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8 16:02:0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弹性经济学概念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人分男女，道主阴阳，都市圈最典型的经济特征是职业女性阶层的形成，即女性的经济独立。若把农村、城镇和都市圈划分为三个区域进行比较研究，这三种区域经济生态有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剩女”率：农村几乎没有“剩女”；中小城镇较低；大都市则为常态。统计数据证明：“剩女”率与城市化率成正比，财富越多的地方“剩女”率越高，消费水平也越高。大到城市，小到企业，“剩女”已成为人们视若无睹的经济指标之一。
“剩女”的统计学概念是“金女（Gold Miss）”，特指高学历、高收入的未婚女性。韩国统计分类把“金女”定义为29岁以上硕士学位以上的未婚女性，据说是因为大首尔都市圈的女性初婚年龄是29.1岁，所以统计局采用29岁为“金女”的起始年龄。和“金女”对应的是32岁以上未婚男性，统计中分为两组：硕士学位以上（A男）和中等学历以下（B男）。2010年在大首尔都市圈中每10个“金女”对应的“A男”约为6个，“B男”约为88个。所以，都市圈中婚姻问题更大的并非“剩女”而是“剩男”，中国的统计也证明是男多女少，性别比例失调。那为什么人们谈论更多的不是“剩男”而是“剩女”呢？
农耕文明就是男权社会，因为“男”是“田+力”，代表土地和劳动是财富之源，所以才有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田园生活的诗情画意是男耕女织，夫唱妇随，而都市文明的起点却是男不耕田，女不织布，家务社会化和女性职业化作为同一趋势的两个方面，一极创造消费需求，一极创造就业机会。研究表明，女性的学习能力高于男性，以体力劳动为主导的工农业更依赖男性，以智力劳动为基础的都市产业更需要女性，城市创造就业的功能必然为女性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所以都市文明的男女平等首先是劳动能力的平等，从而形成了职业女性阶层，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经济上独立，中国目前的女性就业率已接近70%。
女性经济独立的后果之一是婚龄延后，过去说的芳龄二九即18岁就要抛绣球选男人，而如今都市女性的婚龄都29岁了。职业女性的收入越高，适配男性的人数越少，收入之间的差距越大，适配婚姻的选择越少。以韩国统计为参照，职业女性的多数“宁为剩女也不养汉”，城市就有了两个群体的流动：“金女”在流动中寻找机会，综合消费力上涨；“剩男”出城娶媳妇，综合消费力下降。所以“剩女”率越高的城市经济越繁荣，消费水平越高，高消费的压力进一步驱动“剩男”攒钱回乡娶媳妇，于是“金女”在都市圈中流动，驱动消费升级；“剩男”流出都市圈，再带“村姑”进城镇，城市化的进程就在这“金女—剩男—村姑”的人口流动中逐步升级，让都市圈与城镇化的趋势双翼齐飞。
关键词：道德 市场经济 逻辑判断 价值判断
虽然部分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理论并不包含道德考量，但这并不代表市场经济本身就应该与道德无涉，道德虚无论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必须肯定道德对市场经济的促进和保障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将道德“神”化、万能化。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辅助项有：政府、法律和道德。道德在政府和法律调节之后，作为“第三种”调节方式而存在。从积极的视角看道德对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伦理纳入经济理论研究中，丰富其理论的视阈；二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形成被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规范市场经济的秩序。
市场经济理论与道德的关系
实证经济学描述经济中的事实和行为，规范经济学涉及到伦理戒律和价值判断。在亚当·斯密相继出版《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后，现实的社会人被理论的分为“经济人”和“道德人”而分别存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又将“经济人”设定为“理性经济人”，其重视工程学和数理化形式的逻辑推演和判断，忽视与人类密切相关的伦理问题及人类的终极目标。实证经济学逐渐取代规范经济学，并试图用封闭的理论范式、繁琐的数学公式和数量模型来诠释现实的丰富的经济存在，致使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学却恰恰缺少了对人性的关怀。
在市场经济中假定的“理性经济人”是这样的：他了解自己的偏好，对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具有明确的认识，对经济生活中的任何变动，都能做出独立的选择。他的经济行为都是充满理智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盲从，而是精于判断和计算的，其行为是理性的。主流经济学将理性行为定义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和自利的最大化。那么，自利的理性观就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无视。在市场经济理论中存在的“理性经济人”从行为的动机和主体的选择上都避免了任何可能涉及的道德判断。所以，从这个视角可以印证市场经济理论本身是与道德无涉的。樊纲在《“不道德”的经济学》中论述到：虽然经济学的分析离不开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但是经济学本身要研究的不是道德，经济学家谈道德就是“不务正业”。但是在《平等、公平与经济发展》这篇文章中，樊纲提出了社会公平观及平等、公平概念的新解。他认为效率和公平并不矛盾、平均不等于平等等道德判断，并在最后综合平等和效率多重因素分析出既可以“扶弱济困”又可以防止“养懒汉”、“搭便车”现象出现的“最有效率的收入平等点”。
虽然樊纲一再强调道德是外在于经济学的，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是无法真正区分道德到底是外在还是内在于经济的，因为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是社会人、复杂的人。这就不得不引起笔者的注意和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虽不与伦理相关，但是那就代表着应该吗？从自利的视角分析行为主体的动机就更加科学吗？“理性的经济人”在现实的经济选择中就不会面临道德选择的两难吗？市场经济理论为什么不能将道德作为内在价值进行研究？面对着这些问题，使得笔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市场经济理论与道德应该具有的关系。
首先，并没有明确论证能证明与道德无涉的经济学就比将道德纳为参考对象的经济学更适合现实的经济生活。其次，也没有论证可以证明市场经济中行为主体的动机就是单纯的利益。恰恰相反，却有很多论证能证明主体动机的多元性。例如，商品经济的起源是交换的产生，交换的原初动机是满足需要而更好的生活。而在交换之后人类才发现了优势利益。即经济主体行为的动机利益是在满足需要之后被发现的，而如何更好地生活和人为什么而生活正是伦理学的本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对于当下经济学忽视道德而造成的经济学的贫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首先，森论述：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把经
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不过“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其次，他提出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即“人应该怎样活着”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即“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来丰富经济学中人类行为动机的选择。他认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分离对双方都有损失。最后，他说明“自己的目的不是例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的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
另外，经济学家茅于轼（1998）认为，道德的是非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逻辑判断，而道德的实践则纯属价值判断。逻辑判断强调基于事实，又符合逻辑，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于其中。他把道德看作一种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将道德视为影响社会经济进程的非正式制度而存在。道德的“公共服务”属性印证了其作为“契约”的特征，体现了个人对社会的承诺；“社会共识”属性则指每个人发自内心的是非判断。所以，如果说是价值判断主体选择的不确定性使经济学排斥道德的考量，那么道德判断中的逻辑判断就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学讨论的对象，从而被纳入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光（1999）认为樊纲教授把道德问题完全归结为价值判断，而否定了道德是非的逻辑判断，因而得出经济学不讲道德，其片面性就比较明显了”。
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社会成就观”以及“理性的道德是非判断”融入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丰富经济学的研究视阈，使经济学更贴近现实的生活，现实生活中的人。只有这样经济学作为一门“经邦济世”学问才能更具有人性、更贴进现实。 市场经济行为与道德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一种个人和私有企业制定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决策的经济。价格、市场、盈利与亏损、刺激与奖励的一套制度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企业使用成本最低的技术，生产利润最高的商品。消费取决于个人如何花费从劳动和财产所有权中获得的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的决策。即多数的经济问题由市场来解决的经济决策（萨霍尔森等，1996）。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无意识地协调着生产和消费的活动。通过一种物品的买者和卖者的相互作用，以决定价格和产量机制。价格引导着公平竞争的市场，促成社会的富裕。
当每个人自私自利地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利益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众的最好的福利。正如与其同期的法国思想家孟德维尔《蜜蜂寓言》中的著名命题“私恶即公利”：个人与社会不正如蜜蜂与蜂巢的关系，每一只蜜蜂都辛勤地采蜜，最终必将达到整个蜂巢的丰盈。每个人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最后带动社会的公利，不正是由利己到利他的体现。“斯密难题”是伪命题也从这里得到了印证。
另外，市场经济可以促成在诚信基础上的社会分工与合作。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可以防止资源的浪费。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完全竞争又体现出公平。因此，从这些角度分析，市场经济就应该是道德的经济。虽然个人是从私利出发，但是交易的达成凭借的是互惠和认同，即双方都获得了自我心理能认定的收益，并且这种认同是建立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之上的，否则交易将无法达成。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交换出于哪种情况的需要，交换时支出的价值小于交换所得的价值，而且双方都认为所得大于所失，或者说，交换使双方都得利（茅于轼，1998）。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以自利为目的的谈判具有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都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在市场经济中的合理利己是正当的。
本文不仅从符合现实的功利主义出发分析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更从道义论和美德论的视角来看待，这就赋予了市场经济更高的道德选择的可能。
第一，道义论中的自律，提出了道德规范对经济生活中行为主体选择的约束性。康德强调的道德自律要求经济主体按照自己的善良意志行事，而不受外在利益的影响和约束。与功利主义效果论不同的是，道义论更重视经济行为主体在经济决策过程中体现出的道德意志及道义倾向。
第二，在道义论中，自由被设定为一切有理性东西的意志所固有
性质。康德（2005）认为：“每个只能按照自由观念行动的东西，在实践方面就是真正自由的”，“我们必须承认每个具有意志的有理性的东西都是自由的，并且依从自由观念而行动”，“理性必须把自身看作是自己原则的创始人，摆脱一切外来的影响”。康德的自由命题，为市场经济领域每一个主体的道德选择的自主性和自由权利提供了依据。即，“赋予主体在秉承道德原则时，依据市场信息变化、情形好坏、环境优劣而自主把握必要的张力和弹性的权利和责任”（刘可风，2004）。
第三，美德论将其视阈固定在能履行行为、具有动机、遵循原则的道德主体上。他试图解决“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其注重知识和理智，并强调两者必须通过实际的训练，养成道德习惯，从而形成美德。美德论在市场经济中的应用体现为：对行为主体的德性形成提供帮助。
在市场经济行为与道德的关系的判定上，功利论注重自利的动机、行为的结果的考察；道义论强调行为的动机、理想和精神生活的价值；美德论关注培养经济主体的德性。可见，在市场经济生活中，市场与伦理是密切相关的。
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的适度定位
