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0 15:58:4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布伦纳对战后资本主义利润率长期趋于下降的解释引发了一场争论。在围绕布伦纳的争论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米歇尔•阿格利埃塔在其文章《新的增长机制》中，反驳了布伦纳关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将日益走向萧条和危机的观点。阿格利埃塔认为：“布伦纳对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这并不能代表世界经济的历史。他的书虽然也涉及了德国和日本，但主要还是以对美国的分析来阐述他的全球观点。”[2]米歇尔•阿格利埃塔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是基于其研究出现了以小见大的问题。本•法因等人则从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方面进行批判和研究，认为“布伦纳的理论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1）布伦纳对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的理论分析体现的是亚当•斯密和主流经济学而不是的本质；2）布伦纳忽视了货币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作用；3）他完全忽视了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3]
二、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与发展
克里斯•哈曼、安德鲁•克里曼、路易斯•吉尔和罗伯特•布伦纳都跟随约瑟夫•吉尔曼和萨恩•马格在20世纪60年代工作的足迹,对利润率的趋势进行了经验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形成如下共识:第一,利润率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第二,从80年代初期起利润率开始部分恢复,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出现停滞。虽然以上学者都承认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其研究视角还是有所不同的，本文主要考察上述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和发展。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和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Magdoff)题为《金融内爆与停滞趋势》的文章，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战后繁荣结束以来，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一直处于停滞趋势，资本主义就通过使经济金融化的方式来弥补停滞趋势的后果，这使金融泡沫恶性膨胀并和实体经济的表现越来越脱离，这最终导致了当前美国和世界的金融危机。福斯特和马格多夫虽然也从实体经济层面考察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但是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实体经济层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从这个视角出发，他们似乎超越了布伦纳仅将当前经济危机原因归因于全球制造业过剩这一实体经济层面。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将当今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而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又是由全球制造业生产过剩这一因素引起的。上文梳理的西方学者都是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角度进行论述经济危机的。以下梳理的西方学者则从布伦纳论述经济危机理论的另一个维度———生产过剩进行阐述其经济危机的理论。
弗朗索瓦•沙奈和路易斯•吉尔(Gil,l2009)都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不是工资不足造成的消费不足危机;是积累过剩与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的生产过剩危机[4]。他们从生产过剩这一角度论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布伦纳论证危机理论的路径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没有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视角出发去论证，没有用更多的经验数据进行阐述，相对于布伦纳用大量数据进行论证显得缺乏更强的说服力。以上西方学者都是从生产过剩或利润率下降这两个视角中的某一个进行论述的，和布伦纳的危机理论相比有一定的片面性。英国著名学者克里斯?哈曼则从这两个角度比较全面地发展了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他对发达工业经济体(即实体经济)所做的研究显示，“自上世纪60年代末直至上世纪80年代的早期，平均利润率出现了很大的下降。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和上世纪90年代反复出现了突发的复苏。但直至2000年，利润率仍未回升到在‘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那个水平。”[5]克里斯•哈曼承认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认为“当前危机源于60年代末以来的利润率下降压力。资本主义体系对这一压力的反应就是通过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恶化来提高剥削率,但由于缺乏大规模破产这样的资本破坏,这些反应不足以维持利润率的原有水平,因此,也造成了生产积累率的长期低下。积累率低下的副作用之一虽然是暂时减缓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在剥削率上升期的积累率低下,扩大了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商品的能力与市场吸收这些商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这种‘生产过剩’并不是源于‘消费不足’本身，而是由于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6]。哈曼通过用实证分析，考察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论证了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差距的拉大最终导致了生产过剩。从这个维度讲，哈曼的经济危机理论与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对于生产过剩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两者的论述则不尽相同，哈曼认为生产过剩产生的原因是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虽然布伦纳提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造成生产过剩，但其未像哈曼那样进行有逻辑的论证。
三、结语
[关键词]马克思；凯恩斯；经济危机；危机；资本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4―0090―05
一、引言
