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7 08:50:1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城市发展动力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甘肃省位于我国西北部，全省面积42.58万平方公里，人口2577.55万，现辖14市州。近几年来甘肃省城市化发展迅速快速发展首先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甘肃省位于西北五省的区域中心。新亚欧大陆桥横贯全境，是西北交通、通信枢纽；其次，农牧业资源独特。甘肃人均耕地为2.66亩，居全国第6位。草原面积2.49亿亩，占土地总面积的31.7%，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第三，矿产和能源资源富集。已探明储量的矿种为98种，其中，镍、钴、硒、铂等10种矿产的储量居全国第1位；第四，旅游资源丰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对外开放局面正在形成，甘肃省城市化率迅速增大，城市化的发展直接促进了甘肃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变。
二、城市化发展趋势下西部高校发展的驱动力研究，基于J高校的个案分析
驱动力之一：城市化进程要求高等教育普及化。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重要的经济要素和生产要素，以科技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方式，逐渐取代了原始的粗放型生产方式，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化。而创新人才的知识积累，能力的培养，综合素质的提高，主要形成于学校教育阶段，尤其是高层次的教育阶段。1999年在全国普通高校扩大招生的形势下，甘肃省高校积极扩大办学规模，使得在校大学生数迅速膨胀，大学生入学率稳步提高，大大缓解了甘肃省人才匮乏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
以J高校为例，这所高校是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一所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由兰州市原有的一所知名的专科类院校改建而成的，虽然升为本科院校时间不长，但是其前身具有悠久的历史。该校始建于1958年，建立之时就是一所普通的专科类院校，1962年曾被并入同省一所本科院校，1978年又独立恢复招生，一直到2006年被教育部批准成立更名，升格为本科院校。建校初期，学校专业不足10余个，学生也不足千人，教师只有不足百人，但是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占地面积700余亩，校舍建筑面积39.69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4.5亿元，教学仪器设备值9100万元，图书馆藏纸质图书76.2万册，电子图书13.5万册，中外文学术期刊2365种，电子期刊8500余种。学校现有教职工1097人，学校现设17个二级学院，有甘肃省城市发展研究院等16个研究院（所）。有各类本专科专业73个，全日制在校学生14332人。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通过增进人类知识、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演进而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的发展又为高等教育提供了物质支撑和新的需求，新的技术和文化需求又对高等教育产生拉力，拉动高等教育不断推陈出新，创新技术更新知识以适应城市化需求，更先进的技术和技能又以更高的人力资本提升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推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升级演进，升级后的城市化又以更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更强劲的需求推动高等教育经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甚至是普及化发展。
驱动力之二：城市化发展趋势下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需求。
新世纪的高等教育，面临着愈来愈接近市场变化的改革。一方面国家根据科教兴国和教育要适度超前发展的决策精神，加大教育投资，扩大高校办学规模，挖掘办学潜力，改革和完善招生制度，不断扩大招生，使大学成为更开放的大学；另一方面，国家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将高等学校推向市场，实行高等教育有偿服务。为了适应这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J高校就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化改革：
（一）继续深化学校院系设置与管理机制的改革
学校在升本后不久先后合并了同省两所颇具名气的大中专院校，学校在升本后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对学校一些部门进行了整合，行政部门由原来的科一级单位升为处一级单位，根据分管的内容不同，分别设有各科室主管不同的主要业务；教学院系分别有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城市经济与旅游文化学院、教育学院、幼儿师范学院、社会管理学院、传媒学院、数学学院、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培黎工程技术学院、培黎石油工程学院、培黎职业技术学院、音乐学院、体育学院、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17个二级学院；每个学院又分别下设各自的教研中心、管理中心；科研单位目前有甘肃省城市发展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甘肃方言研究所、信息技术教育与应用研究所、城市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教师教育研究所、绿色化学实验室与教育研究所、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机械检测与故障诊断研究所等10个研究所；教学教辅单位有教授委员会、教学督导委员会、档案馆、图书馆、信息网络中心、《甘肃高师学报》编辑部、附中（实验中专）、校医院、实训中心、21职业技能鉴定所、心理咨询中心等11个部门。
（二）不断转变传统教育理念，改革学科专业设置
目前学校有各类本、专科专业73个，其中本科专业29个，专业设置涵盖文学、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工学和社会科学等8个学科门类。2006年起，学校面向全国14个省（市、区）招生。2006年，学校首次开设汉语言文学、英语、音乐学、经济学、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等六个本科专业；2007年新开设新闻学、社会工作、历史学、体育教育、物理学、化学、艺术设计、思想政治教育、计算机科学教育等9个本科专业；2008年又新开设教育技术学、小学教育、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5个本科专业；2009年再次开设对外汉语、播音与主持艺术、焊接技术与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交通运输等5个本科专业；2010年，学前教育、地理科学、城市规划、化学工程与工艺4个专业开始招生，实现了29个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的全面招生。
（三）以人为本，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师资队伍
1.完善职称和学历结构。根据学校2009-2010学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显示：学校目前有教职工人数1097人，其中专任教师692人，占教职工总数的62%；专任教师中教授51人（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高级实验师等）238人，讲师（实验师、工程师、助理研究员等）295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含在读）65人、具有硕士学位教师（含在读）361人；副高职称以上教师占专人教师的41.8%，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60.12%。
2.改善学缘结构。经过笔者统计了解，学校教师来自211院校的有103人，来自985院校的87人，其他普通高校665人，本校历年留校人员242人，其中大多数教师都是来自于同省其他的一些兄弟院校，省外其他高校和211、985院校教师所占比例严重偏少。
2015年10月24日―25日，由经济日报社指导、《经济》杂志社主办的全球智慧城市（北京）高峰论坛暨百城百企经济技术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该论坛以“城市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为主题，采用“政府参与、政策扶持、市场运作”的模式，旨在加强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企业、项目与金融的结合，创新智慧城市发展模式，营造良好的“互联网+城市”氛围，破解智慧城市建设项目落地和融资难困境，同时也向读者呈现一份《经济》杂志精心酝酿了3年的智慧城市答卷。
回顾
2008年IBM率先提出“智慧的地球”这一理念，进而引发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
2012年11月22日，住建部办公厅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附文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正式开启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申报审批工作。同年12月，《经济》特刊《绿色中国》以“智慧城市如何‘致惠’”为题进行了封面报道，为读者提前揭开智慧城市的神秘面纱。
2013年1月29日，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公布，随后，《经济》记者就相关问题对住建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副司长郭理桥进行了专访，并独家报道了其4月10日的智慧城市创建任务书编制培训会。
2013年5月，《经济》杂志特别策划了“智慧城市深度观察”系列报道，并以“什么是智慧城市”、“为什么要建设智慧城市”、“怎样建设智慧城市”为题，进行了《智慧城市如何打造》的封面报道。
2013年6月4日―5日，由湖南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省住建厅及湖南行政学院联合主办的“全省提升推进新型城镇化能力专题培训班”在长沙举行，《经济》杂志作为特邀媒体进行独家报道。
2013年7月，《经济》杂志对湖南省株洲云龙示范区进行一线调研，就其智慧城市建设和“两型”社会发展情况，对株洲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蔡典维进行了专访。
2013年10月，《经济》杂志受邀参加在海南万宁举行的“全球智慧城市高峰论坛筹备会”，并就万宁智慧城市建设情况对万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东屿进行了采访。
2014年初，在前期报道的基础上，《经济》杂志社开始筹备《智慧城市》专刊的制作，经过3个月的努力，2014年4月，《智慧城市》专刊第1期顺利出版，得到业界的高度认可。
2014年6月16日，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创新日在四川崇州启动，作为联合实验室媒体成员，《经济》杂志全程参与报道，与崇州市时任书记赵浩宇、时任副市长刘荣华进行座谈，并对崇州市市长助理叶志俊进行了采访。
