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7 08: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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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以学生权利为本，依法治教，是促使高校管理走向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人性化的源泉和动力。在高等教育的管理实践中，实现依法治教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现代法治精神要求高校管理要尊重和注意保护学生权利，为此要求对高校管理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高校应转变观念。树立法治精神，做到依法治教，以学生权利为本，确保学生权利落到实处。
论文关键词：学生权利；高校管理
以学生权利为本，依法治教，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从高等教育的目的来说，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高校行使教育管理权对学生实施管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最大多数学生的权利。但现实中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冲突的现象并不鲜见树立以学生权利为本位的高校教育管理新理念迫在眉睫。
一、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冲突的原因
在高校管理中，与学生权利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知情权、参与权、公正评价权以及程序性权利等方面。造成冲突的原因主要有：
(一)保护学生权利的法律法规滞后和缺失
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而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中《教育法》是1995年施行，《高等教育法》是1999年施行，《学位条例》则制定于1981年。法律法规规定明显滞后于现实，法律规定的疏漏不断显现。对已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修订不及时，明显的法律缺陷和漏洞未得到及时弥补，法律法规无法指导现实工作，造成了高校管理的法律盲区。一些法律法规是在特定背景下由政府推进立法的产物，偏重于管理，立法的总体价值导向着眼于有效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忽视大学生个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保障大学生具体权利的法律缺位，导致学生权利被侵蚀。虽然《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学生享有众多权利，然而，除了《学位条例》以法律形式规范学位授予问题外，保障学生具体权利的法律法规缺位，学生权利更多地还停留在书面权利的状态，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权利。
(二)保护学生权利的法律程序缺失，救济途径模糊不畅
目前高校管理普遍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有关学生权利保护的法律程序缺失。《教育法》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的权利中，没有规定程序权利。《高等教育法》第53条第2款对学生的权益保障仅作了原则性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障。”在高校管理的现实中，还有相当多数的高校在做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之前，几乎都没有向当事人说明原因和理由，也很少给予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在做出处理决定之后，也未及时送达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并告知其享有的权利。往往是在处理决定公布后，被处理人才知道惩处的结果、内容，被处理人不知道是否可以申诉、向何处申诉。程序缺失导致学生权利未能真正得到保障，学生的知情权、申辩权与诉讼权等未得到充分尊重。
《教育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是学生权利的一个重要的救济渠道。该规定把学校处分和对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的侵犯加以区分，对学校给予学生的处分赋予了行政系统内部的救济机制——申诉权。遗憾的是，虽然该条款在形式上赋予了大学生申诉权，但是法律和其他法规都没有对大学生如何行使申诉权作进一步的说明。事实上，目前也很少有高校设置专门负责受理学生申诉的机构和人员，学生申诉权仍然形如虚设，学生的权益实质上仍未得到有效救济。
(三)高校内部管理秩序失范，学生权利保护意识淡薄
当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仍然沿袭着行政机构规则行事的运行机制，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观念和行为规范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高校自身对教育法的了解和贯彻也非常不够。高校在行使教育管理权时，其内部管理的秩序以及监督机制尚未完全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轨道，没有形成真正有权威的、客观有效的监督，高校教育管理存在着权力滥用的可能和致害的风险。
许多高校在“从严治校”理念指导下，出台了诸多加强学籍管理、严肃纪律等校规校纪。不容否认的是，校规校纪从维护高校管理的角度出发，普遍存在着重视学校管理权利而轻视学生权利的现象。甚至有些校规校纪的规定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校规碰撞法律。一些高校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无法律依据擅自增加学生义务，限制甚至剥夺学生合法权利，学生权利性规范与义务性规范严重失衡。管理者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对学生权利的尊重，没有真正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
二、以学生为本。树立高校管理新理念
在高校管理中，尊重和保护学生权利是高校管理工作不断趋于法治化的重要体现，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机制，突出学生权利本位，促进高校管理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民主化。
(一)完善教育法律体系，明确大学生权利
近几年来，我国教育立法已有明显进展，在明确高校的法律地位，调整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以及建立和维护高校体制与管理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整体上来看，还有诸多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近年来学生与高校纠纷不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文作参考，以致当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冲突时，校方与学生各执一词。应进一步完善现行教育法律体系，特别是完善《高教法》内容，将学生权利明确写入法律。针对学生权利被侵害的现状，有必要把《宪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关于“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的内涵和外延具体化、细化，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高校学生权利，确定高校对学生奖励或处分的权限，对于确需剥夺或限制受教育权的条件、情节、程序要明确作出规定，使高校管理的每一项活动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监督规范高校管理，依法治教
高校教育管理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在制度上一直没有解决由谁来监督或如何监督高校依法办学、自主办学的问题。必须加强对高校教育管理的监督，在赋予高校充分行使自主权的同时，也要将高校纳入被监督之列。
当前，我国教育立法对高校权力的授予、运行、制约及责任承担等问题，都缺少法律规定。这是造成高校滥用权力，侵犯学生权利的主要原因之一。高校可以不需法律依据而关于管理、教育学生的命令规则，学生必须服从。高校可以对学生作出各种处分决定，学生如有不服，只能提起申诉而无法寻求司法救济。高校这种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对学生合法权利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与依法治国原则相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应抛弃这种与法治不符的观念和做法，在法律、法规、规章没有先行规定的情况下，高校不能自行规定剥夺或限制受教育权的条件、范围、种类。
正确理解和合法行使高校教育管理权，高校必须遵守法律，依法治教，依法管理教育学生，行使管理权力的职能范围必须由法律授权。高校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制约，进行教育管理活动的权力来源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权力的行使必须合法。在实现依法治教的进程中，既要确保高校管理权的实现，同时也必须对高校管理权的行使给予必要的约束和限制。高校管理必须建立在合法设定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基础上，并应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合理合法。
依法完善高校管理规章制度。高校必须依法行使管理权，高校规章制度必须与国家教育法律法规相协调，而不能相抵触。高校应通过对现有法律法规的分析研究，从学校的实际出发，充分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废除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校内规章制度，出台一些新的保护学生个体权益的规范性文件，真正实现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在实际管理中高校应将有关学生管理的规定及时向学生公告。并向教育主管部门备案，接受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依法指导、检查和督促。
