低的学生产生歧视；二要坚持以鼓励为主，实行动态管理。让学生在分层学习中能体验到学习进步的喜悦，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2. 情境教学，多媒体辅助，变抽象为形象。在数学教学中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轻松愉快地学到新的数学知识。例如创设数学应用的生活情境、故事情境等。同时，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使原本抽象、枯燥无味的数学知识形象化、生动化、趣味化。对于一些很难理解的空间几何，几何图形的变形等，通过传统的讲授和板书等方式，很难达到较好的效果，而利用多媒体，则可以将问题形象化，过程清晰化，更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3. 开展各种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中职生具有好奇心、好胜心，而他们即将走入的职场也具有很强的竞争性。现在的社会不仅需要专业技术人才，更需要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为此，在数学教学中，应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步入职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自2008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澳大利亚学徒人数陡降，新学徒制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情形下，澳大利亚政府决定汲取他国经验，振兴本国的新学徒制。首先分析了澳大利亚学徒人数在经济危机时期减少的原因，介绍了澳大利亚新学徒制是如何借鉴他国经验，以及对本国复兴学徒制的挑战，最后阐述了澳大利亚新学徒制的复兴对我国学徒制改革的启示。
关键词：
澳大利亚；新学徒制复兴；借鉴与挑战
1998年1月，澳大利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了“新学徒制”（NewApprenticeship）政策，旨在帮助就业青年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帮助失业者重返劳动力市场（易烨，2013）。然而，自2008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澳大利亚学徒人数陡降，新学徒制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情形下，澳大利亚政府决定汲取他国经验，对本国新学徒制进行改革，提高学徒数量及质量，振兴学徒制，从而保证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要求。
一、澳大利亚学徒制人数减少的原因初探
2009年1月，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学徒制工作组代表委托该国组织劳动力研究中心，对当前经济衰退现象与学徒制人数减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项调查。该调查发现，澳大利亚学徒制不仅在人数上陡降，同时质量上也有大幅度的滑坡。学者和专家一致认为：经济衰退的确影响了学徒制的发展，但另外一个可能对雇佣学徒造成负面影响的因素是雇佣合同所长期性特点。我们都知道在经济危机时期，雇主会紧缩培训支出。另外，调查还发现，学徒制的本质及雇主对学徒的长期义务也是企业短期学徒人数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澳大利亚，由于雇佣合同安排并没有为学徒提供太多保护，这些合同最先被解除，随后学徒被解雇，自然在经济危机时期学徒数量也大幅下滑。
二、他国经验借鉴
澳大利亚政府为了刺激学徒就业率，不断地学习和借鉴爱尔兰、德国、美国等其他国家学徒制改革经验，以此振兴本国新学徒制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一）采取临时性举措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大多数国家采取了临时性的措施，如替代性就业资源、培训与继续教育和设立冗余学徒注册机构等。利用这些临时性措施能快速解决一些学徒的失业问题，保证社会经济在短期内正常运行。1.寻找替代性就业资源。2009年1月，爱尔兰政府实行以雇主为中心的冗余学徒循环计划。该计划直接针对建筑行业工作，如砌砖业、电力装配，铅管业和泥浆业的过剩学徒。该计划致力于为过剩学徒提供完成学徒期在岗培训的机会，以此他们能获得完成之后的离岗培训或整个学徒期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在这一计划下，爱尔兰国家培训管理局鼓励雇主雇佣过剩学徒，尽管现阶段学徒正在接受离岗阶段的培训。雇主承担了对雇员培训和评估的责任，需要按照统一的市场价格来支付学徒工资。反之，培训管理局承担就业成本（每周340欧元）。