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4 15:54:5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学的关键概念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穷则思变”，变革传统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们的共识，“思变”是形势所需，也是正确选择，但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变”、“向何处变”。实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建立真正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日益成为急需中国政治经济学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困惑面对政治经济学何去何从的困境，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学界就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与争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提出“中国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21的问题。就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大体上人们提出了两条思路：一是无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无限西化论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既然已经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无法解释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对许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也无力进行阐释与说明，证明它已经是过时的“无用之学”，而西方经济学却被证明为“经邦济世之学”，是“有用之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因而要无限西化，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有限西化论者则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滞后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是因为它是源自前苏联的教条主义，因此，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把政治经济学和着眼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西方经济学从不同层面融为一体，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中，使之融合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某种新的经济理论，实现有限度的西化，这样，就既能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容，从而指导好中国的改革与发展¨1。
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对市场经济模式下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对我国经济运行的有益有用之处，应该正确对待和借鉴。但无限f『ti化论的观点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设前提下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和解释，“在南为橘，在北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习惯和相适的成熟制度的情况下，不是借鉴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区分地无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标不治本。其次，西方经济学本身也存在着危机与变革H]，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客观地评价说：“标准理论已日益数学化，雅致而又精确，同时，也Et益未能正视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现状的忧虑，他不无失望地说：
“经济学向何处去并不明朗。”
相比较而言，有限西化论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对路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也应该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有用之处，但中国不仅需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巩固、或者更确切说是恢复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以及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管理办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之上，拼凑出某种新的经济理论，主次不分而缺乏内生或内省，缺乏创新与发展，“根基不稳，何以缠藤?”其结果很可能只是拼凑成“四不像”，会因为缺乏底蕴或不兼容而“死机”。
可见，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不能是无限西化的“拿来主义”，也不能是有限两化的“拼凑主义”，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路到底在嘤二、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主体性和国度性在探究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最常见的回答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人们常常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6J——来证明这一规定的正确性。
对政治经济学作这样的规定看似正确，实则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有“谁来研究”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体问题。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代表的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中的那句话里只提到了研究对象，但《资本论》从头到尾体现的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它就将自己的立场定位于无产阶级；而且从一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着眼点放在劳动上，由此展开自己的逻辑，他认为自己与旧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来批判资本统治的经济社会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不能不规定“谁来研究”，即研究主体的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也暗含着要全面规定“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就有包括主体性问题的要求，因为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利益关系。由此而言，将政治经济学规定为“特定阶级对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就更为准确、全面。
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其主体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因为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矛盾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由于阶级利益和意识的不同，对同一个经济矛盾因立场和主体的差别，会得出不同的理论规定。经济问题又往往涉及诸多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对同一经济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解决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对立的，经济矛盾就是不同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对立统一【9 J。
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问题。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决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出路的先决条件。
