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9 16: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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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论》；西方经济学；工资理论；比较
工资理论作为分配理论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形成部分，其结构和形式也就取决于生产结构以及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不断革新，生产结构有了重大变化，处于不同生产结构阶段的工资理论也发生着变化，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此外，基于不同价值理论，对工资理论的认识也存在差别。鉴于此就有必要对处于不同生产结构进程中和边际革命之前以劳动价值论与之后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工资理论做一个比较。
一、《资本论》中的工资理论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然而，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它包括：（1）维持劳动者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劳动者养活他的家属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3）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费用。
马克思在阐述了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量的变化时指出了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即剩余价值率）取决于三种情况：一是工作日长度，二是正常的劳动强度，三是劳动生产力。并就其不同组合，对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对量的变化作了详细的论述。
工资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论述中，指出在积累和伴随的积聚的进程中可变资本部分相对减少。并认为对劳动的需求随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和产业后备军以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更快的速度增长。并进一步指出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原因，即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被游离的程度。
二、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
斯密在工资理论上体现着二重性。一是“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二是“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他认为工资的数额即劳动的市场的价格是资本家与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的结果。
李嘉图工资理论的特征是把工资理论和劳动价值论联系起来。他从劳动自然价格或价值上阐述决定工资数量的基础。这事实上已正确地确定了工资的自然基础。他也认为市场价格由劳动力供求决定。并认为货币工资有上涨趋势，但实际工资有下降趋势。
边际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中，马歇尔的均衡工资理论认为工资并不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独自决定的。但对于一个既定的劳动供给水平来说，工资衡量边际生产力并且等于边际生产力。“当马歇尔说工资率是在边际上决定的而不是被边际所决定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主张生产力的边际是终极原因”。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针对大萧条时期的就业问题提出刚性工资理论。并用工会、集体谈判和长期合同来解释工资刚性。
新凯恩斯主义以经济面临总供给或总需求的冲击时，就业剧烈波动而工资却呈黏性这一经济现象为背景提出效率工资理论。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在1984年建立了一个效率工资的动态模型。效率工资理论最突出的理论特色在于注意到了物品不具有能动性，而劳动力具有。
三、比较
（一）价值理论基础
马克思将正确区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的价值作为突破点，第一次科学完整地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其对工资理论的阐述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并以其为起点。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结合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对资本主义工资的运动规律给以合理阐述。
边际革命之前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如斯密，因其价值规定上的二重性导致的其工资理论的二重性；又如李嘉图，不能认识到工资理论的本质，最终导致其学说体系解体。这些理论的不正确性都因其不能够正确区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的价值。
边际革命之前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不能正确区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的价值，只能说明他们在揭开劳动价值论神秘面纱时走了弯路。而边际革命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因其理论建构在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把客观的价值标准转向了主观的价值标准，表明他们走上了方向错误的另一条路。虽然其强调人的主观效用，但也消除了人的劳动在价值生产中的主体地位。
（二）生产结构
“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生产工具的分配，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在马克思看来，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取决于生产的结构。从属于分配的工资理论也应是生产的产物，取决于生产的结构。马克思是把劳动力当做是商品来论述其价值，因此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同样由再生产它的劳动时间决定 ，亦即在生产中决定，并把劳动力的价格同剩余价值量相联系；而在考察工资时更是直接将其置于生产之中，并通过资本生产与积累的过程而造成的相对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来说明工资的运动规律。故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一般的，逻辑与规律相统一的理论。
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以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技术革命因科学的发展和燃料问题的解决得以广泛地进行，生产力极大提高，生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的有机和技术构成日益提高。资本的地位也日益突出，资本支配和统治劳动更加严重。也正基于上述原因，以边际生产力工资为基础的一些理论相继出现。
（三）分析方法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与边际革命之前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更多的是在逻辑推理上对基于其价值理论的工资理论进行阐述，而边际革命之后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的数理分析方法不断改进和丰富。
参考文献：
关键词：假设；检验；预测；描述；人文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9―0005―06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的影响可谓长久不衰，几乎引导了战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潮流。在实践领域，弗里德曼的“F论点”说服了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派经济学家对于“F论点”的坚持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另一派经济学家对于“F扭曲”的批判构成了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主干。关于弗里德曼方法论的研究文献虽然已经浩如烟海，但是既有的研究几乎存在一个共通的缺陷，就是就科学问题而论科学问题，而没有意识到经济学还存在人文这样一个重要维度。我们认为，单纯从科学角度看待这场争论的话，由于经济学不具备可控条件下的可实验性，是不存在解决出路的。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回归亚当・斯密的古典传统，重视人文的维度。
一、解读方法论之争的哲学基础
实际上，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都是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支持者。虽然“证伪主义”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波普尔却认为：“同分界问题做对比，指出意义问题是个假问题。但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却把我的贡献归纳为提出了这样一种建议：用可证伪性的意义标准取代可证实性的意义标准――这实际上使我的观点变得毫无意义。”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凡是能够被经验确证或否证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进而认为波普尔只不过是强调了否证的重要性。所以，许多人似乎一直把波普尔当作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或者充其量也不过把他当作一个用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的持不同意见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逻辑实证主义者也宁愿把他看作是一个盟友，而不是一个批判者。所以，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的方法论之争虽然有着深厚的科学哲学基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波普尔“证伪原则”以及“实证原则”的不同理解。结合经济思想史和科学哲学的新发展重新梳理这场方法论之争，有助于提升我们对于经济学性质的认识。