该计划当时预计通过投入400万欧元，可以解决500名冗余人员的再就业问题。爱尔兰培训管理局采取的第二种举措致力于在欧盟国家范围内为过剩学徒寻找工作。通过这一举措，爱尔兰过剩学徒获得了欧盟委员会的帮助，为这些冗余学徒们在欧盟成员国找到了替代性的工作。40名学徒被安置在德国和芬兰公司，之后人数在未来几年也有所增加，为爱尔兰国内的剩余学徒开辟了一条替代捷径。2.培训与继续教育。对于那些未获得替代性就业的过剩学徒，爱尔兰国家培训管理局特别开展了专业培训和教育项目。这些培训计划致力于提高他们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前景。项目之一为学徒提供技能再训练。这些技能是短期的和专业的绿色环保技能，如可持续能源、绝缘技术和能源率的建立。另外一个计划集中于高等教育，如大学和技术学院。3.设立冗余学徒注册机构。尽管经济衰退，但是仍然有约三分之一的雇主仍然在雇佣学徒。为了方便雇佣过剩学徒，可以设立相关的冗余学徒注册机构。当雇主有招学徒招收需求时，鼓励他们雇佣已经在注册机构注册的学徒，这样大大节省了雇主和学徒相互对接时间。4.其它临时性举措。除了爱尔兰政府高效、快捷的临时性举措，其它国家也推出了相应的应急措施，如在德国，由于能够提供学徒制的企业紧缺，在2008年中期，政府开始出台企业临时补助措施，鼓励企业雇佣失业学徒。假如一位雇主吸纳一位学徒，并为期3年，每位雇主能得到4000到6000欧元不等的补助（取决于职员的收入）。然而，对于学徒而言，其要求至少接受超过一年的培训才能得到政府的补助。英国政府在建筑行业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帮助冗余的学徒寻找新的雇主，并且政府承诺在学徒待业期间，将提供学徒4到6个月的资金补助，以保证失业人员继续接受相关培训。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7月的10个月中，建筑领域有2194名失业员工，该计划帮助了其中的688人（约占31%）重新接受培训。工会也敦促政府将计划普及到其他行业，以进一步保证所有的学徒找到新的雇主以及确保完成自身的培训。从调查来看，大部分学徒制国家在经济衰退期间都针对本国的学徒体系进行了“量体裁衣”。这些措施的特点和深度都依照学徒体系的性质，以及经济衰退前的保障机制来进行调整的。
（二）推行短期工作制度除了以上所述的临时性举措外，大多数国家还是制订了中长期学徒制改革制度。澳大利亚政府借鉴了其它国家的经验，推行短期工作制，即对短期工作进行补贴，将其作为劳动力市场的政策来应对经济下滑。不同国家的短时工作制的内容和结构不尽相同。澳大利亚主要借鉴了德国和新西兰的运行体制。1.德国的短期工作制。在德国，内在的灵活项目，如半失业和短期工作政策，由来已久。实际上，在德意志统一后的经济动荡时期，这些计划就开始被采用。此次经济危机出现后，德国政府规定本国企业可以向德国联邦就业署申请短期工作补助。自从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后继出台的两个“一揽子复苏计划”，德国政府改进了工作共享机制以进一步惠及广大职工。首先，该计划实施的最长工作期从6个月延长到8个月。联邦救济署为短期工作的的雇员支付一半的社会保障金。此外，假如员工在短期工时同时接受培训，政府将为员工支付80%的培训费用。由于近年来，大多数德国公司在职业培训上投入巨大，越来越多的企业青睐短期工作政策以确保在经济衰退期间能留住员工和维持培训。因此，德国短期工作的员工出现剧增。这一数字从2008年10月份的5万上升至年底的27万。到2009年的三月，申请的人数增至70万。据不完全核实的报告表明：在德国的4千万劳动力中，有接近1百万是短时工。尽管两个一揽子计划出台后，短期工作制对公司的吸引力日益增强，该方案也面临着巨大的开支和一系列的挑战。许多公司都意识到要使培训时间和空闲时间实现同步十分困难。因此，对员工进行的短期工作职业培训措施并未广泛采纳。对于无法安排员工进行短期工作培训的企业，只能享有50%的社会保障金支付减免而非全额减免。结果，相应的机制出现诸多问题，德国企业家和工会一直催促改变相应立法。对此，首先做出的第一条提议是：将短时工作期限延长至24月，并且补偿雇主所有的社会支出。第二条建议是：废除包含在集体协议和企业协议中，雇主承担额外短期时间的费用的规定，减轻雇主负担。2.新西兰就业保障计划。在2009年的新西兰就业峰会上，短期工作机制确定在该国实施。新西兰的短期工作计划被称为“两周九天激励项目”或“就业保障计划”。它的运作方式是，通过提供给私人企业，职工和工会协商平台，以达成自愿协议的机会，以便将职工的工作时间缩短至两星期中的九天（每两星期10小时）。根据计划，政府将实现对保障员工保障两星期5小时工作时限雇主的补贴，按单个员工每小时计算，提供12.5美元（成人最低工资）。拥有超过50名员工的企业家方可享受该待遇，并且签署一份为期6个月的协议。与德国相比，新西兰的短时工作机制对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影响甚微。计划实施初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与德国的短期工作机制不同，新西兰的机制并未包含短期工作期间对员工培训的支持。总结来说，短期工作制有利于维持学徒数量。这一点对于学徒至关重要，因为教育所含的就业成分对于他们的培训具有重要作用。