西方经济学有没有主体性?西方经济学总宣扬自己抛弃了阶级性，是“纯技术”、“纯数理”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纯粹的客观规律”。但他们的研究总是建立在严酷的假设前提下，而这些假设前提的背后，隐藏的就是他们代表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主体性，西方经济学具有更强的主体性!却不敢像马克思公开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样，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还要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世界性的社会科学，但其世界性是体现于各国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当中。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国家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也是一个经济范畴，它不仅是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单位，而且直接制约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部门，经济生活也因此具有国度性，而经济生活的国度性也就规定和制约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的初创期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时期，乃至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的经济学，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未能超脱国度性。坚持和承认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必要环节【l0】。
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其经济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确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不仅因为中国有特殊的经济矛盾，更在于我们是中国人，是从中国人的立场、利益、意识来进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应具有主体性的观念和方法，在借鉴外国经济学成果的同时，形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并由此而专注于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证‘8l。 ，、由此，可以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中国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国的特定阶级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沦规定和特定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问题，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和立足点。
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思路变革与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首先就要明确其主体性和国度性。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体，而是生活于中国经济矛盾中并要求解决这个矛盾的中国人，是为争取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应该是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劳动者利益的总体概括。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中国人的智慧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的经济矛盾。
明确了主体性和国度性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思路就不能是无限西化，也不仅是有限西化，而应该是内生外化，内生为主、外化为辅，即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劳动者的立场、利益和意识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特殊的经济矛盾。虽然也借鉴外国经济学的成果，但不是简单的“嫁接”或者机械拼凑，而是以主体性的观念与方法，内生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这是它与有限西化论的根本区别。
它不是“拼凑主义”，更不是“拿来主义”，而是“内生主义”，即在国度性基础上明确主体性，以劳动社会主义为导引，运用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法规范主干概念的运动与联系，系统地揭示与论证中国经济矛盾，进而探讨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和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的途径哺j。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由于经济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内容和规律的，只有经研究主体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自己及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和意识进行概括，形成其主体意识，总结上升为主义，并在一般性的主义引导下，实证抽象，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才能“主观”地对经济矛盾作出理论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也就决定了导引它的主义只能是劳动社会主义，即劳动者在争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进程中的自由发展。
科学的方法论是科学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基础，深入研究和科学界定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完成政治经济学变革的先决条件【11|。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继承中国传统之内省外化系统思维，并借鉴吸收西方外在系统思维，根据现代中国劳动者的主体性，注重研究者本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探索，形成与其主义相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其两个主要环节就是“内省”或对自己价值观和利益、意识的内在规定，以及辩证的系统思维。
抽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形成并运动概念，以概念运动为核心，进行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论证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范畴是对客体、对象层次及其内容的界定，这种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础或第一个环节，它包含着规定特定对象范围或矛盾层次的各概念。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国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演绎或运用，而应该是代表中国劳动者这个主体，以其劳动社会主义所要求并体现的辩证系统抽象法，对中国经济矛盾揭示和论证的概念运动关节点，是规定经济矛盾各层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经济学是揭示与论证经济矛盾的科学。经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其矛盾是现实存在的，是有意识在交往中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以劳动改造人类自身过程中表现的矛盾状态。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个社会群体表达其经济利益和意识，并由此来规定经济矛盾。对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揭示与论证，自然就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为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目的，应该是探讨中国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实现和素质技能提高的途径，认知障碍变革的因素和势力，克服这些势力，解决它们与劳动者自由发展的矛盾，这也就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
经济学具有国际性,因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经济学的实践、教学和研究。中国经济学概念的出现和发展具有必然性,然而这一概念具有多种含义,而这一点并没有被足够重视,以至于在对待一些事宜时容易失去较为合理的态度。
