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5 17:40:0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为深入贯彻XXX反馈意见精神，按照旗委工作部署，按教育局要求，我们支部聚焦巡视发现问题，认真组织学习研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深入开展谈心谈话，对党支部班子在7项21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查摆，深刻剖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现将党支部班子对照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XXX党支部班子自始以问题为导向，先后通过群众提、自己找、集体议等形式，并结合自查和上级检查等情况，深入查摆了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具体如下：
（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方面
1.对巡视工作条例重视不够
我们支部在工作过程中有时会认为做为教师上好课，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是主要任务，有时对上级的巡视工作重视不够，上交的材料不及时，材料归档不合理，不全面，不便于检查，有时完成的任务也因为没有过程性材料而导致检查不合格，有时对同志们要上交的笔记等材料出不齐，存放不长久。
对以上问题咱们支部这次召开巡视整改专题组织生活会，进行自查剖析。按照教育系统巡视巡察工作新指示、新要求、新精神、新部署开展工作。
以后对巡视工作要高度重视，对以后巡视出的所有问题都要全面的进行分析，找到产生的原因，进行合理解决。
咱们支部班子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总是觉得意识形态离我们太远，导致重视程度不够，这样就不能及时向支部党员传达一些会议精神和新的理论知识，在今后工作过程中我们要跟紧党的步伐，强化责任意识，按上级要求学习党的最新理论和会议精神及时向支部传达。开展意识形态学习教育。
开展意识形态自查工作，要注意意识形态内页档案建立。做好意识形态“风险点”排查工作。
（二）严守党的纪律方面
存在遵守工作纪律不严格情况，在有些学习和各种活动中，有的同志不能及时参加，有补学的情况，觉得现在大家的工作繁杂，不只是教学，各方面工作多，有时完成一些支部的工作任务会出现落后现象，今后工作中一定会及时开展上级要求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做好对党员的教育引导工作。
在工作纪律方面对党员的要求也不够严格，检查少，对同志们的工作纪律表现掌握的不够全面，也有不及时请假和及时签到签退的现象，支部要加强纪检监督，规范工作纪律，有事及时请假，另外要求同志在工作时间不得作与工作无关的其它事情，支部会定期抽查，做到对党员全面管理。
二、各类问题的具体整改落实安排
(一)对巡视工作条例重视不够具体责任人是潘红飞同志，做到立行立改，在今后工作过程长期坚持。
(二)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具体责任人是刘双同志，做到立行立改，做好上级精神及文件的传达工作。
(三)存在遵守工作纪律不严格情具责任人是罗维民同志，做到按照学校要求，做好工作纪律检查工作。
关键词：意识形态目标函数经济决策交易成本
一、背景陈述与问题的提出
从19世纪末开始，川江航运逐步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1890年，根据《烟台条约增续专条》规定，英商可自备华船或雇佣华船，挂外国国旗进入川江，享有在其他水域和口岸同等的权益；而且这些船只在重庆缴纳一次关税，比华商入口厘金还低。1895年，中日《》规定日本轮船能“从湖北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附搭行客，装运货物”[1]；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也立刻享有了这项特权。在这样的条件下，各国航运公司开始大量进入川江航运市场。到了本世纪最初十年过去的时候，川江航线上的几家主要的航运公司是：英国的太古、怡和，日本的日清，美国的捷江。这些公司凭借技术上和资金上的优势，以及制度上和军事上的特权排挤和控制中国航运公司，谋取垄断利润。无论从厂商数量、资源流通、还是从产品特点和竞争方式来看，这一时期的川江航运市场都接近一个寡头垄断市场，已经基本饱和[2]；在这样一个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3]
令人惊奇的是，民生公司，这个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航运公司，一无资金优势，二无外国资本或官僚背景，竟在这种情况下入主长江航运市场，并在20年间崛起为中国航运市场上最大的公司，兼并了众多外国航运公司，一度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实力的企业之一。[4]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问题：民生公司为什么能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在外国航运公司垄断的川江航运市场上站住脚跟，并且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发展为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航运企业？我们发现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试图引入新的变量进入企业目标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二、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理论简述
（一）定义——意识形态
我把意识形态（Ideology）定义为：一定的时期一定的人群所共同拥有的对社会环境（某一方面）的共同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非强制性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
一定的时期是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Mannheim，1927），这里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特点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并且随着时间而变化：“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在某些特殊时期或特殊环境下，某些意识形态可能会得到强化，某些意识形态可能会被弱化（Olson，1971）。
一定的人群是意识形态的空间纬度，“人群”可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交易中的两个人[5]。不同的人群也可以有很多种标准来界定：可以是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组织或者不同的社会阶层，如此等等（North，198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较大人群的意识形态对在此范围中较小人群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Olson，1971)。
（二）假说——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
据此我们提出本文关于意识形态的4个假说（H1~H4）：
H1意识形态对特定人群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目标函数的影响[6]
H1-1假定在没有特殊意识形态影响下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最大化问题为：
其中Πi2代表由于受特殊时代意识形态影响而被纳入某一特定人群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的特殊经济利益[8]，Πi2实际上有可能为-PΠi1，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它可能会被作为正的因素纳入最大化问题中。ri是一个外生参数，它表示微观经济主体受这种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
H2对特定人群中各经济利益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影响
对于需要做出跨时决策的经济主体来说，影响其行为的重要因素是其V-N-M函数。我们以风险厌恶者为例来说明意识形态对各经济利益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影响：假定一个原没有受特殊时期特殊意识形态影响的风险厌恶者受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使他产生某种信仰：在客观概率（ObjectProbability）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对某个预期（Expectation）的主观概率（SubjectProbability）大大提高了[9]。相对于原来的他，他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风险偏好者，甘愿冒风险把自己的一切投入有可能是风险极大的一项“买卖”。
H3意识形态与经济决策主体之间的互动
H1和H2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单人决策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使各经济利益主体产生某些“反常”行为，如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和企业的投资选择可能会偏离通常的最大化目标；在多人交互决策的情况下，由于共同Πi2的存在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交易各方的机会主义倾向[10]，同时预期效用函数的改变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主观不确定性（SubjectUncertainty），进而节约（或增加）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最后，同样是由于意识形态影响了个人的预期，可能由此催生某些具有特殊品质的人（如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H4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
