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5 17:40:0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文化含义及并购重组中文化整合的主要问题
什么是企业文化？schein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在成功适应外部环境和有效地整合内部资源过程中所形成的共享的基本假定(schein，1985)。陈国平、景奉杰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内部人们在较长时间内形成地共享价值观、信念态度、制度和行为准则。它是一个组织特有的传统和风尚(陈国平、景奉杰，2005)。本文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给企业文化下一个定义。诺斯认为制度是由三个部分组成：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正式约束是指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它表现为企业内部各种各样的组织章程；而非正式约束是指价值标准、理想信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实施机制是指产权流转过程中的运行机理。我们所说的企业文化其实就是一种非正式约束。它不会像企业内部各种政策制度一样通过去个人化的方式来要求组织中的所有成员按照统一的规则去行为，而是促使员工自愿地做出符合企业利益的行为，使得员工愿意从事一些超出自己角色职责范围内的行为。因此，我们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内部所有员工公认的，能够促使所有员工自愿的从事符合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的非正式约束。
正如以上所指，一种制度包括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企业若想取得成功，三个部分缺一不可。许多企业在单独干的时候，三个部分做得都很好，表现出企业发展快、效益增长迅速、全体员工干劲十足等。而当企业发展壮大之后，想通过并购扩大规模的时候，这三个部分就做得不是都很出色了。表现为“重两头，轻中间”，也就是重视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而轻视了非正式约束。具体表现为：
(一)企业并购以后比较重视组织、资产和财务整合，而忽视了文化整合。许多企业认为企业并购应遵循找寻并购对象初步协商进行财务可行性分析谈判签订并购协议开展整合工作的步骤。在实施这一流程的过程当中，企业往往会优先考虑组织、资产和财务整合。组织整合是指并购以后企业在组织机构和制度上进行必要的调整和重建，以实现企业的组织协同。简单说，就是人事方面的调整。一般以并购企业为主体框架，吸纳个别被并购企业的高层进入管理层。资产和财务整合目的在于使并购后企业能保证在资产和财务上的稳定性及其在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形象，以及资产和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上协调一致，从而取得经营和管理上的协同。可以说，大部分企业在进行并购时对组织、资产和财务的整合都是不错的。特别是那些跨国并购的大企业，他们在本国基本上都是企业中的佼佼者，都有一套成熟的组织、财务章程，并购时再加上专业公司的服务，这三个部分基本上是不会出现大的漏洞的。而出现漏洞的往往就是被大部分企业所忽视的非正式约束――企业文化。不少企业认为企业文化是软的，可以不去考虑，或者认为被并购企业是并购对象，类似于战场上的败军俘虏，所谓“成王败寇”，理应全盘接受并购企业的一切，而不去仔细研究双方的文化差异。其实，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作用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若没有非正式约束与实施机制配合，正式约束往往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在当下，大多数企业对于正式约束都很好的基础上，非正式约束的好坏往往就会决定企业在竞争市场中的地位。对于并购企业来说，就会决定企业并购的成败。
(二)对于文化整合往往过于机械化。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约束，不同于正式约束。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价值取向、理想信念、道德、习惯，而这些是无法通过机械的规定所能实现的。现在许多企业在进行并购时，恰恰就忽视了这一点。在进行文化整合时选择单一，没有做到从实际出发。如前所述，在并购时大部分企业多从自身出发，没有考虑被并购企业的企业文化，采取“一脚踢”的方式，让对方全盘接受自己的文化，造成并购以后的文化冲突时有发生。殊不知不同的企业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行为规则、习俗形象、劳动人事及薪酬政策等等，这些不同都是每个企业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根据自身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形成的。
(三)注重表面的形式化，忽视内在文化的真正融合，在企业并购以后，我们大多看到企业以一种新的形象出现，正所谓“旧貌换新颜”，给人一种好像是企业新人新气象，要有大发展的感觉。但这些表面上的整合并不代表着双方的企业文化就真正实现了整合。企业员工可能会在这些表面上支持企业，带上企业微章、穿上企业服装、同唱企业歌曲等等，但是否会真正认同新企业的文化就很难确定了。因此，企业并购以后，最重要的是将新的企业文化深入人心，让所有员工从心眼里认同新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整合的核心或关键点不在于统一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在于共享的价值观指导下的精神文化。
(四)在我国时常出现政府出面促成企业并购而非市场，容易造成企业文化难以整合的局面。企业并购理应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只有这样企业才会从实际出发进行企业整合包括文化整合。而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处于政绩的考虑，纷纷主观上促成企业并购，进行所谓的“拉郎配”。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企业处于自身实际需要通过市场作用进行整合都会产生如此大的阻碍，何况让两个没有并购意识的企业进行整合呢?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可以将企业通过市场作用自发并购看成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将地方政府的“拉郎配”看成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会克服企业主体的一些局限性，产生一些好的效果。但体现在文化整合方面，更多的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自身所带来的一些局限性，主要有地方政府由于自身的偏好、有限理性、企业知识方面的短缺，并不能克服其他因素对文化整合的约束(虽然可能会降
低一些不利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另外，这种变迁虽然可以降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但它违背了一致性原则，而一致性原则恰是经济效率的基础。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为什么政府出面往往会适得其反。
二、企业并购过程中文化整合困难的成本因素分析
