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2 08: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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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产业集群被证明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方式、新推动力,是区域经济发展中新的空间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在国外、国内一些地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文从产业集群演化升级理论入手,立足辽宁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情况,探讨“沈本一体化”的发展之路,以实现地区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产业集群 沈本一体化 发展对策
产业集群演化升级的理论基础
(一)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机理
对于产业集群形成和演化机理的研究和阐述,涉及一些观点和学派。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其在《经济学原理》中,最早提出了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他认为产业集群是由外部规模经济所导致。马歇尔提出,当产业持续增长时,在该区域会出现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先进的附属产业,产生专门化的服务性行业,以及刺激铁路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改进。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还会引起知识量的增加和技术信息的传播,而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外部规模经济,进而导致了产业集群的出现。
克鲁格曼发展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将导致产业集群的外部性分为经济型外部性和技术型外部性。他认为,中间投入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张这类市场因素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可称为经济型外部性:而人力资本溢出、技术扩散带来的溢出效应可称为技术型外部性。这两种外部性都形成了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同时,在集群内企业间市场份额竞争、价格竞争对区域集聚的分散作用,称之为集聚的离心力。克鲁格曼在其理论中强调了产业及其产生的自发性和空间分布的偶然性,也就是说,在一个地方形成什么样的产业集群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从马歇尔到克鲁格曼的100年间,经济学家研究和关注的焦点是从经济学理论层面解释产业集群,而使产业集群成为政策操作层面的当属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波特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表明一个国家(地区)持久的竞争优势体现在产业竞争力上,而产业竞争力集中体现在其集群的竞争力。产业集群竞争力取决于该地区的要素条件、市场需求条件、关联产业和辅助产业以及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
(二)产业集群的主要特征
1.集群的专业化特征。产业集群并非是毫无关联的企业和机构在空间上的聚集,而是有明确的分工内涵。集群的最终产品以一两个产业为主,相关产业为这一两个核心产业服务,具有显著的专业化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专业化分工,才使集群内的企业之间,企业与机构之间产生紧密联系。这种建立在彼此信任基础上的紧密联系,使集群内部降低了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生产,是集群优势之所在。
2.集群的网络化特征。所谓集群的网络化特征是指集群内部各主体之间因为专业化分工而产生的密切的交互作用。这种网络既包括因为各种合同关系而形成的正式网络,又包括因为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非合同的稳定关系构成的非正式网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非正式网络关系对集群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种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在长期非正式的交流、交易与合作中形成的稳定关系,能有效的传递和扩散各种无法编码的经验类知识,有力的推动集群内的创新,增强集群的竞争力。
3.集群的根植性特征。根植性是指经济活动深深的嵌入社会关系之中,与社会密不可分。集群中的企业和机构不仅仅是在空间上接近,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强烈的本地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经济上,还包括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区域文化的影响。简单的说,集群内主体的行为不仅仅受自身的利益驱动,更受到区域文化氛围的影响甚至决定,也就是说,一个成功集群的最终竞争力来源于其特有的文化。
辽宁产业集群演化升级视角下“沈本一体化”的可行性
产业布局是指产业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的空间分布和组合的经济现象。产业布局在静态上看是指形成产业的各部门、各要素、各链环在空间上的分布态势和地域上的组合。在动态上,产业布局则表现为各种资源、各生产要素甚至各产业和各企业为选择最佳区位而形成的在空间地域上的流动、转移或重新组合的配置与再配置过程。
产业布局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其中决定区域竞争力与产业布局的先天条件及核心要素为区位因素,后天可以弥补的居于第二位的是区域政策因素。现代区位理论对产业布局的区位选择提出了三个标准:成本最低、市场份额最大和聚集效益。现代产业布局既是一个市场均衡问题,又是一个区域均衡问题,实质上是成本均衡问题。无论是古典的区位理论还是现代区位理论,距离以及由距离所造成的运输费用,始终是布局问题的关键。现实中具体区位的选择是将上述三个方面标准与区域总体发展的要求结合,综合考虑区域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目标,作出产业布局的最终选择。
(一)“沈本一体化”战略的优势分析
沈阳是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本溪是全国18个较大的市之一,同为全国老工业基地,产业关联度强、山水相连、互补性大,无论从自然地理角度,还是从区域经济角度,两市都是相对完整的地域单位,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沈阳和本溪同是满族文化肇兴地,浓郁的满族文化和风情把两市人民融合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两市人民同根同祖,具有相同的历史文化渊源。本溪是辽宁中部城市群中距离中心城市沈阳最近的城市之一,与沈阳区位一体、产业相依、资源互补、人文同缘,是较为典型的“近中心城市”。
(二)辽宁产业集群演化升级是促进“沈本一体化”战略实施的动力
“沈本一体化”不是“一样化”、“同一化”,而是一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有机结合,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一体化,是利用地域相邻、相近两个城市间的各种生产要素、社会事业及文化,互为融合、互为依托、互为补充和互为流动的联合协作体,并在空间上连绵的区域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的现象。辽宁产业集群的演化升级促进了“沈本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实施,并将形成其发展的条件和动力。
从沈阳市发展趋势看。沈阳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及战略是打造“大都市圈”,抢占国际市场份额,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和服务业新一轮大分工格局中。也就是说,以沈阳市作为一定行政区域的核心,辐射并带动周边范围的一些大中小城市,连接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区域城市带和经济带,实现跨越式的大发展。按着这一发展走势,沈阳在未来的发展战略及目标选择必然要打破传统的发展模式,发展成为“总装经济”的中心城市。这就需要解决好产业的集聚与扩散问题,突出其整合带动功能,必定要向周边城市转移非战略优势的产业,这就给本溪发展带来了历史的机遇。
从本溪发展自身现状看。本溪市地处辽宁东部的一个山城,地城面积相对狭小,是发展空间不足的一个腹地型城市,地理位置处在相对劣势状态。在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和辽宁中部城市群发展战略上,本溪只处在边缘,不是先期开发建设和重点扶持的对象,面临着百舸争流、不进则退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加之本溪是国家老工业基地,多年来积累了许多历史滞留问题,结构性矛盾也非常突出。因此,随着产业集群的演化升级,本溪必须融入辽宁省经济大循环中,主动与“五点一线”沿海经济联系,主动与中心城市攀亲结缘,全方位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接受“五点一线”与腹地城市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加入辽宁产业集群的演化升级中去。