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的核心是所谓“F论点”：(1)科学的目的是发现预测良好的假说；(2)假设不是检验理论的所在，其现实性与理论的有效性无关。弗里德曼对预测的阐述类似于波普尔。他将经济学中的假说和其预测的可证伪的重要性放在了判断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核心标准的位置。有人统计，20世纪70和80年代出版的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证伪主义有联系，因此，布劳格(1992)把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特征概括为“证伪主义的故事”。在弗里德曼看来。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到底与一般性理论有所不同。实证科学是研究“是什么”的系统知识，其终极目标是发展能够对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有效的解释，并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既有效又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作为一种实质性假说体系，理论不仅要具有“内在一致性”，还要保持‘外在一致性”。那么，为什么弗里德曼认为证伪原则只适用于假说，而不应该涉及假设呢?弗里德曼没有引用任何科学哲学家的论点，而是通过三个典型例证证明了其观点，一个模型的目的不是接近现实。归根到底，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完全现实的模型――这个世界本身。但这一“模型”的问题是它太复杂，复杂得难以理解。一个模型的目的在于为理解这个世界的特征提供见解。如果一个简化性假设使得一个模型对所探讨的问题给出了不正确的预测，那么缺乏现实性才是一个缺点。然而，如果这种简化并未使得该模型对所探讨的问题给出不正确的预测，缺乏摹写意义上的现实性就是一个优点，通过更为清楚地隔离所关注的效应，这种简化使得问题更易于理解。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地球，那么这个星球本身就是个最具描述主义意义上完美性的模型；但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却大多是通过地球仪这样一个具有简化性的模拟来完成的。这种方法典型地存在故意的扭曲，而我们却不以为意。经济学中的假设起到的正是地球仪的作用，其同样不必是现实的完全摹写。正如Solow(1997)指出：好的经济模型通过“关注一两个因果或条件因素而排除了所有其他因素，并且希望理解实体的逸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作为这场论战的另一方，萨缪尔森和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等人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前提假设不需要证伪的观点，认为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存在原则性错误。弗里德曼的“F论点”被萨缪尔森戏谑地称为“F扭曲”，用以指称“假设和推论的不对称性”。萨缪尔森(1964)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就是理论的表述应当是毫不含糊的，以使他们有可能被“证伪”。关于假设和假说形成的一般原理，他认为一般应该有操作意义，这种操作意义是经验性的，经验性的东西应该具有可证伪性。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operativism)后来发展为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强调加强经济学的科学描述力。他认为，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发现“可运用的有意义的定理”。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完全解释的愿望是科学所不能及的，因此经济学家只应力求扩大经济学的客观(科学)解释性的描述力。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原理实际上是以维也纳圈子里的语言表述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
可见，由于对证伪原则的不同理解，预测主义和描述主义在检验的范围和完善理论的方式上产生了本质性的差别。一是前者只关注对于假说和其预测的检验；而后者既要求检验假说，也重视简要假设，并且相对来说更关注于检验假设。二是在完善理论的过程中，预测主义者的方法是探寻假说成立的局限，并针对不同情况设定不同的约束条件；而描述主义者则在试图实现假设与现实经验的完全一致。
二、从科学哲学文化转向视角对方法论之争的再解读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都属于哲学上的实证主义者，他们之间的方法论之争体现了对于证伪方法的不同理解和运用。回顾这场方法论之争，对当前经济学研究有价值的问题是：这场争论的语境本身是否就有需要批判和超越之处?对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反思可以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什么变化?
无论是预测主义还是描述主义，其坚持的都是证伪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立场。实证主义的奠基人孔德(2001)认为，认识只能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内，只有此范围内的才是科学，超出经验之外的只能归为“形而上学”，是非科学。所以，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这场方法论之争散发的是现性主义的科学至上的气息，即这场争论是在科学主义语境内发生的，争论双方操持的都是科学主义的语言。无论是预测主义还是描述主义都认为，只有“科学命题”――可以进行逻辑实证检验的命题――才具有学术研究的合
法性，该类命题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当前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坚持唯科学主义，试图用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判断一切经济行为，但是，这种企图在哲学上正在受到后波普尔科学哲学的批判。但是，科学主义的标准无法在经济学中贯彻始终而不自相矛盾。我们以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为工具来解读主流经济学的科学主义标准。拉卡托斯认为研究纲领含有两部分不同性质的假设：由不变的、专门的形而上学假设组成的“硬核”(hard core)；辅助假设的“保护带”(protective held)，它承受检验的压力，进行调整和再调整，或者完全替换，来保护硬核。根据拉卡托斯的标准，经济学界中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分享的是共同的理论“硬核”。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虽然在假设是否需要与经验事实相符的问题上观点截然相反，然而二者却共享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性假设――从个人“效用函数”出发的推理起点和作为最优化标准的“帕累托最优”原则。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给定完备性和传递性的理性定理，在附以连续性和凸性等公理，那么就能够得到一个定义良好的偏好序，这个偏好序表达了人们进行选择的依据；接着，通过设置一个连续的效用函数来度量这个偏好序，那么经济学家就可以把效用函数作为目标，给定约束条件，从而整个选择就变成了求解最优化的过程。从而，通过几个公理化假设，新古典经济学把人的行为视为发生在牛顿力学环境之中，从而演绎的过程可以数学化，在形式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求最优解的过程典型地含有无法测量的概念或词项在内的陈述。这种状况――在经济学中最核心的选择问题上充斥着大量形而上学的假设――按照科学主义的标准原本是不可接受的，可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却都学会了对此视而不见。同时，大量的表面上有差异的经济理论实际上来源于在保护带内对非公理性假设的放松，如信息条件、交易成本、策略互动等等，一切放松的参照系是新古典经济学赖以产生的完全竞争市场。这种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由于作为演绎出发点的硬核内公理性假设的一致，对选择的最优化处理要求结果和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所求得的最优解――即实际选择结果必然在一开始就是决策者最偏好的。结果序实际上就是偏好序的体现。
于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作为演绎前提的公理性假设与经济学的科学主义的哲学基础相冲突；而要挑战公理性假设，就必须考虑历史和认知的因素，从而违背了经济学家希望经济学能够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愿望。改善经济学研究的出路在于改造经济学的哲学观。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当前坚持的仍然是20世纪30年代特别狭义的“实证主义哲学”鼎盛时期的哲学观点，当时对于科学的命题的理解是：这样的命题必须能够被证伪。于是，今日大多数的经济学家的方法论争论还在围绕着对于波普尔“证伪原则”的不同理解上打转。
科学哲学的讨论从“实证原则”到“证伪主义”，再到“约定主义”、“语言学转向”、“历史主义”、“科学元政府主义”等等，体现了科学哲学文化转向的潮流，倾向于反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强调科学研究中方法论的多元化，认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实证主义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当哲学家们忙于讨论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所遵循的规则，还有基于历史和文化而形成的语言的惯例如何让表述更能得到清楚的理解时，经济学家们却在狭隘实证主义造成的无法理解的泥沼中继续挣扎了数十年的时间。当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坚持的单维度的科学实证主义标准明显是一种过时的科学观。长此以往。只能使得经济学陷入科学主义的困境而无法自拔。其后果正如布坎南(1988)所说：“假如我们围绕所谓的‘具有自然科学性’的经济学……打转……我们就会促进人类进入衰败过程”。
三、经济学回归人文传统的方法论路径
科学哲学新近发展中提出的“什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和对于命题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的强调使得我们在经济研究中必须改造极端科学标准的研究方法，重归古典经济学的人文传统。事实上，古典经济学有着强烈的人文传统。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那里，对于人的心理和道德法则的分析是其理论的出发点。斯密(1988，的《国富论》的任务是寻找实现国家富足的一般经济规律，而《道德情操论》的任务就是为这种规律提供人性原理。斯密(1997)在《道德情操论》中把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这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在对利己主义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斯密竭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本性的个人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社会的利益。可见，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人性法则为基础的。对于这种从人性出发的研究方法，斯密的好友、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学术研究必须“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
从对科学哲学文化转向的阐述和对经济思想史的回顾可以看出，包括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各学派在其方法论最高原则上都始终坚持过时的极端实证主义，导致了经济学在哲学层面的贫困化和在意义维度上的缺失。因此，所谓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之间在预测标准和描述标准上的争论，以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观点看来，完全就是一个伪问题，是科学主义导致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深陷泥沼而不自知的体现。