同月，2014第二届智慧城市高端沙龙在北京举办，《经济》杂志作为唯一报道媒体在会议上发言，介绍了媒体对智慧城市的关注重点和建设建议。
2014年9月3日，作为第三届信息化创新克拉玛依国际学术论坛暨首届智慧社区高峰论坛会刊合作媒体，《经济》杂志受邀参会并对会议进行了全面报道。
2014年9月底，《经济》杂志联合《经济日报》内参编辑部对吉林辽源市进行了为期5天的调研采访，深入了解其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困难，并对辽源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金育辉进行了专访。
2014年10月，中国（上海）国际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博览会举行，作为博览会官方媒体，《经济》杂志全程参与报道，并对与会城市代表进行了采访，聆听他们对智慧城市的独特见解。
2015年1月，《经济》杂志协助经济日报社内参编辑部共同完成《智慧城市建设要更多体现安全应急管理》一稿，并刊登于2015年《经济内参》，后以《用“智慧”保障城市安全运行》为题公开发表于《经济日报》。
2015年1月31日，由《经济》杂志主办、中经互联（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办的智慧城市智库沙龙2015宏观走势分析交流会在经济日报社召开，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原副主任杨京英、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鄂尔多斯数智办副主任武玉平、IBM（中国）智慧城市首席顾问文金言、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唐斯斯等参加会议并发表观点。
2015年2月初，智慧城市2014年度试点现场答辩会于北京召开，作为唯一受邀媒体，《经济》杂志对会议进行了跟踪报道，并通过采访数位申报试点城市的代表以及评审专家，为读者全景展现了答辩会现场。
2015年4月开始，《经济》记者对安徽阜阳太和县、山东威海市、山西大同市等智慧城市试点进行了密集调研采访，结合前期对吉林辽源市，安徽合肥高新区、霍山县，陕西杨凌示范区，湖南株洲云龙示范区等50多个地方的调研结果，完成稿件《进展缓慢，智慧城市哪里受阻？》，并得到新浪网、中国经济网、中国网、腾讯网、搜狐、网易等多家媒体转载。
关键词：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动力系统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02-03-0007-02
皖江城市带，包含安徽“八百里皖江”地带的合肥、芜湖、马鞍山、安庆、滁州、池州、铜陵、宣城8个地级市全境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2010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安徽沿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我国经济运行处在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和短周期弱复苏的交织阶段，结构性矛盾突出，运行风险增加，经济进入新常态。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发展也矛盾重重，经济快速增长的不确定因素还依然存在。进入新常态之后，皖江城市带该如何寻找新动力，构建县域经济发展新动力的机制，促进经济结构的持续发展，是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1 皖江城市带县域发展动力机制构建
1.1 内在驱动力
1.1.1 资源驱动 （1）矿产资源。感谢皖江城市带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拥有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铜陵是中国铜都，丰富的矿产资源，能蛭皖江城市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支撑；（2）生态资源。皖江城市带生态资源良好，安庆、池州等地是国家级森林城市，境内拥有九华山、天柱山、花亭湖等一大批名山秀水，良好的生态资源，可以为皖江城市带现代农业的发展和旅游业的发展奠定支撑；（3）旅游资源。皖江城市带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拥有一大批风景秀丽的自然资源，包括天柱山、九华山等风光旖旎的5A名胜风景区。与此同时，皖江城市带还有一大批文化遗产，如黄梅戏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遗产资源，能够使皖江城市带发展旅游产业，壮大县域经济发展。
1.1.2 要素驱动 皖江城市带内在发展具有一定的要素驱动潜力，合芜蚌自主改革试验区的芜湖、合肥创新实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合肥成为国家综合科技中心，技术创新能力强。境内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一大批国内知名高等学府，人才聚集。另外土地资源也十分丰富，奠定了要素基础。
1.1.3 改革驱动 经济进入新常态皖江城市带各地级市政府不断下放行政审批权力，为各地区政府拥有更多的审批权力，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与此同时，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简化登记程序，并且优化外贸发展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在金融创新体制改革方面，创新林业金融产品的风险防控，支持企业上市融资，有效地解决了企业的资金难题。
1.2 投资动力 皖江城市带不断加大投资，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效益。机器人、智能语音、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聚基地的发展投资，京东方10.5代线、康宁玻璃、晶合30.5cm（12英寸）晶圆等投资聚集等，使得皖江城市带经济迅速发展。2015年，皖江示范区生产总值达14 639.3亿元，增长9.6%；引进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到位资金5 891.5亿元，增长14.3%；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5.3亿美元，增长12.3%，大大超过2010年皖江城市带获批时确立的目标。
1.3 市场动力 消费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在实体经济发展不振的情况之下，消费萎靡实体经济发展困难，所以必须要充分的挖掘市场潜力，通过市场动力和市场开拓，为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皖江城市带人口2 000余万，经济总量接近1.5万亿，市场潜力巨大。从目前来说，皖江城市带市场动力的挖掘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业，改造传统的流通业态，对目前的物流设施和物流中心进行整体改造，建设区域性中心的物流城市，将皖江城市带的主要产品通过物流中心，储存发放。与此同时，加强对重点项目的推荐，尤其是皖江城市带旅游产品和技术产品的推荐，可以通过主持召开相关的会议推介皖江城市带的主要产品，与此同时，打造皖江城市带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强化对旅游产品的营销，打通旅游产品的市场。另外，皖江城市带还可以通过网络途径加强对皖江城市带产品的营销，可以通过培育各类电商主体、网络渠道，打通皖江城市带企业主要产品的营销渠道。
1.4 人才动力 人才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只有拥有高素质的人才，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的发展才有良好的智力支撑，才能为皖江城市带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建言献策，促进企业技术改造推进制度创新，为皖江城市带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撑。到2015年，皖江示范区的人力资源总量由2010年的2 127万人增长到2 500万人，人才资源总量增长到335万人，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超过11a，人才素质大幅提升。
1.5 创新动力 近年来皖江城市带已经形成了装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黑色冶金及有色金属业、汽车及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生物医药等一批有规模和特色的产业。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合肥综合国家科技中心、中国科技大学等一大批创新实验在皖江城市带具备良好创新潜力。
2 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新动力机制的运作模式
在立足内在驱动力的基础之上，通过投资刺激，市场牵引，创新驱动，人才牵动，资源拉动五个动力系统，全面推进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的发展（图1）。
在投资刺激上，立足于目前皖江城市带重点工程项目，加大对重点工程项目的投资，同时在市政工程，交通投资等方面下功夫为皖江城市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通过发展投资刺激相关产业，带动经济的发展。
在市场牵引上，充分地发挥市场对于经济刺激的作用，通过加大对皖江城市带旅游产品和市场产品的宣传和推荐，促进产品的营销。与此同时，通过网络渠道，鼓励企业发展电子商务，通过网络渠道，拓宽企业产品的营销。另外，皖江城市带还需要建立物流中心，通过区域性物流中心，将皖江城市带企业的产品运送到全国各地，促进产品营销，开拓产品市场。
在创新驱动上，鼓励企业全方位的进行技术改造，加强企业的创新力量。鼓励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和院士工作站，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为企业的创新添砖加瓦。另外对于新兴的创新创业项目，皖江城市带政府应该要给予全力支持，通过企业创新孵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在人才牵动上，要引进高层次人才，同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通过财政资金支持，鼓励技术创新，与此同时，强化人才服务和人才的吸引，并在职称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给予支持。
在资源拉动上，就是充分的发挥目前皖江城市带的土地资源和生态资源，在立足于现有产业结构的基础之上，合理征地拆迁，为工业的发展，腾出更多的工业用地。并且立足于现在的生态资源加快发展现代旅游业，为皖江城市带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支撑。
3 结语
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的发展，是皖江城市带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安徽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在经济步入新常态之下，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动力，以促进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苗苗，韩玉刚，毕学成.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竞争力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论析[J].宿州学院学报，2015（02）：27-31.
