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6 09:24:4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民俗文化的重要性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民族民俗文化的价值
所谓民俗，就是民众的一种独特的、重复的生活方式，来自民间，生存于民间。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的自由自觉的交往活动中所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具有继承性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传统。它包括生产与生活习俗、游艺竞技习俗、礼仪制度习俗、社会组织习俗、民间文学艺术等。民俗文化以多样的表现形式和传播载体，深深地渗入在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民族兴衰，天心民意，人间世象，无一不在民俗文化中得到折射。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留在现实中的记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每一个民俗背后都烙刻着那一个深深的记忆痕迹。在民俗文化中，“民”性、民族性、大?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酝酿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背景，这种民俗文化上的多样性，为我们研究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以及其他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实物的佐证，也是我们发展特色文化的重要资源。我国很多少数民族是民俗文化丰富的地区，且多处于自然存在状态。这一原生态的民俗文化特征，一方面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文化研究价值和文化开发利用价值，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和失散。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目前一些地区对民俗、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不够，使其资源处于艰难的境地，加之外来强势文化的渗透，对这些别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地区的人们已经在服饰、建筑、风俗习惯等方面逐渐淡化，不少民俗资源已经改变了原有的文化特征，有些甚至濒临消失。有效地保护、合理地开发和更好地利用民俗文化资源推动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史许多拥有这些资源的地区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民族民俗文化对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意义
1.民族民俗文化的地位
中国史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和积累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让我们得以从中追寻到祖先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足迹。民俗文化作为我们的母体文化，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道德传统、个性特征乃至民族凝聚力、亲和力的载体。民族民俗文化作为民族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以其社会性、多样性、地域性、传承性、变异性、时代性等特征，丰富的内涵和多彩的形态为我们展现着民族发展的历程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发展文化事业，推进民族地方文化产业建设的重要资源。
2.民族民俗文化在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民族民俗文化在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作用及其工作意义是深远的，图书馆应该努力做好民族民俗文化实物搜集、整理、保存与开发利用工作，这是创特色馆藏、特色服务的重要途径。
民族民俗文化的搜集工作重要性，还体现在它能为地方决策机构提供科学参考依据。在当前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如何利用本地区特有的优势来振兴地方经济，成为各地政府部门优先考虑的课题。因此，各地政府在制定各种发展规划时，必须充分了解本地区自然环境、资源状况、各产业部门特点，民族风俗、文化以及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成就、经验、教训和社会各个领域的重大进展信息，分析得失，地方文献正是这些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保护和弘扬民族民俗文化是图书馆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民俗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具有巨大的塑造、规范、引导和凝聚作用。民族民俗文化记录和反映的是这一地区的民族风俗、风情、民族人文景观。民族的风俗文化对于同一家乡的人来说格外有亲切感，感染力、说服力特别强，从而激发他们爱祖国、爱家乡，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力量。搜集、整理民族民俗文化，为合理开发利用当地民俗文化提供详实的资料，是图书馆文献工作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责。民族民俗文化是反映当地民族一定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情况的文献资料。对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建设特色文化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怎样做好民族民俗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1.从事收集整理民族民俗文化整理的图书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搜集资料是一项十分艰苦、细致的工作，因此，首先要建立一支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有一定分析鉴别能力，有扎扎实实、埋头苦干、不图虚名、不怕吃苦的实干精神，热爱图书馆事业、具有奉献建设的搜集资料队伍。这支队伍在征集地方民族文献工作中，首先要具备高度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要了解民族风俗文化对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认识征集民族风俗文化资料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地向社会宣传征集民族风俗文化资料。主动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征集民族风俗文化的工作，介绍征集民族风俗文化的范围、内容及其重要性，有政府主持征集地方民族文献的工作落到实处。
2.收集整理民族民俗文化资料的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民俗文化资源；旅游开发；对策
我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各民族在服饰、饮食、居住、交通等各方面都大不相同。所以，各民族形成了其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科学合理地对我国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概况
（一）民俗文化资源的内涵
民间风俗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主要包括民间信仰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习俗、节日习俗等[2]。
（二）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特征。民俗文化资源是具有多种属性和特征的文化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性。民俗文化资源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反映了不同阶级社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形态。民俗文化资源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2.多样性。民俗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俗文化资源的种类多，二是民俗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众多。3.传承性。民俗文化资源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人类世世代代相传的。4.时代性。民俗文化资源是某个时代特定的产物。不同时期的民俗文化资源具有不同的特征。
二.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旅游的开发过分商业化。在开发过程中，由于追求片面的经济效益而使我国的民俗文化资源的原始价值逐渐流失。（二）外来文化侵入带来的冲击。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外来文化在促进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同时也侵蚀着我国的传统民俗文化。（三）重开发，轻保护。一些景区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无限制地对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而忽略了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这是与当代“可持续发展观”背道而驰的。
三.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的对策
（一）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旅游开发应遵循的原则
1.尊重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持民俗文化资源的原始性和真实性。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最淳朴的本色，不经任何刻意的修饰，不跟风模仿。2.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在我国民俗文化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以保护我国民俗文化资源为先导和前提，不单纯追求眼前的利益。3.正确认识我国民俗文化资源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在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与外来民俗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二）我国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的具体措施
1.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指导和政策性扶持（1）民俗文化资源旅游开发严格化、科学化。对我国民俗文化资源进行开发之前，应向有关部门提交可行性分析报告、开发方案、效益预测报告等书面报告。相关部门对其评估，并严格审批。（2）完善管理制度，加强相关部门的监督作用。相关部门对已进行旅游开发的民俗文化资源进行监督。对那些合理开发利用的，相关部门应鼓励并给与大力的支持。对于那些不科学的开发利用，应依法取缔。（3）加强立法保护。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进行保护。（4）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引导大众树立保护意识。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群众了解保护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重要性，让他们主动地、自觉地保护我国的民俗文化资源。
2.科学合理地对我国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
（1）因地制宜地进行旅游开发
根据当地的客观实际情况进行考量，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交通运输条件及区位优势等。利用当地现有的民俗文化资源，将其自身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2）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其他资源的开发有机结合
对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不能只是单一的，仅仅包括风土人情，而应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并与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进行有机结合，增强我国的民俗文化资源吸引力。
（3）重视质量，走精品化道路
对我国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应该深入挖掘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注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着重突出我国的民俗文化特色，走精品化道路。
（4）实现民俗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时代的主流，在对我国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时，也应该贯彻这一观念，实现民俗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创新
（1）思维创新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旧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所以要求从思维上打破常规，勇于创新，推出主题性较强的民俗旅游。
（2）方式创新
包括民俗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方式、旅游线路设计方式、旅游内容安排方式等。资源开发方面，可采取国家、集体、个人单独资开发或中外合资开发的方式。
（3）科学技术创新
虽然民俗文化资源本身与科学技术并无关系，可是这里所说的科技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运用科技更好地保护我国的民俗文化资源，二是运用科技再现我国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
4.培养专业的民俗旅游从业人员
国家和政府的宏观指导固然重要，可培养专业的民俗旅游人才才是问题的关键。培养专业的队伍，运用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对我国的民俗文化资源及民俗旅游进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才能更有效地保护我国的民俗文化资源。在出现问题时，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问题。
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前景较为可观，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当前首要便是处理好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旅游开发与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保护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科学合理地开发，使其获得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效益，促进我国民俗旅游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法）列维・斯持劳斯.历史学和人类学――结构人类学序言[J].哲学译丛，1976（8）.
