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0 15:58:2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县域社会治理概念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阿荣旗，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这是一个铭记着风骨与情操的城市；这是一座集多产业支撑的优势于一体，民族与现代元素交相辉映，集聚辐射能力强劲，生态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宜居城市。
“8337”发展思路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全国“两会”精神，推进内蒙古科学发展、富民强区的重要抓手。“我们要紧紧围绕富民强旗这个主题，坚持农工贸旅多业并举，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宜居化‘三化’深度融合互动，统筹经济社会、城乡发展，加快走出一条非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之路，努力为全市美丽发展、科学崛起、共享繁荣贡献力量。”阿荣旗旗委书记潘金生发出号召。
阿荣旗，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正以飞翔的姿态，抒写着“粮豆之乡”的咏叹调、“肉乳故里”的奏鸣曲。2013年对于阿荣人民来说，注定是一个充满发展激情的年份。立足旗情，发挥比较优势，做大做强主导产业，走特色发展之路，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
阿荣旗，正在改革的浪潮中崛起。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大马力，踏上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征程
阿荣旗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全旗上下形成了加快县域经济大发展、大跨越的浓厚氛围。今年阿荣旗经济建设又有大手笔。阿荣旗旗委书记潘金生说：“自治区8337战略部署提出后，阿荣旗审时度势，决定以多产业并举，强力推进县域经济，而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首先就是狠抓项目建设。今年阿荣旗在全力保障原有续建项目建设的同时，一批促进经济发展惠及民生的项目纷纷落户阿荣旗，整体投资超过137亿。阿荣旗将重点实施‘5112’工程，全力打造50平方公里工业园区，10平方公里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园区，10平方公里商贸物流园区，每个园区择商选资引进20个以上项目，走集群发展的工业经济模式。同时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我们要把城镇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要素集聚重要平台推进，统筹推进旧区改造和新区建设，重点抓好新区建设。新区建设要力争每年投资20亿元以上，5年内房地产开发500万平方米左右，集聚人口7万人，使阿荣旗城市总人口达到18万左右，城市化率达到55%以上。同时按照多产业支撑发展的模式，发展好商贸物流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特别是发展好金融产业，每年的贷款规模力争达到40亿元以上，成为县域经济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
近年来，阿荣旗打基础、谋长远、抓重点、带全局，攻难点、求突破、创亮点、显特色、建机制、促落实，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着力保障改善民生，探索出了一条新时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非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之路。
坚持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发展模式，扩大经济总量，活跃城乡经济，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争取更多项目，扩大投资规模，以项目支撑和投资拉动为核心，在上争、外引、内联、银贷上下功夫，努力把该旗打造成项目争取的密集区、择商选资的高端区、民间投资的活跃区、金融支持的重点区。
坚持“三化”互动发展模式，强力推进“三化”互动、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互动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形成工农协调发展、城乡共同繁荣的新局面。
以大企业为主体，以强投入为保证，以科技创新和循环发展为方式，集群发展。同时围绕十大富民产业，引进培育大型龙头企业，打造多个国家和自治区级龙头企业，带动形成几个优势产业发展，真正形成稳固长久的产业化经营格局。在城镇化建设上，做到坚持不懈，加大投入，高位建设，扩容提质，不断提升城市化水平。
坚持多产业支撑模式，大力发展新型建材业、以肉业为重点的十大富民产业、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商贸物流业、高端旅游业、低碳环保产业和煤化工产业。
2013年，阿荣旗继续坚持美丽发展模式，实施三大工程，全力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持续力。一是实施生态建设工程。大力实施公益林管护、天然林保护等重点工程，加快索尔奇国家湿地公园项目建设，加大毁林毁草开荒打击力度，促进生态环境持续优化。二是实施生态治理工程。继续抓好20万亩“挂画地”退耕、50万亩荒山绿化等工作，全力实施绿色景观通道建设工程，重点做好阿扎铁路与111国道之间、绥满高速公路与301国道之间的生态治理工作。三是实施生态净化工程。坚持科学有序开发原则，严禁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行为，大力发展无污染工业，严禁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和项目落地；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加强企业监督，加强大气、水体和生态环境的监测，加大重点污染源的治理，努力建设洁净阿荣。
潘金生说：“岭东强旗的建设不仅仅是数字概念，更要打基础、立长远，让旗委政府的工作目标真正地服务于32万阿荣人民，这是根本的条件。同时要有一批稳定的、符合产业要求的、符合阿荣旗当地实际需求的项目形成产业集群，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城乡互动，百姓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站在强旗富民高度，锐意进取， 打造富庶安康的岭东强旗
2013年阿荣旗旗委旗政府围绕“接力打造岭东强旗”总任务，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为主线，以5112工程为基本载体，高起点谋划项目，高标准包装项目，高强度引进项目，高品位选择项目，高要求攻坚项目，全力推进县域经济大发展，一些投资规模大、带动作用强的重点项目，相继落户到阿荣旗，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展县域经济是富民强旗之本，是实现“四化同步”，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的基础。依托“5112”工程，以农工贸旅立体产业化战略为核心，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乡镇发展中，走非均衡协调发展之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工则工，宜商则商；核心竞争力培育上，坚持速度与质量相协调，依靠特色赢得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使特色经济既大又强；行为结果上，坚持产城互动、城乡融合，以产促城，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实现城乡产业同步发展、城乡建设同步进行、公共服务同步享有、城乡环境同步治理“四个同步”。
坚持农工贸旅立体产业化发展，着眼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促成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城镇化内外部生产要素相互渗透和有机融合。把培育壮大新型建材产业集群、农畜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加快建设生物质能源、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和煤化工基地，形成全产业链条，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
实施五大工程 夯实县域经济发展基础 一是实施农村改革创新工程。规范推进合作社建设，以村为单位，把握普及、整合、提升三个关键环节，大力推广种植、畜牧、农机、果药“一村四社”模式。
二是实施现代农业建设工程。推进高产创建工程，抓好深松整地、地膜覆盖、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等适宜技术应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三是实施产业结构优化工程。围绕龙头建基地、调结构，突出抓好肉牛、肉羊、生猪、肉鸡、大鹅和玉米、马铃薯、有机食品等产业，实现牧业年度牲畜存栏达到387万头只，养殖大鹅400万羽，年出栏肉牛10万头、肉羊160万只、肉鸡2600万只。
四是实施品牌整合创建工程。加强品牌建设，大力推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地理标识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工作，全力拓展有机大米、优质杂粮、马铃薯、沙果、大鹅等优势农畜产品市场占有率。
五是实施农民素质提升工程。积极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培育致富带头人和种养大户、农机大户等农村生产经营型人才，培训农民12万人次，积极鼓励干部职工和农民领办种养业经营实体，引领农民增收致富。
加快建设建材和新能源工业，提升县域核心竞争力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探索体现县域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模式，使各经济要素得以优化整合，迸发整体发展优势和活力，培育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
加快项目建设。建成投产新业塑料编织袋、凯蒙中药饮片、沐禾节水灌溉设备制造、中荣熟食制品加工、奈伦扩能改造等项目。开工建设蒙西工业废渣综合利用、2×15万千瓦热动联产项目。200万吨玉米转化项目要加快推进，力争年内完成投资40亿元，一期项目试车投产。动物鲜骨加工胶原蛋白肽、年产20万吨1，4-丁二醇及10万吨PBT树脂等项目要在年内完成技术合作业主及投资主体确认。年产60万吨煤干馏、30万吨电石、10万吨甲醇和42万吨甲醛等已备案配套项目要完成环评、能评、安评等开工前的相关准备工作。推进风电和阳光凯迪生物质发电、制油及有机复合肥等项目前期工作。积极运作有色金属、贵金属开发及冶炼项目。
搭建发展平台。加快高新技术与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基地建设。完成自治区级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审批工作。继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道路、供电、通讯等工程。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激发县域经济发展合力 县域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劳动力、资本、物流、服务等要素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后天条件和流动要素，要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提升传统服务业，构建就业容量大、社会功能强、充满活力的现代服务体系。
加快发展休闲旅游业。推进库伦沟休闲产业基地项目建设，以此为依托，向旅游大旗迈进。抓好阿伦河漂流项目招商，实施东北抗联革命根据地遗址群、库伦沟驿站、东光朝鲜民俗村续建等项目。加大旅游营销推介力度，提升红色游、特色民俗游、绿色生态休闲游档次和服务水平。升级阿荣旗旅游网站，打造信息查询和酒店、餐饮预定等网上自助平台。
加快发展商贸物流业。加强自治区级商贸物流园区建设，抓好五金机电城、粮油仓储、利丰汽车城、国美电器等重点项目。积极支持骨干商贸物流企业做大做强，抓好商贸物流综合体规划、立项和一期工程，全力打造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深入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新网工程”，完成亚东镇、查巴奇乡农资及日用品物流配送二级站建设，大力拓展农村消费市场。
统筹城乡一体发展，聚集县域发展要素 县域聚集力从多方面影响着县域竞争力。阿荣旗生产力基础雄厚，要素组合条件好，必须在城市平台上整合而释放总体扩张力。今年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主攻新区建设，完善旧城功能，推动关联全局的基础性、条件性设施建设。