[2]胡庆十，毕学成，毕学进.皖江城市带文化创意产业战略定位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8）：83-85.
[3]毕学成，毕学进，唐泽天.皖江城市带城市居民幸福感评价研究[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35-41.
[4]毕学成，胡庆十，毕学进.皖江城市带现代物流网络体系的构建研究[J].皖西学院学报，2012（06）：74-79.
[5]沈惊宏，孟德友，陆玉麒.皖江城市带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空间差异分析[J].经济地理，2012（03）：43-49.
各方互动 共同探讨未来城市崭新格局
整场论坛在政协副主席董恒宇先生热情洋溢的欢迎辞中拉开帷幕。他首先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随后，他介绍了鄂尔多斯在快速发展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生态方面的诸多问题。他指出，为了更快更好可持续地建设城市，就需要确立生态文明时代新的思维方式，由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绿色经济发展方式。他表示本次论坛的召开将会帮助鄂尔多斯更稳定健康地发展，也会对经济模式转型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带来更多思考和启发。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陆雄文院长在随后的致辞中深刻地指出在探讨鄂尔多斯发展奇迹和神话的时候，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更为深入的背景下，如何总结发展经验、分享管理知识、传播前沿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他表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商学院，一直致力于将管理教育研究同国家商业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无论是商学院的学生还是普通的企业家，都须具备借鉴西方国家以及重视西部发展的战略眼光。陆院长表示，未来十年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十年，因此，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组织本次论坛旨在汇集更多的顶尖专家、学者、企业家，搭建起东西方交流的合作平台，希望通过多方的共同努力，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随后，中国经营报社副总编辑吴刚先生、星河湾副总裁梁上燕女士、鄂尔多斯商会会长郗树森先生也分别从举办此次论坛的意义、鄂尔多斯从过去到未来的演变以及企业家应有的精神角度作了精彩的开幕致辞。整场论坛在充满思辨和启迪的演讲中隆重开启。
精彩演讲 深入剖析城市发展各方各面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在探寻自己的道路，在中国未来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能否脱离全球化的一般逻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呢?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星河湾中国经营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周汉民先生首先以“国际化视角看中国城市发展未来趋势”为题，对此展开了精彩阐述。他提出理想的城市模式应当具备六大特质：必须以人为本：坚持科技创新；坚持文化多元，做到生态友好：强调合作共赢：同时面向未来。他在发言别强调，社会的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类更幸福地生活。同时，我们需要明白城市的发展也是依托世界的发展趋势的，因此我们在关注自身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全球格局的发展。
陆雄文院长则把关注的目光放在“民营经济发展与西部崛起”方面。他认为：“整个西部是中国民营经济非常薄弱的地区，但是鄂尔多斯是个奇迹，它证明了民营经济的推动能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西部崛起必须鼓励私人资本到西部来，这将会构成西部崛起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的重要动力。”
陆院长还提出了四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规划是什么?原本推动鄂尔多斯经济取得成就的模式在新的发展契机面前，应该坚持还是有所创新?如何保持推进鄂尔多斯经济成长的企业家队伍的发展势头?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充足的人才储备?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解答，陆院长特别强调了优秀的管理人才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民营经济将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论坛中，中国人民银行总部党委委员兼金融服务一部主任冯菊平则从金融角度出发，以“在西部建立金融中心的优势与劣势”为题，阐述了自己对于金融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的看法。清华大学教授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魏杰、星河湾集团董事副总裁梁上燕、分别就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星河湾与鄂尔多斯的关系发表了各自的主题演讲。
智慧碰撞 把脉鄂尔多斯未来发展模式
鄂尔多斯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部城市未来发展之路的走向。如何建设区域经济中心、盘活各项资源、鼓励民间资本的发展和繁荣、转型现有经济模式、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让中国城市的未来更为光明，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各方专家的关注和重视。
深圳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阚治东先生针对“政策导向与鄂尔多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星浩资本总裁赵汉忠就“民间资本如何实现对接全球金融资本”这一主题展开阐述。
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1年我国农村人口7.96亿人，农村劳动力4.91亿人，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为1.43亿人，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村劳动力0．26亿人，从事农业劳动的有3．4亿人。运用劳动力合理负担耕地法测算，我国农业部门仅需要劳动力1．96亿人，因此，现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1.44亿人。这是个绝对的静态的数据。考虑出生人口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城市发展对耕地占用和沙漠化对耕地的吞食，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年还将以600万人左右的速度递增。可见，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转移任务十分艰巨。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践来看，我国已形成了一种多渠道、多元化的转移局面，但现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诸多困难。
（一）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迅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明显减弱。其主要原因是：（1）乡镇企业在发展初期，资本有机构成低，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弹性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加剧，迫使乡镇企业采用新技术、更新设备，从而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弹性下降。（2）“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导致乡镇企业布局分散，产业结构不合理。据统计，我国乡镇企业的92％分布在农村，7％分布在建制镇，1％分布在县城或县以上城市。这种分散的布局阻碍乡镇企业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战略转变，同时也使乡镇企业丧失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力，无法带动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制约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3）乡镇企业自身增长速度放慢，吸纳劳动力人数减少。由于短缺经济的存在、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僵化以及国家政策的优惠，我国乡镇企业在初期得以长足发展。但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乡镇企业发展遇到重重困难，增长速度逐年下滑，增长乏力。相应地，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逐年下降。
