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8 16:01:5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科学技术哲学新论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对马克思何以提出社会时空观，或社会时空观何以可能，国内学者有不同见解，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两种：
1.从哲学的时空框架中逻辑地推出。
刘奔在《时间是人类的发展空间：社会时一空初探》(《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哲学的时空范畴，是物质运动的规律性的表现，那么作为运动高级形式的社会当然也有自己特有的时空结构。社会时空特性，无非是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在时空关系上的体现。
刘奔是从时空与物质运动的关系入手，将这一理论“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的。
2.时空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
俞吾金在《马克思时空观新论》(《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引申出实践概念，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从生产活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的。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存在一种与人的实践相脱离的“自然时一空”。而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的失误正是撇开人的实践活动，从所谓的自己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或自然界本身出发去阐述马克思的时空观，形成所谓自然时空，这样就把马克思的时空观二元化了。他认为刘奔虽然强调应把马克思的时空观研究重心放到社会时空上，但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种二元论。
也有读者对俞吾金的观点提出异议。因为俞吾金在《马克思时空观新论》一文中，引用古尔德的话(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是时间的起源——既是人类时间意识的起源，又是对时间进行客观测量的起源(注：CC.Gould:Marx’sSocialontology.p.41.TheMITPress,1978.))来说明时空来源于人的生产劳动。有人认为俞吾金引用的这句话恰恰表明了不是时间和空间，而是人类的时间意识和对时间的测量手段，起源于生产劳动。俞吾金是在用时间意识的起源来解释时空的起源。
在以上讨论中其实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然时空和社会时空的关系问题。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社会时空是自然时空在社会运动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绝对的自然时空，自然时空只能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于社会时空之中，因为现实的自然界只能是打上人的活动烙印的人化自然。
二、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阐释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包括其理论内涵、特色、意义、发展阶段等等，国内学者做了深入的研究。
1.对传统教科书中时空观的反思。
传统教科书中时空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强调时空与运动的不可分离性，根除了牛顿“绝对时空”观认为时空与运动无关的错误观念；强调时空存在的客观性，否定了康德把时空理解为先天直观形式和马赫把时空理解为整理感觉材料的工具的过分夸大主观性的错误；强调了时空的无限性，否定了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发展是在空间以内、时间之外的观点和杜林认为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是有界限的时空观。
但是，传统教科书时空理论也存在严重失误：它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旧哲学从物质和运动出发来阐述时空理论的基本思路。它在强调时空客观实在性时又把时空绝对化、抽象化了。这种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始终是以抽象的物质或抽象自然界作为载体的时空观，必定是超越社会历史的。所以，传统教科书中的时空观是对马克思时空观的误读(或片面理解)，它没有从根本上反映马克思的时空理论的全貌和特色。
2.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
一些学者在反思传统教科书时空观得失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1)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表述时空观，并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建构，而是基于现实社会批判的需要。所以它始终保持哲学的高度，并自始至终着眼于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方式。(2)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3)马克思始终是把时空问题放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的。他没有局限于“物质—运动—时空—规律”的形而上学公式，而是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
在对资本主义历史条件的考察的基础上，从时空角度考察三大社会形态，形成了社会形态时空理论。
3.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社会时空观的意义在于：(1)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哲学从抽象物质运动或从主观意识出发的极端，将时空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之上，这是时空概念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革命。(2)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内涵，理解了它与物质、价值、自由等问题的关系，才能真正进入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社会时空的提出，(1)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无论是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都是争取时间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给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前进的动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传统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时空运动和相互转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另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恰恰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决定关系。
4.关于马克思时空观的发展阶段。
俞吾金认为马克思的时空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代表，主要是从哲学上阐述时空学说，马克思在对伊壁鸠鲁时空学说的描述中阐发了自己对时空的理解：时空是现象的纯粹形式，而现象又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所以感性才是时空的源泉。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时空学说深受康德的影响。
第二阶段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为代表，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尤其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出发阐述时空问题。马克思不仅认识到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是人的生命的尺度和发展空间，由此提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劳动者获得自由的根本条件是工作日的缩短，而且涉及了关于社会形态时空的暗示。
5.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内涵。
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国外很多理论家非常关注并创造性地阐发了马克思的时空理论，如马尔库塞把人的日常生活时间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提出自由的前提就是缩短劳动时间；阿尔都塞提出了“历史时间”的概念以表明“社会总体”的不同层次和部分、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时间均有质的差异；古尔德提出了马克思关于“时间辩证法”的学说；吉登斯则把时空问题和现代性联系起来。这些学者开始从人的劳动出发来论述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同时意识到了马克思的时间学说与生存、价值、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时空观的角度和思路无疑是很好的借鉴。
国内学者在借鉴现代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时空观成果的同时，从以下方面揭示了社会时空观的内涵：
(1)社会的时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社会的时间结构就是满足不同需要的各种活动在人的整个时间中所占的比例，它决定着人类发展空间的广度和深度。社会的时间结构如下：
附图
直接决定人的发展空间大小的是自由时间的多少。自由时间在量上与必要劳动时间成反比，与剩余劳动时间成正比。因此，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节约劳动时间，就等于增加自由时间，扩大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空间。活动的时间结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2)时空的相互转化。人在实践中创造自由时间，也就为自己开辟了发展的空间，这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时空关系上的表现。作为社会时间晶化形式的社会空间，不但以实物形态存在，而且以社会关系形态存在，也就是社会结构。
社会历史表现为两个相反的运动过程：即时间的空间化(活动结构要素转化为社会关系要素)和空间的时间化(社会关系结构要素转化为活动结构要素)。考察社会时空的内在联系，就是考察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结构的相互转化，这是解释社会规律及其实现机制的根本途径。
(3)时空关系与分工规律。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从阶级关系上来看，是少数剥削阶级把自己在精神领域的发展建立在对大多数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剥削上；从个体与族类的关系上看，这是族类牺牲多数个体以获得族类的加速度发展；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上看，这又是人类以多数个体的全部生命活动时间耗费于生产直接物质生活资料为代价，换取族类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4)社会形态时空。在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时空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方式。在以“物的依赖性”为主的第一阶段，决定人的活动价值的是劳动时间；在以“人的依赖性”为主的第二阶段，作为人的劳动成果凝结的商品价值则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而在“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第三阶段，自由时间将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
(5)时空关系与人的自由。阶级社会中，在生产力发展不足时，人类的发展是以多数个体的时间换取社会的自由时间为代价的。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社会的发展不再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的大量闲暇时间转化为人的活动(发展)空间，意味着不论社会还是个体的自由度都将显著提高
三、对社会时空问题的新探索
在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做出阐释的同时，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时空理论做了具有深化意义的研究。
1.社会时空的特征。
社会时空具有以下重要特征：(1)主体性。社会时空是社会运动的本质规律，而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人，所以社会时空可以通过人的活动达到质与量的统一。(2)主观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社会时空；社会时空结构作为人的活动过程的结晶，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人的活动。(3)社会历史性。社会时空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而具有质的不同。社会时空作为一种存在只能从人的具体活动中获得它的规定性。(4)相互转换性。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相互转化。科学技术在转换中发挥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2.人类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
有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分析了人类个体的发展空间，提出人类个体的发展空间实际上就是从事生产的可能性空间，而从事生产的可能性空间又取决于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属于他的那个独特的资源世界。所以资源占有状况的分析是人类个体发展研究及其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研究的共同基础。
3.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
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时间的节约为前提的；而且自由时间的实现，也要依赖于闲暇时间里具有积极意义部分的增长。
二者的区别在于性质和构成上的不同：(1)两者质的构成和社会功能不同。闲暇指工作日之外的、以休息和消遣为主要内容的时间。消极的闲暇活动可能带来消极的社会后果。(2)闲暇与劳动处于分离状态，而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在未来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直接同一、融为一体的。(3)闲暇时间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自由时间是一个与人的自由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哲学范畴。
4.社会时空与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
历史发展在总的过程和趋势上的不可逆性是绝对的，即过去—现在—未来；但历史并非是单向决定，历史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依次出现的因素能够以浓缩的形式“并存”于同一社会空间中，并相互规定、相互制约。这集中体现了历史因果联系的辩证性质：原因和结果相互转化，不仅“前因”决定“后果”，后果也作为原因调节、规定着现存事物的发展方向。历史的时间在方向性上，是绝对的不可逆性和相对的可逆性的统一。每一种社会结构作为历史的暂时形态，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体。