(三)建立多元化的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反思，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地位和适用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教育关系总的可以分为教育民事关系和教育行政关系，现实中出现的许多涉及教育的矛盾和纠纷可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找到合适地解决方案，但是最终的解决和政府在教育领域内的角色转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力：“……2．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3．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4．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5．对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所以，从教育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学校是经《教育法》授权，行使国家权力，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与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的是行政关系，学校是行政主体，学生和教师是行政相对人。作为学生，在校期间要接受学校的管理，虽然在学理上有从不同角度形成的不同的认识，如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论，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约关系等等。但是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设立校规，对学生进行管理，甚至惩戒，尤其是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总体上应该被认为是行政行为；而涉及到学生在校内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包括教学设施、伙食、住宿等完全可以根据合同进行约定，如果发生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就可以解决。但是私立学校还是有其特殊性，学生入校时需要和学生的监护人签定相关的合同，不仅对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服务标准进行约定，同时对管理的内容也进行约定，所以体现出了特殊性，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了一定的交叉，如果出现了纠纷，根据法学理论，我国一般是公权优先，可以按照行政关系界定，但大部分关系是作为民事关系界定的。随着社会力量办学规模的逐步壮大，对这部分领域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相关规定是非常迫切的。
在学校内部，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工作的特陛所决定的管理关系。
《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规定了教师聘任制，双方作为平等主体签定聘任合同，但是基于我国教师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中教师聘任制度和教师的资格制度、职务制度密切相关，而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本校教师以及拟聘本校的教师实施资格认定，代替履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在教师职务评审中，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无论是在教师资格认证还是教师职务评审过程中，高等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教育行政关系，中小学教师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与教师形成了不对等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法律关系；而作为聘任人，学校和受聘教师问形成的是平等主体问的法律关系，在这双重身份下，学校很难主动放弃行政职权；而且长期以来，教师和学校形成的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人事关系、住房、子女就学等等，使教师在聘任过程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公办学校和教师的关系主要还是行政关系，是内部行政关系。但在私立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三)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它所处的内外环境构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学校和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团体、个人之间，既有互相协作、又存在着复杂的财产所有和流转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学校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资格参与其中的。最突出地反映在所有权关系、邻里权关系和合同关系上。这些都是明确的民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进行活动，不过由于我国还大量存在机关办学的情况，所以学校在产权的界定、变更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学校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政府机关的财产权和学校的财产权无法区分，无法实现产权明晰。所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化和权力分化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四、结论
综前所述，教育法律关系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另一类是横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自然可以由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单纯的讨论教育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不应当把“教育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的外延应当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和“教育民事法律”两部分。由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调整方法不具有独特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解决，如果按持“完全独立”说的学者所论，“教育法”作为一个单独法律部门，就会出现法律部门间的交叉，给立法和执法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和我们划分法律部门的初衷相违背。而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法律部门，而是实现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边界的界定，明确政府、市场主体、办学者和参与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并提供权利的有效救济途径和权力的恰当的实施方式。
同时对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认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以上观点是基于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相对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从理论上仔细分析，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是不是行政法，如果是，学校当然是行政被授权主体，反之就面临立论被全面推翻的危险。
(二)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确认
作为行政管理者必须和办学者、出资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中，减少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校工作，而可以采取规划、审批新建高等学校、制定标准、评估和监督等手段对学校建设进行调控。从未来发展来看，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密切的联系。
(三)确认学校的法人地位，保护学校的法权利
虽然对学校的法律地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学校作为法人不管是从《民法通则》，还是《教育法》的规定上看都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现实中学校的财产权、人格权受侵犯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行政办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学校的法人权利间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
(四)继续深化教师资格认定及相关职称等认定的社会化
因为教师作为专业技术工作者在管理上应当体现更多的自由，使教师和学校能够真正处于平等地位上进行对话，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使之能具有更大的创造性。
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表述其公平的涵义，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1. 涉及到教育权利、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
在现实社会中，高等教育权利的公平，体现在保证个体具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2. 涉及到教育分配的公平性
高等教育公平是指强调教育机会平等以及教育资源和教育权利的合理分配。
3. 需要清楚教育公平的性质和意义
当今社会，教育的普及程度和社会的发展水平是密切相连的。