道德要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合适的作用就必须克服这样几个误区：一是将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定义为无私利他的行为人。在市场经济的领域内以利他为假设前题的交换是没有最终的均衡点的，即，交易无法达成。“大公无私”、“专门利人”在市场经济领域中是不适宜的。二是“绝对平均”不等于公平。对收入的分配有三个环节，以市场为主的“第一次分配”、以政府为主的“第二次分配”和以道德为主的“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弥补前两次分配的空白，主要从个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以捐款形式为主的收入转移方式（厉以宁，1999）。历史证明“绝对平均”不但不会促进公平，反而出现“养懒汉”、“搭便车”的现象，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三是道德是有层次的，分为美德境界和行为规范。在市场经济中两者是不可以混为一谈，在经济领域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后者。
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应该真正体现为对个人利益及生存权利的尊重。“利己不损人”作为道德底线，“利人利己”作为双赢的目标，公平、自由的选择权是其最高的要求，这样才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0
2.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m].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3.光.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j].读书，1999（1）
4.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
5.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6.刘可风.论市场经济领域中道德的适度定位问题[j].哲学研究，2004（6）
7.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8.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j].读书，1998（6）
9.樊纲.平等、公平与经济发展[j].开发导报，2004（6）
关键词：股权风险溢价；资产定价模型；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
文章编号：2095-5960（2013）06-0042-06；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
西方学界研究股权风险溢价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在经济、金融学百年发展历程中，风险溢价一直广受国外学界和业界的关注。时至今日，股权风险溢价仍然是西方金融资产定价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围绕这一研究标的的新生问题不断涌现，导致各类研究思想在西方学界发生激烈碰撞，使得国外学者在研究方向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持续不断地寻求着“破坏性的创新”，逐步衍生出如今这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枝繁叶茂的资产定价理论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以C-CAPM模型为基础的理论模型的探索和完善渐趋成为研究的重点和主导方向。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性的回顾，进而以研究问题、研究框架和研究视角为标准，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不仅可以使学者了解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脉络，也可以为国内学者研究相关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C-CAPM模型的提出
Sharp（1964）[1]与Lintner（1965）[2]在Markowitz（1952）[3]的均值方差模型基础上，几乎同时提出了单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该模型通过资产收益与市场平均收益的协方差来衡量需要进行收益补偿的风险，是在均衡资本市场中解释和预测股权风险溢价的重要理论，但该模型在实证研究中不尽如人意，且其单期的模型设定对现实市场的解释能力偏弱。
Merton（1973）[4]在单期CAPM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扩展，并基于时间连续、理性人面对随机投资机会的条件下，将CAPM模型从单期扩展到多期，从而得到了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以下简称ICAPM模型）。在该模型中，资产的风险溢价由多个决定，其中第一个代表系统性风险，其他则用来描述投资机会组合特点状态变量带来的风险。由于这些状态变量较为抽象，故不容易为研究人员所明确判定。因此，尽管ICAPM模型拓展了单期CAPM的时间维度，具备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在实践中，研究人员们却难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故很难将其运用于实际的资产定价和股权风险溢价评估中。因此，ICAPM模型在实证检验及实践应用中遇到的难题催生了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以下简称C-CAPM模型）的出现。
Rubinstein（1976）[5]，Lucas（1978）[6]，Breeden（1979）[7]等人建立了C-CAPM模型的一般形式。其中，Rubinstein和Lucas首先推导出其离散时间版本的欧拉方程，而Breeden则在其基础上推导出连续时间版本的欧拉方程。C-CAPM的一般形式假定经济中存在代表性投资者并令随机贴现因子中的Ct为t期总消费，将消费引入效用函数设定并与跨期设定相结合，使C-CAPM模型中的投资者需要在即期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或是即期消费与即期投资之间做出选择，其选择的最优组合即决定了模型设定的市场中资产收益率及股权风险溢价水平。从这一意义上说，C-CAPM模型旨在诠释金融资产收益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虽然，笔者通过回顾相关研究发现在C-CAPM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大量针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的经验研究。但笔者认为，C-CAPM模型最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开拓性的贡献在于其借助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研究框架，明确指出在宏观分析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消费水平指标与相对微观的金融市场中的风险资产及无风险资产收益率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从理论角度在宏观经济与微观市场之间搭建了桥梁。
二、实证检验对标准C-CAPM模型的挑战
Campbell（2000）[8]认为，C-CAPM模型的提出是过去20至30年中金融资产定价领域的重要进步之一。笔者通过回顾相关文献发现，C-CAPM模型取得如此高学术关注度的原因并不是其标准模型形式本身具备强大的现实市场解释能力，相反更多的源自于学者们在大量实证检验中发现模型对现实解释力不足而对其展开的各类挑战。正是这些实证探索决定了C-CAPM模型的高关注度，也牵引着经济学家们孜孜不倦地对这一模型进行着各类改进。
C-CAPM是其他定价模型更为一般的模型形式，也就是说包括静态CAPM，APT等模型在内，都可以由C-CAPM进行推导，它们可以看做是C-CAPM的一种特殊形式。从实证角度而言，很难想象作为特殊形式的CAPM成立而作为一般形式存在的C-CAPM不成立的情况。尽管如此，C-CAPM在很多实证案例中的表现确实不比前面提到的早期模型存在相对优势，在部分研究实例中甚至不如单期的CAPM。在利用实证检验对标准C-CAPM模型提出的诸多质疑中，笔者通过分析西方学者们后续跟进研究文献的数量和密集程度发现，获得学界关注度较高的是Mehra和Prescott（1985）[9]通过分析美国历史数据对标准C-CAPM模型提出的挑战。
（一）标准C-CAPM模型无法解释美国市场的历史股权溢价水平
Mehra和Prescott对C-CAPM模型的效力进行了验证。他们利用1889至1978年间美国标准普尔的股票实际收益率数据与短期政府债券实际收益率数据得出历史真实的股权风险溢价水平，与标准C-CAPM模型通过偏好假设以及合理参数得出的溢价水平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样本期间，股票的年平均实际收益率大约为7%，短期政府债券的年平均实际收益率大约为1%，股权风险的实际溢价水平高达6%。但在标准C-CAPM模型中，只有当风险规避系数取值在30到40之间时该股权风险溢价才能得到解释。换句话说，只有在模型设定的代表性经济个人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风险厌恶水平时，股票和政府债券收益率分别与消费增长率协方差之间的差距才能够大到足以解释研究样本期间的股权风险溢价水平。Mehra和Prescott的研究表明，Lucas提出的标准C-CAPM模型无法在合理的风险规避系数范围内对美国市场如此之高的历史股票升水作出解释。或许是文章标题①①The Equity Premium：A Puzzle的缘故，后续国内学者们对这一类C-CAPM模型实证问题的转述多将其称为“股权溢价之谜”。
（二）对标准C-CAPM模型的其他实证挑战
Weil（1989）[10]利用与Mehra和Prescott相同的数据再次对标准C-CAPM模型进行了检验，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实证问题，即C-CAPM模型无法解释美国历史无风险资产收益率，即使在回避了股利增长率的独立同分布假设、跨期替代弹性和风险规避系数之间互为倒数等假设的前提下，通过模型得出的无风险利率水平仍高于美国市场历史的实际水平，他们将这一现象称为“无风险利率之谜”。除“股权溢价之谜”和“无风险利率之谜”外，部分学者还通过比较分析得出C-CAPM在实证中表现不如CAPM模型的结论，如Mankiw和Shapiro（1986）[11]利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464只股票收益的均值比较CAPM模型的市场和C-CAPM模型的消费，结果表明市场与历史数据的关系更强，同类研究还包括Cochrane（1996）[12]。此外，部分学者还提出，在C-CAPM模型的实证研究中，如何选取消费所需的消费数据是一个较难解决的实证问题，如Grossman和Shiller（1981）[13]，Lang和Litzenberger（1989）[14]等。
另一些研究从其他角度质疑“股权溢价之谜”的存在性，认为是Mehra和Prescott的研究方法出现了问题，由此导致C-CAPM模型在其研究中失效。如Siegel（1992）[15]认为Mehra和Prescott选择样本区间的方法高估了历史股权溢价的测算结果；而Reitz（1988）[16]则认为Mehra和Prescott在研究方法的设计上存在不合理性，他们在两区制马尔科夫链的基础上将小概率灾难事件作为第三个区制引入模型，尝试对历史股权溢价水平进行解释。
可以发现，自C-CAPM模型的这一实证问题提出以来，针对“股权溢价之谜”是否存在的激烈讨论一直在西方学界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整体来说，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接受该问题的存在，从而将研究方向更多地定位于挑战标准C-CAPM模型的核心假设，进而对标准模型进行改进。Mehra（2003）[17]在回顾自己的研究后认为，自己在研究中利用的标准C-CAPM模型包括四个基本的假设：第一，效用函数假设。代表性经济个人的效用函数限定为常数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指数效用函数，目的是保证资产收益服从弱平稳过程。第二，完全市场假设。市场存在标准的阿罗证券，即假设市场是完全的，可以用状态或有要求权的组合为任何消费计划融资，能够为代表性经济个人提供最大的灵活性。第三，无摩擦市场假设。市场中没有交易成本和信贷约束，代表性经济个人可在没有限制的环境下参与市场，也就是说市场能够为其提供完全风险分担的机会。第四，代表性经济个人的理性假设。在这一假设下投资者能够依据所有能够得到的市场信息做出无偏的投资决策，这同时也是多数金融经济理论模型共同的假设基础。
三、理论研究的拓展方向
从以上相关基础假设的直观描述可以发现，标准C-CAPM模型的设定考虑的是一个理想状态下的市场主体和市场环境，与现实市场的实际情况存在差异。由于标准模型的强假设导致其对现实解释力的不足，大量西方文献围绕如何放松这些过强的假设而对标准C-CAPM模型进行改进，并利用不同的评估方法检验改进后的模型对现实市场数据的解释力。基于标准C-CAPM模型的四个基本假设，本文相应地将这些理论模型的拓展方向分为四类，即修改效用函数，放松完全市场假设，考虑不完善市场，以及研究非理性经济人。下面分别对这四种理论研究流派的核心文献进行简要回顾。
（一）改进效用函数假设
标准C-CAPM模型中使用的是一个基于固定偏好系数的效用函数，效用函数的大小只取决于代表性经济个人当期的消费量。
Esptein和Zin（1989）[18]对这一效用函数的假定进行了修改。他们认为消费者在不同的消费品间进行选择时的替代意愿与不同时间下的消费替代意愿关系之间不应该存在明确的关系，进而利用GEU效用函数打破CRRA效用函数中风险厌恶系数和跨期替代弹性之间互为倒数的关系假设，能够使模型具备更好的经济性质。其后，Esptein和Zin（1991）[19]利用广义距估计的方法对他们构造的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另一类效用函数的改进围绕消费的决定因素，如Constantinides（1990）[20]和Abel（1990）[21]认为效用函数的大小不应仅仅取决于当期的消费量。其中，Constantinides提出基于内部消费惯性的C-CAPM模型，他通过在C-CAPM模型的效用函数中加入代表性经济个人各期消费的加权均值，引入了代表性经济个人自身存在消费惯性因素。具体而言，其考虑的是过去模型中的。在效用函数的设定中，令当期效用不仅取决于当期消费，也取决于过去的消费水平，同时为不同期的消费对当前消费以致当期效用的影响力赋予不同的权重。Abel同样从考虑效用函数大小与跨期消费量的关系出发，利用相对消费的理论对标准效用函数进行了修正。与Constantinides提出的消费习惯模型不同的是，Abel采用的方法强调代表性经济个人当前消费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比较，而不是其当前消费水平与历史消费量的关系。他在效用函数设定中考虑的是个人与他人在消费水平上的比较，个人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自己的绝对消费水平，还取决于社会上其他人的相对水平。由于Abel模型与Constantinides模型在消费和效用的决定因素上相异，故被称为外部消费惯性模型。
在最近的研究中，Korniotis（2008）[22]同样以习惯形成效用函数为视角，结合不可分散的收入风险这一要素分析了C-CAPM模型，并且利用美国各州的数据对这一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而Bekaert、Engstrom和Xing（2009）[23]则在外部消费惯性模型中引入市场基本面变化这一影响因素，并考虑了基本面变化的不确定性。结果表明这一不确定性在利率期限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带来了资产收益的反周期变动。
