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5 1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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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5-0053-05
环渤海地区主要包括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和北京市、天津市等三省两市,国土面积52.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5.4%,既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核心区之一,又是我国流动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大,环渤海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已经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负面的,因此,当前探讨本地区流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显得尤为必要。
一、环渤海地区经济和人口发展的现状特点
(一)经济发展
1. 经济地位突出。2008年该地区GDP占全国比重接近26%,是我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环渤海三省两市GDP年均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地区人均GDP达到32,878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5倍。该地区是我国经济开发历史最长、强度最大的地区之一,据测算,目前该地区开发强度为1.7%,其中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开发强度分别达到了8.0%和5.4%,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该地区经济密度(地均GDP)达到了1,497.33万元/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8倍。
2. 经济区位优越。新亚欧大陆桥东部起点,跨东北、华北和华东三大地区。北京是全国铁路、公路和航空线路布局的核心,环渤海沿岸港口成为连接我国各大经济密集区的主要节点。环渤海地区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截止2008年底,该地区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里程和高速公路里程分别达到了14,612.3公里、503,735公里和11,877公里,分别占全国的18.3%、13.5%和19.7%。同时,区内港口吞吐能力很强。在我国16个规模以上港口中,有6个位于环渤海地区。该地区规模以上港口码头长度占全国22.9%,泊位个数为681个,占全国13.9%,其中万吨级别泊位达348个,占全国的32.3%。
(二)人口变动
1. 人口规模持续增大。2008年环渤海地区常住人口为23,592万人,占全国总数17.76%。2001年~2008年,环渤海地区总人口占全国比重仅提高0.27个百分点,但其常住人口增长了1,271万人,年均增长达到7.94‰。从历年数据来看,环渤海地区常住人口增速呈现加快趋势,2001年人口增长率仅为4.84‰,2008年则提高到了10.10‰,其中天津和北京最为显著,分别从3.03‰和19.38‰提高到了54.71‰和37.97‰。
2.人口密度不断提高。2000年以来环渤海地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从4.29万人提高到了2008年4.55万人,增长了0.26万人,年均增幅为6%。其中,北京市和天津市人口密度在这期间分别增长到2.03万人/平方公里和1.47万人/平方公里,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25%和18%。
3.人口分布趋于均衡。计算结果显示,2006年和2007年环渤海地区变异系数值分别为0.564、0.565,均小于全国,说明环渤海地区的人口分布是比较均衡的。从年度变动上看,2006年到2007年,以地级以上城市全市(含所辖县、市)为单元计算变异系数,环渤海地区的结果略有扩大,与全国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而如果以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为单元计算变异系数,则其结果有缩小趋势,这一点却与全国变化情况相反。
4.人口流向发达城市。据统计,2008年北京市和天津市人口机械增长率分别为3.5%、5.2%,明显高于其他三省,也明显低于本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3.42%和2.19%,可见两大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长主要由人口的迁移引起的,其中北京市人口机械增长率波动性较大,但始终保持在高位,天津市则逐年上升,尤其从2003年以来该指标快速提高,并于2006年超过了北京,说明天津市已成为环渤海地区吸引外来人口最具潜力的地区。
(三)城镇化水平
1.城镇化处于快速推进阶段。2000年~2008年期间,环渤海地区总人口增加了1,378万人,而同期城镇人口增加了3,049万人,乡村人口则从12,914万人减少到11,243万人,减少了1,671万人。2006年至2008年,该地区城镇人口年增长率与总人口年增长率的差值从18.9‰扩大到了23.4‰,说明城镇人口增长对总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2.城镇体系结构由单核心向多核心转变。目前本地区拥有县级以上城市114个,其中直辖市2个,副省级城市4个。合理的城镇结构一般呈序位分布,即城市规模越大,城市数目越少;城市规模越小,城市数目越多。本地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数目分别是10个、13个和19个。44个地级以上城市中的中等城市只有两个,如果考虑到该地区还有为数不少的发达县级城市,实际上中等城市的数目远大于大城市的数目。
二、环渤海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流动人口在环渤海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人口流动引起的人口规模和分布变动,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当前,环渤海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面临着如下主要问题:
第一,流动人口就业与城镇化质量不协调。一般而言,经济因素是引起人口流动的主因,流动人口反过来为经济增长提供要素支持。计量结果显示,环渤海地区地级以上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主要依靠城市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岗位,其中建筑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会带动2.6个流动人口的涌入,而第三产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会带动1.2个流动人口的涌入,这说明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仍以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其中建筑业的吸引力大于第三产业。建筑业就业具有典型的“流动性”特征,但是随着未来环渤海地区城镇化推进速度下降,建筑业发展步伐也将放缓,其所能提供就业岗位随之减少,这意味着流动人口有较强的“回流性”,即一旦就业岗位减少,他们将不得不重新返回流出地,从而影响地区城镇化进程。短期内,环渤海地区城市建筑业就业岗位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最大,说明该地区的城市难以为流动人口提供长期固定的工作岗位,使流动人口规模长期维持在高水平,这最终会影响到环渤海地区的城镇化质量。
第二,流动人口素质与现代产业发展不协调。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素质总体不高,无法适应现代产业发展。一方面,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低于流入目标城市的常住居民整体的水平,2008年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地区常住居民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分别为51.5%和40.2%,而同年两地的外来流动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仅占38.9%和20.9%,作为两市流入人口重要来源地的河北、辽宁、山东三省的常住人口受教育水平也明显偏低,这就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就业市场中处于劣势,对于行业、工种和待遇的选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进入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就业的人数比较有限。相当大一部分流动人口主要从事建筑业和传统服务业,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就是人员流动性大、季节性强、技能低、工作环境艰苦、收入低等,于是决定了他们很难适应现代产业发展的需要,因而很难在城市扎根落户。
第三,人口流动规模与和谐社会建设不协调。实践表明,持续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将对和谐社会建设带来一系列的挑战,造成社会管理的诸多困难,比如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其次,长时期大规模人口流动会造成并固化社会二元结构,由于大量流动人口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城镇化来解决,即便是可以,国家和地方财政也很难拿出一笔经费来支付这么高的成本。此外,大规模人口流动加剧社会经济的波动性。流动人口的“流动性”造成人口分布的不稳定,尤其是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人口分布不稳定性带来基本公共服务相应的流动,而这个环节要付出很高的制度成本和心理成本。况且,部分基本公共服务甚至是不可转移的,这样容易加剧地区间矛盾。
第四,人口流动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不协调。人口的过度集中会给城市造成很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目前,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一些环渤海城市常住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2007年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已占到常住人口的25.6%,2008年天津市也达到了19.4%。数据显示,环渤海地区是全国流动人口流入的主要目标地区之一,然而,京津冀地区却是我国水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该地区人口持续增长必然加剧水资源紧张局面。以北京市为例,目前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于3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也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8。并且,城市过度膨胀严重恶化区域生态环境。根据2006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全球空气质量最差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3个,其中包括环渤海地区的天津、沈阳、济南、北京、鞍山等五个城市名列其中。
