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0 15:58:2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会治理知识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继续推进依法治市工作
（一）大力推进依法，切实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全力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统筹协调，齐抓共管的依法工作大格局。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依法受理群众来信来访，促进人民群众依法、逐级、有序，同时，建立起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依法的工作机制，自觉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公共秩序。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在调处一般民间纠纷的基础上，积极预防和化解涉及各种主体不同，地域不同，多种性质的纠纷和矛盾，继续完善不同调解组织之间的协作，与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协调配合，构筑“大调解”格局。
（二）适应入世需要，加快地方立法工作。全面做好地方性法规、规章的清理工作，修改和废止我市与世贸规则不相适应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逐步建立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地方立法框架。实行公开立法和开门立法，积极推进立法工作的民主化、科学化。
（三）加速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进依法行政。探索实行重大决策公开制度，规范决策程序，建立科学的决策监督机制，防止决策失误，提高政府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水平。继续深化政务公开，增强行政执法行为的透明度。深化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依法界定审批权限，削减审批项目，减化审批程序，规范审批行为，提高行政效率。
（四）加强政法工作，确保公正司法。继续深入开展“政法系统队伍建设年”活动，坚持政治建警、业务强警和从严治警，提高政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司法水平。继续深化审务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以公开促进和保障司法公正。继续在全市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集中整治，坚持不懈地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沈阳市的大发展、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五）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大力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加强社区民主法制建设，推进社区自治的规范化、制度化、有序化。以社区换届为契机，扩大民主选举的直选范围，积极推进条件成熟的社区实行直接选举社区委员会主任；不断完善社区民主决策机制，规范社区的民主管理；强化社区的民主监督，积极推进以财务公开为重点的社务公开，建立社区内部的民主测评机制；探索建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由社区成员直接选举的民主选举新机制；加强村的民主法制建设，认真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坚决落实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全面推进“两公开、一监督”，积极推进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依法治校工作要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规范学校内部的工作机制，依法维护教学秩序；依法治企工作要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企业各种行为依法运行。
（六）建设和规范法律服务市场，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深化公证、律师体制改革，完善管理机制。适应入世需要，公证业务要积极开拓高新科技、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房地产等新领域。律师服务业要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外向化、品牌化，并积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探索引进国外律师业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加强法律服务市场监管，以市政府名义出台有关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监管的规章，清理非法服务机构，净化法律服务市场。同时，大力加强各级政府的法律顾问工作，为全市各项重大决策当好参谋和助手。紧紧围绕铁西区整体改造，汽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医药化工等四大支柱产业建设，先进材料产业园、先进技术产业园、软件产业园建设，农业庄园、农业科技园、农业开发园建设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供高效、优质和规范的法律服务。
（七）全面深入开展“四五”普法工作，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加强领导干部的法制教育。认真落实《沈阳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暂行规定》，编发《沈阳市处以上领导干部学法目录》，明确普法重点。市级领导班子法制讲座每年不少于两次；开办局以上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轮训班；开办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法律专业第二学历课程；完善市人大任命的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适时建立非人大任命的市管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加强公务员的法制教育。制定全市公务员学法用法考试、考核办法并认真组织实施；建立公务员法律知识考试合格证制度，统一颁发普法合格证。同时，要将公务员学法用法情况与公务员考核、评议等结合起来，作为公务员任职、晋级的必备条件；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研究制定《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并贯彻实施，做到计划、课时、教材、师资“四落实”。各区、县（市）要在年内创建1-2个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以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教育。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重点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知识、世贸规则、企业管理法律知识和有关劳动、社会保障、环保、资源、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提高依法经营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加强社会面的法制宣传，要适应入世的需求，大力宣传世贸规则等法律法规；要切实做好市、区县(市)、乡（镇）三级人大换届选举期间法制宣传教育，加大对宪法、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宣传力度，确保换届工作的圆满完成；要围绕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宣传工作。
二、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确保监院安全稳定
（一）建立实现安全防范的长效机制。以人为本，制定相应的监督、考核、奖惩办法，完善安全稳定责任制；利用微机联网、磁卡管理、监控监视等现代化技防手段，不断增强防范打击能力；与驻地公安、驻军、乡镇、街道和有关单位建立起联防网络，进一步完备应急处置体系；积极参与“严打”斗争，会同公、检、法等部门，确立起监院内外深挖犯罪案件，打击犯罪行为的各项程序；加强“”人员教育转化，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工作流程。
（二）建立实现治本功能的教育机制。努力实现教育手段的科学性和教育方式的多样性，文化教育要向高等教育延伸，技术教育要向社会需求型和科技型转移；特别是在心理咨询、心理测试、心理矫治等方面要形成科学、规范的运作程序；完善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依法保障罪犯、劳教人员的人身权、知情权、休息权等基本权利的保障体系。
（三）建立实现现代化标准的保障机制。监院生产作为重要的改造手段，要逐步由院外向院内转移，由从事劳务生产向从事固定生产转移，大力发展固定生产项目，为提高改造质量创造条件；要科学调整监院布局，形成规模，合理配置警戒设施；理顺投资体系，要在基础设施、信息网络、技术装备、现代化办公等方面加大投入，预计总投资额在8250万元。
三、完善法律服务体系，提高法律服务水平
（一）实施“五化”战略。1.实现规模化，实施“5510”规划：通过政策扶持，市场调控，建立5家有100名以上执业律师的实力强、形象佳、有国际影响的律师事务所；5家有50名以上的执业律师的大所；10家有20名以上执业律师的的中型所。2.实现专业化，实施“520”规划：积极引导律师机构和律师向专业化发展，建立5个以上以金融、证券、房地产、知识产权等为主的专业化分工明确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建立20个具有专业特色的律师事务所。3.实现外向化，实施“322”规划：引进国外知名律师事务所在我市设立30个分支机构和办事处；引进国内知名律师事务所在我市设立20个分支机构和办事处；我市律师事务所到国外、省外设立20个分支机构和办事处。4.实现名牌化，实施“753”规划：全力打造7个省内有名，5个国内有名，3个国际有名的品牌所，今年分别打造3家、2家和1家；培养出50名在省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律师，20名在国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律师，20名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律师。5.实现规范化，实施“111”规划：建立起一个合理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一个科学规范的行业管理体制，建立一个严格的内部自律体制。
（二）实施创新战略。加快公证体制改革步伐，现有行政体制的公证处要尽快改为事业体制；建立起行政管理与行业管理相结合，以行业管理为主的新型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科学规范的内部运行机制，强化法律服务机构的自律性管理；积极探索律师事务所与会计、审计等中介组织的联合重组，尝试构筑中介大平台。
（三）实施“法制”战略。制定地方性法规，加强法律服务市场的监管。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具有沈阳特色的地方性法规，明确市、区县（市）两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服务市场的指导、规划、监督、管理等项职能，规范法律服务市场，营造公平竞争、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出台政府规章，积极建立法律援助体系。依法确定法律援助的地位、服务方式和作用，积极解决经费财政保障问题；强化法律服务网站的软、硬件建设，逐步将该站建设成为设施完备、管理先进、信息量丰富、传递快捷的国际性网站。
(一)促进子系统内部的联系，维护子系统内部的稳定
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经济职能促进经济子系统内部的联系，通过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这一系统的和谐。(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古代中国国土辽阔，小农经济又使人们处于十分分散的状态，无力应对天灾人祸和兴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需要它来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我国古代各个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它们通过兴修水利工程、道路和运河来满足农业生产的灌溉和交通运输等需求，保证经济子系统的顺利运行和发展。封建皇权还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农业生产，通过委派地方官吏来“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政策、促进农业技术传播，督察农业生产。这样，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经济子系统内部分散的诸要素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了。(2)封建皇权通过消除子系统内的不稳定因素，维护经济子系统的稳定。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极力消除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维护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一方面，他们经常扮演调和阶级矛盾的角色。如实行“均田制”，让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获得一份土地，这是传统社会的政府利用其强制力进行土地资源配置的正式制度。这使很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成为自耕农。地方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与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强和官僚对土地的兼并，维持这个系统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们也赈灾，救助受灾农民。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灾难频繁发生的国家，灾害一旦发生，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威胁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敢掉以轻心，通过赈灾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并以此来显示皇权统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权的强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胁乡村社会系统的不稳定因素。