民俗旅游是指人们离开常住地，到异地去以地域民俗事项为主要观赏内容而进行的文化旅游活动的总和。广义上说，民俗旅游涵盖了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等。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高品位、高参与的文化旅游，具有地域性、文化性、参与性和神秘性的特征。
二、民俗旅游的现状分析
（一）民俗旅游资源丰富，发展迅速
我国民俗文化资源丰富，许多旅游项目都包括了民俗的内容，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尤其突出。随着对民俗旅游的重视，我国民俗旅游发展迅速。1995年国家旅游局把民俗旅游作为一个主题提出，推出了“民俗风情游”；2003年提出“中国烹饪王国游”主题；2004年推出“中国百姓生活游”主题，虽然这些主题没有明确指出是民俗旅游，但民间艺术、烹饪、百姓生活明显属于民俗旅游的范畴，说明中国民俗旅游的开发正慢慢成熟。一些城市也开发出一系列的民俗旅游项目，如深圳的“中国民俗文化村”、云南滇池山麓的“云南民俗村”、北京亚运村附近的“中华民族园”等。
（二）民俗旅游的发展区域经济
随着我国民俗旅游资源的逐渐开发，也带动了各地的经济发展。民俗旅游是利用本地区、本民族所特有的优势，如民族建筑、民俗风俗、民间歌舞、风味食品等加以开发利用，吸引游客的。可以说，这种旅游的投入相对较少，而回报也快。近年来，不少地区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民俗旅游活动，为经济贸易、商业发展开辟了市场，带动了当地的区域经济的发展。2004年，“十一”旅游黄金周期间，北京市民俗旅游火爆。据统计，民俗旅游共接待游人9.4万人次，同比增长52.4%；实现旅游收入456.8万元，同比增长130.7%。又据2006年春节期间，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的春节黄金周第2号旅游信息通报显示，春节黄金周民俗旅游正进入。
三、民俗旅游存在的问题
（一）过度开发破坏民俗旅游资源
民俗旅游近年来的发展迅速，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发展，某些地方为了获取眼前的经济利益，不顾后果地盲目开发民俗旅游资源，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民俗文化资源。长期以往，将损害整个民族旅游资源。
（二）外来文化使民俗文化的特色日渐消失
民俗旅游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当地的民俗文化的独特性。一般来说，具有较独特的民俗文化地区，其地理环境往往具有相对封闭性，可以说，正是这种封闭性造就了该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然而民俗旅游的开发恰恰是以破坏这种封闭性为前提的。前来观光的旅游者大多代表了一种强势文化，而民俗旅游地代表着一种弱势文化，在相互接触中，强势文化往往将弱势文化同化，使民俗旅游地的特色渐渐消失，这是对旅游地传统民俗文化的侵蚀。
（三）旅游人才匮乏
旅游业作为以服务为产业的主要构成因素的特种行业，其从业人员既要数量多又要素质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相对落后，旅游人才培养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培养机制不健全，人才匮乏，导致经营管理效率低，服务质量不到位等问题。
四、民俗旅游的发展策略
（一）坚持利用与保护相结合的开发原则
民俗旅游资源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只顾开发而不注意保护，民俗文化资源最终也是会枯竭的，最终随着民俗文化的消亡而走向消亡。因此，保护民俗文化资源实际上也就是在保护民俗旅游业。在民俗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充分认识到民族文化在民俗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把民俗文化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协调起来，有效地开展各种民俗旅游项目。
（二）保持民俗旅游的民族特色和真实性
在民俗旅游开发时要重视民族特色，发挥自身的优势。一是应积极发挥民族风情、传统习俗、民间艺术、宗教信仰等民俗文化遗产，使民俗旅游的民族性、地方性、区域性特点展现出来；二是尽可能把各民族的传统艺术与民族特色和自然资源融为一体，将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等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有机结合，从而增强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丰富民俗旅游的内涵和生命力。
（三）正确认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首先，民俗文化是动态发展的，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其次，民族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并非完全对立，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并不是要排斥外来文化，面对外来文化，民族文化可以采取包容、积极的态度，在选择中借鉴，在扬弃中吸收，在创新中发展，从而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最后，在民俗旅游开发时，应增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和认同感，认识传统文化的不可再造性和独特价值，不能以牺牲民族传统文化来发展经济。
传播学是将人类传播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浙江人杰地灵，民俗风韵浓厚，拥有独特的生活习惯和社会风俗。浙江自古以来与日本的关系源远流长。随着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浙江正以开放的态势向世界展示自己，准确、恰当地翻译浙江民俗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传播学视阈对浙江民俗文化的日译策略进行研究，从而达到文化传播的真正目的。
［关键词］
传播学;浙江民俗文化;日译
一、引言
浙江拥有“文化之邦”的盛名，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随着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浙江丰富的民俗文化风情，越来越引起世界的瞩目。为了能更好地让世界、让日本了解浙江民俗文化及其内涵，笔者认为必须从传播学视阈来探讨浙江民俗文化的译介。民俗文化翻译关系到国家形象，而民俗翻译的质量对传播效果又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民俗文化，尤其是地域民俗文化的翻译一直没有引起翻译界的高度重视，翻译中除了语言本身的问题外，译文不能很好地保存与传播当地的民俗风情与特色。鉴于此，本文以浙江省内各个文化场馆、景点介绍及外宣资料的日译文本为考察对象，进行日译策略研究，从而将浙江民俗的日译做到准确、到位，更好地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乃至于世界。
二、传播学理论与民俗文化翻译
传播学是将人类传播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提出传播研究的5W经典模式。即: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对象及传播效果这五个紧密相关的链条［1］。它旨在探索及发现社会信息体系的规律及性质［2］。自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创立成为独立学科之后，发展迅速。历经多年，传播理论已发展成熟。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传递、交谈和融合的过程［3］。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文化所具有的文化个性往往会成为翻译的障碍。其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文化更是如此。民俗文化翻译的传播主体是民俗文化译者和译本的出版推广者，是传播活动的起点。传播主体不仅决定了传播的起始与发展，更决定了信息的质量与数量。对传播主体的研究主要是分析传播者对传播过程的控制、传播者所受社会文化因素的控制等。民俗文化翻译传播媒介或传播渠道，是介乎传者与受者的信息载体。因其在传播中的重要性，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民俗文化翻译传播内容是大众传播的核心，而信息内容分析也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部分。合适的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得以为传播对象接受的关键。民俗文化翻译传播对象在传播过程中地位显著，起接收信息的作用。若传播活动中没有传播对象，信息传递将失去意义。民俗文化翻译传播效果通常意味着传播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传播者的意图或目的。民俗文化翻译和民俗文化传播的目的是让目的语读者正确认识中国民俗文化。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如何将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民俗文化恰到好处地翻译出来，使之成为连接文化交流的纽带，显得尤为重要。