1825年英国爆发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经济危机问题的不断探讨，相应地形成了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不同理论，其中尤以马克思危机理论和凯恩斯危机理论为重要的经典危机理论文献。由于马克思危机理论深刻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当世界经济良好运转的时候，某些人便把马克思危机理论抛至脑后，认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理论才是治世良方。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人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试图寻找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仅停留于现象层面的论断，于是马克思危机理论重获人们的青睐。一时间《资本论》在各地的畅销榜榜上有名，据报道，2008年该书在柏林的销售量是过去一年销量的3倍、1990年的100倍。这种在经济运行良好时就说马克思过时主张凯恩斯，而在经济萧条时又主张马克思而批驳凯恩斯的“功利性”倾向，盖源于对这两种危机理论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准确的把握。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阶级立场等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在运用这两个理论来分析经济危机前，有必要对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二、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马克思没有将其经济危机理论以专著的形式展现出来，但只要对《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一些有关信件中的“重要论点和思想加以综合”，危机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则跃然纸上。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并未停留在表象层面，亦未孤立于某个时代，而是将其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加以考察分析，以获得一般性的结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运动中，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具体原因和演变趋势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危机的可能性与实现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与卖是同时完成的，即消费与生产能够直接完成匹配，不存在风险。但当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引入到商品交换中，之前不可分离的相互联系的买和卖便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完成。由于商品生产并非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求，所以为完成下一步的生产商品必须交换出去，且必须先转换为货币再交换，但是货币却不需要立马转化为商品。这种由买卖分离引发的危机可能，被马克思称为“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伴随商品的买和卖发生时空上的分离和对立的还有货币所起的作用，它会从简单的交换媒介分别扩展到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如果在这两个分离的时刻，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动，就可能引发支付能力问题，进而发生危机，故马克思认为这是“危机的第二种形式”。马克思认为危机的以上两种形式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且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也可能出现，但“危机的第二种形式”要以第一种形式的产生为前提。
上述两种形式只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一般可能性，要将这种潜在可能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危机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危机的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还需要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由此可见，危机成为现实所需的关系是在简单的商品流通扩展为资本流通之后，即货币转换为资本之后。也就是说，经济危机爆发所需的“一系列关系”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的介入使简单的物物交换转变成资本的流通，信用制度的发展加速了资本周转和流通的速度，不可遏止的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大规模的生产，这些都为资本家实现追逐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提供了条件。在把握了单个企业资本流通的运行规律之后，马克思从宏观上对全社会资本的流通过程进行分析，将微观的流通中的矛盾扩展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流通的普遍矛盾。他认为，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不过是相互交错的单个资本循环的总和，通过这种单一到总和的扩展过程，局部的危机也就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的经济危机。
（二）危机的根源
通过把经济危机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考察，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危机绝非一种偶然事件，而有着深刻的制度必然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有限的支付能力相对于无限扩大的生产规模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是一种相对的危机，是一种有限支付能力相对无限扩张生产的危机，即生产相对剩余的危机。它还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间的根本对立。一方面，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会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并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方式压低工人工资。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创造了包括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在内的价值，但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值这一部分。从全社会来看，工人只得到相当于“需要的平均水平”的工资，资本家却不断进行扩大的生产，两者间的不匹配毫无疑问地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宏观经济状况。所以，在资本主义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激化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且这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危机而非狭小范围内由于个体消费受限引发的经济危机。