（二）改进完全市场假设
在标准C-CAPM的完全市场假设下，代表性经济个人可利用金融市场来对冲他们在一个跨期环境下所面临的所有不确定性，从模型的角度来说，这一假设忽略了不同的代表性经济个人在消费流上的异质性。
Kimball和Weil（1992）[24]对完全市场假设发起了挑战。在他们的两期模型中，代表性经济个人不能通过市场来完全对冲自身的消费风险，故其不得不依靠储蓄水平的增加来缓解未来消费带来的冲击，从而使无风险资产的投资需求增加，由此也带来了较低的无风险利率水平。但遗憾的是，该模型只存在两期，而在实际的无限期环境下，代表性经济个人或许可以通过多期交易策略规避消费保险的稀缺性。所以，两期模型的静态设计决定其在无限期的动态经济中并不适用，其解释力仅适用于特定的模型设定，而不适宜于解释市场的现实状况。
在Kimball和Weil模型的基础上，Constantinides和Duffie（1996）[25]在模型中加入了无限期的动态经济条件。进而借助这一改进分析了无限期市场存在经常且较大的不利冲击的情况下对模型定价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即使市场提供了足够的无风险资产作为消费保险，异质经济人间相互提供保险的能力仍然会下降。Constantinides和Duffie认为这一研究结论解释了股权溢价之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人出于消费保险不足的因素考虑，必须有足够大的激励才会选择持有顺周期的风险资产。尽管从模型设计的角度来看，这一模型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实证结果表明，其异质性经济人假设和市场中存在经常性较大收入冲击的假设并不成立，故其与Kimball和Weil模型的效力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同样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弱化股权溢价之谜，而并不能够对其做出完整的解释。
此外，Jacobs和Wang（2004）[26]的研究发现，除了总体的消费增长之外，消费增长的截面方差同样也是在资产定价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市场中的资产异质风险难以对冲，代表性经济个人需要在资产收益中对这一风险暴露进行补偿。相关研究还包括Gomes和Michaelides（2008）[27]，Krueger和Lustig（2010）[28]等。
（三）改进无摩擦市场假设
标准C-CAPM模型中假定市场不存在交易成本和进入门槛，故投资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在任何时点进入这一无摩擦的市场。
Aiyagari和Gertler（1991）[29]在实证研究中考虑了交易成本的因素。他们将交易成本因子加入模型的成本公式中，使代表性经济个人购买股权风险资产的成本包括了交易佣金、信息成本、买卖价差等，并以债券利率作为经济人购买风险资产的成本下限，研究交易成本对资产定价的影响，类似的研究还有Heaton和Lucas（1996）[30]。但这类研究结果显示，引入交易成本后的改进模型对历史股权溢价水平的解释能力较为有限。
此外，还有很多研究讨论市场的有限参与，即市场分割这一摩擦因素对资产定价的影响。由于在现实市场环境下，并非每一个消费者都参与股票市场交易，故Mehra和Prescott利用社会人均消费水平对标准C-CAPM进行校准或许就存在数据选择上的问题。Mankiw和Zelds（1991）[31]首先探讨了美国实体市场的分割问题，发现在研究期间内持有股票资产的美国人仅为27.6%，有限参与问题在美国市场事实上是存在的。Basak和Cuoco（1998）[32]尝试利用市场的有限参与来解释“无风险利率之谜”和“股权溢价之谜”。他们建立的是一个连续时间设定下的纯交换经济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信息成本和其他市场摩擦因素导致一部分代表性经济个人选择不参与市场，使无风险实际利率下降的同时股权溢价水平高企。利用市场分割因素对标准C-CAPM模型进行改进的研究还包括Cao、Wang和Zhang（2005）[33]，Guvenen（2009）[34]等。
（四）改进经济人理性假设
代表性经济人理性的假设是多数经典宏观经济模型和资产定价模型的共有假设，对标准C-CAPM模型这一假设的放松属于行为资产定价BAPM范畴的研究。
在相关领域，西方学界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Benartzi和Thaler（1995）[35]考察投资者厌恶损失对资产定价的影响，探讨了经济人的非理（抑或是有限理）如何影响其投资偏好，进而解释了为何投资者为持有股权而要求一个较高的溢价。Barberies，Huang和Santos（2001）[36]则将前景理论引入资产定价理论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代表性经济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取决于其消费水平，而且还受其持有的金融资产波动的影响。由此，模型中投资者的历史投资业绩直接影响其当前的投资风险偏好，进而决定其在市场涨跌周期中不同的交易行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行为金融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如Deaves、Luders和Luo（2003）[37]，List和Millimet（2005）[38]等，他们同样从探讨投资者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尝试对经典C-CAPM模型进行修正。整体而言，行为金融理论下的定价模型改进多从投资者或消费者的效用出发，借助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事实进一步将模型设定拓展至代表性经济个人有限理性的视角之下，但由于相关研究难言成熟且具备有限的代表性，决定其仍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
四、总结与启示
通过对上述国内外股权风险溢价的研究回溯可以发现，西方的资产定价理论在各类实证“异象”的研究中不断发展，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股权风险溢价的理解也不断深化，而国内针对相关课题的研究由于起步较晚，故以借鉴西方研究成果为主。笔者在对上述文献进行系统性梳理后，深入探寻各类文献在研究问题、研究框架和研究视角选取上的共性和差异，以期为国内学者研究相关问题提供有益思路。
（一）研究问题的分类：衡量问题与实证问题
通过前面的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股权风险溢价的研究可按问题切入点的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定价模型全方位、多角度的改进，多是针对基础模型无法解释股权风险溢价等金融资产收益，而由此出现的各类实证“异象”。另一类围绕各市场股权风险溢价历史水平的测度进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成果还为“异象”提供了解释的事证。国内研究则在近几年紧跟西方前沿，部分研究选取阶段性样本测算了我国的股权溢价水平；而另一部分研究则定位于实证“异象”，特别是对Mehra和Prescott提出的“股权溢价之谜”这一问题的实证探讨；此外，部分研究还对标准C-CAPM模型进行了改进。
笔者认为，西方学者针对股权风险溢价提出的两类研究问题之间存在一定的连贯性。股权风险溢价的合理测算是考察不同模型对历史的资产收益水平解释力并在各类模型间进行比较的基础，而理论模型间的有效对比正是促进模型改进、深化乃至于推进资产定价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从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现状来看，一方面将两个研究问题进行了分割，测算研究和模型研究独立进行；另一方面，两类问题的具体研究方法较为零散，从而得出的研究结论在不同文献间差异性较大。首先，由于选取的测算方法、测算时段、替代变量等因素的不同，国内研究测算我国股权风险溢价得到的结果大相径庭，故而以差异性较为显著的测算结果得出的实证结论也存在本质的区别。其次，我国大部分针对模型的研究多采用单一模型或其变体，且利用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进行实证研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由于测算结果的差异、实证方法的差异，导致不同研究文献针对同类模型得出的实证结论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如需对不同模型的实证效力进行横向比较更是难上加难。
（二）研究框架的分类：范式理论研究与经验实证研究
就国内外文献的研究架构来看，对股权风险溢价的研究可从整体上分为基于范式的理论研究和基于经验的实证研究两类。其中范式研究方法的广义概念和理论由T. Kuhn首先提出；M. Masterman对库恩的范式观做了系统的考察，范围包括了各学科领域的范式研究含义（刘少波，2010）[39]。具体而言，在经济学中，范式的概念内涵包括假设前提、思想逻辑、技术路线以及相应的实证检验。与旨在发现并检验客观事实的经验研究相对立，经济学范式研究的侧重点在于针对具备不同经济意义的假设前提的研究。在范式研究框架下，针对传统理论模型过强的假设，理论的突破建立在结合经验事实对这些假设进行改进的基础之上；而在经验研究框架下，如果某个关于经济问题的陈述无法被经验证实（或证伪），那么它就被认为是无意义的（或有意义的）。从这一角度来说，通过基于范式的理论研究得出的结论无疑具备较强的经济内涵，且有利于研究者在一个明确的理论框架下对研究问题进行一致性且可比较的研讨。前文中提到的从Markowitz模型，到CAPM模型，然后到C-CAPM模型，再到C-CAPM模型的扩展所遵循的就是这一研究视角下的理论发展脉络。
而在相关领域基于经验的实证研究则以F-F三因子模型及其扩展形式为代表，它们是中外学者研究股权风险溢价的影响因素参考较多的经验模型。这类模型中的规模因子、价值因子和其他解释因子的选择从经验观察中得出，思路是将原有模型没有包含但对风险资产收益有解释能力的因素加入到解释变量中。就经验实证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第一，由于市场间差异和研究环境的不同，以经验研究为架构难以取得具备一致性和可比性的研究结论，各具体研究间相互借鉴的意义不强，研究结论多为在一定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下的片段；第二，各类因子的选取缺乏理论支持，故使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主观性，研究者既无法判断是否所有具备解释能力的变量都已纳入模型，也无法排除其他未被考察的因子是否对资产收益存在影响；第三，尽管经验研究的开放性决定其能够在不拘泥于假设前提的基础上针对特定的市场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但其变量的经济含义不够明确，故难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从经济意义的角度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
（三）范式理论研究视角的分类：实证异象与模型假设
在基于范式的理论研究框架下，可进一步对股权风险溢价的研究视角进行分类。从前文的综述来看，其中一部分研究是针对实证“异象”本身的存在性展开的。这一类视角认为，是实证数据的选取或研究方法等问题导致了标准C-CAPM模型的定价失准，在排除这些因素后，标准理论模型是能够正确地解释历史数据的。而另一部分研究选取的视角则站在标准C-CAPM模型的对立面，它们认为标准C-CAPM模型中的各类假设与现实情况相距较远，认为正是这些假设过于简化了代表性投资者的行为、市场的现实，或是忽略了突发外生性事件等因素的影响，故而造成模型定价的失效。
从前文的文献梳理来看，真正推动资产定价理论前进的，是那些选取第二类视角的研究。这类研究分别从标准模型中的四类假设出发（即效用函数假设、完全市场假设、无摩擦市场假设和典型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共同构筑了现代资产定价理论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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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弹性；弧弹性；双对数模型；变截距模型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11-0053-06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和就业增进未能同步扩张日益成为解读中国经济发展的难点所在，并受到了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当前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思路之一是考察就业弹性，这一思路实际是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依托，从经济增长的长期视角来考察就业量的演变趋势，它在理论上是完全自治的，因而为大多数研究者所采用。研究者主要从计算方法、计算口径、变动趋势和变动原因等各个层面对就业弹性作了大量实证研究，但从已有的文献来看，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当前的研究集中于就业弹性的静态测算和走势分析，而未能在经济演进的背景下对就业弹性进行更深入的动态考察。更重要的是，由于对计量技术的把握尚有欠缺，对就业弹性测算方法的准确性问题至今缺乏较系统细致的讨论，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因素分析还尚处于起步阶段，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论常存在抵牾之处。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都说明对就业弹性测算方法仍需更深入严谨的探讨。 笔者力图在全面梳理国内外重要文献的基础上，在动态考察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背景下，通过设定新的计量模型，运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测算和分析了中国的总体及分产业就业弹性值。
一、就业弹性测算方法
就业弹性的本意是考察每单位GDP的增长能带动多少单位就业量的增加，对这一概念反映经济增长与就业增进之间关系的“优度”一直存在争议。基于笔者的研究目的，本文不涉及有关就业弹性经济意义的评论，而专注于回应对就业弹性测量方法的批评。
(一)研究路径
从对当前文献的考察来看、就业弹性测算技术的发展路径大体可以描述为：初期研究都以弧弹性方法为起点，进而转至使用以双对数模型为基准的计量模型，但在双对数模型的使用上则产生分岔，下文拟对此作一简要回顾。