三、浙江民俗文化特征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风俗习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历史传承的珍宝。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在共同地域、共同历史作用下形成的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5］。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的浙江，创造了辉煌的吴越文化。境内有距今7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多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以及南宋王都的历史，让浙江这块宝地承载了太多的历史积淀。地处京杭大运河南端的省会城市杭州，是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七大古都之一，被誉为“人间天堂”。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形成了深厚的海洋文化和旅游文化［6］，这里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出现过坡、白居易、王羲之、吴昌硕、、金庸等一大批闻名全国的文化名人，遍布全省各处的许许多多富有影响的博物馆和纪念馆，记载着大师们留给这片故土的丰富文化遗产，并有丝绸、茶叶、服装、南宋官窑等各类博物馆百余所和各类文化交流展馆［7］。浙北杭嘉湖地区，至今一直是丝绸的主要产地。浙江这块宝地，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形成了独特的山地文化、稻作文化和桑蚕文化，被誉为“丝绸之都”和“茶叶之乡”。各地星罗棋布的水乡村落中，至今仍保存有许多明清时代，甚至更早期的古建筑、古民居，为人们所向往。浙江以独特的民俗文化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魅力。
四、浙江民俗文化的日译策略
(一)照搬或照搬+注释所谓“照搬”就是直接照搬原文的翻译方法，这种方法在民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介绍南浔宣传册中的百间楼、南浔史舘、古石桥、小莲庄等民俗人文景观，具有民俗特色的建筑楼名称等，这些名称中的“楼”“舘”“桥”“庄”等关键字基本概括了这些建筑物的基本特征，而这些名称在日语中，无论是字义还是字形，都是相通的。因此在日译过程中，可以采用照搬的方法，读者完全能够从字面上理解这些名称的意思。如果直接照搬后会让目的语读者不知所云时，可以采取“照搬+注释”的方法进行补充翻译［8］。
(二)直译或直译+注释所谓直译，就是在转达原文意思的时候，使译文的表达形式和句法结构尽量同原文一致。其理想的目标是做到“神”“形”兼备。根据传播理论，决定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是翻译目的。在浙江民俗文化日译中，译者需传递浙江区域文化的信息，让目的语读者真正了解浙江民俗文化的精髓。例(3)中的谚语描述的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的地形特点。为了信息传递的高效与真实，译者将源语言文本的全部意境译入目标语文本中，最终的译本没有改变源语言文本的基本信息。因此，译者将它直译为:“三歩で一つのアーチ、五歩で一つの橋”，这样既保证了原汁原味，也让目标语读者阅读时才不会心生困惑。在民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直译更多地保留了原汁原味，并且因其直率性、简洁性，而被广泛运用于民俗文化翻译中。例(4)中的“世外桃源”出自清孔尚任《桃花扇》中的成语，比喻不受外面影响的生活安乐、环境幽静的美好地方。吴越国的都城杭州，就是“世外桃源”这样一个城市。译者在这里没有照搬，也没有意译，而是采取了对源语进行“直译+注释”的翻译方法，将“世外桃源”译成“世外の桃源”并在后面附括号进行解释。这样既保留了源语言文化特色，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不仅不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还能从括号的说明中读解到其真正的内涵，起到了很好的传播文化的效果。可让目的语读者既感受到原汁原味的浙江民俗文化的独特含义，又保留文化意象。
(三)音译法音译是根据源语言的发音进行的翻译。音译的目的是在遵守语言学规范的同时传达源语言文化。因此音译被频繁使用于民俗文化气息浓重的术语翻译中，特别是餐馆、戏剧及地点的名词翻译。在民俗文化日译中，若译者无法用相近的日语表达去匹配民俗文化特色时，音译是不错的选择。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源语言固有的意义以及对多义词等的精确表达，在译文中或多或少都有所缺失。音译不能达意，但能营造一种异国情调。对浙江民俗文化，尤其是具有浙江特色饮食的词语翻译，若目标语中缺少相近词语及相近表达的词语，运用音译法可避免逐字翻译或直译带来的误解，保证译文可读性。例(5)中的“东坡肉”，例(6)中的“瓜子”等，分别直接取其中文发音译为“トンポーロウ”“クアズ”。音译不仅能省去直译菜名的冗长与繁琐，更能保持作为浙江菜的民俗特色与原汁原味，保存了作为浙江菜的那一份特别和韵味。
(四)意译法意译是指不拘泥于源语文字的表层意思，不用源语的表达方式，根据大意对源语句子的结构进行较大的变化和调整来进行翻译。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当直译很难翻译出符合目的语语言习惯的句子、可能会给人造成困扰、不明白翻译过来的句子是什么意思、不能很好达到传播目的时，需要运用意译策略。(7)苏堤全长2．8公里，北宋坡(1037－1101)于1089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后用湖泥堆积而成。“西湖景致六吊桥，间株杨柳间株桃”就指春季的苏堤。民俗文化日译传播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情况，取决于目的语读者对民俗文化译本传达的中国文化精神内涵信息的反映。例(7)中描写的是春季苏堤的优美景象。“间株杨柳间株桃”本身的意思是苏堤两岸边一棵桃树一棵柳树相间种植的人文景观。例(8)是介绍杭州民俗文化中每年在钱塘江边观潮的习俗，其中的“弄潮儿”本身的意思是指朝夕与潮水周旋的水手或在潮中戏水的少年人。喻有勇敢进取精神的人。“精湛水性”喻指游泳水平十分高超。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译者没有从字面上直接进行翻译，而是分别大胆冲破表面意思，通过深层理解和不断推敲，真正理解其内涵的实质意义，抓住“神”，采用意译策略进行了准确的翻译。将“间株杨柳间株桃”意译成“桃と柳が整いそろっている。”将“弄潮儿”意译成“挑戦者”，将“精湛水性”意译成“巧みで、完壁な水泳術”。以目的语读者熟悉和习惯的思维方式翻译出来，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浙江民俗文化的内涵，达到民俗文化传播的目的。自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适当减译减译，指从全文出发根据逻辑、句法、修辞的需要在译文中删减一些不必要的语言单位的翻译方法。减译不是删掉原文的某些内容，而是为了避免内容重复、文字累赘，使译文更加简练，更符合目的语的习惯。(9)赛龙舟是杭州民间传统水上体育活动之一，常于端午这天进行……届时龙舟上彩旗飘扬，鼓手敲起震天锣鼓，划船的人分坐两边，一边呐喊，一边飞快地划动木桨，疾行如飞。汉日语表达习惯上有很大差别，汉语描写具体、详尽，不少惯用的华丽辞藻本身并无实际意义，而是为了一种修辞、声韵以及渲染的需要，而日语不像汉语那样对事物的描写偏于详尽，而是往往采用点到即可，恪守一种客观理性的表达方式。因此在民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如果对汉语这类修饰语在译文中一字不漏地进行直译，就会使译文因语义重复而显语句臃肿，以至达不到很好的传播效果。例(9)减译了“分坐两边”“划动木桨”等词和句节。例(10)译者考虑了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为使译文简明扼要，将原文中引用的诗句进行了删减，在对民俗文化的日译过程中，必须根据目的语表达的需要，对那些过于繁多的修饰之词进行删减，使译文不仅不失其信，而且内容更加简洁明了，更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从而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真正达到民俗文化传播的目的。