对于并购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的分析，现在也存在着许多观点，有的认为是价值取向的不同，有的认为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理性主义与情义主义的冲突以及企业员工心理上的焦虑与对抗情绪强化了冲突，还有的认为是经济利益至上而轻视企业文化等等。以上这些分析从不同侧面说明了文化整合难的原因，都有一定的道理。本文从成本角度对企业文化整合困难的原因进行分析。
根据现代企业理论(特别是科斯的企业理论)，企业作为一种组织，是对市场的替代，是将市场交易转化为企业内部的交易，是用一个长期契约来代替一系列短期契约，目的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谈到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就要引出两种成本――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C1)和市场上的交易成本(C2)。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就取决于它们二者，当边际协调成本等于边际交易成本的时候(MC1＝MC2)，其边界也就自然明确了。再进一步讨论到企业并购，势必涉及并购以后的一体化及并购以前的专业化的问题。当企业并购以前处于自身发展时，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专业化，而专业化会使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降低，但相应会提高市场上的交易成本。而当企业并购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一体化，一体化会使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但却提高了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因此，企业并购以后应当权衡这两种成本，以这两种成本之和最小为原则(MinTC=C1+C2)。根据该理论，当MC1=MC2时，总成本才会达到最小，这时企业并购应该是最为成功的。
现在许多企业往往看到了并购可以减少交易成本，所以多数企业是本着这一目的而进行并购的。但他们却忽视了总成本中还有一个内部协调成本。他们似乎没有看到总成本包括两个组成部分，而是一味的以乐观的态度看到交易成本的减少，却将协调成本抛之脑后。我们看到的企业文化整合的困难就恰恰出在了这个地方。企业并购以后，减少了交易成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对于协调成本这一部分我们应分解开来进行分析。组织、资产及财务等部分，企业并购以后往往都能很好的进行整合，这也为事实所证实。对于这三个部分，企业是能够较好地做到降低内部协调成本的。难就难在双方企业文化的整合不容易降低协调成本或者说由于协调企业文化的成本很高，许多企业便将其进行简单化处理以及许多企业认识不到企业文化的重要性而将其忽视。具体表现在以下四点：第一、重视正式约束，忽视非正式约束。其实企业就是没有看到并购除了降低交易成本这一点，同样存在着权衡协调成本和交易成本，使总成本达到最小的目的。企业主观上不重视，在实践中任由其发展，势必造成在工作中冲突不断。甲企业的员工看不惯乙企业的员工，而乙企业的员工同样看不惯甲企业的员工，使得内部协调成本直线上升，最终有可能导致企业并购的失败。第二、文化整合过于机械化。许多企业在进行文化整合时，会看到要想成功整合双方企业文化难度太大，而这个协调成本因路径依赖也确实很高。就像一个领导看到自己的两个下属发生争执，想去协调但发现不好协调，他们每个人都各持己见，领导又不想为此费神，于是便各打五十大板简单了事，但了事之后并没有真正化解他们的矛盾。所以许多企业进行文化整合往往简单处理。第三、重形式、轻实质。其实也可以用第二点的原因去解释，只不过企业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一点而给自己披上了一层漂亮的外衣罢了。第四、政府主导而非市场所为。政府主导的行为是走一条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道路，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又破坏了作为经济效率基础的一致性原则。这无非就是人为的提高了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除此以外，也许连交易成本都不一定得到降低。
三、企业文化整合的对策――市场主导、以人为本
所谓“市场主导”，就是要发挥市场在企业并购中的基础作用。企业并购应该是市场自发作用而产生的行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在重新进行资源配置。具体到企业并购中的文化整合，尤其体现了这一点。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不应该起主导作用而应起辅助作用，具体就是在企业并购过程中为企业的并购建言献策，提供各种配套服务，使得双方企业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进行文化整合。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充分发挥双方企业员工在文化整合中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以双方员工的利益结合点为基础进行文化整合。企业并购虽然有组织、资产及财务的整合，但最重要的还是双方员工如何有效地融合在一起。
1、在企业真正开始并购之前，要努力研究双方企业的文化差异在哪里，明确应该努力的方向。许多企业在进行并购时往往也看到了文化整合的重要性，但缺乏前期的调查研究，只是一味地为了文化整合而文化整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不清楚问题是什么而就去解决问题，那么这道题是否有解呢？所以，前期的调查研究相当重要。
2、把握好整合的时机。企业并购肯定会造成双方文化的接触甚至冲突，而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文化的正向积累和反向积累。若正向积累占主导，企业会。慢慢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若反向积累占主导，企业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了。因此，企业在进行文化整合时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恰当时机开始文化整合，坚决树立对企业长远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文化。只要企业明确了主流文化就立即将其向纵深发展，深入员工心中。
3、灵活掌握文化整合的方式方法。现在比较常见的几种文化整合方式主要有注入式、渗透式及分离式，具体选择哪种模式要视双方企业的实际情况而定。如海尔往往并购那些硬件尚可但管理滞后的企业。在并购时，往往选择注入式文化整合模式，以海尔优秀的文化激活对方闲置的资产，被并购企业的员工比较容易接受。而当双方企业实力相当，各自文化中都包含有积极成分，就应该选择渗透式。选择这种文化整合模式意味着双方企业取长补短，将每个企业的优秀文化都融入到新企业中去。当双方企业独立性较强，在各自的企业文化指引下都能取得良好业绩时，应采取分离式，在文化上相对独立、避免冲突，往往也能取得良好效果。
4、号召全体员工共同参与企业文化整合。企业文化是企业中全体员工所共同遵守的信念。因此，文化整合过程中需要随时倾听员工的意见，如定期召开座谈会等，以便企业及时了解员工的心理动态，为下一步工作奠定基础，许多企业并购失败往往就是忽视了这一点。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企业的主体是员工，员工的状态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命运，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外围，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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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对西方经济学原理学习之后应该要明了三个问题，即：（1）什么是经济学，（2）经济学的基本概要，（3）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意义。