（三）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所特有和固有的各种矛盾，当这些不可调和矛盾间的冲突达到一个极值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给紧张的矛盾一个舒缓的机会，使长期积累的矛盾压力得以舒缓，也使资本主义经济暂时恢复正常。但经济危机只是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暂时缓解，其并没有消除或触动危机爆发的社会制度，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现实条件和根源依然存在。由此看来，危机不过是一种缓冲剂，当缓冲效果过去之后矛盾依旧会尖锐化，到那时新的危机又会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消除，危机和矛盾就只能处于一个死循环当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亦有所体现，整个经济发展而言会经历为以危机为起点的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危机阶段是经济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既是上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个周期的起点”。
独立资本家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参与成员，其自身的生产决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固定资本安排。经济危机爆发于矛盾最尖锐的时刻，这个时刻往往是经济繁荣的时候，面对危机资本家不得不缩小生产；经济萧条时期固定资产价格相对较低，因此会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当经济开始复苏时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其又会更新固定资产；这种投资的冲动在繁荣时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单一资本家更新固定资产除了利于恢复生产，还会提高资本构成加速资本积累，为下一次更新产生新的需求。所以，“虽然资本投入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四）危机的世界性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将突破一切阻碍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它一方面会冲破自身现有规模的限制，不断地扩张膨胀；另一方面，资本会冲破所在环境的局限，寻找新的土壤。随着资本在国内的发展，国内资本规模和市场都变得越加狭小，甚至成为其发展的障碍。于是，在剩余价值的驱动下资本开始突破国家的限制走上国际舞台。马克思认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为自身的发展开辟国际市场，是资本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使得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以及他们的每一主要因素都具有世界性，经济关系的一切矛盾也就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来。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本质的阐述，不难发现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扩展开来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其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一种结果，是其经济关系中所有矛盾的暂时缓和的一种强制平衡，将这些特征放置于一个更大范围来看正是世界市场危机。由此看来，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既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提供了舞台，也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推向了更高阶段和更广范围。当世界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矛盾激化时，就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集中暴露出来。
（五）危机的结果
通过对资本主义全面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它所特有的各种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果的复杂性。随着矛盾的逐步激化会促使“暴力”的方式来消解冲突，危机的爆发导致劳动被暂时中断、资本被部分消灭，采用这种强制的“暴力”的方式迫使资本回复到合理水平。雇佣劳动者作为以出卖自己劳动力获取劳动力价值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受到的冲击是最直接的，他们将丧失收入来源或者收入锐减，只要危机不散去、其处境只会日益恶化。第二个受到冲击的就是资本，为了保证整个社会水平上的资本继续发挥职能，很大一部分资本会被消灭，甚至单个资本家的资本会全部消灭。当然这种以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为代价的方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就是使资本主义经济中已经尖锐的矛盾得以缓和，已经失去的平衡得以恢复。但是马克思指出，这种解决只是暂时性的，它预示着下一次更猛烈的危机的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的制度基础不能消灭，那么它就会不断地周期性地出现。故而，要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三、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面对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经典著作中，凯恩斯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作用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述，这些分析均建立于“有效需求”这一核心思想之上。“所谓有效需求，只是雇主们从决定提供的当前就业量上，所可预期取得的总所得或收益”。“有效”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总供需能否平衡而言的，“有效需求是总需求上之一点，这一点之所以成为有效，因为如果就业量在该水准，则供给与需求两种情况，恰好使雇主之预期利润成为最大量”。“需求”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之和，消费需求形成的基础是真实所得，取决于实际就业量；投资需求的基础是资本的未来收益，会影响资本家的生产规模即供给。所以，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由总需求的不足引发的危机就会以失业的形式展现。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引入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因素，从“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间的相互作用解释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凯恩斯认为“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之边际效率”最为重要。原因有两个：其一，“长期利率基于成规，相当稳定，而资本之边际效率则变化多端，非常不稳定，故有效需求很难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准，足以提供充分就业”；其二，“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