“沈本一体化”发展战略是利用双重机遇促进两市城市化发展的客观条件,不仅具有时代的必然性,更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沈本一体化”发展对策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立足于保护土地、节约用地、合理用地, 贯彻循环经济理念, 厉行资源节约、环保先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对各类开发区用地实行总量控制,严格审批控制起步区规模,注重开发实效,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对招商项目要科学论证,园区进驻项目要贯彻循环经济理念,注重通过集群配套,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环境保护,贯彻国家“降耗减排”方针,严格控制审批“三高”项目,鼓励发展环保、再生能源产业及旅游休闲、创意产业等清洁型服务业,保护好有限的岸线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实现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与中部城市群及辽西发展的良性互动
沿海经济带、中部城市群和辽西经济区构成了辽宁经济地域系统的三大板块。按照不平衡发展理论以及弗农的梯度开发理论,考虑开发条件的现状与基础,加大“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力度,实施率先突破,符合经济规律。同时,沿海开发需要腹地支撑,辽宁中部城市群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通过“海陆一体化”加快发展的迫切要求,辽西地区面临发挥临海或近海优势实现整体跃升的现实选择。所以,处理好沿海开发开放与腹地的关系,努力实现三大板块互动发展,是实现“沈本一体化”的大前提与大原则。
(三)正确处理“一体化”与区域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国外产业集群实践证明,产业集群是工业化的产物,同时产业集群能促进工业化发展。要提高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工业产业集群是有效途径。产业园区建设要符合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应主动接受母城服务功能的辐射,防止更多占用园区周边耕地资源。园区发展依托母城,工业园区的发展会推进区域城市化水平,进一步强化母城的区域中心功能。另外,母城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搬迁也为园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机会与可能。大力开发环保产业和生态农业,逐步实现区域产业化的链接和与城市工业化的连接。
(四)坚持科技创新且强调产业差别化
产业集群发展在运作中应强调差异化。差异化的创造,主要取决于高级化、专业化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而不是靠吸收低级生产要素来压低成本。在全球化背景下,依靠低级生产要素的集群不会有长久国际竞争力,必须以高级要素的投入提升区域产业集群的水平,获得持久发展力。产业集群是技术创新的有效组织形式,企业技术创新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企业技术创新是产业集群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保证。要通过各类开发区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完善要素市场体系,促进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创建富于技术创新竞争力的园区发展环境,防止集群发展过程中“营养不良”、技术创新不足。顺应产业集群发展趋势与产业布局规律,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开发自主技术,提高骨干企业和拳头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进而打造企业品牌、园区品牌,提升区域产业集群层次与竞争优势。走以特色集群为发展基础,以园区管理创新、企业技术创新作支撑,促进特色集群层次升级的集群发展之路,从而维持园区、企业、产业布局与集群发展的持久生命力。
(五)坚持科学化的工作程序以提高产业竞争力
产业规划、产业布局、产业集群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合理的工作程序,统筹安排。要防止与避免工作程序的本末倒置,给“一体化”发展后续工作埋下隐患与先天不足,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选准发展功能定位,充分依托沈阳基础设施条件、功能配套、资源共享,加快园区的建设与发展。在产业布局建设上,充分考虑水、土地、能源等要素支撑条件,适度集聚发展,杜绝盲目圈地、一哄而上。在环境保护上,要预先规划和管制。遵循工业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以产业为纽带,以配套促聚集,注重上、中、下游产业的衔接,打造产业平台,增强产业竞争力。如:提升钢铁深加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恢复通用机械设备加工制造能力,为以沈阳为中心的装备制造业形成零部件配套加工基地。整合现有的机械加工企业,有差别地选择主导产品线,形成汽车零部件、机械器材及配件、新型管材管件和新型五金制品四大系列产品的产业格局。
参考文献:
1.唐晓华等.产业集群:辽宁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一、农业产业化易出现的问题
1.土地资本运作缓慢
由于长期以来，农民对土地都有很强的依赖性，将土地看的非常重要，作为自己赖以生存的资本，因此缺少对土地流转运营的认识，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如果没有土地，就会感觉到失去了生活的来源，所以土地的资本运作缓慢，土地流转的进程受到了阻碍，除此之外，即使在已经流转的土地上，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传统农业生产劳作模式，制约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不利于农业的产业化发展。
2.农业产业结构有待调整
现阶段的农业产业结构对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不利，不但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收入，还会影响农民转变的积极性，急需进行调整，否则会严重阻碍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但是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容易扎堆，一旦认可了一个好的产业之后，之后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推广，然后造成产业过剩，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意义。
3.缺少资金、技术和信息的支持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最新的农业信息支持，但是目前的状况是这三个方面都有所欠缺。资金是改变农具生产方式和土地改造的重要支撑，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这些工作无法完成；除此之外，先进的农业技术材施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缺少先进的农业技术，土地流转的作用难以发挥，对于提高生产效益帮助不大；最后，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以最新的信息为依据，因此只有及时地了解到最新、最准确的信息，才能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发展。
4.生产技术落后
现阶段土地流转的进程受到了制约，因此大面积的流转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直接影响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推广，影响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尤其是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农村，仍然使用传统的劳作方式，而且土地较为分散，很多大型的农业机械无法得到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也无法得到实施，不但制约了劳动力的解放，还影响了农民的收入。
二、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措施
1.规范土地市场，推动土地的流转
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对土地的使用权、流转权和收益权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主体、利益关系等已经给予了界定，但是各地方政府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规范土地市场，指导市场行为，从而建立良好的土地市场秩序，健全可行的土地流转规则和制度，使土地流转工作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为农民的自愿流转做好解答工作。
2.健全农业保险，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农民已经习惯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种植结构和种植方式，如果发生改变，农民担心会给自己的稳定收入带来风险，因此，在缺乏必要保障的情况下，农民不愿做出结构调整。所以，为了增加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意愿，就需要完善农业保险体系，给农民的生活给予必要的保障，但是由于农业保险体系的风险高、汇报低，因此仅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最大限度地配置最优资源，政府要健全农业保险方面发挥出主导作用，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3.增加资金、技术和信息方面的支持