首先，经济学是什么。对于经济学的定义有多种多样。我国古人将经济释意为经世济民。西方学者的解释则更多。二十世纪初，琼.罗宾逊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给经济学下的定义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把人类行为作为目的与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为：“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使用可以其他用途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和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现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分配于不同的用途，以满足经济主体多样化需求的科学。经济学是为解决资源稀缺性问题而产生的，因此，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性而引起的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即资源配置问题。这也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具体而言，他要解决一下问题：（1）生产什么物品和劳务以及生产多少（howmuch）。（2）怎样(how)进行生产（3）为谁(forwhom)生产。
其次，经济学的基本概要。以经济学的历史时期划分，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以下阶段：古代的和中世纪的西方经济学说，近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现代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因其研究对像的范围不同，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一，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体为研究对象的，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研究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资源被用来生产那些产品，生产多少及采用什么生产方法，产品怎样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而资源配置又是这样决定的：厂商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由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的，如何生产则由不同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以及成本与收益关系来决定，为谁生产则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所决定。微观经济学中包含：（1）需求和供给理论（2）消费者行为理论（3）生产理论（4）成本理论（5）市场理论（6）生产要素定价理论（7）一般均衡与福利经济学。二，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经济学中各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来说明资源如何才能实现充分利用。宏观经济学用来分析国民经济中几个根本问题：一是充分配置到各个生产部门和企业的经济资源总量的使用情况是如何决定一国的总产量或就业量。二是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如何决定一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和一般物价水平。
三是国民收入水平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与经济周期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和变动是一条主线。宏观经济理论包括：（1）国民收入的核算与循环（2）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3）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4）总需求----总供给模型（5）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6）经济增长理论（7）经济周期理论（8）经济政策（9）开放条件的宏观经济分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各有研究对象，二者的联系相互渗透，日益紧密。
关键词： 欲望； 理性人假设； 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 F8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3-0107-05
Research on the Hardcore in the Formation of Inflation
WANG Fu-min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Inflation is one irresolvable problem to a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Each government might try every means or measures to fight against it whenever it occurs, but the result is always unfruitful or dissatisfactory and thus forces us to further ponder over the cause formation and relevant counter measure. Through research, we found that apart from many reasons dealt with by modern economic concerning the inflation, there seems one always neglected and never mentioned—human desire. Desire is not only a reason of infl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one which should be taken into serious consideration. Owing to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desire, the inflation caused by desire has it own distinction, and accordingly,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those which are taken to manage inflations caused by other reasons, based on the above understanding.