一个摆脱当前经济学研究中“意义”贫困化的可能路径是回顾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有意义的命题”。在“有意义命题”中存在文化、心智与事实之间的三重纠结，我们无法回避文化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复杂性对于人性法则的影响。按照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的观点，不同民族和国家独特的历史塑造了不同的文化，而文化中的外显习俗和内在价值观则通过“心智模型”(联结“事实―认知―行动”的决策系统)影响对事实的含义的判断，就是说，相同的事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含义。可以说，由于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任何极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都是不能实现的，不论是在预测还是在描述的意义上。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所说；每个被研究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些社会――经济结构组成不同的社会――经济机器，而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机器又产生不同的因果关系。因此，应该相应地构建不同的因果模型并对这些关系中出现的数量使用不同的概率测算方法。
科学命题，有意义命题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三者的关系如图1所示：
有意义的命题是一个最大的命题集合，包括了所有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命题，而科学标准则认为只有可以进行逻辑实证检验的命题才具有学术研究的合法性。因此，科学命题是一个比有意义命题小得多的命题集合，众多伦理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因无法实证而被取消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必然是和
理性人的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命题，它们中的一部分因为可以实证而属于科学命题――并因此属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另一部分因为无法实证而属于这个集合之外。古典经济学关注人文维度，其研究范围是所有与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命题，而不是其是否可以实证。这种对研究范围的广泛的界定的理由正如森所说，由于伦理考虑影响了人类经济行为中对于目标的元排序，因此，将更多的人文思考引入经济学对于增强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并能祛除主流经济学在哲学上的贫困。
当前，顺应科学哲学文化转向潮流并试图恢复古典经济学人文关怀传统的未来经济学研究路径已经初现端倪。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牵头，以阿玛蒂亚・森的工作为理论基础，由巴基斯坦籍经济学家Mahbub ul.Haq领导和组织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中，人类发展被定义为不断扩大人类选择的过程。不同于传统发展理论将经济增长当作目的的理路，人类发展路径把经济增长视为促进人类发展的手段。作为HDI的理论基础的人类发展分析路径，其内容是不断修正和扩充的，甚至“人类发展”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UNDP(2001)指出，扩大选择的基础是提高人们的能力，扩大人们可以做和可以实现的事情的范围。人类发展的基本能力是健康长寿、受教育权、体面的生活，并且能够参与社区生活。这个升级版的定义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了参与社区生活，即政治自由和集体行动的重要性，这样就把原有的三个维度的基本能力观点扩展到了四个维度。
追随森和UNDP的工作，未来人文经济学的发展在定量领域可以通过不断扩展和深化人类发展路径的研究来实现。我们可以通过心理学、伦理学、文化史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论路径，加深对人类发展的认识，并通过将治理环境等因素嵌入人类发展指数而增加经济学的涵盖性和人文性。对定量方法的重视表明人文经济学并没有完全否定实证科学原则，而是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使之从价值层面回归到工具层面，可以为人文经济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结合服务。而在未来人文经济学发展的定性领域，我们可以追随诺斯等的思路，按照各国历史和现实的特点，强调对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和物质条件之间关系的理解，将人的选择行为植入更加有文化背景和人性因素的理论框架之中。这样可以使得个人不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简单的输入――输出间的效用转换器，而是可以成为更加有主动性的“有灵魂”的人。唯有这样，才能解释集体行动、非亲属利他行为、心智变迁等一系列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的问题。按照这种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框架，我们不仅是回归，而是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文精髓。
关键词：经济数学；经济工作；作用
经济学的严谨性与数学的逻辑性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经济数学对于经济工作中的成本计算、财务预算等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数学具有自身的特点，在经济研究中既要合理发挥数学的作用，又要明确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不能过分依赖数学理论。
一、经济数学的特点
数学的核心思想就是数量的整合，而现实社会中很多领域都与数字有着密切的联系，数量关系虽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但却对现实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在经济学中，数学同样具有着重要意义，二者之间的结合点就在于数量关系的处理。数学概念可用来诠释经济学原理。数学中的统计利率、概率理论在经济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由此可见，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辩证关系。量变最终会带来质变，这是数学的特点，也是经济学的主要特点之一。数学理论和实践将促进经济的发展。数学具有较强的逻辑性，数据的分析和表达要精确，而经济学研究往往涉及企业的财务、运营、利润获得等关键问题，要求同样具有精确性，因此二者之间相辅相成。
二、经济数学在经济工作中的地位
经济数学不同于普通数学，他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是特指在经济中常用的数学理论，如方程组、函数、概率论和统计等。数学在经济工作中的地位主要体现为它是经济学的基础，并且对经济学具有指导作用。数学可以解决一部分经济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需要依靠数学来解决。随着现代网络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据信息也成为经济学问题解决的重要手段之一。将数学理论与信息科技相结合来解决经济问题是未来经济领域的主旋律。数学理论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数学中的导数、函数都能够帮助企业合理计算成本支出，从而确保经济利润的最大化。经济数学之所以广受欢迎，就是因为其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保障。数学理论是一门基础自然科学，具有规律性，掌握数学规律，并发挥其在经济中的作用，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最后，经济和数学之间还有着辩证的关系。如何发挥经济研究中经济数学的作用取决于如何看待数学理论，如何将理论转化为实践。
三、经济数学在经济工作中的作用
目前，经济数学理论应用于经济研究主要是以数学模型的形式出现。数学模型与数学图形都是经济学深化的象征，数学方法能够促进经济学推理与分析过程，使其研究更加严谨。经济数学中的众多理论都对经济研究有着促进作用。如边际效用价值是以效用函数测定为基础而建立了数学方程组，用来进行企业的财务预算。同时结合数学的集合论、泛函分析等数学理论进而解决数学问题。计量经济模型以树立统计学为理论基础，以随机现象为研究对象。经济学中存在着大量的随机事件，为此计量数学模型的应用就具有必然性。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作用还是得经济学有了完整的平台和科学的统计方法，使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实效性提高。实证分析无论是在数学还是在经济研究中，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设与参数估计数值，使经验分析中的表面性和偶然性减少，从而以定量分析进行经济问题的研究。
数学公理化方法也在经济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一般经济均衡理论及非合作博弈的均衡理论，这一理论主要体现为价格体系与供需平衡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供与需的价格函数Di（P）和Oi（P）（i≤1），通过Di（P）=Oi（P）（i≤1）方程解的存在性，探究一般经济均衡理论。为了求解方程组，阿罗和德布洛使用了完全公理化的方法，将企业商品视为商品空间，并以消费情况、生产描述为商品空间的子集及其上的偏好，而将消费者的消费描述为商品空间的子集，将消费者的以持有商品视为空间中的一个点，将产品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利润分配表示为θ。这样就通过数学理论形成了经济系统的研究方案，给出这个系统的一些基本假定，就形成了公理系统，来解决经济问题。第二就是冯・诺依曼的博弈数学理论，冯・诺依曼证明了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并以此创立了非合作博弈的均衡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公理化方法主要是帮助研究者将经济学理论转化为数学语言，以数学表达相关经济现象中的概念，利用经济现象中的实际关系的数学假设，在利用相关公理、和抽象的数学推导列出反映经济现象的命题。数学公理化方法的简洁性，严格性和一般性，发挥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四、总结
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众多，因此经济分析是个复杂的过程。而经济数学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不仅起到了基础作用，还对经济研究起着促进作用。对于现代经济来说，如何将数学理论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发挥数学的重要作用，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玉英.对高等数学的教学思考[J].内江科技，2012（05）.