要想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首先就需要保障资金的供给，一方面争取国家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还要选取一些前景较好的项目，利用自身的优势吸引外部的投资，还可以争取银行贷款；其次要加强技术配套，制定好的政策吸引专业的人才，引进先进的生产技?g和工具；最后要保障信息的畅通，充分的利用网络资源，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4.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大力发展小城镇，增加小城镇的吸纳能力，大力发展林业、牧业、渔业等等，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除此之外，还可以为农民提供信息，向沿海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进行转移，扩大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民的增收。
关键词：超薄电池；晶体硅太阳电池；产业化
DOI：10.16640/ki.37-1222/t.2015.24.069
随着人们对气候水平的不断关注，带动了可再生能源的迅速发展。光伏是一种重要的可再生能源，近年来，得到迅猛的发展，在发达国家被广泛的开发，具有很大的潜力。晶体硅太阳电池在我国的市场占很大比例，成本逐渐降低，太阳能行业朝着平价上网的趋势发展，这一发展趋势的实现离不开降低生产成本及不断提升电池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是以降低每峰瓦硅料的耗损料为出发点。在确保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尽量降低硅片的厚度，进而有效的降低生产成本。
1 硅片切割技术
多线研磨液硅片切割技术是较为传统的切割技术，传统切割技术是以碳化硅和PEG为媒介切割硅片，这种切割方式会对硅片造成较大的损伤，导致传统的切割技术无法得到较薄的硅片，无法进行产业化生产。金刚线切割技术是最新的切割技术，这种技术对附有金刚石的金属线进行切割，水是在切割过程中常用的冷却剂。采用此种切割技术耗费较高，但是，使用方便、快捷，运营成本降低，金刚线切割技术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青睐。PolyMax是由SiGen开发的一种新型技术，这种技术的使用开启了超薄硅片产量化的局面。PolyMax切割技术是在硅锭中注入离子束，经过撕裂，将其分割成为厚度一定的硅片。这样的方式降低了原料的使用量，并简化了工艺流程，减少了粘贴、切割、清洗等步骤。如果PolyMax切割可以进行产业化的生产，降低硅片的厚度和使用率，便可以实现成本的降低。理论上说，硅片越薄，企业的生产成本越低。但是，在进行切割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碎片，如何降低碎片率的问题摆在了企业的面前。事实表明，只有尽量减少制作的步骤，才能尽可能降低硅片的碎片率。
2 自动化生产
近些年来，受到国际经济市场的影响，部分国外光伏企业没能经受住考验，相继破产，但是，我国光伏企业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不大，主要是由于光伏行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我国的人力成本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当光伏产业中的超薄电池成为主要产品时，由于超薄硅片在生产的过程中容易受到破损，手工操作会加大硅片损坏的概率，所以，采用大量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已经对超薄硅片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未来太阳电池的制作将以生产全自动为主要方向。
3 电极制备
电极的制备是指网丝印刷和烧结的过程。电极制备使用的是减反射膜的太阳电池。首先，要在电池的反面刷上银浆，经过烘干后，刷上一层铝浆，再继续烘干，将电池的正面刷上银浆，将温度升高到800-88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进行烧结，晶体硅光伏电池的正负极制作完成。
浆料的不断改进有利于太阳电池技术的不断发展。当硅片的厚度不断下降时，浆料经过高温作用后的翘曲率较低。如果电池片的翘曲程度过高，不仅对电池的性能产生严重破坏，还会增加制作过程中的破碎率。
电池生产过程中已采用Ni/Cu/Ag等结构的前电极电镀和背面蒸镀铝工艺。在经过电镀和蒸镀铝过程后，只需要经过低温的退火过程，能与欧姆产生良好的接触，从而避免翘曲现象的发生。电镀和蒸镀铝技术的使用对电池的生产过程进行了简化，有效地降低了碎片率。电镀工艺因其制作成本低、工艺过程监督等优势成为企业研究的重点工艺，也是未来超薄晶体硅太阳电池制作发展的趋势。
4 电池结构改进
超薄电池的翘曲问题得以解决离不开对浆料的改进。我们需要利用先进的电池结构取代传统的电池结构。背面钝化的局域金属接触结构的背面反射器、背面钝化的性能较为优良，是未来电池产业化发展的趋势。双面电池结构，由于不具备全铝背场结构，对解决硅片翘曲问题很有帮助。但是，在双面电池结构中，只有安装优良的反射器才能将光的透射程度降低。
5 制绒及后清洗工艺
当硅片的厚度小于100微米时，使用传统的碱制绒工艺会起到双面制绒的效果，当晶硅“金字塔”的高度为5微米时，双面“金字塔”的高度会达到10微米，会对超薄硅片造成一定的威胁，导致电池的碎片率增加。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应采用小绒面结构，也可使用单面碱制绒等新型工艺进行单面制绒。
现阶段，主要使用滚轮单面去背结流水线为后清洗设备，硅片的厚度有明确的要求，应控制在140-160微米，对于较薄硅片的产业化，使用单面化学湿法腐蚀去背结，会导致硅片边缘化受到侵蚀。当硅片的厚度过小时，硅片的韧性会得到充分体现，在后清洗的过程中，硅片会出现弯曲的现象，现有的设备难以去背结。所以，需要依据硅片的厚度对设备进行改进，从而更好地进行生产工作。
6 p-n结制作
通过热扩散、离子注入的方式可以完成p-n结制作，但是，热扩散法制结能够达到产业化生产目标。热扩散法制结是将V族杂质加入p型或者n型硅中，这个过程是在加热的条件下进行的。杂质元素会在加热的条件下通过扩散进入基体，温度不同导致杂质元素在基体中的分布不同，对电池的电性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扩散需要在清洁的环境下进行。扩散所用的器材必须经过严格的清洁，要保证相关试剂的纯度符合标准。热扩散之后，硅片周围会产生扩散层。实现光转换必需的硅片光照面被称为前结。在接下来的工序中，要想办法将p-n结及扩散层去除。
硅片切割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晶体硅太阳电池的不断改进，晶体硅太阳电池越来越薄，太阳电池的生产成本逐渐降低。通过对晶体硅太阳电池关键工艺的分析描述，并提出产业化的想法，希望能为超薄晶体硅太阳电池关键工艺及产业化的发展指明方向，更好地发挥出太阳电池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为人们的生活谋取更大的福利。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产险公司；业务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3
一、研究背景
自197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办理国内业务以来，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经历了30年的快速发展，伴随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保险市场主体已呈现百花齐放的竞争局面。但是渠道效率低下、企业绩效不良，承保主业微利甚至无利的现状困扰着各家主体和监管当局。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保险行业投资利润的大幅缩水，骤然间给承保利润亏损的各家保险企业敲响了警钟。本文试图从新型的电话营销渠道入手，引入保险经济学原理，对于保险行业的渠道竞争优势进行比较与分析，讨论研究保险企业及行业的绩效提升可行性和现实操作意义。
二、原理解析
保险公司销售渠道的选择及不同渠道间资源投入的多寡是公司权衡内部资源配置的重要方面。从财产保险行业的成本构成上看，行业成本分为费用率和赔付率两个方面：
C=f（F，E）
F代表费用部分，包括管理运营费用F1和保单取得成本F2两个部分；
E代表满期赔付，是终极赔付额度以及与理赔相关的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之和。
理论上讲：①当企业存续期间，管理运营费用有刚性，不随业务发生也要列支；②根据大数法则，某一特定风险类型的标的，其满期赔付率也是稳定的数学期望值。因此，有效降低保单取得成本，提高销售效率，促进边际效用的提升，就变成保险行业及各主体能否实现利润的重要因素。
选择并支持投入-产出效率较高的销售渠道开展业务，同时辅以科学的承保、理赔管控手段，也可以大大降低该渠道业务的赔款支出，从而降低公司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提升行业盈利水平。
三、渠道比较与分析
从国内保险行业发展轨迹来看，财产保险行业销售渠道可以做以下划分：
①按照业务来源，分为直销渠道和中介渠道。直销是保险企业直接向客户销售保险及风险管理产品的行为，其过程中保险企业发生直接的销售费用，不产生中介费用。中介渠道可以分为和经纪两类业务，是指经保险人授权的人代表保险企业向客户销售保险及风险管理产品的行为，其间保险人向人支付手续费，人可分为专业人、兼业人和专属人；经纪是指经纪人授客户委托代替客户向保险人购买保险及风险管理产品的行为，其间保险企业向经纪人支付经纪费用。
②按照办理过程，分为传统渠道和新型渠道。电话销售、网络销售等都是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催生的新型渠道。客户通过传统渠道购买保险及风险管理产品的时候，要和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公司的人或者经纪公司的经纪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而在新型渠道中，由于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支持，客户可以通过非面对面的互动方式通过电话、网络、手机等方式购买到保险及风险管理产品。
各种渠道试析如下：
（一）传统渠道