他认为心理因素的作用机制大致如下。首先，经济危机源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塌。“预期之基础，非常脆弱……故预期常有骤然而剧烈的变化”，“一个典型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涨，而是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经济繁荣的后期，人们表现出对资本未来收益过度乐观，对资本存在过度投资，因此当资本边际效率“骤而奇烈”的崩溃时，流动性偏好增强，利率上涨，投资下降，危机爆发。其次，资本边际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心理状态，并作用于消费倾向。“决定资本之边际效率者，乃是不受控制、无法管理的市场心理”。通常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若资本之边际效率降得很厉害，则消费倾向也受到不利影响”，以至于出现消费倾向的下降。其次，利率的上升可能会加剧经济危机。利率与资本边际收益率密切相关，影响着人们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决策。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前，那么利率的上升会使人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下降，进而导致资本边际收益率的下降和崩溃，爆发危机；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后，在流动性偏好和低未来收益预期作用下，人们更不愿意投资资本市场，资本边际效率会加速崩塌。所以“要挽救经济繁荣，其道不在提高利率，而在降低利率，后者也许可使繁荣延长下去”。
四、两种经典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共同点
1.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具有系统性。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从商品经济出发，研究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根源、推动力、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凯恩斯的危机理论也同样论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
2.两种经济危机理论中都非常强调投资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大规模更新固定资本在为扩大生产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在为经济危机提供物质基础。凯恩斯则认为，投资会使企业净储蓄增加导致消费下降，从而引起有效需求不足。
3.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认为，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证券市场通过作用于实体经济加速了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信用制度的存在为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的分离提供了条件。当两者之间确实发生脱节时就会产生经济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就来临了。凯恩斯则将资本市场作为三大心理因素发挥作用的媒介，消费者是通过利率、资本市场预期收益和流动性偏好在资本市场和消费之间做出选择和平衡的。
（二）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不同点
1.两者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重点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分析法以及抽象分析法，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构成的循环体，系统剖析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如何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相对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凯恩斯运用的是唯心主义，他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于人们的心理因素。认为危机源于人们心理上对资本未来的预期的崩溃，这种崩溃又来自于心理因素，并且利率的上升会加速这种崩溃。
2.两者的阶级立场和研究层面不同。与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不同，凯恩斯公开宣称自己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正因为两者的阶级立场不同，决定了他们研究的层面不同。马克思从制度的层面去把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后果和治理等一系列问题，将对经济危机的整个分析放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而非停留于显现表层。他通过抽象的、辩证的分析，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品，它的消失是以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为前提的。凯恩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认为危机客观存在，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所以凯恩斯的危机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表面层次的调整和修正，以此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3.两者研究的领域不同。在探究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时，马克思强调生产、交换、流通、消费中的生产领域，而凯恩斯则注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即流通领域。当然马克思也有论述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对经济危机实现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再生产，“危机的一般条件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认为，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积累已到一定的程度，反映在流通领域当中严重的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时，危机已是势不可免。凯恩斯也承认过剩，但他认为原因不在于社会再生产而在于人们的有效需求不足。虽然有需求，但是没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无法使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出去，完成流通。虽然凯恩斯提出从分析经济危机的新视角，但遗憾的是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没有去触及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表层分析。