关键词：社会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9(C)-0034-0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诞生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西方经济学作为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在我国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的教育中得到了快速的普及。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大学课程设的地位却有所下降。大家似乎已不再区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个回顾和总结。
一、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我国的政治经济学一般也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组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前人的道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成熟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的指导下，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并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加入了WTO，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对接，我们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我们先后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最终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进步和认识的深化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生产关系上也做了许多改革，提出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应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在这一时期，作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做了许多修订，从哲学上说这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争论，理论层面的争论主要还是和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探索阶段有关，也正是这些争论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前进。今天回过头去看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说我们已经在理论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也正是理论上的突破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指导。可以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会不断趋向成熟和完善。
二、关于西方经济学
当前，国内有许多学者将西方经济学改称现代经济学或干脆称其为经济学。这种称呼的改变与我国当前的改革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正在走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道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二百多年前的亚当•斯密，每一个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于的名著《国富论》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及经济人假设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中，特别是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们抛弃了“道德人”，而将经济人作为惟一的分析出发点，而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分析思想也迎合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的广泛应用。随后，新古典经济学就走上了一条公理化、标准化、机械化的道路。这种数理化的分析方式赋予了经济学家共同的分析语言和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经济分析中的争议和不确定性，但是，这种机械高度抽象化的分析方法对现实的大量问题也失去了解释力。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对社会经济现象做出解释，片面追求经济学的形式化，事实上是与经济学解释现实、指导社会实践的使命背道而驰的，这是西方经济学当前所受到的诸多批评之一。当前，尽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和完善，但是对于实际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却非常有限，这也表明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
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我们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冲突呢？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土地、劳动、资本是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几种基本资源或者，按照西方经济学最大化的分析方法，各种资源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力获得报酬或者说是利润，那么利润从哪里来的呢？这必然又会涉及生产关系，涉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边际分析方法最终还是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之中，这也说明我们无法摆脱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单独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今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还应是生产关系，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态度，认真研究现实问题，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对资源配置这样微观层次的问题，我们应更多地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处理和解决。总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作者简介：樊艳丽，籍贯陕西榆林，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08级本科生，专业：财政学。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为世人展现了一个成功的央行行长形象。在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里，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经济繁荣，出现了创纪录的长达十年的持续增长期，期间只发生过两次温和的衰退。2005年，由谁来接替执掌美联储18年的格林斯潘，一度成为美国国内和国际经济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考量，本伯南克最后戴上了美联储主席这顶桂冠。
伯南克的胜出显示了各国政府在经济官员的选择方面，非常重视经济学专业知识与经验在政府公务职责行使中的作用。作为美国货币政策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伯南克对金融系统失灵、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问题具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在就任美联储理事之前，伯南克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过17年，出版过包括本书在内的多部经济学专著，在经济学界享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如果以在名校的教职经验、发表权威性学术论文以及编写专业教科书等作为定义经济学家的严格标准，则近20年来，国际上由经济学家出任央行行长的情况并不多见，除了以色列央行行长斯坦利费希尔、英格兰央行行长墨文金，就属美联储新任主席伯南克。
伯南克自2006年2月担任美联储主席以来，在货币政策方面比较侧重于通货膨胀率的目标控制，其民主、温和的工作作风已经得到了经济界的普遍欢迎。相信伯南克凭借其深厚的经济学造诣，再辅以温和的作风、灵活的外交手腕，一定能为高度全球化的美国经济把好关。
近年来，国内已出版过多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经典书籍，包括斯蒂格利茨、曼昆、巴罗等著名经济学家的作品。梁晶工作室主持翻译的伯南克与安德鲁亚伯合著的这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在写作框架和理论体系上与前述作品大体一致，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做出了清晰准确的讲解。
本书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对真实经济世界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如美国与欧洲失业行为的对比、经济周期、社会保障体系与联邦预算盈余之间的联系、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选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和分析。作为一本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本书引入了许多高级宏观经济学话题，如长期经济增长、贸易平衡与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政策制定的制度框架等，有助于拓宽读者的视野。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经济人；非理性；偏好
中图分类号：F242；F272.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3
一、引言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基本假设规定了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致力于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在经济生活中，每一个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都是利己的，这就是所谓的“合乎理性的人”。主流经济学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是建立在假设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自私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之上的，以此为基础就产生了人们所熟知的效用论、偏好的一致性和有序性等经典经济学理论。但是，由于人的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人的行为是要受到自身的生理、心理以及他人和社会环境等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人的经济行为更多的是“非理性的”。由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于现实中一些“非理性”的经济现象无法做出充分的解释，一些经济学家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致力于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行为经济学也就应运而生。
