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8 15: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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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治事之学;中国古代;士子;实学
作者简介:路宝利(1969-),男,河北省香河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在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史、职业教育思想;赵友(1957-),男,河北玉田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传统文化;宋绍富(1958-),河北乐亭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高级政工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间传统学徒制度与职业人才培养研究”(批准号:HB11JY034),主持人:路宝利;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批准号:201103327),主持人:赵友;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河北民间著名工艺技术传承与人才培养问题研究”(课题编号:JRS-2011-3049),主持人:路宝利。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0-0092-05
经学与治事之学共同创造了中国古代教育文明。因经学主宰教育历史久远,与农工商贾实才直接相关的治事之学少有关注。在古代经学教育体系之中,一直流传着士子治事之学,其对于民间技术教育与专才学校具有持久的示范作用。厘清其形态变迁、核心理念、关键特征对于职业教育史研究或现代职业教育实践均有启发。
一、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
(一)“材各异”个体差异性
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源于治事之才的客观存在。非是所有人均是治国之才,多数人乃治事之才。孔子曾言: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学而不知三类;其后董仲舒又有“性三品”之说;《墨子·耕柱》记载:“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另以木、铁自然属性不同,说明教人必须因材施教的道理:“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金,巧冶不能铄木,金之势不能,而木之性不能铄也。以为器,木以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然也”《淮南子》;傅玄则提出:“为师者”需“大匠构屋,必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也”。即好的工匠在造屋子时,不浪费一寸的木头,使大小木材各尽其用。又以“土与铁”性能不同说明要物尽其用,即“土不可以作铁,而可以作瓦”。傅玄认为:“龙舟整揖,王良不能执也;骥骤齐行,越人不敢御也,各有所能”。又《长短经·知人》记载,人有“九流”之殊,“四德”之异,需认真观察识别才使“执伪者无地而逃”。颜元培养“百职”专门人才,一方面源于“业各殊”的社会分工理论,另为“材各异”的人才差异论断。[1]
(二)农、工、商、虞各致其用
治事之学存在合理性源于社会人才需求多样化。可以说,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历史,社会分工基于效率原则。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行,需要官吏、农夫、匠器、商旅等各式人才。《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司马迁主张农、工、商、虞并驾齐驱,各致其用,但并非每个人均可成为既能治国且能治事之才。由此,孟子提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阶层划分。孟子主要观点: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劳心,小人劳力。且孟子举例以证“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尽管存在等级思想,但分工理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春秋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在“士”群体之中并非皆“治国平天下”之材。《吕氏春秋》作为集百家思想于一体的著作,其中涵盖着天文、农业、手工等诸多知识与技术等。“士与百工地位相分”不拘一格尊重人才,极大激发了各种人才脱颖而出,诸如著名工匠鲁班、李冰等皆载入史册。各诸侯国吸纳了各种各样的人才,其中既有治国安邦之才亦有科技人才。以后诸代,傅玄、司马迁、颜元等皆提出多样化人才观。
(三)教育类型多样化与活力
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源于教育类型多样化的需要。人类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主要特征表现为教育寓于原始人群生产与生活母体之中。原始社会劳动教育是普通教育史与职业教育史的共同起点。原始社会末期,古代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诸如巫、卜、史、贞人等原始知识分子皆是体脑分工的标志。自此,教育开始分化为培养“劳心者”与“劳力者”两种类型。巫等作为最早脱离物质生产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掌管宗教、巫术、医药、天文历法和文字记录的专业人才。夏商周时期,教育开始以独立的形式存在。但回顾历史,重新考究教育在此时代分离对于人类发展必要性的同时,也导致了体力与脑力的分裂,教育与生产实践的分裂,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裂。尤其东周以降,三种分裂予以时代的演化。学在官府被打破,私学逐步兴盛,至此,官学与私学,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经学教育与治事之学并存。教育类型的多样化造就了中国古代教育的活力,由此引发了古代教育的丰富与发达。教育类型多样化并非杂乱无章,以经学主导,以培养治国之才为要。治事之学培养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尽管如此,治事之学始终以顽强的生命力伴随历史变迁,而且更多时候扮演革命性因素。教育史上治事之学一直是以经学批判者身份出现的。
(四)经世致用文化内在需要
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源于经世致用文化的内在需要。中华农耕文明源于独特的地理环境。黄河、长江、珠江、辽河等处早期先民共同创造了伟大的大河文明,其决定了中国先民农业生产方式以及所蕴育的文化特质是经世致用。自古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其源于农耕生产方式对于和平、稳定提出了强烈诉求。自上古时代,古之先贤为农耕文明奠定了“协和万邦”的治国理念,自此,“和平”的追求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自大禹治水起,古之圣贤均以国计民生为要,无论政治、经济、教育皆凸显经世致用之取向。先秦诸子,因个性不同而有争鸣。如儒家培养君子,教以六艺;道家培养真人,以自然为师;法家培养吏师,以法为教;墨家培养兼士,以道术为本。但经世致用贯穿于百家之学,无论儒、道、法、墨等皆以现实世界与现实变革为追求。以经世致用之哲学,儒家不器提出“齐家、治国、以平天下”;道家绝巧以为“不争莫之能争”、“无为而无不为”而至“君子南面之术”;墨家兼士“以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法家“耕战”以求富国强兵。汉代,“独尊儒术”除因文化专制因素以外,百家多样性统一为其内在因素。但治事之学作为诠释中国经世致用文化内在需要,其传统地位边缘化值得深思。[2]
二、治事之学实践变迁
(一)六艺造士
西周以往,六艺造士首创治事之学。周公首倡礼乐制度,对于“六艺”教育贡献颇大。《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古之“六艺”以“职事官吏”为教育目的:礼乐之教以培养职事官吏修养与规范,射御之教以培养职事官吏的军事技能,书数之教以培养职事官吏才智。“六艺”教育以“实用技艺”为教育内容,如“九数”是指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从“九数”所包含的内容来看,田地面积的划分、租税的合理摊派、土石方体积的计算,各种工程的求证,几乎处处都要用到它。“独尊儒术”的汉代与“重振儒术”的唐代,经学一度排挤了六艺,但在小学和私学中书、数、武艺传授并未中断。宋代,胡瑗主办学校又出现以“六艺”为教育内容的盛况。理学家朱熹大力提倡读经穷理,但也主张小学教育要学六艺。明代学校比宋代又有发展,《明史·选举制》记载“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清代顏元,为补救教育空疏的时弊,大力提倡六艺教育,主张实学实教。其与西方的七艺有所差别,六艺逐步演化为“实用本位”的中国教育体系。