根据H1~H3以及中国近代的实际情况，这里提出关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假说。我把这一特殊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定为1919~1945，空间维度定为整个中华民族[11]。并且，我们把讨论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也就是说只讨论这种意识形态在经济方面的内容而忽略它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含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定义为如下共识（H4-1,4-2）：
H4-1共同信仰：微观经济主体以很大的主观概率相信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最终能够取得独立并发展壮大——如果多数人都为此努力的话。
H4-2人们相信国家利益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且国家经济利益至上。这一共识以及H4-1共同由于外国的军事和经济侵略而得以强化。这种强化使得国家经济利益（Πi2）以一定的r被纳入单个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Ui）中。
三、实证分析——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民生公司的发展
（一）爱国主义与民生公司的市场进入决策
这部具体的要解这个问题：在川江航运市场被外国大公司垄断的条件下，中国的航运公司基本不可能生存，民生公司如何作出进入川江航运市场的决策？
没有理由认为民生公司作为一个航运公司进入川江航运市场这一行为在去掉它特殊的意识形态背景之后仍然可以算是理性的行为。因为当时的川江航运市场，正如前面分析的一样，不仅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而且几乎已经饱和，如果一个新的厂商要选择进入的话，一般情况下它的预期是这样的：一，它可以打败一部分垄断企业，获取一部分市场份额；二，在这个市场上的预期净收益应该大于在其它市场上的预期净收益。其中第一条是第二条的前提条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近代川江航运市场，这第一个预期是基本上不可能出现的，而民生公司仍选择进入，正体现出意识形态的作用。
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生公司的目标函数，虽然说它不可能放弃利润最大化的目标（Πi1），但是这中间掺进了其他目标的假设肯定是合理的。可以说，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的目标不仅在于赚钱，更在于考虑到了国家的行业经济利益这一因素（Πi2），具体地说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基础，发展行业和民族工业，尽快将国家建设起来；另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进行现集团生活的第三个试验”[12]。有了这样的目标，无疑增加了决策者进入航运市场的主观预期收益，而由于强烈的民族感情而产生的必须成功的信念有在无形中降低了击败外国轮船公司所需成本的主观预期值（据H2）。
因此可以看出：有近代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背景，民生公司做出进入川江航运市场的决策并不是非理性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得民生公司做出这样的决策。
（二）爱国主义与民生公司的崛起
这一部分要回答的问题是：民生公司进入川江航运市场后，在极其艰难市场条件下，它的发展壮大和当时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有多大关系？
⒈企业文化的特征和管理费用的降低
根据所谓社团组织性文化的可察觉性特征和这些文化的可塑性特征，可以把企业文化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在较深层次的不易察觉的层面，企业文化代表着基本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一个人类群体共有的；即便这一群体中成员不断更新，文化也会得到延续和保持。在这一层面，企业文化的可塑性很小，改革难度很大。所以，这一层次的企业文化是整个企业文化的内核，它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在较容易察觉的层面，企业文化体现为企业内部成员的行为方式和工作习惯，这一层面的企业文化的可塑性较强，可以在上一层面的企业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投资建立起来，也可以说是“企业文化内核”的具体化（Jhon•Kotter&James•Lheskett，1997）。
民生公司的企业文化内核便是实业救国和爱国主义思想，这不是通过投资可以塑造的，而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是整个社会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民生公司内部的体现。卢作孚指出：“在航业工作，便是救国的企图”。提出用创建先进的现代化的民族航业，以与帝国主义的航运势力相抗衡，不仅是把外国轮船赶出长江，收回内河航行权，而且要使中国迎头赶上工业发达国家，甚至跑到它们的前面去。公司把爱国宣传活动同企业的活动密切联系起来。在公司的船舶舱室和职工宿舍的茶具、卧单上，到处印有“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毋忘国家大难”之类口号，号召人们关心国家危亡，并发动职工家属订出爱国公约（卢国纪，1984）。实业救国与爱国主义这一内核决定了民生公司企业文化的其他两个重要方面的性质：
一是集团生活思想。这是卢作孚改良社会的试验主要内容之一，是提倡群体合作，互相帮助以成一个最后都不至失败的集团：“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工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经济的，而民生公司就是这样一种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13]他要求职工把民生公司当作自己的共同事业；而个人只要忍耐、苦干就能成为时势英雄。这种理想成为职工的行为准则和思想动力。
二是艰苦创业、勤俭朴素的思想。卢作孚非常重视开源节流，培养艰苦奋斗崇勤尚俭的作风：“大胆生产谓之勤，小心享用谓之俭，我们应大胆用现代科学方法生产，现代有什么，我们便要生产什么；但须节省物质上的享用，任何东西我们不能生产，便不要享用。”[14]他用禁令和查禁等办法，要求职工不、不赌、不吸鸦片、不做私生意、不贪污受贿、不拿旅客财物等，以杜绝不良习性，培养职工忠于职守、遵守纪律的精神。同时，注意开展各种文娱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提倡同事之间喜庆丧吊不互相馈赠，庆仪从简，以及为结婚青年举办免费集体婚礼等，以倡导新风，逐渐养成一种与其他企业截然不同的风气。
民生公司的企业文化通过卢作孚制定的系统的职工教育体系[15]得以强化，又通过职工之间的交流得以不断流传。这种文化强化了职工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并使职工对民生公司真正产生了归属感和责任感，进而减少了其机会主义倾向(据H3)，使得管理费用在较大程度上得到降低，提高了公司的运作效率。
例：船上管理——从“三包制”到“四统治”
民生公司创办以前，“三包制”是中国航运界普遍实行的一种管理体制，当时中国“无一非包之船”。它开始于外国在华轮船公司，后来在各中国轮船公司普遍实行：公司将轮船上的驾驶、轮机、事务三个部门分别包给中国买办办理,一切人员的任用都由各部门大买办自行定夺：一船形成三个大的集团。而且“舵工由领江带领，水手由水手长用，理货员由二买办三买办用，茶房由茶房头脑用之类，又为包办中之包办，集团中之集团，甚至有每一小集团又分更小集团之事”。事实证明这种管理制度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大小集团各施其政，无统一管理。承包者可自由掌握月薪开支，所以用人不必求贤，只以薪工低廉为目的。各级头目又层层征收押金，层层以次为奥援，“遂不能指挥管理，最后至于一茶房亦难更换矣”。另外，公司“限定若干金钱包办之”，其他一概不管，更“不问该事件之承包者之盈亏”[16]。承包人为了赚钱，不管航期，滥运私货，任意提高票价，服务质量极差，结果“闹得公司折了本，而买办赚了大钱”[17]。
卢作孚用“四统治”（也称“经理制”）替代了“三包制”，规定：船上一切人员由公司统一任用；船上财务、业务由公司统一掌握；船上材料、油料由公司统一定额配发；船上事务由经理一人总揽，对内向公司负责，对外代表公司[18]。这种管理制度将船上全部权力集中于经理和总公司，在中国航运界引起了轰动，事实证明这提高了船上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19]，后来民生公司接收或购买的轮船都实行了这一制度，成为民生公司崛起的重要动力之一。
按照分层组织理论（杨小凯，1999），我们可以把一条船看成是一个单向集权分层组织，这种组织的特点是：层次越多，管理的效果越好，但是管理费用也越高；反之，层次越少，则管理费用越小，“但是每个经理直接管理的人越多，管理的质量也越差”[20]。但是在这里的情况却是：“三包制”是一种多层次的管理组织形式，管理费用较高（“公司折了本，买办赚了大钱”），但管理效果却也较差（中国轮船公司服务质量极低）；“四统治”是一种单层的管理组织形式，管理费用较低，但同时管理效果却较好。这种看似与一般原理矛盾的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民生公司的爱国主义企业文化的熏陶，改变了职工的效用函数：职工不仅仅考虑如何才能在劳动既定的前提下使个人收入（Πi1）最大，或者在收入既定的前提下使劳动量最小，他也把公司的发展壮大（Πi2）纳入了自己的效用函数。这种改变大大降低了职工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能在管理层次较少的情况下达到较好的管理效果[21]。相反，在其他没有这样统一的意识形态目标的航运公司，由于各管理层次的管理者都最大程度的追求直接私利，因此都以最大程度的机会主义原则行事，这无疑会极大的提高交易费用，降低管理效率，把多层次管理的优势抵消掉。
2.消费决策的改变与市场份额的扩大