二、发展历程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人类心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就涉及到了人的心理活动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诸如利他主义、公平、损失厌恶、过度自信、自我控制等都在其著作中有所阐述，特别是利他主义。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试图说明，天性就是自私的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控制自己自私的感情和行为，要发扬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这样才能保证和维持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除此之外，边沁等人也注意到了心理活动在人的经济行为中产生的作用。他认为，面对选择，人追求的目标是效用，也就是心理满足的程度，心理满足程度的大小决定着选择的绩效。
当经济学说发展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心理因素会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这一思想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尤其得到了发展。凯恩斯提出的消费倾向概念就包含着主观因素对人消费行为的影响。同时凯恩斯的投资行为会受到群体因素的影响的理论对于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认为市场的波动会受到群体的乐观或悲观情绪的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
在前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经济学的萌芽开始产生。经济学家开始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到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当中去。在这期间，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认为是早期行为经济学形成的标志。他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由于客观条件及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非完全的，因而，人做出的往往是最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的决策。这一理论已经向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挑战。而乔治卡托纳甚至对“理性人”这一公理化假设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他强调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研究人的心理因素之上，因为人的内在动机决定了人的行为。
此后，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开始兴起。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着手联合起来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贝克尔在其《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提到，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即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的阶段。他结合了心理学和经济学对少数民族歧视、竞争与民主、犯罪与惩罚、家庭和婚姻等看似与经济学无关的社会现象做出了解释，他的成就也正是在于此。他运用经济学及心理学的理论通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
理查德・泰勒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开山之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泰勒是“第一个提出将心理学纳入经济学讨论中并发展出行为经济学的学者”。主流经济学强调人是纯理性的“理性人”，“理性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形成了有效市场；而以泰勒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者则认为人根本就不是“理性人”，而是“社会人”，面对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选择，人经常做出错误的决定。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作为选择设计者在现实中建立一个选择的框架体系以便促进人们做出更好的x择。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投身到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和观点，诸如戴维・莱布森和马修・拉宾描述了有关人和金钱之间存在的一种“反常现象”，即在储蓄行为中出现的“夸张贴现”现象。威廉・庞德斯通指出人们并非总有明确的偏好，提出选项的方式方法会影响人们做出的决定等理论。
对于行为经济学的定义众说纷纭，概括起来，行为经济学就是将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成果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来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学科。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试图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而是试图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中是存在着“非理性”的。
三、理论成果
1.有限理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成为了行为经济学者理论研究的前提之一。与“理性人”假设所强调的经济行为人都是“完全理性”、“完全利己”和“有完全意志力”不同，“有限理性”认为现实生活中人的理性认知能力不仅要受到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及思维能力的限制，同时还要受到外部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影响。因此，经济行为人是“有限理性”、“有限利己”和“有限意志力”的，经济行为人的决策标准是追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不是最优决策。
西蒙等人尤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对于人们决策的影响。由于获得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而且通常情况下无论花费多大的成本都无法获得全部所有的信息。信息的残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决策，从而也可以在经济行为分析中用于解释那些非理、随意甚至于“不明智”行为。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行为经济学者甚至其他经济流派的学者在一些主流经济学难以解释如公共物品、社会福利和社会准则等问题上有所突破。
主流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提出完全性、传递性和反身性等“公理”，然而这些对于“理性”的判断标准本身是理性的吗？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直接取自日常用语，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不精确性和弹性。在现实研究中，诸如凯恩斯、赫西曼等那些不那么看重形式化的演绎推理的经济学家更多地是在“常识”的意义上使用“理性人”这一概念，他们往往是根据语境的不同对于个体的行为做出“经验上可信”的假设，就连弗里德曼在方法论层面上也提到我们无法逐一对理论的假设做出“经验上的检验”。而所谓“经验检验”依然是根据人们长期以往对于现实社会的普遍性的认识甚至是道德层面的普遍性认同为依据的。而对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这些“普遍的认识和认同”或者“社会准则”或者说“常识”反应到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甚至是不同的个人的行为上都是有差异的，继而对于“理性”的定义以及判断“理性”的标准也存在偏差，在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无法做到完全统一的。因此，“有限理性”显然要比“完全理性”更加贴近现实。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理性人”假设完全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围绕着可形式化展示的模型进行的。对这类研究，通常个体的认知和动机等经验事实并不进入分析而与分析的结果无关，从而，“理性人”的前提更多的是帮助演绎推理。
2.选择框架
选择问题一直是经济学所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同样也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学者们结合心理学的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审视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机制。
行为经济学家发现，在涉及到具有不确定性的选择中框架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设计的“疾病治疗困境”实验就是其中一个最为经典的案例（表1）。
事实上，在正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A，而在负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B’，即便同一种治疗方案在不同的描述中实际上治疗结果是相同的，但是显然积极描述要比消极描述更具有吸引力。
人们往往在面对过多选择时会出现“选择困难症”。有这样一个实验，两名市场营销专家在超市布置了两处果酱展示台，一处只展示了6种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果酱，而另一处展示了多达24种果酱。实验发现，24种果酱的展示台确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围观，但是最终还是6种果酱的展示台的购买率更高。这就表明，可提供的选择越多，人们反而越难以决策，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放弃选择或者另寻它法。
锚定效应是指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外部信息的影响从而在做出决策时会受到该信息所限定的某种模式之下。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的数值作为起始值，这些起始值就像“锚”一样使人们的估测值落于某一区域中。如果这些“锚”定的方向有误或者是虚假的，那么估测的结果就会产生偏差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歪曲。