Key words: human desire； assumption of reasonable person； inflation
通货膨胀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通货膨胀问题都得到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通货膨胀问题更是不可避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通货膨胀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纵观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史，通货膨胀总是和经济的增长相伴生，虽然有的时候表现得温和一些。就我国的经济实践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物价也一直在上升，只不过有的时期上升速度较慢，有的时期上升速度较快，但始终呈现上升趋势。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价格上升的趋势依然不可改变。
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2月15日的《2011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首次明确指出，2012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预期增长14%左右，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不会无条件或自动实现，对未来的通胀风险仍不可掉以轻心，2012年一月份CPI涨幅超出市场预期，当前通胀预期还不稳定。总理在十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物价水平仍处于高位，房地产市场调控处于关键阶段，物价调控目标没有完成。2012年的重要任务是：促进经济较快平稳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很好地结合起来。
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如果不及时有效地加以控制，会给经济、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每当通货膨胀发生时，我们都会看到，一国政府会采取各种措施，但往往收效甚微。正如总理在2011年3月份召开的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曾指出的那样，通货膨胀就像关在笼中的老虎一样，一旦放出来，就很难关回去。这其中必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所以，我们有必要在现有通货膨胀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剖析形成通货膨胀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理性人假设：欲望及通货膨胀理论的不足
拉丰1947年生于法国图卢兹。1973年秋，他在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前往哈佛大学，师从经济学大师肯尼思•阿罗。他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这在哈佛大学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1979年，拉丰教授的专著《公共决策中的激励》（与格林合著）出版，确立了他在公共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拉丰开始探索将信息经济学与激励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垄断行业的规制理论。在批判传统规制理论的基础上，他和梯若尔（Tirole）创建了一个激励性规制的一般框架，并以1993年出版的著作《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完成了新规制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构建，从而奠定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学术领导者地位。
拉丰非常重视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与检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和梯若尔就努力将新规制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诸如电信、电力、天然气、交通运输等垄断行业的规制问题，分析各种规制政策的激励效应，并建立了一个规范的评价体系。拉丰积极参与并领导了法国电信改革的实证研究工作，并担任了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电信改革的顾问。2000年出版的《电信竞争》一书（与梯若尔合著），作为对十几年垄断行业规制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总结，成为这一领域最为权威的著作。
拉丰认为激励问题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因而他一直献身于激励理论的研究与应用，三卷本的巨著《激励理论》是集这一理论40年发展之大成之作，标志着激励理论的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理论框架的形成。
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拉丰在机制设计理论，公共经济学，激励理论和新规制经济学等领域的突出贡献和成就已经获得经济学界的公认，为此他被推选为世界经济计量学会主席（1992年），欧洲经济学会主席（1998年），美国经济学会荣誉会员（1991年），美国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1993年），并于1993年第一个获得欧洲经济学会的Yrjo－Jahnsson奖（该奖与美国经济学会的克拉克奖齐名）。学界普遍认为，他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仅有一步之遥。
1977年，拉丰放弃了在美国一流大学任教的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图卢兹，开始了他艰难的振兴法国经济学的历程。
经过十几年孤独而又艰苦的创业，拉丰于1990年创立了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在他的爱国热情的感召下，包括让•梯若尔在内的一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法国经济学家都来到IDEI， 使它的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如今的IDEI已经成为经济学界公认最为权威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心，并且形成了其独特的学术风格，学术界将其称为“图卢兹学派”。图卢兹学派的主要特色是注重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和激励理论在当代经济学各个领域的应用和推广，并且注重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因此，图卢兹学派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论已经站在了主流经济学的前沿上，并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拉丰领导的主流经济学派已经完全改造并控制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经济学界，使得今天的欧洲经济学会已经完全能够和美国经济学会分庭抗礼。
拉丰传播经济学的热情并不局限在法国，他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激励问题。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制度变革的选择最终决定了该国的发展道路，而要顺利地完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制度变迁，必须要有一批真正的经济学家参与这一过程。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年轻的经济学者，并要求他们学成后回国积极投身经济制度改革。本文作者之一的张昕竹就是出自拉丰门下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博士。
从90年代初起， 拉丰就开始在中国讲学， 并寻找在中国传播经济学的基地。
2000年秋天拉丰在北京讲学时，遇到了他的哈佛大学的校友邹恒甫教授。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AS)和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建立了长期的双向合作与交流关系。2002年8月，拉丰在武汉大学进行为期三周的讲学，为来自国内著名高校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系统地讲授激励理论。此后的一年里，包括梯若尔在内的十几位来自IDEI的学者陆续来到武汉大学讲学，内容涉及到激励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金融理论的各个前沿领域，这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加速了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2004年5月5日，图卢兹地方政府为拉丰举行隆重的葬礼。在马赛曲的音乐声中，一个伟大的灵魂将伴着他的誓言永远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1．“范式”理论与经济学范式