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不仅降低了民生公司的交易费用，而且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扩大了民生公司的市场份额。在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消费者会作出特殊的消费选择。据H1-2，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会改变消费者的偏好。拿乘坐轮船来说，具有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费者在乘船时同样会追求效用最大化，但此时他考虑的效用不仅仅是乘船的舒适感和速度、安全等因素（Πi1），他会把这艘船是中国公司的还是外国公司的这一因素（Πi2）纳入自己的目标函数。更具体一点说：如果中外两艘船的票价和服务质量完全一样，那么乘坐外国公司得船相对于乘坐民生公司的船会给他带来负效用，这时他肯定会选择乘坐民生公司的船。实际上我们放宽一些条件，即使民生公司的票价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外国公司的轮船，多数乘船者仍有可能选择民生公司的船：
这一奇迹的创造，还靠了广大爱国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不做不要船票的外国船，不希罕漂亮的阳伞，却坚决要坐民生公司的船。许多旅客，宁肯住下等几天，也要等到民生公司的船才坐。一些爱国的商人，也在这一极端困难的时刻，不去占外国船低运费的便宜，却将他们的货物交给民生公司的轮船运，以行动支持了民生公司。[22]
从另一个角度讲，在垄断厂商的竞争中，产品的质量差别是各厂商争取消费人群、扩大市场份额重要因素。在近代川江航运市场上，由于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轮船是否为民族资本经营成为了影响消费者决策的一个重要差别。这一差别并不是民生公司通过投资而形成的，外国公司也不可能通过投资来弥补这一差别，所以，意识形态对于民生公司抢占川江航运市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结论
一方面，爱国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影响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降低了民生公司的各种交易费用；另一方面，由于这时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不可能不伴随着排外的思想，它也相应的提高了各外国航运公司的各种交易费用[23]。这样，民生公司的运营总成本相对于外国航运公司被大大的降低了。同时，意识形态改变了消费者的偏好，使其作出有利于民生公司（而不利于外国公司）的选择。这无疑是一种独有的优势，因为它是由属于这一时代的中国人的特有的意识形态决定的。
可见，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使得民生公司偏离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其企业行为的收益由社会获得，但是成本却由民生公司承担。更一般的，我们的结论是：某种意识形态可能使为微观经济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个体理性，但是同时会造成相应的外部经济，使得共同意识形态群体达到集体理性。从民生公司的例子可以看出，这样的情形可能反而会使“丧失理性”的主体最终收益。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参考文献:
1.North，1990：《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陈郁、罗华平译
2.Weber，1999：《TheprotestantEthic&theSpiritofCapitalism》，社会科学出版社
3.陈平，2000：《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4.杨小凯、张永生，1999：《新型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Kotter、Lheskett，1997：《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华夏出版社，曾中、李晓涛译
6.Mannheim，2001：《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黎明、李书崇译
7.刘克祥、陈争平，1999：《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8.聂宝璋，1983：《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9.樊百川，1985：《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
10.罗中福等，1989：《卢作孚文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1.卢国纪，1984：《我的父亲卢作孚》，重庆出版社
12.隗瀛涛，1990：《四川省文史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3.Rabin，1996：“PsychologyandEconomics”，Uc-berkeley
14.金铮邓红，1990：“论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有效管理”，《近代史研究》，1990.3
15.重庆市档案馆藏，全宗号：民生
16.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四川省文史资料》，第二缉：工商史料编
17.0lson，1994：《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出版社，陈郁、郭宇峰、李举新译
18.马敏、朱英，2000：《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中外旧约章》第一册，P.616。
[2]这种垄断不是完全市场竞争的产物，而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侵略的副产物；至于“饱和”，卢作孚说道：“在扬子江上初有航业的时候，航业是最时髦的事业……所以行业以极短时间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盛。……大多数限于船本全折……中国籍轮船公司非常危险”（卢作孚，1934，“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
[3]卢作孚，1934，“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公司”。
[4]在不到20年的时间中，发展到共有江海轮148艘，吨位6万多吨；资本增长到上亿元；职工由十几人增长到8000多人；航线从嘉陵江延伸到整个长江，进而向海洋发展，开辟了南北洋航线。同时民生公司还在长江全线和沿海港口及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在国外的河内、纽约、魁北克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它在资金、纯益、人数、船舶艘数、船舶吨位数以及航线的延伸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它航运公司，成为中国航运界名副其实的龙头企业。(聂宝章，1983)
[5]一个推论是：意识形态可以等同于博弈中的“共同知识”，或者至少是“共同信仰”。
[6]这是行为经济学“socialpreference”模型的一种特殊情况。更一般的模型及实验验证见Rabin，1996。
[7]Ui为各主体的广义经济利益，Πi1是在没有特殊意识形态影响时各主体的经济利益。
[8]这一部分利益可能代表这一人群的整体利益，区别于Πi1。
[9]Rabin&Donoghue,2000
[10]也可以说是缩小（或扩大）了决策者的战略空间。
[11]这里当然不包括在外国侵略中国活动中既得利益的中国人，比如买办阶层和一大部分的官僚阶层。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是爱国的这一点很难说，但我们根据Bayesianlaw可以相信，爱国者的比例是很大的（一个估计是：如果爱国者比例太小，中国至今也不可能独立）。
[12]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P158。
[13]卢作孚，“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新世界》85期。
[14]卢作孚，1934，“大胆生产小心享用”。
[15]具体见：卢作孚“一个根本事业怎样着手经营的一个意见”载《卢作孚文选》。
[16]本段以上几处引言均来自《民生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1937。
[17]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八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会词》，《新世界》1933年32期。
[18]重庆市档案馆藏：全宗号民生，卷号37。
[19]一个例子：“在最艰苦的时候，船上和岸上的人员都参加了旅客服务工作，许多轮船上的船员在旅客多的时候主动让出自己的床位给旅客住。”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P171。
[20]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153页。
[21]内在的逻辑是：在管理层次既定的前提下，管理效果和被监督者的道德风险系数负相关。
关键词:金融机构退出;政府规制;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3-0138-02
一、正式制度变迁不均衡
正式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其施行要靠权威机构的强制推进,对违反制度有关规则的惩处也须得有组织的权威机构强制执行。制度不均衡是指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在数量上或结构上不相匹配,造成制度现状并不合意,通过改进可以提高总体收益情况。笔者认为,我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规制改革是以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同时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过程。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现阶段我国的正式制度就存在着不均衡的状况。
(一)正式制度供给
正式制度供给有两种方式:市场供给和政府供给。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主体不健全且相互间博弈的均衡格局还没有形成。所以,市场供给还不能成为正式制度供给的主要方式。实际上,市场供给和政府供给是两种相辅相成的方式。从我国制度变迁的历程上看,政府主导是正式制度供给的主要方式。政府在进行制度改革时,会考虑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当制度变迁收益大于制度变迁成本时,才会进行相应改革;当制度变迁收益小于制度变迁成本时,政府就会维持制度现状。具体来说,在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规制改革中,存在着以下制度供给不足。
