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7 08:50:1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竞技体育意义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中图分类号：G8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2-0263-03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关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问题已成为研究热点，但研究多侧重体育体制改革的意义、目标、运行机制等，较少涉及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方面的研究。因此，从体制成本的层面对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概念界定、内容构成、相互关系和优化评价等问题进行探讨，对我国竞技体育持续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体制与竞技体育体制
新制度经济学派樊纲、盛洪、刘世锦、汪洪涛、陈维、卢现祥等学者认为：体制就经济学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一种公共产品，其供给、需求和均衡都是社会总体实现的；它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体系；研究体制必然关注成本，而注重成本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检验其效益，所以在体制改革中体制成本与效益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图1）。
体育体制是体育管理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是实现体育总目标的组织保证。世界各国依据本国国情和管理权限的归属把体育体制分为政府管理型、社会管理型和政府社会结合型三种类型。［1］竞技体育体制在体育体制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是负责竞技体育事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的隶属关系、责任范围和制度策略，以及其运行方式、管理方法和控制手段的统一体系。
2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界定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的界定有很多：有学者认为它是在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利益格局变动所造成的矛盾、冲突、以及给改革所带来的阻力，使国民收入受到的损失［2］；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指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支出，包括人、财、物等经济的投入，还包括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非经济因素［3］；还有学者认为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就是改革的社会代价，即体育体制改革的社会代价与社会改革消耗的成本是相通的［4］。综合上述观点可以认为：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是在体育体制改革的计划、实施、运行过程中的投入及社会成员因利益调整而付出的社会代价。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效益是竞技体育改革过程中，个体、单位或社会因体制的变迁所取得的效果和利益，由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与竞技体育经济效益组成。第一，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主要表现在竞技运动员各种体育赛事中展现的“更快、更高、更强“和"更真、更善、更美”体育风采对增强人们体育参与意识、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建设精神文明等方面的作用。第二，竞技体育经济效益。它是指人们在体育赛事、体育用品或体育债券等经济活动中所消耗和占用的一定的社会劳动与所取得的体育劳动成果的比较。［5］
3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主要内容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的主要内容有：1) 体育体制改革准备阶段的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宣传成本。信息成本是指对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竞技体育的管理体系、资源投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利益主体结构及国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运行模式的调研和剖析的费用。宣传成本是提高人们对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体制的弊端和新体制的优势的认识，使原体制下的利益主体接受和实施体育体制改革的投入。决策成本是通过对竞技体育体制的各因素分析后，然后经过决策机构论证，并决定实施推广的所有投入。2)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过渡阶段的体制摩擦成本、体制脱节的真空陷阱成本、体制公共性的搭便车成本、权力介入的寻租成本。摩擦成本是因为有竞技体育行政放权让利与市场机制的矛盾；靠市场与找市场的矛盾；运动项目中心与单项运动协会的管办矛盾等因利益的调整而给予补偿的投入。真空陷阱成本是当新体制还没建立而原体制又失去作用而造成经济和生活的混乱，需用于人们的稳定所支出的费用。搭便车成本是因原体制的部分成员没有参与改革，但受到改革的效益，而使新体制的改革增量超过预计成本的投入。寻租成本是竞技体育向运动协会实体化的市场管理转化过程中存在的“吃体制双轨饭”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如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具有双重身份，即是事业单位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有具有经济实体的性质而进行竞技体育的事业经营和企业经营，这种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经营中必然出现寻租现象。3)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完善阶段成本。它是当新体制如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正常运行后，为了确立改革后该体制的合法性和规范其体制组织结构与运行方式的费用（图2）。
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侧重公益性，其主要内容：1) 政治效益。在国际体育实践活动中，竞技体育是人民外交的重要手段，是外交的先行官，如我国的“乒乓外交”、东德与西德的统一、朝鲜与韩国共同组队参加奥运会等。2) 育人效益。竞技体育是造就人全面、协调、完善发展的重要手段，具有促进人的社会化的作用。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进入竞技体育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into sport）和通过竞技体育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via sport），通过不同阶段的竞技体育活动来教育年轻一代。3) 文化效益。竞技体育是一种庄严肃穆的礼仪庆典的文化；是记录人类潜能的人体文化；是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规范文化；是提高审美意识的情感文化，是体现现代城市现代化水准的体育建筑文化。［6］其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7］各种体育赛事的成绩对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对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对培养人社会意识和心理素质，激发聪明才智的作用。
竞技体育经济效益侧重产业性，其主要内容：1) 以体育健身娱乐、体育竞赛表演和体育培养与培训为主的体育本体产业经济效益。［8］2) 体育本体产业外相关产业的经济效益。依据曹可强博士的研究,体育产业与其他行业有一定的关联度（表1）［9］，从而产生间接的经济效益。
本体产业外相关产业主要有：实体相关产业，如体育用品、器材设备、体育服装等以体育为重要资源和手段进行生产和服务的部门经济效益；体育延伸产业，如体育与其他行业形成的体育彩票业、体育信息传播业、体育广告业、体育金融保险业、体育经纪业、体育商业服务业等在体育周围形成综合网络的部门效益；体育边缘产业，即为实现体育产业目标服务的综合服务部门如餐饮业、交通旅游业、体育建筑业、体育场地服务业等等；他们的形成、完善和发展，将有助于竞技体育的经济效益的提高。
4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关系
研究表明,改革越抓得早,工作质量越高,成本就越低,效益就越好。［10］其相互关系一，改革成本与效益的货币计算的数学关系，收益是成本的函数,即效益=收益/成本。依据刘世锦博士体制效益的研究，成本与效益有三种衡量方式。假定SE是体制效益，SR是体制收益，SC是体制成本。第一种，有体制与无体制的比较。用公式表达：SE=（TR―PR）/SC=SR/SC式中TR代表生产过程的全部产出，PR是无体制收益。第二种，同种条件下两种体制的效率比较。假定有两种体制A与B，若有TRA/SC大于TRB/SC时，则SEA >SEB。。第三种，体制变动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假定MSE为体制的边际效率，MSR为体制的边际收益，MSC为体制的边际成本，则MSE=MSR/MSC。故成本的扩大，导致收益的减少；成本的节省或是成本利用律的提高，将导致收益的增加，从而使效益的提高。关系二，改革成本作为一种社会成本，其效益针对全社会而言，成本与收益是相互转化的［11］。
5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优化评价
在竞技体育改革实践中有以下几种现象:成本大,收益小；成本大，收益大；成本小，收益大；成本小，收益小。据函数效益=收益/成本不难得出只有“成本小，收益大”的情况下，其效益是绝对升高的，因此如何减少成本，增加收益成为改革的关键。
减少成本，增加收益，提高效益的措施。第一，科学管理和充分利用成本。对用于竞技体育改革的国家财政拨款和社会投入等资金实施合理的成本预测、科学地的成本决策、完善的成本计划及控制和有效的成本核算与分析；达到优化成本控制，提高成本效益的目的。［12］第二，不同改革主体与速度的合理搭配。首先，利益格局变化大、收益大的改革如体育管理与竞赛管理制度等，易采取政府强制性改革；同时诱导体育团体运用自身协调机制制约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的某种主观性。其次，收益很小，而预期收益大的改革如协会实体化改革，俱乐部制改革等，采取“放权让利”进行诱导的改革方式；同时利用政府的强制行为制约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某种盲目性。第三，选择适宜的改革时机。参照樊纲博士《论改革过程》的研究，不管何时改革，其改革效益总是先下降后上升（见图3：T代表时间，R代表体制收益，AB代表不同体制，C代表成本；图4同此）；改革时机越晚，成本越大（图4）；因此，在改革初期人们要选择恰当的改革时机和正视暂时利益的下降，要着眼长远利益。
第四，利益主体多元化，多方协调发展。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竞技体育是高度集权管理体制，政治利益驱动突出，国家和政府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而单位，个人的利益而被忽视，使得成本高而效益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都有兼顾，利益得到调整，产生了经济效益，提高了效益。第五，成本的内部约束与外部约束相结合。在传统经济体制条件下是以公有制为财产制度，其约束形式是以外部约束为主；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充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体制，以内部约束为主；因此，二者结合优劣互补，提高效益。当前，我国竞技体育体制自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型逐步向结合型转化，并有向社会型目标发展的趋势，其效益已处于回升期，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得到了兼顾，因此尚未改革的项目易早日改革。选择何种体制运行，始终离不开效益的指挥棒，因此对发展过程的体制效益进行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效益的检测评价。第一，改革的社会效益评价。其一，满足人民群众安全需要的程度。竞技体育竞赛规则的社会示范作用、竞技体育法律法规建设的社会影响。其二，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程度［13］。竞技体育对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的促进、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其三，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 的程度。体育对社会成员身体建设、对社会成员劳动力质量、对社会生活质量的改善、对社会成员科技文化建设和对社会成员全面教育的影响。其四，环境保护、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方面的程度。主要包括竞技体育改革中大型建筑物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对土地使用价值提高、对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使用率和体育产业对生产力布局的影响。［14］第二，改革的经济效益评价。其一，对竞技体育改革经济效益的定性分析。［15］竞技体育改革的局部效益与整体效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否协调。其二，对经济效益的定量分析。［16］反映竞技体育改革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如全部投入生产率=体育成果/全部体育投入要素价值；全部投入要素边际生产率=一定时期体育成果增加量/相应时期全部体育投入要素的增加量。反映竞技体育改革投入资金占用的指标:如工资产出率=体育成果/工资总额；资金产出率=体育成果/（固定资产净值+平均流动资金余额）。反映竞技体育改革劳动消耗的指标:劳动生产率=体育成果/体育工作人数；技术增长率=体育成果增加量/技术进步投入 等等，选取指标时依据实际情况而定。