三、环渤海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
新时期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口素质,加快体制创新,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框架,引导环渤海地区人口合理分布和有序流动,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相互促进,这既能够适应地区人口变化趋势,又能够体现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
推动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坚持以下原则: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化相适应、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主体功能相适应、人口流动与地区产业结构相适应、流动人口素质与城市现代化发展相适应。我们认为,“十二五”时期环渤海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发展的重点任务是:
第一,引导人口有序流动,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十一五”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准天津滨海新区和沈阳经济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出台指导意见将辽宁沿海经济带、黄河三角洲高效能生态经济区升格为国家战略。这些区域开放开发将迅速集聚包括人口在内的各种要素资源,带动环渤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当前及今后十年,引导环渤海地区人口有序流动,特别向天津滨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人口承载力高、产业集聚能力强的地区流动,能有效解决当地劳动力不足问题,提高区域就业水平,开创流入地或流出地形成双赢的局面。对于上述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要结合本地情况,创新体制机制,逐步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允许有条件的外来人员落户,并创造条件给予外来人员享受市民同等待遇。
第二,优化人口空间分布,加快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人口适度集聚,特别是专业劳动力空间集聚,既有利于建立地区性劳动力市场,也有利于增强专业知识溢出效应,最终实现地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目的。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专业化分工较强,来自不同地区人口往往从事某种特定行业,从而构建起协作良好的分工网络,通过地区产业多样化的途径提高经济效率,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动态优化。因此,要加强对环渤海地区资源环境容量的动态评估,适当提高中等城市人口密度。坚持集聚经济发展导向,协调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关系,限制过度追求城市空间扩张,以避免大量流动人口(如失地农民)产生。消除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有形或无形分割,允许人口自由、平等、有序的流动,在市场力量和政府引导之下形成空间合理分布。
第三,提高流动人口素质,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流动人口素质影响到流入地或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劳动者,流动人口素质密切关系到经济投入要素的质量,并最终决定了产出劳动效率水平。作为消费者,流动人口素质日益影响到地区市场产品结构,从而决定地区专业市场发展水平。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扩散的承担者,流动人口素质不仅对技术创新区际传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还对产业地区间扩散转移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流动人口素质推动了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要重视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建立社会化劳动技能培训体系,更多给予流动人口免费接受培训的机会,这些措施对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第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城乡统筹步伐和缩小区域差距的直接动力,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完善环渤海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应包括基础服务和基本保障两类,前者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教育和公共交通;后者则涵盖生活保障(含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要加快推进环渤海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各省应在2020年之前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水平适度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统一、标准的一致和水平的均衡。
第五,建立地区援助机制,解决落后地区贫困问题。环渤海地区内部发展差距还比较大,各省市都还有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贫困地区,环京津贫困带便是这类地区的典型代表。国内外经验表明,落后地区的长期存在不利于地区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更严重威胁着地区社会稳定。为此,要将建立环渤海区域性援助机制尽快提上议程。这种援助机制包括援助政策设计、援助机构设立、援助资金募集、援助项目评估等四个方面。由于国家和各省在“十一五”期间加大了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工程建设投入,大大缓解了各地区交通落后、生态环境恶劣等问题。在“十二五”期间,环渤海的落后地区将迎来追赶发展的机遇期,因此地区援助机制要因地制宜调整人口空间分布,采取“移业就民”、“生态产业导入”等多种模式帮助这类地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尽快消除区域性贫困问题。
四、具体政策措施建议
第一,深化城乡体制改革,稳妥推动城镇化进程。首先,把户籍制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积极简化流动人口登记手续,提高流动人口登记的信息化水平。放宽流动人口到中小城市落户的门槛,给予市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待遇。其次,加快土地管理体制改革。严格控制农村宅基地的规模,改革原来宅基地申请制度,有保有压,不鼓励农民申请耕地建房,加快农村宅基地和耕地确权工作。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鼓励宅基地在农户之间流转。编制新农村规划,积极鼓励农户集约用地建房,通过土地整理等方式,回笼部分农村宅基地。限制外出人员回乡建房挤占农地,引导他们就近到城镇或县城落户。对于自购商品房的农民,目前不宜收回其在农村的承包地,但可作价、有期限、有条件收回其农村宅基地。对于购买公用住房的农民,应作价无条件收回其农村宅基地,并有条件、有期限收回其农村承包地。最后,探索最优城镇规模体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二五”时期,重点推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中小城市集聚力和辐射力,发展具有产业特色的县域经济。一方面,改变长期使用计划手段来实现“土地指标占补平衡”的办法,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土地占补平衡指标有偿交易市场,扩大城乡建设资金来源;另一方面,提高县级财政分成比例,扭转当前县级财政过度依赖出售土地的局面。
第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扩大流动人口就业。经历改革开放30年建设,环渤海地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已开始显现结构臃肿的现象,为了避免陷入萧条困境,应及时实施产业结构升级,鼓励传统制造业向周边二、三线城市转移,避免“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象。激励政策和规制手段必须同时出台,对于主导搬迁的企业应享受税收返还、固定资产投资纳税打折等优惠政策,对于被动搬迁的企业则采取更严厉的办法,提高其运营成本,以促其尽快外移。只有实施这种“移业就民”政策才能有效地解决大量流动人口涌入特大城市、大城市问题。引导人口向中小城市有序流动、就近从业、合理集中。针对当地具有规模优势的产业集群,宜对流动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使之实现顺利就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以辽东湾为核心辽宁沿海经济带和以京津唐为核心的京津冀都市圈是承接流动人口的重点区域,也是创造就业机会重要地带。相反,黄河三角洲高效能生态经济区则对原有经济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和产业升级,重点发展生态产业和循环经济,这些产业解决就业问题有限。
第三,建立省级对话平台,妥善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环渤海地区三省两市省长级领导对话平台是地区流动人口问题的高层互动形式,可以每年定期举办,由省级领导参加,会议内容重点就是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其中流动人口问题应列为会谈的重点,展开实质性磋商,最后达成协议文件并付诸于实施。特别要重点围绕以下两方面内容进行深入交流:一方面,发挥重点区域辐射作用,引导人口向重点区域适度集聚,重点区域包括国家战略区域、重化工业基地和特大城市新城。如天津滨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能生态经济区,要以市场机制为导向,放宽落户条件,建立区域性人才交流市场,引进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满足快速发展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用工需求;另一方面,重视问题区域,及时出台措施缓解日益加剧的流动问题。重点关注两类问题区域。第一种是特大城市,主要针对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日益突出的流动人口问题,包括劳动就业、子女教育、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居住迁徙等。第二种类型指环渤海地区贫困地区,包括环京津贫困带、鲁西南、辽西北等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建立地区援助机制是国际通行的经验,这也是环渤海地区省级领导对话机制内容,重点探讨建立一个环渤海地区落后地区发展基金,以项目开发形式帮助落后地区发展。