二、高等教育公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1. 高等教育公平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
首先，高等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次，高等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谐社会的总目标应是实现国家整体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而公平和正义应当成为是否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主要评判标准。最后，高等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2. 高等教育公平是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坚实基础
在新时期，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科技强国发生根本性转变，必然对高等教育提出由大变强的新目标。为此，我们要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立足大局，着眼当前，把高等教育工作放到战略高度下进行考虑，争取在世界激烈的人才和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权。这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应该肩负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3. 高等教育公平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鲜明体现
高等教育公平体现出我党始终尊重群众、理解群众、关心群众的优良品质，为加快推进现代化、实现小康社会，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营造一个广泛的社会平台。没有高等教育的科学全面发展，就没有人的科学全面发展，也就没有科学全面发展的社会，也就不能体现出以人为本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三、完善和谐社会下高等教育公平的途径
1. 确立现代高等教育理念，将教育公平思想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
在教育行政中，将教育公平的思想渗透于教育决策过程当中，实现教育决策由对目前教育公平的被动接受向主动思索的转换。全面推动我国教育民主化和教育现代化的改革进程，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尽快进入到一个具有较高发展质量和社会品位的新阶段，使我国高等教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 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
教育资源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国家财政性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应避免效益优先的人为做法，而按高校的实际学生人数比例进行财政支持，在义务教育阶段更应该这样执行，确保每个学生享受同等国家的教育资源。
3. 改革和完善高考制度，建立公平的高等教育入学竞争的机制
高等教育大众化促使有更多人获得了高等教育入学的机会，但教育资源的稀缺性的存在使接受教育机会的竞争性仍不可避免，尤其是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方面的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
4. 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的政策、法律和法规，坚持依法治教
实现教育法制化，要求国家制定完备、合理的教育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从法律层次上保障高等教育公平的实现成为可能，加强教育司法方面的建设，进一步建设、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使相应的教育行为有法律的保护。
摘要:在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的背景之下，开展高校与企业间的合作能够革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校企间资源共享和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开展职业教育工作时间还不长，在学生的管理、教育等方面还不够完善，需要结合我国法律的保障机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我国人才发展需求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需要合理制定职业教育法律规范和校企合作的规范化条例。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对高职人才需求的增大，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不仅能促进高校对人才的培养，而且对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都具有深远意义。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构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保障机制是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不但是连接教学与生产的必要途径，还是连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重要枢纽。通过完善和优化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保障体系，促进高校和企业共同分享有效资源，促进校企间的密切配合，一起为教育事业和企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构建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是满足职业教育发展和时代进步需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能够加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
1校企合作机制不完善
1．1相关法律缺失
目前，校企合作已在我国大多数地区展开，国家也制定了很多关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教育法》《劳动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但这些法律中只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相关内容做简要的概括和总结性表述，并没有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合作形式、合作管理以及合作的主要项目等一些重要的细节进行详细的介绍或规定，仅和校企合作的一般法律法规起相同的作用。通过详细阅读这些法规后发现，这些指导性的法律文件都是用一些具有原则性的词语来规定高职院校和相关企业间的合作事项的。然而一些教育发达国家与我国的做法截然不同，比如在德国这个高度关注职业教育的西方国家，一般都是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间密切合作，共同商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具体形式、具体内容和具体的合作管理等事项，再分别制定一部相关的职业教育法，规定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合作时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并也明确了联邦政府和各级政府在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时的责任范围。此外，德国联邦政府和各级政府还颁布了多种相关法律来配合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顺利开展，这些法律主要包括《劳动促进法》《职业教育法》《手工业条例》和《青少年劳动保护法》等，明确规定高校与企业合作期间学校、企业，甚至学生、企业员工的负责事项及相关义务，这就比我国只以一部法律法规为主要依据实施校企合作更具有现实意义。《职业教育法》中有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规定不完善，并没有详细规定在校企合作过程中高校和企业分别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法律对校企双方承担的后果及权利义务主体的相关规定缺失，致使出现高校想合作而没有法律保障，而企业没有激情参与合作的僵持局面［1］。通过查阅《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得知，这部法律仅规定了国内各企业都有与高职院校合作的义务，但并没有详细规定企业和高职院校的相关权利，以及双方不履行合作义务所要承担的后果，法律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各主体权利、义务规定得不明确，是校企合作出现诸多纰漏而不能顺利实施的最主要的弊端。
1．2校企合作内容缺失
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过程中，《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以及支持高校职业教育的相关规定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上。一是进一步建设教师队伍，在相关政策法规上明确规定:职业培训机构以及职业高校可以根据高校发展状况，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可兼职担任教师，相关单位以及部门应进一步提供方便。这一条例规定了企业在职业教育过程中，特别是在建设师资队伍方面，有义务向高校提供方便。二是教师和学生实习细节问题，《职业教育法》中规定:“事业组织、企业单位应该接受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和学生进行实习，对于上岗实习的学生及教师，企业应该提供一定报酬”。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法》对开展校企合作的有效保障。在职业教育健康发展过程中，要真正做到高校和企业之间长久合作，单单依靠以上两个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在职业教育的一系列过程中，在确定培养目标、制订教学计划、建设师资队伍、开展学生实训、指导就业等方面，都需要企业积极参与并给予一定的支持，企业不单要保障学生的实习状况，而且也要真正提高实习学生的实践能力。校企之间的合作更应该追求“互利双赢”的结果［2］。职业教育开展校企合作不但要强调企业需要履行的义务，同时也应该从多方面保障企业的权利，比如企业获得合作院校的合作权利、学生实验不得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学生实验实训应该尽量减少成本等等。在我国的《职业教育法》中，只是强调了企业所需履行的义务，却没有说明企业应该享有的权利，这对企业是不公平的。