为了避免人员冗余，尽管目前经济水平有所下降，澳大利亚政府仍然鼓励雇主保留学徒。虽然这并非是一个完美的策略，总体上，雇主和学徒关系的保留对于整个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如果能提供更多的失业培训，引进政府资金对兼职人员的工资损失进行补贴，澳大利亚的学徒体系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三）大力发展绿色环保就业澳大利亚政府研究人员发现的另一项可以振兴新学徒制的策略是学习美国的‘绿色就业战略’。发展绿色行业的内在驱动是发挥劳动力资源以支持新兴行业。这些行业，例如制造和建筑，是美国学徒培训的重点方向。发展先进的绿色行业和运用学徒制作为培训员工的一种渠道是促进经济长期发展与维持学徒体系的有效方式之一。美国在应对经济危机中发展的最有效的举措就是绿色就业项目。在有史以来的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激励措施中，数十亿的资金被投入到一系列的项目上，包括了建筑环保、再生能源、混合驱动汽车、生物燃料、拆装和生产可持续产品。除了在绿色基础设施上投入资金外，大量的资金支持也投入到了绿色职业的培训，绿色就业法案下的职业培训针对更为广泛的群体，包括受国家能源和环境政策影响的员工和能源效率及可再生能源行业中需要接受培训的个人，失业群体和处于失业边缘的青年。该项目旨在促进学徒在新兴绿色行业的就业，例如节能建筑，建设和翻新，可再生电力，电动车辆，生物能源，可再生产品的分解和生产。不难发现，澳大利亚为振兴新学徒制所借鉴的国家中，爱尔兰的措施最为全面，同时德国的短期工作补助措施以及美国的绿色环保职业体系都属于可以长期振兴学徒制发展、增加学徒人数的举措。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制定了相关制度和法规，争取短期内帮助冗余学徒重新获得职业培训和相关工作。
三、澳大利亚新学徒制复兴的挑战
在澳大利亚政府学习他国经验来振兴本国新学徒制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了质疑。这些深刻的见解对于澳大利亚如何将目前学徒制遭遇的危机转变为更加牢固的体系，如何抓住劳动力市场上的新机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
（一）在学习的基础上平衡在职培训和机构培训高质量的学徒培训要求以职业为基础和以机构培训为基础。保证质量和良好的培训环境是学徒体系面临的关键挑战。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保证学徒接受在职和离职培训的高效平衡尤为重要，也尤为艰难，并且在不同的国家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德国和丹麦，无法找到雇主的学徒将被安排在一个机构中接受培训。仅在经济衰退期间，重新接受机构培训的学徒比重会有所增加。然而，有人认为过度依赖机构培训也是一个问题，尽管这给学生提供了受教育的环境，但却剥夺了雇主最重视的工作经验。澳大利亚学徒实行的主要是离职培训体系，即员工每周用两天进行脱产学习。平衡就业和机构培训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危机时刻显得尤为突出。经济衰退为人们提供了一次反思机会来探讨如何实现在职和离职培训的平衡，以进一步解决学徒就业的需要。反之，也有必要仔细考虑雇主的想法、实际需求以及为雇主能够为学徒所提供的便利。
（二）提高在职培训的受益程度雇主提供培训受益者不仅仅是直接参与培训的公司和职工，很显然，关于学徒制的受益程度方面并未受到关注和应有的支持。在德国和丹麦，雇主和工会会共同确定培训的需求。大家达成的一致是：若双方都共同参与未来劳动力的发展和管理，公司和员工都能增强社会责任感。更多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经济周期中公司的紧急需求,而重点放在对学徒的长期需求方面。在经济衰退期，政府通过学徒工资的补助来减轻公司的压力，政府对学徒制的支持同时也体现在教育上。近年来，有关澳大利亚政策的大讨论中，人们提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共识，即处于教育和职业边缘化的年轻人对于接受再教育或是再就业存在困难，究其原因就是学徒培训的质量，雇佣的质量以及工作发展的质量未能达到毕业生的要求，所以导致他们在继续深造和学徒就业中摇摆不定。支持和发展在职培训和就职培训体系尤为重要，而非单单提供就业岗位，或是雇主吸纳学徒。在资金配置上，应优先考虑提供在职培训的企业而非缺乏相应制度连贯性的边缘企业。同样，应该大力鼓励所有的年轻人进入学徒体系。在职培训不仅是为不喜欢在校学习的学生提供选择。像医学领域的实习生一样，在职培训对于学徒技能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政府需要意识到公共培训经费的缺乏这一状况，同时应优先支持在职就业的培训，提高在职培训的受益程度。