1.直销业务。中国国内保险业1979年复业以后的较长时期是直销业务占主流地位。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最早复业的PICC一直担负着企业风险管理和政府风险保障服务的双重职能，而后的中国太保、中国平安等主体进入市场之后，在上个世纪后10年国内业务一直以直销为主，涉外业务则辅之以中介渠道中的经纪业务。传统渠道直销业务是指公司业务人员进行直接展业的方式。具体说来直销方式又包括缘故（亲朋好友、同学、同事等）和陌拜（扫街、扫楼）两个类型。直销业务的优点在于可以培养公司自有销售队伍，承保的业务逆选择少，道德风险较低，承保质量高，适合团体客户。同时，传统渠道直销业务的缺陷也显而易见，首先，维持庞大的销售队伍，公司需要支付高昂的人力成本；第二，高产能的团队和个人与公司的议价能力强，在当前产品、服务趋同的条件下，公司面临高效能销售人员群体流失的困境；第三，非现场工作方式，使公司不易评价销售人员的工作量，只能以结果为导向确定工资水平，引起“关系展业”、“买卖保单”的不良现象，使大量低产能、无业绩的人员长期隐藏在公司中，消耗人力成本。
2.中介业务。中介业务分为和经纪两个方面。业务分为专业和兼业两个类型。经纪业务分为原保险经纪和再保险经纪。中介机构进入保险市场，细化了分工，提升了产业效率，与此同时，大量违规、违纪现象也随之产生。其一，保单“过水”。销售人员为了增加收入，通过买卖“手续费发票”的方式，套取手续费，引起市场混乱，有损行业形象；其二，拼点位。各保险主体为了提升业务规模，抢占市场，对中介机构“诱之以利”，以高昂的代价获取业务，降低保费充足度，增加经营风险；第三，拖欠保费，“应收”困难。中介机构倚仗渠道优势，长期拖欠保费，甚至发生“不出险、不录单、不交费”的现象，违背了“大数法则”这一保险经营的基本原则；第四，道德风险。部分兼业机构，例如4S店、修车行，为了攫取不正当利益，通过虚造赔案、以次充好、扩大损失种种行径，蒙骗客户，从保险公司获取不正当赔款；第五，控制客户，使保险公司展业成本居高不下。数据失真，使保险公司无法掌握优质客户资料，续期交易依旧掌握在中介机构手中，使展业成本常年居高不下。综上所述，中介机构一方面使保险公司提升了业务规模，另一方面又使保险公司的费用和赔付成本居高不下，如果管控不利，公司没有承保利润，边际效益为负，通俗的讲，就是“做得越大，亏得越多”。
（二）新型渠道
1.电话销售
电话销售在保险行业的应用始于英国直线保险公司（Direct Line）。作为电销业务的开山鼻祖，英直线公司一直是各保险公司开展电销业务前以及运营中详加研判的经典案例。
该公司成立于1984年，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击败Aviva、AXA等保险巨头，迅速成长为英国最大的私家车保险提供商。2005年，英国私家车净保费收入88亿英镑，直线保险公司私家车净保费收入9.16亿英镑，占比10.41%，位居私家车保险市场第一。2005年，直线保险公司的综合成本率为91.3%，其中赔付率为72.7%，费用率为18.6%。而2005年英国私家车保险市场的平均综合成本率为105%，其中赔付率为77.4%，费用率为27.7%。直线保险公司在赔付率和费用率控制方面均优于市场平均水平，尤其在费用控制方面做得极其成功。因此，直线保险公司有9%的承保利润，属于业绩非常好的公司。直线保险公司目前是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Royal Bank of Scotland Group）旗下的保险子公司之一。
从国内看，平安保险是业内最早引入电话销售的主体，截至2009年中，共有平安保险、大地保险、天平保险、渤海保险、安邦保险、中国太保、中国人保、民安保险等多家产险主体获准经营电话营销业务。
和传统渠道相区别，电话营销业务的运营具有独特性。
第一，上线产品特殊。这是电话营销模式的一个特色，从保监会《关于规范财产保险公司电话营销专用产品开发和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7]32号）要求看，“保险公司电销专用产品只能用于承保分散性的个人业务，非分散性个人业务和非电销渠道不得使用电销专用产品。”监管机构严格限制了电话营销业务开展的对象为“分散型的个人客户”，也就明确了上线险种局限于机动车辆保险和个人意外、健康险、家财险等少数险种。这样的要求为实务界提出了两个难题：其一，个人私家车业务从行业来看赔付率较高，电销渠道如何独树一帜，实现效益经营？其二，个人意外、健康险，家财险等险种，赔付率低，销售简便，但是受限于单均保费较低的短板制约，难以弥补保单递送成本，使得这类产品往往需要组合出售，提升了销售难度。从另外一个方面看，限制上线产品有着监管部门较深远的政策意图：产品-渠道组合匹配，提升渠道业务集中度。
第二，业务流程特殊。和传统渠道相区别，电话营销的业务流程自成一体。总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呼叫中心呼叫阶段，其职能包括客户接触、公司介绍、产品说明、价格咨询、异议处理、生成订单、客户回访七个步骤；第二阶段，落地机构递送阶段，其职能包括接受订单、预约客户、打印派送三个步骤。（如图一所示）
图一
独特的业务流程，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第一，销售人员、落地机构、与客户三者分离，降低了传统渠道中销售人员与分公司、客户串通，制造假赔案的可能性，规避道德风险，降低公司理赔成本；第二，落地机构打印单证、送单，保证了客户信息资料的真实性，公司内部留存了客户信息，降低了续保业务展业成本；第三，费用、理赔成本“双降”，提升了电销业务的边际效益，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引导行业资源向客户服务领域配置。
第三，管理手段特殊。区别于传统渠道，电销渠道的展业过程实现了由“非现场管理”向“现场管理”的转变。将对于业务人员的考核由简单的“结果导向”延伸至“过程管理与结果导向相结合”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的上的延伸使保险公司“基本工资”这项固定费用的支付更加科学，引入工厂“计件制”考核方式，推动了行业管理水平向科学化、精细化转移，提升产业效率。同时，电销方式也推动行业由传统的“关系型展业”向“技术性展业”转变。
第四，核算方式特殊。这是电话营销业务低成本的关键所在。传统渠道变动费用一般包括：营业税及附加、手续费、保险保障基金、营业费用、利润及风险附加五个方面，行业平均水平在30%左右。电销渠道取消了传统渠道的手续费因素，一定程度上提升营业费用（主要用于设备投入、人力成本、业务推广），从实务上看，业内一家成熟产险公司电销业务的费用率在18%-20%左右，大大缩减了费用成本。由于电销业务边际效应的存在，运营得当的话一般2-3年便可以将先期固定费用投入摊销完毕，实现渠道盈利。
以业内某经营电销业务的中型财险公司为例：
在首年度内，该公司电销渠道共计实现保费收入1021.63万元，发生费用为581.28万元，其中：固定费用522.85万元，占总费用的89.95%，变动费用58.44万元，占总费用的10.53%；电销业务固定费用率为51.18%，变动费用率为5.72%，满期赔付率为62%。
根据文首提出的产险公司成本核算公式可知，
C=f（F，E）
F包括固定费用F1和变动费用F2两部分，因此，
C=f（F1，F2，E）
=f1（F1）+f2（F2）+f3（E）
=fe/P + ve/P + K
=522.85/1021.63+58.44/1021.63+62%
=51.18%+5.72%+62%
=118.9%
其中，fe（fixed expense）为固定费用，ve（varied expense）为变动费用，P表示统计期内保费收入，K表示赔付率，理论上为常数。
虽然，总成本率C超过100%，但是f2（F2）+f3（E）=67.72%远远小于100%，这说明电销渠道边际效益为正，存在边际利润。可以推断的是，如果保费收入达到1620万时，f1（F1）=522.85/1620=32.27%，与f2（F2）+f3（E）之和恰为100%，也就是说，保费收入为1620万时，是渠道业务盈亏的临界点。（如图二所示）
图二
这条成本率曲线之所以向内弯曲，是因为业务规模的扩大会降低变动费用率，（因为每位电销代表无论做多少业务只能获取一份基本工资，或其它因素导致），因此在相同的保费收入条件下，实际成本率要比在上述线性条件下推导出的结果低。
将上述案例推而广之，可以指导开办电销业务的主体做好电销业务发展规划，合理分摊固定费用，实现渠道盈利。
2.网络销售
网络销售和电话营销基本同时兴起。但是，网络销售需要克服网上支付、电子保单、电子印章的技术困难，在现阶段只是作为电话营销的客户资料获得的方式存在，但是其发展潜力不容小觑。
产险行业电话营销swot分析
四、发展趋势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任何销售渠道都有自身优势和不足，要实现产险行业科学发展、市场有序、主体盈利，就要选取与之匹配的业务发展模式，不能独一而论，最后，我们做如下建议：
第一，传统渠道直销业务。人力成本是这个渠道的主要成本，为了平衡人力成本，产险公司应当利用这一渠道发展团体业务，比如团体车险、团体意外险，用大规模保费弥补人力成本。同时由于这类业务的承保与理赔相对易于管控，赔付率压力不大，总体成本较合理。
第二，传统渠道中介业务。这类业务的弱点在于中介机构的议价能力强，导致保费充足度低，还有“应收”风险，同时业务续保没有成本优势，依旧保持很高的费用水平。产险公司应当利用这一渠道进行大项目拓展，比如大型财产险、水险业务、工程险业务用相对较低的赔付水平来平衡较高的费用水平，同时可以借助中介机构的技术优势，进行展业外包、查勘外包，公司可以将剩余资源配置到风险研究、客户服务方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和客户服务水平。
第三，电销、网销等新型渠道效率高、展业成本低的优势可以用来进行分散型个人业务推广（监管部门亦是如此规定）。在公司信息技术支持的条件下，在进行展业之前还可以进行客户筛选，将出险多、车龄长等公司不愿承保的业务进行屏蔽，充分利用从车、从人因素，分类制定承保政策，有效提升风险管控水平，降低公司成本。
参考文献：
[1]余泓.产险公司车险电话营销创新模式研究.
[2]乔治.迪翁，主编.朱铭来，田玲，魏华林，等，校译.保险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85.
[2]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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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乐咏.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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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Yannopoulos.G."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uropeanIntegration".Jou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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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hyamalenduSarkarAndHongY.Park"ImpactOfTheNorthAmericanFree