（二）城市难以再大规模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大中城市曾经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劳动力不仅自身获得了收益，也推动了城市的繁荣。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改革，城市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从而难以再大规模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原因是：（1）城市本身就业压力日益增大。我国传统的城市就业制度，使城市中隐藏着大量的隐性失业者。随着市场就业制度的逐步实施，隐性失业日益显性化。2001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登记失业人数为681万人。往后，随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国有企业将有更多隐性失业者被释放出来并流入就业市场。同时，国家行政机构的改革和事业单位的调整也将释放几百万分流人员。2004年有280万高校毕业生毕业，以后每年毕业人数将比这个数字更大，其中绝大部分竞争城市就业岗位。城市严重的就业压力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空间日益缩小。（2）“城市病”日趋严重。我国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的“城市病”，即由于城市的外部成本承担主体不明，城市对人口的吸收过度，超过其规模，从而出现人口稠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和环境污染。由于受投资主体和资源的限制，我国城市规模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扩张，“城市病”将日趋严重。“城市病”的存在客观上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成为城市的受欢迎者。
（三）农业内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开发农业后备资源和实施农业产业化，可以吸纳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但现阶段这种通过农业内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我国农业后备资源丰富，有宜农荒地5.3亿亩，宜林荒山荒地11．7亿亩，可利用的草原33．7亿亩，可利用的养殖水域0.34亿亩。对它们进行开发既可增加农业收入，又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但是开发成本很高。限于国家财力，在较长时期内国家难以支付巨额资金来开发农业后备资源。开发农业后备资源的见效期较长、收益率低，私人也没有动力大力投资于开发。通过向农业的广度发展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渠道在较长时期内并不畅通。实施农业产业化延长农业产业链，可以吸纳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方面，农产品深加工和精加工环节吸纳一些劳动力；另一方面，加工后的运输、销售环节又吸纳一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产业化要以企业为龙头，由于受资金、市场、人才等问题的困扰，目前龙头企业发展很不理想。此外，农业产业化所需投资较大，预期收益不确定，农村劳动力对从事农业产业化有畏惧心理。故农业产业化在许多地区只能停留在概念的层面上。
二、发展小城镇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途径
面对上述困难，如何实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呢？大力发展小城镇，走“二元社会结构”向“三元社会结构”转变的道路，不失为一种符合中国特色的战略选择。
（一）发展小城镇有利于低成本、高效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镇技术含量和资本有机构成低，从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所需就业费用和城市基础设施费用也低。据有关专家测算，大城市要安排一个劳动力仅生产方面的投资就需要1．5万元，而小城镇只需要0.4万元。可见，相同的资源，小城镇可发挥更大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效用。小城镇与农村之间距离也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入小城镇面临的转移成本和就业风险小。另外，进入大中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往往感到陌生、盲目或受到歧视，承担的心理压力沉重。而小城镇与农村联系密切，并且小城镇居民大多数是离开农村土地不久的农民，有着共同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容易相互接触沟通，因而劳动力转移的心理压力较小。
（二）发展小城镇有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强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我国乡镇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镇企业布局过度分散。布局分散导致乡镇企业之间缺乏分工协作、产业结构雷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也使乡镇企业难以正确了解市场，致使它们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利润减少、竞争力下降。发展小城镇，提高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能够吸引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集中于小城镇的乡镇企业可利用便利的通讯、信息和交通降低其生产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发挥出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从而扩大其就业容量。此外，小城镇建设本身能够有效地推动建筑业、工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建成后的小城镇居民收入提高、消费扩大又可扩大乡镇企业产品需求市场。据研究，乡镇企业适度集中于小城镇，发挥出关联产业的乘数效应后，可使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扩大30％～50％。
（三）发展小城镇有利于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增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具有第一、二产业不能比拟的优势，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对就业人员素质要求弹性大，吸纳的就业人数多，发展所需的投资少。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以一定人口的聚集和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而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人口居住分散，经济收入低，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小城镇发展将直接推动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其一，随着小城镇发展，分散居住的农村人口不断向小城镇聚集，增加对电力、交通、供水、餐饮、娱乐、商业及社区服务等需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其二，随着小城镇发展，小城镇连接大中城市和广大农村的桥梁作用日益加强，从而促进农产品交易市场、农村资金市场及肥料和农药等农用产品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三、积极发展小城镇，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一）加快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的吸引力