第四,完善地区协作机制,推动服务管理一体化。除了省部级领导对话平台之外,地区人口流动协作机制也是人口服务管理部门定期沟通协调的重要渠道。建立流动人口机制的关键在于制度化建设,包括联席机构、组成人员和磋商内容。联席机构由各省人口计生委和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管理部门组成,专设三省两市流动人口协作临时机构;每年择期围绕一个区域性人口问题展开磋商,提出实质性解决方案,工作目标就是逐步实现区域内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每年定期召集三省两市人口计生委举办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会议,负责起草地区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会议主题、行动纲领和逐步实施的框架协议,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的年度评估。地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协作机构负责人可由国家计生委分管领导担任,也可由三省两市领导轮流担任。区域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重要内容应包括:流动人口信息共享,问题区域人口密度的跟踪,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互认制度,深入评估流动人口对区域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的影响等。
第五,关注重点人群生活,及时提供必要社会救助。第一类群体是城市农民工。环渤海地区农民工主要来自河北、四川、重庆、河南等省,重点解决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问题,宜于企业缴纳;向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提高他们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组织农民工临时工会,提高这群体的组织性和法律地位,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第二类群体是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由于该群体约占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规模1/4左右,其生活和工作环境需要人口计生部门提供必要生育、维权等妇女关爱服务;第三类群体是大学生“蚁族”。北京是我国“蚁族”规模最大的集中地,他们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其中环渤海地区占相当高的比例。跟“北飘”相比,“蚁族”带有弱小、高智、群居等特点,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生活环境恶劣,收入很低,应对自身社会风险能力低。对此,出台政策措施解决“蚁族”问题,一方面,将“蚁族”群体纳入全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社会保障范围;另一方面,设立“蚁族”援助社会服务机构,特别针对性地解决他们的心态和求职问题,尽可能地减少负面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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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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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呼应全局。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改善民生的基础性战略来抓。一是增强预见性和全局性，更为积极地推进人口战略研究，将人口因素置于重大决策链的前端，使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真正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二是注重稳定性和连续性，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人口计生工作的首要任务，特别是把农村这个重点和流动人口这个难点抓好，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适应。三是增强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人口计生工作纳入改善民生的全局部署之中抓好落实，维护好、发展好广大计生家庭和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真正作为造福群众的大事、好事、实事。一是结合当前重大改革，围绕计划生育家庭在优生优育、子女成才、抵御风险、生殖健康、家庭致富以及养老保障等六个方面的需求，在更大范围内整合政策和资源，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优先优厚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二是把关心、关爱、关怀群众的生育健康、生殖健康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围绕着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狠抓落实。三是充分尊重群众的计划生育主人翁地位和首创精神，通过全面规范政务公开、实行村民自治等措施，健全民主管理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计划生育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益问题。
坚持协调发展。要统筹兼顾好几个关系。一是在工作目标上，要处理好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关系，在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要充分尊重人类自身发展规律，并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和老龄化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二是在工作出发点上，要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群众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关系，注重实现计划生育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的同向性。三是在工作标准上，要处理好完成人口计划与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的关系。四是在统筹政策上，要处理好均等与优先的关系，要争取经济社会重大决策尤其是与人民群众戚戚相关的惠民利民政策，都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优先优待，而绝不能与国策抵触，更不能阻碍国策的有效施行。
坚持呼应全局。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改善民生的基础性战略来抓。一是增强预见性和全局性，更为积极地推进人口战略研究，将人口因素置于重大决策链的前端，使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真正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二是注重稳定性和连续性，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人口计生工作的首要任务，特别是把农村这个重点和流动人口这个难点抓好，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适应。三是增强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人口计生工作纳入改善民生的全局部署之中抓好落实，维护好、发展好广大计生家庭和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真正作为造福群众的大事、好事、实事。一是结合当前重大改革，围绕计划生育家庭在优生优育、子女成才、抵御风险、生殖健康、家庭致富以及养老保障等六个方面的需求，在更大范围内整合政策和资源，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优先优厚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二是把关心、关爱、关怀群众的生育健康、生殖健康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围绕着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狠抓落实。三是充分尊重群众的计划生育主人翁地位和首创精神，通过全面规范政务公开、实行村民自治等措施，健全民主管理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计划生育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益问题。
坚持协调发展。要统筹兼顾好几个关系。一是在工作目标上，要处理好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关系，在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要充分尊重人类自身发展规律，并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和老龄化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二是在工作出发点上，要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群众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关系，注重实现计划生育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的同向性。三是在工作标准上，要处理好完成人口计划与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的关系。四是在统筹政策上，要处理好均等与优先的关系，要争取经济社会重大决策尤其是与人民群众戚戚相关的惠民利民政策，都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优先优待，而绝不能与国策抵触，更不能阻碍国策的有效施行。