1．3管理机制不完善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主要是在政府部门的管理下开展的企事业单位与高职院校间的合作，这里所说的政府部门实际上主要包括企事业主管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政府部门的主要任务是讨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有关事项，比如合作备案、合作管理、合作审查、合作监督等。但是首先，政府部门并没有建立完善的相关管理机制，导致高职院校和企业间根本没有有效的制度规范，例如《驻场老师工作规范》《校企合作注意事项》以及《企业对学生的管理规定》等;其次，在校企合作期间，高校实习生和企业员工产生摩擦或实习生产中出现某些问题，也缺少“管理组”来解决双方纠纷，而“管理组”实际上可由实习生代表、企业代表、家长代表或学校代表中的一个或多个组成;再次，校企合作也缺少监督管理部门对实习生的实际实习表现进行全面的考核和评价。
1．4法律保障机制不完善
目前，职业教育是诸多教育阶段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受到了教育部门的高度关注。职业教育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高技能人才，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对技能人才的要求有所不同［3］，因此高校要不断变革其人才培养模式，适时改变课程安排，转变教学理念，更新教学形式。企业是对高校毕业生技能进行客观评价最具说服力的场所，是为高校传达时展信息的最佳平台，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对高职院校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职业教育法》却根本跟不上时代的发展速度，缺少相应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保障机制，很多法律依据也不能及时更新，导致在校企合作过程中高职院校和企业双方没有相应的法律条例作参考，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进一步推进。
2关于职业教育开展校企合作保障体系的创新
2．1在校企之间建立新的运营方法
唯有建立起长期有效的运营机制才能保障学校和企业之间开展长期有效的合作，才能保证培养出高质量、高水准的人才。宁波市就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推动校企合作的全新升级，其主要的运行模式则包括:通过政府的合理引导、高等院校的主动寻求参与、相关行业中介的加入以及企业的积极寻求促进校企合作;除了在以上几个方面进行校企合作的建设之外，还借鉴了其他地区在校企合作方面的成功经验。根据相关的法律条出规定，即规定相关政府部门必须大力支持和鼓励职业教育院校和企业的有效合作，并且建立起合适的体系和机制，将校企合作所能产生的效果最大化，充分调动高校和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在行业内部充分发挥校企合作优势作用;积极引导同行业的高等院校与企业展开有效合作;将同行业在资源、操作技术以及信息交流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成立相关部门和单位对校企合作、资源利用、校企合作所制订的项目进行审核和评估。
2．2为校企合作制定专有法律
一个国家对人才的培养、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都离不开校企合作的有效开展［4］，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专用法律法规，最大程度地保障高等院校和相关企业在开展校企合作时的权利和义务。制定的法律法规应当着眼于具体实践，要具有多样性，尽可能关注校企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所有问题，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不能盲目地对所有问题都使用同一种解决办法来解决和看待。考虑到我国当前在高等职业教育与相关企业合作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相关部门应当制定诸如《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施细则》这样的法律文件，明确高职院校、企业及政府部门各自的法律责任，正确对待校企合作体系下法律所赋予自己的权利及义务，由专门部门进行监督，从而确保校企合作能够合法开展。法律的制定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到其他法律法规的影响，不与其他的法律条文产生冲突，并且要做到无缝衔接。而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任意性条款和强制性条款的平衡，任意性条款过多会使高等院校和企业操作的自由度过大，会让法规成为摆设难以起到实际的作用;强制性条款过多则会捆住高等院校和企业的手脚，双方顾虑太多，使得校企合作不能取得预期效果，也会使法律失去其价值。教师和学生也是校企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单一的法规不可能将所有人员之间的关系理清。企业在接收学生进行企业培训时应当和高等院校签署相应的合同，以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对学生培训的时间期限、资历要求以及报酬多少都要明确，以保证在发生纠纷时，有明确的规定可依。
2．3学校与企业合作的法律保障
经费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在实际操作中，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并不是简单的学校行为或者企业行为，而是学校、企业、政府三方共同的职责。因此，在为职业技术学校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时，各方必须明确各自承担的义务，当然这个义务里面就包含各方需要承担的经费，而且还需要明确的法律支持与保障，在法律上确定三方经费问题，不仅仅是为了约束三方的行为，同时也是明确三方要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因此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经费问题必须有法律保障，用法律形式把企业、政府、学校在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的法律关系确定下来。在实际执行中，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约束，企业、政府很容易因为其他事情忽略了职业教育培训，用法律的形式把学校、企业、政府三方绑在一起，三方必须履行各自的义务，才能很好地完成职业技术教育培训，能够保证校企合作的真正进行。
2．4对《职业教育法》进行实时更新和完善
传统背景下所指定的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要在现有的社会背景和高等教育的全新要求下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确保新的法律法规能够满足当前的社会需求，进而培养出高素质的技术型人才，因此应当对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进行及时更新，更新时还应当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制定法律时应当顺应国家总体发展规划部署，及时调整学校的课程规划，让职业教育紧跟时代的脚步，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的技术型人才，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其次，应当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校企合作中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加以明确，对于合作过程中所需要的费用和场地都要做出明确规定。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证高校和企业的利益，并且将这一合作体系下所能蕴含的价值最大化，进而激发各自的参与积极性，让各个行业都认识到校企合作的益处。
3结语
校企合作机制的产生是实现政府、学校以及企业之间利益共享的重要举措。政府部门应当明确其在校企合作中的权利和义务，调动所有参与者的积极性，从而实现校企合作持续、有效、稳定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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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型教育行政对私立高等教育的管理属于混合类型的教育行政管理。即兼具监督型的行政管理和指导型行政管理，当然又由于历史传统和国情不同而有所侧重。
一、日本对私立高等教育的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教育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普及，日本政府确立了尊重和依靠私立学校的思想，强化私立学校的公共性和公益性，提高私立学校的自主性，以公共性和自主性为原则处理与私立学校的关系。因而，日本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的管理上呈现民主化、法制化的特点，尊重私立高等院校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多采用法制、政策扶持和经费资助的办法进行管理。
1.依法规范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的管理
日本政府的教育法制建设，既重视对私立高等教育的扶持和规范，也重视对政府自身行政管理行为的规范，并依法行使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实施管理。在1946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基础上，1947年颁布《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以这些法律的基本精神为宗旨，1949年制定了私立教育专门法律即《私立学校法》。在该法第一章总则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私立学校的特性是自主性和公共性”，这为政府对私立学校的管理指明了方向。《私立学校法》比过去任何时候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得更加具体、更加完善。该法阐明了私立学校的组织管理及私立学校审议会的设置；明确“所辖厅”的权限，国家和地方对私立学校的补助、监督以及有关处罚等事项。从《私立学校法》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承认和提高了私立高校在公共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私立学校与国立、公立高校相并列，担负起公共教育的责任；在教育行政管理上，限制了对私立学校的权限，其目的在于尊重私学的自主性，给私立高校更多的自；在财政上，明确了对私立高校直接或间接的实行国库补助。《私立学校法》为此后私立高校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日本政府据《私立学校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对私立高等教育实行分级管理体制，即私立的大学、短期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由文部省主管，其他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由都道府县知事主管。其主管权限是：①认可私立学校的开办、停办及变更办学者；②当私立学校违反有关法律、法令，违反主管机构基于法令的命令或停课半年以上时，可令其停办；③要求私立学校提供教育调查统计等方面的报告。