(二)百家实学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之学皆涵盖治事因子。儒家以君子治国,但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贤人之外,恐怕成为“君子”者甚少,而“器者”甚多。另《论语》之中还包括“多识鸟兽之名”等记载。《论语·学而》提出“使民以时”;《尚书·尧典》记写了“敬授民时”之说;《礼记·月令》开农家月令先声;《周礼·地官·司徒》提出“土宜之法”等。儒家以外,其它诸子治事之学更甚。法家商鞅、韩非力主耕战治国。商鞅把《诗》、《书》、《礼》、《乐》一类著作,划为铲除之列,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商鞅变法的第一道政令便是《垦令》。杂家《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墨家、农家治事之学更为彻底。墨子以“兼士”为教育目标,其目的为把“农与工肆之人”培养成各从事其所能的“兼士”,强调王公大人、士君子、农人、妇人等皆需做好份内之事。农家《汉书.艺文制》载“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以许行为代表,流散民间,设学收徒,著书立言。[3]
(三)经学载体
秦汉开始,治事之学伴随经学载体传播一直没有停止。汉代经学教育倡导通经致用原则,经师有意识吸收了自然科学知识以充实儒学内容,反映在教育上,就有一师兼教几科的现象。《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由于经学涵盖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因此汉代经师多博通科学技术等,如东汉贾逵为经学家与天文学家,对于天文官教育和培养具有一定作用。西汉落下闳与东汉张衡尽管均担任天文官但皆不是世传畴学。在经学教育基础上,通过刻苦自学皆成为成就非凡的天文学家,尤其张衡成为东汉时期人文素养与科学技术素养融合的典范。魏晋教育思想家傅玄、颜之推作为受到儒学教育的大师分别提出了人才九品、劳动教育等治事要务。唐代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播,著名文人王勃曾说:“人子不可不知医”,并向长安曹元学习医术,在朝的文武大臣有不少从事过医药、化学、建筑、水利、农业、机械制造等方面的工作。据《唐六典》及新、旧《唐书》记载,人们凭借自己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职位,甚至可以官拜尚书。元代历山书院,起初书院以教授儒学知识为主,由于医人匮乏,学员开始兼学医学。
(四)分斋治学
宋代开启分斋治学至清代已彻底改革。宋代胡瑗为分斋治学的开创者,其著名“苏湖教法”核心就是分斋治学。胡瑗在其主管学校中,分“经义”与“治事”两斋,其中“经义”斋基本培养官员;“治事”斋分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为宋代三次兴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范仲淹庆历兴学创建太学,采用分斋教学的形式;王安石熙宁兴学创立“三舍法”,三舍法又比汉唐分经教学、分科教学前进了一步;蔡京崇宁兴学恢复医学,新设算学、书学、画学等专门学校。明代,黄宗羲主张“学贵履践,经世致用”,在他设计的未来市民社会学校体系中,除经师开经学外,还特别开设兵法、历算、医学、射术各科,并各有学官教授。此外,他还提倡所谓“绝学”,如测望、火器、水力等之类的自然科学。清代颜元可谓分斋治学集大成者,规划漳南书院,陈设六斋。在书院分设“文事”、“武备”、“艺能”、“经史”、“理学”、“帖括”等六斋,分斋教习礼、乐、书、数、天文、地理、兵法、战术、历史、时务、诗文、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程朱陆王之学及八股举业等知识技能。颜元在漳南书院的办学计划与教学实践,开启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向近代实学教育转化的先河。[4]
三、治事之学的核心理念
(一)教育思想—明体达用
治事之学初始仅是经学的一部分,后逐步成为经学中批判性与革新性因素。经学主导之下,治事之学仅是凸显经学明体达用的工具所在。即便如此,其对于改造经学或改造教育意义深远。宋代胡瑗首倡“明体达用”的教育目的即“学以致用”精神,其不仅为此开辟分斋治学,且对新儒学“穷理践行”思想起到了转变作用。程朱理学“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行”的实质为胡瑗“明体达用”的思想演变。朱熹学问体系不仅涵盖对传统儒学知识经学和史学的注解,而且包含作为“科学”的历法、音律、地理等。宋代陈亮、叶适“事功”学派批评理学家空谈“性与天命”,对其“静坐”、“存养”功夫尤为不满,主张习百家之学、考订历代典章名物,以培养对社会有实际作为的人才同样对于“明体达用”思想继承。宋代“明体达用”之思想,为明清两代实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明代实学学风由丘濬开创,他所著《大学衍义补》一书,放眼“治平”之术,恢复儒学“有体有用”的真精神。此书被明末实学家陈仁锡所辑《经世八编类纂》列为八种“经世”书之首。明代实学强调“体围合一”、“学仕合一”,其中,顾炎武、李颙等代表“义利双行”学派。清代,乾嘉考据学久负盛名的“皖派宗师” 戴震视科技为实学加以提倡,皆是明体达用的体认。
(二)教育目标—百职人才
治事之学突破儒家“君子不器”与“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追求,提出各领域专门人才的重要价值。自汉代,教育史上首先突破“官仕”目标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傅玄。傅玄提出著名的“九品人才论”,《长短经·量才》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日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辨才,以长讽议。此量才者也”。颜之推继承了傅玄的人才观,提出教育既不是培养清谈家,亦不能培养章句博士,而是要培养国家实际有用的人才。主要包括:“一、朝廷之臣;二、文史之臣;三、军旅之臣;四、使命之臣;五、兴造之臣”等六个方面。宋代胡瑗分斋治学贯彻了傅玄、颜之推的人才思想;清代颜元对此论述最为透彻,认为教育不是培养无益于国家“庸碌”官吏,而是培养“经济臣”,人才需“以经世致用为宗”。由此,颜元提出了著名的“百职”专门人才观。颜元认为,要“经世”治国,仅有“君相”与“百官”不行,必须有“百职”专门人才。其举例“禹之治水,非禹一身尽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长于水学者分治之,而禹总其成”[5](《习斋四存编》之《存学编》)。
(三)教育内容—治事实学
与经学崇道重礼比较,治事之学倡导实学。魏晋颜之推首倡劳动教育与艺能教育。《颜氏家训·勉学》:“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另外,颜之推强调士大夫子弟要“知稼穑之艰难”,学习一些农业生产知识。《颜氏家训.勉学》言“农工商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无不利于事也”。宋代陈亮、叶适“事功”学派主张“因事作则”,即教育应该面向社会实际,在博通的基础上,提倡学习兵法、度员等方面的知识。明代实学代表人物张居正、海瑞、焦竑、徐光启抛弃道学家游谈无根的陋习,更多地关注国计民生之事,诸如农田、水利、河漕、盐法等。王夫之提倡实学,要士子学习“天下治乱、礼乐、兵刑、农桑、学校、律历、吏治之理”,否则,国家不能有“可用之士”,其要求“登士于实学”。 颜元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以尧舜周孔所倡导的“三事、六府、三物、六德、六行、六艺”作为“实学”内容,特别强调学习“六艺”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生产、军事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以造就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或有一技一艺的实用人才。
(四)教育方法—习行教法