刚才，建华同志全面回顾了“十一五”时期人口计生工作，安排部署了今年和“十二五”的工作。我完全同意。青羊、双流、崇州、市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办公室作了很好的经验交流。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在统筹城乡发展全局中谋划更重要的角色
市委全委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描绘了今后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并提出了“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的新要求。
为“十二五”规划实现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是人口计生工作的职责所在。“十二五”时期，随着我市统筹城乡发展、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也将带来人口面貌的深刻变化。比如人口大规模流动和人口城镇化，不仅使经济格局和资源要素配置格局发生改变，包括二元结构逐步打破，产业结构、布局得到调整和优化，产业协作加强，生产要素集聚，市场规模扩大，城乡资源配置优化，也将使人口福利模式和基本公共服务模式发生改变，还将促进新的消费模式的出现，城镇化释放大量的就业空间，大量涌入的“新市民”将极大地拉动消费，内需和消费得以扩大并可能在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
迎接和应对人口、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的变化，必须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任务，特别要关注市场化、城镇化、老龄化背景下系统的人口发展政策体系的设定，不断完善人口发展政策体系和人口服务管理模式；必须积极稳妥地促进人口计生服务模式转型，加快推进基层队伍的职业化建设，在促进人口发展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必须建立健全稳定增长、保障有力的财政投入机制，优化支出结构，并加强投入效益评估，努力实现效益和效率的最大化。
二、在推进“两个统筹”中实现人口计生工作高位求进
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是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既有田园城市的内涵，又有现代化特点。就其核心含义来说，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要按照“两个统筹”的要求，也就是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的统筹解决，努力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其次，要促进人力资本的开发、积蓄和利用，实现人口大市向人力资本强市的转变，全面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第三，要切实加强人口发展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升人口健康、福利与保障水平，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和家庭保健、家庭发展能力。
“两个统筹”并不单纯是人口计生工作，而是人口计生工作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必然要求，应当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通过政府行为、政策导向来实现。要把“两个统筹”贯穿于人口计生全部工作中。
要坚持人口、资源、环境统筹协调，综合治理。人口、资源、环境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的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要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框架内统筹安排，作为各项发展规划和公共政策出台的首要要素考虑，作为科学发展考核评估体系中的硬约束指标，纳入公共财政投入的优先保障领域。
要构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长效体制机制。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提高对人口问题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判断与认识。要加强人口信息的综合分析与应用，制定着眼当前、谋划长远的规划体系。要积极构建系统的社会政策体系和人口福利模式。要打造依托家庭和社区的广覆盖、低成本、高效能的人口发展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网络。
要推进人力资本的开发、积蓄及利用。在破除限制人口自由迁移与流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的基础上，引导城乡人口的有序流动，促进资源要素合理配置。通过城乡统筹促进国民享有均等的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切实保障大规模流动人口的权益和服务保障问题，尤其是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子女的教育问题等，帮助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时展。
三、在改革开放中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是全市人口计生工作立足本职、服务全局的基本目标。要力争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实现这一目标。
要把改革作为基本动力，推进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积极争取国家、省人口计生委支持，积极推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试验区、先导区建设。要紧紧围绕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创新，更加注重利益导向，更加注重协调发展，加快实施人口均衡发展、人力资本强市、人口有序流动战略。要整合相关政策，强化公共服务，全面提升人口和计划生育依法行政、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水平。
(一)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
生态位理论认为，个体为适应环境所采取的生存策略，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一是个体与环境的信息和资源的交换情况;二是个体自身应对环境因子的决策能力。个体在构建生态位过程中，能够实现与环境之间的协同“进化”，并打上环境的“烙印”。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是特定区位环境中(通常指行政区域)的职业教育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占据的位置，反映了区域经济社会对本地职业教育产生的“利基(niche)”现象，体现了职业教育在该地区的发展状况。具体来说，职业教育通过自身要素来影响区域发展的技术、人力资源、社会文化、资金和政策流向，从而提高发展能力，拓展发展空间，实现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最终达到生态位构建的目的。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是一种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自我调节方式，不仅强调职业教育与区域环境的协同作用，还揭示了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反馈作用。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能够从环境、资源、能力等三个维度分析和解释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相关联的特定的时间位置、空间位置和功能地位，并检验区域经济社会的“系统设计”能力，还可以用来检验职业教育体系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融合程度，体现了职业教育在区域空间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区域社会整体能力提升承担的作用。按照双轨迹演化观点，任何主体在环境作用下的生态位构建过程中会导致进化惯量与动量的变化。同样，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发展的惯性，这种惯性通常为职业教育对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最适宜生态位的贴近程度。职业教育生态位适宜度越高，说明职业教育体系越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反之，则不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之相对的进化动量反映了职教主体偏离社会需求的程度，教育进化动量越大，其偏离社会需求程度越大，其趋适性也就越大。双轨迹演化模型的观点不仅反映了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与空间环境的协调演化规律，还反映了职业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程度。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广泛存在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往往表现在职业院校发展状况、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布局和是否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等方面。
(二)职业教育的空间选择
职业教育的空间选择就是建立与当地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人口数量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布局和层级，并确定自身在区域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我国区域经济通常以地市级行政区划为单位，形成具有特色的地域板块机构。由于投资主体的关系，职业院校通常由地级市及以下行政机构主办，并承担着为服务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所以在空间选择上也以行政区划为单位。通常，职业教育的空间选择主要与区域经济总量、产业结构、产业类型、人口总量等有关，并影响到职业院校的内部办学活动。区域经济总量的高低直接与职业院校的投入有关，地方经济总量越大，地方财政也就越充沛，职业教育经费自然投入也相对较高，能够改善办学条件。产业结构与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教育层级有关。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只有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相似，才能培养符合区域经济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区域经济社会才能为职业教育提供丰富的办学资源。此外，产业结构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产业链的层级与职业教育的层级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区域经济社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时，职业教育也多半是围绕劳动密集型产业设置中等职业教育层级;当区域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占多数时，职业教育也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培养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高端技能型人才。这种职业教育结构往往能够通过区域经济社会的反馈效应获得产品市场在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从而指导自身发展。人口总量则与职业院校的布局、密度、规模有关。一般来说，区域人口总量越多，学龄人口也就越多，在职教与普教比例相当的条件下，职业教育的学生数也就越多，从而对职业院校的规模、布局和密度产生影响。