关键词 区域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京津地区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3-0162-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3.029
在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竞争日趋激烈,与此相伴而生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等。作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区域经济合作会产生两种效果:贸易创造及贸易转移,其结果是区域内国家和地区之间经贸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内部贸易壁垒大大消除,经济上的依存度增加[1]。近30年来,由于地理区位、人文环境、经济环境、区域政策等诸因素的影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迅速,已成为支撑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核心地带,其空间转换能力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同时,东部沿海地带市场化进程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带,以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区的基本空间实体已具雏形,并且引导着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变化趋势。在研究方面,普遍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已形成了较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体化程度明显高于京津地区的一体化程度,有关京津地区一体化的定量研究较少。随着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处于环渤海地区和东北亚的核心重要区域),越来越引起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瞩目。北京和天津作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两个城市,两市的一体化程度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反映京津冀一体化的程度,也能对规划发展京津冀发展提供依据。本文拟从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空间一体化三方面对京津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进行评价,探讨京津一体化发展的进程情况。
1 经济一体化与区域一体化
20世纪初,经济学著作对于经济一体化的理解简单概括为“将各个独立的经济结合成一个更大的区域”。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提出:“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待遇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经济一体化可以理解为:商品与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差别待遇”的消除,即其制度性成本等于零或接近于零(巴拉萨)。之后,经济学家对“过程”和“状态”作了不同的解释,把一体化的“过程”解释为“导向全面一体化的成员国间生产要素再分配”;把一体化“状态”解释为“一体化国家间生产要素最佳配置”。生产要素得到再配置和最佳配置,促进劳动地域合理分工和经济结构调整,从而产生乘数规模效应和整体效率。这一定义虽然讲的是国家间的经济一体化,但从其实质而言,也适 用于一国之内地区间的经济一体化。
现有对一体化发展过程的研究,往往都是以欧盟一体化的几个阶段作为参考。欧盟是目前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区域集团。从实践来看,欧盟的一体化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巴拉萨将其总结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经济一体化等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2] 。
吕典玮等:京津地区区域一体化程度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3期区域一体化与经济一体化是互动、互促的过程。一方面,区域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阶梯;另一方面,区域化是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挑战的表现,也是新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深刻矛盾的一种显露。
经济一体化不仅指国际经济一体化,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经济一体化。区域是不同空间尺度和规模的中心城市与其影响区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空间表现形式。区域的发展过程是分工不断深入,城市与城市以及区域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不断深入的过程,城市区域形成是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区域发展的主要特征和目标,它是一种广泛而复杂的地域过程,不同区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表现内容,一般而言,区域一体化表现在五个方面,即区域市场一体化、产业分工一体化、空间发展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与环境资源开发和保护一体化。其中市场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其本质就是使资源的配置不断优化和重组;产业发展一体化是市场一体化的实现形式;空间发展一体化是经济发展一体化的空间载体;而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资源开发和保护一体化是城市与区域高效率运转的条件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组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目标[3] 。
2 京津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程度研究
2.1 京津地区市场一体化
2.1.1 市场一体化概念及研究方法
市场一体化与地方市场分割是相对应的一对概念。目前,研究中国地方市场分割程度的定量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从贸易流量的角度,即利用区域间的贸易流量的变化来反映区域间市场的整合状况,简称为“贸易流法”;二是从生产效率与产出结构的角度来研究区域间的市场一体化程度,简称“生产法”;三是从商品价格的角度来衡量市场的整合程度,称为“价格法”。尽管上面三种方法在评价国内市场一体化上各有缺陷,且评价结果不一,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价格始终是影响市场供需与要素流动的重要元素[4]。同时考虑到数据资料的获得以及结论的可比性, 本文采用“价格法”研究京津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的情况。
一般而言,市场上的要素或商品若能自由流动,则商品价格会趋同。因此,用价格信息构造指标衡量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可以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从商品价格的角度来衡量市场的整合程度,可称为“价格法”。基于修正的“一价定律”的“价格法”,理论基础是Samuelson1954年提出的“冰川”成本模型。模型基本思想是两地的相对价格取值不超过一定的区间 ,可以认为两地间的市场是整合的。Parsley and Wei的实证研究开拓了以相对价格的方差Var(Pi/Pj)变动为观察对象的应用[5-7]。如果 方差Var(Pi/Pj)随时间变化而趋于收窄,则反映出相对价格波动的范围在缩小,“冰川”成本c降低,无套利区间[1-c,1/(1-c)]在缩窄,两地间的贸易壁垒有所削弱、阻碍市场整合的因素减少。
2.1.2 模型建构和计算
设Pat,Pbt是a,b两地的t时间某商品价格,P为t时间该商品的平均价格,不考虑交易成本,则两地的价格应趋于平均价格时,两地之间市场完全整合。换言之,若数列VAR(Pij)=(Pat-P)2+(Pbt-P)2随着时间变化而趋于收窄,则反映出相对价格波动的范围在缩小,两地间的贸易壁垒与障碍在减少,市场一体化程度在提高。
以1986-2007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指数不能简单的相加求平均值,所以以京、津地区的GDP占京津GDP的总量的比重作为权重,得到了加权平均数P,由此得到了以下相对平均价格方差的数值(见表1),并以相对平均价格标准差做出了曲线图,同时以1986年作为第一年,对数据进行对数方程拟合出趋势线(见图1)。图中显示,在实证分析时间内,京津地区相对价格波动呈现先变小中间变大后又变小的波动。一方面,对相对平均价格标准差数值进行了拟合,指数趋势线显示出整体有变小的趋势。但另一方面整个曲线图在该趋势线上周围震荡较大,该趋势表现的不够明显,说明其一体化进程没有明显的进展。
2.2 产业发展一体化
2.2.1 产业结构比较