与经学明理、玄学尚谈比较,治事之学倡导习行。傅玄认为,玄学家“才辨”是以“悬言”、“空言”而“利口覆邦国”之“败德”行为。颜之推继承了傅玄思想,以邺下俗谚讽刺“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的食古不化的迂阔之习,教育子孙后代通过读书学习来“志于行”。明代王廷相提出掌握知识必须从“见闻之知”始,学生需接触事物,实地学习,才能认识事物,叫做“接习”,其以“闭户学操舟之术”以比喻此理。另说:“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黄宗羲提倡“学用一致”的教学方法,学历者能算气朔,观测天文气象;学医者,根据理论与实践考核,分三等处理,中等者才许继续“行术”。颜元明确提出“习行”教学法,指出“习行之学”贵在“实行”“实践”。认为:“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主张学一艺必习一科、验一方,手脑并用,切忌纸上谈兵。“觉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并将家塾之名由“思古斋”改为“习斋”。颜元说:“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学上著力”。《存学编》以习学琴为例:“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云南也,故曰万里也”。
(五)教育方式——各专一事
与经学鸿儒、通儒比较,治事之学倡导各专一事。傅玄在管子四民分业基础上提出“分业壹事”之思想。其《安民》篇曰:分其业而壹其事,业分则不相乱,事壹则各尽其力……认为“分业”为农、工、商三才发挥各自职能的前提。颜之推于《颜氏家训.勉学第八》“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宋代胡瑗“治事”斋教学:“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各因其所长而教之。如“治民宜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历算以明数是也”。颜元主张教育要结合学者的个性进行,教学应根据学者材质和兴趣制定:“凡弟子从游者,则令某也学礼,某也学乐,某也学兵农,某也学水火,某也兼数艺,某也尤精几艺”(戴望《颜氏学记》)。颜元主张各专其业,各得其用,他说“人之于六艺,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讨论,重之以体验,使可见之施行,则如禹终身司空,弃终身教稼,皋终身专教而已,皆成其圣矣”(《颜习斋先生言行录》)。颜元在自己著作中,列举了许多古今中外的豪杰皆“各专一事”,他常鼓励其弟子各专一艺。因此,在颜元的生徒中,专才甚多,甚至包括“手制小仪器,业者自谓弗如”的巧匠冯雍,善于垦荒种田农技人才齐林玉等。
四、治事之学的相关思考
(一)专才与通才
治事之学丰富了手工时代的人才文化,且使专才与通才的思辨逐步明晰。傅玄主张“用人当其才”,反对求全责备。其在《傅子·阙题》中言:“圣人具体备物德行颜渊之伦是也;……言语宰我、子贡是也;……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傅玄认为全面发展于一人之身实现困难,因此“教人者要因人而教,不可妄教;用人者也要因人而用,不可妄用”。之后颜之推提出人才需博闻与执一相结合,敏锐的意识到人的精力与天才区域的局限性,要在“博”的基础上求“精”,他说“多为少善,不如执一”。陈亮、叶适反对朱熹的“醇儒”,提出“一艺一能”的“事功”教育。陈耆卿云: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艺,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颜元反对“通儒与通才”,其认为只有少数人可为,而众人皆可成为专门人才。学生请教颜元欲想成为“无不知能”的人才时,颜元提出:“误矣!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资,乃思兼长,如是必流于后儒思著之学矣。盖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也。究之,莫道无一不能,其实一无所知也。”(《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二)农圃与小人
《论语》记载“樊迟请学稼”之事,孔子言“此小人也”。孔子旨在希望学生均如自己成为治国、平天下之才。孟子从后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对后世影响至深。管子四民分业以后,农为庶民,但工商一般低于庶民之地位。因此,皆以“小人”相称谓。唐太宗评价书学亦有:“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的认识可见一斑。古代有明确规定,工商一般不得为仕。其中,匠籍、医籍制度均是技术官守背景下役使专才之手段。以小人称谓另一重要原因是治事之才多被人役使,因此,颜之推一方面告诫子孙“薄技”重于“家财”;另一方面,提出技艺只可兼习,而不可专业,以求得“艺不役人”。但关于小人,诸代皆有明识之士。周灭商,周公教康叔杀违禁饮酒的人,独对违禁的商族手工业者加以宽恕,“勿庸杀之,姑唯教之”。傅玄为发明家马钧写作《马钧传》,以“国之精器,军之要用”,其巧有益于世,绝不可“忽而不察”等语词凸显出对于科技发明重视与对于手工业人才的珍惜。清代颜元对于专才赋予重要地位。批判了把专门人才比作下等卑贱职业的思想,提出“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三)崇道与尚艺
古代经学崇道,培养治国之才,治事之学尚艺,培养治事之才。儒家明体达用之改造,凸显出道中有艺方可经世致用。治事之学需艺中有道,方可自成境界。自原始社会末期学校萌芽以后,劳动教育、技术教育、生产实践教育完全与学校教育背离。传统儒家思想,鄙视劳动教育;道家思想追求“君子南面之术”的政治哲学;佛家“性空”、玄学“空谈”皆未把技艺放置于应有的高度,治事之学一直在批判儒学、玄学轻艺以激发经学改造,经学治国之学一直在批判技艺小道以激发治事之学不断升华。魏晋南北朝颜之推提倡“生存求利”教育的同时体现了“全人教育”理念。其中,“德艺周厚”即知识技能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技艺兼习”即知识传授与培养技能结合;“博闻执一”即在知识与能力结构体系中达至博闻与精深统一。古代治事之学达至崇道与尚艺的统一是士子治学之追求。
(四)治事与文明
手工时代因经学主导,因此治事之学对于文明的创造久被忽略。治事之学直接推动了物质文明进步,古代农才、工才为直接物质生产者,商才乃物质交换者,其直接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进步。《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对此是很好的诠释。没有治事之学,人类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因此治事之学直接推动了精神文明进步。而天文医学、农、工、商贾的诸多经典则丰富了中国文化,劳动教育对于精神文明意义深远。清代颜元认识到劳动的健康价值:常劳动则“筋骨竦,气脉舒”,而久之则“魂魄强”。由于体质增强,学习起来可以“振竦精神,使心常灵活”。对于劳动的德育价值,颜元认为通过劳动,可以杜绝邪念,纯净内心。他说:“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另外,治事之学有效地弥补了经学、玄学之弊端,无论对于政治思想、社会风气、人才结构等均起到良性作用,从而直接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68.
[2]毛礼锐,沈灌群. 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30.
[3]路宝利.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史.[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91.
1.对中小学生进行孝敬父母教育是时展的需要和呼唤。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其结果是一方面使国人大开了眼界,扩大了视野;另一方面也随之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的碰撞给人们的道德观念带来的困惑与行为矛盾,逐步在校园、家庭和社会中表现出来。面对这种挑战,如果我们一味地抵制外来文化,那只会造成封闭自守,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失之交臂,继续推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我们应从正面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对学生进行中国文化传统的教育,及时纠正学生中出现的道德偏差。我国提倡对中小学生进行孝敬父母的道德教育正是从这一时代前瞻出发,使学生能够以优良的素质迎接21世纪的挑战。
2.社会发展的现状要求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回归。党的以后,我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由于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实施,我国目前已有5000多万独生子女,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产生的特殊群体,受到来自家庭的过分爱护与保护。越来越多的长辈把孩子捧为“小太阳”、“小公主”,过多地讲究孩子的营养、打扮、排常这些“过度”的爱,使大部分孩子变得骄奢任性,缺乏自理能力,缺少理解心、孝敬心和责任心,他们不知父母工作之艰辛,不知父母的养育之恩,有时父母行为稍不合孩子之意,就遭到孩子的斥责,甚至是漫骂。一些孩子还认为父母为自己服务是应该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也是顺理成章的孩子的这些言行。使我们惊呼:现在该是猛醒的时候了!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教育如果还不摆到议事日程,那么,我们现在在培养出来的学生将会在素质方面大打折扣,难以接受21世纪的挑战。