五、结语
本文将浙江省内各个文化场馆的介绍及外宣资料的日语翻译作为考察对象，进行了日译策略研究和探讨，发现民俗文化翻译中最常用、最有效的策略是照搬或照搬+注释法、直译或直译+注释法、音译法、意译法、适当删减法。但也发现了在翻译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比如:删减过多，失去文化特色;缺少必要加注，读者难以理解;误译和漏译等。由于篇幅关系，问题部分没有展开，将留作今后研究的课题。总之，在当今大力传播中国文化的战略背景下，民俗文化的翻译不是简单的字符转换，而是一种有效的文化传播活动。将带有浓郁浙江地方色彩的民俗文化准确翻译到位，达到真正的文化传播目的并非易事。在翻译过程中应坚持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力求最大限度保持原有文化的原汁原味，遵循翻译原则，对具体情况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才能真正实现民俗文化翻译的传播目的。
［参考文献］
［1］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2］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金慧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4］蒋红红．民俗文化文艺探索［J］．国外外语教学，2007，(3)．
［5］潘宝明，朱安平．中国旅游文化［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7．
［6］姜智慧．从异化视角看民俗文化的传播———浙江省民俗文化翻译研究［J］．中国科技翻译，2010，(2)．
［7］杭州市旅游委员会．杭州旅游宝典［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
［8］杭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品味杭州［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一、引言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风情已经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目前学术界就旅游对民俗风情所造成的影响，大多倾向于消极影响方面或某一民族文化某一方面而进行探讨。胡绍林对张家界民俗旅游发展中的民俗风情粗糙低俗的现象进行了剖析，马晓京则指出旅游对非常落后的民俗地区，消极影响重视不够；邢海燕以青海土族服饰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色彩作为研究对象，马福成对门源回族习俗进行了探析。由青藏铁路运营带来的“旅游热”对青海民俗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而有关这方面的影响及合理开发与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欲通过对青藏铁路给青海民俗文化方面所带来影响的研究，探讨对策，旨在使得青海民俗文化之魅力能够永久的维持。
二、青藏铁路对青海民俗文化旅游的影响
（一）有助于促进青海旅游业和民俗文化的发展
2007年青海国内游客人数的增幅比近十年的平均增幅要高出33%，入境游客也有类似的增长趋势；这也带来了旅游收入的大幅增长。据2008年8月份西宁统计局统计，青藏铁路开通后，仅由西宁中转的客流量每年就将达到60万人次以上。因此，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大大地促进了青海旅游业的发展。
青藏铁路开通后，大批游客的涌入，为了发展旅游取得更好的经济收入的需要，当地一些原先被人们遗忘了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活动又重新得到开发和保护，历史建筑等也得到维护和管理，如黄南的隆务寺已加紧修缮，塔尔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昆仑文化精品旅游工程等已列入青海省当前旅游规划重点项目。
（二）青海民俗文化被不正当的商业化、庸俗化、甚至被同化和消亡
青藏铁路开通后，大规模、长时间的旅游客流纷至沓来将成为必然，这将可能会给青海的传统民俗文化带来无法避免的消极影响，使其为保持独特的民俗文化面临巨大的挑战。有的旅游景区并不是在挖掘民俗旅游资源的深厚内涵上动脑筋，而是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使民俗活动完全成为赚钱的手段。有些民俗活动没有在按照传统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随时都会搬上“舞台”，活动内容被压缩，表演节奏明显加快，甚至在日月山景区文成公主馆中，外省汉人冒充当地藏族同胞主持一些宗教仪式。这些活动虽被保留下来，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其传统上的意义和价值。由于过度的商业化而导致该区民俗文化趋于庸俗化。青藏高原素来被称为“人类的最后一片净土”，其民风民俗非常独特和淳朴。旅游者所带来的思想和文化对目的地社会的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长期影响，现在不少少数民族群众以汉族文化为自己的模仿对象，人们在服饰、发型、节日、饮食、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向汉族看齐，而本民族的民风民俗文化随着岁月的流失及游客潜移默化的影响而逐渐被同化、消亡，进而危及青海旅游吸引力的持久保持。
三、青海民俗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青海民俗文化知名度
青海的旅游资源的知名度较低，旅游吸引力较差。具体为：（1）借鉴一些通过各种方式而使知名度提高的少数民族的范例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如电影《刘三姐》而使壮族的知名度大增，《五朵金花》也使白族家喻户晓，丽江的摩梭族因其走婚制而引起很多学者，记者的注意并加以研究和报道，使其知名度大大提高。（2）通过青海卫视媒体、制作旅游宣传图片、画册、光盘等手段并结合开展旅游文化节等加大宣传，提高民俗文化旅游的知名度，扩大国内外的影响。（3）可以利用名人效应、名篇等来包装民俗文化的形象以此来提高知名度。如可利用西部歌王王洛宾及其家喻户晓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来宣传金银滩草原的藏族风情；
（二）加快旅游交通建设，提高民俗旅游地区的可进入性
民俗开发除了较高的知名度外，还必须具有良好的可进入性。从青海各市州2005-2009年年均旅游发展情况可看出主要有两个问题：（1）游客主要集中在西宁及其附近的海南、黄南等地，而青藏铁路沿线所经过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而独特的玉树等地的游客相对稀少。（2）从旅客人均消费量来看，西宁和玉树相对较高，与全国旅客平均消费水平大致相当，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而独特的黄南、海西、果洛很低，只及前者的1/3甚至更低。这与大部分偏远山区的旅游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很薄弱有关。因此，应合理规划进一步加强民俗地区旅游交通建设，提高民俗地区的可进入性，让潜在的民俗旅游资源变为实在的旅游市场。主要措施有：（1）在青藏铁路线上可增加2~3个客运停靠站，解决沿线500公里“有景点无人看”的状况；（2）离省会较远且对外影响较大的旅游区修建中小型机场。（3）在循化、互助、黄南等比较偏远且民俗风味较浓的地区加强“吃、住、游、乐”为一体的比较高档次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提高综合服务水平，解决“游客有钱没处花”的问题。
（三）以特引人，以特取胜