1.产权制度。产权制度应该包括所有权制度、经营权制度、处置权制度和收益权制度。产权制度是一组权力束,在清晰的产权界定下,各种权利都被赋予了所有人。我国目前的金融产权改革不到位,没有建立起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产权制度。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相对完善的金融产权交易所,这给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造成了不小的障碍。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规制部门在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清算中的能力就表现不足。虽然我国有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但其职能仅限于此,并不能自主决定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处置。此外,由于缺乏必要的产权制度保护,行政力量是推动接管和并购的主要手段,规制部门没有动力也没有力量采用市场化的退出规制手段。
3.法律制度。首先,缺乏直接立法。虽然我国在不断加强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立法方面的工作,但是仍然存在着立法空缺。如《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法》、《非银行金融机构接管条例》、《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条例》、《非银行金融机构并购条例》等相关处置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律法规至今仍未出台。其次,法律内容欠缺。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在内容上和立法结构上都存在着较多的矛盾和冲突。不同法律对同一调整对象的规定甚至截然不同。就法律条文来说,法律义务界定并不清晰,表述较为泛化,规制部门面临着“有法难依”的状况。
3.市场退出制度。市场退出制度包括救助制度和退出制度。救助制度包括风险预警制度、应急处理制度、救助基金制度等。退出制度包括资产清算制度、风险分担制度等。我国现阶段缺乏相应的市场退出制度安排,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改革目前的退出制度安排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政府利用隐担保和软预算约束的方式来代替市场退出制度。从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规制的发展状况来看,隐担保和软预算约束的制度安排不仅没有起到降低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目的,相反,却造成了道德风险的隐患,使得很多的显性危机转化为隐性危机,加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4.显性担保制度。我国目前缺乏显性担保制度。而隐担保制度即所谓国家兜底,相关方面没有明确的制度安排。当非银行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时,通常由国家央行或财政部出面,采用行政手段来保证债权人的利益。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隐担保制度。在非银行金融机构市场退出过程中,往往由人民银行和地方政府承担投资人赔付的责任。事实上,政府承担了最终的担保责任。这种政府的隐含担保不仅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导致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扭曲,容易引发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的是,政府隐性而模糊的担保制度会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由于政府没有明示担保的范围和程度,往往会激励非银行金融机构过度冒险。隐性担保制度也给证券业和保险业埋下了潜在的隐患。
5.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的形成有两个主体:即预算约束体和支持体(雅诺什・科尔奈等,2002)。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支持体通常为政府财政和国有金融机构 。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体通常为政府财政和中央银行。由于我国实行隐担保制度,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救助过程中,往往由政府买单。政府成为实际的风险承担者。由于救助资金部分来源于财政资金,所以造成了软预算约束状况。软预算约束导致在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中性的情况下,非银行金融机构不重视风险管理和资产配置,失去了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激励机制,非银行金融机构不用交纳保险费即可获得国家的救助资金。从而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热衷于搞风险投资。这种状况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初期较为严重,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二)正式制度需求
金融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金融制度的形成是市场经济主体在利益驱动下,反复博弈形成的相关安排。在正式制度下,金融制度表现为一种固定的法律形式,市场主体依据这种法律形式来安排自己的活动。市场退出制度是金融制度的一个子集。金融制度和市场退出制度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制度的发展会带动市场退出制度的发展,有缺陷的退出制度反过来会制约金融制度的发展。我国的金融制度发展较慢,缺乏必要的金融产权制度和市场退出制度。在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呈现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市场经济是可进可退的自由经济,通过新企业的加入和经营失败企业的退出实现了市场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循环。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制度需求还是政治需求,而非市场需求。是由外力作用而非内部驱动,是被动变迁而非主动变迁 。
(三)正式制度非均衡演进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非均衡”是一种常态。由于影响制度供求的因素较多,制度均衡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即使出现也不可维持。只要制度保持可持续性,在供给和需求力量的作用下,制度变迁就可以实现。但是,我国金融制度格局已经出现了不可持续的状态。由于金融运行中矛盾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给整个金融市场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影响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制约了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例如,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在制度“真空”状态下存在着大量不规范的操作方式,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如果不打破这种制度僵局,就会影响到整个金融制度的健康发展。
二、非正式制度变迁缓慢
规范的讲,非正式制度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诺斯,1971),诺斯将制度分为三种类型 :正式制度(规则)、非正式制度(规则)和这些制度(规则)的执行机制。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诺斯(1990)认为 “非正式规则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去修正、补足或延拓正规规则。”“一种新的非正式规则均衡将在正式规则变迁后逐渐演化,正式规则用于否定和替换现存那些不再适应新演进的谈判结构的非正式规则”。在后来的研究中,诺斯(1997)通过对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的比较研究发现,必须更加重视非正式制度,特别是文化深层的影响。具体来说,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的心理行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比较重视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传统文化方面,“中庸”是普遍被接受的思想。凡事不走极端,处事较为缓和是中国民众的生存智慧,“以和为贵”的思想深入国民的脑海中。民众普遍认为“破产就是砸饭碗”。 因此,中国人不喜欢大风大浪的快速变革,倾向于柔风细雨似的缓慢变革。所以,把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作为社会事件来看而不作为经济事件来看待,就是从这种思想出发的结果。此外,就规制环境而言,导致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产生危机的原因往往不是技术因素,而是人为因素。目前,我国社会信用状况较差,缺乏诚信体系;人们对债权债务关系的观念淡薄,重视人情关系,忽视法律法规的作用等都与这种传统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2.非正式制度变迁造成的时滞。“时滞”是中国改革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从一项改革想法开始酝酿到改革措施逐步落实往往要经历一段时间,有时候往往要耗费较长时间。渐进式改革就仿佛符合这种特点,从认识到接受再到执行就要耗费较长的时间。所以一项制度的好坏往往要通过时间的检验才能有公允的评价。