最早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以范式概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的动态结构的理论。库恩对“范式”的理解有3种:一是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7］二是“一定时期内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8］三是指“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以及仪器设备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9］库恩(2003)认为，规则、属性这些东西都是事后的，范式具有在先性。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十分必要和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而它的形成须要仰赖于“范式”。因此，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从学科建立的角度看，范式是“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10］在经济学领域，“库恩的范式理论得到经济学者的高度重视，范式理论被用来解释、评价重要经济理论的形成，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11］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形成了自身的研究范式。钱颖一提出，现代经济学“由3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12］“视角”是经济学中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的标尺，包括一系列公认的理论和公式等，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等，都被经济学家用作分析经济问题时的基准点;经济学还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即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其作用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萨缪尔森的重叠代模型、所有权－控制权模型、非对称信息模型等。由此可见，“视角”———基本假定、“参照系”———理论术语体系以及“分析工具”，这三部分是构成现代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基本要素。如今，经济学家们正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认识和揭示各种经济行为和现象。
2．低碳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
根据经济学范式的要求，笔者认为，低碳经济学是基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有限这一基本假定，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配置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经济学下面的一门学科分支。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配置”(Allo-cation)不是“配额”(Quota)，前者是研究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如何配置的整个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的综合性事件，后者强调的结果，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这里所指的温室气体除了通常所了解的CO2、CH4、N20等气体，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还包括已经发现并证明的CO2、CH4、N20、HFCS、PF-CS、SF6等30余种气体，主要来源于经济社会中的5个方面:能源行业、工业工程和产品用途、农业、林地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其他领域和途径等，低碳经济学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5个方面展开。(1)低碳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低碳经济学承认经济学范式中的“理性人”和“资源稀缺”假设，在学科本质上归属于经济学。同时，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温室效应对人类产生巨大威胁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理性人”、“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共同构成了低碳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下一门学科分支的假定前提。低碳经济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对脱钩，解决这一问题主要靠经济手段，即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高排放之间的矛盾。所以，经济系统是低碳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持续和高效的经济系统，以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2)低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低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即一切与温室效应有关的人类经济活动都是低碳经济的研究对象，低碳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找到并运用其中的规律。在现实中，通过对大量低碳经济现象的观察，可以将其从4个维度抽象概括，即低碳经济成分、形态、模式以及秩序。低碳经济成分，凡是与低碳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低碳经济成分，它是低碳经济中的最小元素，也是构成低碳经济的基本单元。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种低碳经济行为，如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增加可再生资源利用率、植树造林等具体行为都是低碳经济的一种成分。低碳经济形态，是指低碳经济各种成分的总和，是各种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潘家华、庄贵阳［14］、付加锋［15］等学者的研究，就是从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出发，将低碳经济视为一种经济形态，并分析其具有的特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指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最终形成的结果，它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子，包括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思路、分配方式等。低碳经济秩序，代表着国际社会一种新的规则的形成，温室气体问题导致气候成本与收益在不同群体和个体之间的重新分配。秩序是低碳经济内在运营的要求，这一秩序的形成不仅将重塑全球产业结构的形态和布局，而且将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3)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配置问题，即通过对温室气体(目前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配置，实现经济高增长和低排放的目标。基于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配置，国际社会形成了以下共识:低碳经济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提高高度兼容，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自然系统最大可排放温室气体这个客观尺度的刚性约束下展开。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遏制全球气候暖化是世界各国共同承担的责任。通过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合理配置，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维持生物圈的碳平衡，实现以碳生产力为核心的碳中性经济，即经济发展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与通过人为措施吸收的温室气体实现动态均衡。低碳经济要求人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开发可再生能源基础之上的低碳经济社会。