在开发民俗旅游资源方面，要在“特”字上下功夫，开发具有独特优势性的民俗文化旅游。土族、撒拉族风情在国内民族风情中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因此可以经过精心包装，打造成青海民俗旅游精品。具体做法：（1）对于土族，可选择民族形象最强，民族特色最浓的互助县进行开发，可在互助县建立规模大、档次高并且与互助北山国家森林公园相结合的吃、住、游、购为一体的大型土族民族文化村。在此期间要注重游客的参与性，要让游客真正了解和体验到土族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貌，并非是形式上的只是简单地表演几个节目而已。（2）对于撒拉族，循化被称为“撒拉族之乡”。可以在循化县建立具有“青海高原西双版纳”之誉的孟达自然风景区及黄河融和为一体的吃、住、游、购齐全的大型撒拉族文化村。把互助县和循化县打造成青海的民俗文化旅游精品，吸引更多的游客。
关键词：民国；民俗文化；传播生态；当代；传统艺术；艺术传播
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识码：A
一、文化背景与研究意义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中华民国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其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出现了新旧大交替和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民国时期堪称为承上启下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民国风俗同样呈现出积极的变革和改良态势，民俗特色表现明显。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报刊、杂志对当时民俗生活的文献记载以及民众的口述记录等也使得对于民国民俗文化的考察具备了丰富的资料文本。
民国时期反对封建经学、反对盲目尊孔和封建礼教，以崭新的姿态向陈腐的封建文化宣战，各种新思潮和新思想伴随着的发展和新兴阶级的成长，竞相涌入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变革强劲地冲击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类型呈现出多元色彩，城市文化活动并未全部波及农村，民间文化仍大多固守着传统的态势，城市和乡村的文化差异悬殊。
民国时期的民俗文化正是植根于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之中。此间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范式必然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具体地说，整个国民生活表现为在封建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现代文明结构。随着西方文明和生活观念的不断涌入，民国时期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那些不合时宜的民俗事象，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也被遗弃和禁止，民俗文化更多的则是表现为徒有现代的外壳。社会的不稳定滋长了不稳定的风俗，所以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相较于清末资产阶级的风俗改良运动，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演进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推进的，而又比清末的改良之风更加彻底。“这种新的社会潮流”被人描写为：“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顶翎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①
上述内容，涉及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礼仪、社会风貌、风俗变迁等各个方面，可从中窥出民国初年民俗文化的新气象和新变化，民国风俗改良突出强调了社会习俗的时代性、变异性和改良风俗的政治意义，显示了当时完成移风易俗之决心。有研究表明，实际上在晚清末年西学东渐的文化启蒙时代，民俗学的思潮和理念就已经从西方传到中土来了，而伴随着民国时期民俗事象的变迁，中国民俗学研究也逐渐兴起。如果说民国之前的民俗历史承继与存在状态是源自于民间民众自发形态的历史延续，那么自民国开始，中国的民俗文化开始纳入学术研究视野，可以说，民国的诞生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兴起是同步的。当时许多文人学者投身于民俗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周作人应是民国时期较早涉足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早在1914年他在谈到儿歌童话时就指出：“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 ②1922年他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又提到歌谣作为民俗学上一种重要的资料，应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虽然其后1926至1927年间，由于段祺瑞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对知识界的残酷弹压与文化查禁，一些民俗学者纷纷转到广州，又重新将《歌谣周刊》的旗帜树立起来，并与1927年在中山大学创办了《民俗周刊》。此后常任侠、岑家梧先生对于民俗研究做出的卓越贡献更是丰富了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研究的文本，并初步形成了注重理论阐发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民俗研究学术传统。
民国时期民俗特色处于如此大变动的文化背景中，既承继了旧的风俗传统，又有新的风俗变革，破旧立新中的民国民俗文化就是在这样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民众的身边。特别是在与新兴文化思想以及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其风俗特色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国时期民俗文化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传播这个名词最早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应用出自泰勒（Tylor，E.B.）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在此以后，传播已成为人类学中的关键性词语和概念，并且也成为民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对其研究应愈来愈关注和重视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此间民间风俗的传播及其生态问题，以此来考察民俗文化如何在传播生态层面保持其生命力与影响力的。因此，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研究，可拓展民俗文化理论研究的视野。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指的是情景中的传播过程”③，它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关于“传播生态”的概念，主要可从三方面来加以理解。首先，传播生态是研究传播符号在人类事务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看重的是传播符号的演化过程；其次，把传播生态看作是在20世纪以来社会迅速而剧烈变迁的背景下对复杂的传播环境的研究；其三，传播生态考察传播媒介怎样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情绪和价值，以及传播环境如何影响或促进我们的生存机会。由此可看出，无论是对于传播符号演化本身的研究、还是对于具体社会语境下人类生存状态的研究，传播生态终究离不开对于环境的研究。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研究，正是以此为理论引导，把民俗文化置于20世纪这个特殊又斑驳的时代背景中，研究当时环境对于民众生活、民间习俗、风俗面貌所构成的影响，同时探究民俗作为特殊的传播符号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演化变迁和文化涵义。这里的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另外，民俗文化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二、民国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特征