非制度变迁时滞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说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具有稳定性。一旦人们形成较为固定的意识形态,就很难打破。即便有可能,也会耗费较长的时间。除此之外还有传统观念的影响。虽然我国在国有企业改革、医疗卫生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作出较大努力,但民众担心的是改革对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带来影响。我国居民喜欢有中介参与的金融活动,不太接受以信用为手段的融资形式,就是因为传统思想中“有保人更可靠的”心理在发挥作用。因此,传统思想影响和意识形态的稳定性造成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实滞效应,导致制度变迁较为缓慢,从而影响了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规制改革的步伐。在我国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主导的制度变革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变迁缓慢已成为制约改革发展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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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危及重要客户；供用电；安全管理
前言：
高危及重要客户供用电全过程安全管理是个庞大复杂的体系，包含各专业职责分工、工作目标、业务管理、关键控制风险点、业务流程、考核等方面。而且高危及中供用电全过程的安全管理中，技术性手段对其管理影响很大，更新换代速度快，创新力强。企业必须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技术水平，这样才能够面对出现的问题，解决问题，使高危及重要客户供用电全过程的安全管理得到明显效果。一切要做到从理念出发，尽力落到实处，不做表面文章。
1 高危及重要客户供用电全过程安全管理的整体概况
1.1高危及重要客户供用电管理理念
高危及重要客户是供电企业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他们的服务是否到位关系到供电企业在业界的信誉的地位。企业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并充分联系政府部门，使各个主体发挥他们各自的作用。在用电管理中，各个环节都要狠抓落实，技术指导务必到位，风险风范务必规范，交流沟通必须充分。各个部门要明确分工，各司其职，避免权力的交叉重叠。有效全面地保障客户的供电安全，维护企业的形象和地位。
1.2高危及重要客户供用电安全管理必须达到的标准
做到高危及重要客户供用电安全管理的每一环节都不出现安全隐患，每一环节出现的问题都及时修整，及时备案。对客户的用电安全方面需求要服务到位。保障供电设备的稳定运作，不因为供电公司内部设备等问题导致客户公司内部出现停电问题或是发生用电安全事故。
1.3对高危及重要客户进行供用电安全管理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2016年，自我国高危及重要客户供用电安全管理的跨越性发展有目共睹可喜可贺，但是在一些方面所做的工作确实还存在很大的漏洞。出现一些会影响我国电力发展同时也影响人民生活的因素。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因为客户用电管理漏洞而造成的用电安全事故，损失惨重，给企业工作人员，客户企业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给社会安全造成隐患。供电公司要勇敢面对这些事故，除了要积极承担责任，尽力减少自身公司和客户公司的损失外，还应该及时反思问题的根源所在和高危及重要客户供用电安全管理体系的问题和漏洞，不断改进供用电系统，保障高危及重要客户供用电安全，尽力减少用电安全事故的发生可能性。
2 高危及重要客户供用电管理的措施和手段
2.1构建并完善全面合理的供电风险防范体系
供电风险防范体系是保障高危及重要客户供用电安全管理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一个完整全面多层次的供电风险防范体系应该包括风险定义与识别，客户方安全用电风险，供电方安全用电风险，系统风险，作业风险，人机物执行风险，管理风险，电网运行风险（电源设备等），还因该包括风险防控标准，风险辨析及评估，风险监管及控制，另外这些环节还应该息息相关，通过内部整治，外部督办，风险量化评估模型和能力培训达到各个环节之间的互通和交流。最后完成检查与审核。只有建立这种多层次，全面合理，互相关联的供用电风险防范体系，才能使高危及重要客户的供用电安全管理工作井然有序的进行。
2.2积极推进端侧规范化配电站的建设
用电安全事故不只是供用电企业一侧的问题，事实上，客户一侧的用电设备问题往往才是罪魁祸首。原因就在于客户这一方的用电管理疏忽和漏洞特别严重，用电设备老化等问题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供电企业要积极进行用电的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研究整理。对用电不规范的客户企业单位进行安全用电管理培训和示范，以供电企业为中心，做好设备的更新换代工作和供用电安全管理工作，不断吸收经验，接受教训，以点带面，使科学合理的供用电安全管理体系覆盖整个电网领域。另外制度可以是一个有效地管理工具，这使得对客户方的设备以及管理体系等的监管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尽力减少用电安全事故的发生。
2.3对客户运行期进行有效管理
要制定专门的客户运行期检查计划并付诸实施。至少要每四个月对高危及重要客户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专项治理工作。在检查过程中，要派遣专业的技术监察人员深入客户用电部门内部仔细检查，并及时汇总报告，通知客户用电系统存在的风险和隐患。早发现早治理。接下来根据检查的结果进行研究，对客户的用电安全系统进行风险等级评定，将评定结果告知客户，并协助客户做好整改工作。在客户做好整改工作之后要派遣技术人员前来复查，以确保用电安全隐患已经被彻底消除。若是遇到客户不配合的情况，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联合政府部门进行督促管理，对于拒绝整改的高危企业及时备案。另外，供电企业所派遣的技术人员应该协助高危及重要客户进行用电应急预案的制定工作，使发生事故时不至于惊慌失措，造成更大的损失。在断电时也不至于因为没有预先的计划而耽误工作进度。并且要做好客户档案的更新工作，一旦客户迁址或是易主，要及时进行档案的更新，保证档案的随时可用性和时效性。
2.4进行高危及重要用户停电应急预案实地演练
首先要做好三位一体的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政府部门对供电公司和电力客户进行监管，供电公司为电力客户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持。应该根据不同的客户企业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停电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该包括了公司的应急管理体系的结构和细化分工，工作的筹备，信息的交流与沟通等部分。可以通过各个结构图进行演示。在做好应急预案后，客户企业要进行预演工作，测试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根据预演结果进行修正和调整，使应急预案确实可行，确实有效。阻止用电安全事故的发生和衍生的火灾事故的发生。
2.5将业扩报装期管理落到实处
在签订客户供用电合同之前就要做好客户的审查工作。对客户的用电安全等级进行评定。严格把关供电方案在实施前要交于客户公司进行审核，并派遣技术人员针对供电方案与客户公司进行沟通交流，充分协商，在细节上做好合作工作。在供用电工程施工过程中，应该随时检查施工过程，检查施工是否符合施工标准，是否存在偷工减料的不负责行为。在施工完成后，进行验收工作，并通知客户，进入供电阶段。
2.6将主体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供电企业内部要设立专门的风险评定部门，一旦发生安全事故，风险评定部门要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对事故责任进行评定。将各个部门的责任进行归类汇总。各个部门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不可互相推诿。而将主体安全责任落到实处的前提是合理的供电安全管理体系。各个部门之间的责任和职责不能出现交叉重复或是疏漏的问题，不然在事故面前无法将责任落到实处。
3 高危及重要客户供用电全过程安全管理取的功与过
3.1取得的成效
根据这些措施进行整改的企业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对客户用电安全责任隐患进行了检查，消除了多处安全隐患，给用电安全提供了保障。企业的内部管理体系也做了一些改进，在用人，部门分工等方面都大有长进。
3.2出现的问题
首先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企业在意识形态上对用电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欠缺。并出现只顾使用不顾修整的情况。另外在供电公司企业内部也出现结构上的问题。各个部门之间分工不够明确，结构不够清晰，起不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在用电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阻碍。客户公司在配合检查过程中也存在问题，一些企业出现拒绝检查或是拒绝整改的情况，都严重影响了用电安全管理的进度和效率。
3.3改进办法
加强供用电安全管理的宣传工作，在意识形态上重视起来。继续完善供电企业安全管理结构，在组织形态上重视起来。另外政府应该更多的参与到用电安全管理中来，背景制度和法律是保障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的有力工具。
4 结语
对高危及重要客户的供用电安全管理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每一步的改变都应该稳扎稳打，坚决杜绝形象工程。用电安全一直是全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用电安全事故也在社会上受到热议。而对高危及重要客户的供用电安全管理的完善不只是供电企业的责任，也是客户企业的责任，更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只有三方联手，互相沟通，才能保证用电管理体系的高效运作。
参考文献：
[1]王崇华.高危及重要客户供用电全过程安全管理[J].管理观察，2014（34）：103.