2．通过“乡绅自治”维持乡镇政治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乡绅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间的意见，联系广大农民。社会系统的维持并不能完全靠压制，尤其在“天高皇帝远”的乡镇地区，权力的运行不能完全单向度的由上而下，因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人民的意见是不论任何性质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是自下而上的轨道。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11］皇权止于县，把乡镇管理的权利交给了乡绅，这样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馈民间意见，实现一定程度的上通下达。乡绅与异地为官的官员不同，他们没有离开故土，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乡里百姓往来密切并且有着休戚与共的厉害关系。他们能够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关乡村与村民的信息反映给当地的官员，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对数目庞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错误决策而导致官民的直接冲突。因此乡绅起着重要的上通下达的作用，保持了系统信息的畅通。(2)“乡绅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与农民的利益，维护政治子系统的稳定。乡绅一般都是官方举办的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的儒生，他们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权在广大乡村的人。“绅权”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经济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势力和个人德行所获得的一种敬服。［13］所以，乡绅是一种农村社会的内生型权威，它不具有国家这一外生型权威的暴力性质，因而，有功名而无官职的“乡绅”成为把封建皇权与乡镇居民联系起来的桥梁。乡绅因其来自民间的身份，决定了乡绅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地方利益。通过乡绅自治，可以形成中央与地方利益尽可能地协调。乡绅的角色是双重的，即起到保护乡民和乡里社会的作用，也起到替统治者管理乡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乡绅管理广阔的农村地区，不仅得到乡绅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赖，也维护了整个子系统的稳定。
3．通过“科举考试”维持乡村文化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通过科举考试有效整合乡村的文化精英。科举考试的成熟与完善对意识形态下沉到乡村，形成广大乡镇地区的文化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制度，对广大乡村开放，它不论出身、不论门第，使广大农村的居民也可以通过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14］这给许多农家子弟带来了希望，他们希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这一举措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广大乡镇的文化精英凝聚起来，成为对中央皇权的积极支持者。而且这一选官制度也注意到选拔人数在地区之间的平衡分布，极力消除地域差异，保持各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各地儒生由于对儒学的共同兴趣而相互往来和交流，促进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在广大乡村地区形成了文化上的统一。(2)通过科举考试维护了儒家意识形态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独尊地位，保证了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封建皇权紧握科举考试这一“指挥棒”，以儒家学说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样促使了儒家学说在广阔的乡村的传播，一些农家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举考试也造就了一批乡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乡绅往往成为当地弘扬儒家文化的中间力量，即使是没有获取功名的儒生，在传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说、戏曲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艺中，深刻影响了居住在乡村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使乡村居民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乡村有条件的村民通过培养自己的孩子读书，让他们考取功名，为儒家的意识形态系统输送人才，形成一个内部的良性循环。儒家意识形态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又通过封建皇权的大力弘扬，并且与植根于乡村的选官制度相结合，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保持了“独尊”的地位，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系统，并且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
(二)强化社会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制约，维护社会大系统的稳定
1．通过巩固小农经济，防止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失控(1)落后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权统治。小农经济环境下，广大农村居民保持一种分散的状态。他们这种分散的状态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马铃薯”，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无法对抗封建皇权。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人们所能够建立起来的组织，只能通过血缘关系的纽带形成的宗族组织。这种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组织是中国封建统治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种家族组织通过儒家意识形态而与国家组织协调起来，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封建君主就是这个放大了的家庭的总家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子系统就是矗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以及这样的经济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之上。封建皇权保护小农经济就能够维护乡村社会的宗法结构，宗法结构的稳固保证了家国同构的中央皇权的行使。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口的流动，从而导致宗法关系的松散，威胁到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小农经济而遏制商品经济的原因之一。(2)巩固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也为这一基础服务。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视作以家庭为榜样、为国家建立道德原则的意识形态。［15］没有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的封建家庭结构，儒家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权通过保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如果放任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则必然改变封建家庭结构，产生多元的思想，最后冲击到儒家意识形态。
2．通过政治权力强化对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制约(1)通过政治权力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萌芽的商品经济一直得不到发展。因为封建统治者认识到经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们“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们“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17］这样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自然就得不到保护，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手工业为官方所垄断，民营手工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说的，“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在经济上已盘旋而不进”［18］就是这样导致的。这种状况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小农经济的落后和封闭，使广大的乡村农户就像一个个的“马铃薯”，分散而无力，需要统治者“从上面赐予他们雨水和阳光。”［19］(2)通过政治权力进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权对农村的管理单靠武力或严密的官僚组织是不够的，需要广为群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通过政治权力，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统治者大力弘扬儒家文化。自汉朝以来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获得明显的效果，儒家意识形态开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权通过完善科举制度，达到对乡村的意识形态控制。科举考试使乡民可以通过学习儒家学说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使广大的乡镇儒生专注于研究儒家学说而放弃对其他学说的思考。另一方面，他们广设“文字狱”进行思想控制。对任何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文化进行彻底的清洗，这样达到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3．通过弘扬儒家文化，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维护封建皇权对乡镇的政治统治(1)巩固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有利于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着“重农”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张“民以食为天”、“不夺农时”、“不违农时”等，把农业生产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认为财富只能从农业中产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强本论”，把农业生产与富国富民联系起来，并且明确提出“工商众则国贫”的观点，成为后来很多朝代重农抑商的理论根据。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极力维护小农这一经济基础。它有一套与农村家庭伦理紧密相关的完整价值观，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规范，有利于维持一个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2)大力弘扬儒家学说维护了封建皇权的统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单靠武力就能够统治的，所以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导致对统治者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封建皇权通过对儒家学说的弘扬，达到了降低其统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学能够顺应专制皇权发展的需要，通过文化制度对皇权的充分肯定，把皇权的统治法理与宇宙的秩序“融为一体”，达到“对权力的无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构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乡绅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达到管理的目的。这种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乡绅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员或者退休官员组成，精通儒家学说，因此他们的思想与整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输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达到教化民众进而控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乡绅的帮助下，使广大乡村“形成了国家官僚机构枝干下的广泛而稳固的根基，从而把一个巨大的农业社会不可思议地组织起来了。”
二、我国传统社会乡镇社会治理的教训