但为加强私立学校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文部省和都道府县知事分别设有咨询机构，如大学设置、学校法人审议会和私立学校审议会。文部大臣在认可私立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科学校开办、停办、变更办学者、变更学校定额以及命令学校关闭时，须预先听取大学设置、学校法人审议会的意见。私立学校审议会就有关上述私立高校以外的私立学校（如私立专修学校）的重要事项，可向都道府县知事提出建议，以供决策之用。私立学校审议会委员由都道府县知事所管辖的私立学校校长、学校法人理事和社会有识之士担任。［1］除了法规规定私立高等院校必须遵守的条款之外，各个私立高等院校在入学制度、学费标准、学位授予等重要事项方面均有各院校自主管理。这就使得日本的私立高等院校入学方式的多样化、学费标准的自主化、办学特色多样化。
2.依法运用经费资助手段鼓励和引导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
为了充实和完善私立大学，日本政府先后根据1970年《日本私学振兴财团法》和《私立学校教职员互助会法》以及1975年颁布的《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等规定的“国家负有援助私立学校的责任”的条款，采取了如下几个方面重要措施：(1)加强对私立大学的援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增加经常费用，一个是提供教学和研究设施补助费。(2)设置日本私立财团的贷款。日本私立振兴财团为了维持和完善私立学校的教学和研究条件，稳定私立学校的运营，对私立学校完善设施和设备所必需的资金实行长期低息贷款。(3)提供税务方面的优惠政策。考虑到私立学校的公益性，除非进行有收益的事业，原则上不用交纳法人税、所得税等国税及居民税。另外，向私立学校捐赠，如果是个人捐赠，将免除此人一定数额的所得税；如果是一般法人捐赠，将在限额内特别加算亏空，对他们从税务方面给予优惠。［2］日本政府对这些补助和拨款措施不仅大大地缓解了私立大学的经费困难，促进了日本私立大学的发展，而且还有效地引导、约束了私立大学的经营活动。运用经费资助手段扶植和支持私立大学的发展，把国家对私立大学的要求同向其提供经费资助结合起来，体现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是日本政府管理私立高校的一大特色。［3］
二、英国对私立高等教育的管理
从英国对私立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历程上看，其管理大体经历了早期的不干预和逐渐加大引导与监督两大阶段。
1.早期的不干预。英国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发源地之一，牛津和剑桥大学既是传统大学的代表，也是私立大学的典范。他们基本上都是长期处于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高度自治的学术团体。即使在19世纪中叶创办的一批以伦敦大学为代表的新型大学———城市学院也都是由富商投资或公众捐办的私立大学。这些大学和学院在英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系统中也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虽然从1881年起，政府陆续开始为这些私立大学和学院中的一部分提供数量不等的资助，1919年政府成立了隶属国家财政部的非行政组织———大学拨款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和对大学的补助，补助金额大体占到这些大学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政府基本不干预这些资金的使用，大学仍然拥有自治权利，并实行学术自由。
2.逐渐加大引导与监督阶段。在教育管理体制上，只有到二战结束前夕的1944年，英国根据国会颁布的《1944年教育法》成立教育部，作为教育部行政首脑的教育大臣“负责监督和领导地方当局有效地执行国家在一切领域内提供各类及综合教育服务的政策”，确立了英国教育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的教育管理体制。
(1)通过改革拨款机制加大引导和控制。二战后，政府基于对大学在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地位的认识，政府大量地增加对大学的拨款；同时政府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利用对大学的拨款有意识地加以引导和控制，使之适应战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此开始，通过加强高等教育立法来达到引导私立高等院校关注和满足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对高技术人才的需要。例如，大学拨款委员会利用战后大学急需基础设施和设备添置的机会，设立了有劳动代表参加的劳动与建设附属委员会，负责评估大学提出的基建计划和费用，并利用资金和建筑标准确立中标者；拨款委员会还通过在政府周期拨款中设置指定拨款项目，用于开发新的科目或保证已有系科的大规模发展，以满足国家各部门提出的培养专门人才问题等。［4］
进入80年代后，不断根据新修定的法律法规，改革拨款机制，强化国家的导向作用。根据《1988年教育改革法》，改革对高等院校的拨款体制，取消了大学拨款委员会，分别设立了由各方代表参加的“大学基金委员会”和“多科技术学院和学院基金委员会”负责经费分配，在经费分配时根据大学提供的教育和从事的研究的情况与大学协商签订合同，并检查使用紧急的效益，以鼓励各院校之间的竞争，这实际上是通过由拨款到竞争分配资金的方式加强了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的干预。根据1992年修订颁布的《继续和高等教育法》，统一拨款机构，由新成立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统一高等院校的拨款，继续将部分拨款与办学质量挂钩，以促使私立院校提高办学效益。
(2)通过立法，成立“公共”高等院校，并扩大其权限，强化与私立高等院校的竞争，以加强政府和社
会的干预。根据1964年颁布的《大学和学院资产法》，陆续新建、升格了一批“公共”的多科技术学院和高等教育学院，并成立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为未被特许为“大学”的其他高等院校颁发学位或其他证书等，促进了公私立高等教育竞争格局的形成。这就是英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的“双重制”。其后，根据《1988年教育改革法》，改革此前的“双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赋予了公共高等学院与“自治大学”相同的独立法人地位，以鼓励各院校之间的竞争等（郝维谦、李连宁，第45－50页)。进入90年代后，根据《继续和高等教育法》，通过统一拨款机构，继续将部分拨款与办学质量挂钩；多科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新大学与老大学均有独立的学位授予权等一系列措施强化竞争，加强政府和企业界等对私立高等院校的监督和控制。［5］这些规定客观上有利于激发私立高等教育的活力，密切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更好地发挥私立高等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3)建立高等教育质量监控制度，强化社会对私立高等教育质量监督。英国政府注意利用社会和市场的力量，严格控制包括私立高等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的质量。在1983年通过“大学副校长委员会”成立了“学术标准工作小组”；1985年，“大学副校长委员会”又委托“高等教育质量研究委员会”制订了一套为大多数高校认可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1989年正式提出“学术审计”概念并成立了学术审计机构；1992年“高等教育基金会”也成立了“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6］1997年，在原先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和英格兰、威尔士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质量评估组的基础上成立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简称“QAA”)。至此，英国有了一个完整系统的、以评估为核心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综上所述，英国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主要通过拨款机制、竞争机制和质量监督机制不断强化对私立高等教育的引导和规范，使之满足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的。
三、对我国政府民办高等教育管理的启示
鉴于当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民办高校民营性的特点等，我国政府对民办高校履行的管理职能总体上应该是以指导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为辅，以指导服务、法律监督为主，以行政监督为辅的“指导———监督”型职能。因此，根据我国国情，参考世界上私立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我国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的管理应做以下一些改进：