6小结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必然立足本国国情，协调好短期效益与长远效益、局部效益与整体效益的相互关系，合理控制成本和有效利用成本。从总体而言，竞技体育改革成本与效益可以通过科学管理和利用成本、选择适时的改革时机、选择合理的改革方式、兼顾多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和成本的内部约束与外部约束制度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优化；可以通过社会效益评价和经济效益评价来检测效益提高的程度。但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从理论到实践、从定性到定量还需进一步探讨研究；固对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进行形成性评价、诊断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还需要一套完整客观的体制改革效益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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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园体育文化是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体育等条件的基础上,由高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创造的体育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包括校园的体育建筑、场地、环境、器材,校园的绿化环境、雕塑、报栏、橱窗和师资队伍等。二是精神层面。包括全体成员的体育意识、体育精神、体育情感、体育道德、体育理想、体育行为习惯等。大学体育文化是一个学校精神面貌的体现。三是制度层面。包括体育教学、体育课外活动、体育科研、体育竞赛、体育协会、体育交流等体育活动的政策、体制、组织、规划。上述三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高校体育文化建设以体育物质文化建设为依托,体育制度文化建设为表征,体育精神文化为核心,反映着高校师生整体的体育精神风貌。
加强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其一,它有利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在大学校园里,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紧张的学习生活,使师生感到疲劳和焦虑。而丰富的校园体育文化,不管是竞技项目还是休闲项目,普遍都带有浓厚的娱乐色彩,这正迎合了师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文化需要。在这些活动中,师生暂时忘掉了工作和学习的烦恼、焦虑和紧张,获得了精神的愉悦与自由。并且,通过活动还能达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目的。美国一位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参加体育活动可以成功地减轻大学生在考试期间的紧张情绪。人们还发现,一旦出现忧虑和烦躁,只要放松慢跑一定的距离,不愉快的情绪波动就会慢慢消散。
其二,有利于终身体育意识和行为的培养。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不仅可以使学生掌握科学的体育方法,还能提高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使其养成终身体育的意识。校园体育文化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学生在体育文化环境中学习、生活,体育以文化的形式传播信息,在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暗示或对其进行模仿,逐渐形成了敢于进取、克服困难、顽强拼搏的性格和品质。通过参加校园的各种体育活动,可以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精彩的体育表演和体育赛事能够激起学生对美的向往和追求,领悟到体育锻炼的乐趣和价值,为学生形成终身体育意识打下坚实基础。
其三,有利于健全学生的人格。作为校园体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竞技精神所追求的“更高、更快、更强”不断超越的精神,能够激发大学生形成积极进取、不断超越的奋发向上精神,有利于在学生中间形成集体主义观念,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四,有利于学校素质教育的开展。校园体育文化活动与其他课堂教学共同担负着育人的责任,在培养学生素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丰富多彩、健康活跃的校园体育文化可以弥补其他领域教学的不足,也为学生个性充分展现创造了理想的环境和条件,从而有利于学生发现、培养、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优势和特长,增强自信心和社会活动能力,养成生动活泼、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
加强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现实途径包括:1、加强体育意识教育,树立正确的体育观。体育锻炼不仅是一项运动,而且是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应成为高校师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当务之急是转变传统的体育观念。一方面,在教学中要增强对学生体育意识和健康意识的教育,培养学生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和习惯,使学生在潜移默化的教育过程中受到良好的体育思想教育,成为身心俱健的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要把当前体育教育与终身体育教育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学生牢固树立终身体育的观念。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经济一体化；区域差距
一、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1978年～2010年，中国取得了年均9.89%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随着经济体量的持续变大，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如经济增速放缓，区域差距扩大等。（1）经济增速放缓。从2010年以后，除2011年以较高9.5%的增长以外，其他年份均小于8%，2012年～2014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7%，7.7%和7.3%。（2）区域差距依然巨大。从2014年的GDP总量上来看，国内生产总值第一的广东省为6.78万亿元人民币，而仅为920.83亿人民币。从人均GDP来看，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天津，北京和上海，排名最后三位的分别为云南、贵州和甘肃，其中排名第一的天津为105 231元，而排名最后的甘肃为26 433元，两者相差3.98倍！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中国政府通过“对内深化改革，积极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外加大开发力度，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其目的就是使得中国经济在时间维度上维持稳定增长，在空间维度上形成合理的分布。因此，从理论上理解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区域差距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
从本质上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就是微观主体的区位选择问题。因此需要关心的是，当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后，经济活动的主体将会如何选择自己的区位？经济活动不同的空间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什么？在这一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生相伴的区域差距又是如何变化的？对这些问题回答的好坏是政府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能否制定合理的区域政策，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而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是一门解释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理论，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经济活动的空间变化规律。因此，本文论述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1）阐述新经济地理框架下主要模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关系的研究；（2）新经济地理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解释；（3）总结和建议。
二、 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的关系：基于新经济地理模型
1. 静态模型。最初的新经济地理模型旨在解释区域一体化发生后，经济活动在空间变化规律以及由产业分布的变化而导致的区域差距，其现实背景就是欧盟的产生。Krugman和Venables（1990）最初的模型就是解释当区域一体化发生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是如何在空间上进行变动的。模型中企业的区位分布是由聚集力（Agglomeration Forces）和分散力（Disperse Forces）的相对大小来决定。模型中的作用力主要表现为三种：市场接近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聚集力主要体现在市场接近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业企业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大的发达地区，因为这样可以实现自身的规模经济，同时生产接近大市场还能节省运输成本；另外，在企业集中的地区其生活成本也低，因为企业数量多的区域生产的工业种类和数量自然就多，需要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就少，从而承担的运输成本就小，于是产品价格相对便宜。市场接近效应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定位于大市场，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一个地区集中时，这个地区的价格指数又进一步下降，从而使得更多的制造业人口迁移到本地区。而分散力主要体现在由市场拥挤效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方面，企业较多的地区竞争更加激烈，激烈的竞争使得企业为获得生产要素支付更高的价格，从而降低企业的利润，进而促使其转移至边缘地区以降低生产要素价格。区域一体化化程度（模型中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对于聚集力和分散力的大小至关重要。当区域一体化程度比较低时，经济系统的分散力大于聚集力，各地区的经济活动保持对称分布状态。随着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聚集力和分散力都开始下降，但分散力不聚集力下降得更快，这样就存在当一体化程度达到某一临界水平时，聚集力大于分散力，进而导致经济活动的聚集。
从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对过程来看，由于在静态模型中，生产要素都是事先给定的，因此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模型中没有明确表示经济增长的变量，模型中经济一体化程度（由运输成本下降导致的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的变化过程具体如下：由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运输成本下降），聚集力和分散力都发生下降，但分散力不聚集力下降的更快，这就存在运输成本的某个临界点，当运输成本低于突破点时，聚集力大于分散力，产业的聚集过程开始，工业企业逐步流向另一个地区，两个地区工业企业数量也就不再相等，最终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对两个地区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以企业数量和实际工资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话，（从整体和局部来进行分析）核心区域会随着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出现经济增长（企业数量增加），同时核心区的实际工资也会提高，实际工资的提高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由于运输成本的下降，消费其他地区的产品的价格下降而导致的实际收入的提高；另一个是由于核心区企业数量的增加，消费者消费其他地区产品的种类减少而导致的价格指数下降，从而使得实际工资提高。而边缘区则会发生经济衰退（企业数量减少），同时由于消费外地产品数量的增加，实际收入将会下降。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区域差距的变化，在运输成本从无穷大降低到零的过程中，两地区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差距会呈现出现增加后减少的倒U趋势。这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倒U结论一致，这说明在政府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发展经济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先富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只有在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时，全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会不断缩小。这个模型本质上解释的是初始有差异的两个地区进行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活动进行区位选择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但模型没有说明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两个地区初始的差异？随后Krugman（1991a）修改的假设说明了在即使在两个区域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也能最终出现经济活动集聚的状态。其作用机制就是劳动力流动而形成的自我强化的作用效用。此后，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现实条件对模型进行修改，如把制造业工人的流动改为实物资本的流动就形成了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以及把制造业工人修改为自由企业家就形成了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 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从本质上来说，静态模型的修改并没有改变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结论，即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区域差距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的变化规律，完全一体化后，区域之间不存在永久性差异。