二、职业教育空间选择过程中的生态位构建现象
职业教育空间选择的过程是职业教育根据区域经济社会的特点，发展出合适的层次、类型和结构并相互协调发展的过程。在职业教育选择区域环境后，早期的区域经济社会为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投入设备、资金、政策、产业、技术和人才等职业教育要素;当区域环境改善后，职业教育将由补偿发展变为自主发展，如主动吸引企业合作，吸引政府、企业的设备、资金、政策投入职教体系，职业教育以产业增值、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为产出回馈区域经济社会，形成一种良性反馈，实现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并在区域经济社会中建立起稳定的职业教育生态位。从职业教育的空间选择与生态位构建过程中可以看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以及政府治理结构都决定着职业教育空间选择和生态位构建，而职业教育也能够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效果。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适应性。职业教育对区域环境提供的设备、资金、技术、人才以及政策甚至区域文化等具有适应性，并反映到办学体制、发展决策上。二是职业教育具有区域反馈性。以职业院校为例，当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能够持续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时，它们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且这种促进作用能够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办学活动中。三是职业教育对生态位具有继承性。职业教育能够在当地现有的教育水平、产业结构和工业化进程的基础上进行发展，能够对其生态位的上下游传递资源和信息，并施加自身影响，从而完成生态位的“稳定性”。因此，这是一种功能属性的继承，非知识与实物的继承。
三、生态位构建对职业教育产业空间选择的影响
(一)生态位构建增强了职业教育空间选择效应
职业教育受到区位空间的多重选择作用。区位空间通过产业、技术、人力资源、资金、设备和制度等环境因子，使职业教育在规模、组织形式、专业设置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区位特点。因此，以生态位构建为基础的职业教育空间选择，可以认为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一方面，区域经济社会提供生源、经费投入、产业基础和政策环境，为职业教育营造一个适宜发展的承载空间，实现职业教育的正向选择;另一方面，匹配的职业教育能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的技术人才。正是这种区位空间下的双向选择作用，使职业教育具有独特性，基于区域经济社会特点，又使职业教育具备了多样性，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实现了最适宜区位空间的选择。职业教育不同区位空间的进化惯量与动量间的差异，正是其生态位构建上特殊规律的一种定量表征。职业教育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环境中尽管受到多重因子的作用，但其具有相同的生态位动力机制:进化动量和进化惯量的相互作用使区域空间内的职业教育个体达到动态平衡。这种动态性说明了职业教育主体对空间环境的选择在不同尺度上存在不同的“能级”，这种“能级”有可能随着空间尺度的变化而变化，让职教个体最终产生不同的生态位，形成不同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所以，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可以通过空间中的多因素“巧妙妥协”达到平衡状态和多样化的生态演化结果，从而维持强有力的发展张力。
(二)区域经济社会属性决定了职业教育的类型
我国职业教育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态势，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和中西部地区分别建立起各具特色的职业教育。这些地区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高度的产业关联性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环境“土壤”，具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成本优势、办学差异化优势和技术创新优势等。但这些地理空间内部的不同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同样具有异质性，经济类型、政策机制和区域文化的这种差异性使得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的动力机制、发展路径也往往表现得不一样。设备、资金、技术、人才属于职业教育的内在需求，而产业类型、地方政策和区域文化则属于职业教育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变量影响着地方职业教育体系内部设备、资金、技术等内部变量的类型，如外向型经济区域的技术、人才等往往国际化，其传导到职业教育内部的变量也不同于内向型经济的区域。从生态位构建的要求来看，职业教育生态位的建立往往与外部发展环境的变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外部变量成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属性，而属性的强弱，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生态位的构建。不难看出，职业教育发展类型并不以地理空间为划分依据，而是体现了强烈的地区经济文化属性。当产业经济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占主导地位时，职业教育在进化动量与惯量的双重作用下，生态位也受到深刻影响。因此，按照区域经济社会属性在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中的中心作用，可以将职业教育的空间选择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适应型职业教育。具有本地属性的区位空间，强调地方性和社会文化在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中的中心作用。选择这类空间的职业教育具有较低的进化惯量和较高的进化动量。这些地区的资源环境要素产生的逆向选择，使职业教育从内涵到外延都需要进一步调整，直到适应区位资源的承载力为止。这种职业教育表现为外源性职业教育。第二类是发展型职业教育。具有产业属性的区位空间，强调全球化与产业技术在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中的支配作用。选择这类空间的职业教育具有较高的进化惯量和较低的进化动量。这类职业教育需通过扩大自身规模达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是一种内源性职业教育。第三类是行政主导型职业教育。具有政策属性的区位空间，强调政策与政府调控在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中的主导作用。这类职业教育进化动量和进化惯量介于前述两种类型之间。但这类职业教育同时受到外部资源环境和内部自身规模的双重压力，是一种多源性职业教育。
(三)生态位构建为职业教育提供不同演化模式
根据上述空间选择类型，按照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的结果，可将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类型分为区域输出、区域融合和跨国输出三种形式，分别对应适应型职业教育、行政主导型职业教育和发展型职业教育。适应型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力资源在满足本地区需求外，部分输出到其他产业发展空间;行政主导型职业教育的产出能够被本区域吸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发展型职业教育发展为跨国输出型，这种输出不表现为人才的输出，而是将技术知识通过产品的方式来实现全球化的流通。从职业教育空间选择的类型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同空间的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机制虽然相同，但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生态位动态演化路径:一种是以注重物质———“人”为目标的职业教育主体，大多选择地方性的区位空间，强调物化的人在空间生态位构建中的作用;另一种是以技术创新为目标的职业教育主体，大多选择具有新的生产技术和外向型产业体系的区位空间，强调虚化的知识技能在空间生态位构建中的作用。生态位构建具有不同演化路径的原因，在于职业教育对不同尺度空间的环境因子选择差异。这说明职业教育的选择可随空间尺度的变化而改变，不同尺度上的生态演化路径可以产生不同的发展模式，实现职业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四、结语
关键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梅州；三农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农业大市，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梅州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通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梅州解决“三农”难题的根本出路。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对解决梅州“三农”难题的意义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推动梅州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战略选择