以上提到的现象表明，人们在面对选择时，提出选择的方式和方法，外部环境因素等对于人们的决策行为影响是很关键的。积极的因素会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而消极的因素会使人做出错误的决定。理查德泰勒强调，为了使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政府、企业等应该构建一个有效的选择框架来引导人们进行决策。有时只需要一个“温柔的推动”（Nudge），与强势的命令相比，这种非强制的方式人们更乐于接受，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从而使得他们做出选择设计者所期望的决策。
3.不确定性（系统偏差）
正常情况的选择已经足够复杂，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就更加难以做出决策。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发现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往往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偏离经济学理性状态下的标准范式，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与主流经济学对理性的假定存在着系统偏差。
小数定律就是系统偏差的典型。大数定律是统计学中的概念，相较于小数定律，大数定理更加被人们所熟知。该定律的前提条件是样本规模足够大。然而，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面对的都是小样本，小样本的均值不会遵循大数定律接近于总体的均值，而是出现了偏差。日常生活中人们却更容易受到小样本的过度影响，尤其是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4.偏好
常规理论认为偏好是预先存在并且稳定的，而心理学家则认为偏好是构造出来的。行为经济学家如坎内曼、特沃尔斯基、拉宾等对偏好的一些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人的偏好是在做出判断的选择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选择的设置和外部因素会影响偏好的形成，人们在挑选苹果的时候才能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苹果。人对于事物的敏感性也是呈递减趋势的，也就是说收益或损失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但是，损失获得的关注度要更高，人们对于损失的估价通常高于等量的收益。另外，如果存在一个参照点，人们常常对于某个行动的后果与这个参照点的相对差异比较敏感，反而对于行动后果本身不敏感。
四、发展趋势
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选择的一门学科，正统经济学更多的是研究理性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而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丰富了经济学的分析研究方式。由于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行为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要颠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式，而是试图解释人们非理产生的原因和发生机制进而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
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势必要成为一种潮流，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成功结合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分支，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仍然相对分散还需要全面系统的检验、完善和稳固。如何使得理论更加合理、系统和科学更加贴近实际与现实相符是今后行为经济学所要发展的目标。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西方，在我国，相关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滞后。目前，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对西方经济学家理论及研究成果的概括、评述和总结，而将相关理论应用于实际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也相对贫乏。尽管有黄祖辉、胡豹、汪丁丁、奚恺元等相当一批专家学者在学结西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但是我国学者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还需要不断开拓眼界、转变思维方式、寻找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最终推进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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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济人 有效市场 集体非理性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金融市场是现实生活中最为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例证，有效市场理论假设证券市场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信息，任何公开或非公开的市场信息能够立刻通过价格传导到市场参与者，参与者能够根据市场信息做出理性的反映以实现收益最大化，因此市场能够实现动态的一般均衡。但是金融史上的历次金融危机的普遍特征却是市场远离均衡的剧烈波动，而且每一次波动中市场参与者都表现出了如同希勒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指出的种种非理性的表现，这使得人们开始反思有效市场理论和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希望通过经济学基础假设的改进使得经济学更为准确地描述人们的行为和接近现实世界，从而减少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及其破坏性。
一、有效市场理论――从微观到宏观
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核心就是市场参与者追求个体效率，围绕这一逻辑核心的分析范式是：首先阐明理论假设；在理论假设基础上用数学的方法描述研究对象的行为；用经验事实检验理论模型。贝克尔对经济分析的核心做了精彩的概括并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可，他指出，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的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经济理论考察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人及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互动过程及结果，因此理性假设既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分析起点也是经济分析的核心。经济人行为有两个最根本特征：其一是动机的“自利”性即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二是经济人行为方式的“理性”性。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所有人都是经济人，都按照边际均等原则实现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这就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可以通过求解市场参与者在约束条件下的效用函数的最优解实现市场参与者的效率最大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则主要描述了通过市场参与者的最优行为实现市场的动态一般均衡。至此，新古典经济学实现了从微观个体均衡到宏观一般均衡的刻画。
金融市场的有效市场理论则是新古典经济学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金融市场的刻画，通过假设市场参与者是完全理性的：证券市场价格能够迅速反映市场上公开或未公开的信息，参与者充分了解购买证券后果的概率分布而且能够选择使自己目标函数最大化的方案。在这样的假定之下，证券市场的常态应该是动态均衡的，任何的短期波动或冲击都能够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迅速恢复。因此，理性假定奠定了有效市场理论的微观基础，是金融市场长期均衡的基石。
二、金融危机的主观机理――有限理性
根据建立在理性人基础上的有效市场假设，只要市场参与者满足完全理性的假定条件，市场均衡是常态，任何的非均衡是短期的而且市场能够迅速修复。但是人类金融史上金融危机并不新鲜，而且大规模破坏性的金融危机使得市场远离均衡而且恢复缓慢。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破坏力惊人，各国纷纷启动救市计划。金融危机的现实促使人们反思有效市场理论的核心假设――完全理性。
总体而言，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假设遭到了两方面的批评。西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太强，能够在任何时候准确计算自己收益和成本的完全理性的超级经济人是不存在的并提出市场参与者实际上只具备有限理性。西蒙指出：市场参与者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市场，参与者无法知道各备选方案结果的概率分布；参与者认知现实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人类的理性是在有限的认识能力约束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化。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卡尼曼认为：完全理性是不可能的，人类有很多认知偏差如人类的自负即往往趋于高估自己的能力等，因而容易走向个人非理。
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中指出，人们获得最终的结果并非出于对于各种可能结果精心计算概率分布而最终实现最大化。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静态到动态，由于所处世界的复杂性超过了人们的认知理解能力，面对现实的极端复杂性，人们不得不假设人的理性是完美的，并以此作为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模型实际上为研究真实的市场提供了参照标准，从而测度、估计现实的市场状态是否达到最优，用与理想的市场（资源配置达最优）的差距来评价现实市场。但实际上，完全理性是不可能达到的，现实市场中参与者往往是有限理性的。因此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观方面的原因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现实参与者的有限理性与有效市场假设下完全理性的冲突。
三、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
理性可以分为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新古典经济学把个体理性建立在理性公理的基础上，即：反身性，完备性，传递性等，但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排除了集体理性，排除集体理性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市场失灵。通常所说的市场失灵来自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等，这就在于个人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最大化的结果，经济学中即称为“社会困境”，因此大部分市场失灵现象具有个人理性导致社会困境的一般特征使得完美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境界。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往往不断恶化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这就在于金融市场的主导理论有效市场假设只关注市场参与者单个的最优化，而不考虑市场整体最优化的实现，而市场整体最优化的实现有赖于参与者单个的最优化外和市场整体最优化之间利益冲突的有效调节。