（三）技能要求：注重娴熟度和职业连贯性学徒体系过分注重短期的成效将损害其自身长期的适应性。拥有一个能满足雇主直接需求的体系固然好，但假如该体系只专注于雇主的短期需求，最终这个优点也必将变成缺点。在经济衰退期间，那些表面上灵活的技能培训体系（以雇主为导向）显得反映迟钝，美国，英国和新西兰就是例子。在经济衰退期间和回暖之后，这些体系内的雇主只注重培训学徒单方面的技能，使得大多数人无法将所学技能运用到其他行业中。学徒要求拥有技能的广度，这种广度保证学徒拥有广泛的技能和学习广泛的职业。专家通过讨论指出这种技能的广度更可能存在于非雇主为中心的体系中。以职业连贯性为基础的体系为避免诸多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平台，也帮助员工在经济危机中准确定位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爱尔兰，德国和丹麦的学徒体系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事实上，澳大利亚有些学徒制企业雇主会将学徒调至不同的的岗位以培训他们的宽泛技能。然而同样的研究也表明，能够提供这样换岗培训的企业数量太少。因此，应该支持新学徒制从以企业需求为中心转向更为连贯的职业流通为需求为中心。通过这种方式，新学徒体系所提供的知识深度和广度都将加深。通过吸收有学习能力和再就业能力的员工，新学徒制的声誉将得到发展、传播。企业家也将受益于拥有广泛技能的员工。与此同时，员工有能力将其技能以市场需求进行转移也将使得国家收益。
四、澳大利亚复兴新学徒制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学徒制的历史悠久。早期主要以父承子业的原始方式发展，随着家庭范围的不断突破，民间学徒制逐渐盛行，但也主要局限于手工行业及简单制造业。1981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学徒培训工作的意见》，正式标志着中国现代学徒制的建立。但由于经验不足，配套的法律法规欠完善，校企合作不紧密，学生实践能力低等问题制约了中国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因此，中国的学徒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改革。
（一）健全政府职责，加大经济投入不难看出，澳大利亚政府为振兴学徒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一方面于2011年，澳大利亚政府成立了澳大利亚技术质量管理局（TheAustralianSkillsQualityAuthority），这是一个针对职业培训的监管机构，主要负责学徒制课程与机构的管理、鉴定培训机构资质等，确保机构培养出合格的学徒并走向就业岗位。我国也可以效仿澳大利亚政府的相关举措，如可以建立职业教育质量监管体系，保证机构或企业培养学徒的质量，以此达到国家相关标准，保障劳动力市场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划拨专项资金给职业院校及学徒个人，扩大受培训学徒的范围。澳大利亚政府针对生活困难的学徒发放“离家津贴”（LivingAwayFromHomeAllowance），旨在提高学徒制的课程完成率，在数量及质量上给予保证。相比较，我国在学徒个人补助项目上还有待加强。
（二）提高企业积极性与参与度，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为了使新学徒制从经济危机中复兴，澳大利亚政府还推出了“雇主激励项目”。雇主是学徒制的受益者，但同时也是学徒制的承载者，政府激励雇主参与学徒培训，更能激励其培训质量的提升，从而最终培养出高素质的学徒和技工，与社会就业无缝对接。如澳大利亚的雇主或企业若能提供学徒二级职业资格证书课程，政府则会奖励期1250澳元；而开设三级以上证书课程，奖励便上升至1500澳元。我国的现代学徒制也可借鉴澳大利亚强调雇主为核心的学徒制经验，凸显企业培训学徒的重要作用。通过加强校企合作，可以让学生或学徒们直接接触生产一线，了解生产流程、设备使用，更好地储备和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同时，也可以使学校了解企业的用人需求，从而及时调整课程结构，深化教学改革，更好地为企业输送技术人才。
（三）注重人文关怀，完善咨询体系澳大利亚在振兴新学徒制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对学徒的人文关怀，例如针对残疾学徒、来自偏远地区的学徒、成年学徒等，雇主会指派一名有经验的员工对这些弱势群体给予相关指导。指导者一方面从生活和精神上给予人文关怀，帮助这些学徒树立信心、了解想法、尽量解决其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根据学徒的兴趣爱好和具体需求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从技术和专业上给予指导，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学徒工作。这种基于人文关怀的指导和咨询体系可以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学徒制所借鉴，营造更为良好的职业培训环境，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选择学徒制并顺利进入学徒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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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社会；人的差异性；社会