抓新区建设与旧城改造。实施重点项目25个，抓好滨河绿洲、鸿运五期、碧水华庭等10个续建项目及东方米兰、阿伦明珠、鹏泰五期等15个新建项目。新建廉租住房594套、2.93万平方米。实施好文化路等8条市政主要道路和15条巷路硬化提升工程，抓好城区雨排整修和西小河清淤工程。提升城市品位，全力争创中国特色旅游景观名镇。
抓城市管理。推进城市管理数字化，年内完成中国电信“改善老旧小区通讯环境”工程，构建“分级管理、全民参与、条块结合、各负其责”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机制。
抓新农村建设。新增新农村示范村16个，总数达到32个，使新农村带动能力更强，发展活力更优，生活条件更好，致富水平更高。
抓水利、交通、电网和通讯等条件性、基础性设施建设。
加强生态建设，打造县域发展持续力 县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是县域竞争力的重要构成力量。要根据阿荣旗环境固定性强、替代性差、存续性高的特点，坚持以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导向，优化生态环境，发挥环境资源对经济效益和县域竞争力提高的现实作用，推动经济增长。
加强生态保护。实施公益林管护、天然林保护等重点工程。成立索尔奇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抓好三号店、阿力格亚自治区级湿地保护区争取工作，全力打造北部生态综合功能区。
加强生态建设。突出抓好“五荒”资源开发、低产低效“挂画地”退耕，大力推广林药、果药间作模式，果树和中草药种植面积分别达到12万亩。积极开展春秋两季生态建设大会战，完成义务植树68万株，四旁绿化14万株，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6万亩。
加强节能减排。认真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三同时”制度，严把新建项目环境准入关。完成那吉镇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中水回用及管网等主体工程。
建设和谐阿荣，锻造县域发展制动力 包括秩序、制度和管理在内的制动力，对县域经济有序发展起着引导、控制和调节、制约的作用，既体现人对县域经济的适应，又体现县域经济在人的意愿下的发展，要坚持依法办事和依法维权相结合，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以城市文明指数测评为契机，扎实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弘扬阿荣精神，抓好热爱家乡、建设阿荣的本土文化教育，全面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网吧实名制管理，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自觉接受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社会公众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积极支持工青妇等群众团体工作。开展“六五”普法宣传教育。推进依法行政，依法、合规、高效开展政府工作。
关键词：县域；旅游产业；内乡县
一、内乡县旅游产业现状
近年来，内乡县紧紧抓住省委、省政府把宝天曼作为伏牛山生态旅游开发的龙头和市委、市政府把宝天曼作为南阳旅游开发旗舰的历史性机遇，充分发挥地处豫西南交通要道的区位优势和位于伏牛山核心区的资源优势，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强力实施“工业强县、旅游名县、林牧大县”战略，先后荣获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区、中国县域旅游品牌百强县（市）、中国楹联文化县、中国书法之乡等荣誉称号。丰富的资源、厚重的文化、淳朴的民风、优美的环境和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使内乡成为中原大地一颗璀璨的明珠，成为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内乡县旅游局以提升内乡旅游知名度，提升内乡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为目标，认真落实源头抓质量，质量工作的有效性得到明显加强。一是加大质量监管力度。按照A级景区创建工作标准对景区景点标识牌进行规范，指导各景区景点制作高标准的旅游标识牌。对景区景点管理人员及旅游行业从业人员加强行业技能培训，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安全生产技能，建设安全景区。
二、优势
内乡旅游优势我认为多为区位优势。自古就被认为“居天下之中”的河南，位于京津塘、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带之间，且是国家南北、东西交通大动脉的枢纽，新欧亚大陆桥和进出西北六省的门户。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河南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铁路、公路、航空、通讯和能源枢纽，中华腹地国家战略综合交通枢纽。乡村休闲旅游地是环绕城市、与中心城市交通联系便捷，具有观光、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不同功能，特别适合“短期休闲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间。
三、劣势
（一）低端产品特征突出。目前，乡村休闲项目发展很不成熟，大多是以农民为投资主体，开发方式粗放，且基于短期利益。由于缺乏现代经营理念，服务功能单一，在经营上乡村休闲旅游地只停留在注重价格上，基本没有服务意识，一锤子买卖的思想普遍存在。而对于吸引游客的最主要因素――特色产品注重不够，如特色农家风味、人居环境、田园风采等却没有放在重要位置。由于农民的投资能力有限，整体服务水平低下，配套设施不完善，造成多数乡村休闲旅游产品单一，很多宣传流于形式，无法满足较高层次的休闲要求。在消费构成中，以餐饮、交通、住宿开支为主，而消费支出较高的娱乐、购物等其它开支较低，导致整体休闲消费水平低，使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处于低质量、低收入的经营状态之中。
（二）盲目发展。目前，内乡县已经形成了零散的旅游产业集聚区，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旅游资源，以“农家乐”为主体的乡村旅游产品增长很快，文化产品推广力度较大，但效果并不理想。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从产生初期的自然发展、到90年代的竞相发展，在发展过程中缺乏长期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造成乡村休闲旅游盲目开发、效益不佳和资源浪费。在“农家乐”盛行的内乡，一些本世纪初开发的农家旅游地，在经历了数年的高速发展后，从2008年起就出现客源减少、效益下降的局面。其他城市也相继出现类似情况。
四、旅游产业发展布局与对策
（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确立旅游产业的龙头地位
结合市情特点和旅游业发展基础，内乡县旅游业发展思路应定位在“旅游兴县、强化基础、培育产业、建设新城”，面对全国各地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态势，内乡旅游业既要乘势而上，也要避免同质化竞争，前提就要在发展思路上追求差异化、特色化。
（二）分析需求，加快对乡村旅游不同模式的探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旅游产业获得长足发展，由单一接待事业发展为复合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2012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已达到29.6亿人次，同比增长12.1%，旅游收入22706亿元，同比增长17.6%。“十二五”规划将旅游业纳入国家战略体系，强调提升旅游服务品质、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这为旅游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旅游消费需求变化的背景下，随着旅游市场的成熟化发展，旅游产品形式上也发生了改变。单一落后的传统旅游观光产品已不能满足现代旅游消费者的需求。当前，旅游产品形式已从观光旅游向休闲旅游及更多样的产品复合形式转变。
（三）乡村休闲旅游产业的定位
1.政府行为定位。乡村旅游产业是县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旅游产业因为其不成熟性、其公共产品性质，外部性效应还很明显，如旅游的目的地形象塑造和旅游营销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要由政府承担，需要政府的扶持和牵引。因此，政府应主导以乡村休闲旅游为特色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乡村旅游产业在县域旅游规划中的地位，制定可行的管理制度和经营规范。
2.营销定位。乡村休闲旅游产品同样需要中间流通渠道――中介组织去对旅游产品进行宣传、推广。乡村休闲旅游产业营销单一，主动借助中介组织宣传和参加集体促销的意识和要求不强，在招揽客源上，农户过于迷信“回头客”和口碑传播，采用最多的宣传促销手段――发传单、发名片和宣传册，也受人际的范围局限。宏观上可由旅游企业与地方政府和旅游局策划事件旅游来扩大其知名度，微观上可以提高乡村休闲旅游行业进入门槛，承诺行业服务水平与标准并制度化，建立投诉制度与违规处罚制度，形成行政方面的约束力和浓厚的舆论氛围，从而建设品牌形象，来提高乡村休闲旅游产业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3.和谐发展定位。乡村休闲旅游与环境之间，既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正面效应，也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负面效应。在开发过程中，旅游资源保护、生态资源保护、环境治理、水源保护、合理开发旅游产品，是旅游地开发的核心，也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乡村休闲旅游地开发方式上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从简单的原始利用到注重人文的休闲空间的营造，使人与环境和谐共生，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
【参考文献】
关键词：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5）35-0062-02
1 概 述
自从我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发展对土地提出了大量需求，人地矛盾日益激烈，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随着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促使县城边界不断外扩，建设用地总量逐步增加，但县城内部同时存在严重的土地浪费、粗放式利用的现象，土地利用不集约的现象十分严重。由于县域经济和范围占我国的经济总量比例较大，县域土地粗放利用直接地导致我国整体土地的不集约利用。因此，亟需开展有关县域经济发展与土地高效利用的研究，在保证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实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目标，促进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2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2.1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李嘉图。整体而言，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对土地进行合理规划，尽量少占用耕地;
第二，强化土地利用的合理性，科学评估土地产出，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和效率;
第三，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优化土地利用的整体布局，进行统筹规划，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
已有研究认为，土地节约集约区别于粗放式开发模式，其以单位面积内产出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通过调整投入产出，有效地控制土地利用规模，逐步提升利用土地资源的能力，同时也改善土地资源的使用能力。
因此可知，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具体包括广义和狭义两方面：从广义上看，指的是通过规划和分类布局，实现区域内部最优的土地利用配置，通过创新管理，提升水平，盘活土地，提高利用率。从狭义上看，就是指单位面积内追求更多的经济效益产出。