1·借鉴日本、英国教育立法技术，构建民办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体系，修订、完善相关教育法律法规，为实施对民办高等教育的依法管理提供法律依据(1)构建民办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依法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我国涉及民办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只是刚刚起步。我国1982年的《宪法》、1995年的《教育法》、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虽然都明确提出了“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但对这些组织和个人举办的民办教育机构的性质、地位等重要问题并没有给予明确界定，导致人们对民办教育认识长期存在着偏差。2002年底，经“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民办教育的专门法律，对民办教育的法律地位、性质、产权、学校设立的条件和办学自等基本问题首次作了明确界定，甚至也对民办学校的合理回报的合法性也给予了肯定；然而该法不但对一些关乎民办学校质量和声誉的关键性问题，如教师的待遇和社会保障等没有涉及，而且在可操作性方面仍待进一步加强。因此，构建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促进民办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依法实施对其的管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与时俱进，不断修订、完善相关教育法律法规，推进依法管理民办高等教育的进程
我国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要借鉴日本等国教育法制建设过程中既重视对私立高等教育的扶持和规范，也重视对政府自身行政管理行为的约束与规范等经验，增加涉及政府管理权限、管理程序等相关约束和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条款和内容，或者另外出台《教育行政管理和教育公务员法》，促使政府依法行使对私立高等教育的管理。
2·借鉴国外政府运用经济手段管理教育的经验，实施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多种形式的经济援助政策，引导其健康发展
目前，国高等教育仅处于大众化的初级阶段，要完成由大众化向普及化高等教育的过渡，必须有民办高等教育参与。然而，目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不仅面临着原始投入不足、办学经费来源单一的经济困境，而且面临个别政府职能部门由于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公益性认识不足而不愿意把其与公办高校同等对待，甚至出现有意刁难民办院校的现象，也从而助长了社会文化对民办院校的不认同心理，这严重制约着民办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7］因此，对我国民办高等院校而言，如果政府能够提供如适度的经常费用补助、教学和设施补助、科研方面的补助以及税收方面的优惠等形式的经济援助，不仅有利于改变其办学经费过于紧张、来源过于单一的局面，更为重要的可能在于提升个别政府部门和社会文化对民办院校的心理认同感，从而为民办院校的生存和发展赢得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广泛的社会心理认同。这样不但会有利于现有民办高校的健康发展，而且也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资于民办高等教育，实现国家、民办高校和社会三方共赢。
3·鼓励、扶持建立健全民办高校自主自律机制，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下，赋予各民办高校与其法人地位相适应的自利
尊重自主、鼓励自律是日本、英国管理私立高等院校的又一策略，而各个私立高等院校内部也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自主自律机制以保证其健康发展。我国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明确要求各民办学校要建立由投资者、教职工代表和社会各界参与的董事会制度。但实际情况是，不但多数院校的董事会中缺乏社会各界的代表，而且有相当一部分院校董事会的集体决策制度和监督制度形同虚设，基本上是投资者个人说了算，这就难以保证学校的办学方向。这也是政府不敢完全下放权利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在竞争日益激烈、创新能力倍受重视的21世纪里，国家的协调控制与民办院校的自律必将逐步让位于国家宏观调控下的以竞争原理为主导的自律性运营模式。这就要求政府，特别是各民办高校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其内部真正建立起自主自律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是一个关系到能否让百姓放心，政府放心、放权的事关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只有这样，政府才会逐步把自主考试招生权、收费标准权等核心自的移交给各个民办院校，各个院校才能根据自己的校情办出特色和竞争力。
关键词：公立高等院校 教师权利 立法现状
我国公立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
公立高校教师法律地位的界定，直接决定着其与学校法律关系的定性，并最终影响其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然而，通过检索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却不难发现我国对公立高校教师在聘任制下的法律地位的定性是模糊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
目前，理论界对我国高校教师的法律定位主要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公立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应定位为劳动者，可以称之为“劳动者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显示，我国公立高校教师是具有专门职业特性的公职人员，可以称之为“公职人员说”。“劳动者说”的根据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法律规定：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第17条。有论者据此认为，教师与学校之间是基于合同的聘任关系，具有合同关系的基本特点，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公立高校的教师已经满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劳动者”这一劳动法律关系主体条件的要求；二是2008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96条的规定。随着聘任制度的实施，劳动法已经将教师纳入了其调整范围，教师应被认定为劳动者。
但“劳动者说”在学界并未获得广泛的认同。首先，其以教师实行聘任制的任用方式作为证明教师应定位为劳动者的论据是不足取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95条规定：“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职位实行聘任制。”因此，我们并不能根据聘任制这样一种针对特殊人员的任用方式来说明被聘者的法律地位。此外，从合同的主体、目的、内容等角度分析，公立高校教师与学校在聘任制下签订的合同也应属于行政合同，而非劳动合同。综上，本文亦不赞成“劳动者说”，而认同“公职人员”说。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教师职业性质看，公立高校的教师应认定为公职人员。虽与义务教育不同，但公立高校执行的教育仍具有明显的给付行政性质。公立高校是我国公立高等教育的执行人，作为其教学任务承担者的公立高校的教师应具有类型于公务员的法律定位。二是从教师工资来源、福利待遇看，公立高校的教师也应被认定为公职人员。从《教师法》第25条、第29条、第30条规定可以看出，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或是比照国家公务员，或是根据法律授权由国务院等相关行政部门强制规定，而非由学校自主规定。三是从法律对违法教师应承担诸多行政责任看，公立高校教师同样应被认定为公职人员。
应当说，将公立高校教师定位为国家公职人员是符合世界各国的立法潮流的。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教育立法，主要发达国家的教育立法大都确认公立学校教师为公务员或公务雇员。而从其经验看，此种定位对于理顺教师与公立高校之间的法律关系，建立健全教师权利保障的机制也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公立高校教师权利保障的立法现状
1.我国公立高校教师的法定权利
从已有的法律规范看，我国教师的法定权利既有宪法规定的一切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有相关教育法规规定的一般职业权利，以及教育法规规定的具体权利。
教师的职业权利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4章第32条至第34条，主要包括：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国家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依法规定教师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国家实行教师资格、职务、聘任制度，通过考核、奖励、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等。而教师的具体权利，亦为教师职业所特有的权利则主要规定在《教师法》第7条。教师主要享有以下6项具体权利：一是教育教学自。二是科学研究权。三是指导评价权。四是获取报酬待遇权。五是民主管理权。六是培养进修权。上述规定主要体现了教师所享有的一些实体性权利，这些权利具有浓重的行业化色彩，突出了教师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除此之外，《教师法》第39条还规定了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申诉权。
2.我国公立高校教师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
从法律渊源考察，有《教育法》这样的教育基本法，也有《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等教育特别法，以及与之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相关政策；从权利保护救济途径上看，涉及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规范，有行政法救济、民法救济、刑法救济等；从权利保护范围上看，既保护教师作为公民的人身权利、物质权利，也保护教师的职业权利、精神权利。