弧弹性方法是指依据弹性的定义，采用中点公式直接计算的方法。这一方法简单易行，所需数据少，因而大多数研究者，如Rao&Bhanoji(1992)、ILO(1999)、张车伟等(2002)、蔡等(2004)均采用此方法计算就业弹性的逐年值。但就经济分析而言，这种方法实际上把就业人数增长完全归因于经济的增长，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经济意义不完备；就技术层面而言，这一方法也没有任何拓展空间。而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测算就业弹性可以有效地克服弧弹性方法的上述不足，计量模型不仅经济意义充足，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等因素的作用都可以包含到截距中并具有容易扩展的优势，既可以增加自变量，也可以据此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从而对就业弹性做更深入的分析和考察。
计量分析依据所采用数据类型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回归方法，但其基准模型通常采取如下形式的双对数模型：
lnL=αL+β1nY+u
在对双对数模型的运用上，经济学家发展出两条路径：
路径一：使用新的计量方法，由O13回归乃至更复杂的GLS回归和最大似然回归等经济计量技术。
大体而言，双对数模型在初始阶段的运用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通过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OLS回归，得出某一时间段的就业弹性值。这一方法虽然存在无法测算就业弹性逐年值的内在缺陷，但仍为国内外学者广为使用。通常的做法是将较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拆分为若干时间段，进而测算出不同时期的就业弹性值并进行趋势判断，如ILO(2000)、张本波(2002)、赵建国(2003)；第二种形式则是通过对横截面数据进行OLS回归测算出就业弹性的逐年值，通常的做法是利用某一国家的省级数据测算出该国的GDP总量及分产业的就业弹性逐年值。这一方法目前仅见国外学者所使用，如Padalino.&Vivarelli(1999)、ILO(2000)，国内学者则未见使用。
但上述两种方法仍有其不足之处。第一种方法通常会遇到这样的窘境：如果不对时间序列数据拆分，计算出的结果分析价值很小，而拆分又会遇到样本容量太小，回归结果可靠性低的问题。这一点在对中国就业弹性的研究中尤为突出。第二种方法通常不会遇到样本容量问题，但计算结果又严重受制于经济体的数据结构，计算出来的结果常常偏高，可信性同样偏低。
为了解决数据结构和样本容量的问题，经济学家又将面板数据引入就业弹性的研究之中，通过GLS回归测算就业弹性的时期值。当前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测算某一经济体随时间而变的就业弹性时期值，如Solimano&Andres&Guillermo(2002)；一是测算某一经济体随样本成员而变的就业弹性时期值，如张江雪(2005)。
路径二：设定新的计量方程，通过添加新的控制变量以期求得更为精确可靠的弹性值并揭示更多的经济意义。
从数据类型的角度而言，上一条研究思路基本已经走到了尽头，因此国外学者在面板模型的基础上，又从解释变量的角度进行了新的尝试。如Daniel&Asep&Sumaao(2007)所言，对就业弹性的原有研究只注重劳动力需求移动的研究，而完全忽视了劳动力供给移动的研究。因而经济学家开始将供给因素纳入计量模型的设定之中。如Sdimano&Larrain(2002)将实际工资纳入解释变量，Daniel&Asep＆Sumarto(2007)则将劳动参与率的变化率纳入解释变量。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新增解释变量的选择都对应于研究者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而非简单地解决零条件均值，从而求出更精确的估计值。就业弹性的这一最新研究思路在下文的研究中同样得到鲜明的体现。
(二)简要评论
从对当前研究文献的回顾来看，当前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尚存在缺陷，而如何解决这方面的缺陷，正是本文尝试设定新模型的意义所在。
首先，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毫无疑问是今后研究的主流，就已有文献来看，目前仍未将更复杂的面板数据模型用于测算就业弹性的逐年值，而就业弹性逐年值的测算是进行更深人研究的数据基础，这不能不说是当前研究的缺憾所在。
其次，尽管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考虑除需求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但仍缺乏基于经济演进的研究视，角，这也是当前国外研究者对就业弹性测量方法最重要的批评意见，从理论上说，经济总量扩张会对
就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直接的规模效应，即各产业GDP的增长会增加各产业的劳动力就业量；二是间接的结构效应，即经济总量的增长会引发就业结构转变，使劳动力从一个产业流向另一个产业。因此，对就业弹性较完备的测量应能区分这两种效应，说明某产业的就业吸纳量哪些是由于经济结构转变带来的，哪些是由于产业扩张导致的。但正如Kelly(2000)所言，现有的测算均无法区分总量GDP和各产业GDP的增长对就业的影响。
二、方法论和计量模型的设定
本文的研究将表明，将上述两种研究思路结合起来，通过构建固定影响的变截距模型，设定新的计量方程，就业弹性测量方法的上述不足是完全可以改进的。在此，笔者将详细探讨这一新模型的基本原理和实现方式。
(一)变截距模型的基本思想
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发展，理论上我们可以利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变截距模型求得就业弹性的逐年值。鉴于变截距模型在就业弹性测算的应用中很少，笔者先对其基本原理略作介绍。
变截距模型的回归方程形式如下：
ylt=et+X′itβi+μi+εit= 1，2，……N t=1，2，…T (1)
在以上面板数据模型中，Xit是 1×k维解释变量向量，βi是k×1维系数向量。μi是个体效应，εXit是残余扰动项，根据对山的不同假定，面板数据模型被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即效应模型，如果μi是一个不独立于X’。的个体常数，则称固定效应模型，如果μi是独立于X，的随即误差项，则称随机效应模型。
将模型设定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的常用检验方法是Hausman检验，其基本思路是在μi与X'it独立的零假设下构造统计量，检验在零假设下的B估计量是否严格异于备择假设下的估计量，如果拒绝了零假设，就认为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不能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反之，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就是合理的。随机效应模型是对固定效应模型加上了更强的假定，是它的一个特例，或者说，Hausman检验是在用来识别数据是否满足一个更强的假定的特征的，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是一种更为谨慎的策略。
在许多研究中，代表个体特征的一些变量或者是由于不可观测或者是出于研究方便便而没有被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但是这些变量又明显与被考察的自变量Xit相关，这时，可以允许直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而省略Hausman检验的程序。在本文的研究中，像固定资产投资这样的因素显然对就业有重要影响，同时它又与总产出高度相关，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就要求忽略这种相关性，这显然是很不合理的，加之中国各省份在地理经济特征上的巨大差异，我们有理由认为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是无法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这也是在此处没有进行Huasman检验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依据。
在样本量较小的情况下，对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可以将μi作为虚拟变量来处理，亦即生成N个虚拟变量用OLS回归来估计，可见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每一个μi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参数，与随机效应中代表残差项是不同的，固定效应模型会损失一些自由度，这也是放弃对模型的更强假定的代价，对随机效应的估计通常采用GLS，不存在损失自由度的问题，所以对于截面个体太少的一组样本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就无法进行回归，笔者只能将部分区域加以合并再进行回归。
(二)经济演进就业效应的计量模型
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的基础上，笔者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lnL8pt=Cltβ2tlnY8pt+β2tlnYtotpt+λ1+upt (2)
式2中的上标s代表各产业，下标p代表各省，L8pt、8pt分别是第p个省产业s第的就业量和GDP，Ytotpt是第p个省第t的GDP总量。这一模型有两个特点：(1)该模型中两个待估的弹性系数β1和β1是随时间可变的；(2)该模型能有效地区分出经济扩张的两种效应。在方程(2)中，β1表示直接的规模效应，即某一产业纯粹由于自身规模扩张带来的就业弹性的变动；β2示整体效应，即由于经济整体扩张所导致的某一产业的就业弹性的变动，将(β2-β1，)即是上文所说的间接的结构效应，如果结构效应为负，那就意味着即经济整体扩张导致劳动力从本产业中转移出去；如果结构效应为正，那就意味着经济整体扩张导致劳动力从其他产业转移到本产业之中。
从理论上而言，可以直接将省级数据代入方程(2)，但是考虑到中国不同经济地带的情况差异很大，如果直接利用全部省级数据进行CLS回归，离差越大的样本取值在计算中所占的权重越大，这会导致就业弹性的估计值偏高。更严重的是，这样回归出来的系数也是不显著的。为克服这一缺陷，笔者将全国分成四大经济区域，先分别计算各大经济地带的各产业和总量GDP的就业弹性，而后以各大经济地带在全国分产业和总量GDP的比重为权数。通过加权平均的办法计算全国分产业和总量GDP的就业弹性。
三、测算口径与数据来源
在研究和测算就业弹性时，就业弹性的测算口径，即是否考虑隐性失业是基于发展中国家背景的一个极为特殊而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因变量的取值，所以有必要在此加以说明。
目前尚未见国外学者在研究中涉及这一问题，但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多。大体来说当前国内研究分为两派：一派以张车伟等(2002)、齐建国(2002)、常进雄(2005)等为代表(姑且称为名义派)，他们的研究都以统计年鉴上的名义就业量为依据，不考虑隐性失业问题。而另一派以龚玉泉和袁志刚(2002)、邓志旺等(2002)、吕民乐(2006)为代表(姑且称为实际派)，他们明确指出，由于隐性失业的存在，基于统计数据计算的就业增长弹性系数并不是真正的就业弹性，而仅是名义就业弹性系数，实际就业弹性应该以有效就业为基础。
笔者认为，从稳健性估计和分析意义的角度来说，对就业弹性的测算不必考虑隐性失业问题，直
接采用名义就业量是更为可取的做法。首先，实际派方法的理论基础是有问题的。“隐性失业”一词来源于发展经济学，其精确定义是指那些边际生产力大于0而又小于其制度实际工资(IRW)的劳动者。由此定义可以看出，隐性失业者同样创造GDP，只是“人不敷出”，如果我们在计算GDP就业弹性时，将其从劳动力投人中扣除，实际上是否认了他们对GDP的贡献额，这是不合理的。由此造成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据此测量就业弹性并对之进行回归分析，因变量可能会存在严重的向下偏误。其次，中国劳动统计体系尚不完备，城乡分割制度在就业人员统计中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公布的统计数据往往低估了实际就业总量。即使考虑到隐性失业转化为有效就业的影响，两项作用的合力影响是难以估计的。因此本文的测算都直接采用统计年鉴公布数据，不再进行各种基于有效就业量的调整。
为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全部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鉴于中国统计制度、统计指标和统计口径多次变动和调整，我们需要对数据来源进行较详细的说明。
1．本文所用数据的时间序列为1990～2005年。之所以截取这个时间段是因为自1990年开始，中国的就业总量数据依据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获得，而之前的社会劳动者总量数据依据各单位报表合并方法获得，1990之前和之后的数据不具备经济分析上的可比性。
2．本文所采用数据指标包括GDP和就业人员的全国和省级总量数据、分产业的GDP和就业人员的全国和省级数据。其中，1997年以前各年各指标省级数据样本为29个，自1997年始各年各指标省级数据样本为30个。
3．1998年以后GDP总量及分产业的全国数据依《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即采用了2004年经济普查后的调整数据。1990～2000年，就业人员总计、城镇和乡村就业人员小计资料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重新调整，2001年及以后资料根据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推算。
4．1998年以后的各年各指标省级数据均采用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数据，未采用根据2004年经济普查后的调整数据。其中，1990年分产业生产总值省级数据依《199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社会总产值”计算得到，1995年数据依《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推算获得；1990，1992年分产业就业量省级数据依1991～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分行业社会劳动者人数”合并计算得到。
5．本文研究所使用的各类GDP数据均采用名义值，不进行平减指数调整。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Lucas的信息孤岛理论，即认为经济主体更多地是依据名义价格而不是实际价格进行行为调整。
四、测算结果及比较分析
在此，笔者先对基于固定影响的变截距模型所得计量结果进行分析，进而从方法论的角度将其同传统方法所得测算结果进行简要比较。
(一)实证结果分析
计量方程(2)的回归结果表明：西北区域的分产业和总量GDP就业弹性都是不显著的，华北和中南区域只有第二产业的回归结果是基本显著的，华东区域的第一、二产业的回归结果除个别年份都是显著的。基于此，笔者无法用加权平均的办法计算出全国的分产业就业弹性取值。但出于方法论探讨的目的，本文选择以华东地区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测算结果，对所建立的回归模型展开分析。