(4)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主要来自于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目前，已经提出的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市场失灵理论、产权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16］经济周期理论、［17］生态足迹理论、“脱钩”理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城市矿山”理论［18］等;研究方法上包括情景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方法、简均分解法(SampleAverageDivision，SAD)、自适应权重分解法(AdaptiveWeightingDivsion—AWD)、Topio脱钩指标、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ogarithmicMeanWeightDivisionIndexMethod，LMDI)、Kaya恒等式、数据包络分析(DEA)技术、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IPAT方程理论等;模型分析工具则形成了以能源所开发的IPAC系统为核心的能源经济模型(IPAC－SGM)，排放模型(IPAC－emission)，能源技术模型(IPAC－AIM)，中国科学院引入的经济分析和预测模型REMIPolicyInsight，以及CGE模型、MARKAL－MACRO模型，STIRPAT模型等等。随着低碳经济研究的深入，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将进一步发展并完善。
3．低碳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
作为经济学范式下的一个新兴理论分支，低碳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4门学科都是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对经济行为与自然关系不断反思过程的背景下形成的，通过设定理性人选择、资源稀缺两大假设，研究人和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不同之处来看，环境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同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的科学;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能源经济学是研究能源开发利用的经济规律以及能源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科学;低碳经济则是近10年出现的概念，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低碳经济学是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交叉学科。同时，低碳经济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其他3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环境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产权交易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生态经济学的生态价值、生态均衡理论等，能源经济学中的能源替代与转换、能源利用技术等。低碳经济学与其他3门学科在基本假定、研究对象、研究方向上有本质不同，具体区别见表1。
二、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目标和重点任务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低碳经济”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之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技术领先并掌握了一定主导权。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中国:能源结构上，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60%以上，这一局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根本转变，在降低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上中国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困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呈现加速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必然还会持续增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中国居世界前列，受不平等国际贸易规则以及“锁定效应”影响，中国总量减排的压力依然很大。因此，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低碳经济研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目标
国际层面，为中国经济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如何让中国争取到更多机会参与国际气候制度体系的建立，如何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争取应有的发展权和必要的排放空间，是国内低碳经济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对减排问题，探讨是否参加减排或者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参加减排，研究减排的真实成本和社会经济风险，提出明确符合国家利益的减排指标和目标。国内层面，提供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从全国层面统筹考虑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通过各种情景分析评价中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明确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和优先领域，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和应对各种低碳经济问题提供决策依据;立足于国内低碳经济发展中各主体方的利益诉求，解释低碳经济发展推进过程中利益激励和约束的可能性，提出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均衡对策，诱发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利益机制的有效运作上确保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行业和区域层面，提供低碳发展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选择。全面分析和评价各种低碳经济政策、发展方案对我国各行业和区域的经济影响，提供行业或区域的低碳发展能力建设与决策支持系统，探索不同背景的低碳发展模式及选择。
2．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任务
作为我国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8门核心课程之一，计量经济学越来越受到经济学专业教师和学生的重视与青睐［1－2］。我校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此门课程虽然只有6年的历史，但是其在研究生课题研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计量经济学课程建设需要根据当前计量经济学教学的发展趋势，做出相应的改进。
一、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重视程度不够，学时偏少
我校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计量经济学课程课时为32学时，这远远低于很多高～60学时的安排。课时安排偏少，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教师水平的发挥、教学内容的设计，学生对于该课程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也会大打折扣。
(二)课程定位不清晰
我校的计量经济学课程究竟是理论课还是实践课，目前有不同的意见。从目前该课程的学时安排来看，显然是将该课程设定为理论课，在教学中强调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和严谨性。但是作为一名硕士研究生，其学习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在掌握模型建立、参数估计、模型检验和运用的理论与方法之后，在自己的研究中结合研究课题实现将现实经济问题抽象化和模型化。因此，目前对于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定位难以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上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三)研究型教学模式运用不够，实验教学