2. 动态模型。从本质上来说，静态模型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价格指数的下降来体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GDP的增长，因此在随后的发展中模型中增加的动态模块，由Baldwin（1999）提出来的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与CP模型不同的是，CC模型中生产要素的存量没有提前给定，其经济增长是通过资本的折旧和创造来反映的。模型中引入了资本形成和资本折旧这两个新的变量。创造新资本的条件是资本价值大于等于资本创造成本，其中资本价值的确定是由资本长期收益流的现值来确定。只要资本价值大于创造成本，新资本就会不断会被创造出来，在长期，资本的价值与创造成本相等时，资本存量不再增加，经济增长也就停止了。对于初始条件相同的两个区域，贸易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经济活动是对称分布的。只有当贸易成本下降到足够低的时候，其中一个区域获取初始优势，对称均衡将会被打破。在一段时间变化后，所有的工业企业将会集聚到一个区域。同样，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增长地区获益，而萧条地区受损。平均价格指数下降，全国实际收入将会上升。如果初始区域规模不相等，这个转变过程会更快，尽管局部均衡也可能发生。
显然，在CC模型中，经济增长和区域差距是相互作用的：区域差距具有增长效应（区域差距的扩大，区域增长率将会提高）以及在区域差距扩大过程中，发达地区变为增长极，而另一个地区则沦为塌陷极。这样，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的是，发达区域将会比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快，这与Myrdal（1957）的循环累积的概念是一致的。然而，一旦经济活动全部聚集到一个区域，那么经济增长将会停止。但此时，如果一体化继续推进，边缘地区的实际收入将会由于进口价格的下降而得以提高。这也意味着全国实际收入的提高。但与静态不行不同的是，即使区域间完全一体化后，两个地区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即存在永久性的收入差异。从长期来看，如果贸易成本不变，则区域差距的程度不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在CC模型提出后，不同学者对资本创造的过程进行了修改微观机制的描述，形成了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 Model，GS模型）和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 Model，LS模型）。模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也更为丰富，不仅有商品一体化程度的变化，也有知识溢出程度的变化。从经济增长方面来说，LS模型的典型特征为经济增长受到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其决定变量就是两个维度的一体化程度。当经济系统处于分散状态时，如果知识溢出程度很低，则创新成本很大，因此经济增长率低，但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企业开始慢慢集聚，当所有产业集聚到一个区域的时候，其区域内的溢出程度会非常高，因此创新成本会大大减小，从而提高资本增长率。这就告诉我们在区域间知识溢出程度很低（如通信技术落后等）时，可以通过经济集聚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使得经济进入 “快车道”。从区域差距方面来说，LS模型中不同的区域一体化路径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也不一样。如果一体化中仅仅降低交易成本（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减小市场分割等），那么最终会促使经济发生核心边缘结构，经济会完全集聚到一个地区，从而加大区域差距；但如果同时降低交易成本和知识溢出成本，这样就可以避免经济的完全集聚。实际上，扩大知识溢出政策可以导致经济活动的分散。如当经济需同中贸易自由度和知识溢出系数都为中等水平的时候，如果区域一体化中等贸易自由度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知识溢出水平就可以把经济系统从核心边缘结构转变为对称结构，从而减小区域差距，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因此，从区域一体化过程来看，政府的政策其实是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中权衡。如果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则区域间存在永久性差距，且核心地区的福利高于边缘地区。但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边缘地区与一体化化之前相比福利是否提高，其不仅取决于一体化程度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消费者制造业支出份额的大小。随着一体化的与此同时在最新的新经济地理研究中，更多的是从企业和劳动力异质性方面来进行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区域差距的关系（Okubo et al.，2010；Fallah et al.，2011），这种异质性之间互相作用关系（异质性的企业和异质性的劳动是在空间上匹配问题）将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三、 NEG模型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区域差距的解释
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手段，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从理论上来说，这两项政策分别对应着国内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和国际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按照新经济地理模型的预测，在一体化过程中，具被更好的市场可达性（Market Access）的沿海地区将会聚集更多的产业，因此沿海地区也会得到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从制造业的分布来看，陈秀山和许瑛（2008）研究表明，中国29个制造业行业中仅有9个行业存在扩散效应，1996年～2005年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的空间结构整体表现出核心-边缘分化过程。从沿海―内陆的经济活动分布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9》，中国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正如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内陆和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经济通过空间集聚实现了快速增长，1978年～2007年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3.0%的速度，创造了令人关注的中国模式。
这种空间非均衡的经济发展也使得区域发展差距被不断的扩大。按照不同的尺度空间，这种差距可以分为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距，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从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看，排名前四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江苏和山东，全部为东部沿海城市，而排名最后的四个省份分别为宁夏，青海和，都是来自于西部大省份，其中排名第一的广东省GDP是排名最后的的73.64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基本上符合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预测，即随着在工业化初期，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地区间基础设施的改善，区域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促使经济活动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进一步集中。当地区间的运输成本从高到低，运输成本与产业聚集之间确实存在着“倒U型”关系，随着运输成本由高到低， 经济出现分散到集聚、再扩散的过程。根据文玫（2004）的研究显示：在1993年～1994年中国工业依然位于倒U型曲线的左方，即这段时间区域发展差距是单向扩大的，随着交易和运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可能会促进制造业在地域上进一步聚集。当把时间维度加长后，区域差距的变化就体现出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呈现倒U变化的规律。徐召元和李善同（2006）的研究表明，区域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呈扩大趋势，2000年～2004年区域差距扩大有所减缓，而2004年收入扩大趋势开始明显减小，2004年也是大部分学者认同的区域差距变化的拐点。因此，新经济地理模型对中国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差距的变化有着很好的解释力。
四、 结论和建议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的理论出发，回顾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这一对变量的变化。在现有的理论中，随着区域一体化推进，空间经济过程的变化是非单调的，这直接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的变化。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经济活动的分布规律是分散―集聚―再分散的过程。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也随着经济活动不同的空间分布而发生“倒U型”的变化规律。这种规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很好的解释力，但随着一体化程度进一步的推进，政府应该更加注重一体化手段的多元化。按照新经济地理动态模型的预测，贸易一体化和知识程度一体化都会引起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变化，不同的是前者的提高倾向于使经济活动的集聚，而后者的提高会使得经济活动分散。而通过贸易一体化使得经济起飞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深化会改善欠发达地区福利水平，如果这个时候采取加大贸易壁垒或市场分割的手段来进行干涉的话，反而不会提高欠发达地区福利。此外，在深化一体化的过程中，政府需要从提高贸易一体化转移到提高要素流动和提高知识溢出一体化层面上来，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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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对体育院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进行反思，分析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立足于体育院校大学生的个性特点与需要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合力，使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更趋人性化、个性化和社会化，不断增强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应对策略。
［论文关键词］体育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 困境 对策
体育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体育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承担着提高体育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修养，培养合格体育人才的重任。相对于普通综合性院校，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大，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这纵然与社会环境变化、教育对象的特殊性有关，但不可否认，我们的教育理念相对于社会发展而言不能与时俱进，教育指导思想也缺乏现实针对性。本文试就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困境提出一些对策性思考。
一、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困境分析
1.机械地对待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内容，脱离了体育大学生的个性需要。纵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基本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教学内容是关于世界、国家、社会等问题的解说，而教师往往只是按照教材或者是从自己的角度而不是从体育大学生成长成才所遇到的思想问题、现实需要的角度去选择教学内容、设计教学目标，其解说难免会因问题宏大而抽象，难以被大学生接受。看不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个人需要满足、个人自我发展完善的关系，不仅会使大学生失去了自觉自愿接受外在思想观念影响并内化这种影响的内在动力，而且会使他们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种外在于个人需要的来自国家、社会的强制要求，使他们疏远甚至拒绝思想政治教育。