2.2 经济可持续发展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一定区域内，按照这一地区的基本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运用科学、合理的分析方法，对所掌握的各类资源进行科学统筹的规划，明确经济发展目标，对资源进行整合，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实现短中长期的战略目标和发展规划，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2.3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土地资源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人类所有的剩余价值都来源于土地。对于县域发展而言，土地资源是保障经济发展的条件，尤其是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对于要想获得更好发展的地区，就要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原有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努力改变单纯依靠人力投入、消耗能源、破坏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方法，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经济增加值、增加工业附加值，进一步提高经济的效益，与此同时，这种增长方式与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不谋而合。
根据县域经济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开展对土地资源的科学规划，不断提高土地投入，严格保护耕地数量，不断优化配置土地利用结构，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与保持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密不可分。也只有保护将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土地利用好、开发好，才能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县域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相互促进、耦合协调的关系。
土地是支撑各项经济活动的载体，土地利用将经济发展作为重要目标，要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在县域范围内，实现土地集约利用有利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统一和协调，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
此外，土地可持续发展与土地集约发展有不同之处，首先，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目标是全面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要求以高效效率、集约用地为基本利用方式，促进土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其次，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出发点是实现土地资源的长期保护，所以必须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要求从区域的具体情况出发，开展科学、合理的调研，科学统筹规划现有的发展资源，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践行区域短期、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实现经济的集约型增长和土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具有静态的含义，它关注某一阶段，它的目标是短期内的土地利用效率。但是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求长期的发展和利用效率的提升。也就是说，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包含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而土地节约利用并不能代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部内容。
3 协调县域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3.1 完善土地统一规划，优化用地布局
根据公共利益理论，干预市场、对企业进行监管是对市场失灵的调控，这一理论的前提假定是政府管理的目的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改善社会福利，并假定政府管理者只追求这目标。因此，据此理论而言，县级政府对土地市场进行的监管是对公共需要的一种反应，它大体上都包含这样的前提，即政府干预与监管是针对私人行为和其他商业利益集团的公共行政政策，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而制定的政策，最终目的是控制市场失灵行为，纠正违背公共利益的行为。
在县域范围内，为维护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两者的协调，政府应该充分全面的发挥政府的强制管理和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在管控进入、协调价格、保障服务质量、违法违规治理措施及制度相应的规定方面加强管理，并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目标对土地市场及土地利用、保护、开发机制等作出合理的规划和有效的监督机制。
3.2 发挥市场调节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市场遵循着同样的价值规律，并且以价值的评判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规律，对土地资源利用和土地市场开发进行调节。土地市场上，受限于供求关系，土地使用者需要根据自身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出计算土地使用者利用土地资源的分摊成本，一般情况下，土地拥有者会根据市场平均价值作为标准、并且结合土地地理位置等属性计算得到土地价格。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分摊成本与所用者的提出的土地价格运用价格杠杆在价值的上下波动，土地使用者不会选择超出自身实际经营所得和利润的土地，并且会最大化自身利益。而土地所有者不会选择明显低于土地成本的交易行为，并且会最大化自身收益。这就最终导致土地的使用者和所有者不断地较量，最终在价值、供求、竞争规律的互相作用下，促成一种最合理的而且符合两者最大利益化的交易价格。
为此，县级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要建立土地绿色信贷，在融资渠道间接地推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做的比较好的企业，应该给予优惠性的低利率;对于浪费土地资源的企业要供应惩罚性高的利率，并且限制贷款额度。
在直接融资渠道方面，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行股票时，证券管理部门要研究制定针对两高企业的具体对策，如果企业保护土地措施不合理、执行标准不严格的企业要加大对其融资上市和再融资等环节的监督管理力度;反之，还要提供行之有效的便利。
3.3 加强监管，严格执法
县级政府要建立完善的监督管控机制，建立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高效执法体系，发挥监管作用，主动提高服务职能，转变管理方式和运行方式。要明确土地利用管理的职能和权力区间，集中人力物力进行统一的协调，全面做好具体的统筹安排。在明确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监督管理责任的同时，彻底打破分割状态，不断理顺关系，建立统一的沟通协调体制机制，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相关法律和具体的监督管理活动的有效实施。另外，监督还包括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外部力量可以有效监督政府管理部门的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土地管理部门按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执行相关法律、依法行政执法，开展各种有效途径，保障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管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处理群众根据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提出的违法违规案件，对申请人提请的申诉、控告等进行认真的研究、审议和批复，自觉主动的接受群众监督。对政府部门的内部监督，要求土地管理部门要根据合合法的程序开展行政管理活动、进行行政行为，全方位地监督政府管理工作人员要根据法律赋予的相关职权，科学合理履职，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执法能力。
参考文献：
[1] 李超.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D].太原：山西 财经大学，2015.
[2] 刘文俭，张传翔.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与城市经济的持续稳定 发展[J].现代城市研究，2006，（5）.
【关键词】环境友好型县域经济激励策略
环境友好型县域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一系列的县城产业形态。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才能形成“政府推动、市场驱动、公众行动”的长效机制，才能使环境友好型县域经济得到持续较快发展。法律强制和利益促动是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政府要激励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产业、技术、工艺、产品的发展，提高准入门槛，淘汰落后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县内企业是县城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应充分调动他们在产品研制、技术开发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公众在环境友好型县域经济发展激励中的参与作用。
发展环境友好型县域经济应破解的三大瓶颈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提高和深化环境友好型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意义深远而重大，提出环境友好型县域经济的发展激励的新课题，需要进一步从政策、技术等方面深化对环境友好型县域经济的认识与实践，破解三个制约瓶颈。
对环境友好型经济的理论深入认识和研究，以破解认识瓶颈。环境友好型经济的概念在我国已广为流行，但对其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通常我们只从环境角度，而不是从经济角度去理解环境友好型经济，没有充分认识到环境友好型经济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没有充分认识到环境友好型经济需要在更深层面展开，而仅仅只从企业的物质闭路循环角度去理解环境友好型经济。建设区域性的环境友好型经济体系对发展县域经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能把消费过程和物质流通的其他环节纳入环境友好型经济的视野，单从生产环节的物质闭路循环角度去了解环境友好型经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在环境友好型经济的研究、宣传和实践方面还很不够。
建立促进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以破解政策瓶颈。传统线性经济体系中的政策体系和环境法规一般采取对末端控制，发出的是指令性控制，而对资源输入端和污染排放端缺少有效的经济控制手段，这往往不利于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我国要努力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大对经济过程资源输入端和污染排放端的监控力度，制定和实施对输入端的资源税费和输出端的污染税费。只有如此，才能推动环境友好型县域经济的发展，才能使得经济发展过程的整个物流良性循环，有利于减少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
开发和研究环境友好型经济相关的技术体系以破解技术瓶颈。站在环境友好型经济的角度对一个经济系统进行分析评估，必须立足于整个过程和整个系统，要对系统的输出和输入以及环境影响进行分析，而不能只涉及其中的一个环节或一个层面。基于生命周期评估等理论的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基础技术思路，要求从物质和能源的开采、加工、运输、使用、再生循环和最终处置等六个环节来对系统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进行分析，从而推算出全过程全系统的物流情况和对环境的影响，依此评估系统的生态经济效益。
环境友好型经济激励制度的构建思路