4.两者对待危机的处理方式不同。研究立场、研究层面、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得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危机的解决方式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组织性、资本追求最大剩余价值与劳动者只能获取劳动价值、生产的不断扩大与有限的消费能力、信用推动下的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的脱节等一系列的对抗关系只能通过危机的方式获得暂时的缓和。矛盾对抗的结果必然只能是生产力破坏所换来的暂时的平静，矛盾进一步运动所带来的也只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意味着，只有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危机。
凯恩斯依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提出了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经济危机治理政策。他认为，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就应该利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需求管理。其政策手段有财政政策（包含财政支出和政府税收）和货币政策（由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率三个工具组成），并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货币政策为辅助。具体来说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利用这两种力量来转变需求为有效需求，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导致的经济危机。必要时还可以辅以以下措施：减免税收增加购买力、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或其他货币政策影响利率增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五、小结
综上，我们认为，强调“制度是根本的”、着眼于经济制度深刻层面的马克思危机理论，与强调“运行是重要的”、致力于经济运行层面的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实际上从不同角度启发我们以马克思危机理论为基础，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鉴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合理成分，尝试构建起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包括经济制度层面和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危机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框架，从而为我们扩展研究、充分解释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现象，提供了两种理论资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胡代光，魏埙等，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1972，13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1982，54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4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1，
关键词:金融危机;根源;防范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6-0089-02
一、金融危机的根源
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金融泡沫的破裂后表现出来的某些行业严重过剩某些行业严重不足的经济不平衡的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相伴而生的,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最直接和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危机则是金融危机的一种后果和本质所在。
(一)金融危机的直接根源:过度投机
高额的利润诱发过度投机行为。我们从一些数据来看一下金融业和地产业的高利润状况。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美国房价2004年平均涨幅为11%,2005年平均涨幅为13%,美国2000―2006年全国房价平均价格上涨了90%,其增长速度均超过同期利率回报水平;在国内金融界,2007年11位金融高管年薪过千万;2007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10名中,涉足地产的达到6位,前4名均涉足地产。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金融业和地产业的利润程度,如此高额的利润岂能不诱发资本的逐利行为?其行业投机程度由此可窥见一二。经济中的某个行业如果处于利润过高的状态,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必然会有很多资本包括投机资本流如该行业,其结果就是造成该行业的过剩和其他行业的短缺,这种局面如果维持时间过长的话,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会逐步加剧直到出现该行业因为严重过剩企业大量破产的局面,最终造成银行大量坏账,进而波及其他行业,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信用交易失控
为什么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容易成为经济危机的重灾区,或者说,为什么在金融业和地产业更容易产生投机呢?投机需要大量的资本来支撑,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杠杆交易成了投机者最好的工具。正是因为在金融和地产领域广泛存在着杠杆交易,才使得这两个行业成为投机活动的重灾区。
我们知道,在实体经济中,交易1美元,就需要实实在在掏出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即使存在,也很难掀起大风大浪,但是,在很多的金融活动的杠杆交易中,投资10美元的东西实际出资只需要不到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暴利是很容易出现的,杠杆越高,投机活动就越密集,最终,疯狂投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平衡状态,当资本获利撤出或市场出现严重过剩后,问题或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深远