5.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时空特性。
有人从社会时空的角度研究了可持续发展，即可持续发展观一方面通过时间空间化来保证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空间时间化来扬弃时间空间化的过程，并以新的时间空间化成果为后代人提供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时空结构突破了时间不可逆的局限，不仅包括从现在指向未来的取向，而且包含了从未来指向现在的过程，是两个过程的有机统一。
6.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时空观。
社会时空既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存在形式，那么它的形式必然随着人类实践水平的提高和实践形式的深化而不断呈现新的特点。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虚拟技术的兴起，虚拟实践已经成为人类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虚拟实践必然引起社会时空的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人在数字化时代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数字化与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
近年来，对虚拟时空的研究成为虚拟哲学的理论热点，这也是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在当代的最新发展。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
1.虚拟实践与社会时间形态的转型。
(1)社会时间的弹性化。虚拟实践打破了机器大工业时代“时钟时间”对人们的束缚，大大增加了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和弹性，社会时间的弹性化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2)社会时间的即时化。信息和网络技术打破了人们传统的作息节奏和习惯，人们的活动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意义上的时间障碍，社会时间具有明显“即时化”的特点。(3)社会时间的可逆化。在虚拟社会中，时间超越了传统的线性和不可逆的特征，呈现出可逆化的特征。(4)社会时间的个性化。数字化时代是“真正的个人化时代”，虚拟实践可以使人们根据需要对社会时间进行选择，社会时间更多的具有了个性化的品格。
2.虚拟空间的结构和特点。
(1)社会空间结构的新分析。自人类产生以来，空间已经分化为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随着当代虚拟实践的兴起，社会空间也二重化为传统意义上的现实社会空间——虚拟空间。有学者对社会空间的结构分析如下：
附图
还有学者提出以下关于社会空间结构的分析方法：从社会时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基本方式来看，社会空间有物化型社会空间、关系型社会空间和制度型社会空间；从社会时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特点上看，社会空间具有个体型空间与整体型空间。
(2)虚拟空间的特点。对于虚拟空间的特点，人们从不同角度给予描述和说明，可总结为以下几点：A.虚拟性。虚拟空间是通过信息、网络、传感、人机界面、VR技术等一系列技术综合形成的数字化空间，它不同于现实空间却能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B.非限定性或流动性。虚拟空间打破了物理空间的稳定性和固定性，使虚拟实践不再受地理疆域的限制，人们由此可以过一种“电子游牧式的生活”。C.缩微性或隐匿性。互联网使人们的各种交易时间大为缩短，从而拉近了交易距离，增加了单位时间的交易量，更多地“消灭”交易空间。D.非集中化或去中心化。虚拟空间解构了传统社会信息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虚拟社会成为一个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可以获得充分的张扬。E.可共享性或非独占性。现实实践中人的空间是固定的、独占的，虚拟实践中的空间是非独占性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既在此处又在他处，占据多个空间。
曾国平、李正风等学者在《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一书中，从互动建构论的立场分析了虚拟空间的特点，虚拟空间的实质在于对人类社会生活空间的延拓和塑造。它的特点在于：其一，虚拟空间是数字化流动空间，这种数字化的知识平台不仅使开放性资源共享和合作性竞争成为知识生产的机制，而且知识的网络化生产也加快了知识创新的过程。其二，虚拟空间不是信息的容器，而是主体间相互交往、共同建构的交往文化空间。这正反映了人在建构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反映了人的开放性的本质力量和人性的深度。其三，虚拟空间又是一种政治—经济体制主宰下的知识权利结构，其动力来自于以资本和知识为主导的社会权利结构对更有效的市场控制的需求。
3.信息化对时空特性的影响以及中国信息化进程的时空特点。
有学者从信息化角度研究了时空的特性，认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推动了时间和空间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要素转化为内在因素，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信息化不仅是一种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和信息活动规则的创新和整合的过程，更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重组进程。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借助于信息产业化发展的优势向外扩张，不断扩大自己的发展空间，信息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时空延伸”(Time-SpaceDistension)的过程。而当代中国信息化既包含了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也包含了尽快提升工业化的水平迈向信息化，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当代中国的信息化实际上就是将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信息化压缩到同一个时空中，信息化表现为“时空压缩”(Time-SpaceCompression)的过程；但同时，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时空伸延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刘奔.时间是人类的发展空间：社会时—空初探[J].哲学研究，1991，(1).
俞吾金.马克思时空观新论[J].哲学研究，1996，(3).
楼慧心.人类个体的发展及其可能性空间[J].浙江大学学报，1996，(1).
余静.自由时间论[J].益阳师专学报，1995，(6).
江秉国.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新论》的一点看法[J].哲学研究，1997，(1).
王锐生.唯物史观的时空观[J].人文杂志，1996，(6).
王朝增.社会时空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3).
朱瑞忠，陈国跃.论可持续发展观的社会时空特性[J].浙江学刊，1999，(3).
[9]曾国平，李正风等.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10]张明仓.走向虚拟实践：人类存在方式的重要变革[J].东岳论丛，2003，(1).
[11]张明仓.社会时空科学技术人的自由——从马克思的视角看[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3).
[12]冯鹏志.迈向共生理想——关于网络化与人类生存方式之前景的思考[J].新视野，2000，(3).
[13]吴国璋.论人的活动与社会时空[J].江苏社会科学，1999，(4).
[14]王晓玲.浅析社会时空观念及其特征意义[J].社会科学家，2001，(11).
关键词：以人文本；高职教育；管理理念；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3）12-
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迅速发展，而传统的教育管理理念中重“物”不重“人”的思想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高职院校的健康发展。“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已成为高职院校提升办学水平的关键。高职院校需理清思路，深入贯彻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促进自身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 “以人为本”高职管理理念的提出
1.1 “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渊源
在我国，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为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是以人民为根本的。在西方，“以人为本”的哲学本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太戈拉和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人本主义哲学观。康德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的存在尺度”，意谓人是目的本身，要以人为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2 “以人为本”的高职管理理念
高职院校的“以人为本”，即“以学生为本”和“以教职员工为本”。“以学生为本”就是要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办学理念，把学生培养成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以教职员工为本”，就是要体现“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确立教师的主导地位，在管理中关心、理解、尊重教职员工，切实发挥教职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注重教职员工的自我实现。
2 制度建设是确立高职院校“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关键
2.1 高职院校制度建设要体现以服务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
制度建设要体现以服务高职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切实尊重学生的成人成才的教育规律和个性化要求。具体而言，一是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高职人才培养方案；二是尊重学生对学科、专业学习的选择权；三是要实现个性化管理。
2.2 高职院校制度建设要体现以激励教职员工为本的管理理念
管理的真谛在于挖掘人的潜力，发展人的个性，展现人的才能和发挥人的价值。以人为本的管理是通过竞争机制、激励机制规范教职员工的思想和行为，营造一种使领先者快马加鞭，使平庸者坐立不安，使落后者奋起直追的大学环境。
3 高职院校实施“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主要障碍
3.1“以人文本”止于口头宣传
部分管理者在实际中并没有充分的运用和贯彻 “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而忽视了学生成长成才和教职员工自我实现，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不利于激发被管理者的主人翁意识、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3.2 “以人为本”更像“拿来主义”
从高职院校发展现状来看，有些制度是简单的从其他兄弟院校或者从书本上直接照搬过来的，并没有深入调研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也没有研究师生员工的实际状况。
3.3 “以人为本”难敌“以官为本”
管理者在制定制度的过程中，局限于自身角度而缺乏全局考虑以至于这些制度成了“官本位”的法宝。建制度的人不做具体事，做具体事情的人无权建制度，制度便常常脱离实际，成了约束他人的条款。
3.4 “以人为本”易被“束之高阁”
制度被“束之高阁”主要原因包括：一是是制度缺乏可操作性，使实施和执行非常困难；二是管理者重视各项制度的制定，而忽视制度实施的情况、效果。
4切实贯彻“以人为本”管理理念，促进高职教育更快发展
4.1 思想观念上坚持“以人为本”
4.1.1 强调师生员工的主体地位。高职院校管理归根结底是对师生员工的管理。从管理的决策、计划、组织、实施到目标的最终实现，都离不开师生员工。因此，管理者要明确学生成长成才和教职员工的自我实现是学校管理及制度建设的出发点与归宿。
4.1.2 强化管理者的服务意识。在制度建设中强化服务理念，从师生员工需要的角度出发，由指挥者、监督者变为人际关系的协调者、和谐校园环境的创设者。要充分尊重和考虑学生的特点和教职员工的特征，将为师生员工服务的理念贯穿于制度建设之中。
4.2 生成程序上体现“以人为本”
管理者需在制度建设中，营造活跃、透明、开放的氛围，调动师生员工积极性参与学校发展建设。高职院校管理制度的生成程序需要遵循以下环节：院或职能部门领导提出议案法制部门工作人员调研、立项法制部门与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起草相关人员讨论修改法制部门审核党代会、职代会、教代会、团代会、学代会或校行政会议审议校领导颁布、实施。
4.3 制度内容上注重“以人为本”
4.3.1 制度内容的设计必须建立在对师生员工充分尊重的基础上，力争师生员工的生命权、休息权、健康权等正当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4.3.2 制度内容的设计要在保证高职院校发展的基础上，有利于融合、协调、兼顾师生员工的利益让每个人的自我发展需求都能实现。
4.3.3 制度的文字表述应该规范、准确，各项制度的逻辑思维清晰，逻辑结构必须严谨，充分体现制度的科学性、系统性和严肃性。
4.4 贯彻执行上落实“以人为本”
对制度的贯彻执行是实现制度价值的重要环节，因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4.4.1领导者与管理者带头贯彻执行
高校领导与管理者应自觉遵守管理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各项制度在师生员工心目中的权威性，带动他们共同自觉贯彻执行各项制度。
4.4.2以严格的规章制度为依据，将“人性”融入管理
加强制度建设，严格按制度执行。以严格的规章制度为依据，将“人性”融入管理，使大家在有“人情味”的管理制度下，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4.5监督反馈上保障“以人为本”
4.5.1建立监督与反馈机制。依法建立高职院校监督机制，切实发挥师生员工的民主监督作用。如，党代会、职代会、教代会、团代会、学代会都是实施民主管理的重要形式。再如，通过设立 “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等各级各类业务委员会，广泛听取各类 “专家”在学校人事制度变革、重大事务决策、学科专业建设中的宝贵意见。
4.5.2不断修订与完善制度。对于监督与反馈中出现的情况，要及时做出反应。一方面，及时修订各项制度，对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制度，当废则废、当改则改；其次，不断完善各项制度，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及时制定新的制度，以提高管理水平，保证学校各项工作的正常运作。
总之，制度使用以规范人的行为，但它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制度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充分发挥制度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在促进学生成长成才和教职员工自我实现中，推动高职院校可持续性发展，营造学生、教职员工和高职院校三方共同进步的和谐局面。
参考文献
1 姜大源.职业教育学研究新论[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2 姜蕙.当代国际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概论[M].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3 曹艳秋，李政.管理制度的缺陷》[M].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4肖浩辉.论“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地位[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1）.