经验表明，优先进行激励制度框架设计，是激励环境友好型经济实施的根本要求。建立和运行环境友好型经济，需要政府推动、技术支持、市场机制三个方面激励机制的协调和配合，所以，这些问题都应在制度创新设计中得到体现。为实现中国在循环经济制度建设上的近期目标，构建环境友好型经济制度建设的主要思路是：
建立有利于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完善实施环境友好型经济的鼓励性动力机制，提高环境友好型县域经济发展激励的能力。环境友好型县域经济发展激励的基本指导思想要求首先确定好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步骤、制度和措施，这样才能使环境友好型经济能够融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成为其他鼓励性政策的基础。我国将采取多种措施，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促进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的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
一、绿色产业政策。国家综合经济部门将制定扶持和鼓励发展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的传统产业和相关服务业的政策。通过国债等渠道，在各行各业进行投资引导，促进循环型生产环节的形成。通过制定节能技术、产品（设备）目录，对采用目录中的技术、产品（设备）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对符合有关条件的优先予以贷款和执行优惠贷款利率支持，优先落实税收优惠政策，重点激励煤、电、油、气等生产要素供应。严格制定并落实高耗能行业准入标准。
二、运用多元化的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手段。对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工具的选择应根据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特点和需要经历的环节来加以选择并形成健全的激励长效机制。各种优惠手段的运用必须根据其特点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进行科学的搭配组合。如从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层面上说，可以灵活运用建立企业技术开发准备金制度；对金融机构的技术创新项目贷款收益给予税收优惠；对科技创新项目收益再投资给予退税或免税；对科技人员工资允许企业全额扣除等。
三、有差别的价格政策。通过调整资源型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健全价格调节机制，以要素价格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关系，以完善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如，理顺能源价格，使之能反映出能源的真实成本和稀缺程度，建立能源资源开发补偿机制，以发挥价格机制在能源市场供应和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的调节作用。在以高速度、大规模为特征的现代生产技术体系中，很多原材料开采、加工制造的直接经济成本也越来越低。利用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和消费者回收付费制度等政策手段，能初步解决推进环境友好型经济体系进程的价格障碍。
以解决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价值评估为切入点，尽快建设环境产业市场，以市场推动环境友好型经济制度建设。
一、建立能够保证生产活动源头无废或少废的产业市场，以及相关科技产品市场，实际上就是以生态技术为核心，使市场能够充足保证生产活动中以源头治理为目的所需要的一切生产设施等要素；通过整合废弃物的性质、来源、循环型技术和企业等信息，建立规范信息的市场机制，完成收集、合成、传输、反馈的循环过程。
二、利用市场和多元化经营市场建立再生资源回收。建立废旧物资交易市场和可再生资源分拣、再加工、综合利用，以及垃圾末端处置的能源转化市场，利用市场更加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力图回收原有的、可再生的资源，为环境友好型经济顺利实施提供平台。
三、建立绿色消费市场，鼓励采购和消费再生资源所生产的绿色产品。环境友好型经济应尽量减少使用资源、降低废弃物产生的产品生产过程，其产品应更具有环保性、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因此，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商品消费市场，侧重于这部分产品的市场营销，使民众在有能力的条件下形成倾向化的产品偏好，以利于循环生产产品的销售，从而支持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
以环境友好型经济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完善环境友好型经济法规制度建设。
一、通过制定环境友好型经济的促进法制法规、环境友好型经济企业投融资法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等法制法规，继续建立和完善强制性污染排放标准和排污收费制度体系，以降低排放强度为核心，用经济和技术手段推进环境友好型经济，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得到有效。加强和提高冶金、化工、食品、造纸等行业的技术标准，加强对消耗和排污的控制，淘汰高耗的落后技术，鼓励和推广清洁生产体系。
但是，现行的百强县评价指标体系，已经不足以完整回答朱民阳提出的“四问”。从2005年开始，江阴开始了第三次转型和模式升级。其背后，是整个全国百强县对未来县域经济新发展方式的探索。如果说按照现行评价标准得到的百强县是为中国县域经济完成第一次路径探索的话。在现阶段的中国，面对发展理念和宏观环境的根本性转变，就需要探索建立全新的百强县评价指标体系，唯有此，才有可能更准确地找到“四问”的确切答案。
被异化的指标体系
按照现行指标体系评选出的百强县，“无疑为全社会展现了县域发展的精英团队。”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的杨荫凯博士评价道。
如果单纯从百强县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讲，从1991年开始，主要经历了两次变化。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于1991、1992、1994年评选过3次，称为“农村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主要反映的是县域经济静态指标变化。此后从1995年至1999年中断了6年，在时间上基本与国民经济“九五”计划相重合。而就在这一时期，国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
到2000年恢复评选时，更改了名称，称为“全国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同时对评价体系、评价项目和计算方法都做出了较大调整。整个评价体系分为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三个方面，共设计了33个评价指标。
采访中不论是统计学专家还是统计系统的工作人员，都认为这套体系仅仅从统计学的技术因素来考虑，可以说比较完善。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静态评价指标来说，已经是很大进步，比如教育、医疗方面的评价，以及人均耕地面积等资源环境方面的指标，都有具体体现。
在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下，萧山在浙江就占有较大优势，2000年以来一直稳居浙江省状元就是明显的例证。王建满任萧山市委书记时，将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这在内生型民营经济遍地开花的浙江县域经济中，可谓独树一帜，其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王建满在萧山创造出的“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发展模式，从2005年开始，成为争相学习的榜样。在王建满主政温州后，又把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嫁接到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温州。
但是，“硬币总有另一面”，地方政府早已经把百强县评价，简单化为对GDP、财政收入等几个关键性经济指标的考评。
在现有的33项评价指标中，共涉及39项统计指标，其中使用频度最大，也是对评价结果影响最大的指标主要有两个，即地区生产总值GDP和年末人口总数，其中GDP直接或间接影响8项评价指标；年末人口总数直接或间接影响11项评价指标。从综合评价测算方法看，GDP、年末人口总数、地方财政收入是影响综合评价结果的最重要指标。
因此，杨荫凯认为，百强县排名客观上加剧了县域发展中“唯指标是从”的取向，而且，百强县的评价指标和宣传方式如何更加科学都值得深思，“任何一个县域发展经济的初衷决不是为了追求一堆数字，其本质是为了切实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让人们有更好的生活保障和发展空间。”杨荫凯说：“倘若以富民为第一要务，百强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实际上，被异化为“GDP至上”的现有评价体系，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县域的发展态势。对此，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区域经济专家和地方政府在这一点上已形成共识。而对杨荫凯提出的“富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一观点提供佐证的，就是富裕县的“贫困帽”现象。按照现有的评价体系，有许许多多的县成为地区首富，但大面积的贫困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中西部的资源开发型县域，这种现象的发生更是屡见不鲜。
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位居陕西省第一名的神木县，去年产原煤8200多万吨，是全国产煤第一县，财政收入高达19.8亿元。但仍有贫困人口12万人，占全县总人数的1/3左右。与神木县同属于榆林市的府谷县，县政府一位干部说：“我们引进中央、省里的大企业来开发资源，原希望引进一个企业，致富一方百姓，可现在的结果却是‘引进一个企业，污染一方环境，扰乱一方治安、破坏一方资源，伤害一方百姓’！”
资源开采与当地可持续发展出现隔离现象，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永不相交。从经济上看，资源开发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对当地百姓的脱贫贡献微乎其微。造成当地干部群众心理不平衡，府谷县这位政府干部不禁反问道：“这样的招商引资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媒体报道的神木县永兴办事处的王花村，便是一个缩影。王花村昔日河水丰盈，百姓殷实。几年前却由于煤矿开采，以前赖以浇地的王花河因开采塌陷而干涸。目前全村400多亩水浇地变成了荒地，山地更是有一半左右只长草、不长粮。地养不住人了，男的只能外出到建筑队打工，女的捡破烂，还不少人家举家搬迁。村民从2003年就开始组织人不断上访。在村民的努力下，矿上给全村每人平均一次性补偿了2万多元。村民们忧心忡忡地说道：“现在吃饭还靠这些钱，可今后花完了，又没地种、没水喝，怎么办？”
与陕西首富神木县相呼应，2007年夏天的太湖水危机，更是直接冲击了百强县的评价指标体系。
对此，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对于百强县来说，更重要的不是今天的发展水平，而是他们的发展潜力。但现实问题时，怎样来评价这种潜力？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更客观地反映真实发展水平，唯有改变被GDP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这对现有的百强县来说，是一种挑战。
地方创新探路
今年的8月30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昆山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苏南新发展时，曾与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有一段对话：
李源潮关切地询问：“今年百强县评比中，昆山是不是第一位？”
张国华汇报道：“今年国家统计局不再进行百强县评比。但昆山在中国中小城市科技创新评比中获得第一，也是国家第一批节约型城市。”
李源潮风趣地说：“现在昆山成了拿第一的城市。”
在这里，“科技创新”、“节约型城市”等，成为昆山关注的焦点。从2004年开始，昆山就在悄然发生改变，率先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开始探索建立以“三有五保”为核心的民生事业。