体育院校大学生是大学生群体中有着独特个性的一类，具有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精神品质，表现在个人需要的问题上比普通大学生更感性、更具体、更现实，偏向于生理心理需要甚至物质利益的满足。这既与他们自身的主观因素有关，也与社会环境、专业特点有关。竞技体育的爆发效应影响到体育大学生的思想走势，使他们潜意识里对知识的学习、技能的训练增添功利色彩。同时，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学习方式主要是在场馆里自主训练专业技能，学生个体本位思想相对浓厚。僵化地理解和利用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一味地强调社会集体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和服务于集体利益，忽视体育大学生的个性需要，使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常常处于高耸的神坛之上，让学生感到遥不可及的距离感，容易激发大学生的戒备心理和逆反心理，容易遭到大学生的漠视，甚至反感、抵触，教学效果甚微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2.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政治宣传，限制了体育大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是一种理性存在物，但人的理性的获得不是自然生成的，而主要是通过教育进行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理性是社会规范在教育对象个体身上内化的结果。这表明大学生思想政治观念的形成需要教师把社会的思想伦理规范传递给他们，作为他们思想观念形成的重要资源。因此，理论说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观念形成的必要方式之一。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发展完善的过程，并不是单向宣传式的灌输过程，而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双向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虽然发挥着重要的教育、引导作用，但由于思想认识是贯注大学生的主体精神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一定的思想伦理规范能否被接受，能否转化为个体内在法则，大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关键。
长期以来，体育院校不恰当地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政治宣传，突出了教师的主体地位，忽略了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陷入困境。总体上看，体育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不甚理想，虽然思想活跃，但缺乏深度；热爱专业，但很少关心时事；政治参与意识强，但缺乏理论素养。一方面，由于政治觉悟不高，缺乏政治敏锐性，高压式的思想教育在政治观念淡漠的体育大学生面前会遭受冷遇，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流于空洞的说教或口号式的宣传，难以被大学生认同和接受；另一方面，会给大学生造成错觉，似乎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党和国家的需要，我们只要被动接受就行，最终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目中无人”。过度功利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体育大学生的主体性缺失了。这种工具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难免使大学生同样对其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仅在于获得完成学业所必需的几个学分或成为走向社会的一种政治资本。这样就会严重影响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3.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专业教育，离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从体育大学生成长发展的环境来看，其思想伦理观念的形成既有学校教育的塑造性影响，也有社会的诱导性和自身习染性的影响。因此，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学校各专业、各部门和社会教育合力的发挥。但长期以来，体育院校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专业教育，忽视了体育院校学科的单一性和差异性，使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学相互游离，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试图用一元的价值观念和规范标准并以课堂抽象概念演绎与推理的形式去教育大学生，离散了应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
首先，体育院校大学生专业情节浓厚，重视体育专业技能的训练，轻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体育大学生一般都具有体育专项特长，这是他们的强项和优势，但是他们的弱点和劣势也非常明显，也就是文化基础薄弱，人文素质不高，大多数体育大学生对文化课尤其是思想政治课的学习提不起兴趣，心理上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抵触情绪。随着社会对体育人才要求和评价标准的专业化，当代体育大学生更专注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掌握，忽视了综合素质的提高，这主观上削弱了他们对思想政治素质重要性的认识。众多的体育训练比赛又占去了大量的时间，这在客观上剥夺了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有效学习机会，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其次，体育专业课程多数是技术课，其学习的环境和形式完全不同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更多的是在广阔的场馆采取师傅带徒弟式的示范性技法学习，难以渗透思想教育内容，使学校教学离开思想政治理论课便不再谈思想政治教育。体育专业教师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位现象，直接造成结合专业教学特点的强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力量不足。对于体育大学生来说，在运动场上跑惯了、跳久了，回到相对严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很难唤起他们用“理论武装头脑”的志趣与需要。
再次，思想政治理论认知教育由专任教师担任，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实践活动往往由学工部、团委来进行。由于归属不明，两方面的教育者难以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和教育合作。这就会造成，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认知教育因缺乏相应的实践渠道和手段的支持，而成为一种单纯的说教；另一方面，由学工处、团委来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由于缺少有针对性的理论引导而变成一种形式化的活动，不能起到有效培养学生良好思想品质的作用。缺乏两方面合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极易导致大学生的智能分离、言行脱节。
最后，体育专业大学生经常参加体育比赛等社会活动，接触社会比较多，直面形形的思想观念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由于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完全成熟和定型，思维方式因缺乏理性深度而呈直观化、表面化和感性化，正确的立场观点容易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动摇，当他们所见所闻的社会现象与学校教育不一致时，学校的应然教育招致社会实然教育的强力消解，大学生在相互矛盾的校内外教育中会产生迷茫与困惑，甚至怀疑学校教育的科学性，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逆反心理，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陷入低迷。
二、增强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途径
1.立足于体育大学生的发展需要，使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更趋人性化。要想取得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就必须要彻底改变单纯讲授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式，把理论说教与大学生切身的利益、成才的愿望、存在的思想困惑有机联系起来，创造条件，运用各种途径设法满足大学生的正当合理需求，实现人性化教育。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的理念，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以大学生为本，满足大学生的合理需要，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尊重和实现大学生的个人价值，最终促进其全面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体育院校大学生非常重视自己的切身利益，首先要求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要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化，以正确的态度看待他们的自然性需求，而不是采取虚无主义和禁锢主义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必须实现转型的根据。当今中国处于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表现的过渡时期，折射到价值观上表现为由原先强调集体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和服务于集体利益向充分尊重个人合法利益、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辩证统一的新型义利观转型。个体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尊重，个人利益不仅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地位，也获得了道德价值的认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相应地由强调个人利益的克制转向关注个人利益的保障，尊重关注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多数学生的利益需求成为选择教学内容的重要依据，使教学内容既有主导价值趋向的先进性内容，也包含适应社会现实的广泛性要求的内容。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重视解决大学生实际问题，有的放矢、不失时机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体育大学生的实际需要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尽可能满足其在成长过程中的精神需求和生理心理需要，从而增强体育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2.立足于体育大学生的个性特点，使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更趋个性化。面对现代社会对人的主体意识、主体精神、主体创造性的呼唤，体育大学生特有的张扬个性得到进一步的认可和发展。体育院校必须把弘扬主体性、培养个性化纳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体系，抛弃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政治宣传，单向强制灌输，把学生当做工具来打造、当容器来灌输，实施“非人”教育的思想，建立教师主导性与大学生主体性辩证统一的教育观念。在这一教育模式中，教师与学生平等交往，双向主动，教师负责价值引导，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基于自身的思想基础和内在的需要，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能动地选择接受教育的影响进行自我建构。教师与学生之间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平等关系。学生的主体性得以确立，能动性得到发挥，个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展现。在这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成为信息加工的主体和思想观念的主动构建者，而不只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和理论灌输的对象。过去那种居高临下、我讲你听的传统做法得以抛弃，教师更多地采用民主讨论的方式与学生平等交流、相互沟通，耐心听取他们不同的意见，支持鼓励有见地、有思想的学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发挥他们的潜能。