1．合理布局，科学规划。宏观上小城镇布局要合理。建设小城镇时，要有总体规划，即结合各个区域的实际情况，诸如区位、人口、资源、交通、通讯、经济结构特点以及市场未来前景等，有重点、有选择地建设小城镇。防止出现“齐头并进、一哄而上、遍地开花”的状况。不顾实情，片面追求小城镇数量扩张，只会导致布局混乱，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微观上小城镇自身建设要科学规划。小城镇在制定建设规划时，要做到规模适度、功能齐全、分区合理、环境优美、交通便利。规划要坚持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使之既结合现有实际条件，具有可操作性，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长远性，为今后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或向小城市转变留下余地。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程度是衡量城镇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仅可以使小城镇吸引更多投资和居住人口，而且可以直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小城镇基础设施薄弱。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是资金问题。政府财力有限，单独由政府来搞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不现实。应本着“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把基础设施建设引向市场，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多元化投资机制。
（二）发展小城镇经济，提高小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力
1．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促进小城镇经济发展。小城镇建设与乡镇企业发展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小城镇是乡镇企业的载体，乡镇企业是小城镇的经济基础。集中于小城镇的乡镇企业通过享用城镇基础设施和企业间的分工协作，有效地发挥出聚集效应，最终形成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小城镇经济发展。如何引导分散的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呢？首先，政府要加大支持力度，制定有关优惠政策引导乡镇企业集中于小城镇；其次，在小城镇区域范围内建设有特色的工业小区，并实施有效措施引导乡镇企业进区集中。
2．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小城镇产业升级。小城镇产业结构不合理、层次低，必然导致小城镇经济增长缓慢，阻碍城镇功能的正常发挥，降低小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大力调整小城镇产业结构，促进小城镇产业升级。（1）建立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相适应的小城镇工业体系。小城镇应把工业发展重点放在农产品深加工和精加工方面，杜绝脱离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盲目发展和与城市雷同的产业。（2）培育主导产业。小城镇要根据本地的资源优势、经济水平和区位特点等大力培育有地方特色的主导产业，帮助城镇整体经济发展。（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小城镇工业体系的发展和城镇人口的增加必将形成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因此，应大力发展小城镇第三产业，特别是为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服务的新兴服务行业。第三产业的兴起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三）深化体制改革，清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的障碍
1．改革户籍制度。转移到小城镇的农民，如果仍然是农业户籍，就不能与非农业户籍居民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就业等，农民就失去了转移的积极性。要使小城镇真正能吸引和稳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改革户籍制度。从长远来看，必须完全废除现行户籍制度，但户籍制度的改革应是渐进式的，以免对城镇冲击过大。现阶段各地方政府应按照国务院2001年10月批转的《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加快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凡在小城镇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的人员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籍，原先城镇拥有非农户籍的人员也登记为城镇常住户籍，这样便形成一元化的户籍登记制度。
一、生产业集聚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内涵与外延。
生产业是为生产领域提供服务的产业，根据我国统计局2011年第三次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生产业大致包括：“F批发和零售业”、“G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I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J金融业”、“K房地产业”、“L租赁和商务服务业”、“M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微笑曲线价值链两端的研发与营销都是生产业。生产作为中间投入，在参与生产过程、激活要素市场、加快要素重组等方面促进创新，从而实现降低生产成本、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目的。
（二）生产业集聚机理。
生产业最重要的特性是其集聚性。服务业比工业呈现出更高的地理集中度。克鲁格曼（Krugman,1991）认为，“在当今的世界，最突出的地方化的例子事实上是基于服务业的，而不是制造业”.在现实经济中，部分生产业区位基尼系数甚至接近于零，如美国的哈特福德是保险城、芝加哥是期货交易中心等。生产业集聚与工业集聚具有共性，即追求共同的劳动力市场、知识溢出与产业关联，但是生产业比工业对于信息传递更加敏感，信息传递速度、保真度以及传递成本将极大地影响服务竞争力。因此，生产业更倾向于集聚，追求面对面的接触，以更好地传递隐性知识。服务业集聚，一是提高集群知名度，方便客户搜索服务供应者；二是共享高级办公室设施、高级交通与通信设施，彰显地位；三是形成更有效的社会网络，传播创新成果；四是相互之间可以很快相互模仿，改善激励机制。
生产难以远距离传输，处于服务业集群之外的企业迫于被淘汰的压力，会追随各地客户迁往集聚区，形成集聚中心或次中心。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部分对成本敏感而不需要面对面接触的生产业会迁往郊区，譬如金融数据后台服务。生产业集聚是主要形态，离散是补充形态，华尔街、中关村不会因为信息技术进步而离散。
（三）生产业区位论。
生产业以集聚为主要组织方式。但是，不同的生产业却因其性质而倾向于在不同的区位集聚。譬如，金融业对信息要求非常高，金融企业倾向于在CBD集聚，与金融相关联的会计、法律等商务服务业也倾向于在CBD集聚；物流业对海港、空港、公路、铁路枢纽等基础设施具有依赖性，因此，物流业经常集聚在这些交通基础设施的周围；科技服务业对高级人才与知识供应的要求高，而高级人才对生活舒适度、生态环境等具有较高的要求，因此，科技服务业经常集聚在高校集中、环境优美、生活便利的生态区域。譬如，美国硅谷以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知名大学为依托。
二、东莞生产业集聚发展特质分析
（一）金融集聚作用有待提高，外资金融、直接融资的发展潜力有待挖掘。
东莞金融布局基本上与生产总值正相关，布局问题不大，但金融核心区的集聚与区域关联作用尚未建立。东莞金融业集群的主导企业为本土银行，服务市场主体为外商投资企业与我国的港澳台企业。但是，众多的外企由于财务在外，在东莞很难向本土银行融资。因此融服务供给与需求主体脱节，外资金融机构在东莞金融集群中的地位和作用亟待提高。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本市场发达，直接融资占优。随着东莞资本市场的发展，东莞证券公司或者一些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将在东莞金融集群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主导作用。吸引海外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创司进驻东莞，是东莞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一大路径。而东莞资源散布于镇街，工业资源、商业资源、物流资源、会展资源、文化资源等各种资源需要整合，这对资本并购市场提出了很大的需求。
（二）信息服务业供给落后于需求，软件建设落后于硬件建设。
信息设备制造业是东莞的主导产业，但在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上远远未能跟得上社会需求，也落后于广州、深圳等兄弟城市。东莞正在建设石龙e-town、数字大朗、数字虎门港、无线松山湖等特色信息服务业集群，这些集群根据自身的区位、工业基础与市场需求构建，积极有效地促进了社会通信网络建设，促进了工业化、服务化的进程。但是，这些数字园区的建设更注重的是信息服务业的硬件建设上（系统集成和网络服务等），而对于信息服务业的软件（主要指信息内容产业）却未能跟上。东莞当前大力建设信息服务园区的同时，结合知识教育、文化创意、数据资讯处理等服务业，大力发展信息内容产业是必须要注意的。
（三）港口物流发展落后，镇街会展品牌不突出。