3.孝敬父母道德教育是中小学德育建设和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天,我们倡导的“孝”是摒弃了封建主义糟粕之后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现代道德观念相适应的“孝敬父母”的道德观念,它具有传统美德的健康内核。我们提倡的孝敬父母强调亲爱父母之情,敬重父母之心,顺承父母之意,侍奉父母之行。
这些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是相符的,也是目前中小学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更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改变目前家庭中存在的孩子专横、缺乏同情心等状况,有着积极的意义。搞好孝敬父母教育,父母本身应是其直接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学校开展孝敬父母教育活动只有通过家长积极配合才能取得成效。在家庭,如果家长对子女过分宠爱、关心,必将导致其忽视或放松对子女摆脱依赖、自理生活、学会关心、帮助父母等良好习惯的培养。家长倘若纵容孩子任性、专横而不以为憾,任何时候对孩子都百依百顺,必将导致学校的孝敬父母教育成为单方面的灌输,失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因此,这种教育必须得到家长的支持,使之成为家教中经常和长久的内容。
4.对转变目前家教中的重养轻教、重智轻德的现状具有积极意义。一般来说,现在的家长都爱自己的孩子,都希望他们能成为祖国有用的人才,也知道必须教育自己的孩子。但是纵观现代家庭,由于家长的文化素养不同,教育观与方法自然也不相同。目前,对于教育孩子有两种类型的家长,一是放纵型的。这类家长,平时整天忙于挣钱或搓麻将、跳舞等,对孩子弃而不管,认为“树大自然直”。
二是严管型的。这类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虽抓的很紧,不过他们的目的却很狭隘,只不过是为了孩子将来念大学。能“出人头地”。于是家长们尽可能为孩子创造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请家庭教师千方百计地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这往往导致孩子在学业上不堪重负而对父母不满,有的产生逆反心理,甚至与父母顶撞起来,使父母感到自己的“好心”没有得到好报。这些家长在培养孩子某些技能时,忽视了对其进行良好思想品德教育、道德行为的培养,尤其是孝敬父母的教育与培养。
二、中小学生孝敬父母道德行为的特征以及实施教育的内容
中小学阶段是少年儿童道德观念萌生与道德行为发展的重要时期。小学生的道德心理发展的特点是,道德行为的情感性强,道德意志尚处于发展阶段,不够坚定,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具有不一致性。而中学生正处生理上的青春期,个体的道德心理发展虽然情感性强,但道德意志已开始在成长发展中,随年龄的增加,正逐步走向坚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一致水平要超过小学生。但是总的来说,中小学生的道德行为发展滞后于道德认知与道德情感的发展。
当前,中小学生孝敬父母道德行为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中小学生孝敬父母道德现状发展的整体水平与其年龄特点、理、生理特征基本相适应,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良苗头,许多父母的溺爱并没能赢得孩子的敬重。从心理方面来看,学生各种道德品质(包括孝敬父母品质)均处于萌生和发展阶段,虽然父母子女间的亲缘情感是学生发展孝敬父母品德的天然基础与内驱力,但仍需要通过中小学长期系统的教育培养与实践以及家庭中潜移默化的作用才能稳定形成。影响学生孝敬父母道德品质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学校教育与家庭陶冶,而社会环境对其影响较小。
2.中小学生孝敬父母的道德认识和情感水平总的来说优于道德行为,“知、情、意、行”发展不平衡,经常出现道德行为偏差。小学生的这种行为偏差主要有:不听从父母教导,常惹父母生气;在家庭生活、娱乐活动中喜欢独享独占,不会礼让父母;不能主动帮助父母做家务,减轻父母的家务负担。中学生这种行为偏差的主要表现有:时常顶撞父母,父母的言行稍有不随意之处,就撒娇顶撞、毫无礼让约束;对自己的事过分地“保密”,不愿让父母过问;缺少与父母的情感交流;我行我素,父母的话入耳则听,不入耳则不予理睬。
中小学生由于道德心理发展的过程中,情感色彩浓厚,其道德意志尚处于发展阶段,不够坚定,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具有不一致性。
因此,认知的一些道德,不一定就会去实施,而在行为实施过程中由于意志薄弱而难以维系,这就导致孩子道德行为发展滞后于道德认识与道德情感的发展。
3.学生的学业成绩、行为方面的差异与其孝敬父母道德水平差异不尽一致。
在平时,一般学习较好的学生,有时常发生对父母不孝敬的行为,而有的差生,却在孝敬父母方面常常有闪光之处,令人刮目相看。
中小学生孝敬父母道德发展的特征,为科学制定孝敬父母道德教育和内容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笔者认为,中小学生孝敬父母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了解父母、理解父母的道德认知教育;亲近父母、关心父母的道德情感教育;尊重父母,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给父母添麻烦,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减轻父母辛劳等的道德行为教育。但由于中小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不同,其孝敬父母的要求也应区别,其具体要求如下:小学生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①听从父母的意见和教导,学会从小礼让父母;②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起居饮食,保持身体健康;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用功学习,努力向上;⑤出门和回家时都要向父母有个交待,以免父母挂念;⑥要诚实,杜绝撒谎的行为,不在外面做违犯纪律的事。
中学生主要应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①听从父母的教诲;②听取父母的意见,不要事事任性,尽量避免与父母有任何的隔阂,重要的事,要请父母发表意见;③帮助父母做家务,注意在家接人待物,为父母分忧;④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锻炼身体;⑤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用功学习,充实自己,争取学习不断有进步;⑥随时让父母知道自己的活动内容。有事在外必须向父母做好交待。
三、如何对中小学生进行孝敬父母道德教育
对中小学生进行孝敬父母道德教育,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教育活动,它不仅需要教师在学校付出辛勤的劳动,而且要家长的配合与参与。在实施这种教育时,应采取以下几个原则:一是科学性原则。这种教育过程,自始至终都应以心理学理论为指导,要符合少年儿童心理特征和行为现状,适时适度,防止成人化。二是实践性原则。孝敬父母道德教育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教育,这种教育活动要重在导行,要防止空洞的说教。对于中学生来说更是如此,空洞的说教只会导致教育的失败。三是渗透性原则。教育的方式重在渗透,除课堂讲授和专项训练活动外,应多形式、多渠道地在学校教学、家庭活动中进行渗透。四是学校和家庭相互配合原则。这项活动必须取得家长的配合与支持,必须开展家长工作,对家庭教育进行正确引导,防止学校孤军作战。
中小学生孝敬父母道德教育具有多重属性,它属于青少年儿童道德教育的范畴,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生行为规范养成教育的组成部分,同时还是家庭教育、劳动教育、文明礼貌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应将中小学生孝敬父母教育纳入学校德育和家庭教育的整体规划之中统筹安排。
中小学生孝敬父母道德教育主要必须通过学校和家庭两个主渠道开展。在学校开展这种教育应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可以采取以下形式:
1.通过开设专门讲座与学科教学渗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平时,通过上专门课,可以比较系统地帮助学生理解孝敬父母的通俗道德,激发学生孝敬父母的道德情感,引导学生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规范自己孝敬父母的行为,使孝敬父母道德教育有序化。在学科教学中适时适度地渗透孝敬父母教育内容,这是德育的共性。学科教学中,教师应强化渗透意识,特别是在中学,由于学科较多,教材内容丰富,教师应该依据学科教材的特点,学生年龄特征和道德品质实际、挖掘教材中孝敬父母教育的内容,运用具体联想、展开想象、观察比较和系统归纳等多种方式进行渗透,并力戒牵强附会,做到适时适度。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学生情感共鸣,唤起学生对父母真挚而强烈的爱心。
2.在学校的德育活动中渗透孝敬父母的教育。将中小学孝敬父母教育渗透到学校德育活动中去,既是这项教育的原则之一,也是教育实施的主要途径。由于学校的德育活动具有鲜明的主题思想和针对性,有意识地在各种德育活动中渗透孝敬父母教育,能使德育活动收到综合性的效益。因为孝敬父母这一主题既是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又可以成为学校道德教育的一个突破口,故只要我们选准目标,选择有利的时机,针对学生实际,通过生动活泼有趣的形式,就一定能使这一教育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目前,学生家长普遍欢迎和支持对学生进行孝敬父母教育,但在具体操作时,家长的行动往往滞后,认为只要孩子学习好就算是孝敬父母了,更有的父母不懂得自己应如何与学校配合。因此,进行孝敬父母教育应加强家长工作,密切家庭与学校联系。目前,家庭工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是迅速改变家教观念,杜绝家长随意打骂训斥孩子和宠得过分、爱得过浓的行为。笔者认为,首先应使孩子消除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优越感,把孩子放在与家庭成员平等的地位。要教育孩子懂得关心帮助家庭的其他成员,能主动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起码做到自己的事自己做、尽量不给父母添负担。父母要为孩子在家庭中创造一些锻炼意志品质的机会与环境,培养他们自强、自主、吃苦耐劳的精神。其次,父母应树立和气待人、文明礼貌、努力向上的好榜样。
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对纯洁的孩子来说,没有什么力量比伴随其成长的言传身教更能把他们引向更高层次的人生境界。这样才是真正爱孩子的表现。
[关键词]员工维度;旅行社;业绩动因;业绩评价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2-0064-06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旅行社行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如何衡量旅行社的业绩成为引导其是否持续的关键。管理大师安德烈・A・德瓦尔(Andre A.de waal)曾指出:“今天,公司在通往创造价值的道路上所面对的挑战要比过去更加严峻,要想成为一个能够实现战略目标,有效满足投资者和公众要求的公司,需要拥有世界级的业绩管理程序”。尤其在当前旅行社面临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客户需求日趋多样化和个性化、社会环境多变的外部背景下,科学的业绩评价成为旅行社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管理手段。但作为劳动密集型的旅行社行业与其他企业相比有着显著的自身特征,员工是企业发展的精髓和支柱。因而,员工视角的衡量和评判就成为旅行社业绩评价的关键。
2 旅行社行业员工人力资本特征的经济学分析
2.1 智力资本密集型的旅行社行业属性推动员工人力资本成为企业竞争能力的核心资本
在传统实物资本密集型和高度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物质资本是企业资本的主要来源,是企业竞争能力的核心。但与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企业相比,旅行社行业性质属于典型的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固定资产投入少,流动资金需求量不大,主要依靠提供服务产品获取收入,而服务产品的提供是依靠员工行为来完成的,所以员工人力资本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本。员工通过提供优质服务增加服务效用,获得并增加游客对旅行社的忠诚度,员工人力资本成为企业中最活跃、最有创新性的资源。因此,旅行社行业中物质资本不再具有绝对的主导性,企业核心能力形成主要依赖于员工的人力资本,正如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Pahalad&Hamd)所指出的,“员工是企业核心能力的活化载体并将其具体化。旅行社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形成了旅行社的核心能力,员工人力资本成为旅行社企业竞争能力的核心资本”。
2.2 服务型的旅行社行业属性促使员工人力资本成为能动性资本
旅行社行业是以旅游者的空间移动为核心,以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旅游设施为依托,以旅游供应商产品为原材料,经旅行社设计、组合或营销等活动后销售给旅游者产品的行业。旅行社产品的特点呈现出无形性、生产与消费同时性、不可分割性等特征。旅行社产品特征决定了员工人力资本成为能动性资本,因为在服务型的旅行社行业中,员工行为是构成其产品的主要载体,甚至员工行为是旅行社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具有较高服务能力的导游人员,其工作态度、服务理念等都会影响到游客对旅行社产品的体验与感知,为旅行社赢得游客的好评和信赖,提高游客满意度。而服务能力常常属于员工的专用性资产,主要依靠其自身能动性的发挥,而且,员工资本作为一种能动性资本,还具有边际效益递增的趋势,因为服务经验的提升是需要员工在工作过程中逐渐进行积累的,是员工在服务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干中学”和“干中用”而形成的。这些逐渐积累起来的知识会为游客提供更为专业性的服务,从而更好地提高游客满意度和忠诚度,为旅行社带来更高的利润。
2.3 相关型的旅行社行业属性使得员工人力资本体现出高度的内外部合作协调性
旅行社行业是受旅游景点、饭店、餐饮设施、旅游车队、航空公司、娱乐场所等各供应商的委托,以合同规定的价格向游客出售产品的行业,所以旅行社行业具有较强的产业依托性和产业关联性,建立起与众多部门的和谐关系成为旅行社发展的关键。旅行社为确保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就需要员工进行大量的协调工作,员工人力资本体现出特有的与众多供应商之间的外部合作协调性。如作为旅行社计调部门的员工,在按接待计划落实团队食、宿、行、游、购、娱等方面事宜时,就需要具有熟练专业的业务水平,与接待旅游团队的酒店、餐馆、旅游车队及合作的地接社等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同时,旅行社员工人力资本还体现出较强的内部合作协调性,旅行社向游客提供服务产品的过程,是员工之间紧密协同性和互动性的合作关系的反应,长期合作中形成的员工与集体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尊重、团队精神、集体荣誉等无形资本,是旅行社运营的基础和竞争的关键。
3 旅游业业绩评价研究述评及影响分析
3.1 旅游业业绩评价研究述评
员工人力资本是旅游业发展中最重要的资产,早在1992年美国罗森布鲁森旅行社总裁所著的《顾客第二》中就强调“只有快乐满意的员工,才有快乐满意的顾客”,但在旅行社业绩评价中,基于员工维度的业绩评价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
目前,研究者视角还主要集中在以投资者为中心的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评价阶段,选取了股东权益、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主营利润率、超额利润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等指标进行业绩评价。近年来,理论界出现了部分从员工视角的业绩评价研究成果,但主要集中在饭店行业,且多是从人力资源和营销视角进行的。从人力资源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包括杨莹等从员工心理受权与服务质量关系方面提出完善饭店的服务质量措施;俞聪通过对开元集团旗下饭店研究,提出关注员工与顾客和谐发展是企业评价的关键;戴斌以首批创建白金五星级试点饭店为例,提出管理层应根据员工特征制定出最优的人员管理制度。从内部营销视角进行研究的成果,包括姚唐等把员工作为饭店“内部顾客”,研究了其忠诚度的实现机制。对于旅行社行业业绩评价的研究,近年来评价主体开始有所扩展,如黄秀娟、黄福才研究国际旅行社竞争力的评价指标时,提出应该考虑员工的利益评价;陈荣等从旅游集团异质群体的激励约束机制视角出发,选取了新的业绩评价管理平台指标;范英杰提出旅行社集团内部业绩评价体系应综合考虑集团投资者、员工和旅游者利益以及旅行社业务流程特征等因素。