在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强调大学生的主体性，更可看做是个性化教育的一部分，它承认和珍视大学生思想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注意挖掘、培育和张扬大学生可持续发展的个性，弱化、修正、遏制不利于其人生未来发展的不良习性，做到扬长避短，因材施教。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的关键是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遵循体育大学生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和个体差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做到“对症下药”。因此，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大学生自身，正确分析并合理引导体育大学生的个性和差异性，考虑他们的实际思想水平和可接受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是让体育大学生削足适履地对教学内容全盘吸收，而是让他们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八仙过海，使其个性特长各显神通。只有适应体育大学生个性化的发展要求，让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与他们的要求对接，才能真正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新型体育人才。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 政府干预 经济发展 同省并购 同市并购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6-0063-12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代国际和国内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也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的区域一体化既是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重要体现，也是增大国内市场容量和规模、增强国内竞争力的重要现实问题。近些年来，学者们从市场一体化视角对中国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研究，产生了诸多学术成果，如Young（2000）、Poncet（2002，2003）、Xu（2002）、白重恩等（2004）。经济一体化既表现为产品市场一体化，同时也表现为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Robson，1990）。从世界范围看，近些年来，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不断涌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和范围也在不断加深和扩大，逐渐从以贸易自由化为主的浅度一体化向包括投资政策等更广泛政策的深度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一体化协定中包含了投资条款（邱立成等，2009）。截止2005年6月，就有218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中包含“经济一体化投资协定”（economic integration investment agreements，EIIAs），占一体化协定数量的67%（东艳、李国学，2006）。由此可见，经济一体化从关注贸易自由化逐步过渡到对投资自由化的高度重视。然而，由于大多数区域经济组织都是以促进区内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为最主要目标，因此，许多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往往注重经济一体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至于其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则相对匮乏，且不成体系（马静、郑晶，2009）。
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对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极大影响，然而，由于FDI的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商品贸易（Barba Navaretti and Venables，2004），㈣因此海外投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从这一意义上讲，研究经济一体化问题仅仅从贸易自由化视角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从经济社会现实情况来，贸易自由化并不必然带来投资自由化，例如，相对于产品出口，中国资本在国际上的流动受到了更多阻力。即使在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欧盟内部，跨国并购也经常受到来自当地政府及各方的干预。因此，从贸易自由化视角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经济一体化的真实情况。鉴于投资活动对于现代经济的重要性，从投资自由化视角研究经济一体化问题可能更具有意义。
我们认为，从微观企业活动的水平可以更好地推断宏观经济的性质，而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具有宏观意义的微观话题。OECD以及许多学者从跨国公司所从事的活动角度对经济一体化问题所进行的研究恰恰是该思想的表现。也为本研究的合理性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投资活动既包括购买设备、建造厂房等内部投资方式，也包括并购等外部投资方式。由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式逐步内涵化和集约化，体现为平面扩张式的新增投资的比例会逐步降低，而体现为集约型增长的并购式投资会成为企业投资的主要方式，因此购并式投资就是投资自由化的主要内容。一个国家内部区域企业之间的自由并购式投资，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重要微观机制，是经济一体化的基石。基于此，我们选择并购这一视角，通过企业并购的区域特征来研究中国经济一体化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始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因此，本文拟以我国上市公司1998-2006年的并购数据，对我国经济一体化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过去学者们研究国内经济一体化的角度主要是省际贸易流，本文从投资活动的角度找出一种补充测量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新方法，并且对于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问题也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价值；其次，微观企业行为是宏观经济的基础，本文从微观企业并购投资活动推断国家宏观经济的水平和性质，这是一个新的尝试；第三，本研究为中国国内市场和区域一体化找到了一个新的政策作用方向，促进以并购等投资活动的跨区域发展有利于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最后，本研究结论与现有文献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经济的一体化水平并不高，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经济一体化水平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而政府干预以及由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资源差异效应”对经济一体化产生了负面影响，这说明中国经济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降低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一、并购活动与经济一体化
就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文献而言，按其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李善同等，2004）：第一类是通过各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来考察一体化的程度（Young，2000；白重恩等，2004），如果产业结构的差异缩小，则认为市场的分割程度加大；第二类是通过各地区间的贸易量和贸易结构来考察（Poncet，2003），如果地区间贸易的“边界效应”（Border Effect）扩大，则认为市场的分割程度扩大；第三类是通过各地区间产品价格的差异来考察（喻闻、黄季j，1998；Poneet，2002），如果产品价格的变异系数和边界效应缩小或者价格在统计上存在同积现象（cointegration），则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提高；第四类是通过各地区的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来考察（Xu，2002），如果相关程度高，则市场一体化的程度高。我们认为，已有的关于经济一体化的衡量方法并没有反映出当前经济一体化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投资自由化。
按照世界银行对一体化进度的衡量指标来分析，经济一体化包括三个方面：市场一体化、生产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同时，OECD（2005）也认为，衡量全球化的核心参考指标应涵盖以下领域：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所从事的活动、国际贸易。从动态发展角度讲，基于Balassa（1962）对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的划分，Robson（1990）认为，经济一体化理论体系由自由贸易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共同市场理论、经济同盟理论和完全经济一体化理论组成。自由贸易理论和关税同盟理论主要以产品市场一体化为研究对象，而共同市场理论、经济同盟理论以及完全经济一体化理论除了以产品市场一体化为研究对象外，更侧重于以资本、劳动力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以及其他更高形式的一体化（如政策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为研究对象。由此可见。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经济一体化的更高级阶段和组织形式。实际上，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密切相关的。关于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早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如Mundell（1957）等。然而，随着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更倾向于认为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之间存在互补关系。Markusen（1983）首先指出，从贸易量角度来讲，如果贸易的基础不是相对要素禀赋差异，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应为正相关。Helpman and Krugman（1985）的一般均衡模型和Grossman and Helpman（1989）的动态模型表明，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互补关系。因此，从投资角度研究经济一体化问题既是针对当前投资在经济一体化中的重要地位而做出的合理调整，同时，也可以与基于贸易自由化视角的研究相互补充。
根据OECD的观点，直接投资有三种类型：跨境并购、绿地投资和产出能力（企业现有能力的扩张和增加）的变化。其中，跨境并购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其占全部FDI的比重在50%以上，远远超过绿地投资的份额。UNCTAD（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2000）的研究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末，跨境并购占FDI的比重为78%。不仅如此，跨境并购在所发生的全部并购活动中的比例也在日益增加。Gugler et.al（2003）对1981-1998年全球范围内的2753起并购进行研究，发现跨境并购的比重有上升的趋势，这一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的欧盟国家非常明显，跨境并购占全部并购的比重由1991-1992年的24.2%升至为1997-1998年的39.8%。有许多证据表明，跨境并购浪潮与自由贸易以及市场一体化密切相关。在跨境并购与贸易自由化方面，Neary（2007）从理论上探讨了跨境并购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他认为，并购浪潮是贸易自由化的结果，那些低成本企业并购高成本企业，将鼓励国家或地区根据比较优势来进行专业化生产和贸易。他的模型的一个推论是，跨境并购与出口是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同时，European Commission（1996）的研究表明，跨境并购是欧洲企业在欧盟单一市场进行扩张的最主要方式。Brakman，et al.（2006）通过对1986-2005年的27541起跨境并购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大部分FDI采用并购的方式，同时，跨境并购主要是由经济一体化引起的。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以并购来衡量经济一体化合理性。
在中国，跨区域并购与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同样特征。长三角地区是目前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成功的地区之一，位于该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等三省市之间的经济合作极为密切。由此，我们统计了本文样本中的这三省市上市公司之间的跨区域并购情况。结果表明，在所有跨区域并购中，有32%的跨区域并购发生在这三个省市之间。为了进行对比分析，我们选择了两组对照样本。首先，选择在地理上彼此毗邻的湖北、湖南、江西等三个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所有跨区域并购中，只有4%发生在它们之间。其次，我们选择同样毗邻的河北、河南、山东，发现这一比例仅为2.5%。由此可以看出，跨区域（同区域）并购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对应关系。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上公认的比较成功的发展模式。我们认为，欧盟的竞争政策集中体现了并购可以作为判别经济一体化的思想。在美国，并购活动受到反托拉斯法的管制，但在欧洲，为了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欧共体（现为欧盟）关于并购控制的《罗马条约》为发生在欧共体范围内的并购控制问题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它没有包含一个类似于美国反垄断法中规定的并购控制办法。按照Banks（1988）的说法，这不是一种失误或者轻率的做法，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其本来的愿望是要利用竞争政策加速欧洲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并购特别是跨国界的并购活动被看作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部分，Coeurdacier et al.（2009）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欧盟的“单一市场”和“统一货币”计划的实施，欧盟国家之间资本、劳动、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的障碍被消除，从而显著地提升了欧盟国家之间制造业企业的跨国并购频率和规模。他们的研究验证了跨国并购与经济一体化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跨区域并购是投资自由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可以对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进行合理的衡量。OECD（2005）认为，从国际贸易角度研究经济一体化时，可以以一国出口总额占该国GDP的比重来衡量经济一体化，而从投资角度研究经济一体化时，可以以一国FDI占该国GDP的比重来衡量经济一体化。然而，以上两个方面更多地是从宏观视角进行界定。本文试图从微观企业的并购行为视角对中国国内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考察，对此，一个可行的思路是：如果区域内各成员的并购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各成员自己辖区内，则可以合理推断区域的一体化程度较低。同时，如果跨区域并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则可以认为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在提升，反之亦然。