这样做的原因有三点：首先，华东地区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城市化最高的地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已经超越了刘易斯转折点，农村不再具有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因而对第一产业的分析是有意义的；其次，华东地区虽然不是中国的重工业集中地带，但作为最早的沿海开放地带，其制造业，尤其是轻工业的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因而有利于分析经济总量扩张对就业的结构效应；最后，中国第三产业的省级数据由于统计制度的原因，统计往往是不全面的，对其进行分析的数据基础比较薄弱，事实上，所有关于第三产业的区域回归分析结果绝大多数都是不显著的。
考虑到上述因素，笔者给出如表1所示的回归结果。
不难看出，表1所列数据具有明确的经济意义。首先，β1的取值全部为正，这说明某一产业自身规模的扩张必然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这同新古典增长函数的内涵是完全相匹配的；其次，第一产业的结构效应系数全部为负，说明华东地区的确存在着持续的农业劳动力向二产和三产转移的过程，这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以及钱德勒大国模型的预言是完全相吻合的；第三，第二产业的结构效应系数有些年份为正，有些年份为负，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大力推行积极就业战略，结构效应系数基本取正值，这一变动态势同华东地区第二产业的组成结构及历史演变也是相一致的。
上述分析表明，在数据基本可靠的前提下，基于方程(2)所回归的结果是可信的，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都是显著的，并且确实能有效地揭示就业弹性的变动特点，有效地区分和揭示经济总量扩张所具有的两种就业效应。这就证明，笔者提出的这一计量模型和计量方法是可信的。
(二)基于经济意义的比较分析
如前文所述，国内外学者采用不同方法对就业弹性的测算做了大量研究，如张车伟和蔡防(2002)、常进雄(2005)、吕民乐(2006)，将他们的测算结果同本文的计算结果相比较，笔者发现，从经济演进的视角观察就业弹性的变动特点，能够揭示出若干新的结论：
1．观察表1中第一产业的规模效应、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数据序列，不难得出以下三个结论：(1)经济增长中农业就业的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表现为稳定的负值时间序列数据，这表明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演进，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中；(2)结构效应取值的绝对值是相当大的，平均取值在0.9左右，并呈现逐渐增大的势头，这表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3)规模效应的取值虽然为正值，但其平均值仅为0.45左右，并呈现逐渐减小的态势，这说明即使进一步扩大农业的生产规模，它所能吸收的劳动力数量也是有限的，而且吸纳力度会越来越小。
以上三点清晰地表明，农业的就业吸纳潜力是极为有限的。要解决剩余劳动力或隐性失业问题，只能依托二、三产业的发展，那种继续将农村和农业作为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做法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
关键词：网络经济管理创新组织结构
论文：
1网络经济之属性
网络经济，国外又称internet经济，指基于网络技术发展的，以多媒体信息为特征而形成的一种新经济潮流和形态，并包括对现有经济规律、产业结构。社会生活的种种变革，是信息化社会的最集中，最概括的体现。它是网络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网络与经济的紧密融合，将使这个新生命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网络经济具有以下几个属性：
1.1网络经济是信息化、创新型经济
物质、能量和信息是人类社会的三大支柱，也是经济活动的三大资源。从经济角度看，物质是满足消费者物质需要的产品，能量是生产过程和生活过程赖以进行的动力，而信息则是经济活动的神经系统。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后果之一，是信息和它的实物载体的分离。在用实物来传递信息的时代，信息所能抵达的范围十分有限。然而，一旦每个人都通过网络联系到一起，信息就具有了自动传递的功能。信息本身的生产、流通、协调和消费在现代社会中是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信息是财富而且具有价值。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及时掌握供求、价格、技术和资源等方面的信息，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网络经济中，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创新并不局限于技术，包括制度创新、观念创新。丰富多彩、不断发展的个性化消费需求诱发着生产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产品和技术和生命周期迅速缩短。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持续更新，通过创新主动推出新产品才不致于被淘汰出局。应用知识、添加创意成了经济活动的核心问题，学习力和创造力成为市场竞争力的源泉。
1．2网络经济是数字化、虚拟化经济
网络经济时代，一切信息都可以数字化。现实世界中许多有形的东西如：现金、支票、报告、面地面的会议、照片等都可转变0"和"1"，并以光速在网络中传输。这不但提升了信息传输与储存的数量、速度和品质，也增加了信息相互组合的可能性。信息的数字化使现实世界中许多事物虚拟化，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中间媒介，它利用计算机、通信、传感器等工具，为人们提供相互作用的三维图像、声音、气味等，使人产生与真实世界一样的感觉。虚拟现实技术过去常被用来训练飞行员和宇航员，随着计算机的普级，它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使用人也越来越多。
1．3网络经济是自由化、全球化经济
网络的发展促进了思想、市场和贸易的自由化，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方便地完成跨国交易。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通讯手段和传播媒体的革命性突破，为全球化扫除了空间和时间的障碍，给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扩张、辐射提供了技术保障；而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扩张又是全球化趋势的内在经济动力。正是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和现代化信息技术迅速普及的冲击下，世界范围内在政治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都在发生并即将发生极其深刻的革命性变化。
一种新经济形态的出现，所受震撼最大的莫过于企业。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网络经济环境下生存的。网络经济要求企业走出工业经济的长廊，跨过网络经济门槛，成为网络经济下的一个元素。这无疑会对企业的管理理念、管理手段、管理方式和管理内容提出新的挑战。
2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演进
企业管理的性质是二重的，不管是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每一阶段的企业管理思想都与当前生产力水平及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从上世纪初到现在，企业管理理论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19世纪末对世纪初，社会需要提高生产率、提高工业的产量，以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基本物质需求。这时，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发展需要大批没有多少文化和技术的劳动力，故此，有理性经济人"的基本观点被普遍接受。当时的管理理论是通过明确划分的等级关系中的专业化分工来组织工作，以最有效地达到组织目标；企业的组织是由合法的管理权威进行计划和控制的机械式系统；管理的重点是通过对企业人员的合理安排来提高工作效率；人主要是由经济方面的刺激来激励的，为了保证协调以达到组织目标，对组织成员必须给予严格的监督。
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掌握了较高的技术以后，他们工作就人仅是为了获得薪金，而是有了更为复杂的抱负，以及更有效地参与组织活动的能力。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将心理学、社会学等引进企业管理的研究领。
二次世纪大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和科技的发展、生产集中的垄断统治的加强、工人运动的高涨、市场问题尖锐化、竞争的加剧以及自然科学和新兴学科的进展，西方出现了许多管理学派，他们的理论总称之为现代管理理论。其中系统学派强调决策在组织中的重要地位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经济学派则主张管理工作应当从实际出发，着重研究各类组织的管理经验；权变学派则认为世间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最好方式，管理模式和方法必须根据组织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而灵活选用，随机应变；管理科学学派采用大量的定量化的方法来求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的最优解，以达到组织的目标；组织文化理论提出7S"管理模式，认为组织文化是一个组织特有的传统和风尚，制约着一切的管理政策和措施。不论是哪一个学派，他们共同的目的在于：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如何提高企业的实力。它们都是与现代工业经济相适应的。
3网络经济下新的管理思想
网络经济下，工业时代的管理思想受到极大的压力和挑战。网络经济要求企业不断创新，这就需要企业的个人。部门之间有效合作及强有力的团队精神。为了适应网络经济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企业管理的思想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而不能简单地认为网络经济下的企业管理就是在原体制下的进行的计算机化。新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以以下几方面：
3．1网络是先进的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网络作为高科技的产物，它从发生到发展都需要高科技的支持，从这一点上说，网络也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力。网络经济下企业的发展将会出现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对网络的级数效应有充分的估计。级数效应的动力渊于网络高科技所蕴涵的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的爆发就象细胞分裂，越到后面，产生的影响越剧烈。随着网络经济的日益发展，企业获得生产信息变得更加容易，即时生产将变成一种普遍现象。
3．2时空观念的创新
任何改革和创新，首先是观念的创新。没有观念的变革，任何具体的举措都不可能带来根本性的效果，只会流于空谈。网络经济下的企业管理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创新的动态过程/在网络经济下，首先要树立新的时空观。随着先进的网络技术被应用于实践，我们原来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受到真正的挑战。在信息和它的实物载体同样重要的环境里，信息分散开创了一条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新路，网络使得基于地点和时间的商业模式变得过时。
3．3竞争观念的创新
信息技术的大爆炸式发展，带来了技术的快速落伍、产业环境的迅速变化和全新的市场机会。在这种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的环境中，传统的战略管理和组织方法失去了往日的扭力，需要一种更加进取的方法来开创未来，发现并抓住每一个新的商业机会。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在于寻找和创造"正确的"产品（或服务）、市场和商业模式。对于某些只满足于过去成功的传统企业来说，会无法正确认识。发展市场和将新技术商业化，新的商业模式对他们没有吸引力，而具有新竞争意识的中小企业却能采用合作等方式，在网络经济中迅速崛起，这便形成了网络经济下的"小吃大、快吃慢、新吃旧"的规律。
工来经济朝代的企业竞争，主要是资本竞争、资源竞争，谁拥有更多的资本、更多淘汰，谁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由于资源是稀缺的，只能被一个人独立的拥有和使用，因此工业经济时代的竞争是战争型竞争。Internet作为一种自由的、开放的平等地获取信息，相互沟通。此时，企业间的协作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必要，协作型竞争寻求双赢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协作和知识共享寻求更大的发展机遇。
3．4动态的、扁平的组织结构
据称，企业需要严密监控环境的变化，并对此做出迅速而正确的反应才能够生存下来。为此，就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内部组织结构。在网络经济时代，职能部门或单位将独自收集信息，有时要用到企业的数据库，并具有独自决策的权力。在传统企业中，最高管理者控制着所有的部门，并决定对职能部门的授权范围。在网络经济时代，最高管理者或者总部的规模应该很小，主要起到协助交待的作用，并将权力移交到各个职能部门。最高管理者需要规划组织前景和公司战略，整合各个职能部门。网络经济下企业的组织结构可以包括职能结构、矩阵结构、项目结构、任务小组和交叉结构，而且这些形式的组合应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可以很容易地在企业范围内实现信息的收集和共享，以前掌握重要信息的中层组织将逐渐失去存在的必要性。随着独立职能部门的增长，他们将独自招聘和培训本部门职员，拥有独立的决策权力，即出现所谓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和精简化。
组织结构的另一个变化是随着信息技术和独立职能部门的出现而出现的公司内部劳动力市场。公司内向内部实职位公开，公司的每一位职员都可以应聘，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变化将会使得公司内部劳动力市场比以前更加活跃。