当前,美国次贷危机已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及金融的影响在不断加深,并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扩散,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欧美主要经济体进入经济下行周期,全球性经济衰退风险明显增大,世界经济金融形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受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扩大以及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的影响,从2008年9月份开始,我国经济下滑的风险也在增大,甚至比预想的还要严重。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GDP增速自去年以来已连续5个季度出现回落。2008年我国GDP增长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2003年9月以来首次跌破10%。10月份我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为94.7,比上月回落10.6点。而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季度企业调查问卷显示,反映海外需求的出口订单指数持续回落,已跌至2005年7月以来的最低值;反映国内需求的国内订单指数较上个季度下降3.7个百分点。同时,作为经济周期波动的先行指标,反映企业活跃度的10月末M1(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跌至9%以下,为近年来最低。目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开始减速,投资、消费、出口的实际增幅都已经降到个位数,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三、金融危机的防范及应对措施
(一)抑制人为垄断,维护经济的平衡
经济中的垄断行为是高利润的源泉。作为政府来讲,防范经济运行中出现垄断行为是防止经济出现不平衡的重要手段。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引入更多的竞争来防止经济出现垄断行为。同时还应该立法防止经济中可能出现的串通合谋囤积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引发的人为垄断行为。一旦经济中某环节出现垄断行为,要么效率低下遭人诟病,要么就是借助垄断地位疯狂攫取,而且由于其处于垄断地位,在危机来临时缺乏必要的缓冲,极容易诱发连锁反应,对经济产生强烈的破坏。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该行业有更多的竞争者,至少可以给经济提供足够的缓冲,避免或延缓危机的发生。
(二)控制信用交易、监管信用交易
1.严格控制按揭贷款的发放。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金融危机,均含有房地产业过度发展的因素,这其中,按揭贷款的发放是诱发房地产行业过度发展的重要因素。银行为了追求利润,先是放贷给放贷给生产者,当消费不畅时,又放贷给消费者。银行按揭贷款的发放对于刺生产激消费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人为放大了房地产的生产和消费。这种做法最终为经济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促使某一能够获得资本的行业过度发展,另一方面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自买自卖,假交易套取银行资金的窗口,通过过这个窗口,投机者几乎轻而易举把风险转嫁给银行自身,这和借钱给赌徒几乎没有区别。
2.认真监管期货交易及其资金来源。期货交易是投机交易的重灾区,中国已经有很多企业甚至是大型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巨额亏损的例子。中航油、中信泰富、东航和国航等企业在期货交易领域均出现过巨额亏损,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所以,抑制企业的投机冲动监管企业投机行为也是维护经济稳定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加强企业财务制度的建设,防范企业投机冲动,尤其是借贷资金或挪用资金进行投机的冲动,切实保护企业运行的安全。
(三)建立危机应对机制
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通常的拯救危机的措施主要有减税、政府出资救市等,这些做法很容易遭到用全体纳税人贴补少数投资者的非议,而且是以牺牲政府其他方面支出或者扩大财政赤字为代价,提高了纳税人负担,降低了政府的信用,影响了其行动能力,严重的甚至会拖垮政府,冰岛政府破产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本文认为,政府应该改变这种做法,建立一套应对危机的长效机制。具体设想如下:
政府对高利润行业或垄断行业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税收的主要部分用于建立危机应对基金,交由国家专门机构采用稳健保守的方式管理该基金,以便在危机来临是能够提供最大程度的缓冲,为化解危机争取时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首先,分级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的目的是调节各行业之间的利润,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投机对正常经济产生的破坏作用;其次,当危机真正来临时,政府可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去应对危机;再者,专门机构还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探索一套稳定经济的管理模式。
关键词：公平质效与GDP；公平因素；投资置业系数CIP=(0,4)；宏调可从楼价入手；经济危机根源及六个阶段；消除经济危机的系统工程
一、论题视野及人类活动关键
人类基本活动的范畴主要是生产实践与教研实验，尤其是人与人的交往及其关系处理。办学以提高人类科技文化修养，普及生产生活和科研知识，培养经济建设人才；搞研究以发现发明完善发展科技生产力（方法论），创新调整丰富人类知识库（世界观）。推敲这些活动引发的社会矛盾经济问题，可将视野缩小到活动的关键上，即应用科技生产力，实现公平、质效、GDP三者间协调进展。其中科技生产力包括管理法与生产力，人文社科武装管理法，自然科技装备生产力。
二、公平、质效与GDP的平衡及本质对象
当锁定了人类基本活动的关键，就找到宏调本质的对象。因宏调的目标为：调整公平、质效、GDP比例关系，基于高超消费使产、消平稳运行。公平、质效、GDP三者关系中，公平最为重要，从公平目标中可发现宏调的本质对象：以土地为切入点，平衡城乡工农利益，抑制贫富差距。公平、质效与GDP三者间平衡的自然后果为：没有周期性经济危机，多（GDP）快好（质效环保）省（节约资源能源）建设和谐社会。
三、经济危机根源
1．何谓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包括金融危机和产消平衡危机，前者是虚拟危机后者是实物危机。金融危机是货币债权债务不能平衡正常（按契约）运转，使金融市场和金融企业陷入萧条或困境乃至债权人破产，进而牵连到生产市场与安居乐业，表现为生产过剩，劳动者失业，公司倒闭企业破产。产消不平衡危机是产消结构不平衡的生产过剩危机和通胀，导致生产不能稳定发展，人们不能安居乐业，生活陷入困境。
2．不公平是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源
经济危机的本质原因是贫富悬殊和信誉危机，前者是不公平分配后者是不公平交易；主观原因是没有成熟的经济控制论和管理自动化知识与技术，完全由人来盲目治理社会；客观原因是出于个人利益操控经济活动的有序性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测不准。
3．经济危机形成过程分为六个阶段