二、研究假设
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的障碍，除了经济方面壁垒，更多的是非经济方面因素，如地理位置、政治架构、制度和体制、文化、语言等。但是，这些障碍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从理论上来说并不存在，或至少并不严重地存在。鉴于中国转轨经济的特征和地方政府在中国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地方政府基于行政边界所考虑的地方利益，对投资自由化做出各种行政干预，是阻碍我国经济一体化的最重要的制度因素。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行政分权和90年代初实行财政分权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与行政自日益加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Qian and Roland，1998），这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大的积极性发展本地区经济，但另外一方面也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大动力采取地方保护政策。在分权改革之后近30年的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许多严峻的问题与障碍，如区域市场的分割、食品与药品安全、行政垄断、政府对产业和企业的过度管制和干预等（周黎安，2004）。吲而分权改革所带来的政府干预正是造成我国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之一（银温泉、才婉如，2001）。Li et al.（2003）通过构造两阶段博弈模型，发现中国的市场分割主要源于地区贸易保护，而地方财政分权和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则会导致地区保护程度提高。何智美、王敬云（2007）认为，政治锦标赛机制有利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而不利于合作，而竞争的后果必然造成市场分割程度加大。
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分权改革所带来的政府干预对市场分割有着显著影响。Poneet（2002）研究发现，失业率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均加剧了市场分割。平新乔（2004）的实证结果揭示了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控制和对产业实施控制与保护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物质利益。哪里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高，则当地政府就有动力对该产业实施控制，并认为这是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分权改革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消费的源泉，但同时，地方政府也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陈敏等（2007）的研究发现，就业压力和政府消费的相对规模是加剧市场分割的因素。
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政策有多种实现途径。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主要是直接通过行政干预来实现，如强制性设置进入壁垒将外地企业或产品拒之门外。但随着我国法制逐步健全以及中央的三令五申，这种直接的行政干预可能会给地方官员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更多采取间接的干预手段。其中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在不违背中央政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投资自由化进行干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所掌控的国有企业，对发生在国企之间以及涉及国企的并购活动，进行直接干预；二是通过行政审批，对各类发生在其行政边界内的并购活动进行程序化干预：三是在本地范围内为那些需要被并购的对象企业，积极主动地寻找并购方，以便使本地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在本地利用，并使重组后企业的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主要发生在本地。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使壳资源在本地企业尤其是在本地国有企业之间进行重组，从根本上说是受地方政府追求本地GDP增长和财政利益所驱使。中国当前的GDP核算原则以及现行的属地化征税制度。并不鼓励企业进行异地重组。作为理性的地方政府，自然不会选择具有外部经济性的异地重组方式，除非本地确实缺乏可以重组的资源。因此，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缺少鼓励区域间经济一体化的机制和动力。
本文采用同区域并购比例来衡量经济一体化程度，同区域并购比例越高，表明更多的资源是在同一区域内流动，市场分割程度越大。因此，如果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并购了更多的本地企业，则能够验证本文的上述观点，即我国的市场分割是政府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来实现的。此外，按照控制人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国有企业分为中央国有企业、省级国有企业和市级国有企业，这三类国有企业虽然都属于国有控股，但它们存在很大差异。对于中央国有企业来说，由于它们和地方政府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主要受国资委的领导，所以较少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而省级国有企业和市级国有企业主要受地方政府的直接领导，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后两类国有企业并购本地企业的频率会显著低于中央国有企业。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政府干预对经济一体化程度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近30多年来从总体上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如果分区域来考察，则是极不平衡的。在某些省份，特别是在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而在另外一些省份，经济发展还非常落后。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对不同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我们可以借鉴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分析框架来对中国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分析。在FDI这一领域，区位选择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特定的区位有其特定的要素禀赋、政治风险、法律制度，直接影响企业进入后的运行成本和自身竞争优势的发挥。因此，FDI的区位选择和东道国特定的区位优势密切相关。Dunning（1998）认为，影响区位优势的因素包括市场规模、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关税壁垒、政治风险等。这些因素影响了FDI流向。Bevan and Estrin（2004）等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除了区位优势之外，众多外国投资企业集聚在一起，可以降低信息成本和搜寻成本，能够有助于交流、运输等服务和其他需求，对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产生一定促进作用，形成聚集效应。因此，聚集效应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Barrell and Pain，1999）。基于区位优势理论和聚集效应理论，FDI将表现出显著的地域特征，发达地区可能更有利于吸引FDI，而这一点也与现实相符合。2000年80%的FDI流入了发达国家，只有16%左右的FDI流入了发展中国家。我们认为，一国范围内不同区域之间资本流动可能与FDI的这一特征相似。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将导致它们经济总量、基础设施、法制水平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这对企业的跨区域并购等行为产生很大影响。
进一步地，根据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我们认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资源也越多，根据“就近原则”，本地区的资源整合频率也越高。而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地区，资源相对匮乏，本地区的资源整合频率也较低。同时，不同地区资源的巨大差异又限制了跨区域的资源整合，例如，经济发展程度高地区的企业难以在经济发展程度低地区找到合适的资源，而经济发展程度低地区的企业又没有足够能力到经济发展程度高地区进行资源整合。因此，在企业跨区域并购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资源差异效应”，经济发展程度高地区的企业更倾向在同区域并购。综上所述，区位优势、聚集效应和“资源差异效应”等因素会加剧市场分割程度，从而对经济一体化产生负面效应。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在当地并购，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对经济一体化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世界各国政府对公司并购的态度来看，经济发展程度并不代表政府干预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高并不意味着该国对资本的自由流动持肯定或赞同态度。即使欧美发达国家，各国政府也往往会抵制外国公司并购本国公司。近些年来，中国公司跨国并购经常受到被并购方当地政府的干预，在中海油、海尔、华为等中国大企业遭遇海外并购挫折的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国家保护主义的影子。即使在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欧盟内部，各国政府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往往也会干预。例如，2006年2月，法国政府令法国燃气公司与法国的苏伊士公司合并，使前来收购苏伊士公司的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知难而退。恰如假设1分析中所提到的，中国各地地方政府基于“政治锦标赛”、税收、就业等各种考虑，具有强烈的干预企业经营发展的冲动。同时，在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其区位优势越明显，各种资源比较丰富，为了保证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及促进就业等，政府越有动机抵制当地资本的流出，阻碍外地企业并购当地的优质企业，国有企业越有可能在本区域内实施并购。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政府干预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发展程度不平衡性对经济一体化程度的负面影响。
三、变量与数据
（一）经济一体化指标的界定与计量
本文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发生的区域特点角度来检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程度。如果同区域并购的比例越大，则说明市场分割程度越大，反之，则说明经济一体化程度越大。具体来说，如果并购双方都位于同一省份，则将该并购确认为同省并购；如果并购双方都位于同一市，则将该并购确认为同市并购。显然，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同省和同市并购的比例越大，表明中国经济一体化程度越差，反之，则表明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
（二）回归模型与变量
为了检验企业性质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我们参照相关研究的做法，控制了现金流、企业成长性、负债率等微观因素和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等宏观因素，设置如下的Logistic回归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被解释变量Integration表示经济一体化程度，用是否同省并购和同市并购这两个哑变量来衡量。在用同省并购哑变量衡量时，Integration取1表示同省并购，取0表示跨省并购；在用同市并购哑变量衡量时，Integration取1表示同市并购，取0表示跨市并购。为了便于分析，同省并购用Integrationl表示；同市并购用Integration2表示。Mowner表示并购企业的性质，借鉴现有文献的普遍做法（如潘红波等，2008），如果并购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国有企业、国资委及公立高校，则将该企业界定为国有企业，取值为1；如果实际控制人为个人、家族、集体企业、外资企业、职工持股会，则将其定义为民营企业，取值为0。我们对这一变量进行细分，设置了三个哑变量：Mownl取1表示民营企业，取0表示其他；Mown2取1表示省级国有企业（由省级国有企业、国资委控制），取0表示其他；Mown3取1表示市级国有企业（由市级国有企业、国资委控制），取0表示其他；它们的参照都为中央国有企业（由中央国有企业、国资委控制）。模型（2）中Mownl、Mown2、Mown3的回归系数分别表示民营企业、省级国有企业、市级国有企业相对于中央国有企业来说的同区域并购程度的差异。