3．5弹性的管理模式
在网络经济下，创造价值的行为与创造力紧密相关。网络的诞生使企业组织分子化，每一个劳力劳动者就是企业最小单位，可以应工作需要机动地组合。在分子化的组织中，企业员工通过网络合作、信息增值来增加企业产品的价值。企业管理也要有足够的弹性来适应这种变化。弹性管理主要体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传统的企业管理习惯于让员工在固定的时间到固定的地点去工作，而在网络经环境下，一方面，网络无所不至的触角已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而网络所至之处，就是企业市场延伸的地方，也就是企业的活动范围，因而管理的对象已经极度分散化了；另一方面，网络经济强调时间上的即时性，如果用一般的时间概念去束缚它，反而会抑制其发展。所以，实施弹性化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是为企业员工创造一种宽松的工作环境，以便更好地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4结语
关键词：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小城镇
1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农村城市化的理论研究，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最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人口流动的原因。在其著作《政治算数》中，比较利益差异被看成是人口流动的直接原因。 在20世纪50年代末，唐纳德・博格等人提出了人口流动的“推力――拉力”理论，认为人口流动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舒尔茨等人的投资与收益理论则把人口流动看作是一种投资行为，从而用投入与收益的比较来做出判断。刘易斯、拉费侨根森和托达罗先后分别建立了乡城人口流动模型。法国发展经济学家佩鲁于1995年提出了“增长极理论”，指出通过能对临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极”的优先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而后缪尔达尔针对“增长极”对其他地区的不利影响，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利用“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的概念，说明了经济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对其他落后地区的促进作用和不利影响，提出了如何既充分发挥地区的带动作用，又采取适应的对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地区间的发展水平的差异。
国内关于城市化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外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通过对现状的分析研究，一部分致力于找出影响我国人口流动、迁移的因素。如张培刚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扩张的经济中，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总的说来要大于农业，这种差异使经济重心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而后，辜胜祖教授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各流派的劳动力非农化、人口城市化的思想，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另一部分则对我国的城镇化过程做出分析。90年代以来，传统小城镇研究多是集中在小城镇发展研究、小城镇规划和建设研究、小城镇经济研究、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等相关领域上。近年来，又掀起从产业聚集理论、区位理论、空间结构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角度对城镇发展进行阐述的研究热潮。但综而观之，大多数论述都是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进行论述，缺乏对我国小城镇系统体系的建构。
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背景
我国城市化应当选择什么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曾经有过几种不同的提法，但其基本精神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确认这一方针的基本出发点是防止大城市过分膨胀，生态环境恶化，出现类似某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病”。但是，在实际执行这一基本方针时，不仅大城市的规模没有被控制住，同时也不利于各类城市因地制宜地发展。《“十五”计划纲要》对城镇化发展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这个新的表述，对大城市的政策，从控制大城市规模改为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对中小城市的政策，从合理发展中等城市改为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对小城镇的政策，从积极发展小城镇改为有重点发展小城镇。随着八、九十年代我国小城镇大规模的低水平的数量扩张，建制镇的数量从1982年的2664个增加到2000年的19692个，农村集镇达到3万多个。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兴起的小城镇，更多的是依据从农村地区自身的角度规划、忽视了与大中小城市之间的依存关系，所以在一些地方虽然也兴建了一些小城镇，但发展规模都比较小，也没有起到带动周围农村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这就引发了学界关于“小城镇战略是否是农村城市化应坚持的路线”的大讨论。
许多学者反对小城镇发展战略，认为小城镇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城市功能不健全，经济效益低下，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他们主张发展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支持者则认为片面强调城市的优先发展不仅会导致“二元结构”更为加剧，区域内城市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甚至相差悬殊，城乡差别拉大，大城市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无法弥补省际和城乡差异带来的损失，而且大城市作用的发挥极可能会因空间的不易衔接而难以体现。
3 小城镇的城市化路径分析
从小城镇入手推进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总体的战略选择，称为“小城镇驱动战略” 。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社会学家提出的“小城镇 大战略”主张即是这一战略的蓝图。
小城镇在整个城镇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区位决定了小城镇作为城镇化战略中的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所起到的驱动作用。
(1)联结城市与农村的纽带。城市是现代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聚集地。城市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城市文明的发展及其向农村扩散和传播的过程。 由于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无论在空间距离还是在发展水平上都相差较远，因而城市先进的经济和文化难以直接传播到农村。而小城镇作为城乡系统中一种中间层次聚落，在经济性质、人口构成、文化特征和景观面貌等方面都处于城市和农村的过渡状态。这种过渡的性质性质决定了小城镇在城乡交流中的纽带地位和桥梁作用。
(2)聚集生产要素。小城镇的特点是“小”，性质是“城”，形式是“镇”。要素聚集是城镇的首要功能，作为城镇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小城镇也不例外。小城镇一方面聚集城市扩散的产业、物资、技术、信息、人才、管理等要素，一方面聚集农村的非农产业、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可供利用的初级产品。 小城镇的这种聚集不仅仅是为城乡生产要素的交流发挥中介作用，更重要的是发挥城乡生产要素的合成作用，小城镇自身正是在聚集合成过程中发展壮大的。实践证明，小城镇发展的快慢取决于自身聚集功能的大小，而聚集功能的大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吸纳生产要素的多少，特别是吸纳大中城市生产要素的多少。
(3)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带动。小城镇作为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城市所不可替代的直接辐射和带动作用。作为农村区域经济中心，小城镇的辐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一定的工业力量、商业规模、金融和服务等去拓展农村经济的发展空间。作为农村区域文化中心，小城镇通过各种科技交流推广、中小学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文化、体育、图书馆等设施及社区活动传播城市文明，开阔农民视野，改变农民传统观念，帮助农民实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上的根本转变。对于促进农村工业集中、集约经营，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引导农业从经营理念到操作方式的变革，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人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
(4)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建立和完善社会化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体系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虽然城市也能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许多服务，但这些服务一般是在较高层次上进行的。由于农户经营和农民居住的分散性，大量直接与农业、农民打交道的服务内容还得依托更贴近乡村的小城镇来提供。
(5)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小城镇的区位特征决定了小城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定位是上连城市下带农村。小城镇把城市的思想观念、技术信息、管理经验、生活方式传播到广大农村，成为广大农民接触城市文明的媒介，又通过自身的聚集辐射功能带动周围农村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既有利于加强城乡联系和缩小城乡差距，又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4 如何推动小城镇的城市化进程
如何以农村小城镇建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现代化、改变农村面貌的“前进基地”，影响着我国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要充分发挥小城镇在中国农村城市化的重要驱动作用，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要立足长远，制定建设与发展小城镇的科学规划。制定规划要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各具特色，保护耕地，优化环境，综合开发，配套建设”这个总的指导原则，坚持高标准，高起点建设。规划要把现实需要与长远发展、现实需要与实际可能结合起来，统筹兼顾，通盘安排通讯、交通、水电、环保等“硬件”设施的配套建设，统筹规划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等“软件”的配套。 规划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做好几个科学合理的定位：①要进行小城镇布局定位。②要进行小城镇的规模定位。③要进行小城镇类型和产业结构定位。规划要从地域区情出发，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发展确定小城镇的不同类型的产业构成，并突出其各自的优势和特色。
(2)推进城镇化快速、健康、有序发展需要有相关体制改革和一系列政策支撑。①继续改革有碍实行城乡一体化和贯彻国民待遇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户籍管理制度创新，消除对农民的歧视。让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取得永久性的居住权，在居住权上享有国民待遇。②要制定宽松灵活的小城镇土地有偿使用和流转政策。国务院体改办产业与市场司俞燕山提出“着力于建立用地置换和存量调整机制”，应当作为制定城镇建设用地政策的借鉴。③完善资本投入政策，拓宽小城镇建设与发展的筹融资渠道。实行多元化投融资政策。除政府在财政实力增强基础上增加对小城镇的投入，应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投入。④制定产业集聚政策。其立脚点在于建立起一整套的诱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通过产业集聚政策以及规范乡镇企业布局到小城镇的政策法规。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引导原有分散的乡企向有条件的小城镇搬迁。
(3)必须研究提升小城镇功能和水平问题。城市化意味着人口功能的提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经营聚集度的提高和对整个区域辐射力的增大。我们主张，在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的基础上，推进城镇城市化，要特别搞好县城的建设，使它们真正赋有城市的各种功能，成为综合产业极点。简而言之，“城镇城市化”要求突出城镇的多种功能，按照现代城市功能和城市理念来建设城镇，促使其逐步成长为新型的小城镇。这应当被视为当今正在建设的农村小城镇发展的历史趋势。
参考文献
[1][英]威廉配第著，陈冬野译. 政治算术[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8.