5章荣珍：论以人为本的我国高校教育管理[J].现代管理科学，2001（12）.
6 邹吉忠，制度建设与人的发展[J].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1）.
7 徐 瑞，学校规章制度的现实问题及发展走向[J].教学与管理，2002（7）.
8 刘晓林，高职院校“以人为本”管理理念新论[J].现代企业文化，2010（5）.
9 张忠，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应以人为本[J].辽宁高职学报，2008（4）.
10刘景林.高校应实践“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J].大学：学术版，2011（7）.
关键词产品设计价值工程人性化价值观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国际化的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愈来愈激烈，产品的内涵和外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品位的上升，人们对产品的需求也从“量的满足”转向“质的追求”，甚至是“情感的交流”,这也使产品设计向多元化、个性化的纵深方向发展。然而，我国现阶段的产品设计存在着一些缺陷与盲点，大多数企业以引进为主，对国外同类型产品进行模仿，造成设计理念上的失衡与同类型产品的同化。对产品设计中的价值系统进行分析，有利于全方位的提高产品的内涵和外延，设计出高质量的产品。
产品设计中的价值层面已渗透到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整个产品循环体系，要涉及到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对产品设计中的价值进行系统分析，制定合理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坚持经济、人文、社会三位一体的设计观念，致力于人类生命环境的改善与发展，使产品满足人们动态的物质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
1产品设计中的经济价值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材料、加工工艺，以最省的用料在短时间内生产制造出具有高性价比的产品，即以最低的成本费用收到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产品设计中的经济性原则。
在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整个循环系统中，设计要涉及到全过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商品的销售，是以经济性作为保障的。当产品的综合质量好而价格过高时，大部分消费者不敢问津；当产品价格低、质量差时更不会赢得消费者。因此，如何在保证基本功能的基础上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如何满足生产经营者获取利益和满足消费者使用的双向需求的动态平衡，是工业设计融合运用价值工程的新的理念。
价值工程VE（ValueEngineering）是工业管理领域的科学的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在应用系统性和创造性的独特研究方法过程中，以最低的寿命周期成本L.C.C（LifeCycleCost）可靠的实现必要功能。价值工程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产品的功能分析，对产品性能、生命周期、可靠性等各个指标进行系统的综合平衡，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分配各种原材料，探求和采用新的、成本低的变体，节约各种物化劳动成本，提高产品的价值。
功能与成本两个迥然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概念，构筑了价值工程的基本框架，为提高产品价值的终极目的奠定了基础，深刻地反映了在市场经济规律下，功能与成本、技术与经济的辨证统一关系，在功能不变或提高的前提下，降低成本，则企业获得的效益高，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若在功能不变或提高的前提下，增加了成本，则企业获得的效益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现有的生产及技术条件下，提高功能与降低成本具有二元对立性。在工业化进程的每一时间段内，二者都具有相对稳定的和谐格局。但科学技术是一个流变的概念，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新技术及新材料的运用以及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这种表面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和谐格局会随之而改变，生产同一种产品，在技术较先进和现代化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里，功能与成本的系数比高于技术与管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因此，工业设计师应遵循功能与成本、技术与经济的辨证统一关系，尽可能的满足二者的动态平衡，建立成本及功能的共同的精神指归——“以人为目的”，形成为用户服务的现代设计理念。
2产品设计中注入的人文理念
设计的任务是解决“人——机——环境——社会”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其设计的出发点是人，旨在通过生产技术手段把人的创造思维转变为实体的产品，实现为人服务的目的，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因此，在产品设计中注入人文理念，探讨产品所蕴含的人性化设计观念和根植于时代特性和地理特性的文化价值观念，能为产品设计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论依据，使产品更合乎人性，使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更为和谐。随着社会的发展，设计所具有的人性的意义就将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人性化的设计观念是合乎时展要求的。
在以“人”为本的设计活动中，产品与文化又是紧密相关的——产品是文化理念的载体，而文化则是产品内涵的延续。产品设计应符合特定的文化特性，表现出与时代精神和科技进步的协调性与前瞻性。反过来，产品设计又可以影响人的生活的文化氛围，甚至导致一种新生活文化形态的形成。现代设计师要善于通过适当的物质材料，借用一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某种符号系统，创造某种同构性的艺术形式，来唤起受众身心结构上的类似反应，从而形成和传递现实的设计信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能够把握社会文化结构需求的趋势与变迁，使相应的产品与之相契合，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2.1人性化设计观念
人性化的设计观是工业设计经导入期、发展期、成长期发展到现在的成熟期以后而出现的一种新的设计哲学。它反对像过去那样，设计师只重视产品的功能与造型，而是要求设计师积极考虑经过设计的产品将在人们生活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对周围各种环境的影响程度。因此，设计应充分的尊重人、理解人的特点，以人为基本出发点，用主动、积极的方式去研究人的需求，探索各种潜在的愿望，用一种系统的、整体的观念，把需求、人机工程学、美学及环境因素等有机地融合，进行综合分析，以此确立产品设计的目标。
产品设计不仅设计了产品本身，而且设计了人与人之间、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也设计了人的生活方式。技术的进步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信息的快捷方便了人类生活。当今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现实问题，如人的孤独感、造型的失落感以及自然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本质原因并不在于物质技术的本身，而正是人类总体设计上的失衡，没有把人性化的理念系统的贯穿了人类的一切创造和设计活动中所形成的恶果。因此，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的设计思想，强调人、产品、环境、社会之间相互依存、互促共生的关系，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2产品设计中蕴含的文化价值
文化根植于人类社会和赖以生存的环境之中，但又因其地域的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文化是环境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类生存的大环境中，有形的物理环境和无形的文化环境都对产品设计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社会性使产品在无形中成了沟通和交流的媒介。随着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来临，使得产品设计中的文化含量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知识、文化价值。因此，设计应符合文化的时代及全球信息化的特性，展示不同文化传承下的设计理念和价值观念。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托夫勒所说：“人类需要高技术，更需要高情感，人们的购物过程不仅满足的是物质需要，还有文化上的需要。产品一旦被赋予某种美好的情感，就会缩短人与产品在情感上的距离，出现购买行为上的文化认同。”
同时，文化环境对产品的影响是隐性的，如法律、道德、习俗、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就是如此。产品设计应符合特定的文化特性，表现出与时代精神和科技进步的协调性与前瞻性。反过来，产品设计又可以影响人们的生活文化，甚至导致一种新生活文化形态的形成。
3产品设计中彰显的社会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产品作为“工具”，已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象征物。在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转化中，产品作为设计师思维物化的产物，作为传达给受众的一种使用符号，使得设计活动在这种转化中起到了纵向联系和横向承接的作用。无数的设计实践证明，在如火如荼的国际化市场竞争中，产品的设计进程中有着无法量化的社会价值。
3.1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
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但在获得巨大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人类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就是对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的相互疏离。甚至西方国家在20世纪还推出了“有计划的废止”的一次性消费观念，在设计上竭尽所能，不断推陈出新，以产品的快速更新来刺激消费，创造市场，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正是这种片面的发展观，最终使人成了“单向度的人”，造成了今日全球性问题，使全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大量的资源被过度消耗，大量的污染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产品创新中要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设计准则已深入人心，环保消费已蔚然成风。可持续发展已经形成几个主要的设计思想，如绿色设计、生态设计、循环设计等设计理念，有效的实现了产品设计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交互。
3.2科学技术的物化
任何产品都是科学技术的载体，它是那个时代、那个民族或地域的社会观念及经济技术基础的总和，以及人们对材料、结构、加工工艺的理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着产品的更新换代，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发生了质的飞跃，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产品设计的全面更新，引导产品创新跨向新的平台，而新创造出来的产品又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又引发了科学技术的变革，二者形成了有机的互动。
科学技术是一种资源，但是，人类要接受这一种巨大的资源，把这种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社会价值，还需要某种载体，这种载体就是设计创造。新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管理、巨额的资本投入，都需要经过这“媒介”才能转化为社会财富。科学技术是通过设计与制造向社会广大消费者进行自我表达的，设计使新技术的“可能”转变为现实，使设计观念和设计语言进一步演进，使艺术畅想进一步摆脱了物质条件的束缚，使人类的创造、想象和情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
综上所述，站在价值系统的角度研究产品设计有助于综合的考虑设计、制造与生产等各个周期的经济因素、人文因素及社会因素，促使新生代的设计师在理性层次上思考产品创新与经济、文化、社会的关系，使创造出来的产品更能引起使用者情感、心理等方面的共鸣，满足人们动态的物质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
参考文献
1郑建启，李君华．新论工业设计融合价值工程的理念[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2
【正文】