(一)封建皇权的高压统治使一切新生事物无法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成长起来封建皇权为了维持系统的平衡，扼杀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经济方面，除了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外，还极力阻止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对于天下一切财产的最高所有权，只有在这个最高权力的有效统摄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权才可能是“合法的”。这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政治统治方面，封建统治者除了维持高度中央集权外，在农村则极力维护乡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过家族的力量实现对个人的人身控制。个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属品，受到父权、夫权和族权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发展。德治与法治是对现代社会进行良好管理的两大法宝，我国的传统社会的管理者在倡导德治的同时却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对最高皇权的制约，但是我国传统社会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惩罚臣民对神圣君权制度和宗法社会秩序的触犯。［24］这样就使得法治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由于中国皇权制度的法律只能越来越多地屈从和服于权力的专制性，所以与这个进程相同步的，就是人们对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义，给予越来越多的怀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权对思想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导致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思想文化领域由领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人民处于蒙昧之中，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经济与政治的发展。
(二)传统社会的社会治理无法改变一治一乱的循环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传统结构中自下而上的轨道是脆弱的;利用无形的组织，绅士之间的社会关系，去防止权力的滥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权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这种体制中，人民发挥的作用甚微。单靠皇权制约的官僚机器，难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但是仍然无济于事。历史上开明的皇帝总是少的，昏庸的皇帝总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时一个开明的皇帝，短期内开明是可能的，而长期的开明却是少见的。当皇帝昏庸时就无法有效监控整个官僚体系，也容易导致宦官和外戚专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庞大的官僚集团就会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破坏了经济子系统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识形态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换代也随之发生。这也是我国传统社会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循环的原因。每次改朝换代都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国家陷入动荡中，若干年才能恢复。而且每次改朝换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这样就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三、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对当前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启示
我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不管怎样，它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为我们今天创新乡镇的社会管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有益的启示。
(一)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传统社会，我国的经济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成熟的市场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这也是近代以来我国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场是当今能够把广阔的农村联系起来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场的存在，促进了农村的社会分工，使人们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对乡镇的有效管理就应该符合市场发展的要求，在乡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建立起符合市场发展的健全的法制环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机制，有利于市场良性发展的产权机制。乡镇政府机关，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要在市场意识淡薄的广大乡村，担负起市场培育的职责。乡镇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认识市场的规律，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并根据市场规则来检讨自己的行为，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法律法规等间接手段，引导乡镇居民发展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创立合作社等，为他们提供市场信息、资金、技术等服务，引导他们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通过市场的发展，把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与全国乃至世界联系起来，把农村这个经济系统变成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全面开放的系统，改变农村封闭落后的状况。
(二)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与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相适应我国传统社会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但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毕竟只下沉到县一级，为广大农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间，这也恰恰是封建统治能够长期维持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参与热情，而且也没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先生认为，要提高乡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强远离老百姓的中央权力，而是，相反的，应该在基层自治事务中去加强启发和领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逐渐多元，社会事务繁杂多样，以前的管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在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实践中，要转变管理理念，抛弃传统的为民做主的思维，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乡镇等政府部门不是把政府权力下沉到乡村的每个角落，而是积极推行村民自治，落实“群众事务，群众管理”的原则，让群众成为管理的主体。只有给乡村社会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间，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传和下达，有利于保持整个系统内信息的畅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发展，也可以避免公权力的过度干预而形成好心办坏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对抗。政府甚至要主动培育乡村民间组织，让它们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分担乡镇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形成一个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管理模式。同时也要通过群众的积极参与，来促使政府依法办事，改变传统社会权大于法，使权力无法真正得到制约而造成基层政权无法无天的现象。
(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为指导，这一价值体系为维护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统一人民的认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与小农经济、与封建专制统治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在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舆论不一”也成为常态。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们除了要继续执行主席提出来的“”外，还需要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达到规范人们的行为、统一认识和整合社会的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的产物，它与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相协调，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见，综合所有认识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特点，才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理念必然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相协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来检讨政府的管理行为，做到行有依归。同时乡镇管理部门也要通过自己有效的管理行为引领乡村的社会舆情，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新时期凝聚广大乡镇居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精神武器。
四、结语
[关键词]智慧城市；社会管理；创新
城市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和期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现有的发展与管理模式却无法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要求与期望。曾经给人们带来无限期望的城市正经历着日趋严重的人口膨胀、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于是，改变传统的城市发展与管理模式以适应当代城市发展的需求，推动着人们在实践中探索和建立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现代城市的运行方式与社会管理模式。而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智慧城市理念的提出，让身处困境中的人们对未来城市生活看到了新希望，各大城市纷纷把智慧城市理念引入到城市建设的整体规划中，不断更新社会管理理念、产业运作方式及公共服务体系，以期从传统的城市建设的模式中走出来,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智慧城市的涵义