中国经济学可以理解为以下几种含义:一是中国的经济学,这是经济学的地域属性或是文明属性,中国经济学家致力于这一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学时也往往以这一含义为出发点、对象、目标和归宿;第二层含义是经济学在中国(EconomicsinChina),这与中国的经济学(ChineseEconomics)不同,经济学在中国根本上是一种学科传播的结果,例如我们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只能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而不可以说成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第三层含义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这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者的主体为中国的经济学者,但包括一些外国和国际机构经济学家,说明这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和中国经济的经济学;第四层含义是中国人研究的经济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就目前来看,许多华人经济学家成就大,与国内联系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和经济学,而我们在不经意中也把他们的研究包含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从罗素描述词理论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学对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解释,而较为公认的观点是学术理论社会选择的结果。
中国的经济学思想已经存在数千年了,但“中国经济学”有无形成尚待探讨,因为探讨对象没有统一标准,任何结论都不具备让他人接受的条件。严复译《原富》拉开经济学在中国的序幕,已经百余年了。现实中,经济学在中国和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占了绝大多数,如果把这转换为中国的经济学那么就是偷换概念。哲学家指出,人不仅是自然人、社会人,也是文化人。经济学人并不例外,中国经济学人的中国经济学意识,已然反映了其文化属性,套用行话来说,中华文化是中国经济学人研究经济学行为的约束条件,经济学研究如果不注重文化属性,就会使得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与现实不符,许多现象就会解释错误。应当指出,我们也受到非中华文化的约束,经济学的引进已经上百年了,其他文化中的许多观念、方法、思想等已经正式的和非正式地影响我们的知识结构(当然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也影响了其他文明,例如重农学派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主要就是我们的学科体系、学科概念、学科划分等学科构成是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其思想通过西方文明的历史深化并东渐到中国。笔者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学现状是中西学术、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并且经济学的未来也同样受到如此影响,至于孰强孰弱的程度和范围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以后的发展轨迹和状态。
平心而论,我们希望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经济学。但现实文化、国情、人口分布、地理环境等不同的约束条件导致不同的经济现象和人的行为。换言之,如果存在单一经济学,又何来学科本土化?诚然,文明不可比,但同样诚然的,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差异表示在具体的某一方面有此长彼短。我们应该承认落后的经历,承认先辈和我们也学习过其他文明优秀的文化、知识和思想。中国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是因为文化属性归宿的需要,是一种集体的需求。
对于如何通过学习来发展中国经济学,可谓见仁见智。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先发优势,数百年的历史领先不仅使得经济学体系,而且经济学说史上学派纷呈,各领。这是一种资源禀赋。如果我们不去学习这些理论,幻想另起炉灶,那么交易费用奇高。对于经济学者来说,学习欧美经济学理论是追求最大效用的。因而集体的学习行为可以看作是囚徒困境,但交易费用过高使得这也是集体理性的。中国经济学的建立是一个超赶过程,我们应该发挥资源禀赋,例如我们的社会体制、文化体系、独特历史、现在的伟大的经济实践等等。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而稀缺的前提是存在差异,存在的差异使得建立中国经济学有了可能。如何在整合的同一的趋势中把握独特性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文明交往和发展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经济学注重研究细节问题,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关键同样在此,唯有把握了我们独特的体制、历史、文化等资源禀赋,并作为约束条件具体分析,解释文明体系下的行为和现象,才能对经济学做出贡献。越是民族的则越是世界的,中国经济学只有在为整个经济学提供了多样性样本的基础上,才能成为被承认的完整的独立的体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开展对话和交流,一方面是降低学习的交易费用,进而加快学习进度和加强学习能力,另一方面是信息交流,在学习的同时及时传播我们的学习状态和心得。由此可知,中国经济学不可能是刻意为之的,因为学科发展有路径依赖性,我们必须遵循规律才不会走弯路。但无疑地,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任重而道远的。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 效益 资源配置 法律现实运动 法学泛经济化 法律的经济价值 定量 事前分析
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法学流派，开始跻身于传统法学流派之林，并因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独特和实际的运用价值，越来越引人注目，不断扩大，在法学界尤其在西方法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本文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展轨迹和当前研究状况方面对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予简略评析。
一、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所谓法律经济学，即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学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一般将其称为“法学与经济学”。例如，该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为“法学与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此外，该学科还有一些类似的称呼，如“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学”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门由法学和经济学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
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民法、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释法律现象与现实的全新的方法论结构体系，提供从法律的价值等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来服务于整个法律制度，也包括经济法制的变革和完善。[1]
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唯物主义。马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广泛地论及了法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人称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