马克思的理论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通常认为，“阶级斗争”、“否认市场调节作用”等观点使得马克思的理论在当代显得不合时宜，而马克思哲学本身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哲学，当一个理论存在的特定时代的物质基础消失时，它就仅仅存在于书本里。那么，这种理论就不具备使人产生客观实在的行动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理论是僵死的，它不同于藏经阁里的经书，如果把它理解为一个活的灵魂的话，它需要新的理解与诠释。如果这种理解与诠释合理的话，它本身就具备了在新时代的可实践性，现实的物质基础把新的理论推向了历史舞台，这是一个必然。
一、差异化的人与异化的社会
人的劳动属于人的行为范畴，劳动产生价值，对劳动价值占有量的多寡的差异是阶级产生的基本条件，阶级产生则是民族国家产生的重要条件。如果说，剩余价值可以被社会成员均等占有的话，那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剥削存在的社会生产活动的前提是实现众多社会成员之间的纯粹契约化关系，而实际上，这种社会形态基本不能出现，假使出现这种社会，那么所要耗费的社会资源要比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由少数人占有的社会制度更多。所以，经济意义上的剥削是不能被消灭的，假使经济意义上的剥削已被消灭，那么，社会再生产则会遇到极大地困难。所以，社会的进化其实是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但是，这里所讲的牺牲是一个相对概念。同时，阶级的对立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相对的存在形式，在更广泛的层面，不同阶级实际处于一个相互依存的状态，那么，对于社会问题就需要从另一个方面着手。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从根本上讲，否认了自然的人本身的差异，“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分工的消失”等实际上是否认了理想化“人的全面发展”而肯定了社会分工的存在。当每个人的能力与天赋特质体现出之后，必然产生个体在劳动成果上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在按劳分配的体制下，必然产生社会分工。那么在这个层面上讲，社会在成果分配、资源占有、个体机会上的不公平是必然的。而这也又引出了所谓的“阶级斗争”――认为只要将所有特权阶级、贵族、富有者从直接的物质上全部消灭，将其财产重新分配，则社会将进入更优的形态。在实践中，伴随着一个阶级的物质上的消灭和财产的再分配，曾经与之对立的阶级则不可避免地在阶级内部产生个体差异，这就会形成新的对立，社会不公平的因素无法通过有局限的人为的手段消灭，以物质的暂时的力量去铲除一个永恒存在的根源，只能是进入一个周而复始的轮回。
自然的人在个体层面上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人通过物质的力量无法消灭规律，这是一个客观现象。自然的人与自然人的社会之间确有一个无法弥合的裂痕，这可以理解为优胜劣汰原理，其本质同自然界的优胜劣汰是同样的。自然界的广义的强大个体总是能占有更多的广义的资源，反之亦然，而这确又维系了自然界的平衡。当这种由规律引发的现象在某一个人类历史阶段存在，这种现象又成为了一个偶然现象。社会的发展规律与自然的发展规律毕竟是不同的，从逻辑上层面讲，自然界的发展史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具有统一性的。从历史层面讲，自然界先于人类社会，那么，则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先于人类社会的规律，也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在历史层面决定社会规律。“人的产生和存在”这个自然的发生给予了社会规律以生命，于是自然的人异化为社会的人。那么，公平的不公平与合理的不合理就必然产生了，从这个角度上讲，如果人为的手段不对社会加以干涉，社会的优胜劣汰就演化为社会的优汰劣胜，而这种演化是通常以巨大的社会破坏为方式，人的价值则会以非规律的伪价值体现出来，这种人的异化通常也可以体现为异化的思想。物质的力量无法消灭物质本身，如果说自然界的存在方式是一种残酷的和谐，那么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就是一种残酷的不和谐，那么，经济基础的影响力和其改造能力则偏离了它在人的愿景中所要达到的目标。同时，以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这一偏离则成为了唯一的方式，但就其本身来说，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二、人的差异与上层建筑