①危机潜伏期：违规或合法地圈地垄断资源、剥削洗钱、借贷拖欠。其中占有者轰轰烈烈搞项目办实业，被占有者成为浩浩荡荡的打工队伍。一派繁荣景象。②贫富悬殊期：潜伏期间已发生了严重不公平的原始分配，在此基础上，穷者更穷富者更富。主要是货币化GDP数值飚升，掌握权力、财力和武力资源的人群拿走GDP的绝大多数，在证券、房地产、外汇市场和企业改制中，一夜暴富的神话天天有。还有相当部分GDP在WTO协议下的全球经济战争中，被经济列强掠走。广大劳动群众能拿到的GDP份额只能勉强维持生计。③金融危机期：不仅贫富二大群体利益根本对立，在大财团之间因融资借贷、不抵押贷款（如全社会性政策房贷）出现偿还能力不足或信誉危机时，金融市场和金融企业纷纷陷入困境乃至债权人企业倒闭。④消费萎缩期：从贫富悬殊来说，穷人为衣食患忧，穷人再多，节衣缩食的消费无疑有限；富人资源太多，住行消费一旦饱和，就无法开启更大的消费，要么是积压再积压，要么是生产再生产。从金融企业和信誉危机来说，银行证券业白领失业，债权人经营不善者变穷人，进一步加剧消费不足。⑤生产萎缩期：消费不足引发产消结构失衡，企业订单下滑，工厂开工不足，工人失业规模化。更为可怕的是，金融危机使生产企业资金供应链断裂，各种债权债务不能按正常理清、兑现，使实业危机进一步恶化。⑥民不聊生期：经济危机的特点是，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生产市场、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能互动联转，节衣缩食住行降级，有露宿乞讨人出现。
四、从土地切入平衡工农城乡利益的机制
不公平是产生经济危机的直接祸根。不公平的主要表现在分配配置不合理，公平交易制度存在缺陷，有剥削、盗骗和信誉危机存在。因而不公平主要集中在三大差距和市场交易平等、资源控制的不公平不公开不公正上，其中工农城乡利益差距的长期存在是经济危机潜在的基础因素，以致中国经济发展依靠外贸、公共基础建设和富人的住行消费实现，也是劳动人民为洋人打工、帮官商达贵致富、无私奉献社会的经济活动。
1．消除不公平的自然机制
围绕宏调的目标和本质对象，消除不公平的关键原理可作三点解：①在落实公平、质效和GDP关系中，提出以土地为切入点，平衡城乡工农利益，抑制贫富差距②在技术上，发现建立投资置业系数CIP；③在衣食住行中抓住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大头：住带行。从这三点可以看出，宏调可从土地切入通过调节CIP调控楼价以平衡工农城乡利益。平衡利益就是使工资和土地收益相当，并随GDP增长而增长；调节CIP就是政府从房地产收益中保证一部分作征地补偿，提取一部分土地差价用于发放岗位工资。
建国以来，贫富悬殊主要体现在工农城乡差距上，也就是体现在土地上。出于天然原因，市民以岗位为生而农民靠土地谋生，岗位工资与征地补偿的平衡就体现在地价上。政府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可按全社会居民年均收入调控房地产均价。随着GDP增长，工资必然增长，否则就会被基于武力的权力财力剥削者拿走。工资增长基于岗位工资与土地价平衡来实现。调高地价可牵引工资增长，这主要调CIP。CIP公式中交易面积A表明，土地及其建筑面积是CIP的主变量。楼价调控公式的重要功能是平衡城镇居民岗位工资与乡村农民土地收益间关系。这里，工资分为最低工资、岗位工资和技术工资。其中岗位工资是就业时才能发生的社会分工工资。
CIP基理是购买力价。市场价是以造价为基础的销售价。成交价通常为市场价，上限由富有群体购买力决定而下限由价值支持。房产之成本价由土地增值和造价构成；均价与全社会居民月均工资相关，因土地增值保值而始终为工资3倍左右，准确点说均价由全社会平均购买力决定。均价与造价之差等于土地增值。所以，均价、成本价和成交价因政府调控土地增值费往往高于房屋造价，从而不能以房屋造价分析楼市价格的高低。楼价调控公式的本质在于房屋均价依据购买力确定而高于房屋造价，这高出部分就是平衡岗位工资与土地价关系的幅度。将土地增值加入建房成本而形成的均价仍然符合市场价随成本价波动的规律。依照这个公式政府就可对楼价作出数量化调控和趋势测算，扭转以往主观调控或任由市场炒作而失控的茫然局面。转2．房地产价格理论新说
楼价构成因素有三：一是成本；二是GDP增长幅度；三是市场炒作。成本关键是土地价和土地增值状况，由人口增长、GDP增长状况和政府政策行为、市场供求决定，而地面上的房屋造价随经济发展所占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少；GDP增长由科技生产力水平和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决定，反映居民存款和工资等收入；市场炒作由开发商、官商合谋发动和购买心理形成。政策包括最低工资和低保金额的计算设置、工资级差规定、财税水平、银行利率和贷款政策、贫富差距抑制办法……。撇开对成本和市场炒作的专项分析，而是将它们（楼价构成因素）纳入投资置业系数中，则平均楼价只与GDP即人均月工资挂钩。
3．楼价的精算公式与速算公式
CIP和人均月收入是理论测算楼价的二个因素，房租水平是反映房地产供求状况的市价因素。据《试建立楼价调控公式》[1]一文，CIP=（0，4）；BP=24yWa×（1-R）÷A÷ζ，式中R为恩格尔系数。
设商业银行贷款月利率r，房屋租金Br，则每平方米房屋月租Br=BP×r
由于3在CIP=（0，4）内，不妨取CIP=3，则BP=3×Wa。
五、如下五个方面可为消除经济危机基本上奠定基础
第一，从平衡工农利益抑制城乡差距机理切入发现CIP=（0，4]。
第二，基于平衡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和以岗位为生的工人利益关系的楼价调控公式表明，楼价趋势可以测算应当调控，衣食住行中的住宅关系到民生大计不能完全市场化，从而为政府从楼价入手调控整个宏观经济提出了原理依据和测算技术。
第三，CIP=（0，4）的发现证明国际上流行楼价为工资三倍的经验公式是有道理的。由CIP建立的楼价调控公式揭示了近年楼价飙升同GDP十多年高速增长累积相关，万元楼价由垄断炒作形成。各地楼价是否合理，由当地居民人平工资乘以3就可大体判断出。BP=CIP×Wa正是判定楼价趋势的原理公式。
第四，从楼价调控公式的推导和作用中可知，投资置业系数CIP比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恩格尔系数（EngelCoefficien）更为科学实用。因为CIP是自然常数，反映了调控基理，而后二者是统计学概念。
第五，本论课视觉范围大目标更大，面向人类基本经济生活，力图消除人类经济危机。
六、宏调从CIP入手可消除经济危机
1．宏观调控可从调控楼价出发
衣食温饱解决后，住行小康就是经济建设面临的问题。住与房地产相关，行与汽车和路桥建设相关，再点缀于广场、花园和场馆建设就成了造城运动。造城运动中唯有楼市是人人都得参与而不能回避的，故房地产问题是牵一而动全社会的热点难点，是经济发展的龙头。作为龙头，楼价趋势无疑是牵涉小康目标和GDP稳步增长的关键，因而宏调一定意义上是调控房地产均价。楼价调控公式包涵着宏观调控的方方面面，目标是刺激消费实现高超消费。大力发展经济，实现高且超前的消费，恢复绿色GDP、劳动者工资和农民收入、楼价为龙头的物价间的自然平衡关系并使之协调发展应是政府调控经济的方向。
2．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共存局面
无疑，楼价只有低开高走在稳定中渐升才是符合置业增值与住房消费水平提升之双赢经济律的。但应用BP=3×Wa综合测算认为，2007年佛山一手楼均价应在每平方5000元左右，万元楼价是垄断炒作的结果，有回调的可能。总之，现在都说房价高的原因在于贫富差距过大。
在公平、质效、GDP三者间，政府要维护楼价同GDP同步增长，就必须从缩小贫富差距着手立法调整分配制度、法办洗钱，切实提高劳动者工资和农民福利；同时要狠抓节能降耗，监督食品安全和环保绿化，调整产、消结构，提高社会效益。特别要建设金融安全机制，确保债权债务运行处于良性循环。从房地产调控出发，设计好公平、质效、GDP协调发展方案，包括农产品物价政策和定价体系，创建经管自动化技术。设计目标是消除经济危机。
不公平是经济危机的直接根源表明，在公平、质效与GDP中，我们应重点抑制贫富悬殊，铲除金融信誉危机的土壤，关注产品质量、环境建设和社会效益。这些方面搞好了，GDP具自发展性。作为配套机制工程，要实行按才能分配责权利，使人尽其才而后物尽其用；在分配上实行所有权使用权适当分离与按需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对内实行抓消费促生产主张高且超前的消费，对外防止经济侵略，在股市楼市实行随GDP增长稳步缓行小幅波动的策略。
七、消除经济危机的系统工程
消除经济危机除了从土地切入平衡工农城乡利益，即从CIP或从调控楼价入手外，还要针对经济危机形成的六个阶段建设消除危机的系统工程配套工程。
1.消除金融危机与产消实业危机并举。
通过所有权与使用权的适当分离原则，扶助有潜力或新组建与救市（场经济）关系密切的公司。当前，国家可启动一些力量抄底股市等估值过低的市场，储备一些低价国外资源，结合基础工程投资扶持金融企业与大型企业，在注重质效的基础上保持GDP水平。
2.狠抓公平建设和谐社会
加重公有经济比重，从楼市入手通过CIP调节缩小工农城乡差距，实行按需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打击剥削洗钱犯罪，没收不明财产用于调高最低工资、低保、社保和医保等。
3.抓消费促生产实行高超消费