民俗文化涵盖的领域极广，从生产劳作到衣食住行，从人生礼仪到信仰禁忌，从岁时节日到民间戏曲，无不渗透着民俗文化。截取民国时期的民俗文化进行考察，可有助了解民国时期历史、民众心理特点、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
民俗文化“不仅要研究俗民们传递了什么，即研究所传的民俗符号的内容与形式，而且更重要的还要研究俗民们是怎样传递那些用民俗符号构成的民俗文化信息，亦即研究“传”的活动本身。” ④民俗文化不仅要关注其本体特征，也应关注文化受众的生活环境和活动特质，不仅要研究民众怎样传递民俗文化信息，还应重视为何要如此传递民俗信息，也即“人―环境”作为探析民国民俗文化的两个重要元素，对于其传播生态考缺一不可。民国时期，还仅是现代传播媒介出现的滥觞期，在大众传播媒介尚不发达或传播手段较单一的传统习俗环境中，民俗文化信息“传”的传统形式是如何与大众传播的现代传播形式形成碰撞和重整融合的，对于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研究，正是要研究民国社会中的各种活世态，要立足于具体历史环境对民俗文化的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进行思考，关注点简而言有三：首先，传播生态关注民俗文化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次，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再次，民俗文化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文化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文化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下面以民间戏曲艺术的演变为切入点来透视民国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特征。
民间戏曲艺术，作为民俗转型中的艺术传播，“民国时期的戏曲艺术发展有以下特征：一是随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成都等沿海、沿江大都市的兴起与繁荣，一些曲艺艺人纷纷流入城市行艺，在竞争中使演唱水平得到提高，促进了戏曲艺术在城市的繁荣与发展。二是为适应城市各阶层文化娱乐的要求，茶楼、书馆、戏园、杂耍园子遍布，为城市曲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三是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尤其是，爱国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出现了大量反映抗战爱国的新作，顺应了民心。四是受“五四”的影响，曲艺这一属于大众人民的艺术吸引了一批专家学者加入其间，并有许多人进入了戏曲艺术研究领域。” ⑤
清康熙以来，在民间产生的如“梆子戏、皮黄戏、秧歌道情戏、花鼓戏、采茶戏等地方戏曲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⑥，这些新的声腔发展势头迅猛，有研究者认为清光绪至之前的近现代，是我国地方戏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其中当然包括有民国时期。无论从创作题材、语言风格、还是舞台表演、故事模式上看，民间戏曲的表演风格较为简单、形式轻松活泼、生活气息浓厚，但也存在艺术性较为粗糙等特点。源自于民间舞蹈与民间说唱的民间戏曲大多是在会社、灯会或乡村集会上表演，鲁迅的小说《社戏》中就有对这种曲艺表演形式与场面的描写：“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胡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多美的一幅“社戏”场景！
清末的地方戏受到底层劳动人民的强烈欢迎，它以通俗易懂，贴近民众的大众艺术表演形式解构着封建阶层所构筑起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制度，因此遭到自康熙以来到雍正、乾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严控甚至禁毁。但更多的较为远离社会意识形态的民间小戏仍在民国期间得到了发展和沿袭，如流行在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的花灯戏，则是利用每年正月十五闹花灯的时节，结合人们的岁时民俗文化，边唱边跳的一种民间表演形式。清纂民国修《湖北通志・风俗二十一》中记载：“正月十五为灯节，前数日为试灯，十六以后为续元灯……有所谓花灯者，妆饰男妇，沿门唱杨花柳曲及荷花、采茶等歌、尤敝俗也。”民国时期，随着末代王朝的灭亡与以来反侵略的革命运动，社会形态与民众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西方外来新学说对国人学术思想的冲击、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的遗存，以及在夹缝中生存以求一席之地的民间文化，多种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都处于动荡摇摆期。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变化使这个时期的民间戏曲创作与表演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传播出相应的信息内容，民间曲艺所负载的信息传达着民国时期民俗真实的时代政治内容。这个时期的民间戏曲艺术的传播承载着其民俗文化转型中所透视出的时代社会变迁与审美意识形态的属性。
清末到民国时期直至建国初期，我国约有300多个地方剧种，上演的剧目则更多，而时至今日尚在存活的地方戏只有几十种了，活力较强的则更少。比如建国初期仅山东省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剧种就有十余个之多，山东地方剧种的代表首推柳子戏，中国古代四大声腔剧种“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中的“东柳”就是指山东柳子戏，但柳子戏的发展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制约，之后在数百年的传承中，柳子戏几近消亡。究其原因，应该是地方戏曲类的民俗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传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找到解决的办法。的确，任何文化都需要传播，而任何文化传播都面临历时性传播与共时性传播两个方面，就历时性传播而言，我国许多传统文化面临传承难以为续的问题，有学者尖锐指出：“近现代戏曲作家数量少，而且大多数以整理改编旧戏为职，新创作的戏曲文学名著寥若辰星，接收欧风美雨洗礼的文学巨匠多致力于追逐现代品格的小说、诗歌和话剧创作，少有人涉足戏曲文学创作。新时期戏曲文学仍然存在缺失：部分作者仍热衷于搭乘政治快车，简单配合现实；用民族性取代世界性，缺乏走向世界的自觉意识；剿袭导致少数作品雷同，趋同导致对作家艺术个性的遮蔽；部分作品出语粗疏，诗性品格丧失。”⑦这是从民间戏曲创作主体的缺失层面痛感戏曲艺术品种与个性化风格的丧失，原因源自近现代以来的民间曲艺传播生态的“欧风美雨”环境、到新时期仍把其传播看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属，由此所造成的作为创作主体的人对于艺术感知与价值的变异。就共时性传播而言，又涉及到传播受众的文化接受问题，同样在社会环境不断变迁、异域民俗文化不断冲击本土的文化语境中，我们的文化受众是否乐于接受本土民俗文化，还是热衷于国外民俗文化的崇拜，传播媒介和生态环境的营造应在此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从传播主体到传播环境再到传播受众，如何协调各种关系，以达到民间戏曲艺术在民俗转型中的艺术传播的生态平衡，是一个值得深思并深究的问题。
三、对当代艺术传播的启示
在当下社会，传统艺术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传统艺术对社会责任主动担当的表现，大量传统戏剧类节目的展出，能够积极传播社会主流文化。在传播生态学中，传播生态系统重要的生态因子除生态学上界定的气候、土壤、地形等五类生态因子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受众等。对中国传统戏剧艺术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因子莫过于政治、经济、创新、受众、审美这几类。