我们选择了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Cf表示现金流，用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表示，企业的现金流越充裕，当地政府越有可能将本地的企业让其并购；同时，企业现金流越好，也就越有条件进行跨区域的资源整合。Grow表示企业的成长性，用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来衡量。Size表示企业规模，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企业的成长性越好、规模越大，越不容易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高雷等，2006），企业跨区域进行资源整合的可能性就越大。Lev表示企业的负债比例，用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衡量，企业的负债比例越大，越容易依赖地方政府，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从而越不容易进行跨区域的资源整合。Top1表示公司治理，用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衡量，企业的资源配置行为往往受到大股东的显著影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高低直接影响其对企业的控制能力，进而影响企业跨区域的资源配置行为。Employ表示每个地区的从业人数，从业人数越多，表明当地的人力资源越充足，越容易吸引资源的流入，本文采用样本公司所在省份的从业人数的自然对数衡量。Invtindex表示每个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环境，投资环境越好，越容易吸引资源的流入，本文采用样本公司所在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来衡量。此外，我们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因素。
为了检验经济发展程度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我们设置如下的回归模型：
Develop为经济发展程度变量，我们采用样本公司所在省份的人均GDP来衡量，该指标越大，表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其他变量的界定同上。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综合考虑了企业性质和经济发展程度，将二者交叉项同时放入同一模型，检验二者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此外，上述回归模型是以省或市为单位进行的回归分析，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在回归过程中，我们根据上市公司所在地区进行聚类（cluster）分析。
（三）研究样本与描述统计
本文的研究样本是1998-2006年中国证券市场发生了并购的A股上市公司，这些样本满足如下一些条件：（1）样本公司作为主并方；（2）并购都是非关联并购；（3）样本公司不是金融类公司。因为这类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标准和其他公司不一样；（4）并购方的一些主要财务指标都没有缺失，而且被并购方的特征数据能够获得。在上述条件下，我们共获得1276个并购事件。并购方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被并购方数据来自手工收集。
表1报告了样本期间内同省、同市比例的年度分布情况。从同省比例来看，除了2004年，其余年份的同省比例均在50%以上，其中1998年比例最高，达到67.2%，平均值为57.3%。从年度分布来看，波动幅度不大。上述结果表明，我国的大部分企业并购发生在同省范围内。为了更清楚地描述同市的情况，我们从两个角度进行了考察。其一是考察同省并购的样本，看有多少属于同市并购；其二是考察全样本，看同市并购的比例是多少。从同省样本来看，除了2003年，其余年份的同市并购比例均在70%以上，其中2005年比例最高，达到80.2%，总体的平均值达到75.3%，这表明在同省并购中，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同市。从全样本来看，同市并购的比例为43.1%，也处于一个较高水平。上述结果初步表明，我国的企业并购主要是同区域并购，经济还远未实现一体化。不仅如此，无论从同省还是同市角度的考察，这一现象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Integrationl和Integration2的均值分别为0.573和0.431（全样本）。Mowner均值为0.649，表明样本公司国有企业的比重为64.9%，相应的民营企业比重为35.1%。在国有企业中，省级国有企业占25.6%（Mown2）、市级国有企业占28.1%（Mown3）、中央国有企业占11.2%（Mowner-Mown2-Mown3）。经济发展程度（Develop）均值为8.499。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样本公司之间的差距也较大。
四、回归分析及结果
（一）政府干预与经济一体化
我们首先对政府干预（以企业性质作为替代变量）与用同区域并购比例衡量的经济一体化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和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均为以是否同省并购来衡量的经济一体化水平（Integrationl）；模型（3）和模型（4）的被解释变量均为以是否同市并购衡量的经济一体化水平（Integration2）。在模型（1）中，解释变量为以企业性质（Mowner）衡量的政府干预，其回归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实施了更多的同省并购，即政府干预对经济一体化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与假设1相符。在模型（2）中，解释变量为是否是民营企业（Mownl）、是否是省级国有企业（Mown2）和是否是市级国有企业（Mown3），它们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相对于中央国有企业来说，民营企业、省级国有企业和市级国有企业实施了更多的同省并购。在模型（3）和模型（4）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和前面两个模型基本一致，表明在采用同市并购比例作为经济一体化的替代变量时，前面的结论依然成立。
（二）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一体化
表4报告了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一体化关系的回归结果。在两个回归结果中，Develop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同区域并购程度越大，支持了假设2，也表明经济发展程度上升所带来的“资源差异效应”加剧了市场分割程度。
（三）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一体化
进一步研究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程度共同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将政府干预与经济发展程度的交互项（Develop*Mowner）以及Develop*Mownl、Develop*Mown2、Develop*Mown3放入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政府干预和经济发展程度二者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程度起到了互相加强的作用，即是说，越是国有企业，越在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企业的并购越可能发生在同一区域。这进而说明，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对我国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起到了一定阻碍作用。这一结果在区分省级国有企业和市级国有企业的情况下仍旧成立。
五、进一步分析
我们认为政府干预会导致更多的同区域并购，由此对经济一体化产生负面影响，其中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同区域并购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为了初步验证这一隐含的假设，我们考察了跨区域与同区域并购中被并购企业的盈利状况。通过查找并购方在并购当年的年报，我们可以找到被并购企业的利润，据此可以分析跨区域与同区域并购中亏损企业的比例。从表6来看，同省和同市的并购分别比跨省和跨市的并购活动并购了更少的亏损企业，即它们并购了更多的高质量企业。同时，国有企业在本地区并购的高质量企业比例最高。上述结果表明，“肥水不流外人田”确实是政府干预企业并购的主要动因之一。
我们发现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同区域并购比例越大，这表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对经济一体化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里，我们进一步分析经济发展与跨区域并购比例之间的关系。根据并购双方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根据Develop的中位数分为高低组），我们将所有跨区域并购样本分为4组，表7报告了分析结果。从结果来看，54.39%的跨区域并购都发生在发达地区之间，只有5.26%的跨区域并购发生在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企业并购发达地区企业比例要高于发达地区企业并购不发达地区企业的比例。这表明跨区域并购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越大，经济一体化程度越低，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假设2。这一结果同时也表明，企业之所以倾向于同区域并购，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主要原因之一，而地理因素、成本因素、文化因素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可能是次要因素。
我们采用企业性质来衡量政府干预，将国有企业的并购行为视为政府主导的并购，发现国有企业并购了更多本地企业，但没有区分这些并购的本地企业的企业性质。显然，如果它们多数是民营企业，则很难支持本文结论，因为民营企业受政府的影响可能较小。因此，我们进一步区分被并购方的企业性质进行研究，考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并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例。从表8结果来看，无论是全样本、同省并购样本，还是同市并购样本，在被国有企业并购的企业中，多数是国有企业，而且显著多于民营企业所并购的国有企业比例。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一)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不能相互替代竞技体育是为了记录人类创造和激发潜能的文化，它的作用是为了激励人突破潜能的极限，不断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去改变自己，改变社会，创造新的记录和运动成绩。每一步的跨越都象征着人类又进了一步。它所需要的运动能力和运动时间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学校体育形式。学校体育是为了促进学生的身体健康，为了培养学生克服困难，敢于挑战自己的精神。也可以是为了培养体育苗子而做出努力。但是学校体育不能完全按照竞技体育的要求和需要去设定训练和考核项目。需要结合素质教育和时展的需求去设定课程。所以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不能相互替代。(二)学校体育需要引进竞技体育的内容和思想竞技体育中的优良思想，比如团结、合作、友谊、公平、公正等等，这些都是学校教育中迫切需要去认真培养学生的品质。竞技体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规范和树立学生心中公平公正的思想，是极为可贵的规范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和陶冶了社会的心态。所以学校体育需要引进这些竞技体育中的优秀思想，将学生培养成为下一代优秀和健康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相互融合和促进
(一)将竞技体育溶液学校体育的重要性1.从本质上，竞技体育可以削弱一点要求，这样的普通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可以把它们的运动手段，作为学校的体育教育内容，从而有效地增强学生的体质，促进学生的健康。为将来建设祖国做准备。2.把先进的竞技体育运动文化加入学校体育的教学内容之中，唤起学生对于新知识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欲望，也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3.通过教导学生在运动项目中的基本知识、技能和基本技术，加强学生的整体素质和体育文化涵养，为将来学生进入社会打下基础。也可以培养有特长和潜能的学生，让他们有一技之能，将来也可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在与不同的同学学习的过程中，也可以扩大他们的社交范围，加强他们的交际能力，为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需要打下基础。4.在学校体育教育中，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普通竞技体育教育，不仅丰富了课余生活，并且陶冶了学生的情操，锻炼了学生的意志。(二)竞技体育也需要学校体育的人才培养过程竞技体育也需要学校体育培养和挖掘体育人才，为体育事业的后续人才做补充，将我们国家的体育事业发扬光大。由以上原因可知，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并且融入竞技体育的思想，学校体育甚至学校教育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一是《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出台将促使全南形成密集化的后发政策优势。一直以来，全南既不是国家贫困县，也不是罗霄山连片特困地区，可以说过去上级给予全南特殊的扶持政策很少，属于政策“塌陷”区。《若干意见》的出台改写了全南发展历史，有助于全南形成后发政策“高地”。例如，执行西部大开发政策、开展对口支援等一系列特殊政策，以及给予全方位的产业扶持、提供强有力的要素保障、构筑高效能的体制机制等等，这些政策和举措极具整体性、系统性，“含金量”非常高，将极大增强全南对各类要素的吸纳和集聚功能。二是省、市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将有利于推动全南优势主导产业转型升级。稀土、氟化工精深加工产业是全南优势主导工业产业，目前我县已拥有晶环科技、新资源稀土、华星氟化学、松岩冶金等一批较大规模的深加工企业。省、市提出将稀土、氟化工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扶持发展，这对推动全南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做大做强矿产品深加工业将迎来新的机遇。三是《若干意见》提出了推动“三南”建设承接加工贸易转移重点示范地，这必将给全南扩大对外开放带来重大契机。正在编制的《赣州“三南”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示范地发展规划》，初步确定了建设“一线两廊三基地”。“一线”是指新建设“三南大道”，“两廊”是指建设大广高速、赣粤高速沿线产业走廊，“三基地”是指新规划全南、龙南、定南三个基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南”将进行联合招商，统一政策，统一规划，统筹考虑产业布局，这将极大地推动全南招商引资和产业承接。2.严峻挑战。受欧美债务危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国家宏观调控仍然趋紧，部分政策措施对全南经济发展影响较大，形势不容乐观。一是出口下行趋势明显。据统计，全南出口企业有20家，去年以来实现业绩的企业仅13家，而今年以来企业订单同比下降近30%。订单减少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使得出口企业生存发展压力加大，上交税收不同程度下降，部分企业降幅已达60%至80%。二是稀土产业形势严峻。稀土深加工业税收占全南税收的半壁江山，全南两家重点稀土企业晶环科技、新资源稀土公司虽然今年4月已经复产，但受国家矿产品特别是稀土配额指标及价格的限制，企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稀土产业税收将出现重大缺口，财政增收压力较大。三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受国家继续实行严厉的房地产业调控政策影响，全南的商品房成交量下降较大。今年上半年，全县仅销售商品房243套，同比下降34.5%，房地产税收比去年减收700多万元。2011年12月12日至14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变。因此，房地产业将持续低迷，房地产税收仍然呈下降趋势。