物流方面，东莞拥有虎门港口，又具有充足的货源，其发展具有天然优势。但由于虎门港的延迟开发，东莞的物流业市场由香港、深圳、广州瓜分。东莞物流业处于幼稚期，行业标准缺乏，物流公司多以运输业务为主，运输业内竞争秩序较乱。东莞物流业集群分三撮，以市区为中心的城市物流、以虎门港为中心的国际物流、以常平为中心的铁路物流，物流布局基本合理。但是，物流集群发展不均衡，尤其是虎门港的国际物流滞后；会展方面，东莞理应根据自身产业资源与市场，打造“华南工业展览之都”.当前会展集群分布在市中心和厚街，布局基本合理。工业镇区一镇一展，镇区展会品牌营销应该更加努力，打造著名镇区的会展品牌，譬如，虎门服交会可以再上档次，建设高层次的展览馆。镇区会展资源存在空置现象，应该进行整合，共享会展资源。
（四）松山湖科技服务集聚度有待提高，人才集聚度有待提高。
与广州、深圳相比，东莞科技服务业并不发达。东莞加工贸易企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论文格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东莞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但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新兴战略产业发展，对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也提供了市场需求。目前，东莞的科技资源过于集中在市区，但市区的高校资源并不丰富。松山湖集聚了东莞理工学院等众多的研究机构，但对科技服务业的集聚作用，尤其是科技创新与高校的合作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要进一步集聚高级科研人才，东莞就必须改善吸引高级人才的区位因子，着力改善松山湖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交通，以更好地通过高级人才的流动传播与吸收新的知识，满足高新人才对广州、深圳的归属感，让更多的高级人才在松山湖安居乐业。
（五）文化内容生产上较为薄弱，国际营销力度不够。
由文化荒漠到文化新城，再到如今的文化名城，东莞在文化建设上可谓迎头赶上。东莞在文化建设的硬件投资上可以赶速度，但在文化内容的生产上还有待加强。这一方面需要调动广大市民的文化创作的积极性，一方面需要吸引更多高层次文化人才进莞，生产精神产品。另一方面，东莞文化产品的国际营销不足。东莞是世界工厂，但其文化在国际上并不为市场知晓。东莞文化集群建设需要根据东莞镇街特色元素、新莞人元素、港澳台元素，创建属于东莞的、更属于世界的东莞文化。
（六）服务市场不完善，外包人才、外包企业稀缺。
服务外包是服务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交易方式。东莞的产业基础决定了东莞服务外包的定位：以服务于区内企业的在岸外包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近岸外包为主、以欧美日的离岸外包为辅。东莞服务外包的优势体现在其区位、成本、产业集群，廉价的房地产、人工成本、产业集群是吸引服务外包的主要区位因子，而劣势体现在市场体系还不完善，服务业水平不高，缺少能够承接近岸外包、离岸外包的面向区外的服务企业，面向区外的服务人才供应更是不足；另一方面，东莞市内的中小企业对于服务发包的需求较低。这决定了东莞的服务外包在城市群的竞争中将发展较慢。当前，东莞服务外包企业20多家，规模小，产业处于萌芽阶段。东莞服务外包的发展将是个长期过程，随着服务市场完善，随着懂得英语和国际经营规则的服务人才不断集聚，东莞将以成本洼地优势承接海外的外包服务，带动海内企业的服务外包。
三、国内外中心城市生产业集聚发展的经验与借鉴
在城市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制造业逐渐下降、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逐渐上升是必然趋势。通过对纽约、伦敦、东京、中国香港、首尔等先行成功城市通过集聚发展生产业，促进城市转型升级的经验或教训进行总结，以更好地发挥后发优势，参与城市竞争。
（一）房地产价格上升、工资上涨与货币升值等市场手段转移制造业。
房地产价格的上升，迫使占地广的大型制造业离开纽约、伦敦等中心城市。工资上涨、货币升值，也迫使发达城市将制造业外包到海外。以东京为例，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以后，日元大幅升值、东京地价飚升，加剧了制造业的衰退与转移，东京大量的工厂变成公寓、停车场或者写字楼。市场手段把一些竞争实力弱的工业企业转移出中心城市，一些工业企业破产，为生产业发展腾出空间；一些工业企业保留下来，通过技术进步、管理改善等方式对抗成本上升，这些工业企业成功转型升级。
（二）拥有港口，通过航运、贸易、金融联动转型升级。
纽约在上世纪50年代后，制造业开始衰退，但在1950~1980年，纽约的生产业快速发展。伦敦在上世纪60年代制造业开始向郊区转移，在七八十年代则向市外、海外转移。东京、中国香港重复着相同的路径，只是时间上更晚一些。但是，制造业衰退以后，这些城市并不因此而衰退，这得益于其历史上的生产业基础。纽约、东京、香港等都拥有优良海港，通过航运带动贸易，通过贸易带动金融、商务服务业等服务业的集聚式发展；而底特律、匹兹堡分别以汽车、钢铁冶金产业为主导，但两个城市的生产过于专业化，经济结构单一。当制造业衰退以后，不能补充经济增长的力量，城市转型失败，随之衰退。另外，底特律、匹兹堡处于内陆地区，区位不具有优势，难以通过贸易带动生产起飞。[ LunWenData.Com]
（三）人才供应充裕，科技、文化底蕴雄厚。
生产业以脑力劳动为主，对受教育程度高的高级人才需求旺盛。纽约有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等，伦敦有伦敦大学、伦敦帝国学院等，东京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香港有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旧金山也有旧金山大学和附近“硅谷”的智力支持。这些城市还是时尚潮流的发源地，文化创意产业发达，高尚的文化生活同样吸引了高级人才在城市集聚。
（四）保留部分制造业，制造业腹地规模决定城市功能等级。
生产业是为生产企业提供服务的，由于隐性知识传递、面对面交流的需要，生产业与生产企业在空间上具有依赖性，保持一定的近距离。例如，纽约还保留着服装、出版印刷和其它小型产品的制造，这些产业与文化产业紧密关联，需要紧贴市场。东京还保留着出版、时装等开发型和试产型的机械工业，这些机械工业对技术咨询、风险投资、信息服务等生产具有巨大需求。由于房地价、工资的上涨而迁出城市以外的制造业，将形成生产业的市场腹地。迁出的地理范围大小，决定了生产业的市场腹地的空间大小，也决定了城市的功能等级。纽约、伦敦、东京的制造业向全球外包，因此生产的市场腹地覆盖全球，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与控制、管理中心。
（五）通过区域专业化，集聚发展服务业。
产业集聚是经济发展的空间有效组织形式。商业街、金融街、大学城等都是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形式。曼哈顿是纽约最重要的金融企业、商业机构所在地，华尔街分布在曼哈顿下城，商业机构分布在曼哈顿中城。伦敦最大的金融中心是伦敦城，它又被称为“一平方英里”,银行数居世界城市之首，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保险中心，伦敦股票交易所是世界四大股票交易所之一。日本的主要公司集聚在东京的千代区、中央区和港区等地；千代区和中央区分别设有日本银行和东京股票交易所；市中心的丸之内是东京银行最集中的地方，乐町区的剧场和游乐场所最多，银座区的商业因世界百货总汇而闻名。
四、东莞生产业集聚发展的具体思路
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把生产业推上经济史舞台。东莞政府也充分认识到发展生产业的重要性，大力支持发展生产业。东莞政府在2009年《关于加快发展生产业的实施意见》（东府办〔2009〕5号）。意见提出，“结合东莞实际，重点发展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物流会展、科技服务、文化创意、外包服务等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尝试借鉴发达城市生产业的经验与教训，对东莞集聚发展生产业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推动金融自由化，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与科技金融。
集群是种公共产品，集群发展需要政府搭建舞台。对于金融集群来说，同样需要政府的规划、建设。东莞政府正在规划建设CBD,将发挥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东莞推动金融集聚，可以在以下方面着手：第一，大力推动金融自由化。东莞是我国加工贸易转型试点城市，这需要金融创新的支持。金融创新需要金融自由化，要减少对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的限制。第二，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与科技金融，推动虎门港的物流金融与松山湖的创新投资业集群建设。第三，总部建设、商务服务业与金融集聚在空间上高度关联，吸引公司总部、商务服务业与金融业集群共居。第四，制定相关政策，充分发挥外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在金融集群中的主导作用。
（二）大力发展信息业，实行新型工业化与新型服务化。
信息服务业从硬件到软件，对于工业、服务业或者农业的效益提升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譬如，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东莞利用后发优势，利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与服务化，实行新型工业化与新型服务化至关重要。东莞信息服务业发展，可以在以下方面给与政策支持：第一，工业镇街利用支柱工业集群对信息服务的需求，利用信息服务改善工业生产流程、升级产品。第二，利用工业园区的既有空间布局，建设信息园区。第三，除了发展信息服务的硬件设施以外，更要大力发展信息内容产业。第四，整合众多分散的无线园区，重点发展数字虎门港与数字松山湖。