（1）高校教师权益保障的基本原则。我国公立高校教师的权益保障的原则首先体现在《教育法》第4条，“ 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全社会应当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全社会应当尊重教师。”这一规定同样是《教育法》的基本原则，它提出了对全社会尊重教师的法律指引。《高等教育法》第50条亦对高校教师权益保护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国家保护高等学校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合法权益，采取措施改善高等学校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2）高校教师的民法保护。民法保护的是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教育法》第81条规定，侵犯教师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教育法》《教师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规定，教师基于其职业身份可以提起以下民事诉讼：一是确认之诉。二是给付之诉。三是变更之诉。
（3）高校教师的刑法保护。侵犯教师的合法权益，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中通过惩治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侵犯知识产权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以及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侵犯财产等刑事犯罪来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4）高校教师权益的行政法保护。高校教师权益的行政救济途径，可以按照当事人的请求权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行政申诉。高校教师权益的行政法保护程序主要体现在教师的申诉制度上。有关教师申诉权的规定主要体现于《教师法》第39条第1款、第二款之规定，此规定为一项法定申诉制度，具有行政法上的拘束力和执行力。二是行政复议。依照《行政复议法》《教育法》《教师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高校教师有提出教育行政复议的权利，若其依法提出行政复议，教育行政复议机关必须审查，并作出复议决定。三是行政仲裁。1995年8月28日，国家教委的《关于开展加强教育执法及监督试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教育仲裁制度。目前，高校教师因辞职、辞退和履行聘任（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以及依法可以提起仲裁的人才流动争议和其他人事争议可以适用人事争议仲裁的有关规定，但是对于教师福利待遇、进修培训等并未建立相应的仲裁制度。四是行政诉讼。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据此，我国公立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确立了相应的行政主体地位，高校的部分管理行为也被纳入了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范围。在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已愈来愈成为高校教师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救济途径。
我国公立高校教师权利保障的立法评析及其完善
我国公立高校教师权利保障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关立法内容模糊不清，缺乏统一标准。如关于高校教师法律定位仍缺乏明确的规定，直接影响了相关法律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对教师与高校之间的纠纷是否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存在极大的争议；二是规定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如关于申诉制度的规定，由于法律并未对申诉程序、处理机构作出明确规定，而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三是立法分散，缺乏系统性。现有的立法缺乏系统化、配套化，甚至存在法律规范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既让当事人无所适从，亦损害了法律的权威。
为切实加强法律对公立高校教师权利的保障，我们亟需完善教师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体系，通过立法、法律编纂、司法解释、法规配套、废止过时法规等各种途径完善教师合法权益保障法律法规体系。基于现有法律规定和高校教师权益保障的现状，我们亟需推进以下立法工作：
1.明确公立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及其权益
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直接影响到相关法律的使用。如在面临教师与高校的纠纷时，是受行政法律关系的调整，还是受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又如是否适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法律救济程序。根据前面论述，高校教师作为教育给付行政的主要实施者，应在法律地位上被定位为国家公职人员。在具体的操作途径上，可以考虑在立法上“建立一个包含公务员在内的更大概念， 如国家公职人员或国家工作人员等， 以与狭义的劳动者相区别， 并将公立学校教师纳入此新的概念和制度架构。”如此，既可以“保持现有的公务员概念不变， 又能反映公立学校教师是公职而非私职的职业特点， 并据此通过专门教育立法对教师的权利、义务和管理作出相应规范。”此外，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进一步细化关于高校教师权利的规定。
2.建立健全公立高校教师申诉制度
在现有的法律救济途径中，申诉制度是高校教师权利救济的主要途径，但由于申诉程序、处理机构等未作明确的规定，这一制度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当前，应在现有立法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申诉处理机构、申诉的期限、申诉的具体程序规则，以及如不服校内申诉处理决定向教育行政部门或政府提出申诉的具体制度安排等。最终应致力于构建一个合理的教师申诉层级，理顺申诉制度与其他救济制度的关系。
3.补充和完善教师聘任、解聘等法律程序
现有立法对教师聘任、解聘的规定过于简单，导致实践中因聘任、解聘的不合理而引发纠纷的情况多有发生。我们应当遵循公正、民主、合法的原则建立完善的高校教师聘任、解聘等法律程序。在高校教师招聘程序方面：首先，应有国家层面统一立法规定教师聘任的步骤、办法，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其次，高校应设立由校级领导、学科带头人等组成的聘任委员会，明确面试、试教、考核等程序。在解聘教师程序方面：首先，应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公正合法的教师考核办法，对教师的解聘应建立在这一考核结果之上；再次，对教师的解聘应在规定期限内以书面的形式通知本人，教师拥有举行听证的权利，而解聘的最终处理决定应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批准。
4.引入听证制度，落实公立高校教师的民主管理权
听证是公民参与公共决策与公共行政的一种途径，体现了社会的民主性。《教师法》第7条第5项规定了教师的民主管理权，但由于缺乏配套的法律规定，教师这一法定权利并未在现实中得以充分实现。而高校作为公务法人，其部分管理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性质，其制定或出台的相关规章制度或重大改革举措或重大具体管理行为又极有可能与教师的权益密切相关。因此，为充分实现教师的民主管理权利，实现高校教师管理的民主法治化，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高校在制定或出台与教师权益相关的规章制度或实施重大具体管理行为时应引入听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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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翁岳生.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29）.
[5]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08.
[6]《行政复议法》（1999年）第1条.
一、高校学生处分权的性质
所谓高校对学生的处分是指高校在法律法规授权下，依据法定是由和法定程序对违反高等教育行政法规（包括各校制定的校纪校规）的学生追究责任的一种执法行为，实践中表现为对学生相应权利的限制和剥夺。[1
高校作为法人的一种，拥有办学自和对学生的管理权，而高校对学生的处分权是高校学生管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学生处分权在法律上的性质，目前学界大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高校学生处分权是大学的自。“高等学校处分权”是国家授予学校的一项权利，是学校依据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做出影响学生权益的权利。另一种认为高校学生处分是一种行政处罚或行政制裁。“学生处分，又称学校纪律处分，是指学校依据教育法律或其内部管理制度对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的一种行政制裁”。[2要分析高校学生处分权的性质应从其来源和实际价值二方面来认定。首先，从来源看，高校对学生的处分权来自于法律、法规的授权。《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享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的处分。《高等教育法》第41条进一步明确高等学校的校长有权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因此，高校对学生的处分权是一种来自于法律、法规的授权行政行为。其次，从其实际价值来看，高校处分权的实施是通过限制一部分违纪学生的权利来实现良好教学秩序的建立的目标，从而保障大部分学生的受教育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学生处分权是为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而让渡给高校对其实施管理的的一种行政性权力。
二、高校学生处分权和学生权利冲突的法理分析