关于社会发展，人的实践与广义上的经济运作是对立统一的，人的实践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消除广义上的经济运作相对于人的理想目标之间的负差异。那么，这也恰恰说明，相对正确的实践存在的合理性与永久性。在此，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某些意识形态则成为了人的发展的桎梏，由于其具有独立性、滞后性、排他性，它们不可能通过经济运转自身去消除，所以只能以人的主观科学实践去消除，这种消除是具有合理性的。举文化为例，其差异在人类早期历史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但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文化的差异越来越体现出其消极的作用，这种消极作用施加于每个社会成员，它所具备的是一种潜在的对抗性与破坏性。当社会在不能包容其对抗性与破坏性时，其潜在就会转化为现实。比如，某种落后的文化形态取代了先进的文化形态，或者阻碍了先进文化的产生。所以，先进取代落后是逻辑上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在众多方面这种取代必须以人的现实的主观实践为手段。
不管从逻辑层面讲还是从历史层面讲，人类的发展趋于统一，并最终实现统一，这种统一不是以不断地以阶级对抗来“消灭阶级”而实现的，而是以合理的秩序的实现来实现的。而这种秩序的实现首先必须将不同民族、群体中已经内化的相应不同的文化属性消除掉，而这种消除也应该是一种内化式的进化。那么，通过实在的物质的方式消灭前人所遗留的某些遗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些并不是社会有机体本身，而是它的形成条件，而内化式的进化就其方式上来说并不能是纯粹内化的形式。
历史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全世界和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保留前一阶段的物质结果，这种结果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也是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统一体。所以，某一阶段社会的发展受到前一阶段物质结果的制约，这种制约既存在积极作用，也存在消极作用，既是继续发展的条件，也是继续发展的障碍。由于客观物质化的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必然由一种形态过进化到另一种形态，这种进化是一种积极的异化，它是合形式与目的的统一，合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是，在这种进化的过程中，客观物质的消极因素和主观思想上的消极因素是存在的，而且，主观消极因素的阻碍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比客观物质的消极因素更大。当社会在进化时，人的思想中却保留了更多的反进化力，也就是说，人是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个体的人、群体、民族的发展程度与狭隘的国家进化为广义的统一的世界的发展程度是不一致的。如果不施以外力，人既不能摆脱其个体的狭隘性，也不能摆脱其群体、民族的狭隘性。那么，人自身与人自身的发展就出现了彻底的鸿沟，而总成这个鸿沟的正是人在思想层面的异己力量，当思想上的异己力量外化为现实的物质的力时，对社会的发展则会起到破坏性作用。
三、人的差异性促成社会发展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众多参与者却是无意识的。但是，历史的发展是在自主意识的作用下运行的，只要自主意识存在，人类的命运在一定的范围内就由人类掌握。那么，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作用下，假设时间是可逆的，或者历史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平行发展，则历史发展会有不同的结果。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的差异性和事物发展的随机性，意味着历史在线性发展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也意味着社会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合理”的社会形态是不合理的，这也说明社会是横向动态与纵向动态的统一，经济运作是人的劳动实践的形式与目的的统一。