而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剧烈冲击使法律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与无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法律模式。这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法学研究，改变纯粹的逻辑推理式的法律演绎和归纳法，于是在美国兴起了法律现实运动。人们开始将法律与包括经济在内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能对已经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酝酿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开始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芝大也由此获得“法律经济学发祥地”的美誉。1958年，芝大法学院经济学教授阿隆？迪莱克特（Aron Director）创办了法律经济学方面的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并对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的学术刊物-《法学和经济学杂志》，该杂志对推动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经济学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数政府管制经济的成文法规，被人称为“旧的”法学与经济学。[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卡莱布雷斯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若干思考》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被认为是开辟了“新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广阔领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芝大法学院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发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成为法律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在该书中，波对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几乎对所有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了经济分析。至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终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臻于成熟，并为人们所接受。
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亚的兔子”，在“知识生态学”中找到了一块真空地带，并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它，其发展与成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日益繁荣与深入，法律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独秀”到进入“春色满园”，越来越多的法学院与商学院开设了“法学与经济学”课程，有关论著接连问世，学术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外，又创办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法学与经济学评述》、《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等刊物。法律经济学也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的“闺房”，而开始向司法渗透并对司法活动产生影响。如在威廉诉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为了支持自己的判决，“在判决中将平均可变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以及有关它们同确定掠夺性定价的做法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包括进去了”。[5]⑤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法官汉德（Learned Hand）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
学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其迅速在各国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力的法学流派。在我国，近几年来，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正如专家指出：“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为此，加强对西方经济法学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论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是完全必要的。”[7] 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以经济角度对既有的法律重新评价分析，同时设计出以效益优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的法律法规，对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对法律经济学的几点认识：
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发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随赞誉与诋毁，既有人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为然。本文试图从价值观与论上对其作简略评析：
无疑，发展经济与弘扬法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法与经济作为社会的两大主题，已构成的基调。如果用单纯的法学或经济学的原理去评价某种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无论如何都是只窥一斑。法律经济学以其新颖的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将两大目标关联在一起，成为本世纪法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创新。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为重点。”[8]但另一方面，过分的法学泛经济化，抬高经济分析方法而贬低、排斥其它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害的。经济学理论在法律中的具体首先应体现在价值层次，亦即在公正、正义等基本价值名目中，为“效益”跻出一席之地，形成正义与效益双重标准的法律价值观；其次在立法、执法等层次上，应贯彻效益优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评判法律优劣、成败的一个客观标准。
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趋于准确。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这种方法大大开拓了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视野，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涵，是法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但认为经济因素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以经济学概念将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法学概念取而代之，将法学泛经济化无疑也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方法只是研究法学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学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适用界限。但必须有一点明确，那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法律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对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的法学与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2]《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3]《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4]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第21页[5] 克拉克森和米勒：《产业组织：政府、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7页。
[6] 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0－22页。
关键词：经济数学 特点 地位 作用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经济是国家发展的发动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知识和经济相结合的时代， 经济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知识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智力支持。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呈现出多方面多渠道的发展模式。知识结的综合和整理在很多的行业得到了体现。在企业结构的管理上数学知识的运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例如在统计工作、财务管理工作、资金处理、会计研究等方面，都运用到了数学的理论知识。经济数学是运用数学的方法推断出经济的发展轨迹，它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体系。我们可以依据经济数学的推算规律，制定企业的发展规划。数学方法与经济的结合发展了生产力，是经济前进的根本知识基础。
一、经济数学的特点