例如金融危机的爆发首先要有泡沫的膨胀期，这就如同凯恩斯的“选美”理论，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想实现个人的最优化，但由于市场整体理性考量的缺失，在个体理性的驱动下，市场参与者考虑的不是市场将来可能出现无法控制的泡沫，而是积极的猜测大多数投资者的选股倾向和购买行为。而且在金融泡沫不断堆积衍生的过程当中往往有很多投机致富的示范效应从而使得个体投资者视投资行为为非理性而投机从众行为为理性。从市场参与机构来看，参与机构在金融泡沫的堆积过程中往往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点在金融衍生品创新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金融衍生品一方面可以控制金融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因而是风险管理的很好工具；可是另一方面若金融衍生产品使用不当，或者被滥用，反而会放大风险，造成灾难性后果。在金融泡沫不断堆积的过程中，参与机构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往往会视金融创新本身为点金术，如此次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就是失控的金融创新的后果。新古典经济学排除了集体理性的研究，从而使得市场如何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的过程研究成为缺失的一环。因此，金融危机的破坏性通过个体理性向集体非理性的传导机制而不断堆积和恶化。
四、经济学需要更接近现实世界――几点建议
从郁金香狂热、南海泡沫、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到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史上历次金融危机的破坏力使得人们又一次反思和追问经济学的解释力。笔者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经济学的启示是经济学的完全理想假设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改进，此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要进一步的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使得经济学更加接近现实世界。
（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有效协调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使用很多假设以实现逻辑自洽，如一般均衡模型假设不存在货币、政府，法律制度，产权体系，银行等等，所有信息通过价格进行传递和调节，而自由市场机制还需要非市场制度才能使市场得以有效运行。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悖论说明仅依靠价格机制难以协调市场参与者与市场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在无秩序的、多元的个人理性与有秩序的集体理性之间搭建均衡应该是此次金融危机对于经济学的启示之一。
（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自从马歇尔把边际分析引入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出现了数理化的倾向，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把数学最优化和经济学均衡原理相结合，使用数学形式表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此后，西方经济学逐渐从语言表达和图解式的分析方法转变为用现代数理经济分析方法等高深数学为主的工程化研究方法。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方面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但正如波普尔和哈耶克在《经济学》杂志中表示，社会科学不可能得出像物理学那样的结果，哈耶克猛烈的抨击了机械的、不加鉴别的适用自然科学的定量方法，他称之为“科学主义”。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体系建立在个体理性假设基础上，严格假设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数理化求解目标函数的最优解。但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根本不同，只有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结论相结合才能更准确的解释市场参与者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现象，比如借鉴神经心理学，行为科学的结论。但是，由于很多社会科学的结论是很难或没法定量化的，比如集体理性该如何衡量，有限理性该如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即使能够量化，纳入后经济模型能否求解，这些都需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突破。
经济学家哈恩曾指出：为证明“无形之手”，新古典经济学家走上了一条非常狭小的羊肠小道才走到了峰顶，而走上峰顶的重要垫脚石就是理性公理假设。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启示就是：为认识复杂的经济世界而不得不做出的理性假设使得经济理论不足以对现实予以充分准确的刻画和解释；理性假设本身需要改进，作为新古典理论大厦的基石，理性假设的改进需要付出精心的探索和长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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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学；经济人；理性；人性论
一、引言
基本假定在西方经济学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经济人”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基石，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最优化分析贯穿各个领域，有着极强的魅力和实证解释力，而西方经济学磅礴的理论大厦也是在“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一基石之上建立起来的，无数经济学家不断地为其添砖加瓦，西方经济学理论日趋完善，各种流派也是百家争鸣。西方经济学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同时，经济人假说在不断地得到修正。
通常人们认为经济人的利己假定及其正统经济学的解释是对人的本性的毋庸置疑的概括，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但是当我们将这一假定和不同的文化基础联系在一起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经济问题可能会做出不同的抉择，这说明了传统文化对于人们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影响中国经济学独特性的最根本的原因，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明百家争鸣，但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最具历史渊源和影响力的部分，所以，本文在视图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传统“经济人”假设的影响时，首先选择了儒学文化作为开端。在经济利己性角度探究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冲突与融合，力求找到两者之契合点，在此基础上改善原有假设，建立适合中国的新假设体系。
二、文献综述
（一）“经济人”假设的历史、文化、宗教渊源
传统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利己的，在新古典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初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态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其基本假设的建立。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残酷的原始积累，人们的经济行为基本上可以不顾其他人的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此时显现出的是人类自利的一面，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现实的反映。另外，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文化，而基督教的教义基础是性恶论，由此“原罪”是基督教所遵循的核心教义之一1。由宗教背景所影响到的西方文化，是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不论善还是恶都追求自我，这一点在众多西方著作、电影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因此，基于经济背景和文化、宗教背景，才提出并逐步形成了传统“经济人”——完全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利己主义者。
（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形成及修正
“经济人”假设，起源于享受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关于劳动交换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必须加以鞭策。之后，西尼尔定量地确立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最后帕累托将“经济人”这个专有名词引入经济学。但是“经济人”假设从建立之初，就倍受怀疑，爱奇沃思（Edgeworth）曾提出每一个人的行为受自利原则驱使是“经济学第一原则”，但他也承认这个原则并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而这种非现实性来源于简单的利己性假设对社会规范及个人——社会关系等重要方面的忽视。
阿玛蒂亚K.森（Sen，Amartya.K.）在其著作《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评述道：“事实上，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类对别人的事情不管不顾是没有道理的（sen，1987）。”该意见代表了早期批评者如美国的凯里（Carey，Hery.C.）及其追随者汤普森（Thompson，Robert.E.），特别是德国历史学派及新历史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他们反对古典经济学对人类动机作这种以偏概全的理解，主张以“真实的人”来取代非现实的“利己人”，因而要求在经济学中全面反映人的本性。而在经济实践中，利己原则遇到的一个重要困难是现实中存在的利他主义经济现象，这一点就连马歇尔（Marshall，Alfred.）也不否认，而提出人类的利他主义动机在家庭中的存在。
（三）中国经济学基本假设构建的进程