（三）高起点建设虎门港，打造珠三角东岸的会展走廊。
物流、会展能够带来国际贸易、国际结算、商务服务等一大串关联产业的兴旺。东莞定位为珠三角新兴物流城市，谋求以港兴城，这项战略是英明的。东莞要在物流会展业上有所作为，应当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第一，高起点建设虎门港，与全球港口联网，同时与周边镇区关联，与广州、深圳等周边城市的港口群展开合作，在上中下游之间加强投入—产出联系，同时错位经营，专业化生产。第二，加快发展保税物流，促进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第三，制定物流业标准，规范业内竞争秩序，整合中小物流企业。第四，加大镇街会展品牌的营销力度，整合镇街会展资源。第五，整合香港、深圳、广州的会展资源，打造珠三角东岸的会展走廊。
（四）提高松山湖对科技服务业的集聚度，创新镇区工业科技。
松山湖高新区在东莞转型升级中起着引擎的作用，但其科技资源集聚与科技创新能力发挥还不够。东莞以集聚方式推动科技服务业发展，建议：第一，镇街利用其工业基础，发展相应的工业科技创新，鼓励有条件的镇街设立科技服务业专项资金。第二，提高松山湖对科技服务业的集聚度。科技服务业布局与高校相关联。当前东莞高校主要布局在松山湖，科技服务业也应该集聚在松山湖。应当改善松山湖与广州、深圳的交通；改善松山湖的高级社区生活，使之更加时尚、艺术、现代化；加大松山湖对高级人才、高校、科研机构的集聚力度。第三，加快与港澳台、欧美日等科技服务机构的合作步伐，引进、研发适用技术，鼓励二次创新。
（五）融合东莞特色文化元素，争取申报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
在打造文化新城的前十年间，东莞在文化产业硬件设施如博物馆、图书馆等建设很快。今后十年，东莞文化产业发展更应该集聚发展文化内容产业。建议：第一，利用国家政策支持，兴建文化产业园区，争取申报国家级的文化产业园区。第二，结合东莞本身的特色文化元素，发展特色文化产业，融入新莞人、港澳台商人、外商等元素，大力加强东莞特色文化的国际营销力度，建设港台商人文化生活区。第三，激发社区基层的文化创意与文化创作的热情，吸引高级文化人才进入东莞。第四，结合东莞的产业特色和人文资源，重点发展动漫、印刷等产业类和民间民俗类、生态旅游类、收藏类文化会展产业。
一、发展适宜性实践的形成动因
（一）社会动因――信息化社会提出的新要求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由工业时代进入了信息化社会。“面对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美国的世界头号强国地位遭到威胁，加上社会危机和不断的种族冲突，美国人又一次将问题的症结归于教育。”这就促使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和各种教育机构去思考，究竟什么样的学前教育课程对儿童的发展是适宜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为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需要，美国开始了一场全面的教育改革浪潮，这也成了发展适宜性实践形成的社会动因。
（二）政策动因――《国家在危急中》及对高质量教育的要求
美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育改革开端于美国政府于1983年的《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教育改革调查报告。“该报告通过对全国的学校教育状况长达18个月的调查，向美国教育部长指出，美国处在危急中，不仅表现为美国的工业、商业、科学、技术方面已经失去了世界领先地位，还表现在教育质量的急剧下降。”此后，“政府、社会团体开始系统反思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教育，开始了以整体性、综合性为特点的教育改革运动。这场综合性的教育改革“涉及教育标准、课程结构、师资培养等方面，其目标是实施高质量教育，培养高质量的人才。”[5]如何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在此政策背景下，基于大量有关学前干预方案长期效果的研究发现，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早期教育工作者及政策制定者对于早期教育以及课程模式的兴趣复苏”[6]，全教协会作为美国最具领导权的、致力于确保幼儿获得高质量教育的民间幼儿教育组织，也加入了这场探索实践中，积极地寻求高质量幼儿教育及其实践的涵义，并于1986年了《0―8岁儿童早期教育方案中的发展适宜性实践》的声明，对发展适宜性实践进行界定，并在1987年出书对其课程进行阐释。
（三）教育动因――对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质疑
1973年～1982年的10年间对美国高中毕业生的考试成绩的统计分析，显示学生的学业成绩大幅下降，这引起了美国全社会的忧虑和关切。由此，引发了美国教育改革中提升学业成绩的价值取向。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为了能够通过教育改革来促进学生学业成就的提高并赶上其他国家的科技发展，美国兴起了“回归基础”运动，同时“学前教育逐渐被认为是小学教育的一个适宜的开端” ，这就导致了幼儿教育领域直接教学模式的复苏，强调知识价值取向，传统的读写算教学重新占领幼儿课堂，幼儿教育出现严重小学化倾向。“但向低龄的幼儿进行学科教学，或者教授游泳、体操或者芭蕾，是一种不正确的教育；我们会将他们置于一种遭受短期压力与长期人格损害的毫无益处的危险境地之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种早期指导具有持久益处，却有相当重要的证据证明它将带来持久的不利影响。”因此，“学前教育在巩固60―70年代的教育成果的基础上，开始对学前教育的涵义、地位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及探讨，并开始了在学前教育领域的全方位的改革。”为了凸现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学教育的差别，反对早期教育中出现过多的学业压力，全教协会认为建立一套幼儿园教育质量评定标准是很有必要的，否则诸如“使用发展适宜性活动或材料”的说法就显得太过宽泛，引发歧义，这是发展适宜性实践得以形成的教育动因。
（四）理论动因――理论界对发展性课程有效性的研究
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就存在四个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分别是：人文主义者、社会效能论者、发展论者以及社会改善论者，“四个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为谁能控制美国公立学校的课程而展开竞争。”“在早期教育领域，这种关于课程控制权的斗争主要发生在发展论者和社会效能论者之间。”坚持社会效能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关注与学业成就有关的方面，而坚持发展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则关注儿童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的论战中，“早期教育领域支持发展性课程的倡导者从‘防御’转向‘主动出击’”。“大卫・韦卡特（David Powell Weikart）及其同事根据那些通过科学研究得到的可以测量的结果证实了发展取向的早期教育课程方案所带来的好处，同时从社会的成本收益高度标榜这些研究结果，成功地把这种发展性教育方法和社会的技术准则联系起来。”这种策略成功地取得了政策制定者以及公立学校决策者的支持，并为发展适宜性实践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动因。
二、发展适宜性实践的演变历程
在发展适宜性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共经历了三次修订，并出版了相应的著作作为标志。本研究根据发展适宜性实践的形成及三次修订将其演变过程归纳成三个阶段：
（一）探索阶段（1986年―1996年）：年龄适宜性和个体适宜性
基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前教育领域对高质量幼儿教育的呼求，全教协会于1986年提出了“发展适宜性实践”的概念，1987年，全教协会出版了休・布里德坎普（Sue Bredekamp）所著的《0―8岁早期教育中的发展适宜性课程》一书。此书的出版在学前教育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1987年出版到1996年再版了12次，成为美国早期教育工作者最受欢迎的指导性参考资料之一，并有美国早期教育的“绿色圣经”之称。
该书在课程、成人与儿童互动、家庭与教育机构的关系以及儿童发展评估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原则。在书中，休・布里德坎普指出“发展适宜性”包括“年龄的适宜性”和“个体的适宜性”两个纬度[16]。年龄适宜性，即“幼儿的生理、心理、社会性及认知的发展都具有顺序性与阶段性，幼儿教师需要根据幼儿的具体发展阶段来设计学习环境、安排学习内容与教学方法”；个体适宜性，即“每一位幼儿的身心发展都会受到成长的环境、人格特质、学习方式、家庭等因素的影响，从而造成幼儿之间的个别差异。”为此，全教协会将儿童的年龄阶段划分为：零岁至三岁、三岁、四岁至五岁、五岁至八岁等四个阶段，还明确指出其理论建立在两个方面：其一，幼儿通过具体的、游戏导向的方式进行学习最有效；其二，幼儿园课程应随时修改以符合幼儿的需要，而不是去要求幼儿调整自己以适应某一特定课程。即着重强调和关注了“年龄适宜性”和“个体适宜性”两个方面。
此阶段的发展适宜性实践坚持以“追求高质量的幼儿教育”为目标，强调儿童发展过程中的适宜性，但是对适宜性的维度的论述却遭受了很多质疑。维恩（Wien，1995）将1987年版发展适宜性实践课程面临的质疑归纳为两类：“一类认为发展适宜性实践将主流文化作为所有儿童的标准，忽视了其他文化价值和标准；另一类则认为发展适宜性实践的诸多教育建议缺乏包容性。”有关1987年版发展适宜性实践的质疑，都成为全教协会在1997年对其进行修订的根据。