从上述理论研究轨迹可以看出,旅游业业绩评价主体多元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从员工角度进行业绩评价也正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但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仅仅从人力资源管理和市场营销学领域进行研究尚不全面,财务学角度的研究更应该引起关注。实际上,业绩评价一直都是财务学研究的重点,从历史演进历程来看,最初的业绩评价始于财务学中的 成本控制评价,由于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规模经济的发展,19世纪初,纺织企业主开始设计财务指标把人工和材料成本分配到最终产品上,总结出业绩水平,从而有效地满足企业管理需要。近年来,由哈佛大学商学院会计学教授罗伯特・卡普兰(ReNt.S.Kaplan)所提出平衡记分卡的业绩衡量指标体系更成为理论界的热点。笔者曾提出员工的权益维护和员工竞争力是旅行社业绩评价的基础,但具体如何进行评价尚未进行细致化研究,本文基于上述研究基础,试图沿着财务学科业绩评价的叶脉构筑更为具体的基于员工维度的旅行社业绩评价体系。
3.2 旅行社业绩评价影响分析
理论界业绩评价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实务界的评价标准。从旅行社行业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就可以看出,业绩评价体系主要关注投资者维度,且以财务结果为导向,目前,旅行社三大上市公司中青旅(股票代码600138)、首旅股份(股票代码600258)和国旅联合(股票代码600358)对外公布的评价数据主要包括旅游产品服务收入、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每股资本、净资产收益率等投资者关注的指标。同时,以投资者维度为中心的评价指标也同样反映在政府监管部门对全国双百强旅行社的评选中,无论百强国际旅行社还是国内旅行社都选取了旅游业务营业收入、旅游业务毛利润、实缴税金等结果指标进行排序,而作为旅行社核心资本的员工维度评价指标尚未纳入评价范畴。忽视员工维度的评价将可能导致员工利益受损,某种程度上引致旅行社业成为员工流失率较高的行业。据国家旅游局人事劳动教育司组织的全国导游人员、旅行社经理人员人力资源调查显示,全国中级、高级、特级导游的年流失率分别为14.6%、10.1%和37%。从财务学的成本角度分析,员工流失不仅增加公司的显性成本,如替代者加班费、违约赔偿金(尤其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搜寻新员工成本、招聘成本、甄选成本、培训成本等,还增加了公司的隐性成本,如员工离职后的职位空缺给企业带来的损失、离职前由于劳动生产效率下降带来的损失以及新员工与合作者和管理者协调增加的成本等,成本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利润空间的下降。同时,忽视员工利益的评价体系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旅行社业“柠檬市场”现象的出现。旅行社业持续发展亟须素质高和专业知识扎实的复合型人才,但作为决定行业发展生力军的大学毕业生却常常不愿意在旅行社行业内就业,员工的流失率居高不下。
4 基于员工维度的旅行社业绩评价体系构建
4.1 旅行社业绩形成动因的逻辑分析和核心评价指标确定
不可否认,净利润、主营利润率、超额利润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等指标应该成为旅行社业绩评价中的重要指标,但应该看到,无论是上市公司通用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还是全国双百强旅行社所选取的营业收入等指标,都是业绩的最终结果,实际上更需要探究旅行社业绩所产生的过程和原因,进而选择更为科学化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指标。客观来看,旅行社作为投资者、员工、旅游者、旅游交通部门、饭店、旅游景区、旅游酒店等共同形成的契约主体,业绩的取得是与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息息相关的,但从根源来看,员工士气和员工能力是旅行社价值形成的源泉(图1)。
图1的旅行社利润链的垂直向量图清晰地表明,员工是旅行社利润形成的原始驱动力量。员工高昂的士气和卓越的工作能力是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提高游客感知服务质量、赢得游客满意度和忠诚度的重要保证。满意而忠诚的游客可以为旅行社带来收入的增长和市场占有率的增加,进而驱动旅行社利润的提高。
既然旅行社业绩形成的原始驱动力来源于员工,员工士气和员工能力是公司价值形成的基础,那么如何衡量员工士气和员工能力就显得极为关键。旅行社实际工作中员工士气和员工能力常常是定性描述,但业绩评价却需要可衡量和可操作的具体量化指标。有鉴于此,本文选取员工满意度指标衡量员工士气,因为员工满意度高的企业常常有着训练有素的员工且士气高昂的工作团队。选取员工服务效率指标衡量员工能力,因为提高服务效率给企业创造财富是员工具有较强能力的体现。所以,员工服务效率和员工满意度就成为评价旅行社业绩的两个基础和核心指标(图2)。
4.2基于员工维度的旅行社业绩评价体系
基于旅行社业绩形成动因的分析,可以看出旅行社业绩评价体系指标的确定和选取不仅需要关注最终结果的评价指标,而且更需要探究形成旅行社员工能力和激发旅行社员工士气的过程评价指标,以实现结果性指标和过程性指标的平衡。
4.2.1 员工士气方面的旅行社业绩评价指标
(1)结果性评价指标
员工士气的最终结果常常体现为高度的员工满意。良好的员工满意度是促进旅行社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游客满意度的基础和前提。通常情况下,员工满意度的评价采用员工保有率,尤其是核心员工保有率来进行测量。但员工满意度常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霍布克(Hoppuck)曾指出,员工满意度是工作者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对环境因素的满足感受。仅从人类需求角度来看,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Maslow)提出了人类需求从低级到高级演进的5个层次;美国耶鲁大学的克雷顿・奥尔德弗(Clayton Alderfer)则在此基础上,认为人类有生存需要、关系需要和成长需要的3种核心需要(即新人本主义需要理论,ERG理论);哈维・霍恩斯坦(Harvey A.Homstein)提出获得员工满意的3R原则,即激励(rewards)、尊重(respect)和认同(recognition)。可见,影响员工满意度因素的多维性-决定了其评价具有综合性,还需要辅以过程性评价指标。
(2)过程性评价指标
员工激励因素评价:可采用职工工资、奖金、津贴、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具体指标进行,对于企业核心员工甚至还应该考虑年金及股权激励费用等指标,这些因素表现为企业的支付,体现为成本视角的考量,能够直接反映出员工所受的待遇,同时也折射出员工高昂士气背后的激励方式。
员工尊重和认同因素评价:该因素评价反映了旅行社管理风格和管理质量水平,包括旅行社员工受权和参与决策评价两个方面。旅行社服务活动中,被受权员工将会拥有更大的工作灵活性和更强的适应能力,被受权的员工更有可能对企业报以更高的承诺,从而获得更出色的工作业绩,通常可采用旅行社受权制度评判进行测度。员工参与公司决策过程有助于增强其个人控制能力,拥有较高个人控制能力的员工会对自己的工作更加满意,从而取得更高的服务业绩,可采用员工提出建议次数、员工建议被采纳次数、采纳员工建议后公司的改进措施和被采纳建议后的奖励办法等具体量化指标进行测度。
信息沟通因素评价:有效的信息沟通不仅是保障旅行社高效运作的必要条件,更是员工与组织交流和对话的平台,可采用旅行社信息沟 通渠道(如公司业务通讯和公司政策传递)、沟通关系维度(与属下的沟通、平级沟通和高层管理者之间的沟通)和公司沟通渠道畅通程度和反馈速度等指标进行测度。
工作环境因素评价:包括旅行社员工工作的物理环境和工作的人文环境两个方面。良好的物理工作条件能够给员工带来生理上的舒适,提高工作的满意度,可采用员工工作时间、员工办公生活设施等指标进行测量。旅行社行业的服务过程是员工紧密协同和互动性的合作过程,因而旅行社的人际氛围和企业文化等会影响员工的满意度,可以用员工之间相互信任程度、员工与管理者之间信任程度、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判断企业是否拥有良好的人文工作环境。
4.2.2 员工能力方面的旅行社业绩评价指标
(1)结果性评价指标