智慧（wisdom;intelligence），智指智商，即聪明程度，表现为知识面、敏捷程度及反应速度。慧指情商，即悟性高低，表现为境界与灵性。因此，常说“智者成事、慧者成人”。在《辞海》(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里，智慧是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在《新华字典》(20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智慧是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智慧”一词在我国战国时期就已出现，意为聪明才智。城市是一复杂的综合体。恩格斯认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农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吴良墉院士认为，城市从一开始就是为人服务的，城市是人的城市，城市就是人的生存方式以及生活方式。《辞源》一书中，城市被解释为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在我国，“城市”一词最早见于战国史籍中，“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那时，城市已跟政治经济相关联。在信息技术的今天，当智慧和城市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时，“智慧”一词赋予了城市高智商与高情商。“智”侧重于城市的基本设施的信息化、智能化；“慧”侧体现城市的魅力与灵魂，包括管理者的思想、产业特色、人文化等。此时的城市不仅代表这个地区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及文化教育、信息、行政的中心，更重要的是，一个在时间与空间上能够自我感知、自我纠错、自我学习、自我完善的生命体。而且这一生命体展现的是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具有科技含量高、社会管理模式先进、浓缩城市精华、彰显城市魅力等特征的综合体。在智慧理念下的城市，是打破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利用城市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以实现大产业、大市场、大交通为发展目标，以为人们服务、为人们所用，让人们好用为目的的。因此，智慧城市就是要改变城市原来的发展与管理模式，强调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以人的需求为导向，以可持续协调发展为目的；结合城市的产业特色，实现城市的智慧管理、智慧产业、智慧服务、智慧文化、智慧生活，达到以人为本、可持续、协调发展。智慧城市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依托信息技术。智慧城市建设是以高科技来充分武装城市为特征，这不是简单地以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城市改造工程，而是一个城市系统重新再造的过程。智慧城市是以信息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新一代以自动识别、传感器、无线传输等为主的感知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前提的，这直接推动着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全面感知、互联互通，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因此，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加强信息化项目建设，以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平台，从技术上对信息资源深度开发与利用、交换与共享，达到对整个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产业、服务及社会管理等运行状况的全面动态掌控及智慧管理，从而实现各系统的互相协调，展现一个全新的智能化城市状态。其次，创新社会管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告诉人们，技术创新必定会推动制度创新。用信息技术武装的城市将完全数字化，城市会面临着产业、水电、交通、教育、医疗等领域各种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整合及智能的管理与服务。可见，智慧城市建设是技术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共同演进的结果，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推动着城市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就如清华大学孟庆国教授提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创新2.0是智慧城市的两大基因，缺一不可。只有把智慧的理念融入到社会管理创新中，改进社会管理服务，达到善治的模式，智慧城市才能真正建立。因此，智慧城市的建设不仅需要技术的驱动，也需要社会管理创新的驱动。再次，强调以人为本。列宁曾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人们为了安全来到城市,为了好的生活聚到城市”，可见城市在人们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2015年两会上，总理指出，“打造智慧城市，改善人居环境，使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省心、更舒心。”总理还提出：“在如何体现智慧城市的鲜明特色这一点上，智慧城市要围绕惠民这一点上进行思考”。可见，智慧城市本着智慧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而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为了顺应时代的需求，也为了解除一系列城市病的困扰来满足人们对未来城市生活的诉求，通过信息技术的优势，提高城市的社会管理水平，转变城市的服务理念，达到以人为本的目的。最后，结合城市特色。由于智慧城市的理念不断受到各大城市的青睐，各个城市的智慧建设也都相继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虽然都是通过应用信息技术来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市民工作生活与各个行业的需要，但每个城市的智慧建设都各具特色，体现不同的个性特征。如深圳市以智慧产业发展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南京将历史文化传统与智慧城市建设结合起来；宁波市将物流作为智慧建设的重点。智慧城市建设，是运用共同的理念，体现不同的城市特色。“智”是信息技术的应用，是硬件设施，是共性；“慧”是城市的灵性，是管理者的思想，是城市的特色，是个性。不同的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传统文化、特色产业、资源环境等，智慧城市建设不仅不能抹杀每个城市的特色，而是更加突出城市的个性特征，在共性中显出个性，在智能的社会管理上彰显管理者的思想，这更是智慧的体现。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社会管理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是指对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协调和治理。随着城市化、信息化、网络化的飞速发展，社会迎来深刻的变革，公民意识增强，民主诉求增多，城市问题不断，这些都导致对传统的社会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于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畅通民意诉求的重要途径，也是与时俱进，建立服务型政府，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战略机遇。
（一）建设智慧城市的需要
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引发的新概念，是建立在为信息通信、社会管理及市民创造力服务的数字基础设施之上的，是为了让城市具有较高的智慧进行学习与创新的。可以说，智慧城市给社会管理输入了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利用信息技术来强调参与性、透明性，公平与效率，强调对公众需求的回应及共识取向。智慧城市要求建立服务型政府，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城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城市发展的基本依据和刚性约束，把“改革创新驱动”作为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智慧城市人民设建、智慧城市为人民，以改革促进城市转型，以创新激活发展潜力。因此，智慧城市建设要最大限度地开发信息共享平台，杜绝信息资源的垄断，实现政务公开，鼓励市民直接参与社会资源管理及对权利的监督。智慧城市要实现从政府的决策、产业的布局，到整个城市的管理都将实现智能化、智慧化。因此，以智慧城市为导向的社会管理创新遵循了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认识了城市自身特有的运行规律，把握了城市发展的方向。
（二）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本应该享受着城市生活的方便、舒适与美好，然而一些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矛盾与问题接踵而来，道路开始拥堵，资源变得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等，毫无疑问，社会管理是化解这些社会矛盾，及提高人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之一，于是创新社会管理不得不提上日程。可是如何创新变成了管理者面临的一个历史性难题，多次管理变革的经历显示创新必须突破原有的管理模式。在信息技术的今天，社会管理创新不是传统管理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简单结合，而是全面改造传统社会管理的弊端。这就说明，一直面向工业时代的1.0创新时代已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管理者及人们发现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改变我们社会生活、生产、管理和服务方式的重要工具。于是，创新2.0的形态也就是面向信息时代与知识社会的社会管理创新新形态已成为必然要求。
（三）民主文明进步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人们关心自身利益及管理自己以及社会事务的愿望与能力越来越强。当人民的民主意识、自治意识不断提高，人们对社会管理就会提出新的要求。这就使得原来完全的信息封闭、领导拍板、政府决策的管理方式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而以应用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智慧城市建设，要求的是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需要的是资源整合、政务公开、信息共享、共同管理、强化服务、弱化行政等。其本意就是要了解民意、听取民意，将民意纳入社会管理过程之中，并上升到政策依据的高度。可以说，社会管理的相关政策和措施能否以人为本，体现人们的意愿，是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和提高社会管理质量之前提,也是判断社会民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三、智慧城市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
自从2008年底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以来，短短几年时间，属于智慧地球重要部分的智慧城市建设在全球炙手可热。当智慧城市这一理念落地中国，由此开启了中国各城市智慧技术、智慧产业、智慧人文、智慧服务、智慧管理、智慧生活等为重要内容的社会管理与产业发展的新模式。由于信息技术应用于各大领域，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智慧城市理念，不仅代表先进技术的运用，更代表商业模式的变更及思维方式的大变革，并推动和引领着社会管理的创新。
（一）任务驱动作用
智慧城市实质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是信息技术不断演进而催生的能适应市民需要的一种城市形态。因此，以信息化典型应用的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首先是如计算机、数据库、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发展，而基础设施的变化又会带来大量数据的堆积，以及对这些数据的收集、分析与整理。也就是说，智慧城市它不仅需要网络化的思维、大数据的分析，更需要智慧化的社会管理。智慧城市是理想与现实、目标与问题的统一体，无论是解决困扰人们的城市病，还是要实现智慧的产业与公共服务，都离不开社会管理。因此，智慧城市建设驱动着城市社会管理的创新，它引领着城市社会管理的方式与内容，提升城市管理的效能和质量，从而优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及运行机制。智慧城市理念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条件和信息交流的公共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城市的社会管理创新会更加快速、更加高效和更加智能。
（二）方向导向作用
智慧城市之所以受到各大城市追捧，是因为智慧城市催生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模式，这是解决当前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虽然说我国的社会管理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创新，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却发现我国的社会管理创新越来越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就是说，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城市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基础，可城市社会管理创新发展与经济发展速度相比却显得较为缓慢。尤其是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的建设还没有完成，城市管理没有形成系统的观念，一系列的城市病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与工作。于是，创新社会管理不得不被提上日程，可是如何创新、怎么创新一直困扰着人们。正当人们为城市的发展及社会管理创新而头痛时，智慧城市理念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就如童云海教授所言，智慧城市要通过数据驱动的社会需求，挖掘使得政府服务更加贴近百姓需求，并强调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通过沟通互动、协同创新、市民参与，让从政府自身出发的管理过程变为从服务对象、市民出发的服务设计和提供过程。可见，智慧城市为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机会，指明了方向，可以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把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创新一起考虑进去，一举完成。
（三）价值引领作用
智慧城市的一大特色就是依托信息技术，而当信息技术日益与管理活动相结合时，社会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必然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社会管理模式越来越朝着一种善治的模式发展，这直接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念。主要表现在：一是智慧城市的社会管理强调公众的参与，每个人都是社会管理者，由于信息共享与公开，社会管理出现自治现象，人们自己管理自己，不需要政府发号施令来达到自治的目的；二是政府管理从单向向双向互动式发展，由于物联化及全面的互通互联，使得社会管理的信息共享，这样政府部门能够快速掌握服务对象的需求，并及时作出回应，服务对象也能及时掌握政府部门的信息，并及时处理响应；三是智慧城市促进社会管理创新有一个根本性的理念转变，从原来的管制型转变为服务型，社会管理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们的满意度为标准，但更多地强调服务，建立服务型政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7.
[2]寇晓东.基于WSR方法论的城市发展研究———城市自组织、城市管理与城市和谐[D].西北工业大学，2006.