[2][德]克里斯塔勒，常正文等译.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修正了新古典消费理论的基本假设和理论范式行为消费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是对新古典消费理论的全盘否定，它主要是通过关注新古典消费理论在基本假设上所具有的共性，识别其中的缺陷，并融入一系列的行为心理学因素，实现对新古典消费理论基本假设的修正和理论范式的调整，使消费经济学成为一门更具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学科。在基本假设方面，将消费者是完全理性人假设改成了有限理性人假设。首先，新古典消费理论假定消费者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具有稳定的偏好。而行为消费理论则认为消费者是有限理性人，对于两组完全相同的选择，描述上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其作出完全相反的消费决策。其次，新古典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具有完全的计算能力和卓越的意志力，能够凭借自身的意志力和完全的计算能力去抵御诱惑，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行为消费理论则认为消费者只有不完全的计算能力和意志力，“自我约束”存在问题，可能会出现幼稚型消费者和偏幼稚型消费者，在储蓄活动中可能出现“幼稚拖延”和“成熟提前”问题。最后，行为消费理论改变了新古典消费理论消费者的本性是“完全自私”的和完全利己的假定，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消费者会表现出“有限自私”、“有限利己”的消费行为。在理论范式方面，从注重规范性研究走向注重描述性研究。新古典消费理论在研究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时，注重规范性研究，主要是教育消费者应该怎么消费。行为消费理论在进行规范性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描述性研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和现场数据证明，如果消费者面对的是复杂的消费决策，特别是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消费判断和选择，消费者的“有限理性”会使其在做消费决策时产生心理幻觉。因此，过分依赖对消费行为的规范性分析会导致消费经济理论在描述和预测消费者行为方面产生与现实不符的各类错误。因此，行为消费理论认为在研究消费决策过程中，不仅要分析消费者应该如何选择，更要描述消费者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怎么选择的，将规范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融合使用。行为消费理论对新古典消费理论基本假设和理论范式的修正，为行为消费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突出的研究方法是对现场数据的采用行为消费理论的研究方法和其他消费理论所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在开始阶段，行为消费理论在很大很程度上依赖于实验数据，但是近年来已走出实验的圈子，广泛使用了在所有经济学领域使用的方法。在行为消费理论所采用的方法中“，最突出的是对现场（field）数据的利用。”近期研究还使用了现场试验、计算机模拟甚至脑部扫描等方法。
行为消费理论的主要观点
经济学界对消费经济的研究由来已久，特别是新古典消费理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系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家发现新古典消费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消费经济现象，他们通过对新古典消费理论的基本假设和理论范式的修正，在研究消费行为决策的判断和选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消费理论，形成了行为消费理论。
1.行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新古典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以消费者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为基础，认为消费者会平滑其一生的收入来做消费决策。1988年，谢弗林和塞勒提出了行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更关注收入的来源、形式及变化，而不是收入的最终值。它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消费者如何运用心理账户理论来解决收入之间具有的不完全可替代性；二是消费者个人如何运用前景理论对每一账户下的收入进行核算；三是运用选择归集理论来考察消费者个人对收入进行核算的频率。（1）各心理账户的收入之间具有不完全可替代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对消费经济的研究发现：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沉没成本会影响消费者决策輯訛輥；付费获得的消费某项产品的权利会增加该产品被使用的概率，即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人们心中会形成一个心理账户，这个账户会促使人们积极消费已经付费的消费品。1999年，塞勒将20年来所有对“心理账户”的研究总结到“Mentalaccountingmatters”一文中。在该文中，塞勒指出，心理账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輰訛輥。第一部分是消费者对消费结果的感知和体验。消费者对不同来源的收入态度不同，在消费时会无意识的将收入归属于不同的心理账户，以提高收入的使用效率，且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各账户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账户之间的收入很难实现转借（因为存在转借成本）。第二个部分是心理账户归类问题。认为不同的收入归入不同的账户，账户之间的收入不具有可替代性，账户匹配有不同偏好，并按照三种方法对心理账户进行了分类。①按照收入的来源不同进行分类。②根据收入的用途不同分类。并将收入按不同比例存入不同账户中，各账户的收入不具有可替代性。例如人们很少会将满足生存消费的收入用于娱乐享受消费。③根据收入的类型不同分类，人们一般将收入分别存入三个不同的心理账户：现期可花费的现金收入账户I，现期资产账户A，未来收入账户F。在这三种分类方法中，由于第三种划分方法比较抽象化，更具有一般性，并且也能充分体现收入不可相互替代的特性，因此成为研究中常被采用的一种划分方法輱訛輥。第三个部分，心理账户的核算频率对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有较大影响。（2）心理账户收入的“整合”或“分离”有三条核算规则和四种核算方式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将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中来研究消费效用问题，提出了前景理论。前景理论用价值函数V（x）取代了新古典消费理论的期望效用函数U（x）。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V（x）（如图1）包含三条行为规则：①可察觉的收益和损失是针对价格参考点而言的，而不是收入和消费的绝对值。这表明人们往往对可察觉的变化比绝对量的变化更敏感。参考点的引入同时也承认了框架效应会影响选择的观点。②在V（x）中，收益函数是凹的，损失函数是凸的，即当x>0时，V″（x）<0；x<0时，V″（x）>0。③相对于收益函数而言，损失函数更陡峭，即x>0，V（x）<-V（-x）。根据价值函数的这些行为特征，得到三个主要观点：对于同样大的收益和损失，消费者对损失的反应更敏感，是损失厌恶；面对收益时，消费者是风险规避者，面对损失时，消费者是风险寻求者；损失的痛苦大于同等收益带来的快乐輲訛輥。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定义了禀赋效应：消费者卖掉属于自己的东西比去买同样一件东西时的心理定价高輳訛輥。塞勒在“Towardapositivetheoryofconsumerchoice”中将前景理论中价值函数这一单一变量函数引入账户核算问题中。他指出，最初的价值函数只涉及单次的收益和损失，当收益和损失发生多次时，对收益和损失核算有“整合”方式v（a+b）和“分离”方式v（a）+v（b）两种方法。收益和损失的组合包含四种情况：多重收益、多重损失、混合式的收益、混合式的损失，个人究竟采取哪种方式进行核算，主要取决哪种方式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幸福感輴訛輥。（3）核算频率影响消费决策消费者对每一账户下收入的核算频率也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行为。核算频率是在跨期情形下消费者对各心理账户的收入变化进行核算的时间间隔，不断重复核算，也就是所谓的选择归集理论，而不是像新古典消费理论那样将消费者一生每个时期的收入累积起来统一考虑。行为消费理论认为，对于同一账户而言，由于受到预算约束的程度不同，不同收入阶层的核算频率不同，不同的投资方式的核算频率不同，人们对不同类型的心理账户的核算频率也会有所不同。行为消费理论认为，虽然未来收入账户对平滑消费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收入不可触及，因此其核算频率往往会比已经拥有的收入核算频率更低，对人们的消费决策所产生的影响有限，这与新古典消费理论的“随机游走假说”也明显不同，在“随机游走假说”中，人们每期的消费决策都要受到可预期的未来收入的影响。
2.时间偏好率跨期递减理论时间偏好是指消费者面对相同的消费时，总是偏好于现在消费甚于将来，因此时间偏好率就等于现在消费与将来消费的边际替代率。消费者的时间偏好会影响其在进行跨期消费时的选择，即影响人们的跨期偏好。在跨期模型中研究时间偏好问题，主要是指如何在跨期模型中设定贴现函数，实现对未来收入流的效用贴现并将其与现期收入进行比较輵訛輥。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消费理论将现代心理学和经济学分析技术相结合来研究时间偏好问题，将现实中存在的“市场异常”现象进行数学模拟，放松了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通过对贴现模型的拓展得出了时间偏好率跨期递减的结论。弗莱德葛兰姆和艾伦•艾瑞克认为，时间偏好率衡量的是消费者个人在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进行折衷的不耐心程度，而且这种不耐心程度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递减輶訛輥。斯托兹认为消费者往往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而做出短视行为，即出现短期内的强烈不耐心。拉宾认为消费者存在“自我约束”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消费者不一定能意识到这一问题，因此他将对“自我约束”问题认识程度不同的消费者分为成熟型、幼稚型、偏幼稚型三种不同的类型。一般而言，幼稚型和偏幼稚型的消费者很可能由于受到现期诱惑而做出短视决策。普莱利克认为：由于消费者是风险厌恶的，更愿意在短期的确定状态下消费，因此在短期内表现出强烈的等待不耐心。而对于一个比较久远的将来，消费者表现的不耐心程度并不会因为多加1天或1个月而有很大改变。因此消费者往往在短期内特别不耐心，不耐心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此外，行为消费理论还建立了相应的模型来模拟等待不耐心递减规律即时间偏好率跨期递减规律这个特征。艾恩斯列輷訛輥设定的贴现函数为D（t）=1/t，而赫恩斯坦与麦佐在此基础上将贴现函数扩展为D（t）=（l+at）-1，其中a>0輮訛輦。此外，普莱利克和罗文斯坦又将贴现函数一般化为D（t）=（l+at）-r/a的形式，其中a，r>0輯訛輦。所有这些贴现函数都隶属于双曲线贴现函数，从这些函数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等待不耐心程度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为了将贴现函数与时间偏好率联系起来，普莱利克提出用贴现函数的弹性-D忆（t）/D（t）=r/（1+at）来度量行为主体的不耐心程度，这一弹性被定义为贴现率輰訛輦。其中a，r为给定参数，在a，r不变的情况下，贴现率随着时间t的增加而减小，这较好地解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贴现率递减的观点，也较好地论证了随着时间推移等待不耐心程度递减的结论，即时间偏好率跨期递减理论的正确性。随着行为消费理论的发展，行为消费经济学家对双曲线贴现模型进行了一系列修正，其中最主要的是莱布森将菲尔普斯用于研究代际间的利他主义的方法引入个人决策问题，提出了拟双曲线贴现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对贴现因子做了短期和长期的区分，其中茁为短期贴现因子，啄为长期贴现因子，且一般而言茁<1，啄<1。根据这一模型得出行为主体的短期贴现率高、长期贴现率低的结论，并指出只有当短期贴现因子等于1时，新古典的指数贴现的结果才是正确的輱訛輦。
3.延迟消费理论近年来，与新古典消费理论不同，行为消费理论对延迟消费的研究也逐渐开始关注消费者的“情感”这一精神消费领域輲訛輦，讨论了推迟消费某一消费品时所带来的消费者情感上的满足，将情感这一无形效用的变化列入总效用考虑的范围輳訛輦。关于延迟消费对无形效用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行为消费理论主要从非主效用和寄情效用两个角度展开。非主效用是与主效用完全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具有三个特征：不是消费者亲身经历直接得到的效用，而是通过比较得到的效用；它与消费并不同时发生，而是发生在消费者进行消费之前或之后；并不是消费者亲身经历，而是消费者对消费过程的想象而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主要包括预期效用、回忆效用等。预期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一件消费品前，想象这项消费能带来的快乐或恐惧。回忆效用是指消费者消费某件消费品后，通过对该消费过程的回忆所产生的快乐或痛苦輴訛輦。另一个是从寄情效用的角度研究消费延迟。寄情效用是指消费者由于寄托了特殊的感情，而使一件消费品对消费者产生附加的、非物质的效用。由于寄情效用存在而延迟消费是消费者感情寄托、获得精神上的满足的需要，是消费者主观为之，而不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消费，与“自我约束”无关。寄情效用越大的商品，延迟消费的倾向越大。如消费者倾向于延迟消费好朋友送的礼物，因为它是友情的寄托。在研究寄情效用时，必须将它与米切尔的“延迟快乐”区分开来。延迟快乐是指人们通过自我约束，迫使自己抵制住眼前的诱惑，延迟快乐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消费，它考虑的是有形效用的增加。
对行为消费理论的简要评论
1.丰富了消费经济学的内容行为消费理论在基本假设、理论范式、基本观点方面实现了创新，丰富了消费经济学的内容，使消费经济理论更贴近实际。行为消费理论改变了新古典消费理论的完全理性人基本假设，从消费者自身的心理、行为特征出发，揭示了影响消费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因素，在消费行为分析过程中强化了心理因素的影响。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以规范性研究为主的做法，在理论分析过程中加入了更多的描述性分析，为研究消费者如何进行选择方面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行为消费理论对消费的研究从纯粹的物质消费领域向精神消费领域渗透，这不仅拓展了消费研究领域，而且符合当前人们追求精神文化消费的趋势。在基本观点方面，包含行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时间偏好跨期递减理论、消费延迟理论等在内的行为消费理论，是消费理论的创新，丰富了消费经济学的理论内容。
2.有利于解释当前存在的诸多市场营销策略行为消费理论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它不仅能够解释许多市场上存在的无法解释的困惑，如市场为什么不能出清等，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能够解释许多成功的市场营销策略。例如，在我们经常看到产品销售（如厨具销售）的广告中，许多产品销售都会分两步进行：首先它告诉消费者每件产品（厨具）都有多种用途而且展示给消费者看；然后增加几条激励措施，如前30名顾客可以得到八折优惠等。产品的多样化用途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吸引力，如果再加上一个折扣的话，能够极大的满足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提升消费者购买该产品时的幸福感，这就是对分散收益的评价方式能够提高消费者的幸福感的观点的运用。“一线生机”的理论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厂商要在提高产品价格后再给予一定折扣，而不是单纯地直接标注与折后价相同的价格。消费者在对心理账户进行评价时习惯分散损失的理论，也能够解释当前各种保险（房屋保险和车辆保险）营销行为。价值函数中的行为变量特别是参考点变量对市场营销策略的改进具有指导意义。营销者可以通过改变消费者的参考点来提高商品的实际销售价格而不降低商品需求。一是提高可感知的参考价，包括直接提高零售价或提供额外的奢侈品来提高价格。二是提高最低消费要求或将产品与其他产品进行捆绑销售。三是使消费者的参考价格模糊化，从而使交易无效性变得没那么明显，如将产品以另一种尺寸或样式出售。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无经验的消费者往往会以销售者提供的建议零售价作为判断依据，这样改变参考点价格不仅不会降低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可能还会提高其购买概率輶訛輦。延迟消费理论中关于寄情效用的研究对于企业而言，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企业主可以通过将寄情效用与物品的实际效用分开，如在礼品类物品中加入一个可以让消费者寄托感情的小饰品，这种东西要有利于长久保存且与原商品高度相关，这样就可以缩短消费者等待消费这件礼物的时间。