数学的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数与量的关系。在大自然中，到处都体现了数量的关系。数量有时候根式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概念，它是数与量的关系的整合。但它又是但自然中一切事物的必然联系。数学与经济学的主要联系就是在数量关系的处理上，经济学的表达方式，主要是运用数学概念。例如逻辑理论、统计、计量，都需要数学知识给予支持。
数学和经济试相互辩证存在的。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正是数学和经济学的相互关系。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是数学的研究领域又是经济学的讨论范畴。
精确性和逻辑性是数学的两大特点。数学被精准的表达出来才会有意义。在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中都是以精确而存在，例如级数、微积分、函数、多元计算等等。对数学逻辑思维的开发和运用，可以更好的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做出预测。
二、经济数学在经济工作中的地位
经济学是以数学为前提的，有数学的方法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已经历史悠久了。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数学的应用。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问题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数学科学。在计算机广泛使用的今天，经济的发展状况更好的被数据信息表现出来。经济数学和计算机的紧密结合，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元素和动力。
数学理论推动了经济工作的发展。经济数学之所以成为学习的热门，就是因为经济数学是推动经济发展才有了有力的保证。数学科学是自然科学中的一种，自然科学就必定要符合自然规律的基本原则。所以要在日后的经济工作当中掌握自然规律把握事态发展动向。
经济工作当中处处体现着数学理论。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工作开展的需要，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更是多种知识的集合。经济数学理论是我们在工作比较常用的方法。经济数学把抽象的概念直观化、简单化。例如在分析时，我们运用的图表、曲线、模型等，都可以直接反映经济工作的中的问题，在找到问题所在后，直接处理，缩短了研究的时间。
三、经济数学在经济工作中的作用
数学可以促进经济学理论更加合理和完善。在经济的工作当中有着很多的不确定因素，经济活动会跟着时间空间的变化改变。运用正确的数学方法进行推算，更容易的掌握这些未知的变量。
数学使经济发展符合一定规律。数学理论在经济工作的应用，可以使经济工作遵循一定的统一方法。经济工作需要科学的理论为依据。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正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数学的公式和符号符合经济学逻辑概念。数学是运用公式进行计算。很多的公式和符号在经济学当中也会被用到。数学成为了经济问题逻辑分析上的最重要依据。经济工作的多层次问题利用数学中逻辑思维关系结合，能创造出更为独特研究方式。
四、结束语
经济的发展形式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变量。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数学，数学在经济学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讲，数学是一项工具，分析理论和判断变量的重要工具。经济学与数学的紧密结合汇让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的蓬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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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妙燕.经济数学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初探[N].高等函授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03）
关键词：概率论；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教学设计
从1998年教育部把计量经济学列入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核心课程之一，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高校经管专业必不可少的核心课程[1]，它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一起构成了中国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核心理论课程[2]。近20年来计量经济学课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大多数经济与管理相关的专业的教学大纲中，计量经济学作为本科公共必修基础课，一般都要求学生已经修完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前期课程。事实上计量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主要来自于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过程与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是一致的，先设定模型，然后通过样本抽样，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3]。
在计量经济学实际教学中发现，许多同学对统计学中基本概念掌握得很好，依然无法理解计量经济学的内容。主要的原因是已有的计量经济学教材缺乏引导学生从概率论和统计学过渡到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衔接。由于学生在学习这两门课的过程中，缺失了知识点的过渡和迁移，常常用孤立和割裂的视角来看待计量经济学的内容，这无疑提高了学生学习计量经济学的困难程度。学生不知道将已有的数学知识与计量经济学相互结合，形成完整的逻辑体系。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论述从概率论和统计学过渡到计量经济学过程中出现的知识点相互割裂的主要问题，阐述造成学生理解困难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法。
一、从概率论与统计学过渡到计量经济学出现的教学问题
虽然大多数学生在学习计量经济学之前，已经学过计量经济学的基础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但学生在计量经济学学习的过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将已有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知识和计量经济学中的知识点相串联。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第一，许多计量经济学中的重要知识点，在概率统计中只是简略的介绍，甚至一带而过，并未引起学生的重视。第二，许多计量经济学的教材常常忽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知识点，这可能是由于在欧美的计量经济学课程，并不要求学生前期修过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所以中国在引进的国外的计量经济学教材后，也没有在课程上复习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为了具体说明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本文以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大纲中最主要的教学内容：经典线性回归的最佳线性无偏性质和违反基本假设造成的后果两个重要的知识章节作为案例说明。
（一）经典线性回归估计的最佳线性无偏性
经典线性回归估计的最佳线性无偏性是小样本理论下的普通线性回归的最重要的性质，大多数本科计量经济学教材最前面的2-3章都是介绍这一内容，例如国内最常用的教材李子奈的教材《计量经济学》[4]和国外的伍德里奇的教材《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5]等。学生对这一内容的理解程度也将直接影响到计量经济学的后续学习。然而对于学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同学来说，虽然他们学过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包括期望和方差，还有n阶原点距以及n阶中心距的内容。但他们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课程中并没有接触过无偏性和有效性的概念，事实上，就计量经济学的本质来说。无偏性就是用一阶中心距来计算，有效性则用二阶中心矩来衡量。而这两个概念在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课程中都已经学过，但如果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中不特别加以说明，学生很难意识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学生难以理解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在数理统计课程中，关于中心矩的介绍很简略，许多学生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其在计量经济学中的重要性，而计量经济学教材中往往忽视对概率统计的中心矩的介绍，导致学生采取一种割裂的视角，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思维框架。