改革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一个特点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存在二元分割。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在一定时间内有所缩小。但是，这种改革只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经济自身的活力，并没有触动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基，也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发展体系。随着后来的改革向城市延伸，加上国家财政收支、国民收入再分配、土地增值收益的使用及金融支持等方面的向城市倾斜，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农业在区域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下降。使一度被掩盖的城乡矛盾、工农矛盾再度激化，出现了农村经济发展难、农产品销售难、农民增收难、农村劳动力转移难等种种难题。
反过来，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增收困难，又严重制约着我国内需的扩大。这一结果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还影响到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严重损害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梅州的情况亦如此，一直以来的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加缓慢，也严重地制约了梅州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才能推动梅州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增强梅州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
2006年，全国的人均GDP超过1800美元，广东是3500美元，而梅州只有区区900美元，不仅跟广东省的平均水平差距很大，就是跟全国的平均水平也有不小的差距。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方而的差距更加突出：农村居民得到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以及水、电、通信等公用基础设施服务，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与城市居民存在着巨大差别。这种差距的长期存在，不但影响到农村社会的文明进步，也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只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解决梅州农村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才能不断增强梅州的综合实力，从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梅州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立足全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做到以工带农，以农促工，城乡协调，共同发展。我国虽然在2000年总体已经上实现了小康，但是城乡居民之间的各种差距特别是收入差距还较大，在相当部分的农村地区实际上还没有达到小康，甚至有的地方还没有脱贫。在梅州，情况亦如此。在八个县（市、区）中，仍有三个扶贫重点县，总人口超过两百万人，占梅州总人口的四成多。因此，要把消除贫困、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各地的协调发展贯穿在梅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整个过程之中。在国家必要的政策扶持下，鼓励贫困地区的广大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提高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采取综合治理方式，集中力量改善贫困人口集中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生产生活环境。要始终把最低收入的贫困人口作为帮助扶持的基本对象，把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作为工作重点。只有实现了贫困地区的奔康致富，才能说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梅州“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为了解决“三农”难题，中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要求，其中就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放在首位。这表明：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大课题。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是薄弱地区，农民是弱势群体。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民问题，始终是决定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社会安定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梅州作为农业大市，目前有六成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条件异常条件下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加上梅州农村耕地的逐年减少、个别地方水资源的趋于紧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增加、农副产品市场竞争的激烈等情况，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农民收入下降的情况。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努力消除城乡壁垒，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民进城和外出务工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二、统筹城乡发展与解决梅州“三农”难题的对策
（一）发展和壮大梅州的县域经济
梅州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县域经济。但是目前梅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多数市（县、区）经济实力弱，还有三个扶贫重点县。因此，要高度重视发展县域经济，壮大县域经济，这是梅州经济加快发展的希望所在。从各地的发展上看，县域经济的壮大和发展，离不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支撑和带动。从梅州本地看，市（县、区）工业企业并不多，特别是龙头工业企业更少，这种状况必须逐步地加以改变。否则，城乡二元结构无法打破，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难以实现。
发展县域经济，首先要牢固树立发展意识，营造良好的环境。借助目前梅州已经形成的招商引资的热潮，下功夫抓好投资软硬环境建设，降低门槛，放宽领域，改善服务，大量吸引外来客商投资置业，鼓励当地能人创办企业，促进县域经济的大发展。
其次，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在项目审批、土地开发、税收、金融等方面给子更大的支持，充分调动各市（县、区）发展县域经济的积极性。
再次，县域工业的发展要突出特色。有特色才有竞争力，有竞争力才能有生命力。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利用现有的产业基础和条件，找准优势，认清前景，准确定位，突出特色，发展自己的强项，打出自己的品牌。同时要从众多的中小企业中选择部分有潜力、有前景的企业，重点加以培育扶持，使之尽快发展成为县域工业的骨干和支柱。
最后，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从梅州当地的实际来看，民营经济在各市（县、区）的经济发展中都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各级政府要从政策及体制上保护、支持、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使它们在推动生产的发展、提高地区综合实力、增加财政收入、活跃市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
（二）加快梅州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梅州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得到加速。但是，目前梅州的发展水平还较低，与广东省甚至全国的平均水平都有很大的差距。要摆脱困境，就必须摆脱传统思维定式，把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把加快工业发展，狠抓招商引资作为重中之重。用工业化理念大力推进梅州的农业产业化，重点抓好特色农业和农产品的深加工业。要切实抓好农业企业的发展，培育龙头企业，使特色优势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加快工业化进程要与城市化相结合，充分提高小城镇的地位，发挥小城镇的作用，把城市化或城镇化与工业化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要更有力地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推进梅州农业产业化，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由于过去梅州的农业是“重生产、轻加工”的不合理发展，虽然当前农业产业化开发和经营有一定的成绩，但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产业链条还不完整，甚至有断裂。这就要求农业产业化经营在某个环节取得突破后，应尽快把整个产业链条续接起来，完成“由一环突进”到“各环节连接”的跨越，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健康、快速的发展。毋庸置疑，农业产业化是新形势下梅州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必将日益明显。因此，要制定和实施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及发展、相应加工工业布局及发展的规划，以利于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向纵深发展，形成科学合理的农业生产力布局；以利于尽快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力，积极主动地应对市场竞争的挑战；以利于夯实农民增收的产业基础，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以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水平，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四）多渠道安置农民就业，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1、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化。通过发展本地的非农产业，如工业，农产品的深加工业，农产品的流通业，为生产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等，可以大量地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就业，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政府通过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也可以减少劳务输出成本、提高劳务经济效益。