摘要：海外并购由于涉及到不同地域与国家，面临不同的监管制度、市场环境，从而使得海外并购整合风险识别与控制相比国内而言愈加复杂。其中，文化异质性是我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重大障碍之一。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面临的文化差异风险，表明文化整合风险对海外并购整合绩效的根源性影响。文章在分析海外并购过程中文化整合风险的基础上，阐述风险控制措施和文化整合的步骤，提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文化整合模式的选择。
关键词 ：海外并购；文化异质性；文化整合
一、引言
在“走出去”战略背景推动下，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规模急速扩展，并购势头强劲：2007-2013 年间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案例数从35 例上升到99 例，增长比例达到182.9%；交易金额从126.70 亿美元增加到384.95 亿美元，增长了203.8%（清科研究中心，2013）。然而，在全球跨国并购的实践中存在一种“70/70 现象”。在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实践中，如TCL集团并购汤姆逊、上汽集团并购韩国双龙，均因整合过程中文化异质性问题凸显，文化摩擦不断，从而导致并购交易失败。
海外并购交易的成败并不能仅仅以并购交易的完成作为衡量标准，而是以能否发挥并购整合后协同效应作为评价标准。2010年Deloitte会计师事务所的研究表明，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整合失败案例中的53%并购失败是由于整合过程中存在文化冲突所致。因此，如何顺利进行海外并购交易文化整合，开展有效措施应对文化差异风险，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二、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文化异质性风险及影响海外并购由于涉及到不同地域与国家，面临不同的监管制度、市场环境，并购企业双方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与企业价值观均有所差异。2012年3月，BBC世界服务做了一项《各地区对中国未来经济市里的紧张程度》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半数发达国家民众如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将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视作负面威胁。同时，因为海外并购存在所谓的双重文化冲突（Calori et al.，1999）：企业文化差异即并购双方自身的文化差异；民族文化差异，即并购双方所在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民族文化差异为宏观因素体现在民族主义倾向以及民族思维与行为模式的区别；企业文化差异为微观因子主要为企业员工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培养出来的经营风格、薪酬管理制度及员工价值观等。因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一）文化异质性对并购交易初始阶段具有重要影响
地域及国别差异带来的文化异质性会增大并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提高谈判难度，使得海外并购直接在交易谈判阶段即遭受失败。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媒体和公众力量的阻碍常常使得中国的海外收购流产（张建红、周潮鸿，2010）。例如，2004 年中石油竞购俄罗斯Yukos石油公司，2009 年中国铝业收购澳大利亚力拓公司股份等，都是迫于意识形态差异，遭受媒体与公众力量阻碍，导致交易受阻而退出竞购或被迫终止收购。
（二）文化冲突体现在整合阶段主要表现为管理层抵制
Callenna&Hambrick（1993）认为文化冲突可能导致并购企业高层经理离职率的上升；Datta & Puia (1995)研究112 笔大型的美国企业跨国收购事件，发现国家文化差异会对跨国并购后股东获取财富效应带来消极的影响。在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实践中也存在诸多示例，例如2003 年，TCL 集团在并购了法国彩电业巨头汤姆逊公司后，中法文化理念的差异使得在双方合作开始之初就面临重重困难。汤姆逊公司两位高管相继辞职，而中方企业短期内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最终不得不撤出欧洲市场。同年发生的联想集团外聘员工集体辞职案的发生也是由于双方对企业文化认同不一致导致：对方难以接受公司对员工外出时间的严格监控以及对每天早晨上班做广播操等企业文化的抵触。
文化冲突通常也体现在整合过程中被并购企业的工会风险。与境内企业不同，国外企业工会组织在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综上所述，以上案例给中国企业拉响了警鸣，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常常会导致并购计划失败的风险，要求并购企业在并购完成后及时采取文化整合风险的应对措施。
三、海外并购交易中的文化整合措施
Hofstede（1972）认为文化可以通过若干维度进行度量，进而定量描述某种文化的特定价值取向。两种文化在某一维度上获得的分值接近程度与“文化距离”呈正相关关系。文化整合，即把并购企业的企业文化作为主导文化，包括并购企业的工作作风、企业精神、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有步骤地引入被并购企业。2005年联想收购IBM后引入戴尔、惠普等国际企业的强势文化来管理企业，并非通过自己的企业文化强势灌输不无道理。
（一）文化整合的制约因素
目前而言，文化整合比较突出的几项制约因素包括：社会与民族文化的差异，企业传统和性质的差异，跨文化经营人才的缺失和经营目标的差异。因此，文化整合风险通常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冲突，并购双方的高层管理者之间发生冲突，会花费大量时间，导致被并购企业的高级管理层离开并购企业，从而阻碍并购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第二是不同文化源之间的破坏性冲突，即目标企业被并购企业并购后，由于并购双方存在不同文化源的冲突，最终导致并购计划的流产。每个企业相对独特稳定的企业文化，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企业及其员工。但是并购双方的企业文化差异显然是存在的，若并购方不及时融合双方的企业文化，就非常容易对并购整合产生长期破坏性的影响。因此，从实际的海外并购过程来看，并购交易的完成只是第一步，重点及难点在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管理。
文化整合不仅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更是文化再造创新的过程，需要有效地整合双方文化、认识双方文化、确定文化差异、寻求协调办法、确定文化整合方案和具体实施来完成最终的文化整合。其具体措施应包括：开展跨文化经营与管理理念、加深有效沟通达成共识、提炼核心价值观、宣传企业文化、制定相应和必要的规章制度等。
（二）文化整合风险的应对策略
文化异质性的根源在于人本因素、并购企业和外部环境的差异，不同层面的企业文化具有不同的属性，因此文化整合风险的应对策略为：在全面掌握跨文化整合方法技巧的基础上，全面整合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具体细化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评估分析文化差异。并购企业在并购目标企业时，提前建立工作团队和聘请咨询公司调查分析评估目标企业的文化，分析确定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估计并购成本和风险。在分析并购后双方融合情况的基础上，大大降低了并购的风险和盲目性。在找到双方互相兼容切入点的基础上，建立起双方的信用感和信任感。
2.整合愿景。并购后，在并购双方高级管理层充分沟通各自原有战略愿景的基础上，明确并购后企业的经营目标和发展方向。
3.并购企业在完善自身企业文化和提升自身竞争能力的基础上，同化并购双方的企业文化。
4.组织结构整合。并购企业在全面考虑被并购企业经营战略和管理风格的基础上，精简冗杂的组织机构，协调双方的组织机制和组织结构。同时注重整合双方的管理制度，为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在充分考虑原有管理风格的基础上，大胆吸收管理上的长处或优势，逐步改善管理风格，提升管理水平。
5.技术整合。为了避免规模不经济风险和降低跨国并购技术风险，需要在并购后及时进行技术整合。整合硬件技术需要全面检查调整目标公司的设施设备，改造过时的设施设备。相应地，软件技术的整合包括调整必要的技术岗位，稳住核心的技术骨干，改造技术组织，使其适应组织的整体运作。
6.加强跨文化培训。Lenard 很早就提出，跨文化培训是加强人力资源整合的重点所在，培训是实现跨文化整合的基础手段。通过培训，使得双方增进了解和正确认识彼此的企业文化和民族文化，非常有利于推动新企业的文化整合。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异质性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影响体现在文化差异增大并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提高谈判难度，使得海外并购直接在交易谈判阶段即遭受来自媒体与社会公众的阻碍；给并购企业人力资源整合带来困难，可能导致高层经理离职率上升；后续整合过程中被并购企业的工会风险等。并购双方企业发生的文化冲突常常体现在民族主义倾向、管理层经营风格、薪酬管理制度及员工价值观等。TCL并购汤姆逊，上汽集团与韩国双龙等等失败案例均表明文化异质性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影响重大，必须重视并购中的文化整合措施。文化整合的顺利实施需认识双方文化、确定文化差异、寻求协调办法、确定文化整合方案等。具体实施层面需根据实际情况建立文化整合小组，同时参考文化冲突衍化阶段进行不同的整合路径选择，以及积极承担东道国企业社会责任，树立“企业公民”良好形象等。
课题项目：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4年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校级课题“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整合风险的内部控制研究”（2014S091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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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事业单位 财务 风险 防范措施
事业单位的财务风险是由众多的不确定因素造成的，未完成的预期财务收益会导致事业单位产生一定的经济损失。事业单位的财务存在多变性，但是也是可以预估的。同时又存在不规则难以掌握规律的特点。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财政制度的变化，事业单位的体制发生巨变。现如今经济发展的速度快的惊人，导致了体制改革的时间很短难以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所面临财务风险意识，核算管理，内部改善以及管理规章不完善等的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
一、事业单位存在的风险
（一）资金支付方面的风险
目前事业单位存在首要风险就是在资金支付方面的不足。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事业单位工作部门的预算工作的缺陷，在预算制度改革方面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新形式。部门预算制度就是指将预算资金的支出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以此来解决预算的经费之间的相互占用、借用以及账目不明的问题。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很多的事业单位存在实际的财务管理过程中的不足和很多疏漏。事业单位的资金支出必须有完善的管理制度才不至于出现预算不足的情况。在资金的管理中，专项经费、人员经费以及公共费用的预算仍然存在事先计划不够详细和安排的不合理的问题。当类似的问题出现时，势必要挪用其它宽裕的资金来填补这方面的资金缺口。因此，事业单位的财务部门尚存违规支付的风险，其严重性不可忽视。