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中，常常遇见许多同学难以理解为什么要用最优线性无偏性来衡量最小二乘法的优劣？因为大多数计量经济学教材往往直接介绍最小二乘法种种优良性质，在同学们不熟悉无偏性和有效性与中心矩之间关系的前提下，直接引入这两个概念往往显得突兀，学生在学完了线性最小二乘法的最优线性无偏性之后，仍然会产生为什么要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的疑问。更合理的方法是，可以在介绍最小二乘法的内容之前，先介绍均方误差的概念来引入无偏性和最小方差两个概念，这与数理统计中如何衡量参数估计的性质等内容部分是一脉相承的，学生如果学过了数理统计学，就很容易理解均方误差的概念。关于这种过渡知识的介绍，已有计量经济学教材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改进，例如陈强著的计量经济学教材[6～7]，與许多其他的计量经济学教材不同，他并不是在计量经济学教材中直接介绍最小二乘法具有最优线性无偏性的性质。而是在还没有引入最小二乘法之前，先介绍了如何评价参数估计的优劣，即介绍均方误差的方法，均方误差可以进一步分解成方差和偏差平方之和。偏差平方等于零就是无偏性的证明，方差最小就是有效性的证明，这种分解方法可以直观的表示为什么线性回归的最小二乘法估计会得到最佳线性无偏的优良性质。因为这种对参数估计优劣的评价是通用于所有的参数估计，而不仅仅是对最小二乘法。同学在理解了评价参数估计的方法之后，就不会再对最小二乘法最优线性无偏性的证明过程感到难以理解了，这有助于同学们理解如何从数理统计过渡到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
（二）违反基本假设对最优线性无偏性的影响
当违反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基本假设时，其最优线性无偏性会如何受到影响？许多同学常常依靠背诵的方法记住违反了每一条假设产生的后果，正如已有研究中所指出的[8]。这会导致学生混淆违反不同基本假设与产生后果之间的关系。古典线性回归模型是基于以下四条假设而得出的最优线性无偏的优良性质，第一，线性假定；第二，严格的外生性；第三，不存在严格多重共线性；第四，球形扰动项。事实上，在对于无偏性的证明当中，并没有用到第三条和第四条假定。第一条假定可以通过设定线性方程的形式来保证实现，一般我们可以假设其满足。所以，影响无偏性最重要的假定是第二条严格外生性。第二条假设也是最容易违反的，而且直观上并不能看出是否违反了第二条假设，也很难使用计量的统计方法来检测第二条假设是否被违反。事实上我们所有关于线性回归方程内生性的讨论，都是基于违反的严格外生性的假定而展开的。只有违反第二条假设，最终的估计才是有偏的，而违反第三条和第四条假设，并不会对估计结果的无偏性产生影响。在教学中发现，许多同学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常常认为违反多重共线性或者球形扰动项的假设都会影响无偏性的估计。以至于他们认为所有变量之间不可以存在任何相关性，或者认为不可以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否则他们认为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这都是错误的观念。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理解在推导无偏性中所使用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相关知识。这里所需要期望的概念，同学们在数理统计中已经学过，但是另一个重要的知识点——迭代期望定律，在本科生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课程中一般并不会介绍，如果在推导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的无偏性之前，先介绍迭代期望定理，则可以让同学们很容易理解整个推导过程，从而理解得到无偏性所需要的假设，并可以推导出违反不同假设对最优线性无偏产生的影响。二、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相结合的教学改进方案
上述介绍的从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过渡到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这些是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常出现的现象。结合教学实践和相关教学研究，笔者提出以下改进的方法和建议。
总体而言，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过程当中，推荐多采用互动式的教学方法，对于一些非常新的概念和知识点，先让同学分组讨论，由此可以了解他们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础，并且让同学们尝试应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推导出计量经济学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知道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缺口，同时能够很好的将计量经济学的新知识和他们的知识储备相连接，帮助学生从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知识点过渡到计量经济学的知识点，建立一个整体的知识框架，在具体实践中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一）计量经济学教材的选择
在计量经济学教材的选择方面，最好选用计量经济学教材在介绍最小二乘法内容之前，先复习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虽然有些教材将这部分知识放到了附录部分，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往往忽略对这一部分基础知识的介绍。所以更合适的方法是先介绍完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础知识，比如，最重要的知识点包括条件概率、条件分布、数字特征，迭代期望定理，随机变量的性质、假设检验、统计推断、大数定理和中心极限定理、随机过程等。让同学们在学习计量经济学之前能够回忆起已经学过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基础知识。尤其对学生后期进一步学习最小二乘法的性质的数学推导过程和性质非常有帮助。
（二）课堂教学的改进方案
在课堂教学方面可以采用“学生分组讨论+教师讲解+课后习题演练”三者相结合的方法，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重视教师的讲解和课后的习题演练。而忽视学生的分组讨论，虽然学生分组讨论在学生较多的时候很难开展，尤其是在总学时有限的情况下。但是，如果在课堂上给出五分钟，让同学们能够自行讨论，并反馈他们对于计量经济学推导过程的理解，将有助于老师掌握学生真实的基础知识，尤其在不知道他们掌握了哪些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础知识的前提下，一味的介绍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往往无法在他们已有知识库和新的知识之间建立很好的链接。造成学生在理解计量经济学的推导过程中采用孤立的视角，无法跟他们之前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知识点形成有效的联系，最终无法建立更加统一的知识框架和体系。
（三）教学大纲的优化方案
对于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现有的教材在不同教学知识点的安排上并不十分合理。应该根据学生掌握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础情况，提出更合理的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大纲。比如，从目前国内比较流行的计量经济学教材来看，往往会花很多笔墨来介绍小样本理论的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推导过程和相关性质，尤其是在违反了不同假设之后所导致的不同后果。许多教材都会介绍当扰动项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并提出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法。但在计量经济学的实际应用当中，这两种违反假设产生的后果并不十分严重，在使用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处理的方法非常简单。这与实际教学中所花费的学时不相符。另外，在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中，往往会花很多时间来介绍多重共线性对于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但在实际应用当中，我们并不经常讨论多重共线性的问题，除非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为当建立回归的模型时，我们就会考虑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尽量避免使用多重共线性很严重的变量。而不是通过后期的测量多重共线性的方法来删除相关变量，因为如果该变量纳入到回归方程中，一般情况下我们首先应考虑其理论意义，而不是为了降低多重共线性将其删除，如果删除一个相关的变量，则有可能会因为删除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导致最终的回归结果产生偏误，最终反而得不偿失。