与案例教学质量难以提高计量经济学是以数理统计为基础，数学方法为手段，经济理论为指导，考察现代社会中各种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预测经济发展趋势，检验政策效果等。也是经济学课程中唯一一门对学生提出知识、方法、能力和素质的综合能力要求的学科，这就决定了计量经济学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当前，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课堂教学以讲授为主，外加演示Eviews软件以熟悉各种估计和检验方法的流程。计量经济学研究思路包括建立模型、估计参数、模型检验及模型应用。目前的教学中主要就参数估计和各种检验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介绍，而对如何从专业领域的经济问题出发建立模型，如何应用模型分析实际经济问题，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讨论，学生的应用能力差。此外，目前应用广泛的一些计算机软件的实际操作训练仍然是薄弱环节，学生上机操作训练不够，主要限于每节课最后学生的操作演示。
二、对完善计量经济学课程建设的若干思考
(一)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优化课程内容体系
课程建设的重点是设计科学合理的课程内容体系，这需要明确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定位。计量经济学教学要尽量做到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应用并重，同时要联系实际的研究情况。核心问题是如何优化课程内容体系使之适应创造性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和研究型教学模式的需要。为此，需要处理好以下4个方面的关系:首先，在整体思路上，处理好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基础性、前沿性和时代性关系。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很快，前沿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研究生计量经济学教学中既要介绍基本的经典理论与方法，又要讲授一些非经典的理论与方法。经典理论方法是非经典理论方法发展的基础，而且至今仍然被普遍应用，在课程内容建设中理应受到重视。同时，应当指出经典理论方法的主要特征及其与实际经济问题之间的差距，在此基础上阐述以微观计量经济学、非参数计量经济学和动态计量经济学为主要内容的非经典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从而追踪本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介绍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动态。同时增加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不断补充和优化课程内容体系，既保持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基础性，又体现其前沿性和时代性。其次，在内容结构上，处理好理论、方法和实际应用的关系。研究生能够结合各自研究方向应用所学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课题研究中的问题是我们的主要教学目标。因此，在教学中，要注重计量经济理论与方法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结合，坚持理论与应用并重。在讲完单一方程和联立方程理论方法之后，还要讲解单一方程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和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及其在生产、供给、需求、消费、金融、贸易等主要领域的应用，同时根据学生的研究方向与课题，设置不同类型的专题讲座与案例讨论。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又能加深学生对于计量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理解。再次，在理论与方法的讲授上，处理好思路剖析和数学推导的关系。阐述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需要借助数学推导过程，然而要认识到，最重要的是思路而不是数学推导过程。很多数学推导过程都可以通过自学掌握，而解决问题的方法思路则要通过教师的引导才能掌握，只有让学生理解和掌握了理论方法产生和发展的方法论，才有可能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因此，在时间极其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让学生着重掌握的应该是常用方法及其思路，而不是详尽的数学推导过程。一些较繁琐的数学推导和更多的方法可以在课后针对有研究需要的学生另行安排。最后，在模型应用的讲授上，处理好理论模型介绍和发展过程分析的关系。计量经济模型在每个领域的应用都有其特定的演变与发展过程。通过各种应用模型的讲解，可以让学生熟悉常用的计量经济模型及其估计方法。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了解有关模型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以便其在未来的研究实践中能够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和改进模型。所以在应用模型的讲授上，应重点介绍模型演变与发展的方法论，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学生真正了解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是如何发展的。
(二)在积累丰富素材的基础上加强教材建设
所用教材的优劣是课程建设水平高低的标志之一。近30年来，计量经济学的教材层出不穷，其中不乏比较好的。然而多数以介绍理论和方法为主，除了一些例题外，很少有关于应用的专门章节。因此，计量经济学给人的印象是一门孤立的课程，读者难以发现它与其他经济学课程之间的联系，更不能理解它在整个经济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甚至会把它视为一门经济数学方法类课程。为了较好地体现上述关于课程内容体系优化的思想，急需总结多年来的教学与研究经验，在积累丰富素材和融入最新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更新教材内容，做到理论与应用并重，将计量经济学设计成为一门特色鲜明的经济学课程。这一方面需要处理好基础性和前沿性的关系，另一方面需要增加实例，更新和改变软件。
(三)在适当增加课时的基础上改进实验教学#p#分页标题#e#
实验教学是计量经济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与理论教学相辅相成，两者缺一不可［3］。目前教学中，学生上机训练时间太少。建议在现有学时基础上，增加8个学时的上机操作训练，并将这8个学时穿插在原有的32学时中间，而不必专门安排软件应用的实验课。在实验教学中可以重点介绍一种专业应用软件，要做到实验教学与理论方法教学相衔接，即应该将实验教学合理、适时地穿插在理论与方法教学的过程中，而不能截然分开，这样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理论方法的理解和运用。在实验教学中，要结合实际情况，加强学生在处理各类型数据、建立模型等方面的训练。可以适当安排一些综合练习，在综合练习中，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研究方向选择实际研究对象，综合应用所学的理论方法，建立模型，收集数据，估计、检验和应用模型，从而完成建模的全过程。通过独立的实践、教师的辅导和互相之间的交流，促成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融会贯通。
(四)在丰富案例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提高案例教学质量
计量经济学强调综合能力的培养，案例教学自然是教学方法的首选。然而，在目前计量经济学教学中，传统教学方法依然占主导地位，对如何根据经济学理论、从实际经济问题出发建立模型以及如何根据已建立的模型分析实际经济问题等讨论的较少，结合实际案例的分析和应用就更少。这样势必导致学生理论方法的实际应用能力较为薄弱，面对实际经济问题或现象，在提出建模设想、选用具体估计方法、查阅相关资料、收集整理数据、诊断发现问题和改进估计方法等各个计量经济建模环节都存在问题［4－5］。因此，在计量经济学课程建设中，除了适当增加实验教学外，急需加强案例教学，以便有效地消除或缩小理论与实践的鸿沟。首先需要有效地组织案例素材，建设有专业特色的案例库。有专业特色就是要充分体现我校区域经济学专业以及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科特点，围绕当前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与区域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有关的课题，选取体现时效性、专业性、贴近个人社会经济生活的微观区域经济案例。在建立案例库的过程中，应当整合校内多个相关学院的资源，特别是人文与发展学院和经济管理学院要互通有无，合作交流。
一、经济宪法学学科性质
从学科研究的性质上看，经济宪法学被定位为一门用经济学阐释决策问题的学科。具体地说，经济宪法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选择制度，其主要目的在于“去检验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形式”。经济宪法学的内容并不是新颖的，学科的理论基础还是在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以及有关的思想，与其它学科存在内在的紧密联系。