马克思与熊彼特创新思想的比较研究，存在着三种传统。一是研究“熊彼特”而形成的传统，二是研究“思想史”而形成的传统，三是研究“当代创新格局”而形成的传统。第一种传统是由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开创的，（注：EduardMarz,JosephSchumpter,YaleUniversityPress,1991,p.Ⅸ.）其后，为马克·伯尔曼（为MarkPerlman)所继承，并于20世纪80年代为熊彼特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所发展，成为“熊彼特”的首要问题。（注：JosephA.Schumpeter,TenGreatEconomists:FromMarxtoKeynes.Routledge,1997,xlv;EduardMarz,JosephSchumpter,YaleUniversityPress,1991,p.Ⅸ.）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传统又为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马克思”专家所重视，出现了像盐谷(YuichiShionoya)这样著名的代表人物。（注：YuichiShionoya,SchumpeterandtheIdeaofSocialScienc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78-83.）这是最值得关注的传统。第二种传统以于尔格·尼汉斯(JurgNiehans)等人为代表，（注：JurgNiehans,AHistoryofEconomicTheory,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4,137-155.另有观点认为“马克思（1848年）恐怕领先于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把技术创新看作为经济发展与竞争的推动力”，“然而到了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差不多只有熊彼特自己一个人还在继续和发扬这一古典传统（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5页）。）目前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第三种传统是有待发展的新传统，也是本文所要坚持的传统。下面主要从创新主体、创新发展观、创新模式、创新目标、创新综合性、创新的理论空间与哲学基础等六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创新主体
尽管熊彼特和马克思都关注创新主体，（注：金斯基：《熊彼特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67页。）但观点有所不同。马克思的主体观是一般主体观，熊彼特的主体观是特殊主体观。在马克思的体系里，创新主体是一般讨论的对象，而在熊彼特的体系里，创新主体是特殊讨论的焦点。（注：著名学者爱德华·马兹(EduardMarz)在《约瑟夫·熊彼特》一书中曾明确指出：“熊彼特经济学和社会学著作中的核心概念是企业家。”(EduardMarz,JosephSchumpeter,YalaUniversity Press.1991,19.)）
在马克思看来，创新是一般主体可以胜任的事业。其主体至少包括：(1)工人。（注：金斯基对此曾明确指出：“在经济学家中，马克思是将人作为经济要素并从正面给其以深入论述的少数学者之一。他通过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分析，认为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力量在于工人，即在于资本家的对立面。在马克思的理论里，人（工人）一跃成为经济学体系里的中心。”（见《熊彼特经济学》第66-67页。））(2)企业家。尽管在他生活的时代，企业家在创新中的作用还没有熊彼特时代表现得那么充分，但他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并深入分析了企业家产生的两种方式：(1)生产规模的扩大，强化了企业经营者的职能，加速了资本管理者与资本所有者职能的分离。（注：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页））(2)金融工具的发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现，加速了资本家职能的弱化。（注：马克思曾指出：金融工具的发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现导致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6页））(3)国家。这是马克思的一大特色。（注：马克思把国家作为创新主体的思想，受到约瑟夫·熊彼特、保罗·斯威齐等人的重视，熊彼特曾指出：“这个时期的政治社会学家领域中的最大成就，是由卡尔·马克思的名字来代表的。……在这里我只想预先强调，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社会阶级理论和国家（政府）理论，一方面是使国家从茫茫云雾中落到地面上来的首次严肃尝试，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对边沁派理论的最好批评。”(JosephA.Schumpeter,HistoryofEconomicAnalysis,OxfordUniversityPress,Inc.1954,433.)保罗·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也明确强调了这一点（见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3-277页）。）(4)科学技术人员。从目前的创新格局来看，马克思的一般主体观已为当代出现的创新主体泛化现象、尤其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出现所证实。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由“企业家”这种特殊的主体所从事的事业。（注：金斯基对此评论道，熊彼特所谓的企业家，是“在经济活动中取得成功的人，绝非普通的经济人，而是具有强烈个性的超常天才。产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由这些天才们创造的。……在经济学史上，从这个角度构筑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人是熊彼特。他从经济主体里摈弃掉不具有强烈个性的平庸者，而代之以具有非凡天才的经济主体（企业家），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他的经济体系的中心轴就是企业”。（见《熊波特经济学》第67页））“企业家”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资格。（注：Joseph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78.）它不仅包括一般的工业企业家，而且也包括金融方面的企业家以及其他从事开办新企业、实现新组合的有关人员。（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74-75.）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的界定明确了这样的观点：其一，创新是断续的。在他看来，创新是一个间断的过程，企业家只有在进行“组合”时才是创新。这虽然与当时的创新难以发生的状况相吻合，但在现在看来却是比较狭窄的理解。事实上，人们没有停止创新所需的科研活动、经营活动、生产活动、管理活动，创新是一直进行着的。只是这个过程过于缓慢，难以察觉，以至于得出了“间断”的认识。其二，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家。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显然是狭窄的。创新主体至少还应该包括参与创新的产品开发人员、市场开发人员，以及大学、政府中从事创新工作的人员，当然，也应包括企业、政府、大学以及其他组织和法人。但是，由于当时的创新还不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或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许多人不愿从事被认为冒险的创新，大学、政府以及其他人员对于创新的意义还不像以后发展所表明的那样积极而明确，所以，企业家致力于创新的突出形象，奠定了他们作为创新主角的基础。“为此，让我们暂时把领导者的作用看成是第三种独立的生产要素。于是，显而易见，新产品的某些价格应归属于它的名下。”（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143.）
他强调，企业家的动机是理解创新本质的关键。它包括：其一，独立行动、自主支配资源的动机。（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93.）这种动机可以从经济的角度来考察，但经济不能解释动机的全部。因为在这里，经济上的成功只是被视为获得独立和权力的一种手段。其二，证明自己优越的动机。这种动机更多地表现为精神上的需求。其三，创造的动机。（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93-94.）这种类型的人把创新本身视为目标，而不再需要另外的社会承认或者其他的精神需求，尽管也不排除社会承认和由此带来的其他满足。
动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创新是克服困难的创造活动，要求其主体必须具有特殊的心智、性格、能力等方面的品质：其一，社会承受力。在创新过程中，他需要不断抵制来自受到创新威胁的各个集团的压力、来自难于找到必要合作者的压力、来自难于赢得消费者的压力和来自新产品本身固有的高风险及其附带的其他后果的压力。其二，创造力。在他看来，任何创造不仅意味着个性的、心理的倾向，更为主要的是，它意味着为改变已有的习惯、规则而作出的心智上的努力。“如果每一个人在每一种场合都必须重新创造那些指导他的日常行为的一切规则，那他必须是一个智慧和意志的巨人。”（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83.）“实现一个新计划，和根据一个习惯的计划去行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就像建造一条公路和沿着公路行走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样。”（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85.）其三，需要特殊的个人知识和能力。在制定计划、实施计划的创新过程中，创新者要时刻留心机会，做出决定和行动。这种把现有思想应用于实际所需要的个人在智力和意志力方面的投入，比单纯地创造思想或者总结创新经验所需要的投入要多得多。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在马克思看来，创新主体进行创新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客观需要。“技术发展水平”在创新主体的创新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熊彼特看来，创新主体进行创新取决于企业家的特殊的天赋、特殊的动机、特殊的才干，是主观需要。“动机”在创新主体的创新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样，在马克思那里，创新是一个社会现象，具有统计规律，是一个上升的曲线。而在熊彼特那里，创新是一个个体现象，具有不确定性，是一个跳跃不定的曲线。其二，熊彼特开创了把“企业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这在当前、尤其是在“企业家”相当匮乏的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知识经济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个人、国家以及其他组织在创新中的地位也在上升，这符合马克思关于“一般主体”的理解。
二、创新发展观
首先，马克思与熊彼特都承认，世界是发展的，创新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注：《熊彼特经济学》第77页。）金斯基甚至强调：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是明显的马克思论者”。（注：《熊彼特经济学》第132页。）
其次，他们对于“创新动力论”的理解，存在着如下差异：
第一，确定性。在马克思看来，创新动力具有确定性。而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动力是不确定的。这样，在马克思那里，创新是可以预期的、控制的，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按照创新规律促进创新。在熊彼特那里，创新是不可预测的、不可控制的，存在着很大的随机性，难以人为地进行设计。因此，当美国在20世纪30年生经济危机时，熊彼特并没有开出一个振兴美国经济的药方。
第二，继承性。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而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基本不存在继承性的问题。
第三，层次性。在马克思看来，创新动力是一个系统，它具有明显的层次性。这种层次性是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展开的：从生产力到经济基础再到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而在熊彼特看来，影响创新的因素很多，很难按重要程度排出一个顺序；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创新的内容和过程。这实际上反映了两者之间考察创新动力的不同视角：马克思倾向于从宏观、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熊彼特倾向于从微观、从个体活动来考察。
我们也注意到，在马克思看来，创新不仅是一个经济术语，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技术术语，科技创新是基础。在熊彼特看来，创新主要是一个经济术语。他虽然也注意到了发明、创造，但并没有看到这些发明、创造与创新之间存在着的必然的联系，倾向于孤立地看待发明、创造。认为它们的“创新”价值在于偶然地被应用于经济过程。相反，马克思则看到了发明、创造与创新之间存在着的必然的联系，甚至明确地肯定：任何一项重大的发明或迟或早地总会被应用于生产领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动力不能简单地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它主张各种要素均起作用。至于如何起作用，他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这样就很难圆满地解释社会的“进化”问题，很难说明经济发展的一般现实。而马克思则给出了明确的解释：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于整个创新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从而不断推动整个社会的创新。熊彼特也谈进化，但他的“进化”更多的是从时间顺序、从年代先后来划分的，并不全是“发展”意义上的进化。
第四，系统性。马克思形成了系统的创新动力观：创新主要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利用、技术组合的可能性不断扩展，创新空间越来越大，最终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新源于技术内在的规定性，源于社会需要与技术手段的矛盾运动。而熊彼特则没有形成这样明确的、系统的创新动力观。他只是强调，实现“新组合”是企业家的职责，创新源于企业家的动机：物质上的独立、社会承认、建立自己的”王朝”等等。