2007年北京市和天津市人均GDP分别为58 204元/人、46 122元/人(见表2) ,在全国各省、市位居第2、第3位。在三次产业构成来看,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贡献率为1.1%,天津市为2.2%,表明两市均具有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第二产业分别为26.8%和57.3%,第三产业70.1%和40.5%,显示出北京市产业结构形成了 “三、二、一”格局,天津则呈现出“二、三、一”格局。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认为,三次产业的GDP构成中,在工业化的初期,工业化的演进使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比重较快上升,并拉动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当第二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一产业时,工业化进入中期(中期的第一阶段);当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20%以下,第二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三产业而在GDP结构中占最大份额时,工业化进入中期的第二阶段;当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10%以下,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并保持稳定或有所下降时,工业化到了后期结束阶段[8]。根据此标准,北京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天津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二阶段。
2.2.2 各行业对比分析
区位商又称专门化率,它由哈盖特(P.Haggett)首先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在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指标。在产业结构研究中,运用区位商指标可以分析区域优势产业的状况。在此区位商是指地区某工业产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与该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之比值。如果区位商大于1表示该产品具有一定的专业化意义。反之如果区位商小于1则表示该产品不具备专业化意义[9]。本文采用公式:区位商(LQ)=(某地区A行业总产值/该地区全部行业总产值)/(全国A行业总产值/全国全部行业总产值),对北京和天津两市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分行业进行区位商分析:
(1)工业各行业区位商对比:通过对北京和天津两市2007年工业各行业的总产值与全国数据对比分析,得到北京市基础性职能的行业,即区位商大于1的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85)、机械制造业(2.10)、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1.98)、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1.69)、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64)、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52)、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42)、医药制造业(1.34)、专用设备制造业 (1.32)、燃气生产和供应业(1.29)、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1.11)、饮料制造业(1.03)等12个行业,天津市基础性职能的行业依次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3.45)、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3)、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02)、交通运 输设备制造业(1.55)、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1.332)、 金属制品业(1.21)、 石油加工炼 焦及核燃加工业(1.17)、医药制造业(1.16)等8个行业。两市的基础性行业,共有5个行业趋同,天津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电力、金属制品业等5个行业区位商优于北京相对应的行业,而北京则在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机械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区位商优于天津相对应的行业(见表3)。北京市在服务性行业商品制造上相对优势明显,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区域的相对优势有一定的提升,但不够显著。天津在工业材料制造上相对优势明显,具有较强的加工工业基础,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有明显的优势,这与天津建设的生态工业园区有很重要的关系,但天津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弱于北京,显示了相对较低的技术结构特征。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两市工业结构趋同;②两市具有专业化意义的行业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2)第三产业区位商对比分析:由于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的定位不相同,其在服务性行业的优势产业也具有一定的差异。通过对北京、天津两市第三产业13个行业的区位商的测算(见表4),可以发现:北京、天津在金融业、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行业的区位商都较高,说明在这些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水平。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北京和天津服务业各有侧重,北京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较为发达,天津则在批发零售业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方面优势较明显,两个城市 的第三产业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2.3 空间一体化
北京和天津两地距离只有120 km,在空间一体化上有着先天优势。京津两地本身都有良好的交通设施和优越的交通条件,除了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以外,北京的空港优势明显,天津的海港得天独厚。两个城市之间,有着5条高速公路连接,形成了5大交通动脉(见图2)。随着两地的交流日益增多,5条交通大动脉已经难以满足需要。在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列车,作为北京奥运会交通配套工程也正式通车了。京津城际轨道交通有利于区域间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加速京津地区一体化进程。京津两地基础条件的互联互通将极大促进两地物流、人流的发展,为京津企业发展和市民沟通带来更大效益。通过一系列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不但能够拉近京津之间的距离,而且可以大大促进资源在两个城市之间更合理的配置,北京可以拥有更为便捷的出海口,天津可以利用北京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打通与中西部腹地的通道。交通一体化可以很快地实现两地的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基础。
燕山大学梁兴辉曾利用京津冀地区的2005年各城市实际人口利用捷夫模式进行了城市规模分布分析,得出结论:京津冀地区超大城市和小城市较多,北京、天津等垄断地位较强,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少,人口分布极不均衡,使河北省并未从“内环京津” 的区位受益[10]。就区域空间结构上来讲,根据美国学者费里德曼在1996年出版的《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把空间结构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11]:前工业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过渡 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工业化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后工业化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书中描述了在工业化阶段区 域中出现了若干规模不等的中心,这些中心依据各自的中心在经济中心的位置和关系,相互结合在一起。这个时期,区域空间结构趋向复杂化和有序化。在后工业化阶段,不同层次和规模的经济中心与其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他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缩小,区域内就逐步形成了功能 上一体化的空间结构体系,随着中心与地区的界线的逐渐消失,区域将最终走向空间一体化。本文基于费里德曼理论,认为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的区域空间结构发展过程可以看成区域空间一体化的一个过程,工业化阶段空间结构发展的特点则是区域空间一体化的初级阶段的表现。京津地区周围中小城市比较少(见图3),周围的城市和小县城规模以及经济中心作用不明显,联系也相对较弱,还处于区域空间结构趋向复杂化和有序化的过程中,可以初步判断京津区域空间一体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3 结论与建议