上述内容越来越被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者所认识到，目前，计量经济学正发生可信性革命性[9]。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教材需要在相关的教学内容上做进一步的调整，以适应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变化[10]。所以对于在一些理论上推导复杂，但是实际应用中简单的相关知识，应当在教学中多介绍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来推导模型，并说明推导过程中违背假设所导致的后果以及实际处理方法，如果学生能够运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来理解不同的假设条件下的推导过程，将对他们在实践中处理各种计量经济学的相关问题大有裨益。
关键词： 自然价值 GDP主义 低碳经济
“自然价值”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而提出的新经济学念。20世纪中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学术界提出“自然价值”的概念，并试图以它为基础建构一种新的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
虽然东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不一样.但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经济价值的。这是现代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理论根源。西方社会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人类对它的使用非常方便.唾手可得.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因而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东方社会则依据自然资源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认为它作为未经劳动作用的天然存在物，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同样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因此，东西方社会的经济活动.都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人们对它的使用时大自然的恩赐.自然资源作为大自然的“赠品”，对它的使用从来都是不用付费的。
依据这种理论，社会物质生产采用一种简便的生产方式。它的模式是：“资源—产品—废物”。这是一种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以排放大量废物为特征。据有关资料显示，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源只有约10％转变为产品，其余90％都作为废物排放掉了。因为它的前提示“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对它的消耗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在否认自然价值的前提下，采用最简便、排放大量废物的生产工艺，这是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由于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把它作为大自然的赠品，你可以开发利用，我也可以开发利用，实际上是你可以掠夺，我也可以掠夺.都无须付出代价，结果鼓励了资源的掠夺、浪费和滥用，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破坏，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因素。哈丁把这种现象称为“公有的悲剧。他形象地把地球比作公有草地，大家竞相在这里放牧，为了增加自己畜产品的收入，都拼命增加牛羊的头数，但是所有的人都不对恢复草地进行投资，由于长期的过度放牧，最后完全毁了这块草地。这是公有草地的悲剧。
这足否认自然价值的悲剧。
二、关于“自然价值”问题的思考
为了避免这一悲剧，学术界开始了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认为需要肯定自然价值.为自然资源消耗制定价格，实行付费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政策。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经济学家阿伦•康特尔认为，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资源制定价格，以便限制消费和给予保护”。
美国学者安德森发表《改善环境的经济动力》(1977)一书认为，需要为资源制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的市场功能正常运行时，每种资源应用的价格等于生产该种资源所消耗的资源的价值。
贾里尼在《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0)一书中，主张把海里的鱼的总量作为经济价值来计算。他认为，自然价值是“天赋遗产”，因为财富和福利是由自然的天赋遗产与人类努力的结合组成的。
美国学者克鲁蒂拉《自然环境经济学》(1975)一书中，把资源价值分为商品性资源价值和舒适性资源价值。
美国学者罗伯特•雷佩托发表《自然资源同样是生产性资产》(1989)一文，认为自然资源是经济资产，即生产性资产，它的价值不在于投资成本，而在于其所能产生的潜在收入。
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在《生态伦理学是否存在?》(1975)一文中，提出生命和自然界是有价值的，包括它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人们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此后他发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论证了自然价值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学术界也大体同时展开有关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讨论。笔者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1987)一文中，主张把“价值”和“功利”概念引入生态学的研究和实践，确认生命和自然界有经济价值，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经济计算，并出版了《自然价值论》一书(2003)。
三、“自然价值”至今没有被现代主流经济学认可
关键词：理性；精神；人性化；行为；演进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75-03
一、演进行为模型提出的缘由
社会学科中诸多学科的发展越来越明晰的暗示着这样一个特点：经济学从着重研究“物”的角度逐渐转向了重视“人”的角度，笔者称在这里将经济学从高度抽象的“理性人”向现实中的人的回归过程称为“经济学的人性化过程”。这一转变在主流经济学、博弈论、金融学、管理学，尤其是以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为代表的行为金融学和行为经济学、以史密斯(Vernon L. Smith)为代表的实验经济学的兴起等都诸多学科中得到了深刻体现。经济学的历史特点是逐步抽象化、形式化和数学化的过程，这一抽象过程的逐步加深逐步实现了经济学框架的统一性和理论的完美性，标志着经济学的成熟与完善。然经济学的逐步完善的过程也是逐步孕育自身否定因素的过程，经济学每一次抽象程度的提高，就意味着否定因素的进一步加强，这一否定因素的核心就是与抽象相对应的人之“个性”，这一否定因素是伴随着人类物质匮乏时代逐渐走向物质富裕时代的过程而逐步得到加强并凸显的，也是随着人类从权力时代逐步走向自由时代这一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逐步得到体现的。物质生活的逐步富裕和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和开放使得人之个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究竟是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人之个性能够得到张扬，还是人之个性张扬的内在要求和驱动使得经济和政治走到了今天的情景呢？笔者认为是后者！
人是有自我感觉、懂得体验和享受、并有着超强的创造力的高级动物，人的这些特征决定了人类天然具有强烈的欲望与冲动，这些欲望主要体现在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物质的方面决定人具有天然的自私性的一面，精神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情感与价值观，也就是人类天然有追求人生意义的价值取向和趋势，这就使得人类又天然具有同情心的一面，因为人的意义必然以他人为依据。人类的个性张扬就是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张扬。个性的张扬表现出来的是多方面的欲求，这种欲求的自由性与物质宇宙的天然秩序性形成了一种张力，物质世界的秩序性对人类形成了一种制约，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条件，但人的创造性和认识能力能够逐步减弱这一制约性，这就是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过程。在生产力落后，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为了生存，主要的欲求和矛盾体现在物质方面，这一物质方面的欲求反过来影响了那个历史条件下的人的思想与情感，历史条件决定了思想与情感必须为物质的追求服务，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理性”才真正能构成经济学的基础。