三、创新模式
这里主要从结构模式和过程模式展开比较研究。
其一，结构模式。在马克思看来，创新主要包括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科学、技术与制度创新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在熊彼特看来，创新主要包括新产品、新方法、新工艺、新市场、新组合等，（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66.）他虽然也涉及到了科学发明、技术变革与制度变迁，但并没有讨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甚至认为不存在这种联系，或者这种联系不具有马克思认为的必然性。
从结构模式来看，马克思比较注重科学层面、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创新。熊彼特虽然也强调技术层面的创新，但他真正关注的则是新产品、新方法、新工艺、新市场等方面的开发，而不是技术本身。这与马克思直接关注技术本身的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尽管他也关注制度层面的创新，但他却基本忽视了科学层面的创新。在马克思看来，科学创新是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熊彼特看来，只有进入经济领域内的科学发现、发明，才被视为创新模式的范畴。
其二，过程特征。在马克思看来，创新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主要是由如下“积累”引发的：(1)人力的聚集。马克思曾举例：单纯的同一劳动场所的工人数量的增加，就可以实现创新，就可以提高生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8-362页。）(2)生产规模的扩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8页。）这种聚集不仅促进了制度的创新，而且也促进了科学创新和其他形式的创新。(3)资本的积累。马克思对于资本积累的创新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7页。）他还强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同时，积累的增进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单个资本增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一方面创造了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创造了技术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7页。）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具有间断性，这种间断性是由新旧组合的交替所引起的，它可以说明有关经济周期、私人财产形成的机制等其他的现象。（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66-67.）
从过程模式来看，马克思认为创新首先是科学创新、技术创新的“积累”过程，然后是相互伴随的制度创新的“积累”，创新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而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不断以“新组合”取代“旧组合”的变化的过程，而且仅仅是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四、创新目标
在马克思看来，创新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发展，一是人的全面发展，但根本是人的全面发展。在熊彼特看来，创新目标主要有一个，就是经济发展。尽管他也提到人的发展，但主要是指企业家。
他们在对创新目标的理解上存在着如下差异：其一，在马克思着来，创新是实现全人类全面发展的根本，也是实现每个人发展的根本。在熊彼特看来，创新主要是企业家实现自我价值的根据。其二，在马克思看来，技术进步一方面促进了人类生产水平的提高，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的异化，使人成为机器一样的附属物。就是说，技术进步对人的发展具有二重性，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而熊彼特只看促进的一面，而且主要是对企业家的发展具有促进的一面。其三，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但人的全面发展还需要相应的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制度、文化等方面的保障。而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自然会引起企业家阶层的变化，自然会促进人的发展。
五、创新的综合性
综合性既是马克思创新理论的重要特征，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重要特点。正如金斯基所言：“就体系的独立性和涉及范围的广泛性而言，熊彼特的经济学说在近代经济学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说尚有哪一位经济学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话，那只有马克思一人而已。”（注：《熊彼特经济学》第35-36页。）
在严格意义上，马克思的综合创新论是多元的，而熊彼特的则是二元的。在熊彼特看来，其一，创新集中表现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而制度创新是其考察的重点。他考察制度，并不倾向于认为存在着某种合理的适于创新的制度。创新主要依靠企业家在实际经营管理中的思考、判断和行动。在一定意义上，他的创新是非决定性的。其二，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熊彼特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他所理解的技术创新主要局限于产品和工艺。其三，两种创新统一于市场。技术活动只有与市场结合，转化成经济活动，才具有创新特征。其四，在他的综合创新体系中，基本上没有科学创新的位置。他只是把科学发现、发明视为纯粹意义上的科学活动，与创新活动相去甚远。金斯基曾指出，熊彼特认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对于创新没有直接的作用，创新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发明之外。（注：《熊彼特经济学》第69页。）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的发明则是创新的重要源泉。一项发明或迟或早会应用于实际的生产。
在马克思看来，其一，创新集中表现为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科学创新。尽管他十分强调制度创新，但他同时也强调技术创新和科学创新。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关注的制度与熊彼特关注的制度并不是一个概念。他所谓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制度、经济制度，也包括更为根本的社会制度，他不仅对于工厂制度、工厂分工与协作进行过细致的讨论，而且对于市杨扩张和全球市场的建立以及根本的社会制度的历史变革都进行过细致的考察。从近年来各国的创新实践可以看出，一方面，企业制度对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企业制度依赖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制度。其中，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对于企业创新的制约和决定作用在增强。网络技术的普及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国家”的基础通讯设施、基础教育体制和用人体制、基础法制环境、人们的就业观念、商业信誉和社会的价值取向等因素在创新中的位置不断提高，以致于每个人、每个企业的创新越来越依赖于周围的环境，依赖于国家创新体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看法与当今世界的创新基本是一致的。其二，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马克思则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技术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他看到了社会的技术结构，看到了创新对于既定技术结构的依赖性。这与熊彼特的观点存在着质的区别。同时，马克思理解的技术创新并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和工艺，他在相当程度上把制度创新视为技术创新的一个必然的后果。（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0,11.）在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马克思看到了科学对于技术创新的基础作用和互动作用，并倾向于认为只是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才成为可能，因为只是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科学才真正成为科学，成为生产的应用。在熊彼特时代，由于管理科学化和制造业的发展，使得企业要素的合理组合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杠杆，这构成了熊彼特注意企业家创新的主要背景。但是，由于熊彼特在科学技术方面知识的缺乏，因此没有看到基础研究对于产品开发的重要支持作用，没有看到科学技术与生产的深层次的联系。另外，他虽然承认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但是，对于马克思著作中的这部分内容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于在他的综合创新中缺少了科学创新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其三，在马克思看来，产品的价值主要依赖于生产领域。而在熊彼特看来，产品的价值主要依赖于流通领域。其四，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生产是创新的重要方面，而熊彼特对于精神生产基本上没有重视。版权所有
六、理论空间和哲学基础
一方面，马克思与熊彼特的理论空间和哲学基础存在着相似之处。这正如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的序言中所承认的（注：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和创新理论，并在其后的一些著作中对这种理论加以阐述，从而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发展。(Joseph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他关于经济学基础的观念和目的与马克思是相同的。（注：JosephA.Schumpeter,TenGreatEconomists:FromMarxtoKeynes,Routledge,1997,vliv-xlv.）金斯基也强调了这一相似性：“与其说熊彼特接受了马克思的影响，莫如说他在有些方面和马克思酷似，甚至视马克思为必须超越的一个高峰。”（注：《熊彼特经济学》第39页。）
另一方面，两者也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形式、内容与本质三个方面：
其一，形式上。在熊彼特那里，基本上没有系统的创新史观和马克思那样的精致的哲学基础。熊彼特仅仅研究一个时代，确切地说，仅仅研究近代社会的一个时代的创新史，因此，很难有马克思那种广阔的历史视野。同时，又由于熊彼特的历史研究主要限于非技术层面，因此，他对于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与精通于科技史的马克思相比，亦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再者，在熊彼特看来，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存在着并非必然的相互作用，这在相当程度上割裂了它们之间固有的联系，而马克思则明确揭示了科学、技术、制度、文化等创新因素之间的内在的联系。
其二，内容上。马克思的创新理论存在着其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延伸。他明确了这样一个机制：科学、技术与制度的变迁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人类的进步从认识和改造自然开始，并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形成了制度变迁的基本格局。制度的变迁最终影响文化变迁，或者与文化同时变迁。另一方面，文化领域、制度领域的因素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反作用。人们要通过制度变革来解放生产力，促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因此，马克思的创新理论基本是一个十分严谨的体系。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本上并没有系统的哲学基础，他本人的哲学成就也远远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创新理论不仅在时间上晚于马克思，而且在大的方面、在基本的构架和逻辑体系方面也弱于马克思。