员工能力的最终结果体现为旅行社收益的增加,可采用员工服务效率进行业绩计量。旅行社作为服务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讲就是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的竞争,尤其面临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客户需求日趋多样化和个性化、社会环境多变的外部背景下,服务效率更是旅行社巩固并扩大客源、改善经营业绩、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旅行社员工服务效率的高低最直接体现为旅行社收入的增加和利润的增长,可采用人均收入增加值和人均利润等指标进行测量。从旅行社发展的实际过程不难看出,促使员工服务效率提高的因素是与旅行社的长期投入紧密相关的。所以,在关注员工服务效率结果性指标时,需要重视员工培训等过程性评价指标。
(2)过程性评价指标
员工培训评价:培训不仅可以为员工提供了解旅行社企业目标的机会,帮助员工掌握完成目标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还可以影响员工情感,形成更高的工作动力和明确的职业发展方向。可从员工培训时间、培训成本等方面评价,采用员工人均培训费用、年均受教育时数、员工培训次数等指标进行测量。
员工素质评价:员工素质是影响旅行社发展的重要变量。当前,旅行社业正呈现由劳动密集型向人才密集型转化的趋势,知识型的行业特征亟须员工学历的提升和专业素质的提高。通常可从员工资格证书与学位获取角度进行评价,具体可采用员工的专科、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程度以及旅行社总经理资格证书,旅行社部门经理资格证书、初级、中级、高级、特级导游等专业资格证书等具体指标进行评价。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初步构建了基于员工维度的旅行社业绩评价指标体系(表1)。
5 结语与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行、食、住、游、购、娱”,被简称为旅游六要素,在今天的旅游业界已是个应用得非常普遍的概念,这还有必要提到理论层面进行研究吗?本文的回答是肯定的。旅游六要素无疑属于旅游产业的范畴,从逻辑上说旅游产业的理论依据是旅游学。而旅游学的基本框架又是什么呢?我们翻阅不同版本的《旅游概论》、《旅游学概论》,基本上都是从什么是“旅游”和什么是“旅游者”讲起,然后不可回避地都要涉及到对旅游六要素这一基本内容展开论述,这说明旅游六要素在旅游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中已经存在,但长期以来对旅游六要素理论属性的评价则非常含糊。也许是人们感到旅游六要素的提法太通俗之故,其实许多深奥的理论都可以借用通俗语言加以阐述。由于旅游六要素的理论属性问题不明确,引发相关的问题是,早先就有学者提出了“真正称得上旅游理论的理论没有形成”[1],就是到今天仍有人认为“旅游理论研究脉络不清”[2],“旅游研究出现泛化倾向,学术群体之间缺乏学术认同感”[3],等等。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对旅游学理论的认识不到位或缺乏认同感?如果问题果真如此,又怎样解释我国20多年的旅游产业辉煌竟是在没有理论或理论“脉络不清”的情况下取得的呢?如果问题不是如此,旅游学的理论体系又在哪里?笔者认为,人们高度关心的这些问题或多或少与旅游六要素的理论属性问题有关,探讨旅游六要素的理论属性问题也就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此谈谈个人看法,权作抛砖引玉。
二、“六要素”提出过程回顾
为了进一步探讨旅游六要素的理论属性问题,这里有必要先就旅游六要素发生过程及其在旅游实践发展指导作用作一简略回顾,归纳以往大体可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三要素”提出阶段。改革开放是我国旅游产业的催生婆。当时面对突如其来的旅游热潮和仓促上马的从业人员队伍,业界急于首先要解决“什么是旅游和怎样办旅游”的问题。1980年何礼荪先生提出了“旅游三要素”,系指饭店、交通和服务[4]。可能是三要素中的“论文格式服务”一词显得比较笼统,另有专家在198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旅游概论》中将“旅游三在素”解释为旅行社、交通、饭店[4]。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们从国外发达国家翻译过来一些旅游著述,如土井原的《旅游业入门》[5]、M•马特勒的《国际旅游地理》[6]等。这些国外旅游著述中都无一例外地重点论及到旅游业与交通、饭店、餐饮、娱乐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没有将旅游诸要素提炼出一个简明扼要的综合性概念体系,因而这些著述在理论上的阐述还有欠缺。第二阶段(1985-1990年):“五要素”提出阶段。1985年黄辉实著的《旅游经济学》中提出了旅游五要素的概念,即“吃、住、游、行、买”[7]。1987年,我国的《旅游学刊》、《旅游论丛》分别由内部试刊转为公开发行,在这两个刊物上,于英士[8]、谢长淮[9]、李治莹[10]、佘培等人各自发表文章,都使用了旅游“五要素”一词:“吃、住、行、游、买”,说明五要素的提法在当时得到学界的普遍承认,虽然流行的时期不长,但已是今天“六要素”的前身。第三阶段(1991-现在):“六要素”提出和普遍使用阶段。1991年以孙尚清主持出版的《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为标志,提出了“行、住、食、游、购、娱”六要素概念[11]。此后一直沿用至今,并大量出现在旅游专业的教科书中,如国家旅游局人事劳动教育司编写的《旅游概论》[12]等教材都把旅游六要素摆到基础理论的位置。通过对上述三个阶段的回顾,进一步能说明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1概念提出的滞后性我国旅游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六要素”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初才明确提出来的,反映概念的产生滞后于实践,而理论滞后实践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一种常见的现象。这里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国长期的短缺经济一直对旅游活动持否定态度,造成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滞后,旅游六要素最初的提出是针对旅游业发展必需要具备的基础设施配套条件而言的;二是理论的产生需要经历一个在实践与认识间的反复筛选过程,过程需要时间,六要素的出台也不例外。21旅游实践的指导性“六要素”提出的历史背景正是我国旅游业起步时期,对什么是旅游和怎样办好旅游等基本问题需要有一个通俗的理论来统一大家的认知。“六要素”的提出为指导人们去认识、兴办旅游业发挥了启蒙作用,为人们构架旅游产业链提供了基本范式,所以“六要素”概念一经提出便很快得到普及,它对旅游产业实践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难以估量的,这足以证明旅游六要素完全具有理论的指导属性。31体系形成的完善性今天的“六素说”理论,是由过去的“三素说”、“五素说”发展来的,每进入一个新的“要素说”发展阶段都是以结构性地增加一两个基本要素单元为标志。在“五素说”阶段,“娱”的要素还没有提高到产业要素的地位,造成了对文化产业效益的流失和旅游者对单调夜生活的不满。在“三素说”时期,因缺失“娱”和“购”两个要素,旅游产业效益的流失更大,可见,旅游六要素理论的提出是经过了旅游业不断实践、摸索和完善过程而逐渐形成的。41理论术语的稳定性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今后促进旅游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可能还会增加,例如旅游业对移动通信和数字化网络技术的依赖程度就已经越来越深,有没有必要用旅游七要素来代替旅游六要素呢?本文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今天的旅游六要素已成为代表旅游产业基本构架的固有术语,出于应用的需要已没有必要修改。
三、旅游六要素具有理论的属性
讨论旅游六要素是不是具有其理论的属性,仅仅回顾它的发展过程是不够的,还必须要站在理论的层面上研究它的“概念和原理体系”,因为理论就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13]。11研究对象每一个产业都有自己所对应的学科研究领域及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旅游六要素作为旅游学独有的研究对象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除了旅游学