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以信息科技为核心的后技术时代，艺术传播正发展为一种以形象或图像作为文化主因的视觉文化传播，当然，实际上戏曲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属于听觉艺术。传统艺术传播在顺应当代文化的走向时，就会呈现出这样的状况：“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众。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⑧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播有多种影响因素，而人的需求是重要的因素之一。高雅艺术往往对其欣赏者提出要求，能够欣赏一定的艺术作品往往是欣赏者个人素养的一种检验方式。马克思说过：“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⑨如果你不能欣赏美的音乐，那并不能证明我的音乐不好，只能证明你的耳朵是“非音乐”的，是缺乏艺术素养的。而在艺术的当代传播中，文化的权利与艺术品的质量检验标准发生了转移，文化精英的趣味不再成为唯一标准，大众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传统戏剧艺术在经历过历史的兴衰变迁之后，也要以大众消费者为服务对象，能否赢得一定数量的消费群体，是传统艺术当代传播成功的一个标志。传统艺术的现代生态传播需要创作者与欣赏者二者的结合，共同发力，即既需要培养欣赏者的艺术鉴赏力，艺术作品也需要在此基础上赢得观众，使传统戏剧艺术的美学追求与受众的审美心胸都能得到提升。受众的需求把握住了，传统戏剧的价值空间才能得到更大的扩展。因此，创新因子，是传统艺术与现代传媒接轨，实现戏剧艺术当代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影、录音与电视等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形态在现代科技的带动与支持下，已经发展出新的传播形式与途径，电子书报、网络广播与电视、网络论坛、微博等新媒介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在昆曲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就应积极寻找当下社会热点话题与传统艺术表现方式的共契点，“以社会的热点包装昆曲艺术的亮点”，江苏省昆剧院就把高铁和昆曲二者做了巧妙的结合，打造了“高铁昆曲”这样一个全新概念，“高铁大概是现在最快速的生活节奏，将最快速的生活节奏和最从容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将最现代的科技和最传统的艺术结合起来，将须臾纵横千里的空间感受和瞬间穿越千年的时间体验结合起来”。⑩不论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变化，它仍要传递和交换信息，它所要传达的都是人的观点的延伸。正如麦克卢汉把传播当作是一种总体意义上的文明现象，我们虽不似麦克卢汉所认为的传播中最本质的事情是媒介自身，但媒介在现代传播中所承担的表述功能，或可把媒介看作是人的思想的延伸。在传统戏剧艺术的传播中，现代传媒就是传统文化艺术信息与思想的传递中介。如“环球昆曲在线”的创办，就是一个昆曲的“网络电视台”，正如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柯军所言：“因为未来就是网络的时代，信息都通过网络传输，……我们在南京的每一场演出都是通过网络向全球直播的。”
当下社会，人们常常把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样式的衰落，归咎于文化开放和文化的市场化，在抱怨戏曲等传统艺术门庭冷落的时候，就会说是由于年轻人普遍地选择时尚的、源于西方的快餐式文化娱乐，而冷落了本土的传统样式，从而导致传统文化样式与艺术市场的萎缩。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文化的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文化艺术的开放在拓宽国人眼界的同时，也使国人更全面的了解作为支撑我国这样文化资源大国的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与重要性。另外，传统艺术样式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咎于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环境，归咎于对于这些文化样式所采取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国有化的院团体制，抑制了艺术家的热情，妨碍了演出市场的发育，由于体制原因导致的传统艺术样式与传播形态的退化，在新的世纪里随着政府抢救和保护传统曲艺的政策扶持，传统艺术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桂林市民俗旅游的发展优势
（一）客源优势
桂林市每年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纷至沓来。根据桂林市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全市接待游客总人数3871.16万人次，其中国内游客3667.84万人次，海外游客203.32万人次。预计2015年桂林市接待旅游人次将超过4000万人次。根据携程旅行网联合中国旅游研究院的2015春节旅游人气排行榜和相关分析报告，桂林入选2015年春节黄金周“国内十大旅游目的地”，排名第十。可见桂林市的旅游业发展在经济下行时期依然有着强劲的吸引力，而大量客源为桂林市发展民俗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二）资源优势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桂林市各少数民族人口为73.47万人，占总人口的15.47%。桂林市管辖两个民族自治县，15个民族乡，包含壮、回、瑶、苗、侗等28个少数民族。桂林市淳朴的民风，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成为桂林市发展民俗旅游的重要资源。
桂林市民俗文化包含市区、各县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俗旅游资源包括民族歌舞游艺、民俗节庆、民族服饰和建筑、社交民俗和民族手工艺六大类。
（三）品牌优势
“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享誉国内外，桂林山水已成为桂林市的城市名片。桂林市作为我国传统的旅游城市，其旅游发展战略已从传统的山水观光模式转变为山水风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混合多样式发展模式。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及查阅相关文献，认为桂林民俗旅游依托桂林山水的品牌效应，已形成自身独立的旅游品牌，其一是以刘三姐歌仙传说为品牌，以刘三姐相关影视作品风靡全国为契机，逐步发展起来刘三姐大观园、《印象?刘三姐》、大榕树景区（位于大榕树景区的千年榕树曾在电影《刘三姐》中作外景）等旅游产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印象?刘三姐》在国内首创利用山水实景，开辟大场面露天演出晚会的新局面，每晚演出两场，旺季时还会有加演，虽然门票较贵，但几乎场场爆满。另外一个品牌是以龙脊梯田为品牌逐步发展起来的龙脊民俗旅游区。作为旅游品牌的“明星”，龙脊梯田的画面常常出现在电视、报刊和各种广告与宣传品上，成为中国的骄傲。
二、桂林市民俗旅游的发展模式
从民俗文化传承角度，笔者认为桂林市民俗旅游采用了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原生态原真性开发模式，是指直接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民俗村寨或民俗博物馆，将整个村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性旅游开发。这种开发模式以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为代表。2011年，该博物馆成为国家文物局命名的首批五个生态（社区）博物馆示范点之一。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位于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村，占地面积289平方米，建筑面积601平方米，展出文物200多件。桂林龙脊建寨自元代始，历史悠久。千百年来，龙脊的壮族人民，以其勤劳和智慧，创造出了壮观神奇的龙脊梯田风光和古朴独特的民族文化，包括以龙脊梯田景观为代表的山地农耕文化、以干栏民居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寨老制度为代表的民族自治制度文化、以糯米和水酒为代表的壮族饮食文化等，每年都吸引了大批来桂林旅游的游客。