关键词： 社会资本；邻避事件；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6.06.09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施晴.社会资本与邻避事件的有效治理[J].克拉玛依学刊，2016（6）46-50.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经济体制的转轨使得中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面临一系列问题与挑战。邻避事件的发生暴露出政府信任困境。张旭霞在互联网上就政府信任问题对网友评论进行了追踪调查并得出以下结论：“对政府持 ‘信任’态度的约占20%，持 ‘不信任’态度的约占80%。”[1]根据 《小康 》 研究中心调查，2006-2007年度中国政府公信力指数为 60.6 分，刚过及格线。通过对 “政府信任程度”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逾70%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地方政府。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以80.3%的绝对多数被网民选为信用最差的群体，这大大影响了政府形象。”[2]武晓峰（2008）、唐铁汉（2005）、王策（2005）等对如何治理邻避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笔者认为，有效治理邻避事件需要集万众之力，借助社会资本理论、在考察社会资本与邻避事件相关性的基础上，分析我国邻避事件中社会资本匮乏的现状，有利于对邻避事件的治理。
二、社会资本与邻避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一）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邻避”一词来源于西方，狄尔认为：“一般而言，邻避（NIMBY）指的是居民想要保护他们生存环境的动机。正式而言，邻避指的是社区居民面对一个他们不欢迎的开发项目时的保护主义者态度和所采取的反对策略”，[3]82“居民通常都承认这些‘有害’设施有其必要性，但不要在他们家附近建设或运营，因而产生了‘不要在我家后院’的概念”[4]300。张劲松认为：“邻避是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而采取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5]20简言之，“邻避”是指居民想要保护身边的环境，拒绝接受在自家周围建厂而通过非制度化、非理性化手段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抗争行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布迪厄最先提出的，然而，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是真正把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政治领域并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学者。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6]195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首要组成部分，它促使互惠规范的形成和横向社会网络的建立；互惠规范可以为信任的扩散营造良好的氛围，促进社会网络的建立；横向网络的建立为信任提供了传递和扩散的场所，也促成了互惠规则的形成。他们都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促成较高的社会资本体现（如图1）所示，这对于邻避设施相关利益主体自愿合作的形成以及邻避事件的解决必不可少。
良性互动模式
（二）相关性分析――社会资本的匮乏是邻避事件的重要根源
1.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相互信任的低落。西方哲学家史里斯・博克曾说过：“信任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因为它就像空气和水源一样，一旦受损，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就会土崩瓦解。”[7]584谣言的鼓动只是邻避事件的导火索，能诱发公众大规模聚集的重要原因是公众、地方政府和相关环境评估机构三者之间存在“信任鸿沟”。
首先，公众对地方政府不信任。王奎明做过一个研究，发现“仅仅有52.4%的民众认为城市政府治理环境的表现高于6分”（包含6分，1分为最低，10分为最高）。从公众角度而言，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能力遭到公众的质疑。余杭“5・10”事件的爆发，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最裸地体现就是在杭州市政府做出各种承诺后，有村民在接受采访时称：“余杭区出来这个我们是不会相信的，我们只会相信省政府或者是中央那边”。[8]另外，地方政府对公众不信任。据相关资料显示，在一些邻避事件中，地方政府认为邻避抗争是公众打着环保的幌子，实则是为自己谋利的非理性情绪行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导致部分地方政府往往在项目起始阶段便进行信息封锁的原因，例如，厦门的PX项目、上海的磁悬浮线、四川什邡项目等。
其次，公众对相关环评机构不信任。据相关调查报道，[9]政府与相关环评机构及厂商结成利益同盟，如，2009年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厂的环评、近年来我国发生的血铅超标事件，大多是归因于环评中的“卫生防护距离”造假现象。另外，环评中“公民缺位”现象普遍。如，浙江德清事件中，500米范围内的113户居民被政府和相关环保部门“遗漏”；广东河源事件的环评报告，将500米内的常住居民、拥有129户400多人的村庄完全忽略等。这些现象的发生使得公众无法相信环评报告的真实性，无法相信环评机构在邻避设施风险评估中能起到重要作用。
2.规范互惠社会资本的亏空导致邻避事件治理中出现制度短缺。胡洪彬认为：“作为社会资本的规范，本身既包括了如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性等在内的非正式性制度约束，也体现为如政策、规则和法律等形式的刚性约束。”[10]40首先，随着公民环保意识的兴起，绩效政府理念已经不符合当今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绿色化”的价值取向。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影响较大的邻避事件均显示：地方政府为了提升官员政绩和升迁机会，一味追求GDP的提高，搞形象工程，邻避设施并非基于公共福利而修建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激化了居民的反抗情绪，使得居民与政府之间形成强烈对抗。其次，邻避事件与环保组织在价值理念上背道而驰。厦门PX项目最开始是业主对于自身房产价值的一种维权，这种维权是对于私有产权的一种保护，而不是出于保护环境本身。公民通过邻避运动维护其自身利益，是公众维权的途径，而环保NGO①更多的是出于保护环境、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另外，环保民间组织法律地位低下，缺乏参与邻避事件的法律法规保障。在2007年1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关于民间组织参与突发事件的规定少之又少。
3.公民参与网络缺失导致民众利益表达和维护的社会基础薄弱。根据相关报道显示，不少邻避事件爆发后才出现弥补性的公众参与，而事前却是完全的参与缺位。
首先，我国现阶段的环境评估中心多由相关专家进行封闭式评估，待评估报告完成后，由当地政府在官网上公布于众。在整个项目的制定和决策阶段，公众作为利益的直接相关者被置之事外。虽然有些地方政府认识到公众参与的必要性，但是，公众参与的实效性并没有体现。例如，在四川什邡的钼铜项目中，“环境影响评价意见表”体现“报喜不报忧”的情况。
其次，环保组织的缺位。台湾地区邻避事件的解决，很大一部分是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但内地治理邻避事件时，由于环保NGO的缺位，政府面对的是原子化的个人，政府与公众之间缺少一个高效沟通的桥梁，使得政府无法找到谈判代表，只能同众多分散的公众个体展开利益博弈，彼此间的信任不足和信息不对称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也容易激发矛盾升级。
三、社会资本视域下的邻避事件的路径选择
社会资本与邻避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我国当前社会资本运行的客观状况表明，要实现对邻避事件的有效治理，就必须注重对政府与公众进行现代社会资本的培育，达到社会治理的良性均衡。对此，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提升公众理性风险认知水平
一般来说，风险越不确定，人们越倾向于夸大风险的危害及风险发生的概率。对于“无知”的信息，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所以，专家确定的“事实风险”与人们对“事实风险”的感知之间可能存在着遥远距离。风险沟通正是解决公众风险认知问题的重要方法。风险沟通重在处理 “公众感知”（dealing with public perception）问题。首先，由于公众对上级政府（中央政府）高度信任，因此，借助权威媒体向社会大众传播有针对性、具体的科学知识来促进地方政府、专家、企业、相关环评部门等各治理主体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建立并维持与公众之间的相互信任，推动公众全程参与，将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经验、建议等非科学知识纳入公众参与项目建设的各个环节，从而避免公众通过非制度化、非理性途径寻求自身利益的表达。其次，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和疏导，是风险沟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敏感、疑虑甚至恐慌源于对邻避设施的知识不足和风险猜想，只有增长邻避知识，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对邻避设施予以理性认知和科学对待，才能推动公众与政府、相关环保部门良性互动环节的展开，才能真正实现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二）推进制度构建，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首先，坚持依法行政，健全政绩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如此定义制度：“制度是一整套规则，应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11]134依法行政意味着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平等相处，地方政府权力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依法规范地方政府基层干部和管理人员在邻避设施建设中的行为，改变、以权代法的不良思想，增强法制观念，提高双边学习的能力，使地方政府的基层管理人员真正具备“人民公仆”的服务理念，营造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氛围。其次，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应将反映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情况的指标一起纳入指标体系。完善政绩考核办法，根据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差别化的考核制度；根据考核评价结果，对生态文明建设成绩突出的地区、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于因环境监管、环境保护落实不到位而引起邻避事件的现象，例如，陕西凤翔“血铅”案，要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制，对因工作失职、监管不力等造成对公民、社会严重后果的个人要记录在案，实行终身追究制。