人类的需求是一切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人类的个体需求，产生个别的社会现象，人类共同的需求，则导致整体的社会现象。人类个体对自身追求利益和自由选择利益的需求导致了权利的产生；而人类对自身追求利益和自由选择利益的环境平安和秩序的需求则使得人们集体让渡出他们自身权利的一部分汇聚成一种公权强制力，从而导致了权力的出现。权力产生之后，一旦个体发生权利滥行或无制约任时，权力即会否定个体利益的追求从而限制个体权利。权力只保护被所有社会个体共同利益相容的个体利益追求行为。权力的这一特性，是和每个社会个体让渡自身部分权利形成权力的初衷不完全一致的。[3另一方面，权力形成后客观上存在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性。正是由于权力和权利在产生及行使机制上具有不同特征使二者之间极易形成冲突。[4高校学生处分权作为一种法律、行政法规授予的行政性权力，其设定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实现个体学生的受教育权。良好的教学秩序是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和学校办学目标的前提。受教育权的实现除受个体天资或身体条件的限制外，还要受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的制约。受教育权的公共性质，突出地表现在公民间权利实现的相互制约，也就是说任何人受教育权的实现都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受教育权为代价。所以，为保护教学秩序而设定的高校学生处分权势必和学生个体权利发生冲突。加之，法律通常无法对权力内容范围及其操作过程细化至泾谓分明。我国教育法规非凡是高等教育法规不完善，配套立法严重滞后。以《高等教育法》为例，条例中留有授权性的规定，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等等。但在实施中，这些“国家有关规定”，行为所依之“法”的制定并没有及时跟上，导致实践中行为主体因没有统一明确、具体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范而各行其是。而且现有规范漏洞较多，用语不够严谨。对已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和修订不及时，明显的法律缺陷和漏洞得不到及时弥补。此外，教育法律法规多数属于宣言性立法，较多为原则性规范，没有多少程序性规范，致使法律规定难以收到实效。立法的缺陷以及高校行政的泛化，影响法律法规的执行，使本来具有易腐性、扩张性及对权利的侵犯性的高校学生处分权缺乏严格的约束。
三、高校学生处分权和学生权利冲突的平衡机制
高校学生处分权和学生权利的冲突根本上源于权力和权利之间无休止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使得人类社会的活动趋于非理性化和混乱状态，所以必须寻求解决冲突的平衡机制。要平衡高校学生处分权和学生权利的冲突必须通过法律对两者进行明确的界定和规范摘要：
首先要约束权力的任意扩张，必须坚持高校学生处分权设定法定和法律保留原则。即高校学生处分权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范围内进行，高校不能自行创定处分的条件、范围、种类。而涉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项应由最高权力机关以法律的形式来设定，行政机关及高校不得自行规定。高校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规定，制定相应的、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校内规范性文件以适应学校管理的需要。但校内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必须和法律法规的规定相一致，不能抵触。否则应属无效。
其次要约束权力行使者任意扩张权力及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权力滥行，必须坚持高校学生处分程序正当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
最后在对作为权力的高校学生处分权作出界定和规范的同时，对学生权利也要给予必要的限定摘要：必须限制和公共利益不一致的个体权利追求，即学生个体权利的追求和校园正常的教学秩序维护必须相一致；必须限制个体权利的无制约性，学生权利的行使应该有一定的限度，不得超出校园正常教学秩序应有的范畴，否则将受到高校学生处分权的相应制约。对于学生权利建立充分救济的同时也应给予必要的限制，建立“先行行政复议”，对于高校学生处分事项的纠纷，应先行纳入行政复议范畴。维其如此才能既维护学生的基本权益又保证校园正常的教学秩序。
参考文献
[1周叶中，周佑勇主编，高等教育行政执法新问题探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摘要:247
[2王洪成，有关学生处分新问题的法律分析[J山东教育科研，2001，(2)
关键词:高职教育;法律课程;探索创新;旅游法规
高职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推动我国高等教学的不断发展与改革的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值得当今教育界关注并思考的领域之一。尤其对于法律课程而言，在我国全国各地区，只有极少数的高职院校开设了法律课程，这足以表明法律课程的高要求与高标准性。因此，加强对高职教育法律课程的探索与创新，不仅可以很好的对法律课程的教学方式、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实践等各方面进行科学的改革，还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高职教育法律课程的不断发展。
一、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开设法律课程的目标与意义
旅游管理专业是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迅猛发展而建立的一个新型学科。该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旅游管理专业知识，较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较强的综合职业能力，能在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事业单位从事旅游管理工作的高级人才。高职教育的目标是“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这就要求教学内容应符合产业岗位的需求。《旅游政策与法规》课程是旅游管理专业的核心技术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在知识目标方面，学生可以掌握旅游法律关系和旅游企业经营管理的法律制度，了解与旅游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处理问题能力方面，一是让学生分清旅游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达到运用所学旅游法规知识分析旅游业实践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二是提高学生依法分析问题、解决旅游纠纷的能力。同时《旅游政策与法规》课程也是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的必考科目之一。由此可知，旅游管理专业开设相关法律课程会让学生具备更强的综合职业能力。
二、高职院校有关《旅游法规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现状
(一)改变教学目标使其符合实际教学
部分高校教学目标的设置太过于笼统，有些甚至与实际的教学内容之间没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同时教学内容的计划与制定也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只是对法律知识有了初步的皮毛了解，这是不可取的。在高职院校的法律课程教学中，其更注重的是一种将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因此对于一些法律法规的解读与分析是较为概括的，并不是很具体。在《旅游法规与政策》的解读中，法律专业的学生主要是为了了解该项《旅游法规》的基本法条内容，了解从旅游者、旅游机构、旅游服务合同、旅游安全以及旅游纠纷处理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法律条款，并能够将其应用于实际案例的操作与处理中。
(二)改善高校教学时运用的法律知识与技能
在高职院校的法律课程教学中，会涉及到各类不同的法律法规，学生对此不仅要有个全面的认知框架，还需对其中基础的、应用范围广泛的几大类法律法规有更为细致的了解，以此才能更好的进行实际的应用与操作。这时就需要教师的引导式教学，教师只有在合理的安排好教学计划，设置科学的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进行系统化的学习。
三、高职院校关于对《旅游法规与政策》课程的探索与创新
(一)根据教学目标合理的设计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高职院校法律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设计出科学的教学内容，才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进行法律专业的学习与发展。高职院校法律专业的学生未来大多数都是以法律为主要就业方向的，因此教学内容的设计应主要以法律专业知识为核心，适当的配以必要的法律实务课程，以此来加强学生的综合运用与实践能力。如在《旅游法规与政策》这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教学内容主要应围绕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主，适当辅以一些地方性法规，如《江苏省旅游条例》或是《南京市旅游条例》等。
(二)将课堂交给学生，使其掌握课堂节奏
在将教学内容进行全面的改革之外，还需对教学方法进行一定的创新。在传统的高职法律课程的教学中，课堂上实行的都是“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学生只有跟着教师的节奏与步伐进行学习。这种被动式的学习模式在当今多元化、自主化的学习环境中越来越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与发展。因此，在当今的法律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课堂的主导权交给学生，让学生体验一把引导学习的感觉，并可以采取分组团体学习的方式，使其在自主引导课堂学习节奏的过程中也能懂得团结合作的精神。尤其是在学习有关旅游法规及其政策这部分的法律法规时，教师也可以举行一次模拟法庭训练，将学生分为三组，一组为原告旅游者，一组为被告旅游机构，另一组则担当法官、书记员等角色，以此来模拟一下当旅游者遇到旅游纠纷时的法庭审理状况，使其更切实的了解到旅游法规与政策的基本内涵与意义。
［参考文献］
［1］由力．高职教育法律课程的探索与创新［J］．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09－17．
［2］邓映红．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旅游政策法规＞课程教学改革探析［J］．现代教育管理，2013－12－04．
［3］包大明．旅游政策与法规课程教学方法探析［J］．辽宁高职学报，2015－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