之外,没有一门别的学科能系统地把旅游六要素及其相关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21合成性的原理体系旅游六要素本质上是指组成旅游产业的基本构架和产业链而言。早在旅游业出现以前,六个要素就各自独立并长期存在了,但有了六个要素不等于自然而然就有了旅游业,在合成以前的六个要素是不能称其为旅游六要素的,所以六要素和旅游六要素是两个概念。正是因为现代社会具有以前没有的一种动力能将六要素有机聚合成为现代旅游产业,如同氢、氧两个元素化合成水的原理一样,旅行社把六个要素串起来就化合形成了全新的旅游业事物,相当于由若干基因合成为旅游产业生命的新机体一样,将旅游六要素合成为旅游产业的内在动力就是旅游六要素理论属性的所在。31层次性的学科体系旅游六要素远不是旅游学研究的全部。旅游学科体系结构由三个层次的系统组成(见图1):一是主体系统,旅游六要素;二是动力系统,驱动六要素合成与形成旅游产品的动力;三是支撑系统,由相邻学科和相关部门支撑起来的旅游学范畴。进一步解析旅游学的层次性结构体系,有利于探讨目前旅游基础理论研究中常遇到的两个问题:第一是觉得旅游学理论提得太多,使人感到无所适从。多见到的有“体验论”、“经历论”、“产业论”、“文化内涵论”,等等,其原因是只看到系统中的一个动力,而实际上的驱动旅游六要素合成的动力是多元的,各家只强调其中的一个动力,以偏概全,便造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第二是觉得旅游学没有自己的理论,“所谓的研究大多只是简单套用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搬用、介绍国外旅游研究的一些成果”,“冠以旅游××学”名称的书籍层出不穷”[1]。其原因是只停留在上述支撑系统的层面上,同样也缺少对旅游动力及其对六要素合成过程的机理研究。上述两个问题产生的共同点,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旅游六要素具有理论的属性及其在旅游学中的重要地位,就是认为旅游理论“没有形成”的学者,在我们看到他所提出来的“旅游理论研究内容的框架”时[1],也发现它仍然离不开“旅游六要素”这一母体。“冠以旅游××学”,正是体现了旅游学科支撑系统中各分支学科边缘性研究的特点,和需要邻近学科支撑的一面。没有相邻学科的支撑就没有今天的旅游学。当我国旅游业由政治接待型向产业型转型时,是经济学给予了有力的支撑,不讲经济效益何来旅游产业?因此,最初一段时间把旅游学放在经济学的范畴之内。之后,因为旅游业是以旅游六要素为载体,提供人为人服务的产业,因此旅游业又转归到管理学的门下。可以肯定旅游学的学科地位今后还将出现新的提升和突破,但旅游学依靠相邻学科支撑走过了旅游经济、旅游管理的发展过程,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超越的历史阶段,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六要素的理论内容。41旅游六要素的理论属性集中体现了旅游学科的应用性质任何一种理论最终都是要付诸应用,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由要素组合的。为什么旅游六要素能用做一种表述旅游学理论的方法?因为旅游产业的行业覆盖面广,交叉部门多,必然反映在旅游学科体系对相邻学科包容量大和外延性强的特点上。所谓旅游产业的外延性是指真正直接属于旅游管理的部门并不多(如培训等),大量要依托旅游六要素外延到交通、民航和分属于各行各业的旅游景区,方能形成完整的旅游产业链,形成旅游生产力,因此,旅游六要素的理论属性是顺应产业需求而发生的,同时在根本上又决定了旅游学科的应用性质。多年来专家们对旅游学科体系采用种种不同的联系图解表达,在各种联系图中,旅游六要素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旅游学科的应用性质是学界专家们的共识。采用要素法表述旅游学科的主体成分基本符合旅游学的现状和实际。
四、旅游六要素的结构体系
11结构体系结构决定功能。由于“六要素”的本身就是对旅游主体结构的一种表述,六要素构成的变化决定着不同旅游产品性质和类型。既然六个要素的组成是一种结构关系,就存在六要素结构的优化与协调问题。在六要素构成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发生缺失,或者其要素量的过大、过小,都会造成整体产品结构的失衡或生产力要素的浪费,制约旅游产品体系的效益型发展。旅游六要素结构理论体系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在指导旅游产业结构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提升过程中发挥作用。也有专家把旅游结构概括成“三体说”[14],这与“六素说”不存在矛盾。“三体说”指的是由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旅游地)、旅游介体(旅游交通和接待设施)三者间叠加与合成的部分,构成旅游学研究的核心(见图2)。“三体说”将旅游“六要素”分成了供需两个侧面,既包含了消费者需求的六要素,又包含生产者经营的六要素,所以,“六素说”与“三体说”基本是论文格式一致的。21结构类型旅游六要素的构成不是简单的拼盘,是多元素有机的组合和新质量的生成。我们要促进旅游产业六要素构成之间的协调与优化发展,就需要先对六要素之间的产业链及其关联性有科学的认知,我们根据“六要素”关联的组合形式分两种类型:(1)序位关联式人们为什么习惯把六要素中的“行”或“食”排在六个要素的最前面?把“购”或“娱”放在后面?显然与六要素在旅游过程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有关,或者说与旅行社安排旅游者观光行为的顺序有关。旅游者乘车出发,先要约好吃、住的安排,中心目标是完成对旅游目的地产品的购买:“游”,其次参加娱乐,最后购物返程。旅游六要素的序位基本上是根据产业链顺序的先后排出的。(2)主次关联式在旅游产业结构中,六个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等同。其中“游”是核心,是观光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所在,“行、食、住”,是实现“游”要素的前向关联的三个要素,“娱”和“购”是“游”的后向关联的两个要素。前向关联是开展旅游活动的必要条件,否则就发生不了现代旅游的过程;而后向关联是提升旅游过程质量的充分条件,没有“购”和“娱”似乎也能发生旅游,但后向关联是旅游效益的关键,并在效益构成中举足轻重。因此“游”的建设问题一直成为旅游学术讨论的重头戏,旅游学界的论文数量以围绕资源和产品的开发建设最多,“游”成为带动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诸要素协调发展的主要动力。六个要素在整体结构中各司其职,其中最重要的是“行”和“游”二要素,故称“旅游”。
五、旅游六要素结构系统的主导因素和动力因素分析
旅游六要素结构上的差异决定了产品的差异。旅游产品为什么分为观光型、度假型、专项型等类型?这与旅游六要素内部结构中所居的主导地位相关。主导因素就是牵动旅游产品发展的内在主动力。在观光产品中,“游”是主导因素,其他五个要素是为“游”配套的。在度假产品中,“娱”换位为主导因素,这里的“娱”广义地包括休憩、休闲、游戏、健身等活动。在度假产品中“游”的主导地位没有观光产品那样突出。在专项产品中,六要素中的任
何一项都可能换位成主导因素,如自行车或自驾车旅游都是因为改换了“行”的手段或方式而成为了主导因素;美食旅游以“食”为主导因素,修学旅游以“购知识”为主导因素,在漂流、探险旅游等产品中,“游”或“娱”都上升成为寻求刺激为目标,等等。可见,我们提出的旅游六要素的理论属性问题,既包含对基础结构层次的分析,也包含对动力机理的研究。由于驱动旅游六要素组合与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可变的,所形成的产品自然也是多样的。专家们从各自专业角度解释旅游的本质时便得出了众说不一的结论,这不足为怪。例如,“体验本质论”难以完全解释商务旅游和公务旅游的主要动机;“经历本质论”难以完全说明探亲访友主要目的,等等。六要素的理论属性包括了其中主导因素及其六要素结构的动力学研究。未来旅游六要素将不断发展进化,激活动力机制与主导创新将成为旅游六要素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超级秘书网
六、结语
旅游六要素在旅游产业和旅游学科体系中均居重要地位。除了旅游学科,没有一门别的学科能系统地把旅游六要素及其相关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旅游六要素有自己的概念和原理体系,决定了它的理论属性是客观存在的。旅游六要素的提出是人们对旅游实践活动规律的理性认识,是指六个要素合成后的全新质量的形成,而不是对六个要素的简单罗列。旅游学科体系结构由三个层次的系统组成:一是主体系统(旅游六要素);二是动力系统;三是支撑系统。旅游六要素中主导因素的变化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起理性的思路去促使六要素产出的综合效益达到最大化。结构决定功能,研究旅游六要素理论更为重要的任务是要开展对旅游结构体系和谐化的研究。随着人类的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影响旅游的六要素的理论属性问题一定会在新的实践中发展创新,这有待另文论述。
[参考文献]
[1]余书炜.论旅游理论研究内容的框架[J].旅游学刊,1997,(4):31-35.
[2]刘筱秋.重视旅游理论体系构建[N].中国旅游报,2005-06-01(7).
[3]龙江智.从体验视角看旅游的本质及旅游学科体系的构建[J].旅游学刊,200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