（三）建立政府―公众―环保NGO协作治理机制，完善社会网络
多元协同治理可以大大拓宽公众参与邻避事件的渠道，从而在政府、公众、环保NGO等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社会网络。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和环保NGO自主参与治理邻避事件全过程，使地方政府的一切活动都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与尊重，从而也有利于提升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重塑地方政府公信力。因此，重视各个治理主体在邻避设施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各个治理主体在规避邻避事件中的效能、走多元协同治理之路，是完善社会网络的根本选择。以下将在对邻避事件的分析中，构建政府-公众-环保NGO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式（如图2所示），完善公民参与社会网络，避免邻避事件的再次发生。
1. 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合作模式构建。从政府管理角度来讲，要规避邻避运动，重中之重便是促进公众的全程参与。鼓励公众不仅要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等环境论证阶段，还要参与邻避设施选址和补偿等决策阶段，重要的是在邻避项目的规划期间参与及事后参与。德国地方政府在邻避设施选址建设前，会与当地居民代表进行协商，居民对选择主持环评的专家拥有绝对的表决权，而且拥有参与设施的规划、补偿等各个环节的权利。另外，把知情权还于公众，将抗争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通过相关媒体对邻避项目相关信息进行如实的公开，也可以利用社区公告栏等进行公示，甚至在必要时展开政府与公众之间直接的沟通与交流。把邻避项目的各种资讯包括收益和风险等清晰、明确地公示，有利于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公众的最大支持率。台湾地区由政府机关当公证人，由企业和周边居民签订“不污染后院”的环保协议书，以保证公众参与邻避项目的环保补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府因补偿回馈的不透明而成为抗议对象的情况发生。
2.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合作模式构建。“互联网+”时代，媒体在信息公开中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在邻避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信息公开将要进入3.0版时代，要把过去很孤立、被动型的信息公开制度向上游和下游延伸，向上游延伸就是以报道的真实性和实效性为出发点，往下游延伸就是要在环评具体情况的同时，加强对信息的解读工作，加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以“政府为中心”向“以社会为中心”发展，媒体在邻避事件中要把握信息的传播规律，引导人们掌握事件发展的实情，使冲突得到快速、高效的平息。例如昆明 PX 事件，由于媒体及时公开事件进展，真实、高效地报道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在舆情引导中发挥重要作用，才避免了事件的恶性发展。
3.政府-环保 NGO -公众合作模式构建。首先，明确政府的主导地位与环保NGO的相对独立地位，给予环保NGO更多发展空间与自治性。政府不应对环保NGO实行控制，而应充分给予其自主性，合理引导、鼓励环保NGO的健康发展。环保NGO也不能仅仅为了提倡保护环境而存在，而是应该作为公民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担负着防止、削弱或补救政府与企业对公众利益的侵犯而引起邻避冲突的使命。其次，健全环保NGO参与的决策评估机制。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环保NGO应积极参与项目的决策阶段，以便真实、高效地表达公众的利益诉求。邻避设施建设的评估小组应由政府方面代表、相关环保专家、环保NGO的相关人员共同组成，充分评估设施对周边居民身体健康和社区环境的影响程度，并及时联系权威媒体，公开评估结果，打消公众对邻避设施的疑虑。
另外，完善环保NGO的法律保障机制。为民间环保组织的成立与登记营造宽松的法律环境，放宽成立环保NGO的一些不合理的准入条件，完善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的相关立法；并尝试建立一套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可以采取共同诉讼，合并计算损失的策略，以避免单个时，法院考虑该事件与自身利益的原因而不判原告胜诉以及计算损失难统一情况的发生。
注释
①NGO：是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
府组织）的英文缩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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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治理 ;创新;社会救助
一、背景
由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城市中出现了新的贫困现象，传统的粗放型救助与精准性需求的矛盾日益体现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随着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一些社会问题单靠政府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政府职能转型要求新型社会救助。
二、特点
城市新贫困人口由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和现实需要体现出不同的特性，社会救助也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针对当前贫困群体新特点，社会救助从传统的物质温饱型救助转向社会发展型精准救助。精准救助的含义就是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社工介入、督导培训及第三方评估的一体化救助体系。主要包括以下特点：
首先，政府主导下的精准救助平台。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在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参与、社工介入的救助框架上，并通过建立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平台，确定救助对象。其次，社会组织参与的精准救助机制。由社会组织通过投标方式参与社会救助，通过上门调研摸清贫困家庭的现状，进行科学分类评估并分析贫困原因，采用不同的服务方法。再次，社工介入，把脉救助对象问题。对救助对象进行评估分析，分析贫困的自身原因、家庭原因及社会原因，制定个性化的社会救助方案。从接案开始，全面地帮助救助对象。在明确规定的社工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社工依法处理;超越社工职权范围的，立即实行转介，即移交给负有相关职能的政府部门。同时，社工还要对救助对象的生活状况进行追踪调查。
针对社会救助机制不协调、体制不畅通、社工专业能力弱等问题，督导培训并提升社工专业能力。通过督导协调配置社会资源，优化社工配置，通过专业培训提升社工服务能力和技术。最后，进行第三方评估，促进救助公平高效。从社工救助项目的设计、调研、方案进程、实施效果、项目财务的合规性、合理性等全方位介入，对项目的完成情况、服务满意率、财务情况、组织管理、综合效能五大方面进行评估，总结经验教训并探索救助模式。
三、问题
社会救助当前还存在评价机制不够科学、救助机制不够长效、承接机制不够科学、转接机制不够精确、救助机制不够系统、退出机制还未确立等难题。如评价机制还不够科学。目前社会转型在继续，救助对象在变化，用不变的评价救助标准评价变化的救助对象不够精确。同时，救助的资金有限，如何能用有限的救助资金发挥最大效益，保障救助的长效机制仍然处在探索阶段，救助的精准性也不够高，救助对象需求的复杂性与现有调查方法的局限性还存在矛盾。
社会组织的不成熟以及社工的专业性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导致承接救助工作的成效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社工志愿者和居委会的优势发挥不充分，社工、社会组织不能承接的社会救助，应该由更专业的机构、企业和更专业的组织转接。社会救助是项系统工程，单靠政府的民政部门、以及社会组织还不足以完成社会救助的系统工程，还需要建立大民政、大救助的系统救助体系。
四、对策
社会救助的成效应体现在救助对象的有进有出，只有建立科学的退出机制才能保障救助资金的公平高效。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特提出如下建议，完善社会救助的系统科学体系。
首先，建立精准发现机制和动态评价机制。建立由民政主导、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组成的专家调查组、专业社工机构组成的实务督导组及居委会志愿者等社会治理创新团队，对救助对象实施精准调查、科学分类。对救助对象给予全方位摸底调查、分析成因制定救助方案。同时，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压力有必要调整静态标准，对救助对象实施动态标准。其次，建立科学承接机制和精准转介机制。优化社工配置，建立由实务督导加专业社工机构加社区居委会志愿者的制度化的科学承接机制。无论政府主导还是专业机构参与和社工介入，都无法解决救助对象的全面需求和潜在需求，需要转介o专业的机构或企业或基金会等社会资源。这就需要挖掘社区资源、社会资源，精准链接外部资源，整合一切社会专业资源，最大限度保障救助对象的困难解决。
救助工作是项系统工程，涉及民政、社保等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组织及区内外企业，需要建立以救助对象为本的社会救助系统工程，理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救助长效机制。最后，还需要建立科学评估机制和科学退出机制。通过完善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从经济效益社会效应等方面进行前期预估、过程评估、结果评估的科学评估机制，并根据救助对象的变化，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以保障救助的公平高效。
参考文献：
[1]王三秀，高翔.从生存维持到生活质量：社会救助功能创新的实践审思[J].中州学刊，2016（09）.