其三，本质上。(1)马克思是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创新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意味着创新是有规律的、可以认识的。人们可以通过认识规律进行有效的创新。而熊彼特是非决定论者，他认为创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并不主张人们主动地去“干预”创新过程，这一观点在其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时表现得比较突出。从当今创新的发展来看，政府“干预”已经成为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这与马克思的看法是吻合的，而与熊彼特的观点却存在着一段距离。(2)马克思是科技决定论者，而熊彼特是非科技决定论者。在马克思看来，创新首先表现为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其他的一切创新，包括由此引起的经济的、社会的变革，都根源于科技创新，从而把科技视为社会进步、人类解放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科技与经济存在着内在的统一。在熊彼特看来，创新的因素并不明确，如果有，它包括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只有涉及经济问题，科技发现、发明才具有创新意义，才被视为创新的范畴。在他那里，科技与经济被分割开来，他没有看到两者之间内在的统一。这样，他就忽略了技术在整个创新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从目前的创新实践来看，新产品的技术开发已经成为最大的投资热点和最具活力的新经济的增长点。这种现象与马克思的看法基本吻合，而与熊彼特的看法亦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革新推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也改变着经济增长的方式。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爆发后，社会生产力提高带动了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对技术、产量和利润的追求，要求产品的设计既要符合消费者的审美和使用需求，又要能与科学技术相结合，使设计更具工业化特点。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首先发起了“工艺美术运动”，提倡工艺与艺术设计的结合，其核心思想也推动了后来现代主义设计风格的发展。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设计一直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设计在注重审美、艺术、功能等要素的同时，更加大了对人与设计的关系的思考，关注设计与人的关系，将环保、生态理念引入设计，英国设计从功能设计向优良设计转变发展，并于1995年提出“创意产业”的概念，成为世界上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国家，而创意产业中的广告、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等十三个大类中都与设计息息相关，创意产业的提出直接推动了英国设计产业的发展，推动英国经济从制造型向创意服务性、设计产业型发展。
目前，英国的创意产业是第二大产业，仅次于金融服务业，而设计产业是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各行各业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英国设计产业竞争力的相对优势
（一）政府重视推动产业发展
在英国政策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英国设计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设计产业在组织管理、人才培养、资金支持、生产经营等方面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帮扶，此外，英国政府还鼓励各地区发挥自己的优势，推动地区设计的发展，形成地区特色，通过成立设计协会、商业组织的形式，将设计更广泛地应用到生产生活当中。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各行各业的设计水平得到提高，设计水平的提高促进产品的进一步优化，使产品更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和审美，并成为世界各国学习的榜样，使英国设计向产业化发展，形成自己的独特竞争优势。
（二）完善的组织架构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有关设计产业的相关系统和组织得到建立和完善，比如在国家层面，英国政府通过文化部、贸工部、媒体部负责设计产业的基础研究，并在对市场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推动设计行业发展的政策，并为政策的落实调动相应的资金，并通过媒体宣传的方式，在全国全世界范围内推广英国设计，让更多的人对认识、了解、接纳、喜爱英国设计，并通过举行国家间设计交流的方式，将英国设计向全世界推广。例如，英国文化交流协会启动了“青年设计企业家”大赛项目，并在全世界十个国家举行，在加强国家间设计交流的同时，也向其他国家宣扬英国引领设计潮流的决心。完善的组织结构，让英国设计产业的发展得到一条龙式的服务，推动了英国设计在产品生产、营销等领域的发展应用，让英国设计产业处在一个健康有序的组织框架之中。
（三）强大的资金支持
英国设计产业的发展得益于英国政府对创意设计产业的重视，并在推动创意设计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投入足够的资金，支持企业、组织和个人在设计领域的创新发展。如英国政府为了解决企业创业初期融资难的难题，推出相关的投资援助服务，并出版“Banking on a bit”手册，引导企业或个人获得相关的援助，给予贷款的企业一定的优惠措施，为设计产业的发展筹备资金，使设计产业得到强大的资金支持。此外，英国政府还通过政府拨款的方式，支持创意设计产业的发展，并对从事创意设计产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英国设计产业在强大的资金支持下，对设计有了更高的追求，使英国设计产业的发展更具优势。
（四）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人才的培养
设计是人的智慧产出，与知识产权息息相关，设计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护。英国政府始终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在政府部门设立知识产权小组，为英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提供保障，还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在社会上对知识产权知识进行宣传推广，让民众对知识产权知识有更多的了解，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免费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的咨询服务，并成立名为“创意伦敦”的知识产权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有关产权登记、版权交易等服务。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为设计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公正的发展平台，有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推动设计产业的发展。
此外，人才的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是设计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高素质人才是设计产业繁荣发展的保证。英国教育非常注重对设计人才培养，加大对设计院校的资金投入，让更多的年轻人在大学接受设计知识的系统性培训，为设计产业的发展储备高素质人才。英国大学孩子啊与设计或艺术相关的专业中加入经营管理的课程，让创意人才不单掌握设计的技能，还学习企业经营管理的知识，为以后的企业经营管理做准备。[1]对从艺术院校学习设计相关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英国政府也设立了专门的资金来帮助他们寻找合适的工作，或者为他们提供创业支持，还为毕业生们提供展现自己能力的展示平台，如英国文化交流协会每年通过举办创意青年企业家大赛旨在为年轻人提供设计创意商业化的机会。
三、美国设计产业竞争力分析
（一）美国设计产业竞争力现状
美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下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也得到快速提高，美国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带动了设计领域的兴盛，现代设计思潮也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成为世界工业设计中心，美国设计产业，尤其是工业设计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结构开始由制造业向服务行业转型，服务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同时美国的设计业也逐步从工业设计向综合设计发展。设计产业是商业繁荣的产物，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经济体，发达的商业带动了设计产业的繁荣，使美国的设计产业成为世界商业、设计中都有巨大影响力，特别是在汽车、电子产品等领域，成为产品设计创新的引领者，让产品的功能多样化，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2]
美国设计产业体系的组成可以在大类上分为汽车设计、现代建筑设计、工业产品设计这三大类。其中，汽车设计起初是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发展成熟起来的设计体系，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设计出更流畅的车型来迎合消费者的审美，从而提升汽车的销量。汽车设计体系让美国汽车行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成为美国现代设计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讲到美国设计产业体系，就不得不提现代建筑设计体系。现代建筑设计体系最初是由起源于德国的包豪斯建筑设计体系演变而来的，但是在二战期间，包豪斯学派的领军人物纷纷从德国移民到了美国，并将包豪斯建筑设计体系的内容从欧洲带到美国，与美国的设计理念相结合，形成了现代建筑设计体系，这种建筑设计风格，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使用，影响着世界建筑风格。工业产品设计也是美国设计产业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虽然现代工业产品的设计最早在德国、英国等国家萌芽，但是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产品的样式和功能更加多样化，带动了工业设计的繁荣，工业设计不再只是工业生产的辅助程序，而是形成专门的行业和职业，推动工业产品的发展繁盛。
汽车设计、现代建筑设计、工业产品设计形成美国设计产业的金三角模型，让美国设计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构成美国设计的强大竞争力，让美国在汽车、建筑、工业产品等方面的发展遥遥领先，成为美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美国设计产业竞争优势
美国设计产业引领世界设计产业的发展，除了在政府政策支持、知识产权保护、重视人才培养等领域给予重视外，还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
四、设计的多元化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聚居，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因此美国在设计上也形成多元化的风格，在美国建筑设计、平面设计、产品设计领域，总能见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特征。可以说美国的设计综合各个国家设计的优点，各个国家的设计运动都在美国的设计上得到表现和发展，如美国接纳德国包豪斯设计并将其美国化，从而建立起了影响美国建筑乃至世界建筑的设计体系。多元化的特征让美国设计产业更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能将世界各地的文化风俗进行巧妙地融合，而美国社会的民主和包容性对格式各样的创新设计风格给予极大的接纳和包容，使美国成为有利于设计创新的土壤，让设计产业的发展迎来更好的给予。[3]
五、高度商业化
设计师们往往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作为自己从事设计行业的源动力，这是设计师将设计进行哲学化思考。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商业社会，设计所要承担的不单只是传递美与美的理念的功能，还需要具有足够的实用性。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更注重设计的商业化功能，希望设计能够让产品更符合消费者的需求，企业凭借设计来获得市场竞争的胜利。商业化的设立理念让美国设计产业更注重设计的市场性，在设计时考虑的更多是消费者的需求，使设计更符合消费者的审美，从而获得消费者的喜爱和购买，并获得更多的利润，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设计中，形成良性循环。
六、自由开放的环境
美国政府对设计产业采取跟宽松的创新环境，设计创新项目可以通过立项申请，争取政府政策支持，对于通过的申请的项目，政府一旦予以立项，将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创作空间，让企业在设计上可以根据自己的调研和发现进行深层次的创作，为产品增添更多的功能。此外，设计创作的自由让企业可以再不作任何违反法律事情的情况下，突破条条框框的限制，采纳各种观点和意见，为新思想、新设计的诞生创造了可能， 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为美国设计产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
七、科技程度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范围内各行各业正经历着一次彻底的产业变革，设计产业也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有了更先进的设计软件，设计人员可以凭借设计软件设计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产品，随着技术的不断提升，为设计产业提供更多的可能。美国作为科技大国，拥有强大的科研实力，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最优秀的科研人才，为美国设计产业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使美国设计可以利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仪器设计新的产品，使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作为设计的要素，让设计产业在科学技术的带领下完成自我创新与突破，为设计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姜军生，曹光明，王慧敏.工业设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探索[J].潍坊学院学报， 2003（06）：85-87.