2、广开门路，多渠道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各地一定要将劳务输出作为本地区的产业来抓。在今后的发展中，政府要有序地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本地和外地两个市场实现战略性转移。为此，各级政府一定要安排出一定资金，用于解决农村劳务输出、劳动力转移的业务培训和市县乡三级劳务输出信息网络平台的建设，有组织地输出劳动力。做到条件许可的农户每户都有一人及以上投入到了劳务输出的大军中，这不但可以解决农民增收的难题，也可以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人们观念的转变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仅是梅州，也是全国广大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壮举，更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李杰,翟瑞先.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J].经济论坛,2005(4).
2、陈承红.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难题[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1).
我国关于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与国外相比时间较短，国外关于公路交通的研究事从19世纪开始的，主要研究为李斯特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目的，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交通运输业，并详尽论述了交通运输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之上法国对公路交通运输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并运用到实践，例如，合理设计国土规划、协调法国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其主要的措施是在完善欠发达地区基础服务设施的基础之上，将发达地区产业进行转移，从而实现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其中完善的基础设施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公路交通的完善与规划设计。
通过一系列的改善区域公路交通环境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除此之外还有日本的“五全综”、韩国的国土规划重点内容都是对公路交通的规划与设计。总体来说，国外关于公路交通业的研究具有以下结论：（1）公路交通业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支撑与载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2）公路交通运输业的灵活性与成本的廉价性，大大降低了企业生产及人们生活的成本，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财富；（3）公路交通设施的建设是区域基础服务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具有较强调控能力，也是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4）公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协调的关系，因此，公路交通业的发展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公路交通的发展超前与滞后都不利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关于公路交通的研究晚于国外，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较慢，造成公路交通发展缓慢，导致公路交通的研究也较晚，纵观我国关于公路交通的研究主要有交替推拉、相互作用、外部效果三种理论。“交替推拉理论”指的是随着区域城镇化速度加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提高，区域发展需求对公路交通的供给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公路交通在不断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中不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公路交通的不断发展又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从而催生出一批新的产业与行业。在此阶段，公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作用非常明显，这种促进作用不仅表现在支持经济增长上，还表现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好的发展机会。“相互作用理论”是指公路交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区域公路交通的发展既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首先，公路交通成为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经济联系的纽带与桥梁，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
最终会引起区域交通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地区公路交通业的发展。“外部效果理论”认为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如，生产活动的工厂对其周边公路交通的要求较高，但公路交通的发展对城市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外部效益。项目的开发对于一定区域公路交通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使得原来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地区业有机会进行开发，从而促进整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必将极大地提高公路项目“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外部效果，也就是提高交通项目的间接经济效益。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于公路交通与经济社会相关性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的成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偏向宏观，而对于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微观角度研究不足，如运用经济地理的增长极理论、涓滴效应、梯度外推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较少。
2公路交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合理配置资源及减少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最佳效益，如果将一个区域看做生态系统，为使其发挥最大的作用，首先要分清区域这个系统的结构与配置，只有结构合理、配置科学，才能够更好地促进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其次是处理好系统内部产业与产业的衔接，只有高效的衔接才能够为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合作提供保障与基础；最后是协调好区域与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减小区域间的竞争，增强区域间经济合作。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无不贯穿着公路交通的巨大作用。
（1）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使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公路交通的建设，对于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公路交通的发展会改善区域的区位条件，一方面促进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佩鲁“增长极”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初期的增长一定是不均衡的增长，经济发展水平有先有后，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心地区地租的增高，生产成本的提高，经济后出现扩散现象，而在扩散过程中公路交通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公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发达地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逐渐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从而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
（2）公路交通改变区域区位条件，改善区域融资能力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所以一个区域的融资能力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融资的前提条件是要具有良好的融资环境，而公路交通是创造区域良好融资环境的重要保障，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融资环境起作用，一方面是良好的公路交通为区域提供了良好的区位条件；另一方面是良好的公路交通条件可以促进区域可进入性。一般在进行产业投资之前，一个区域应该具备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积累。因此，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在时间上其实是早于直接生产性投资的，它也是生产力发展、经济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