“2005年位列全国十强县榜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昆山特别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昆山市统计局局长江雪龙谈起昆山荣登榜首的成绩颇为自豪。他介绍说，2006年以来，昆山对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标准进行了重大调整，7大类35项新指标代替了过去的2大类20项标准。新考核体系在过去“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两大主要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强化对“富民工作”“和谐社会”“生态环境建设”以及“社会事业投入”等方面的考核。
不仅仅是昆山，创新探路正在成为百强县的一种“集体行为”。2006年9月17日，2005中国最发达县域经济论坛在浙江绍兴开幕。论坛期间，全国百强县共同发表题为《全国百强县争创“和谐先锋”》的“柯桥宣言”，倡导县域经济转变增长方式、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在论坛举行的同时，有媒体在绍兴县做了“百姓眼中的强县要素”的社会调查。被调查者普遍认为，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是体现“强县”的两大要素，而人均收入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内容，占比例的39.8%。
在调查中，被调查者对“强县”政府的期待包括降低失业率、缩小贫富差距、强化社会治安、大学生就业、健全社会保障、稳定房价、缩小城乡差距、保护环境不受污染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老百姓认为马路文明、城市绿化、公共设施建设和文化遗产、民间风俗的保护，更能体现一个强县的城市风貌。
在“对未来的希望”一项中，企业职工最希望稳定房价，教师和公务员最希望提高收入水平，18%的私营企业主为交通拥挤烦恼，42%的企业职工最担心下岗。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民间诉求。
中国30年渐进式改革之路，更多的改革是由下至上，地方创新中央规范。目前，百强县自身都在积极变革，寻求更优化的发展方式。如果仍然沿用老的百强县统计方法，已经不能全面反映百强县的真实变化。
探寻“后GDP时代”的幸福感
去年10月，包括江阴在内的十强县党政决策者，曾齐聚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对话》栏目，展开了一场关于幸福指数的高峰对话。作为中国2800多个县域发展的“领头雁”，从追求GDP到探讨如何实现幸福，其标志意义不言而喻。
同样在刚刚过去的11月里，《中国青年报》通过对发生在2007年北京市公共交通行业里的一系列细微变化入手，详尽描述了如何提升市民出行的“幸福指数”。实际上，不光北京，无锡、西安、广州等全国许多城市都在为市民的出行幸福指数努力着，因此，文章总结认为，“2007年完全有理由成为中国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大刀阔斧进行民生化改革的元年。”文章一经发表，引来各方好评，更重要的是城市公共交通终于姓“公”的“北京模式”，成为竞相学习的样本之一。
其实，不仅仅是在城市中流行起了幸福指数、民生化改革元年等概念。在近两年百强县的创新探索中，“幸福指数”也已经不再陌生，正慢慢演变成党政决策者与普通百姓的流行语。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从2005开始进行的“幸福江阴”试验。
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县域正在追求的这种变化相比，中部山西省的河津与孝义，因为环境问题被一票否决，不能在2007年参与百强县评比，更具有说服力。
河津是“鲤鱼跳龙门”这个美丽传说的诞生地。5年来依靠煤炭、电铝、焦化工业的高速发展而一“跳”成为“三晋首富”，更是连续3年“跳”进了百强县，“河津速度”、“三晋首富”的名声响彻遐迩。
但河津还是“摔”了下来。在今年3月进行的山西省119个县市区综合考核中，河津和孝义，这两个山西仅有的百强县，因高污染工业的膨胀和环保不达标而被取消了评优资格。与河津同属运城市的夏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当地流传“宁在夏县住一年，不在河津呆一天”的顺口溜，形象地说明，这个“三晋首富”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多少幸福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河津这个所谓的“GDP百亿县”，经济发展实际上处在“虚增”状态，而且可能还是一个负数――环境一旦污染，治理的费用极其惊人，甚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生态可能也无法彻底复原。因此，从长远看，这个“首富”其实是一个潜在的亏损户，是个欠下子孙债的“首富”，其靠污染而暴涨的财富，是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不能维护生态环境的发展是一种失败的发展，山西把“首富”逐出百强县，正是在纠正一种错误的发展观。
“数据的确是环保局提供给统计局的，我们对这项评选也从环保方面表了态。我不是和这些县市过不去。我就是希望它们能干干净净进百强。”山西省环保局局长刘向东说。
同样，主持国家统计局百强县调查的农调总队地区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就目前来看，对县域经济做一项富有指导性的评估，不仅要看GDP，更重要的要看潜力，看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就是说，体现出科学的发展观，才能对地方政府工作形成可指导性。仅采用GDP等项指标部分数据来进行评估，其结论可能是不完全的，最后形成的指导作用可能也会有偏差。
因此，刘向东用“干干净净进百强”短短的7个字，概括出了未来新的发展本质，这不仅对东部地区太湖周边的十强县，还是对中西部依靠资源开发获得巨大收益的百强县来说，同样具有警醒意义。
“十一五”开局第一年聚焦“七大目标”
赵忆宁在《21世纪经济报道》撰文认为，第一个目标是经济增长的首要目标。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经济增长率应该是7.5%左右。第二个目标是一个新的重要的发展目标，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第三个目标是建立创新体系、提高创新能力的新目标，即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第四个目标是改革开放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第五个目标是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目标，即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贫困人员继续减少。第六个目标是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需求目标，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有较大改善。第七个目标是安全发展目标，即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构建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
四川30个县试点取消书记办公会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截至目前，四川省已有新都、彭州、开江、广汉、蓬安、南部、青神、荣县、苍溪9个县（市、区）党委取消了书记办公会。按照四川省委组织部的统一安排和部署，四川正在30个县试点，准备逐步取消书记办公会。10月初，虽然未列入试点县名单，成都市武侯区仍主动取消了沿袭多年的书记办公会。今后，凡涉及县（市、区）中长期发展规划、党的建设方面重大问题，关键部门、重要岗位的人事任免和监督，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项目，以及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都要直接提到全委会进行讨论决策，使党内民主在党的领导体制中得到真正的体现。
浙江：干部下海3年内不得原地经商
据《中国改革报》报道，近期浙江省出台有关文件，对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条件、程序、辞职后从业行为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限制。明确提出，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部门及内设机构的领导干部辞职后，3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地区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以及从事或经商办企业活动。同时规定，辞职的领导干部在3年内，应按干部管理权限，每年年底向其原所在单位报告离职后的从业情况。（毛妍芳）
彭水县政府常务会邀群众议政
据《重庆商报》消息，2005年6月，彭水县政府决定将政府的决策置于阳光下，每次邀请5名群众列席参加县政府常务会，吸纳群众智慧。每天20元的误工费由政府出。7月17日的第25次常务会就这样成了彭水县历史上第一场有群众参加的县政府常务会。
据悉，彭水县决定一年邀请100个群众参会。凡年满18周岁享有政治权利，有一定参政议政能力、一定群众基础的即可，由各个乡镇推荐。彭水县将100人建立了数据库，根据每次常务会的议题来定具体参会人员，农村议题就邀请农民，涉及城镇的议题就邀请城镇的群众，这100个群众全开完后，再选择100人建立数据库。
常务会也不拒绝“刁民”，因为政府也想真正听到基层的意见，“刁民”往往能说会道，比较懂政策，参政议政愿望更强。
声 音
经济学家妙语解“和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改革论坛上作总结发言时，对“和谐”二字作了精妙的解释。他说，和谐两个字从字义来分析，“和”字，左边一个禾，右边一个口，就是人人有饭吃。“谐”字，左边一个言，右边一个皆，就是人人有话讲。有饭吃就要解决民生问题，有话讲就要解决民主政治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和民主政治问题都离不开改革。改革也好，发展也好，都要坚持“以人为本”。尽快解决人民群众最迫切、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通过发展和改革达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当代我国社会变迁的四大特征
据《中国社会报》报道，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高速转型期，社会转型表征非常复杂，从本土视角来看存在如下四大特征：
1.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征地拆迁也使得大量村落消失，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疏离感日渐明显。熟人社会秩序靠的是彼此间的人情、关系、面子、诚信、传统和礼仪，而陌生人社会秩序靠的是契约、合同、法律、法规。
2.由单位社会向社区社会转型。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就业体制、住房制度的改革，以及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大量城市成员不再归属与依赖于正式的单位组织，大量新兴城市社区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社区型社会的初步形成。社区社会根据金钱财富等市场性标准分配社会资源，其运作效率与活力远高于单位社会。
3.由安土重乡型社会向无根社会转型。随着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深化，当代中国社会日益呈现出无根状态。包括1.3亿左右“候鸟式”流动的庞大农民工群体、流动知识青年以及大量流动性失业无业群体。
4.由总体性社会向断裂社会转型。在总体性社会里，国家控制所有社会资源，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大，整个社会公平有余而效率不足，社会整合较为容易；而在断裂社会里，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日趋明显，阶层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整个社会的运作效率有所提高但公平严重不足。
七种权力集一身，反贪体制有缺失
吴华国在《望》撰文指出，我国反贪体制有缺失，检察院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但由于反贪局和反渎职侵权机构自上而下均设在其内部，使检察院在受理这些自侦案件时，成为集立案、侦查、决定强制措施、、不诉、撤案和抗诉等7种权力于一身的特殊执法机关。由于职能上的高度集权，加上监督部门属同级检察院的内设业务机构即“侦查监督”科（处），这种监督体制极易滋生司法不公和腐败。
我国反贪机构及职能的设置，可借鉴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的做法，将反贪污贿赂局和反渎职侵权机构从检察系统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司法机构，主要负责对贪污、渎职行为的立案和侦查，同时接受其他司法机关的监督。从而使我国反贪案的查处走出当前这种“自立、自侦、自诉”的监督盲区。
发展县域经济应走出三大误区
黄庭满在《经济参考报》撰文认为，自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壮大县域经济”后，县域经济被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
新阶段发展县域经济应走出三大误区，把握三种规律性。