关键词：研发投入；高新技术企业；绩效
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突出地位日益明显。提高科技投入水平，已成为各国提升综合国力的必经之路。而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作为衡量科技投入水平的重要标志，自然受到了政府决策部门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普遍关注与重视。由此可见，对R&D投入展开研究，不仅有利于促进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推动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
而要将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最根本的环节是企业的技术创新[1]。对于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不仅是科学技术产业化的表现，更是提升企业整体绩效的有效途径，而要实现技术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就必须加大R&D投入。国际上公认的，只有R&D强度达到5%以上的企业才具有竞争力；将R&D强度保持在2%以上的企业才能维持生存；而R&D强度低于1%的企业，则很难生存[2]。这说明，R&D投入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部分，而对企业R&D投入展开研究，不仅有利于实现科学技术产业化的实现，而且有利于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
研究表明，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其R&D投入带来的绩效优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因为在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大多能直接应用到产品中去，从而引起一定的市场反响，而非高新技术企业则不一定[2]。因此，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而言，R&D投入的作用更加重要。四川作为我国西部大省，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四川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不仅关系着四川省科技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更关系着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文章将以四川省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展开相关研究。
1 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外有大量研究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文献。有大量学者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研究了R&D投入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Griliches Z（1986）[3]以美国大型制造企业为样本发现R&D投入与企业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Guangzhou Hu（2001）[4]检验了中国企业R&D投入与生产率的关系，结果发现私人R&D和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很强的联系。Hu A G等（2004）[5]以中国北京大中型企业为研究样本，发现R&D投入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贡献。吴延兵（2006）[6]以中国四位数制造产业数据为研究样本，最终发现R&D对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刘伟，李丹（2010）[7]对青岛市125家高新技术企业展开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与自主知识产权产出和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但在这部分文献中，R&D投入指标大都选取的是R&D投入的具体数值，这并不能有效分析企业R&D投入的强度。同时，这部分文献的产出指标也多为产品销售收入或新产品销售收入，这并不是R&D投入所带来的企业绩效的全部，程宏伟等（2006）[8]就发现研发投入带来的效益在总销售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并不是很高。因此，许多研究以企业市场价值或其他会计指标为因变量，以R&D强度为自变量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展开了研究。陈晓红，马鸿烈（2012）[9]以414家中小型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研发投入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呈正相关关系，而技术创新又与科技型中小型企业的成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杜勇等（2014）[10]以中国43家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发现R&D投入与企业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陈超等（2014）[11]以中国工业企业为样本，结果发现R&D投入能显著提高企业绩效。
总体来看，以上研究大多得出了R&D投入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但从具体来看，以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的研究较少，同时，用会计绩效指标对企业绩效进行测度也不能完全反应R&D投入的效果，若使用企业价值来测度可能会更全面的测度R&D投入对企业带来的经济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文章选取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的31家四川省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其中研发费用支出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站（.cn）中的各企业年报，其他各项财务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安信息有限公司《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分析数据库》。
2.2 研究假设与变量选择
2.2.1 研究假设
企业的R&D投入一方面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创造新的产品从而提升企业收入，另一方面能简化生产步骤、节省生产资源从而减少生产成本，所以最终能够促进企业的绩效。而对于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刺激作用可能更大。ORTEGA-ARGILS R等（2009）[12]就发现R&D投资在高科技部门更有效率。虽然四川省科技水平相比国内评价水平可能较低，省内企业的R&D投入效率在国内可能相对落后，但由于高新技术企业自身的特点，因此仍可以做出以下假设：
H1：四川省上市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与企业绩效间呈正相关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企业规模会影响R&D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具有不同的优势，一般来说大型企业更具有资源优势竞争力更强，而小型企业则更加灵活反应更快。安同良等（2006）[13]和张西征等（2012）[14]发现，企业规模越大，R&D投入强度越大，这也就表明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也可能随着企业规模的从小到大其显著性也不断增强。基于此，文章做出第二个假设：
H2：对于四川省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而言，企业规模越大，R&D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关系越显著。
同时，企业所有制也是影响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R&D投入强度低于非国有企业。Zhang，A.等（2003）[15]发现国有企业的R&D投入绩效和生产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任海云（2010）[16]以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国有控股不利于R&D投入。舒谦，陈治亚（2014）[17]发现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本身对经验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而非国有企业则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受到政府的投资或者参与控制，具有一定行政性，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在投资上会受到不少限制；而非国有企业则不同，在投资上具有更高的自由度[2]。因此，文章做出第三个假设：
H3：对于四川省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国有上市企业R&D投入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非国有上市企业R&D投入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2.2.2 变量选择
（1）因变量，即企业绩效。托宾Q值（Tobin's Q）是指企业市价与企业重置成本之比，Q值越高意味着更高的产业投资回报率，因此能较好的衡量R&D投入所带来的企业绩效。
（2）自变量，即R&D投入强度（R&Din）。这里采用国内外研究常用的R&D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来衡量。
（3）控制变量。a.企业规模（Size），按照国家标准将样本企业分为大型企业（Size=1）、小型企业（Size=0）。b.企业所有制（State），根据企业第一大股东的性质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State=1）和非国有企业（State=0）。c.企业年龄（Age），选用企业上市年数来衡量。d.财务杠杆（Level），即资产负债率，用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来衡量。
2.3 模型设计
从表1中可以看出，样本企业的托宾Q值均值为2.40，但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距较大，这说明四川省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差异较大。同时样本企业的研发强度平均值达到了4.93%，接近国际公认具有竞争力5%的水平，这说明样本企业整体研发强度较高。此外，样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为0.41%，说明其整体负债水平较低，经营状况较好。
从表2中可以看出，R&D强度与托宾Q值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初步支持了文章的假设1。但企业规模和托宾Q值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文章假设2相反。而企业所有制与托宾Q值的关系并不显著，未能支持文章的假设3。当然，上述的Pearson相关系分析只是初步的分析，更为可靠的结果有赖于下文的回归分析。
表2 Pearson相关系数
注：“**” “*”分别表示在1%、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2 回归分析
表3是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其中模型1检验了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2检验了增加研发强度与企业规模交互项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3检验了增加研发强度与企业所有制交互项之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样本企业的R&D强度与绩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也支持了文章的假设1。也可以看到，企业规模与企业所有制都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大型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绩效低于小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同时，财务杠杆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企业年龄则与企业绩效没有太大关系。
模型2是考虑R&D强度与企业规模交互作用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R&D强度和企业规模的交互项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这说明对于大型企业来讲，R&D投入的增加并不能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这与假设2有较大的出入。这可能是因为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各自的特点造成的，虽然大型企业实力更为雄厚竞争力更强，但可能管理层级较多，对市场反应较慢，在R&D投入方面也较为迟缓。而小型企业虽然在实力上不如大型企业，但反应更为灵活，在R&D投入方面较为迅速，能更快的获得收益。因此，大型企业不一定就能比小型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
模型3是加入R&D强度与企业所有制交互作用后的回归结果。R&D强度与企业所有制的交互项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对于国有企业，R&D投入的增加并不能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这也部分支持了文章的假设3，因为回归结果并不能说明非国有企业R&D投入的增加就能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但对国有企业来说，尽管政治资本、整体实力更为雄厚，但因竞争意识和创新的动力较弱，在R&D投入方面并不如非国有企业，从而导致R&D绩效较低。
4 结论与启示
文章以四川省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对其R&D投入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研究获得如下结论和启示。
（1）四川省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整体R&D投入强度较高，接近国际公认具有竞争力的5%标准。但通过描述性统计仍可以看出，企业间R&D投入强度差距较大，最小的仅为0.03%，距离国际公认难以生存的1%标准尚有一定差距。这可能与企业具体行业性质以及经营状况有关，但对于R&D投入强度较低的企业而言，继续进行并持续加强R&D投入是提高企业绩效的有效途径。
（2）通过回归结果发现，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很好的支持了文章的假设1，说明四川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R&D投入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因此应当持续进行R&D投入，并不断提高R&D投入强度。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应为四川省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更多的研发支持以及优惠政策，以利于其绩效的提高从而促进整个四川省国民经济的提升。
（3）回归结果还发现，对于大型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并不能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这与文章的假设2有较大出入。这一结果可能与大型企业管理结构较复杂、对市场反应速度较慢有关。就政策制定者而言，对大型企业是否应该加大相关政策支持，应持谨慎态度。另外反过来看，对于小型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能否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在文章中没有体现，这有待于在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中进行检验。
（4）研究还发现对于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也不能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这部分验证了文章的假设3。尽管国有企业实力更为雄厚、抗风险能力更强，但在创新性和竞争性上相对较弱，这可能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同时，因样本数量有限，最终结果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此外，对于非国有企业，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尚有待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1]刘永振.自然辩证法概论（第二版）[M].辽宁：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2]淳正杰，谭书敏.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研究综述[J].天府新论，2014（5）：90-95.
[3]Griliches Z.Productivity，R&D and basic research at the firm level in the 1970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76（6）：141-154.
[4]Guangzhou Hu A. Ownership， government R&D， private R&D，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industry[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 29（1）： 136-157.
[5]Hu A G， Jefferson G H. Returns 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Chinese industry： Evidence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Beijing[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4，15（1）：86-107.
[6]吴延兵.R&D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6（11）：60-71.
[7]刘伟，李丹.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与产出绩效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3）：26-29.
[8]程宏伟，张永海，常勇.公司R&D投入与业绩相关性的实证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06，6（3）：110-113.
[9]陈晓红，马鸿烈.中小型企业技术创新对成长性的影响―科技型企业不同于非科技型企业？[J].科学学研究，2012（11）：1749-1760.
[10]杜勇，鄢波，陈建英.研发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31（2）：87-92.
[11]陈超，赵武阳，潘晶晶.研发投入、融资能力与公司业绩―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大样本证据[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4，26（3）：1-11.
[12]ORTEGA-ARGIL S R， Piva M， Potters L，et al.Is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in high-tech sectors more effective？[J].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2010，28（3）：353-365.
[13]安同良，施浩，Alcorta，L.中国制造业企业R&D行为模式的观测与实证―基于江苏省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6（2）：21-56.
[14]张西征，刘志远，王静.企业规模与R&D投入关系研究―基于企业盈利能力的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2（2）：265-274.
[15]Zhang A， Zhang Y， Zhao R. A study of the R&D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firm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31（3）：444-464.
[16]任海云，师萍.公司R&D投入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4）：89-93.