（3）提高地区城镇化水平，加快地区城镇化速度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速度逐渐加快，2014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58%，我国已经步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而良好的公路交通设施对于城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城镇化是指农村转变为城市，主要的变化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人口职业的转变，人口职业主要由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转变为非农业生产活动；其二为经济结构的转变，农村主要是以农业为第一产业，城市主要以二、三产业为主要产业；其三土地利用方式逐渐转变。公路网的建设对于推动农村地区与经济发展来说意义重大，更重要的是能够扩大农业信息交流，有助于农村地区群众更好地接受现代文明，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改变农村生活方式。
3区域经济对公路交通发展的影响
公路交通是由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他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两个功能：首先，公路交通系统是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这是公路交通存在的根本价值；其次是公路交通的出现或者完善又不断引导或促进一个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公路交通发展的根本不保障，也是公路交通发展的根本原因。
（1）公路交通运输供给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相互制约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而公路交通业为这些物质要素流动的载体，可以说公路交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但区域经济差异或不均衡或造就不同水平的公路交通设施，表现于经济发达地区公路交通的道路通达性与道路密度都较大，而欠发达地区常常表现为道路通达性较差，道路密度也较小。所以说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公路交通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而这相辅相成。
（2）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公路交通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于区域内公路交通运输系统来说，对其系统发展快慢与规模大小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快慢以及该区域经济总量的大小，如地区GDP、人均GDP等。由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对公路交通需求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区域交通基础条件发展的快慢，从根本来说，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快慢才是决定这个地区公路交通业发展快慢的直接因素或重要因素。
4结论与对策
（1）科学定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公路交通结构要坚持公路交通运输系统是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定位，只有全面科学定位区域经济产业结构才是地区建设公路交通的“指南针”，由于区域产业结构的不同，决定其生产要素不同，而生产要素的不同决定着公路交通运输系统结构与层次不同，只有紧紧扣住区域经济发展的脉搏，公路交通系统才能够准确的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2）公路交通建设要有利于区域内及区域间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流动区域得以发展的直接原因是区域间及区域内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流动，只有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流动区域经济才能健康发展，这些流动的物质要素对于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这些要素流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区域经济才能够得到发展。
关键词：甘肃省；经济社会；成人体质；影响；相关分析
中图分类号：G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2-0154-02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体质与健康已越来越成为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部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国民体质的强弱，既是关系到每个人身体健康和自身发展问题，也是关系一个民族发展和国家前途的战略问题。因而，国民体质与经济社会之间双向关系的研究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与需要。为此本文依据甘肃省成人(20～59岁)体质的变化特点与规律，在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对国民体质水平的影响之基础上，探求经济社会发展与成人体质发展的相关性问题。本研究旨在为国民体质监测和大众体质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并为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
筛选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29项，国民体质指标12项，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相关分析剔除非相关指标，最终确定经济社会发展指标11项、国民体质指标10项(参见表1)。
在体质指标选择上，依据从199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国民体质监测与统计所运用的体质指标，我们力求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成人体质发展指标，从形态、机能到身体素质等诸方面。而经济社会指标选择则参阅国家经济发展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在指标的选取上我们考虑到即符合比较全面原则，同时数据又能够比较容易得到，且得到的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为此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与体质指标相关分析以此为基础，尽可能在某一时间点或时间段上寻求其二者的相关性，并力求使统计分析符合科学性并较客观反映事实。
二、研究方法
采用数理统计法和逻辑推理，运用统计补漏法对缺失数据进行了补漏处理，力求达到数据上的连续性和可操作性，所有数据经过SPSSl2.5进行处理。
三、结果与分析
基于成年人作为经济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其体质水平对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因素。为此我们力求在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和成人体质发展指标的变化中寻求其相关性，而对二者的相关分析则为我们的假说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成人身体形态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分析
成年男女身体形态总体趋势是身高均值呈随年度的增加而增长趋势，且增幅较小，体重均值则呈逐年增长趋势，而增幅较大，也就说成年男女在1997～2005年时间段身高和体重呈不断增长趋势，统计结果印证了人体生长发育规律(即从O岁到中年身高发展趋势呈单驼峰形、体重发展则呈不断增长趋势)。但相关性分析显示社会指标“卫生机构技术人员数量”与男女身高呈正相关、与男女体重呈负相关，而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与成年男女形态指标无关。相关分析表明成年男女身体形态的发展现实与经济社会发展无关，更进一步的说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实无法改变人体基本生长规律，同时证明了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性。
(二)成年人身体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分析
成年男女肺活量除与社会指标“卫生机构技术人员拥有数”无关外，与其余经济、社会指标均呈负相关，也就是说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成年人耐力素质的影响是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下降趋势，这也正好印证了成年男女肺活量素质指标的发展趋势。
反映成年男女心血管系统的指标台阶指数与经济发展指标呈正相关、与社会发展指标呈正(男性)和负(女性)相关。也就是说成年男女心血管机能水平有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的趋势。而随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则男性心血管机能呈提高趋势、女性则呈降低趋势。
反映成年男女手臂力量指标握力与经济指标呈负相关，而与社会指标呈正相关(除与工会组织一项呈负相关外)。也就是说成年男女手臂力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下降趋势，而随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上升趋势。
而反映成年男性上肢力量的体质指标俯卧撑与经济指标呈正相关(其只与全社会零售总额一项指标无关，但也接近临界水平)，与社会指标无关。说明经济水平的发展对男性上肢力量的提高有影响。
而女性腰腹力量指标与经济发展指标呈正显著相关、与社会发展指标无关，也就是说相关分析结果说明成人腰腹力量随经济的发展而有提高趋势。
(三)男性体质与恩格尔系数关系分析
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日常食品支出所占消费支出的百分比，它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统计结果表明城、乡男性身高、心血管机能、上肢力量和柔韧素质与恩格尔系数呈显著相关、农村男性平衡能力与恩格尔系数呈显著相关，而体重、肺活量、握力等指标与恩格尔系数无关，也就是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对男性身体形态、机能和身体素质的影响不是全面的，而是部分的。
(四)女性体质与恩格尔系数关系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城、乡女性心血管机能、肺活量、上肢力量与恩格尔系数显著相关，而身高、体重形态指标和柔韧、握力和平衡能力身体素质与恩格尔系数无关。这一结果吻合了经济发展指标与体质相关性分析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