3.对我国制定扩大消费需求政策具有参考价值行为消费理论在心理学基础上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决策的判断、选择的偏见和效应等方面的研究，对于扩大有效需求，特别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制定相关政策有参考价值。扩大内需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增加居民收入是实现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但是该如何增加收入从而实现对消费的刺激呢？根据行为生命周期理论，为了更有效的刺激需求，就应该使增加的收入更多的进入现期收入账户。此外还可以将调节收入分配格局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政府通过对高收入群体课征一些特殊税种（如遗产税和房产税等），这些从高收入群体手中课征的税收不是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进行再分配，而是用于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和社会保障水平，用于教育投资等公共福利方面的改善。这样，不仅能够减少收入分配的差距，实现税收的再分配功能，而且能够充实中低收入居民的当前资产账户和未来收入账户，从而改变消费者的心理账户结构。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居民的储蓄倾向就会相应降低，当前可支配收入账户的约束将会放松，未来不确定性相对降低，于是现时消费水平就会提高，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
服务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被看作是非生产的。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通过一个仆役的工作没有能提供可以交换的东西，从事服务业的工人就不能从事食品和其他物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不能制造进行国际贸易的商品。本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经济学家费布尔在研究经济成长问题时提出了三次产业的概念，此后克拉克更为完整地提出了三次产业的分类，这第三产业，一般指服务业。三次产业的概念及分类，表明现代经济分析已完全抛弃了服务的非生产性的观念，强调了商品与服务两者同样提供效用、增加福利的共同性，甚至有时统称其为“商品”。
由于服务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而服务的生产与流通(贸易)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服务是―种由劳动活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是无形商品，服务的贸易便不表现为物和货币的交换，而是劳动活动与货币的交换。第二，服务是一个过程，它的生产与消费一般是同时发生的，服务一般不能离开劳动过程而独立存在，生产一结束，产品也就不复存在，服务是不可储存的。第三，服务产品的非实物性。一般来讲，服务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要高于货物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因此当收入增加时，资源将流向服务行业。
就其实际效用而言，可以划分为追加服务与核心服务两大类。追加服务（complementary service）通常是指伴随商品生产和交易所提供的补充服务。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这种追加服务业已成为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非价格竞争的重要因素。核心服务（individuality service）通常是指与商品的生产和交易无关的，作为消费者单独所购买的，能为消费者提供核心效用的服务，而服务消费的不断扩大则是由于人们拥有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收入和自由支配的时间的结果。服务业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WTO对全球服务部门进行分类，包括12个大类，除传统的运输业和旅游业以外，绝大多数新型服务业，都是在战后兴起，进而获得空前发展与繁荣的。
世界经济史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也是经济结构变革的过程，发达的经济都有很高的服务业就业人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现象，是劳动人口从农业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移。服务业相对地位的提升只能放在与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结构变化中去考察才能理解。截止2000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62%，其中34个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43.5%，48个中等收入国家为52%，22个高收国家为65%；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口的比重，发达国家为60%-78%，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为45%-62%，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为30%-45%（见表）。
在先进经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结果，最终出现“服务业革命”；那些按人口实际收入最高的经济地区，今天正经历着可与工业革命相比较的服务业革命。这个发展的新阶段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长期过程的顶点，由此出现有50%或以上的就业人口从事于无形商品生产的经济。可见，服务业取代农业和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服务业革命：与制造业的关系
以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服务经济的迅速崛起，成为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其重要表现为，各经济体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逐渐上升，在发达经济体，这两项指标均已超过60%，有的甚至高达80%，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较大的提高。在西方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鸿沟正在填平。世界经济越来越体现出服务经济的特征。
1、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中间投入服务）服务业，正在成为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货物商品竞争能力的关键投入，更是企业构成产品差异和决定产品增殖的基本要素。
中间投入服务的增加，使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正在变得愈来愈密切，界线越来越不明显。与工业产品一样，服务也可以被划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现代工业生产已经融入了愈来愈多的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中间需求的扩大是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有数据表明，在1980年一1990年间，多数OECD国冢产品生产中的投入发生了变化：服务投入增长速度快于实物投入增长速度。
同时，服务业和某些经济活动特别是制造业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经济活动由以制造为中心已经转向以服务为中心，最为明显的是通讯产品。同时，某些信息产品却可以像制造业一样进行批量生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服务业在北美行业分类中就被归为制造业。另一方面，以服务为中心也体现在制造业部门的服务化上，表现为：(1)该制造业部门的产品是为了提供某种服务而生产的，例如，通讯和家电产品；(2)随产品一同售出的有知识和技术服务；(3)服务引导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
中国服务业进口的增长，是现代经济增长对服务业需求的最好佐证。今天的工业生产力与获取的、价格合理的金融、计算机及信息服务紧密相连。在国外寻找市场的企业在市场研究与开发、广告和售后服务支持方面的花费比以往多得多。
2、制造业企业活动外置带动新兴服务业的发展。
企业活动外置指的是企业从专业化的角度出发将一些原来属于企业内部的职能部门转移出去成为独立经营单位的行为，或者是取消使用原来由企业内部所提供的资源或服务，转向使用由企业外部更加专业化的企业单位所提供的资源或服务的行为。现代企业内部服务业呈现外部化的原因：第一，现代经济的发展加深了职业的分化，分工深化的趋势不断增强。第二，企业内部的服务性经济活动专业化程度不断增强，其服务有“标准化”的趋势。第三，服务业本身的专有化资产要求不高，同时随服务业的“标准化”程度的加深，其资产的专有化程度不断下降，降低了这些服务外部化的成本。
企业活动外置所带来的好处主要有：一是外置化使组织集中力量培养和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因为现在社会的信息和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快，处理越来越复杂，使得组织维持竞争力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所以只有关注于自身的核心能力，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发展；二是外置化可以使组织减少成本，由于可以将一些自身本不擅长的事交给专业机构完成，而专业机构因为经验丰富和存在外在竞争，收费较低，企业也节省了费用；三是组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由于核心能力的培养也越来越高，生产的效率也就越来越高，企业自身的盈利性和发展潜力也就越来越好。正因为企业活动的外置有以上的好处，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组织在自身的重构和变革中考虑到了这点，而使得企业活动的外置越来越多。
随着企业活动外置所发展起来的服务行业多是新兴服务业，因为企业活动外置使得企业增加使用服务中间投入，而中间投入的服务主要是新兴服务业。由于企业活动在近10年中开始大量的外置化，新兴服务业在这些年中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使得新兴服务业成为服务业增长中的“主导”行业。所以说企业活动外置是服务业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服务业革命：给工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服务业革命给工业带来的影响包括从提高效率到国内市场更激烈的竞争。同时开放服务业外国服务提供者进入我国国内的服务业，将迫使以前受到高度保护的国内相关产业通过采取效率更高的服务提供方式来提高其竞争力。从总体上讲，服务业效率的提高有助于改进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竞争力，因为制造业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能得到的电信、银行和保险服务水平。
1、贸易和分销体制的改革将大大加深我国市场开放的程度，促进工业企业之间的竞争。
入世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了其在中国生产的产品的分销权，外国服务提供者可以设立合资企业，从事进口和国内产品的佣金、批发和零售。在入世法律文件中，中国承诺逐步开放外商投资企业贸易权的范围和可获性，加入后3年内取消贸易权的审批制，允许所有在中国的企业及外国企业和个人，在中国全部关税领土内进口所有货物(议定书附件2A所列保留由国营贸易企业进口和出口的产品份额除外)。但是，进口商分销货物须依照中国在GATS项下的具体承诺减让表进行。因此，分销权和贸易权的开放，一方面，会直接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扩大外国商品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制造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重要机会；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上，跨国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也会大大提高，中资企业在拥有自营进出口经营权的同时还要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服务提供者进行竞争，过去由国有企业垄断或控制的行业将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由于我国工业品的分销体系不够完善，工业品利润的一半来自流通领域，分销权的开放对中国工业造成的压力很大。
长期以来，我国只将贸易权授予国有贸易公司和数量有限的企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权(进出口权)和分销权(包括佣金、批发、零售及特许经营)进行比较严格的限制，贸易权和分销权的限制被视为保护国内市场的重要措施。实际上，我国加入WTO之前的贸易和分销体制不仅严重地限制着外商投资企业，而且制约着我国企业的发展。在原来的体制中，这两类企业的贸易权和分销权的配置刚好错位，外商投资企业拥有贸易权，但仅限于根据企业的经营范围供生产目的的进口和出口，其在国内市场销售在中国制造的产品收到严格限制。我国企业，虽然拥有完全的分销权，却不具有自营进出口权，其进出口只能通过国有贸易公司这个中介进行。这种错位既限制了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市场的直接销售，也限制了我国生产企业直接接触世界市场，并与之相融合的程度，限制了生产企业了解、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
2、企业产品销售可能更加依赖外国服务提供者的营销网络。
一个产业的成长必须克服固有的“市场屏障”和“学习效应”，解决后进入企业在质量、成本、品牌和营销渠道方面的问题。因为，即使拥有领先的技术和加工能力，甚至控股权，但没有自己的营销渠道和品牌，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仍将为外方所把持；入世以后，外国服务提供者将在5年以内逐渐取得除盐和烟草以外的所有产品的分销权，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所蕴藏的商业机会必然为众多的跨国公司所觊觎。
例如，自加入时起外国服务提供者可以设立合资企业从事汽车的进出口(有配额限制)和分销权(有股比限制)，包括售后服务等附属服务。自加入时起允许外国银行从事消费信贷(有地域和客户限制)，对国外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汽车消费信贷没有限制。在这一背景下，如果仍然像以往那样，仅仅注意合资企业中中方的股权比例而忽视合资企业是否拥有自己的营销渠道和品牌，企业将很难形成自己的营销渠道，产品销售渠道、客户资料和品牌可能长期为包销产品的外方所控制。结果，在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经营网络中，我国将主要作为它们的亚太生产基地和全球重要的产品销售基地而融入其中，相应地，我国工业企业的成长也将更加依赖外国服务提供者和跨国公司的营销网络。不过，外国服务提供者和跨国公司的营销网络对于我国来讲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利用得好不仅不会拖累企业发展，而且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具效率的营销渠道，促进企业与市场的联系。
3、服务业国际化程度提高，从而改善工业发展环境。
为工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紧迫课题。入世后，中国将按着承诺，有步骤地开放服务业，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根据中国有关规定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企业，扩大对外开放地域、数量和经营范围，服务业向中国转移的壁垒大为降低。在这种背景下，服务业将随着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而转移，尤其是诸如设计、工程、技术测试和分析、会计、审计、簿记、法律、广告、管理咨询、分销、金融保险等直接作为制造业投入的服务业，从而改善工业发展环境。
4、服务业的开放促进工业生产组织结构变革和分工的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