为加强社区安全防范工作，不断强化安全防范机制，加强社区内治安管理，增强社区居民安全意识，掌握安全自救常识，避免事故发生，维护社区生活秩序，提高社区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治安防范能力，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社区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以十七大精神为指针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为依据，以做好社区治安安全为目标，强化法律教育，保持稳定大局，结合我社区实际出发，进一步强化责任制及组织网络，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二、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师生安全意识：
1、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师德师风教育，每周一次组织全体教师进行政治理论学习，教育理论学习，树立教书育人的思想，改变教育观念，不体罚、不变相体罚学生，不讽刺、不挖苦学生，定期或不定期与学生谈心，定期进行家访，定期开家长会，家长、学校、社会共同培养教育学生。
2、在学生管理方面，加强组织纪律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理想教育、常规教育，根据不同年级分别进行不同的教育。
四、工作重点：
（一）为提高全体教师对学校综合治理工作的认识：本学期开始我们将在各班级建立综合治理领导机构，班主任为组长，并且为本班社会治安负责人，校长与班主任及教师之间实行层层责任制，力争形成积极主动地治安管理网络。综合治理工作与班级及教师年度考核挂钩，严重的年度考核做不称职处理，建立各种安全防范规章制度，加强学校日常管理。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每学期召开两次全体学生大会，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培养学生安全法律意识。
2、班主任利用班会每周进行一次安全法律知识教育，学习安全自救常识，让学生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安全的同时，懂得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以板报为载体，以晨会、班会为主阵地，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每两月出刊一期《平安校园》为内容的板报。
3、每学期请法制副校长和公安人员进行一次安全法律知识教育，让法律走进校园。
4、与各班班主任签订安全卫生目标责任书，班主任与学生家长及学生签订安全卫生目标责任书。
5、学校要求任课教师保证上课期间的安全问题。校内课间不乱跑，不拥挤，上下楼梯快步轻声，靠右边。放学按时离校，不经老师允许不能随意在校园内逗留。入校后不得随便出校门。上体育课、晨练及课外活动是要注意与他人合作，防止机械伤人，保证安全。
6、学校与保安、门卫、住校生管理教签订安全卫生目标责任书。具体负责本职范围内的安全工作。
7、认真做好外来人员管理工作，杜绝发生不安定因素，严格进出校门手续制度，不放一个闲人进校，排除校边四周不安隐
患，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上报，妥善处理。8、每学期举行一次安全法制教育知识竞赛或征文，做到天天讲安全，人人保平安、个个守纪律。
9、每月检查一次线路、电器、床铺、门窗及公共设施，做到及时检查。特别是电器设备的隐患。保证用电安全检查，不乱动电源插座，信息课上要按规定程序操作机器。
10、严格遵守制度饮用水卫生制度，做好卫生教育工作，保证在校就餐学生吃饱。不到小摊小贩购买食物，不吃不洁食物，注意身体健康。每周至少检查二次学生伙房卫生、饭菜质量，原材料的进货渠道等，同时每周召开一次伙房管理人员会议，对他们进行学习、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服务意识、自身素质、服务水平。
11、每天有一领导组织有关工作人员全天值班，包括教学楼、楼道值班，负责学生全面工作。
12、配备一名保安，两名值班人员24小时巡逻，重点对宿舍、伙房、办公楼、科技楼进行巡逻。
13、每学期检查二次实验室人员对易燃易爆及有毒药品的存放管理工作。
14、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破坏或投毒。15、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校园及周边环境的整治。抵制腐朽文化和的侵害，为广大学生的健康快乐成长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二）规范行动，确保落实：
1、教学管理。按教学大纲进行授课，讲求课堂效果，注意精讲精练，讲练结合，避免题海战术。转变教学理念，加强教育教学研究，进行创新教育，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狠抓双基，使学生人人成才。
2、学校各种收费，严格按照区、州、县有关部门规定，并有物价等部门批准收费，除此之外不得任何处室、班级及教师个人自行收费，如发现严肃处理。
3、各年级除课本外不得以任何形式自行征订资料。
4、班主任及任课教师及时做好学生思想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得拖延或掩盖。
5、加强交通安全教育，确保安全行走。
6、确保运动安全。学生在参加田径、球类等活动中，要重视对学生体育活动的安全教育，加强对室外活动的管理。在组织竞赛活动时，个别不适应的学生，可不让其参加，认真检查体育设施，发现隐患及时处理。
7、确保活动安全。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活动，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各种外出活动前必须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周密组织，精心安排，指派人员勘察活动场所，并有学校领导和教师带队。凡不安全或安全措施不落实的场所，不得组织学生前往。
8、确保劳动安全。学校在组织学生参加劳动技能训练、社会公益劳动、义务劳动等各种形式的劳动时，必须经上级领导部门批准，方可外出，并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保证外出人员的安全。
9、确保教学实验安全。教学演示实验和学生分组实验，任课教师和实验教师课前必须检查好设施，并加强学生实验操作规程及安全教育。要对易燃、易爆、放射、剧毒等危险物品按上级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并做到安全使用。
10、确保学生饮食卫生安全。总务处加强食堂的安全管理，按卫生部门的要求，搞好饮食卫生工作，做到定点采购，确保师生的饮食安全。
11、确保建筑设施安全。学校的教学、生活、活动等设施的建设，要布局合理、坚固耐用，符合安全要求和质量标准。
12、确保消防安全。各处室、各楼管人员要加强对消防设施的管理。做到定期检查，发现隐患及时上报，并加强对用电、用火、用油等的安全使用教育，防患于未然。
13、确保学校治安安全。教导处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班主任平时注意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门卫加强出入校门的管理工作，严防坏人入校扰乱，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
14、重视管理失当安全。学校教职工要遵守职业道德，为人师表，尊重学生，科学施教。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严禁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防止因管理失当，造成学生自伤、误伤、自杀及其他意外伤害，给学生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加强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指导和服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等措施，帮助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识，树立心理健康意识，优化个性心理品质，进行挫折教育，增强心理调适和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加强自我教育，培养自身良好的心理品质，与同学、老师保持和谐的关系，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学习和生活。自觉遵守《青少年文明网络公约》，不看不健康的书、报等；不参与、封建迷信活动。
15、建立安全与治安事故发生报告制度。学校对发生师生重大事故必须于第一时间报告上级有关部门。对发生严重、重大、特大交通、火灾、校舍倒塌、食物中毒等安全事故，要及时上报当地政府、公安等部门，全力组织抢救，力争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各处室领导、管理人员及任课教师要认真履行其职责，因未按规定办事，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的对其主要领导和具体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严肃处理。
五、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教师及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1、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建立“行为不良”学生帮教机制，教好“行为不良”学生的转化工作。进一步加强家访谈话制度。建立健全“学困生”思想行为档案，做好学生学籍管理，本学期将由学校综合治理领导小组负责,教导处认真抓好“思困生”的辅导、教育工作，建立“思困生”工作的责任制，指定干部、教师对其进行具体帮助，力争不造成一名学生掉队；将“思困生”姓名、性别、年龄、后进生的过去表现、现在的表现、成为思困生的原因、帮教的措施、进步幅度、帮教人等建立档案，进行登记。做到关爱，关心学生，特别要关心贫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学期末并且将在奖励优秀生的基础上设立思困生进步奖。要杜绝“流失生”，防止在校学生犯罪，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生的巩固率。
2、发挥法制副校长的作用，普及师生法律知识。做好与交警大队