一要走出“县级政府经济圈”的误区。县域经济的规律性是“区域化”，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要跳出县域行政边界，从区域发展空间入手谋划自身的发展战略。二要走出“干部经济”的误区。县域经济的规律性是“民主性”，县域经济是“民主经济”。领导干部要管市场不管企业，管服务不管事务，管规划不管计划。三要走出“全能经济”的误区。县域经济的规律性是“特色性”，县域经济是特色经济。要研究比较优势，跳出“全面发展”的圈子，坚持特色原则，扬长避短。
当官，就要有担责的勇气
薛兵在据《扬子晚报》撰文认为，解振华的引咎辞职，表明了中央严格执行问责制的决心，也提醒所有为官者：要当官，就先要有担责的勇气。
做人要有人格，当官也要有“官德”。敢于承担责任，是一个负责的政府官员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各级官员作为社会事务的管理者，享受着政府和公众给予的种种优待，他们也理应比一般普通公众具备更加主动、强烈的责任意识，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如果做不好、做不到位，就会心存愧疚，觉得对不起手中的权力、对不起托付给他权力的政府和老百姓。引咎辞职，就是这种自觉承担责任、反省自我的一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像解振华这样主动引咎辞职的官员仍是值得敬重的。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具有自省的责任要求。
解振华引咎辞职，想必又将有不少官员会发出“官难做了”的感叹，这是一件大好事。“太平官”做不成了，老百姓的事情就有希望办成、办好了。
公务员需转变三大观念
据《光明日报》报道，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袁曙宏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依法行政的本质涵义有三个要点：一是行政权力的取得必须由法律设定；二是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依据法律；三是违法行政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袁曙宏指出，首先在人民与政府关系的认识上，必须从公民义务本位和政府权力本位向公民权利本位和政府责任本位转变。其次是在法治理念上，必须从以法治民、治事向依法治官、治权转变。依法治国的“国”首先是指国家机器，而不是指地理概念。第三是在责任意识上，必须从片面强调公民责任向同时强化政府责任转变。少数地方和部门形成的以权力为资源，以执法为手段，执法护违法，违法养执法，执法与违法相互依存、恶性循环的“执法产业”等倾向和现象都应当切实加以改变。
数 据
地下信贷规模达8000亿元
据新华社消息，一项由中国专家首次采用定量方法对地下金融现象进行调查课题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地下信贷规模已近8000亿元，地下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比重平均达到了28.07%。
专家认为，中国长期采取的金融抑制政策，包括汇率、利率管制和政府在金融资源分配中的所有制偏向等因素，是导致地下金融膨胀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充沛的民间资金供给也成为地下金融发展的“催化剂”。地下金融中，一部分民间金融的存在对促进市场机制发育、弥补正规金融的不足和促进金融机构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地下金融长期存在削弱了金融宏观调控的力度，并且其中潜伏着不可预测的金融风险。
2010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成全球第一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亚太经合组织澳洲研究中心莫纳什大学报告称，因中国经济增长相当稳健，到2010年，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将占世界总量的22.3%，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了中国发电燃料结构的改变，同时也影响到温室气体的排放。从长远看，中国水电、核电和液化天然气所占的份额会增长，但煤炭仍占主导地位。
我国每年有6000万以上灾民需要救济
据新华社消息，中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另外还有1.4亿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社会提供帮助。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在近日召开的首届中华慈善大会上这样说。
他指出，中国每年有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有6000万残疾人需要社会提供帮助。
我国九成流经城市河段重度污染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中科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刘昌明说，全国七大江河水系的741个监测断面中，仅29.1%的断面符合Ⅲ类以上水质标准，30%的断面属于人体不能直接接触、仅可用于工农业的Ⅳ、Ⅴ类水质，40.9%的断面属于完全丧失水环境功能的劣Ⅴ类水质；90%流经城市的河段受到严重污染；在东部和西南地区被调查的200多个湖泊中，有80%不同程度富营养化，水生态系统全面退化，中国很难找到安全的饮水。
据介绍，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5%到3%。水污染已成为不亚于洪灾、旱灾，甚至是更为严重的灾害。
国内私企平均寿命只有2.9岁
据《扬子晚报》报道，根据一项最新的调查数据，中国的私营企业发展迅速，每年新开张的私企有15万家，但同时每年被淘汰出局的也有10万家，国内私企的平均寿命只有2.9岁。目前企业最需要的是新的商业模式的培训，这是解决在微利时代更多改善企业盈利比例、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赵曙明告诉记者，我国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技能型员工的短缺。根据对中国百家企业的调查，很多企业只注重于眼前利润，急功近利，缺乏长远发展的目光。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周春生说，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而我国的大多数企业还处于做产品的阶段，盈利能力非常弱，是在帮别人打工赚小钱。
中国人境外消费全球第一
关键词：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10-0056-05 收稿日期：2010-08-30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有良好的金融服务与之相适应。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金融业也相应较为发达。经济总量方面，东部地区以40％左右的人口创造着53.7％的国民生产总值。金融总量方面，东部地区分别占据着全国本外币存贷款余额的60.2％和60.9％。，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和具有跨区经营资格的1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全都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他类型的大型金融机构总部也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是，东部地区也存在金融发展不平衡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像广东和浙江等经济发达的省份，至今仍存在一些金融机构“空白点”的乡镇(吴，2010)。东部地区拥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是该地区GDP的主要贡献者，但不少的中小企业获取资金困难，其发展存在融资瓶颈(彭建刚，2010)。
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增强金融业欠发达地区的银行业竞争，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便于比较分析，本文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归于大型银行类机构，而将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统称为中小银行类机构。本文针对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不平衡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作一系统思考，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战略构想。
一、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发展的特点
(一)中小银行类机构的种类较为丰富
由于东部地区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金融生态，大部分的金融改革试点多在东部进行，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先行先试亦是如此。东部地区既有国内首家成立的农村合作银行――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也有国内最早成立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常熟市农村商业银行、张家港市农村商业银行和江阴市农村商业银行；既有社区型小型银行类金融机构――泰隆城市信用社，也有在省域经营的浙商银行和恒丰银行，还有在全国范围内经营的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既有地方政府控股的中小银行，也有一些民营企业控股的银行。
(二)经营规模发展较快
以农村信用社为例，东部地区1985年的存贷款总额分别为437.3亿、225.8亿元，到2008年底存贷款总额则分别达到18361.26亿和12206.49亿，分别是i985年的41.98倍和54.09倍；存贷比也从51.6％上升到66.5％，有力地支持了东部经济的高速发展。东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85年的4395.83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9.5万亿元，是1985年的44.7倍，而同期全国GDP的增加幅度仅为37.2倍。
与西部地区作横向比较，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发展规模远大于西部地区。例如，2009年西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仅为东部地区的28.7％(周鸿卫等，2007)，而东部地区农村合作银行类机构的总资产是西部地区的二倍多(见表1和表2)。这一情况与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较高、农业产值相对较小有关。东部地区农民和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数额却远高于西部地区。2008年底西部地区人均占有农信社贷款余额为2497.6元，东部地区则为5785.1元，后者是前者的2.32倍；而当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881元，东部地区则为8831元，后者是前者的2.28倍；可见东部地区农村的信贷投入高于西部地区农村，甚至超过了二地区人均收入的差距。
(三)金融创新有明显成效
金融体制创新引领全国中小银行类机构体制改革。2003年成立的鄞州农村合作银行在股权上设置了资格股和投资股；资格股的对象主要是区域内自然人及无法人资格的合伙制企业，认购最低限额为1000股，体现合作制的广泛性和群众性；投资股主要满足企业法人股东的投资需求。这一股份合作制模式在原有合作制的基础上引入股份制，把合作制的互助精神与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壮大了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实力，是对农村信用社改善其产权不明晰和出资人所有权虚置问题的有益探索。近十年的实践经验表明，2001年在江苏张家港、常熟和江阴分别成立的农村商业银行，使得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彻底得到明晰，有利于增强金融机构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为进一步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业务创新体现了东部地区银行类机构的活力。浙商银行针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模式作了有创新的探索，推出了“桥隧模式”等中小企业贷款新产品。“桥隧模式”指在银行、借款人、担保公司的传统担保融资模式基础上，引入风险投资公司或上下游企业作为“第四方”承诺；当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款时， “第四方”将以股权收购等形式进入借款企业，为借款企业偿付银行债务，维持借款企业的持续经营；这一贷款模式使得银行和担保公司所无法承受的一些中小企业融资风险得以分散。上海银行创立了一种以金融规划为核心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模式，即“成长金规划”；该模式根据中小企业的行业归属、成长阶段、财务状况、资产规模和信用资源等状况，为中小企业选择适合其实际需求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涉及日常周转资金、供应链资金、技术成果转化资金等中小企业的需求，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完整的信贷解决方案。东部地区还有一些地方银行根据小企业销售收入的回笼比例和担保方式给予不同的贷款利率，销售收入回笼比例越高，利率优惠就越多。