体现在劳动者身上，则表现为劳动的异化，如果人为地把历史发展分为若干个阶段，并且肯定某一种社会状态为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则无异于形而上学。实践是人存在的方式，实践检验真理的能力只有在实践可触及的范围内体现。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不同的生产方式、文化、信仰、民族等之间的斗争推动的，规律与秩序的存在意味着等级的存在。如果把很显然处于不同等级的文明形态进行同样的价值判断，是不负责任的。一切同类物之间都存在不同范围的优劣、高下之分，人与人之间、人种与人种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都不例外。高智商群体、低智商群体，基因优良群体、基因低劣群体，高等级群体、低等级群体，这些的存在确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法律却不能规定人与人之间在地位和权利上的不平等。可以说，排除了人的差异的影响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如果以人为方式排除这些差异，那么，所造成的社会局面很可能导致集权政治的出现。剩余价值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因为，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
人类存在的方式是物质性的，物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是人类社会存的根本方式，人类的存在方式是人类存在目的的形式。人类的存在目的是人类存在方式的结果，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同时也促成了人的异化。人的占有本能决定了人在主观上要占有更多的广义上的资源，广义上的资源占有量在客观上决定了人的主观愿望实现。从根本上讲，在相对正常的社会中，没有人把贫穷、舍己、艰苦作为快乐，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就成了解决资源配置的第一方式，资源的占有必须以权力的获得为基础，而这个权力或许是个人权力或者是群体权力。人的差异性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并不意味着，处于低等级的人和群体没有享有分享社会资源的权力或者是如历史上的极端方式加以物质上的消灭，相反，在建立稳定秩序的条件下，相应的人享有相应的权利则成为最合理的分配方式。
四、结语
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关键是有自主意识，而不只是会劳动和参与经济活动，因为人类以外的动物同样会劳动且必须劳动，但是它们没有自主意识。在相同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下，人类的意志也是自由的，在这些意志的指导下可以制定不同的制度文化；而在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人们也可以有相同的思想观念。在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下，具体的制度文化可以并不相同或不完全相同。衡量制度文化的标准是合理与公平，尽可能合理与尽可能公平的制度才能使社会较为稳定和可持续，而不合理与不公平的制度则不能使社会稳定，这样的制度文化便不可持续。认真细致地研究各种制度是否较为合理与公平以及如何使之尽可能更加公平和合理，这是人类社会的永久任务。暴力革命是在人们的思想认识存在很多缺陷、不能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情况下的产物，而如果能够对社会问题能够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则会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这就是说，暴力革命既非必然，也非必需，任何暴力革命都必然付出很大代价。人类的经济活动固然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但人类社会进步和变化的关键因素则是有范围的意志。
存在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是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异化体。关于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历史的经验表明，消除这种异化是最优的解决方式，因为这是通过人为地实践手段可以实现的，还因为这符合社会进化的规律。通常认为，在横向层面，某种先进的文化形态使一种落后文化形态灭亡是一种消极的现象，其实不然，这实际上是社会的进化现象，使后者从落后的状态进化到先进的状态。这种现象及其结果实则是将人类社会的矛盾通过合理的方式消弭掉，毕竟，某些文化形态存在于博物馆中才是最好的存在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