、派出所、居委会、及有关村社的联系，及时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与法制宣传活动。3、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实际，分年级、分层次在教师和学生中开展法制教育活动，学生法制教育专题会议每学期不得少于两次，在贯彻《中小学生守则》及《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内容时扩展学生法律知识。4、加强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抵制行业不正之风，弘扬人间正气，提高教师社会形象、形成高尚的教师群体。
社会治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要真正使社会治理创新“接上地气”，增强对群众诉求的回应能力，就应当从群众路线入手，强化群众参与理念，健全群众参与体制机制，使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贯穿到社会治理工作的始终。坚持将党的群众路线与社会治理有机结合，是有效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着眼加强社会协同，持续发动群众，探索创新社会治理新模式。社会治理的目的是为了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真正做到当家作主。在社会治理中贯彻群众路线，就是要求政府将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群众的反映中发现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就是要了解和掌握群众需求和利益，总结提炼群众的意见，形成社会治理的具体措施，并外化于群众的自觉行动。为加强社会协同，持续发动群众，克拉玛依区以构建“网格为主、条块结合、梯次管理、逐级负责”工作格局为导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网多责、一格多员”网格化精细管理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不断探索并建立健全社区管理服务、综治、法治、社会矛盾化解等长效工作制度，从而引导和保障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力，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着眼夯实基层基础，坚持服务群众，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服务水平。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治理的艰巨性，加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贯彻群众路线的战略重点，就是要着力服务好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其本质和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政府要转变观念，由管理者的角色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真正做到把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作为社会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服务群众方式，寓社会治理于服务之中，从而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五百”工作机制是克拉玛依区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有益探索，其着力从关注百姓身边的小事做起，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使机关干部和社区工作者更加深入居民、深入实际，实现信息在一线掌握、呼声在一线倾听、政策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工作在一线检验，极大地夯实了服务治理基础，提升了新形势下社会治理与服务工作的细致化、具体化和可操作化水平。
着眼运用现代科技，真诚贴近群众，不断破解社会治理新课题。现代科技对于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和作用，在于促使政府的体制机制、管理结构和运行流程发生转变，目的是使人民群众获取政府的服务更加简洁，使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更加高效。因此，要创新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其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履行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中的重要作用，加强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建立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社会治理综合信息系统，构建社会治理信息化应用平台。
此前几期的文章中，我主要阐明了社会化视频的概念以及在整个社会化媒体场域中，它将引领、驱动社会化内容大生产这一历史性趋势：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将死去，社会化意义上的内容创制将全面到来。这是一个由剧场走向广场的时代，在经济民主化、政治民主化之后，文化民主化也不可避免——最后一个能够承载精英理想的堡垒，业已被庶民攻陷。事实上，当人类教育水平、智能水平接齐之后，任何对内容生产的垄断性经营都难以为继。这里有一个吊诡的事实：精英们只希望赋予庶民们内容消费权，而将生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最终悲哀地发现，一旦赋予其消费权，相当于同时赋予其生产权（但如果不赋予其消费权，内容生产将失去意义），这跟历史上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的让渡过程完全一样。在剧场时代，有演员，有观众，但在广场时代，人人都是演员，人人也都是观众。另外，我们不惮于最为激进的推理：既然媒介决定内容，当一切都成为媒介之后，一切也都成为内容。这样的理念与大数据、与文化的民主化潮流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人类在经历第一阶段的主客体分野（理性的萌芽/神性的萌芽）、第二阶段的他者世界客体化（理性的巅峰/神性的瓦解）之后，将迎来主客体重新弥合的全新时代（理性的重建/神性的重建）——在第一阶段，世界即牢笼，在第二阶段，他人即地狱，在第三阶段，世界消亡，人真正诞生。这不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宏大叙事，而是社会化大趋势的必然结果。当主客体重新弥合，媒介/内容将不再被视为人的表达/交换/延伸，而是人的自我确认——刷存在感只是这个自我确认过程的低级阶段。理解到这一点，我们便会明白，社会化媒体绝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一个全新时代的肇始。之所以在本文开始啰嗦这么一大堆众所周知的废话，是因为社会化视频的制作原理完全建基于以上简单而明确的趋势与事实。
社会化视频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制作原理，便是互文性。从社会化视频史前时代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胡戈作品）到社会化视频元年的《万万没想到》（优酷出品/叫兽易小星导演），他们的制作都建基于一个众所周知的既有文本：前者是陈凯歌导演的《无极》，后者是西游故事、三国故事、弥漫于互联网场域的屌丝逆袭故事等等。此前，该种创作方式被冠以“戏仿”“大话”等名目，并滥觞于周星驰电影。这样的命名乍看带着庶民对精英、小丑般粗鄙的现实对冠冕堂皇的历史的嘲弄色彩，因为它暗含了某种道德消解、意义重构的意味，但当世界趋于扁平之后，道德消解带来的只能是更深刻的无力感，而在一个繁复、多元空间中重构意义，如同在由无数面镜子构成的镜像回廊中标示方向，这也正是借古讽今、价值重估不再有效的深层原因。意义被陈列在意义市场的货架上，等待你去选择、购买——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产品，批量供货，并与同类产品相竞争。市场反对间接，馒头就是馒头，菜就是菜，菜在馒头中就是包子，也就是说，任何隐喻性表意都将失去价值，文学性将从表意实践的清单中剔除。这意味着什么呢？没错，意味着直接的、本质的、必要的，而不再是隐喻的、表象的、渲染的。形容词将跟成语一样陷入沉寂，名词与动词将趋于活跃，并不断有新的词汇忝列其中，比如“大妈”，比如“土豪”，比如“屌丝”，比如“白富美”，比如“”，等等。文学性被驱逐之后，互文性必须登场——形容词退场所留下的巨大空缺，必须由更多的名词来填补，而名词与名词之间，只能是一种互文关系，就跟馒头和菜的关系一样，它们谁也不是谁的后果，谁也不是谁的条件，只是在世界这个大文本中并列存在着而已，但要想赋予一种意义，只能发明第三个名词：包子。我的意思你也许已经明白：社会化视频就是包子，它必须建基于馒头（用来做皮儿）与菜（用来做馅儿）这两种既有文本之上。《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皮儿是《新闻联播》，馅儿是《无极》；《万万没想到》：皮儿是三国、西游，馅儿是屌丝自嘲。是的，这是一种嫁接与拼贴——当历史已经终结，当现实的可能性已经被穷尽，当人性的幽微已经被洞穿，当想象力的疆界不再大于望远镜的视域，除了嫁接与拼贴，我们还能做什么！所幸的是，人类已经积攒了太多太多的记忆，从神话传说到英雄史诗，从阴谋到爱情，从至善到至恶，在任何意义上的光谱区间，都已经深深打上了人类的烙印，因此，社会化视频的素材是无穷无尽的。不存在未知领域的世界，其实质就是一则文本，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对该文本的批注、拼贴、编辑、改写、戏仿、重组、涂抹、加黑、描红，等等。“喜大普奔”“不觉明厉”等词汇的流行，也从侧面印证了我们面对这则完整文本时不可名状的心情。嗯，在世界这则大文本面前，任何行为都是互文，遑论社会化视频制作这一行为！不过，从更积极的意义上来看，也只有世界变成文本之后，角色扮演这一真正预示生命自由的时代才会到来：传统意义上的人生总是在被给定的前提下渡过，所以探索、奋斗、自我完善等试图突破前提的行为才被赋予正向价值，而文本意义上的人生则不需要如此，因为一切人生都不再被设定任何前提，他可以自由扮演一切角色。
闲话休叙，重新回到社会化视频制作的互文性原理这一话题。以上着重表达了互文性与文学性相抵牾这一观点，前者必将取代后者。质言之，与传统的影视制作极度倚重文学性不同，社会化视频反对铺陈（表象层面）、反对隐喻（表意层面）、反对抒情（表情层面）等一系列文学性手法及价值，当然，更反对原创等作品性诉求，它只能是互文性产品。互文性原理决定了它的制作方法只能是批注、拼贴、戏仿、重组等等（在以后的文章中，将会逐一探讨社会化视频的制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