(四)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合作频繁
东部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中小银行类机构有着较为发达的民营企业资源，资产质量一般较好，市场潜力大，近些年来成为外资追逐的热门。一些地方政府希望以此来树立当地银行品牌，充实银行资本金，改善银行治理结构。迄今为止，东部地区已有亚洲开发银行、淡马锡、恒生银行、花旗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渣打银行、德意志银行等投资于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渤海银行、华夏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荷兰国际集团、德国投资与开发公司、国际金融公司等投资了北京、上海、济南、杭州、南京、宁波等城市商业银行；荷兰合作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外资金融机构与杭州联合农村合作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二、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发展有一定的成绩，较中西部的同类机构有明显的优势，但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正如广东省委书记2010
年在河源调查经济发展水平时提到的： “全国最富有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到现在这个阶段，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本文开头部分提到的“金融空白乡镇”的问题印证了书记这一段话，也说明了东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并不是处处欣欣向荣，在一些方面还存在深层次的矛盾，不利于东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城乡金融资源分布相差太大
东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集中，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新兴工业区，农村金融资源偏少，甚至一些农村乡镇金融资源枯竭。2010年，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有151个县域乡镇尚未设立任何银行类机构营业网点，其中温州和丽水两市占90％。温州民间金融一直相当发达，但许多乡镇没有银行网点，说明资金很难流到农业和贫困地区。2009年广东省金融业实现增加值2177亿元，较2008年度增长13.4％，金融业整体规模首次超过了香港。同样在广东省，截至2010年3月末，还存在23个“金融机构空白”乡镇，这些乡镇分布在7个地级市的14个县(市)。其中：韶关市8个，河源市5个，清远市4个，汕尾市2个，揭阳市2个，肇庆市1个，潮州市1个。这23个“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中，有19个乡镇完全没有任何金融服务，另外4个乡镇有简单的电话银行服务，缺少基础服务设施和柜台服务，与广东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形成极大的反差。东部的农村和一些欠发达地区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会进一步扩大与发达地区的金融差距，不利于发达地区依托广阔的农村资源获得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二)不少中小银行类机构未能准确进行市场定位
不少中小银行类机构单纯受“盈利”的驱动，对自身经营的特点、经营环境和比较优势考虑得不够，未能准确进行市场定位。一些城市型中小银行类机构提出了“市民银行”、 “中小企业银行”的口号，但在实际的业务操作中，往往将信贷资金大量集中于一些大企业和大项目；一些农村型中小银行类机构热衷于在城市开网点，重点关注工业项目尤其是大型工业项目的信贷，而对“三农”信贷不屑一顾，甚至有的村镇银行只把业务放在县城，不愿在边远的乡村开展业务。例如，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已与“三农”没有多少关系了。另一方面，不少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热衷于联合重组和跨区经营，这一现象也反映了中小银行经营理念的落后和局限性。一些中小银行宣称他们的经营规模小、不良贷款多、历史包袱重，只有联合重组才能与大银行同台竞争，这样就把自己的金融服务品质看作是与大型银行一类的：一方面，不能很好地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造成竞争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使得金融资源更加集中在狭小的经济领域和空间领域。
中小银行类机构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也会带来若干副作用。一些在全国范围内经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一定条件下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是可以的，但应视经营状况而定。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国外的金融机构也有经营理念误区，不能盲从。对于我国的一些重点面向社区服务和三农服务的中小银行类机构，例如，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没有必要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这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一般只关注于大城市经济和工业利润增长点，其投资于国内的中小银行类机构，会引导这些中小银行类机构将农村资金引向城市，进一步促使金融资源的分配不平衡。
(三)一些中小银行类机构存在风险隐患
这里所指的风险隐患与前面的两个问题有紧密的关联性。一些中小银行类金融机构受其“脆弱性”驱使，不顾自身经营的能力和特点，一味追求信贷资金投向大客户和大项目， “垒大户”现象相当严重。例如，珠三角地区一些城市商业银行，最大单笔贷款达到了8亿元，最大十家客户贷款达到了20多亿元，超出了银行的风险控制线。一旦企业面临的市场发生变化，银行承受的压力将是巨大的。 2009年，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动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模大幅增长。根据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全国各省、区、直辖市合计设立8221家投融资平台公司，其中县级平台高达4907家，县级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约有2.2万亿元，据统计约有1.5万亿元出自农村信用社。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在县级融资平台中同样积聚了风险。2010年以来，广东省银行系统在“解包还原”中发现，还款来源和资金挪用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两大主要风险。县级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等收入不够稳定等因素对中小银行类机构造成风险隐患，使得其信贷风险过于聚集。农村信用社等农村中小银行类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于县域和“三农”，对市场比较敏感，不能够承受较大规模的风险。
三、东部地区中小银行类机构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构想
(一)东部地区也需实施基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发展极模式
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最为发达，金融资源最为集中，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如此，在该地区发展的观念上，往往忽视了该地区落后部门和落后产业的发展，忽视了农村地区的发展，于是出现了“全国最富有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的现象。如本文前面所分析，在东部地区内部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金融结构，经济发展的程度有明显差别，金融发展的水平有明显的差别，有些问题十分突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战略上作思考。
为了解决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我国东部地区同样需要实行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是一种协同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认为，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出现非均衡是必然的，非均衡既有产业、部门之间的非均衡又有区域之间的非均衡，不能强求实现工业化进程和区域发展的均衡推进，而应根据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实行非均衡推进，但在非均衡推进过程中必须把重点发展和协同发展结合起来，注意协调产业部门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先行的带动后起的，加上较落后地区和较落后行业自身的努力，以求得在非均衡发展中求得协调和共同发展，形成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和整个地区经济系统的良性协调运转。这一发展方式可避免扩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实现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非均衡和协同都是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非均衡是快速发展经济的手段，但非均衡有临界点，不能无限拉大， “协”是已经发展的地区或产业要通过扩散效应带动落后地区或产业的发展， “同”是落后地区或产业自身也要加快发展。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点是在作发展战略规划时，就已经把重点发展和全面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我们曾提出在国内建立众多的不同层次的发展极。现在看来，在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内部，经济和金融发展也很不平衡，同样需要建立多层次的发展极。发展极既可以是一个空间概念，也可以是一个产业概念。也就是说，发展极可以是大中城市，也可以是
星星点点散布于本地区的小城市和县域的新型产业中心，还可以是区域内的主导产业。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例，一种典型的发展极模式是工业化和高效农业相结合，促进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逐步实现工业向园区集中，农业向规模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其中“一村一品”是这一发展模式最微观的一种，使经济优势不明显的村加快培育出主导产业，使拥有主导产业的村将产业规模做得更大、产业链条拉得更长，发展得更具竞争力。
(二)建立基于不同发展极的多层次中小银行类机构的服务体系
东部地区拥有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等国家层次或大区层次上的发展极，也有东莞、苏州等省级或地州层次上的发展极。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拥有像张家港、常熟、南海等县级层次上的发展极，还拥有像广东省塘厦镇这样的经济十分发达、层次较低的县域内发展极。但是，东部地区仍存在大量的欠发达的县域或农村地区，为了改变这一不平衡的局面，需要在东部欠发达地区建立众多的县级和县域内的发展极。通过发展极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发展。这些县域发展极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强弱，就在于其核心竞争力的强弱。而这一核心竞争力实质上是把当地和周边地区各类资源组织起来，达到特定经济目标的整合能力。金融是形成这一整合能力的激活剂和粘合剂。至今为止，东部地区还有很多县域的金融发展水平偏低，甚至还存在数量不少的“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将县域发展极及其周围的各种生产要素激活，并有机地整合起来，是很难想象的。因此，从战略的高度着眼，东部地区应建立基于不同发展极的多层次中小银行类机构的服务体系，重点是要在欠发达地区县域内建立中小银行类机构的服务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不同类型的中小银行类机构及其丰富多彩的金融服务产品，为发展极及周边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按照这一战略设想，处于不同层次发展极的中小银行类机构，其功能定位及服务特色应当是不同的。