（二）资金的筹划和合理投资的风险
事业单位的财务问题比较常见的还有筹资和投资。对于一般的事业单位来说其运作的资金都是来自和依靠于国家的大量拨款，以此来满足事业单位发展的资金花费。但是，依据我国的现状看来，目前事业单位的国家拨款并不足以满足单位快速发展的要求，这种情况之下，事业单位只能进行筹资。然而，事业单位又属于非盈利性的组织，其单位下的经营的活动是有限的，得到的投资也就受到限制，这样的现状迫使事业单位不得不开展对内投资一些长期的项目，主要包括购置基础设施用具。长期投资的缺陷就是，资金收回的周期过长，而且这种固定的资产在短时间内又很难兑换成现金。由此可见，事业单位在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的同时还存在资金的筹资和投资的巨大风险。
（三）资金核算和管理的风险
资金的核算以及管理也相当重要。在时代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此同时，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度也在发生着改变。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会计制度的发展远远追赶不上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在会计制度的改革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培训条件不完善，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有待提高。在财务核算过程中失误时常发生；除此之外，当前的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也存在很大的纰漏。在财务的管理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盲区和死角，因此导致会计的信息存在一定的不可信性。从而影响了事业单位某些决策的正确性以及合理性，引发经济管理不善，导致财务管理的风险。
二、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建议
（一）增强财务风险防范的安全保护意识
综上所述，目前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中存在诸多的风险。究其根本就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财务风险意识淡薄，意识形态决定行动力。因此，要想改善事业单位财务问题首先就要加强财务管理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财务人员的职业素养是影响其工作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高力度的控制好财务风险，事业单位应该注重加强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以及风险的安全防范意识。定期进行专业的培训，并且辅助恰当的考核手段和奖惩措施来增加财务管理人员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要增加财务风险意识的宣传，不仅仅是增强了财务管理人员的风险意识，其他工作人员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到重要性，并且可以实时监督财务管理人员的工作。财务管理人员必须掌握扎实牢靠的风险识别以及预测评估的能力，全面提高综合素质才能为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明确恰当的风险控制标准
财务风险的控制有三个基本的标准，即，合理性，信息准确性以及可操作性。首先，合理性就是指，事业单位发展的资金来源都是依靠国家的拨款资助，其单位工作的重心一般都是卫生管理，教育监督和科技文化等的一系列社会的公益性工作。可见，在财务管理的时候不能够仅仅考虑事业发展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国家的法规和政策。以国家的法律法规为准则合理的开展工作。其次，信息可靠性就是指，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必须保证其真实可信性，不能够出现弄虚作假的现象，同时还要保证信息的及时有效；可操作性就是指财务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必须保证规范有序，包括资金核算，项目落实，内部监督等环节应该有序进行。
（三）健全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
财务风险的预估是一个高难度的工作。其产生存在可预测性和客观性的特点，同时又可以恰当的预测出来，是有规律可循。因此，可以借鉴国际上一些先进的管理手段，实时关注最先进的发展形势和发展规律。与此同时还要结合本事业单位的发展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深入分析潜在的财务分析，具体的量化财务风险，形成一个完善的、科学的、合理的风险预警系统，将安全风险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预算评估机制也应该相应的完善，国家对预算有明确法规要求，必须依据法规进行合理规划。预算评估的准确性应该得到保证，综合事业单位的发展现状和资金状况进行合理的控制程序，以求最大限度的降低财务风险，以确保财政资金的有效以及安全。因此，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非常重要。
三、结语
综上所述，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多财务风险。事业单位的资金状况是关系其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尽可能的减少事业单位的财务风险的损失，以此来确保事业单位的经济安全，与此同时，经济状况才能进一步改善，为增加经济效益奠定基础。加强事业单位的财务风险的安全防范工作显得格外重要。
关键词：新会计制度 医院 财务管理 优化途径
在多元化的市场背景下，医院所面临的环境日益复杂化。笔者立足于新会计制度，就新时期如何优化医院财务管理做了如下具体阐述。
一、新会计制度下医院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财务管理制度狠抓落实不到位，执行能力有待提高。当前，新会计制度为医院财务管理制度的完善与落实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医院财务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度显然与制度本身存在滞后性。与此同时，医院财务管理缺乏对工程项目、实物资产等的严格操作，进而导致医院财务管理的执行力度难以发挥，出现医院实物资产浪费等问题。
2.成本核算机制不健全，导致成本核算难以有实质性开展。当前，不少医院由于自身机制的不忘完善，导致医院成本核算的力度不足，相关机制难以落实到位。例如，由于预算编制不到位，导致财务数据出现不详等问题，就容易对财务预算造成重要的影响。
3.财务监管机制不完善，削弱了财务管理效力。对于大多数医院而言，医院资金的运用是有严格控制的，需要依照上级主管部门的授权方可执行。可是，对于资金到底应用多少却缺乏相应的凭证。于是乎，医院财务监管难以落到实处，流于形式的监管工作，正一步步将财务管理推向更加尴尬的境地。
二、新会计制度下优化医院财务管理的途径
新会计制度下的医院财务管理优化，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1.加强财务管理意识，提高财务管理的主观能动性。要切实加强医院财务管理意识，以良好的意识形态促使医院形成良好的主观能动性。此外，为更好的配合医院发展、落实新会计制度，医院应更新财务管理理念，在管理中强调高效管理下的优质发展。
2.进一步强化财务预算管理，强调其在财务管理中的重要性。对于医院而言，需要不断地提高财务管理水平，注重财务预算管理的科学化。在财务预算的编制过程中，需要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科学编制。此外，医院成本的狠抓落实也是强化财务管理的重要方面，强调基于多样化的财务手段，实现高收益下的有效内控。
3.规范内部控制，落实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当前，为进一步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管理水平，规范内部控制，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2012年11月，财政部印发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对于医院财务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促使单位的领导树立起风险防范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内部控制工作顺利推进；二是有利于各单位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三是有利于将将预算管理、资产管理、财务管理等整合到统一的平台，加强对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的内部控制，全面提升风险防控和内部管理水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科学有效预防腐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4.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预警机制，提高财务风险管理能力。首先，企业要树立良好的风险意识，提高自身在财务风险管理中的主观能动性；其次，逐步建立并完善风险预警体系，实现风险最小下的收益最大化；再次，基于风险预警机制，以现代管理学的观点构建医院市场化的财务管理形态。这样一来，不仅提高了医院的市场竞争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医院财务管理的改革与发展，以更加良好的发展姿态迎合医改。
5.坚定不移的贯彻落实“八项规定”，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2012年4月出台的“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首先，强化财务管理人员的职业素养，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厉行节约、爱岗敬业、廉洁奉公的道德品质契合“八项规定”；其次，落实相关的教育培训工作，为财务管理人员的自我学习与提升创造良好的平台、环境。在教育培训中，不仅需要注重财务管理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而且需要对于其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素质进行培训；再次，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优质的专业化、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是新时期强化医院财务管理的重要支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为医院财务管理的改革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三、结束语