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世界各国间经济依存度加强,与经济全球化相伴生的区域集团化趋势日增,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及其格局不断变化。我国在政策和规划上也不断出台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方案,通过上述对京津地区在市场一体化、产业分工一体化、空间发展一体化的分析研究,本文得出以下4个结论。
(1)市场较早就有一体化条件,但近年来没有进一步加深。在实证分析(1985-2007年)这段时间内,京津地区相对平均价格标准差数值(除1988年外)都在2.5以下,但 是相对价格波动呈现先变小中间变大后又变小的波动,虽整体 有变小的趋势,却不明显。两个大城市在金融、物流、贸易等等领域的合作效率非常低下。(2)产业布局各有优势,存在着一定 的互补性,但也存在着较大的雷同性,应合理布局、整体规划。在工业方面,北京市在服务性行业商品制造上相对优势明显,在电子工业为代表的信息产业相对优势有一定的提升,但不够显著,仍需加强。天津在工业材料制造上相对优势明显,具有较强的加工工业基础,并且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有明显的优势,但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弱于北京,显示了相对较低的技术结构特征。同时,天津的服务行业发展不足,但两地的服务业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在将来的发展规划上,可以考虑从合作协调发展的角度完善各自的城市定位。
(3)京津一体化在空间有着先天优势,交通上有着较大的发展,但区域空间结构发展仍处于初级一体化进程。目前所谓交通的一体化也只是解决了一个时间问题,没有在空间上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空间一体化还只是停留在表面、量变的阶段,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已达到真正一体化。
(4)京津总体一体化在近几年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总体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笔者参照经济一体化的阶段划分,认为京津一体化还处于共同市场的阶段,甚至没有进入经济同盟的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行政壁垒有关,只有行政壁垒障碍尽可能地消除, “京津一体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北京与天津作为京津冀地区的具有较大影响的两大城市,两市一体化较好的 发展对京津冀一体化有着较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通过以上分析,认为:两市在市场方面,加强金融物流等方面的交流;在产业布局上,根据各自的优势,合理布局,如北京在工业上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天津重点发展材料制造业和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互补;在空间上,京津两市应通过自身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加大其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 尽可能地消除行政壁垒,加强合作,未来通过政策引导、合理布局和整体规划,使“京津一体化”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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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BeijingTianjin Integ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 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V Dianwei ZHANG Qi
(Geography Departm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China)
关键词：长三角，航运服务产业，一体化
一、长三角航运服务产业一体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区域各地方航运服务产业发展规划统筹性不够
目前，长三角两省一市还没有完全利用资金、技术、资源、市场需求等因素进行航运服务产业的比较优势分析，缺乏站在长三角整体角度上的航运服务产业发展规划，各地的规划中都体现出了优先发展知识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航运服务中上游产业的思路，这必将导致航运服务产业的同质化竞争，以及低效的资源配置状况。
各地规划发展的航运服务产业具有明显的趋同性，两省一市都注重有高额收益和发展前景的航运服务中上游产业的发展，并且各地的航运服务产业发展规划都将打造“大而全”的航运服务产业体系作为今后的发展目标。这种不顾比较优势，缺乏统筹性的发展规划，不利于长三角航运服务产业的一体化发展。
2.缺乏市场化运作，航运服务市场分割严重
长三角地区是一个典型的以行政区域为基础形成的经济合作区域，区域内16座城市分属于二省一市，行政隶属关系复杂，限制了区域航运服务产业的一体化进程，导致彼此在航运服务中上游产业以及市场拓展等方面无序竞争激烈，一体化的航运服务市场发展滞后，航运服务生产要素无法在较大范围内流动。
3.航运服务企业合作不积极
虽然长三角区域内一些合作意识较强且实力雄厚的航运服务企业已开展了合作，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开展合作的航运服务企业只占极少数比例。究其原因，可能一方面是由于市场分割和制度性的障碍造成企业不能合作，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区域航运服务企业发展相对不成熟企业，缺乏面向市场以及自主扩张的欲望，缺乏跨地区联合的动力与能力。因此，政府应在拆除行政壁垒的同时，积极培育航运服务龙头企业，鼓励企业进行跨区域整合，并进一步引导长三角航运服务企业的跨区域合作。
二、长三角航运服务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长三角航运服务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
1.提升长三角航运服务产业竞争力的需要
地域分工理论及区域产业发展实践表明：区域产业分工不明显，将导致各区域比较优势不能发挥，无法提升区域产业的竞争力。长三角各地航运服务产业的非合作发展，会违反比较利益原则，降低航运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只有形成长三角航运服务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态势，才能更充分的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并通过进一步的产业合作与联动，提高长三角航运服务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2.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需要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包括长三角在内的共同建设的国际航运中心，因此，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应立足于长三角，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努力形成以上海为中心，江、浙为两翼的国际航运中心框架体系。航运服务产业作为国际航运中心软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服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规划，走“一体两翼”、合理分工之路。
3.加快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长三角地区滨江临海，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区域的典型代表，而航运服务产业与外向型经济联系紧密，它能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只要加快长三角航运服务产业一体化进程，就能使长三角各地航运服务产业发展形成合力，并进一步提高区域航运服务产业的竞争力，这样就能更好的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此外，长三角航运服务业的一体化发展还能为长三角其他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二）长三角航运服务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可行性
1.政府、学界和企业界正在合力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
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议题，各种“高层论坛”、“国际研讨”等研讨会纷纷举行。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3年，各地各界召开的此类会议不下100次，形成了浓厚的社会氛围，产生了强大的舆论动力，“长三角”经济合作活动愈发频繁和深入。2010年上海成功申办“世博会”，这为江浙沪区域合作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企业的积极参与，必将为长三角航运服务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并且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实践还会为区域航运服务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2.一体化的城市、交通和信息网络体系正加速构建