1．经济宪法学与古典经济学
在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宪法学会被认为是重复古典经济学的内容，尤其是亚当·斯密作品中的内容。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自身的目标，即在没有具体政治约束下，对市场的运行给出解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经济成功地非政治化了，自由放任的规范观点不可避免被称为最小的、守夜人式的国家人的实证分析所混合，古典经济学的关注点从制度结构上转移了目标。但是，给定保护性的国家秩序，在利用理想化的标准评价市场时，实际上在某些条件下会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经济宪法学要做的是，任何用于最终规范判断主旨的实证分析必须反应信息丰富的规则或约束的可供选择性组合的运转特性的比较内容。
2．经济宪法学与宪法学科群
经济宪法学是宪法学科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的宪法学在方法上需要实现科学分析向人文综合的转变，从学科体系上就要冲破宪法学和其他人文学社会学科之间人为的藩篱，把宪法放在社会的整体环境中，考察它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等各种社会现象的关系，形成有政治宪法学、经济宪法学、宪法社会学、宪法文化学和宪法解释学等各边缘交叉学科组成的综合宪法学学科群。宪法学的理论体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宪法学体系是指对宪法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的结构、次序所作的符合逻辑的安排，广义的宪法学体系则是指以宪法学原理为主干、包括各分支学科群组成的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理论体系。可见经济宪法学是宪法学科群中的一员，是广义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3．经济宪法学是经济学与宪法学的交叉学科
经济宪法学既是宪法学的子学科，又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英美法系不承认经济法的存在，法学家们不留意经济宪法。詹姆斯·布坎南等人创立的“宪法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约束人类经济和政治选择的宪法规则和制度，认为在市场上自利的“经济人”在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人或官员时，其自利的品格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掌权者滥用权力具有不可避免性，因此，约束政府权力，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是宪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这就完全回到了古典宪法学的限权政府立场上。布坎南声称，他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如果说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学科，宪法学是研究如何合理配置稀缺权利的学科，那么经济宪法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和权力配置关系的学科。它吸收经济学原理、借鉴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法的经济规范和经济的宪法规范，把经济的宪法理论和宪法的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经济宪法学核心思想——经济思想
自由与干预、公共与个体、权力与权利能否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出新的社会合作体系，这对已有的社会行动体系与社会制度体系提出了新的命题。由于这些社会关系的行动空间关涉社会经济宏旨，强烈的社会对抗性足以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经济的思想由此而生。
1．经济思想缘起
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要设计一套制度来限制政治权力的行驶。古典思想的代表作家之一大卫?休谟认为，政治作家们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当把每个人都假设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私利外，别无他图。因此，古典思想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政治制度上保证公民个人不受政府及其官员们的侵害。沿着这种思路，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精1,设计了一种分权制衡的制度。对这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以不同视觉观察，探究与经济的关系，首先从宪法与经济关系开始。与经济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宪法的确立、修改和废止等过程中。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是美国1787宪法，而最早将与经济联系起来的是美国史学家的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比尔德，他认为“宪法不是所谓全民的产物，而不过是希望从中获取利益的一个经济利益集团的产物”，“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就像在制定与通过宪法所引起的变革中，经济力量是原始的或根本力量，而且比其他力量更足以解释事实”。
2．经济思想的内涵
经济是以经济宪法为前提，以经济民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私人经济权利和规范国家经济权力为目的的一种形态。经济的概念是经济内涵的抽象表述，经济作为对一切经济的反叛，其基本内涵就是用经济宪法把在经济领域中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确认下来，用法治的精神发展和完善这种民主事实，以此保障私人经济权利，寻求国家经济权力和私人经济权利的平衡与和谐。经济有应然释义和实然释义两种。其应然涵义，就是寻求国家经济权力和私人经济权利的平衡与和谐，是对一切经济专制的反叛，它既防止国家经济权力专制，亦防止私人经济权利专制；其实然涵义，就是表现为以经济宪法为核心,的所有体现经济精神的规范性文件，又表现为上述规范性文件的实际运作状况。只有在框架下国家的经济行动和私人经济行为放可能有正当性。
三、经济宪法学研究的内容
1．私人经济权利——财产权
私人的经济权利在经济宪法学范围内就表现为公民个人财产权，个人财产权就意味着个人在社会范围内自治的正当性，他表明：为了享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人们必须有一定的选择权和决定权，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财产权不仅是公民个人的经济权利，事实上，也是政治权利。在文明社会中，财产权既是一项经济制度，又是一项政治法律原则。财产权不仅是个人发展的基本条件，它还是人类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的基础和经济繁荣、效率的关键。财产权的确立分散了社会中的经济权力，因而避免了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为民主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因此财产权把权利与自由赋予个人，把限制加于国家，它成为自由、个人自治的基础，对人类一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2．国家经济权利——财政权
当代主流经济学以“市场失灵”为由打开了国家干预的大门，由此奠定了国家干预主义的地位。然而片面强调政府干预而没有经济的配合，必然会扭曲干预的本意。因为国家是一股可善可恶的力量，要使国家向善，关键在于国家制度调适、权力配置与法律安排。所以，在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必须用国家经济规则来为其自身及其支持者牟利的行为进行切实可行的限制。国家经济权力体系是以财政权为核心内容，以建构征税权、货币发行权为主要手段。财政权是国家经济权力乃至一切权力的根本，只有财政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没有财政约束的权力是专断的权力。征税权作为国家重要经济权力，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联结起来，征税范围内容、税基、税率与经济发展、公民生活息息相关，需要实施经济来规制。
3．国家货币发行
财产价值是用货币衡量的，币值稳定不仅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条件，也是个人财产保值的基础。发行货币是国家重要经济调控权。在法定金本位货币体制下，黄金等贵金属的自然可获得性使货币供应受到限制，币值稳定是自发实现的，因而在早期宪法往往没有货币规则。现代经济施行信用货币，只有通过货币立宪和立法来控制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权才能保持币值稳定。因此，经济宪法学要研究国家货币发行，建立货币权即宪法约束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