改革是医院新时期发展的主旋律，如何在改革中谋发展这是改革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当前，新会计制度下医院财务管理已有所改善，但所面临的问题，如管理意识薄弱、监管机制不完善、成本核算制度不健全等，严重影响医院财务管理的改革发展。对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医院应坚定不移的推动财务管理改革，牢牢立足新会计制度，大力推进制度、机制等的完善，为财务管理的优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此外，大力做好人才引进工作，强化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引进，是夯实财务管理改革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力量之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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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倩.新形势下现代医院财务管理模式创新研究[J].中国卫生产业，2013（02）
[4]黄淑云，黄征.医院财务管理研究与探讨[J].中外企业家，2013（09）
关键词：国际投资；文化差异；经营风险；管理；融通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一、国际投资概述
国际投资又称“境外投资”或“海外投资”，是指投资者将其资本投放到本国之外，以获得收益的经济行为。国际投资方式主要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在国外经营企业，通过直接控制或参与其生产经营管理以取得利润的投资活动；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购买外国股票、债券等，获取证券投资的股息或债息等。本文主要介绍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风险及其风险评估与管理。
二、文化及文化差异
1.文化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文化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狭义的文化是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狭义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文化具有民族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
2.文化差异
荷兰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塔德在对IBM公司50种职业、66种国籍雇员的11.6万份问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四项描述各种文化差异的指标，即：权力距离、不确定性避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度。
中国学者在对世界各地的23个国家的学生的研究中得出文化差异的第五个指标：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
以上研究表明，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其中即包含真理的差异也包含德行上的差异，且这种差异性根植在人们的头脑中的，很难轻易被改变。文化差异是由各国的历史传统以及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所导致的，表现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这种文化的差异和企业文化类型的多样性相兼容。
三、文化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的背景下，企业在异地、异国开展经营活动，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也日益多样化，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投资风险也成为企业在国际投资上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如何有效地控制文化风险成为国际投资中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1.国际投资中的文化风险因素
1.1信息理解差异风险
由于不同国家语言、宗教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对同一信息的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甚至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国际投资中，经常出现由于双方沟通障碍，导致在工作方式、人员配置、市场开发和内部管理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从而无法保证公司的有效运营。例如，在亚洲的企业文化中一般都将员工加班加点视为工作积极的表现，但在西方国家则把员工加班加点看作其违规或无能的表现。当不同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处于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沟通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导致误解，这些误解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严重影响管理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效果。文化误解在企业国际化经营中，轻则会带来误会，重则会导致冲突，使跨国经营目标难以实现，导致国际投资以失败告终。
1.2种族、民族差异
种族和民族的差异会使进入东道国进行国际投资的跨国企业管理人员，具有较为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从而固守本民族文化和传统，有偏见地对待他国的文化和传统，这种民族优越感、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是跨国企业管理文化风险存在的普遍根源。
持有民族优越感的管理人员在经营管理中缺乏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常常倾向于采用单一的、以母国为中心的管理方式，移植或照搬母公司在本国或他国的成功经验，忽略或不能充分考虑本土文化斥求，也不能改造产品以使其适应特定市场的特殊需求，国际投资只以盈利为目的，本土员工既得不到接触核心技术的机会，又享受不到升迁的待遇。这种倾向在海外经营中不利于国际投资的跨国经营，在企业经营目标上国内母公司和海外公司难以统一，同时也不利于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无法及时针对东道国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
1.3管理差异风险
管理差异风险是由于不同文化导致的管理方式、管理风格以及不同文化的管理人员之间不能协调工作而带来的管理风险，管理风险是国际投资经营时遇到的最大障碍。跨国企业在境外投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在东道国所采用的管理模式、管理行为能否为当地的雇员所接受，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经营决策的制定和能否得到贯彻执行。因此，如果不了解本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而采用以母国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往往会带来管理上的风险。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管理人具有不同的价值念、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等，在企业经营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态度。
1.4产品需求差异风险
文化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欲望和消费行为，并最终决定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具有不同的消费习惯、消费偏好和消费行为，这种差异决定了市场需求的差异。如果忽视文化差异对市场需求的影响，仅从自身文化出发来进行国际投资经营，跨国经营企业将难以生存和发展。例如德国人比较偏重产品的质量，而日本人则注重产品的外观样式，在两国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就有很大的不同。
2.国际投资中的文化风险控制
2.1正确认识文化差异
国际投资者应该正确认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认真分析其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不同，以及不同层面上的文化差异，在进行跨国投资之前，要充分认识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差异，对东道国的文化特征、惯例、风俗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找出两国文化的差异，最终确定在东道国的经营方式和需要提供的产品类型，根据差异分析制定出一系列的经营方法和经营目标。
2.2加强跨文化沟通
为了更好地控制文化风险，企业应加强跨文化的沟通和培训，包括对对方民族文化及原公司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跨文化沟通与冲突的处理能力培训；大力提倡、推广应用国际化工作语言，并进行语言培训，在企业内部形成学习与使用多种语言的风气；采取多种措施增强员工的文化敏感力和文化适应性等。这些工作可以促进跨文化沟通技能的提高，改善管理人员与当地员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管理者更快地适应新文化和新环境。
2.3制定风险控制战略
文化风险是企业国际投资经营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跨国企业应积极制定风险控制战略。综合比较母国和东道国的文化差异，确定一种优势主导文化，并以此为主导制定企业文化战略，调整经营战略，积极适应当地文化，降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经营风险。企业的经营投资应该是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的，通过不断吸收外部文化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需求，并以此为基础，调整企业的经营，适应环境的企业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当然文化适应并不代表要被动、消极地妥协或服从，有时也要采取文化融合战略，利用企业自身的影响力，积极推动文化互动，在吸收当地文化的同时，向当地市场传递企业自身的经营思想和理念。
2.4实施本土化战略
本土化是为了适应当前所处的环境而做的变化，通俗讲就是入乡随俗。在国际投资经营中反映出的是企业一切经营活动以消费者为核心，而不是以商家的喜好、习惯为准绳，企业规范必须随地区性变化引起的顾客变化而改变。本土化经营是企业避免文化冲突，降低文化风险，顺利进行国际投资经营的重要保证。企业经营本土化战略带给跨国公司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包括确立在东道国长期发展的“合法”地位；奠定低成本扩张的基础；增加了当地劳工的就业机会等，企业本土化经营可以有效避免当地企业、员工的抵触行为，减少母国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时所产生的文化冲突。
四、结束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投资逐步深入到各个国家、各个领域，其所面临的文化差异也越来越多，国际投资过程中不仅要对投资的政治风险、经营风险进行分析，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风险更不能忽视。企业在从事国际投资经营时，必须充分考虑社会文化上差异，运用有效的跨文化管理手段，才能在国际投资经营活动中将文化冲突所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在不同文化的撞击、冲突和融合中，只有契合文化的经营才是最佳的经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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