一体化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和网络信息平台是长三角航运服务产业加快发展的支撑平台，对促进航运服务资源在长三角范围内优化配置有着重要影响。
3.长三角各地航运服务产业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
区域产业一体化的基础是各地优势产业的差异，差异越大，产业一体化越越容易进行。长三角各地航运服务产业具有不同的优势产业：上海的优势在于航运服务上游产业、浙江省的比较优势在于航运服务中游产业而江苏的比较优势在于航运服务下游产业。因此，长三角各地不同的航运服务产业比较优势将更有利于航运服务产业的一体化发展。
三、长三角航运服务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长三角航运服务产业一体化发展能否顺利实现，政府和企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宏观政策引导和协调产业分工与合作，而企业则是航运服务产业一体化发展的主体。
【关键词】汽车产业；市场结构；纵向一体化；纵向分离
1.引言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汽车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我国已经变成世界第二产销大国，但我国的汽车产业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制约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其中一点就是我国的汽车产业纵向一体化程度过高。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依然突出。自上个世纪末，国外的汽车企业巨头纷纷从产业链的某些环节分离出来，专注于自身核心业务的经营。国外汽车企业做出分拆的策略对我国的汽车产业有何启示？本文将对中国汽车产业的纵向一体化现象进行分析研究，解释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本文将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历史指出其存在的原因以及合理性，与此同时结合国际上汽车产业发展的趋势说明我国汽车产业目前面临的阻碍问题以及解决方式。
2.纵向一体化和纵向分离相关文献评述
长久以来，经济学界对纵向合并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关于纵向关系对企业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进行了集中的探讨。
对于纵向合并是有益还是有害的不能一概而论，传统的市场壁垒理论认为纵向合并阻止了竞争对手的进入，损害了竞争。这种理论受到了芝加哥学派的强烈抵制，认为这种理论是存在缺陷的，他们认为纵向合并的公司不能从排斥他的竞争对手中获得利益，因此纵向合并对竞争的影响应该是中性的，或者是保护竞争的Bork（1978）指出“公司合并不会加强公司限制产出的市场力量，限制产出的能力取决于市场份额，横向合并能增加市场份额，纵向合并不可以”。到了最近阶段，一个新的思想学派，Riordan和Salop称之为后芝加哥学派，认为纵向合并的公司将会意识到当它的下游竞争对手承受着投入品的高成本时，自己可以通过避免投入品市场的高价格而从中获益，这样在市场均衡中就会形成市场壁垒，Ordover，Soloner，Salop（1990）构建了一个在均衡时纵向一体化产生排外效果的模型回应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为市场圈定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得出的结论为纵向一体化的企业通过不给下游竞争对手提供中间产品，使得另一个上游厂商垄断了该下游厂商的中间产品供应，从而提高了下游竞争对手的成本，最终造成了下游产品市场价格的提高来使自身获利。OSS理论中一体化厂商有能力对于没有一体化的下游厂商做出价格承诺，这一点受到质疑。Choi，Sang-SeungYi（2000）以及Church，Gandal（2000）进一步对该理论进行补充，纵向一体化的厂商通过生产只适合自己产品的专属投入品来对下游竞争对手产生排外效果从而解决了一体化厂商的承诺可信性的问题。YongminChen（2001）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一体化厂商和下游竞争厂商存在着效率效应和合谋效应，下游竞争厂商存在着接受一体化厂商提供的投入品的动机，一体化厂商通过提供高于成本的投入品给下游竞争对手达到降低下游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目的，当合谋效应超过消除双边加价的效率效应时，一体化厂商会从排挤上游竞争对手中获得更大好处。YongminChen，Riordan（2007）在纵向一体化中加入了排外合约，证明了纵向一体化和排外合约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两者共同达到降低竞争的效果。纵向一体化所产生的市场圈定效应使得厂商有动机去进行上下游合并从而实现自身的利润最大化。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厂商也存在着纵向分离的动机，Giacomo Bonanno，John Vickers（1988）构建的模型中，上游两个生产厂商，他们各自有一个零售商销售他们的产品，在价格战略互补的假设下，上下游厂商的最优选择是纵向分离。Macro Pagnozzi，Salvatore Piccolo（2011）指出纵向分离的厂商通过减少零售商在最终产品市场的侵略达到降低竞争和增加利润的目的。综合而言，上下游厂商采取纵向一体化或纵向分离需要根据具体的市场环境进行具体的分析。必须综合考虑多种效应，才能判定选择何种纵向关系。
3.国内汽车产业的纵向分析
3.1 基于新市场圈定理论的分析
我国汽车整车与零部件厂商的组织关系，主要是零部件厂归属于某个整车厂，实为直属专业厂，一般是汽车集团的核心企业层成员，公司改制后成为全资子公司，整零关系为主从关系，零部件厂商首先满足整车厂商的生产需要。这是我国目前汽车产业整零关系的主要模式，这种关系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原因，在计划经济时代，借助于行政性力量所建立起来的强制性的整车厂与零部件企业之间的一体化关系，确保了汽车生产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促进了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根据市场圈定理论，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可以起到修复垄断势力的作用，通过上下游一体化实现了不与上游竞争对手或下游竞争对手合作的承诺，从而起到提高竞争对手成本的目的，获得更高的垄断利润。随着汽车产业的不断发展，专业化分工趋势日渐明显，国际上的汽车厂商普遍开始脱离零部件部门，提高竞争力，因此这种通过纵向一体化限制竞争对手的发展将不会适应未来的发展趋势。
3.2 基于纵向分离理论的分析
当上游厂商与下游厂商是一对一的关系时，纵向分离有可能是整零关系的最好选择，因为纵向分离的厂商可以通过减少零售商在最终产品市场的侵略达到降低竞争和增加利润的目的。我国存在的行政性进入壁垒限制了新企业的进入，使得轿车产业的集中度高于整个汽车行业总体水平。这种行政性干预自然是不利于市场的完善发展，随着市场制度的不断发展，行政性干预程度会逐渐降低，但在目前这种行政分割的格局下，纵向分离将具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上游厂商与下游厂商是一对一的关系，地区之间的汽车厂商竞争选择纵向分离将会起到降低竞争和增加利润的目的，有利于各地汽车产业的发展壮大，增强与国外汽车产业的竞争力。
4.国外汽车产业的纵向结构发展趋势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的汽车厂商纷纷将零部件企业改造成与整车厂商完全对等的关系，零部件企业既可向本土整车厂商供货，也可向全球汽车市场供货，并最终造就了世界级零部件生产集团。1994年，通用汽车公司将其零件分部从母体剥离，成立了德尔福汽车系统公司，面向全球市场进行运作，德尔福公司按底盘系统、电器系统、转向系统等六大系统重新整合其业务，发展成世界第一汽车零部件企业集团。在“通用—德尔福”模式影响下，美国形成了一批对世界汽车产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零部件企业。现今在美国汽车产业中，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之间是一种战略联盟关系。该关系是“整零”之间在利益共享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松散式网络化联盟，是整车企业在追求长期竞争优势过程中为达到阶段性企业目标，而与零部件企业结盟，交换互补性资源，以利于“整零”企业之间形成合力优势，共同应付强大市场竞争或多变市场需求的一种组织形式。在该关系模式下，零部件厂商要承担产品设计、制造、检验、质量保证、及时供货以及市场服务的全部责任。同时，整车厂商逐步压缩直接供应源，尽可能减少直接交易的配套厂，形成了多层供货体系。
5.对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启示
对于国内汽车企业的分析，无论是基于市场圈定理论还是基于纵向分离理论，都是限于国内市场的分析，随着对外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强，我们需要学习国外汽车厂商的做法。
（1）借鉴美国“整零”关系的模式，通过汽车产业整合，建立适应中国汽车产业发展阶段的“整零”战略联盟。“整零”之间是一种对等合作、战略伙伴的互动协作关系。中国整车与零部件企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是解决零部件企业研发方向和研发动力的有效途径。
（2）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国际竞争力是要在竞争的过程中逐步提高的，若不引入多元化的竞争主体，虽然技术创新乏力，新品开发缓慢，但是仍然可以维持较高的利润率，这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3）加速零部件产业整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培育和扶植一批有竞争力的零部件企业集团。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培育和扶植有竞争优势的市场领先者，使它们迅速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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