在中国，最初关于传统文化对于经济影响的讨论大多作为解释每种经济现象的原因之一出现的，而对于这一问题进行较为专门的研究并把他上升到构建中国经济学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度上来认识，起于樊刚、盛洪、汪丁丁等少数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已开始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为经济学研究重要前提，例如盛洪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秩序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传统之区别，力图以此找到中国经济学之根（盛洪，1994），并且师徒通过比喻把经济学的最大化原理用于道德范畴，但是没有建立相应的模型（盛洪，1998）；樊刚则从中国文化重人治与西方文化重法治的比较中，说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樊刚，1994）；汪丁丁把中国文化分为若干层次，分别说明与经济的关系及其相互融合（汪丁丁，1992）。
近些年的研究中，王晓玲从西方经济学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体现以及西方经济学如何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角度，对于中庸思想、自由思想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进行分析（王晓玲，2006）。程恩富提出了“新经济人假设”：第一、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第二、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第三、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程恩富，2005）。
三、儒家思想对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冲突与支持
（一）传统儒学的文化精髓
传统儒学思想和上述西方基本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儒家文化实质是一种伦理哲学，其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恕、宽、和。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儒学形成了独具特质的精神风貌和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产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及时在现代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与基督教义相比，儒家文化崇尚“仁”的性善论；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比，儒家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与西方非黑即白的极端主义相比，儒家文化主张“和”为贵。因此，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社会中的人的基本性质有着迥异的认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必然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其行为与西方文化熏陶下的人们的行为是不同的。
但是，儒家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历史背景之间并不是仅仅存在冲突的，也有很多相通的内容，例如博爱、信用、理性等等。
（二）儒学思想与“经济人”假说的基本冲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有三义，一曰“仁者爱人”。二曰“克己复礼”为仁。三曰君子之仁。孟子对孔子的“仁学”理论继承的基础上加以补充，而提出了“义”，认为仁是发自内心之爱，义是所以为人之道。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仁义”道德会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人们在经济利益和仁义道德前要做出权衡和决策，而仁义道德对于决策结果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儒家的价值哲学中，一向认为人的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孔子用“见利思义”2、“见得思义”3奠定了义和利的关系基础，在此基础上，在进行价值选择的时候合义的利可以取，富而可求，不合义的则坚决不取。经过后人的发扬，儒家的价值观基本上定型为“先义后利”，“以义率利”的义利观。当人追求物质的欲望与社会的政治合道德原则不会完全一致，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都会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指导行为，而孟子认为，当欲与礼矛盾时，要用礼节制欲，生命与礼义不能兼得时，要毫不犹豫地“舍生而取义”4。
据前所述，西方文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完全对立，而儒学的“中庸”思想却是强调的整体思考，不强调对立与矛盾。孔子追求“天人合一”，强调对人性进行全面整体的思考，考虑经济与否时不是强调二者的对立和矛盾。
（三）儒学思想对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支持
前述内容中曾提到，传统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提出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和基督等宗教渊源，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领导者的儒家文化与基督教的许多教义不是敌对关系的，而是可以交流和相互补充的。例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相通的。而孔子的“仁爱”与基督的“博爱”、孔子的“大同”和基督的“天堂”、孔子的“天”和基督的“上帝”都有其相通之处。
《论语·里仁》中的一段话：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上述文字表明孔子并不反对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关键是取之有道。也就是必须坚守“仁”的标准，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人总是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生活，追求利欲是人的本能，但是，为了得到利欲而不顾廉耻，就会酿成大错。
因此，对于财富的追求并不是人的唯一目标，要在财富和“仁义”之间进行权衡。因此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目标在面对儒家的财富观的时候，不需要全盘否定，只需要进行必要的改善：经济人的收益应该由货币财富和精神财富两部分构成，其中货币收益即“财”，而精神收益便是“道”。
基于以上分析，儒学思想并不否定人对于利益的追求，只是在追求利益时要兼顾财富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系，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思想。既然思想相通，则对于“经济人”假说而言，其内容并非与传统儒家思想完全相敌对，在建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经济人”假说时，应该保留传统“经济人”假说中的部分内容。
四、“儒学人假说”的探索：广义利己性与新理性
（一）“广义利己性”假设的及其影响
基于上述对于儒学思想与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设内容的对比分析，在儒学人论的背景下，提出“广义的利己性”假设如下：
人同时具备利己和利他性，由于利他会给行为人带来满足感的增加，也即效用的增加，因此利他性会在行为产生时转变为利己性，因此，广义的利己性包括直接性的利己性和由利他行为转变而来的利己性。
直接性的利己性带来物质（material）效用（用“Um”表示），物质效用可以用货币的效用加以表示，而由利他行为转变来的利己性带来精神（spiritual）效用（用“Us”表示）。但是两部分效用变化的方向有可能是相同的，也有可能是相反的。而行为人的行为决策依据是两部分效用的矢量加和。
例如，需要去损害他人利益来获得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该行为会带来物质效用的增加，而精神效用为负，因此行为人是否会选择该行为取决于两种效用的大小。如果是利己思想偏重的人，物质效用可能会强一些，而利他思想偏重的人，精神效用会强一些，因此也就产生了不同行为主体作出不同决策的情况。
（二）新理性人假设
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智的，可以辨别与区分物质和精神两部分效用的大小。经济活动中，主体目标是自身综合效用的最大化，消费者追求的是物质和精神满足程度的最大化，生产者追求的是货币利润带来的物质效用与生产销售行为所带来的精神效用综合的最大化。
（三）新假设下的利益评价体系——基本思路
基于上述“广义利己性”和“新理性人”假定，人类行为决策的目标不是完全的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综合。人在“利己”的同时也是具有“利他”性的，而“利他”的思想也会带来个人满足感的上升，增加个人收益，因此在此基础上的利益最大化可以将传统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的效用理论与厂商理论相结合，不论是消费者还是厂商，其收益由两部分构成：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只有当两者之和达到最大化时，才会达到均衡。
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中，物质收益的评价采用效用（消费者）和货币（生产者）两种评价方法，而且两种方法分别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消费者还是生产者）独立评价。在新的假定前提下，要将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综合评价，需要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借助效用理论中的“货币效用”的观点和结论，可以将货币收益利用效用的方式统一表现出来，以使评价标准统一，以利于进一步关于最大化等问题的分析。鉴于篇幅的原因具体的评价方法的构建将在另外的文章中单独论述，在此暂不赘述。
五、结束语
基于儒学“仁义”道德和“天人合一”的中庸思想下的“广义利己性”假设和“新理性”假设，在满足描述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人的影响的同时，可以利用现有西方经济学概念和体系，将原本对于不同目标群体的理论融合在一起，建立新的利益评价体系和基本规律，使用现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做最小的改动满足中国经济学的适用性问题。由于篇幅的限制本篇文章中没有对具体的利益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做详细阐述，具体内容将在其他文章中单独进行阐述。随着各类相关理论的不断丰富，进而构建出整个中国经济学的微观体系。
注释：
①出自《旧约.创世纪》第三章.
②出自《论语·宪问》.
③出自《论语·季氏》.
④出自《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参考文献：
[1]汪丁丁.行为、意义与经济[J].经济研究，2003（09）.
[2]梁国楹，王守栋.中国传统文化精要[M].人民出版社，2011（10）.
[3]程恩富.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现代转型[J]经济学动态，2005（11）.
[4]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5]盛洪.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J].读书，1994（12）
[6]樊刚.苏联范式批判[J].经济研究，199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