(三)不同层次的中小银行类机构应明确自身比较优势及功能定位
我国金融发展是一个机构不断专业化和分立的过程，也是国家级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逐步下降的过程。金融需求的差异性、层次性和多样性为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相对于大型银行类机构而言，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时，在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成本等方面均存在比较优势。比如说，中小企业和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的经营范围都局限于一地，内部管理层级精简，企业基层和高层之间具有较强的信息联系，公司治理结构简单，系统结构的特点决定了中小企业和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之间存在同构对应关系，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关系型信贷中的交易成本。认清不同层次的中小银行类机构的比较优势，能有效解决欠发达地区的信贷配给难题，缓解中小企业和“三农”融资难的问题。
大银行由于其规模庞大，更倾向于对大客户和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小型银行的优势和存在的理由正在于一个“小”字，小型银行应该正确地进行市场定位，把握“三农”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发挥“本土”优势。这才是其提高经营业绩、保证持久的盈利渠道的明智选择，而不应该一味地与大银行抢市场、比网点、争规模。可以设想，如果东部地区县域内的中小银行类机构都能够在东莞市塘厦镇那样的环境中经营，盈利的空间是很大的；县域内的中小银行类机构首先应致力于支持地方的中小企业和“三农”客户发展到塘厦镇那样的经济水平；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还可以设想，东部地区所有的城市商业银行都按宁波银行、南京银行模式发展，所有的农村中小银行类机构都按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发展，地方金融系统肯定会乱套，存在大量的无序竞争，而“三农”和县域内的中小企业很可能依然得不到足够的金融支持。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不宜将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整合成省一级层次的区域性商业银行，不宜将各省、市、自治区辖内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整合成省一级层次的区域性商业银行；也不宜将县域内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小银行类机构进行跨县域的兼并和整合。跨县域的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兼并和整合将会明显弱化其对县域内低层次发展极金融支撑的作用。除了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处省会城市的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在省辖范围内或者全国范围内开设分支机构以外，其余的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原则上都应局限于地级市和县域内经营，特别是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应局限于县域内经营。应要求县一级的银行类法人单位在县辖乡镇开设营业网点。东部地区金融资源比较丰富，须采取政策和优惠措施吸引发达地区的中小银行类机构投资人股欠发达地区的村镇银行，帮助这些村镇银行在偏远乡村开展业务，但应限制这些村镇银行的资金流入城市和大型企业。
(四)加强对地方中小银行类机构的监管
银行业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中小银行类机构的监管。中小银行类机构一般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易受股东操纵，因此，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健康发展必须以完善的金融监管为保障。监管部门应对中小银行类机构股东的资格、股东之间的关联性、人股比例和资金来源进行严格的审查，保证资本的真实性、充足性和资本结构的合理性。必要时可以要求股东做出禁止关联贷款的承诺。要加强中小银行类机构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完备性，利用市场机制对中小银行业机构进行有力的约束。
应严格控制中小银行类机构的贷款集中度。从严监管单一客户的贷款比例和最大十家客户的贷款比例，这既是为了分散风险，也是为了鼓励中小银行类机构重点向中小企业和“三农”客户提供信贷支持。对农村信用社等县域银行类金融机构向政府融资平台提供信贷加以规范，提供向政府融资平台发放贷款的限制性比例和限制性范围，引导这些金融机构把资金更多地投向“三农”领域和中小企业。
限制重点为县域提供金融支持的中小银行类机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因为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发展战略定位很可能与这些中小银行类机构不相吻合，不利于这些中小银行类机构专心扶助当地经济。
参考文献：
彭建刚等，2010，中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研究f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4月14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在县大建设办公室、住建局、重点工程管理局、建设投资公司和城司的配合下，采取实地视察、听取现场汇报等形式，对我县城市大建设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视察了城南九期路网建设、花木王村拆迁、花木王安置区、北大沟综合治理、花园新村安置区及顺河老街项目，听取了项目负责人汇报，听取了相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近年来，我县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精细化管理，城市框架初步形成，大建设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城市载体功能明显增强，城市品位不断提高。2015年，完成城市大建设项目62个，年度投资81.3亿元；全年累计完成征迁70万平方米，交付净地7424亩。截至2015年末，县城建成区面积达到2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9万人，比“十一五”末增加近一倍，全县城镇化率达46.4%。2015年度荣获全市征迁拆违综合工作先进县、城市大建设完成综合目标优秀单位和棚户区改造完成综合目标先进单位称号，安置房开工完成率、竣工完成率两个单项第一名。
（一）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县政府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完善城市功能的重中之重，城南新区西环线及大桥、南环线、彩虹大道、工业九路等道路建成通车，国防南路、兴淮路、女山路等新区路网及配套工程顺利完工；开工建设城南九期路网项目、漴东潼河路北段等道路；国道G104五河淮河特大桥及接线工程、城南110千伏输变电项目、35千伏光彩变电站项目、污水处理厂二期等项目稳步推进。十二五期间，老城区新建改造排水管网137.4公里、污水管网69.9公里；建成自来水二期，日供水能力达5万吨，县城自来水普及率99%；建成天然气供气管网155公里；县城主次干道交叉通信号等和电子警察实现全覆盖。县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承载能力显著增强。
（二）旧城改造成效明显。完成了征迁体量大，征迁难度大，社会关注度高、处于城市中心位置的花园新村及周边区域棚户区改造工作；全面完成花木王（兴县路南）地块、山后凌地块等城中村改造任务；兴淮路、女山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征迁顺利完成；孙坪安置区、花木王安置区二期和西凌安置区II标段、花园新村安置区I标段（学校和农贸市场）等安置房建设项目如期开工；旧县社区东安置区、小方安置区二期、老消防队安置区等项目基本竣工，正在推进回迁；漴河CH08地块、CH15地块、旧县安置区、花木王安置区一期实现全面回迁安置；顺河老街项目基本建成。
（三）生态环境得到改变。北大沟综合治理工程顺利推进；淮水北调截污工程和新浍河公园绿化亮化提升工程等项目如期完成；建成彩虹大道、兴沱路绿化景观工程和龙河公园二期、南环线、西环线南段等一批新建绿化项目；建成徐明高速公路出入口和城西广场出入口绿化工程，全年新增园林绿地41万平方米，提升园林绿地21万平方米，建成城市绿道10公里。绿色城市，水韵五河魅力进一步彰显。
（四）县城规划建设管理取得初步成效。完成新一轮《五河县县城总体规划》修编；编制完成五河漴河滨河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五河老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五河县绿地系统、环卫设施、户外广告、城市排水、天然气利用、村庄布点规划6项专项规划；编制《五河县水系原理及城市水系空间规划》、《五河龙潭湖湿地公园概念性规划》、《安徽五河县沱湖公园总体规划》、《朱顶风情度假区概念性规划》及中心城区城市设计等特色规划；完成36个中心村村庄建设规划编制。
（一）生态和环境问题依然存在。随着城市大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城镇尤其是县城老城区产生的污水、垃圾、建筑扬尘等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大气污染防治等基础设施不足问题日益显现。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压力越来越大。
（二）城市基础设施维护问题不容忽视。在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出现了部分排水管网堵塞、绿植破坏、路灯不明、护栏折断、路基损坏等已建基础设施破、旧、损现象，影响了城市形象。
（三）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安置房建设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引发投资方继续投资资金不足、积极性不高，影响了城市大建设及新型城镇化建设速度。
（四）城区公厕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城市发展速度较快，空间拓展也比较广，公厕
分布不合理、公厕数量满足不了市民需求； 现有的多数公厕配套设施没有达到标准，还停留在很低的水平，有的设备已经严重老化。 多数没有配置盥洗台等设施，缺乏特殊人群的专用空间，如老年人、盲人、残疾人专用间，缺乏专用马桶和扶手、盲道、轮椅坡道，缺乏儿童专用小便器等，难以表现出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一）进一步强化综合治理，保护生态环境。继续推进园林绿化工程，加大城区河流整治力度；科学规划汽车、农机、摩托车维修场地，集中经营，规范管理，减少城市街道及绿地油污污染；加快推进污水处理厂二期建设，努力实现城市工业污水达标排放，生活污水达标处理；加强饮用水源管理，尽快启动饮用水取水口上移工程；加快城市垃圾处理设施改造，积极推进城市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管理，下气力治理机动车尾气、建筑扬尘、燃煤锅炉、路边烧烤等污染源，打造最佳宜居生态环境。
（二）突出特色，打造城市品牌。要在体现特色、突出亮点、塑造城市灵魂的基础上，做精做细，做强做大。充分利用我县河流缠绕、水资源丰富的天然优势，把我县建设成为城在林中、水在城中的生态园林城市；要打造特色街道，重点宣传打造顺河老街，万福商业街及漴东潼河路、泊景城饮食街（群），可以采取一街一绿化，一街一树种，一街一路灯，一街一行业等方式推进，并逐步延伸到乡镇，打造特色乡镇。
（三）建立管护机制，加强基础设施维护管理。政府部门根据基础设施维护和管理任务及标准，将管护费用纳入财政预算，保证管护资金需要；各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组织好基础设施维护和管理工作，做到制度健全、职责明确、管理到位、责任到人；政府部门也可以采取行业监管、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组建专业管护队伍，形成县乡镇综合服务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