二、演进行为模型的建立
经济学的人性化过程必然要求我们全面考察人类的各项特征，一向被主流经学所忽略的有关人的一些重要属性不得不再次被提出来，其中最主要的有人的“自我意识”、人的“自我价值感”、人的“创造性”等。人具有创造性是一项事实，这是人与人之外其他一切生物在表现上的最大不同。怀特海在其《思维模式》中也提出过“创造为何是可能的？”这样的问题。一旦认识到人的创造性，我们就不能简单接受人的行为是“反应性选择过程”，而应是“创造性选择过程”，“创造性”的引进也直接否定了一个人偏好的稳定性假设，同时拓展了一个人决策行为的可选方案集合的边界，或者说这个边界是不断扩大的。在一个长期的视角和动态的行为过程中，创造性是不能忽略的。如同不能忽视人之“创造性”一样，同样也不能忽视人之“自我意识”或者说“自我价值感”。笔者认为这两个人之属性是相伴相生的，有创造性一定会触发出自我意识，有自我意识则一定也会逐渐演变出创造性，没有自我意识的创造性是不可能的，没有创造性的自我意识是必定会被淘汰的，从而也就不存在自我意识。创造性是适应性能力的高级阶段，是适应之后的改变的冲动与能力，这种冲动源自自我意识的更高级的自我实现要求。自我价值感是自我意识的精神枢纽和内在欲求，也是自我意识的必然结果，一个人自我意识淡薄，自我价值感也会同样趋于清淡。创造性的存在可能导致自我价值感的不断提升。这些都构成了一个人行为的深层的心理基础，而当前的行为理论和模型对此鲜有触及。引进这些有关人的重要属性，必须从长期的、动态的视角出发，因为创造性、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等都只有在连续的变化过程才能体现其重要作用，在静止的时刻必然会被抽象掉，正因为如此，演进行为模型是着眼于行为规律探讨的长期视角。
关于一个现实中人或者真实的人的行为过程笔者通过下图来揭示：
上图就是在引进了自我意识、创造性、和自我价值等概念之后的关系图。
箭头的方向代表着影响的方向。图中给出了两种理性的概念，“原始理性”是与人的物质追求相接近的概念，也是与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接近的概念，“综合理性”则是一个行为主体经过知识过程和人生体悟之后对物质和精神双重考虑的理性，这种理性是原始理性的升华之后的理性。一个人的目标主要是在综合理性下生成的。决定一个人创造性和适应能力的关键环节是“思考力”的培养，或者再具体一点说是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一个越是思想贫乏的人，其行为模式偏向于整个图形的右半部分，而思想丰富的人则越偏向于左边。
基于上面的框图所包含的内容，笔者在下文中逐步提出演进行为模型。
丁丁老师用如下模型解读了布坎南所评价的沙克尔的贡献：
这个模型给人的震撼是很大的。这个模型的含义是：当下的理性选择依赖于尚未出现的价值时，“最优”（最小成本实现既定目标）就无法在当下被确定，因为正是当下的选择决定了未来的潜在价值，也就是说，可选方案的集合依赖于选择本身而且依赖的方式是不确定的。这个模型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动态的过程中，“理性”必遭否定！也就是无法在“理性”的框架下解决问题，因为在动态中无法确定怎样做就是“理性”。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现实中的行为主体当前的最大满足感或者说效用并不取决于实现当前的某个目标，更多地取决于对未来的一种憧憬或期望。笔者提出两个工具性概念。一个行为主体为了实现未来某个不可明晰表达的目标，其间所做的各种最大化努力，称之为“模糊理性”，所追求的不可完全明晰的目标称为“模糊目标”。这里的模糊理性不同于以往的“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模糊理性是无法做到“理性”下的理性，它有“理性”的影子，但更是“理性”的非理性，“理性”和“有限理性”都是静止的概念，而模糊理性是与动态过程相联系的概念。“模糊目标”也不同于效用函数目标，效用建立在严格偏好假设基础上，必定是静止的概念，是有关“当下”的决策问题，而“模糊目标”是面向未来的，模糊目标的所对应的效用及效用函数在当前是无法确定的。由此，我们建立模糊目标函数如下：
现在的时刻为t，那么最大化的目标就是模糊目标函数ft+T(x)，其中T代表期望长度，与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要求及物质追求的程度还有个人的知识累积及把握世界的心智能力等有关。当T=0时，这个决策行为就退化为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决策行为，模糊目标也可以用效用函数来代替，因为在静止的当前时刻，理性和效用概念都是明确的。由此可以看出，主流经济学的决策模式是这个动态决策模式的一种特例，“理性”也仅是这种特殊条件下的概念而已。将前文中的重要概念纳入到上述决策模式中，完整的动态决策模型表述如下：
上述(1)―(5)式整体所构成的行为模型，笔者称之为“演进行为模型”。演进的含义是指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是随经验体验、知识积累、思考能力等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中：Vt表示“自我价值”变量；Mt表示“物质追求”变量，m取自material首字母；Pt表示“感知”变量，P取自perceptual variable首字母；Et表示“环境变量；上述四个变量决定了模糊目标的形成。 x*t-1(i=0，1，2…k)表示不同时刻的最优行为；Nt表示知识累积，N取自knowledge的第二个字母；St表示思考力，或者说批判性思考能力；Vt，Mt，Pt三变量又是上述三变量的函数。(x*t-1，x*t-2…x*t-k)代表过去的最优行为，揭示的是经验过程，k代表对过去行动的记忆长度，一个用心的行为主体的k较长，而不怎么用心的行为主体k较小，当k=0时，表示这个行为主体无记忆（这里的记忆主要指场景记忆，动物的行为模式中，k=0），在主流经济学的决策模式中，k可以看做为0，因为当前的决策与过去无关，相当于无记忆。St代表思考能力，严格来说，思考能力会影响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创造性，思考力是创造的源泉。Pt是沿用了海纳(Heiner)在“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可预期行为的起源”)一文中的模型里的概念Perceptual variable，称为感知变量或想象变量。用中文的说法，或许可以称为“悟知变量”，代表的是对整个环境的总体把握程度，这一能力主要来源于行为主体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和思考能力下的创造力大小。通过Pt，我们就达到了引进“创造性”概念的目的，因为一个行为主体的悟知能力越强，他的选择范围也会越大，体现了“创造性选择”的真实过程。因此Pt也构成了模糊目标函数的可选行动集合。整个模型的特点是，目标函数和可选行动的集合都是动态变化的。在某一个时刻，可选行动是内生变量，其他变量是外生的，而对于目标函数的确定和可选行动集合的边界确定，其他变量则又是内生的。
三、演进行为模型提出的经济学意义
演进行为模型就主流经济理论及相关模型的不足提出了相关的替代思想，主要有：
1.演进行为模型改变了传统决策中的目标函数。传统的目标函数总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效用的最大化又是以物质消费来体现的，这种目标效用是物质导向的，并且这种效用函数是假定偏好稳定的。演进行为模型则提出的是面向未来的模糊目标函数，兼顾了行为体的物质要求和自我价值要求，并且这个模型没有偏好稳定性假设，一切偏好都是在动态的过程中调整的。传统的目标是静止的，即目标由当前确定不再改变，而演进行为模型的目标函数不仅是面向未来的，而且是动态的，目标函数会随着多个变量的影响而做出理性调整。这符合作为个人在成长中的不断调整过程，也符合作为整体的社会在历史的继承中不断调整改变的现实。
2.对理性重新作了理解。在动态的过程中，一个行为主体没法确切知道如何行动是完全理性的，因此笔者提出了模糊理性的工具性的替代概念，但并不是要否认“理性”所包含的合理性。而且，对传统“理性”的“黑箱”做了全面分解和探析。传统“理性”，传统理性只假定行为主体是“理性”的，但对于理性是如何形成，如何变化以及理性如何引导行为等等是不做探讨的，所以“理性”概念被视为“黑箱”。笔者则将理性概念分解为原始理性和综合理性，并通过框图揭示两者理性的动态关系，并在两者理性之间通过思考的环节并结合人之经验、知识积累和人生体悟等连接起来，并指出一个成熟的行为人是在综合理性下做出决策的，而综合理性是包含了人之自我价值感和创造性能力的理性，显而易见这种理性并不能视为是完全自私自利的。这都严格有别于传统理性的范式。
3.对目标函数和可选行动集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作了调整。传统的做法是将目标函数与可选行动方案分离的，也就是可选方案与目标函数无关，比如，默顿(1969)的模型，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是分离的。这一点是不符合现实的，现实的情况是，目标的设定与行动的选择是相互影响的。本文中的演进行为模型则兼顾到了这一点，可选行动集通过感知变量与目标函数联系起来，而感知变量又与思考力联系起来，体现了学习和经验在动态决策中作用。
4.引入了创造性。传统的理性分析范式，是不讨论行为过程中的创造性特征的。他们将创造性理解为理性之后的结果，有效率一定会有创造。这一点在许成钢和汪丁丁的文章中已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否定。高度的竞争有损创造性！笔者则认为，将创造性过多地跟物质追求和效率联系在一起是不妥当的，即人类有创造性不仅仅是物质导向的结果，而是人类自我价值追求内在的驱动和要求。所以创造性不是在物质之后，而是在物质之前，更与人之自我价值感相贴近的概念，创造性是人类幸福感受的源泉，没有物质欲求的导向也会有创造的发生，而过度的物质追求反而会损害创造发生的温床。
5.与传统的理性范式相比，演进行为模型引入了更多的有关人的因素或变量。比如自我价值感，创造性、思考能力等，这些概念的引入才能将纯粹的经济理性人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人，只有引入了更多的人的因素，经济学的解释能力才能更强，才能更好地为了人类的未来福利做出正确的安排和制度导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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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