关键词：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法律
前言：随着市场经济转型进程不断加快，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合法垄断权，在促进技术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缺少合理的法律规制，知识产权在实际使用中极易被滥用，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等不良后果。现阶段，美国、欧盟等国家在该方面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知识产权的使用进行适当的约束，使其积极效应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而我国在该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尤其表现在法律规制方面。因此加强对我国限制知识产权滥用法律的研究非常必要。
1 知识产权滥用概念及特点
知识产权，是自然人、法人等对其智力活动创造的后果和经营活动中，涉及到的标志、信用等享有的权利。从根本上来看，知识产权是一种特定主体依法享有的财产权，也是组织拥有的一种无形的财产权，对组织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1]。而知识产权滥用，主要是与正当行为相对而言的，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行使权利过程中，没有依法操作，超出法律制度允许范围，从而损害他人、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知识产权自身具有私权特点，但其与民事权利完全不同，为其滥用带来了便利。知识产权滥用具体特点表现在多个方面，如知识产权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该法令的颁布，为后世著作权、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由于法令不仅保护作者自身创作成本，还涉及到额外的经济收入[2]。经过相应调整后，就会变相影响市场合理竞争，扰乱市场，损害他人合法利益，形成垄断现象。因此滥用行为自身具有混淆性。不仅如此，还具有越界性，即现有法律制度中没有对权利的使用范围进行明确规定。
2 我国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的思考
2.1 明确法律原则
法律原则是法律制度制定的重要依据，能够引导立法更具合理性。因此针对知识产权滥用法律的完善，首要环节就是要明确法律原则。一方面，平衡原则。无论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是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规制，都需要掌握好度，使二者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点，减少对他人、公共利益的损害。在保护主要基调之上，针对越界使用知识产权获得的利益进行规制，减少保护与滥用之间的矛盾，才能够真正意义上促进制度体系完善和进步[3]。另一方面，遵守国际公约原则。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任何科技创新都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对此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原则的确定，要充分尊重国际公约，如TRIPS、《巴黎公约》等。但由于国际公约具有笼统性，不能够单独作为法条。因此对于我国法律规制的完善，应将其作为背景，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指定出详细的实施细则。
2.2 确定知识产权滥用界限
我国《反垄断法》作为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基本制度和原则，但面对多元化、复杂化形势，单纯依靠该项规则和文件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此我们需要明确知识产权滥用界限。目前，常见的滥用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如价格限制行为、地域排他行为及搭售行为等。上述行为都应该明确纳入到法律规制条文当中，以书面形式呈现出来，使公众能够合理区分知识产权滥用界限，从而确保设立的知识产权能够达到预期的使用目标。
2.3 尽快出台指导文件
与国外相比，我国在知识产权法律规制上缺少指导性文件，无法为实践工作提供制度依据。出于法律约束力的考虑，应尽快出台指导性文件。对于指导性文件的提出，同样需要尊重国际公约，坚持灵活性、可行性原则，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能够适应我国国情[4]。与此同时，指导性文件，还需要与《专利权法》、《著作权法》等相结合，增加商标权相关内容，进一步充实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法律规制已经明确规定了各项行为，使得相关主体能够正确处理自身行为，保障自身知识产权的同时，减少对他人及公共利益产生不良影响。
2.4 促进国际间合作
知识产权是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需要面临的问题。对此，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可以积极开展合作，除了立法层面，还需要加大执法方面的合作。在合作中，侧重对互相协作、交换情报等方面信息的共享。如设置跨国知识产权执行机构、或者确定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的指导性政策等，从根本上遏制知识产权滥用问题。
2.5 确定执法机构责任
执法机构是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重要主体，明确机构、人员具体职责非常关键。目前，反垄断委员会对相关工作已经做出了细分，但是在执行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交叉现象，导致执法权难以确定，出现执法空白带等问题。因此针对现有执法机构存在的缺陷加以弥补和完善非常必要。可以在机构确立基础之上，由工商局统一管理，发改委负责执法工作[5]。同时在工商局设置专门性部门，依次设置专利权、版权等科室，形成立体化工作体系，并针对侵权行为给予合理的救济工作。
3 结论
根据上文所述，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受到了广泛关注，但缺少限制的权利将会适得其反。因此重视对知识产权的限制非常关键。在实践中，相关人员要充分了解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概念及特点，并结合我国国情，融合国外在该方面的先进经验，明确执法机构具体责任，出台指导性文件，不断提高对知识产权的科学、合理约束，构建完善知识产权体系，从而形成良好的法律约束格局。
参考文献
[1]王先林.我国反垄断法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再思考[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01）：34-43+159.
[2]黎珊珊.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法律规制[J].法制与经济（中旬），2013，（07）：38-39+41.
[3]易继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适用[J].中国法学，2013，（04）：39-52.
[4]王先林.关于制定我国滥用知识产权反垄断指南的若干思考[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10）：25-29.
[5]李健男，陈慧青.知识产权滥用规制的理论建构新论――以知识产权的自然属性作为逻辑起点的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05）：39-45.
关键词：中西文化；图书馆文化；图书馆
中西文化存在很大不同，社会环境存在很大差异，因此社会环境制约的图书馆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也会存在很大的区别，中西方图书馆文化也会存在很大差异。
1 中西图书馆制度比较
1.1 西方图书馆制度
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促进产生了西方意味的公共图书馆。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科学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进入繁荣的商品经济时期，要求工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术。同时也使人们接触到了大量的新兴事物，渴望通过学习知识了解这些事物的本质，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促进了公共图书馆的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提倡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等，使西方图书馆的内容进一步得以完善，出现了公共图书馆的观念。所以，由于人民大众的要求和官方的重视双重原因，进而催生了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出现。西方图书馆采取的是政府有限权力管理与公民自治结合的管理模式，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向下负责的机制，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了解公民对图书馆的需求，遵照民意，开办了公共图书馆，并通过了图书馆法案，以法律条文来规定图书馆的建设与运作方式。
1.2 中国图书馆制度
20世纪初期，新式图书馆观念由我国早期改良主义者引入国内，是国人认识西方图书馆的开端，有力冲击了中国古代藏书楼在我国的影响，引进了西方新式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和技术，大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使中国藏书楼的管理方法得以转变，逐步转为近代图书馆的管理模式。中国先进人士看到西方图书馆的巨大作用和影响，认为图书馆可以承担教育救国的重任，所以迫切要求创立图书馆，以启发人们的思想，官方政府中的开明人士极为拥护这一主张，因此政府创办的公共图书馆得以出现。受教会藏书楼和教会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和技术的启发，中国图书馆先进人士大胆创新，在各种图书馆的创办中大力引进西方管理模式和技术。
2 中西图书馆管理思想比较
2.1 西方图书馆管理思想（以美国为代表）
（1）重视实用。实用性是美国图书馆的基本观念特征，美国图书馆受杜威实用哲学影响较多。杜威的实用图书馆学思想表现在他对图书馆管理的许多领域，而最典型的要属他的分类思想。在杜威的名著《十进分类法及相关索引》的导言中，他就宣称他不是追求什么理论上完整的体系，而只是从实用的观点来设法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可见，实用就是DC的基本出发点。DC是现代图书分类法中产生最早，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分类法，杜威十进分类法是建立在图书分类实用性原则基础上的，杜威作为美国具有影响的学者和图书馆学家，其实用思想在美国图书馆界具有深远影响。
（2）图书馆提供公平服务原则。让所有的居民都能平等地享受到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是西方图书馆的基本定位。日本图书馆学家小野泰博说，如果想知道西欧式民主主义是什么，最好看一看欧美的公共图书馆。因为这里存在着朴素的民主主义的原貌。“任何人都能平等地利用公共财产，遵守同一规则。”图书馆的平等原则就是在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文化影响下把权利平等地分配给一国的全体成年人，成年人通过运用公民权来行使权力。由这种政治思想和实践中产生的力量，推动了向所有公民提供免费的图书服务。这就是西方图书馆文化的思想特征。
（3）图书馆运行依照法律进行。西方的许多公共图书馆建立之初就制定了图书馆法，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公民阅读权利的实现。公共图书馆的经费由纳税人的税费来维持。用法律来规范，这样就避免了政府拨款的随意性和图书馆经费使用的随意性。纳税人既可以监督政府，又可以监督图书馆的服务。使公共图书馆的运行限制在法制框架内。
2.2 中国图书馆管理思想
（1）尊重知识、注重收藏、为领导决策服务。中国图书收藏经历了漫长的藏书楼阶段并逐渐形成独特的藏书楼文化，在历经数代后收藏意识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到今天仍旧成为一种文化时尚。中国图书馆发展到今天，图书馆的功能在随着技术手段的提高而在不断更新和扩大，但最终对复合图书馆的发展期望同时昭示的是对收藏传统的尊重与回归。传统阅读方式在物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
（2）图书馆开放力度不够。古代藏书楼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珍宝，同时留下了现今仍有借鉴意义的藏书法，但与西方国家图书馆相比，中国图书馆在藏书的开放和开架方面明显力度不够。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图书馆的影响，又由于“新图书馆运动”的开展，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以及80年代后，图书馆藏书开架在一定程度上比过去有所改善，但由于受藏书楼思想的影响，重藏轻用始终在束缚人们的手脚，即便是有了一些开架，也显得并不彻底，有时甚至企望重新回到闭架的时代去。
图书馆文化作为一种独特而独立的文化现象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它具有的丰富的外延和内涵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研究图书馆文化有助于塑造图书馆整体形象，提高社会影响力，并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职能，为社会文化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欧兆虎，张明海.基于知识服务的图书馆文化重构[J].图书馆，200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