（二）发展阶段（1996年―2009年）：文化适宜性
20世纪60年代，发展心理学家在开发早期教育实验性课程方案的研究工作占据领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对于维果斯基的兴趣高涨，这刺激了心理学家去探索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激发了教育工作者去考察维果斯基有关发展和学习的看法对他们教学实践的启示。此外，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生态学观点也促使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开始关注环境以至于文化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87年《0―8岁儿童早期教育方案中的发展适宜性实践》立场声明以后，发展理论与早期课程方案的关系得到了确认。”“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关于发展理论和早期教育课程之间的关系却受到了强烈挑战，这导致了全教协会对‘发展适宜性实践’立场声明的重新修订。”
1996年全教协会开始了对发展适宜性实践的修订工作，这是关于发展适宜性实践的立场声明进行的第一次重大修订。全教协会于1997年出版了布里德坎普和科普尔合著的《0―8岁早期儿童教育项目中的发展适宜性实践》（修订版）。此次修订的过程中将“文化适宜性”单独列出，指出“发展和学习是在多元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并受到多元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在1987年版的发展适宜性实践书中，文化差异性被归为个体差异性的一部分[24。1997年的立场声明认识到有必要澄清和解决一些发展适宜性实践受到关注的问题，并有必要“更加清晰地表达全教协会的立场，以使得精力不再浪费在争论对显而易见的问题进行无效争论上，而是在对真正的不同观点的探讨上”。但这并不意味着立场声明要制止质疑和争论，而是意识到了这种争论对领域内的专业知识的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是对争论的鼓励。
经过修订的1997年版将幼儿年龄阶段划分为零岁至三岁、三岁至五岁、五岁至八岁三个阶段，修订版将“发展适宜性”的维度增加成三个：“年龄适宜性”、“个体适宜性”和“文化适宜性”。强调发展适宜性的理论要建立在三种知识之上：幼儿发展和学习适宜性方面的知识；关于幼儿个体差异方面的知识；关于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有关儿童的发展和学习的知识指与年龄有关的人类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可以对活动、材料、互动或者经验进行普遍的推测。这种知识应该是健康的、安全的、有趣的、可以完成的，同时对儿童来说也是具有挑战性的。有关群体中每个孩子的力量、兴趣和需要的知识，用来适应个体差异，并对不可避免的个体差异做出反应。有关儿童生活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知识，用来确保儿童的学习经验对儿童来说是有意义的，相互联系的，并且尊重了参与其中的儿童和他们的家庭。
1987年版和1997年修订版发展适宜性实践最大的不同是后者承认和强调了儿童发展和学习所处的文化背景的重要性。至此发展适宜性实践在其发展适宜性的维度上得以全面发展，同时在此修订版中，作者也强调了教师是决策制定者及幼儿的目标兼备挑战性和可实现性。
（三）完善阶段（2009年以后―至今）：缩小学业差距
发展适宜性实践对自身的最近一次修订是在2009年。随着公立学校角色的被关注和对缩小学业差距的持续的呼求，再加上全教协会在2005年对识别高质量项目的关键内容的儿童早期项目标准（Early Childhood Program Standards）的修订，“为了保证能够和全教协会的实践指导原则协同，用早期项目标准指导早期教育发展适宜性实践，全教协会对发展适宜性实践的修订已经迫在眉睫。”
2009年全教协会出版了科普尔和布里德坎普合著的《0―8岁早期儿童教育项目中的发展适宜性实践》（第三版）。在该书中，发展适宜性实践课程主要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卓越和平等。学业差距的存在不是因为儿童在哪些方面的缺失，而是因为他们缺少学习的机会。尽管现实强调是责任性和学习差异导致了某些课堂中的不适宜的实践并在早期教育工作者之中引起关注，但是为儿童提供学习机会很久以来就已经被证明能够改善所有儿童的生活机会。第二，意向性和有效性。好的早期教育工作者不仅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充满对其实践的意向性，而且会关注这些决策的结果。当前有关早期教育价值的普遍认识以及国家财政支持的学前项目的开发，几乎都是来自对学前教育短期和长期的对儿童发展的有效性的研究结果。秉持对学习和发展结果（只要它们是正确的）的责任性实际上就是发展适宜性实践课程对所有儿童的承诺的践行。第三，连续性和发展性。正如人类的发展是连续性和发展性的统一一样，所有项目的设计也都该遵循这一原则。因此，在此次修订中坚持了一些理念，如：面向全体儿童，承认游戏的价值，尊重对个体和文化差异的回应以及与家庭的合作关系。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变化与发展，如：基于有效实践扩展知识的范围，改善课程、教学和评价。此外，书中还指出我们在面对从游戏到结构化课程的支持和质疑的时候应该更加的精确和清晰。第四，乐趣与学习。在新的知识观和变化的背景下修订我们的实践课程时，我们反复提到贯穿我们工作的核心价值：毫无疑问，对早期教育和保育的一个重要的和正统的关注就是帮助儿童在变成有创造性和负责任的成人时，我们也希望他们的童年是充满乐趣的。在整个发展适宜性实践课程中，我们都在为儿童创造一个安全的、养育的和支持的环境以让他们经历童年独一无二的乐趣。
发展适宜性实践的产生与发展是美国社会政治背景和教育领域的不断实践及理论研究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全教协会作为致力于提供高质量幼儿教育的组织机构不断探索和实践幼儿教育课程模式的产物。美国的政策背景和理论研究为发展适宜性实践提供了形成与发展的动力，全教协会的推动是发展适宜性实践得以发展的保障。从20世纪80年代全教协会提出发展适宜性实践声明到如今，发展适宜性实践历经了近30年的发展与修订，发展适宜性实践已成为美国几乎所有托幼机构的教育实践指南，且受到世界各国幼教界的重视。发展适宜性实践在发展的过程中值得被我们学习并择其精华为我所用，但是正如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Michael Sadler）所言：“我们不能随意地漫步在世界教育制度之林，就像小孩逛花园一样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一朵花，再从另一堆中采一些叶子，然后指望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家里的土壤中便会拥有一个有生命的植物。”因此，在对发展适宜性实践借鉴的过程中，应紧密结合借鉴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及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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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现实中却因存在不同程度的“忽视同步”而造成交流动力不足，这些目的不同的“交流”，别说“同步发展、逐步均衡”的初衷难见端倪，即使“一方拉动”的低层目标也无从谈起。只有尽快清晰并夯实这一同步发展的平台，城乡学校交流所期望的“赏心悦目”才会得以呈现。
“同步发展”让彼此产生“同步示范”的创新需求。一是同步创新“示范岗位”，充分挖掘各自的现有资源，让参与者在交流过程中有机会展示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可以充分体验交流实践的别样情趣，也可以及时吸取对口学校以及师生的意见和建议，让各自学校现有或者正在形成的优质教育资源更具特色，进而可以吸引到更多优秀者自愿加入其中，让没有参与的教师也可以同步感受其中的魅力。二是同步培育 “示范团队”，在交流过程中注意通过“师徒结对”、“特别工作室”等方式打造引领范围更广的“示范团队”，通过不同形式的交流实践活动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加快各自学校中优秀群体的成长过程，壮大优秀资源的生成总量，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区域均衡。
“同步发展”让彼此拥有“同步鉴赏”的体验热情。一是同步拓展“特色橱窗”，将交流实践当成不可多得的鉴赏窗口，将目光放在各自引以自豪的特色工程、特色素养上，既可以近距离接触和感染新的环境和师生，也可以在充分体验新同事、新施教对象、新教学环境的新鲜反馈，同步优化已经形成的“品牌项目”，同步完善正在形成的“特色创建”。二是同步丰富“成长视窗”，为同步促进各自学校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交流实践中应该携手为其开通 “成长特别窗口”，让他们多一些机会去近距离接触到城乡不同模式的课堂、不同风格的教师、不同理念的管理，多一些渠道去接触各自学校的优秀教育资讯，充分经历博采众长、去伪存真的自主成长历程。三是同步拓展“优化渠道”，交流过程中应携手开展不同形式的反馈交流活动，既要同步分析彼此发展中实际存在的“短板”和“长板”，从不同角度审视各自的优劣状况，加快各自“取长补短”的速度，又要检讨师生彼此对不同教育环境、不同施教模式的实际适应能力，对“水土不服”和“南橘北枳”现象的即时分析和把握，及时提高优秀教育资源的生成成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