另一种是文化重构开发模式，包括主题公园、民俗节庆、民俗实景主题剧场三种形式。
主题公园以刘三姐大观园为代表。刘三姐大观园坐落于桃花江畔，占地一百多亩，是初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改建于2001年的主题民俗文化公园。刘三姐大观园于2012年8月10日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广西首批民旅风情旅游示范点，是以刘三姐文化、广西壮族文化及民俗民风为主题的休闲游乐场所。
桂林市每个月都有旅游节庆活动，规模较大的民俗节庆旅游活动，主要有资源县河灯歌节、阳朔县漓江渔火节、恭城县桃花旅游节和月柿节。上述的四个节庆民俗旅游活动，除资源县河灯歌节是从传统民俗节日――中元节演变来的外，其它三个节庆活动为加快发展经济，将有地方特色的产业或民俗文化活动进行充实、整合而形成的具有本县民俗特色的大型活动。
民俗实景主题剧场以《印象?刘三姐》和《龙脊魂》为代表。笔者通过实地考察，认为《印象?刘三姐》是更为成功的旅游产品。其一在于《印象?刘三姐》是以广西桂林阳朔书童山段漓江两公里水域为舞台，十二座山峰以及天空作为背景，融合刘三姐山歌、广西民族风情与桂林山水等多种元素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而《龙脊魂》是在市区表演，在山水实景上不如《印象?刘三姐》气势宏大。其二《印象?刘三姐》拥有强大的制作团队，导演张艺谋、王潮歌、樊跃和制作人梅帅元都为业内的领军人物。其三在于《印象?刘三姐》的演职员多为当地居民，他们白天从事日常的农耕、打渔、旅游等活动，晚上参加演出，可以保证演出的原汁原味。
以上两种开发模式并不能截然区分。生态博物馆的民俗文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发生着变迁，当地政府、旅游规划单位和居民也会根据游客需求，对民俗文化进行整合重构，探寻民俗旅游新的发展形式；文化重构模式中是以当地的民俗文化、地域文化等原真性内容为背景进行旅游开发的。纵观桂林民俗旅游的发展历程中，民俗旅游发展使得原本不被当地居民重视的或者是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重又获得勃勃生机，而随之而来的经济效益，也使当地政府和居民更加积极得进行民俗旅游开发，民俗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达到了共赢。
三、对河南民俗旅游发展的启示
第一，桂林目前已形成自然观光旅游与文化旅游相辅相成的局面，因此，河南省民俗旅游亦不可单打独斗，应与河南省的山水旅游、历史文化旅游等旅游形式相结合，打造丰富多样的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第二，不可竭泽而渔，应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始终以民俗文化传承为旅游开发的首要原则。民俗文化是根植于普通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其传承要依靠民众来完成，因此处理好景区与民众的利益分配问题，旅游收益返于民众，让民众认识到“民俗文化就是金山银山”，促使民众自觉自愿的弘扬甚至重构民俗文化。
关键词：虎文化；探源；布老虎；现状思考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1-0142-01
一、虎文化探源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拜龙，因此，“龙文化”在中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实，“虎文化”几乎是同“龙文化”同时出现的甚至还要早一些。据考证，在原始社会晚期的一些信仰中，就已经有了虎神的存在，从商周到春秋战国的一千多年间，大多关于虎的装饰都还只是上层的统治阶级才可以使用，到了汉朝以后，才开始慢慢在民间普及，渐渐的成为了民间的一种风俗延续到今天。
在我国现在的一些农村，虎文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广泛的运用，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就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剪纸做成年画，做成布老虎。虎文化的演变历程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时期：崇虎时期、爱虎时期、保虎时期。第一个时期崇拜虎是人类在早期的原始社会中，那时人类主要是以狩猎为生，加之对大自然的畏惧，所以就对山林产生了敬仰和崇拜，于是将老虎奉为山神。在第二个时期爱护阶段，这个时候由于统治阶级的出现，并且将龙作为皇家贵族的象征后，虎就逐渐的被冷落带了民间，就在这个时候关于虎的文化慢慢的在民间流传起来，人们开始亲近老虎，通过做手工和剪纸的方式来表达对老虎的喜爱之情，于是布老虎就开始盛行起来，而且在民间制作的布老虎上，显得更加的憨态可掬，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第三个保虎时期，，其实就是现在，我国现在民间关于一些虎文化的风俗正在慢慢的消失，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布老虎工艺也在城市化进程中慢慢的被人淡忘，因此，对布老虎工艺的保虎，使虎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二、民间布老虎的发展现状思考
目前，我国民间的虎文化还仅仅停留在中国的农村，如果随着农村的城市化进程，那么农村承载的这些民俗文化还能保存下来吗？那些制作布老虎工艺的人如果没有了消费的对象，他们还会制作布老虎吗？所以，保护布老虎工艺不能只在农村进行抢救，而应该看到整体的大环境对虎文化的破坏力，并且加以解决，这样的保护才是长久的。
乡民艺术具有不稳定性，也就是历史的流变性，我们只有在历史的进程中，正确的把握住它的变化方向，才能更好的将这些艺术传承和发展下去。虎文化和布老虎工艺也是一样，具有这些特点，因此，我们不能就这样任由其就这样自生自灭，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许多的民俗文化受到了冲击，如果不对其进行加以保护，只依靠其自身来适应时代的发展，那么很多的民俗在还没来得及被大家认识之前就会消失。民俗文化的整体环境变化或者失去后，那么民俗赖以生存的的条件就消失了，接下来的就是民俗的消失和绝迹，这就是在城市化农村这个大环境下给民俗艺术带来的灾难。所以，在目前保护布老虎工艺等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留住乡村以及乡民的民俗生活，是区中重要的手段之一，布老虎工艺如果没有了乡村做为承载的介质，就失去了可以依托的东西，那么必将淹没在城市化的洪流中。将农村城市化对于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固然是好，我们也无法抵挡这个世界性的浪潮，但是那些古老的乡村为什么不可以作为文化资源而保留下来呢？相信这应该可以做到跟城市化不起冲突，从而让那些古老的乡村继续为我们展现更多的民俗文化。然而目前的状况是，在保护这些民俗文化上，许多的观点和立场都不统一。
首先是政府方面，是保护这些民俗文化遗产的主体，主要是想在保护过后尽快获得效益，所以他们的功利性最明显；其次是专家方面，他们知道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政府最大的舆论阻力。此外，就是来自传承人，如果传承人的目光只看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自己掌握的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那么传承人手中掌握的文化遗产就会被市场迅速的开发成异常活动，这种就叫破坏性保护。
三、保护布老虎工艺的措施
1.在保护布老虎工艺工艺方面，首先是政府在这方面要加大保护力度，比如可以利用政府采购等方式，解决那些手工艺人的生存问题，给他们创造一个很好的制作环境，可以心无旁骛制造布老虎。
2.布老虎传承者可以将自己坚持和守护的工艺技术传给更多的人，避免还出现那种家族传承的狭隘思想，走集体传承的道路，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知道布老虎工艺和民俗文化，这才是保护布老虎工艺的首选之路。
四、结语
综上所述，布老虎工艺现在正在面临失传的困境，虽然有一些布老虎工艺的传承者在继续坚持对传统工艺的守护，但是在这个经济市场中却屡屡碰壁，因此，政府方面应当积极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一些相应的举措，让这些守护传统工艺的传承者们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让传统文化真正的得到体现。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