《若干意见》提出，将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一系列“含金量”较高的政策，扶持壮大一批优势产业，建设一批重大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这为全南实现加快发展、转型发展、跨越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性机遇。要保持全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势头，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明确今后经济工作的着力方向。
着力推进项目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平台和载体，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力。总书记指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扩大消费是基础，稳定投资是关键。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全南而言，经济是中心，投资和项目是基础，也是经济增长最主要、最有效的推动力。《若干意见》所带来的重大机遇与国家稳增长政策相互叠加，将产生前所未有的放大和裂变效应。所以，全南要坚持把推动苏区振兴发展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一是要进一步推动思想大解放。要采取有力措施，破除影响科学发展、加快发展的陈旧观念，进一步统一全县上下的思想和行动，使广大干部群众更加开拓创新、奋发努力，确保各项工作跟上苏区振兴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步伐。二是要进一步挖掘策划项目。要对照《若干意见》，进一步认真挖掘和精心策划更多的项目，扎实做好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产业发展，精心编制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国家稀土矿产资源储备试点、芳香产业基地发展规划等项目。积极加强与国家部委的对接与跟踪，主动跟进掌握国家部委和省、市最新动态，最大限度争取政策、项目和资金，争取每一条政策都落实到项目上，将国家的政策支持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要着力提升招商引资水平。要花大力气、下真功夫开展好“奋战100天”招商活动，主攻产业招商、组团招商、大项目招商、以商招商，争取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和重大项目上有新突破。四是要切实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要进一步创新征地拆迁的思路、方法和机制，切实解决好项目建设用地难的问题。积极创新项目市场运作机制，充分发挥好县信用担保公司、城司等融资平台的作用，解决好项目建设资金难题。
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壮大工业经济总量。做大经济总量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有产业来支撑，这也是全南实现加快发展、转型发展的主要着力点。《若干意见》特别提出要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这也体现了强调“输血”的同时，重在提升全南自身的“造血”功能。为此，一是要集中力量培育壮大优势产业。要抓住国家支持赣州推动优势矿产发展的有利时机，紧紧围绕矿产品精深加工、机械电子、现代轻纺和新型材料四大工业主导产业，积极争取有关项目，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延展产业链条。要着力抓好华星氟化学二期工程、晶环科技氧化锆、广研光电三基色荧光粉以及LED稀土节能灯项目、松岩冶金一期工程等重点在建工业项目建设。要鼓励产业龙头企业实施各类科技计划项目，为企业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二是要鼓励企业开展科研项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全南工业企业目前大部分都是科技含量较低的企业，有的还纯粹是来料加工，因此企业产值低，没有竞争力，一遇风吹草动企业就陷入困境。所以，全南要积极引导企业开展科研项目，提升技术含量，使企业不断地增强竞争力，壮大实力。三是要推进工业园区平台建设。要积极推进全南省级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加快园区工业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玉坑片及大广高速出口周边地块的规划建设。要结合全南产业发展要求和项目投资强度，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着力促进企业集群，不断完善园区主导产业链，力争形成独具特色的运动器械产业园、矿产品深加工产业园和电子机械产业园。
着力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经济效益。《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快发展赣州特色农业，建设面向东南沿海和港澳地区的重要农产品供应基地，这和全南县提出的打造粤港澳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地的目标是相一致的。因此，全南要利用好《若干意见》大力夯实农业基础的扶持措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业经济效益。一是要推进农业主导产业建设。要巩固和提升芳香苗木、蔬菜、果业等农业主导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科技园、综合示范区，推动农业发展规模化、集约化，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二是要推进统筹城乡示范区建设。要扎实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综合示范区建设试点工作，努力把金龙镇打造成集农村、城市和工业区为一体的城郊结合综合发展型的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把陂头镇、南迳镇建设成集生态、休闲、观光、养生等特色与小城镇建设为一体的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三是要推进农田水利基础建设。要充分用好国家加快赣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特殊政策，整合涉农资金，大力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广泛开展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实施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全面夯实农村发展基础。
关键词：炼焦化工 经济效益 环境问题
近年来，炼焦化工工业在我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炼焦化工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大大地增加了我国焦炭的产量，缩小了我国与世界工业的差距。
一、炼焦化工带来的经济效益
1.炼焦化工促进了钢铁工业经济的发展
2.炼焦化工增加了焦炭的出口量
炼焦化工的发展不仅增加了焦炭的产量，而且还增加了焦炭的出口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国外贸易的发展。焦炭出口量的增加使得我国的焦炭出口量占据了世界的大部分，这使得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焦炭都来自于我国，使我国的焦炭遍布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虽然近些年来很多国家因为环保问题限制了我国的焦炭出口，但是世界焦炭的需求仍然阻挡不了我国焦炭出口量的增加，而且随着焦炭需求量的不断增大，焦炭的价格不断地走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炼焦化工工业给我国带来的这种经济效益。
3.炼焦化工为我国提供很多化工产品以及大量煤气
众所周知，炼焦化工能够为相关的产业提供它们所需的焦炭，能够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而炼焦化工为我国提供很多化工产品以及大量煤气常常受到了人们的忽视，其实炼焦化工所创造的经济效益里很大一部分是化工产品和大量煤气。因为我国的人口比较多，需求量相对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炼焦化工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炼焦化工为我国提供很多化工产品以及大量煤气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二、炼焦化工所带来的环境问题
1.炼焦化工所带来的大气污染
炼焦化工工业在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环境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我们熟知的大气污染问题。
第一，热电站所带来的大气污染。一般的炼焦化工企业都具备一个排烟口，而这个排烟口是污染的来源之一，这个排烟口主要排放很多有害的气体，这些气体不仅对炼焦化工企业热电站周边的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有害气体会导致人们产生很严重的疾病。
第二，贮藏煤炭的空间所带来的大气污染。我们所熟知的贮藏煤炭的空间主要是煤炭粉碎室、煤场等等一些储藏煤的室内空间，这些储藏煤的室内空间所带来的大气污染对我们的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储藏煤的室内空间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是煤尘。我们知道普通的灰尘对我们的环境和人体的危害都极其之大，而作为重点污染物的煤尘对我们的环境和人体的危害就更大了，它不仅会污染周围的环境，使炼焦化工企业的贮藏煤炭的空间的周边环境都产生大量的不干净的煤尘，周边环境的能见度大大降低，而且也会导致炼焦化工企业的贮藏煤炭的空间的周边居民以及相关工作人员产生严重的呼吸道疾病。
第三，炼焦具体操作的空间所带来的大气污染。炼焦废气来源于煤的干馏、结焦等化学加工转化过程中产生的烟尘、煤尘、飞灰；结焦过程中泄露的粗煤气，其中主要污染物因子有苯化芘等苯系列物和氰、硫氧化物、碳清化合物等；空气与焦炉煤气燃烧生成的SO2、NO2、CO2等，出焦时灼热的焦炭与空气接触骤然生成CO、CO2、NO2等。气体污染物具有排污环节多、强度大、种类繁杂、毒性大的特点。数据显示每生产1吨焦炭要产生400立方米左右煤气，大量的粉尘、一氧化碳及有毒气体被排放到大气中，其中含有多种致癌物质。焦化废气中的粉尘及烟尘在微风的气候条件下会扩散到空气中，随风飘散，造成较远距离的空气污染，使企业周围的空气质量恶化，损害居住人们的健康。而苯可溶物、苯并芘是严重的致癌物质，导致焦炉工人肺癌的发病率较高。
2.炼焦化工所带来的水体污染
炼焦化工工业在给人们的环境带来大气污染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环境带来了很严重的水体污染。水体污染是指煤制焦、煤气净化及焦化产品回收等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污染。，以下是具体的水体污染的来源：
第一，炼焦化工工业的操作空间所带来的水体污染。炼焦化工工业的操作空间是重点的污染源，它不仅能够带来很严重的大气污染，而且能够给我们的环境带来很严重的水体污染，水体污染主要来源于炼焦化工工业的操作空间里的上升水管和炼焦化工工业的操作空间里的桥管水管。而炼焦化工工业的操作空间里的上升水管和炼焦化工工业的操作空间里的桥管水管所带来的污水主要是煤尘废水。
第二，炼焦化工工业的净化空间所带来的水体污染。炼焦化工工业的净化空间也是重点的污染源之一，炼焦化工工业的净化空间所带来的水体污染物主要是粗苯污水，粗苯污水在这些水体污染物当中属于严重的污染物，因为它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很严重，对于人的身体来说，它具有致命的作用，而对于炼焦化工工业的周边环境来说，粗苯污水能够摧毁一切植物和一些微弱的动物。只有充分地认识到了炼焦化工工业的净化空间所带来的水体污染以及粗苯污水的严重危害性，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改进我们的炼焦化工工艺和改进我们的设备。
三、炼焦化工所带来的噪声污染
炼焦企业的噪声污染问题一般不会对城市或周边居民产生影响。但局部的高噪声设备比较多，如处理不当不仅对操作工人造成危害也会在厂区内形成高噪声污染。高于85分贝的设备主要有煤气鼓风机、焦油水泵、粉碎机、振动筛等。其中以鼓风机的噪声最为严重，高达110分贝接近人的听力极限。长期接触会造成听力损伤以及神经衰弱等病症。
四、结语
综上所述，炼焦化工工业的快速发展对我国来说有利亦有弊，它能够为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它也会对我们的环境产生很严重的污染问题，而对于这些污染问题，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也应该结合企业自身的情况去积极地解决这些污染问题，争取做到“低污染，高发展”，只有这样，我国的炼焦化工工业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