首先，提高全社会工资，以计划消费指导人民消费分配掉积压产品，给人民配股（票）配（社会保）险，减免学费或加重助学奖学，普及医保，……。其次，实行高消费超前消费，即略高于生产力水平消费，消费掉滞销产品，以及分期借贷消费和先消费后劳动方式。第三，对企业实行扶减免税费，有选择性降低利息提高放贷额度……。
4.处理好公平、质效和GDP的比例关系，在抓消费促生产中调整好产业结构和产消结构。
5.加强农林牧副渔投入，确保衣食安全；增加基础建设投入稳定房地产市场，保障住行水平。
6.创立自己的经管理论，建立自己的科学法规制度，完善发挥政经结合的特色经济体系，严密监控境外游资，使国民经济运行平衡、小幅波动、缓慢爬升，提高劳动者工薪降低高产品利润，继续以物美价廉抢占国际市场。
关键词：合法化；工具理性；交往理性；话语民主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交往行为理论》等著作中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四种形式，合法化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本途径。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诸多重要启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一、公平交换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任何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具备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承认。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这个定义所强调的是，合法性是一种有争议的公认的要求。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取决于对这种要求的(起码的)事实上的承认。”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是自上而下确立的。所谓自上而下，即是说传统社会借助于文化传统而巩固自身的合法存在。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来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这是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的。哈氏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被理解成为—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从而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力面前的传统的优越性。传统社会里，统治是政治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场的合理性，即市场交换关系的公平合理和等价交换，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统治制度。统治制度依靠生产的合法关系取得自身存在的权利。社会的制度框架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经济的。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
(一)危机概念及标准
哈贝马斯主要是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辩证关系上来建构自己的危机概念的。“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间的联系。……我们所谓的社会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涉及到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别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它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在他看来，危机的确是系统整合出了问题，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却在于社会整合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共同的文化价值出现问题，也即是说其根源在于社会的文化生活。
那么，衡量一个社会系统陷入了危机之中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发生质变。其二、社会系统的控制功能失效。其三、社会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
根据这三个危机标准，哈贝马斯断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陷入危机。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及其产生根源
在对“危机”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展开了对以合法化危机为中心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批判。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综合系统，发生的危机是一种全面的、普遍的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这四种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这种经济危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的生产停滞、严重的财政赤字。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发生的主要领域已经转移到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领域，并且以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合理性危机实质上是指国家在干预经济时决策和方式具有不合理性，“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尽管合理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比合理性危机更主要、更严重的危机是合法化危机。
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就是合法化危机，也可以称为是合法性欠缺。“合法性欠缺则意味着，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合法化危机即广大群众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原则和形式产生怀疑。
哈贝马斯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源。第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以解决市场机制下经济功能失调而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以此来减轻经济危机对群众物质生活的危害从而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实施干预活动，其统治形式又会受到群众的怀疑，从而失去合法性基础，因为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自由竞争”、“公平交换”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一种矛盾境地不可避免，冲突也就随之而来。这种冲突是产生合法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二，最为根本的是，国家的干预和行政指令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也侵入到社会文化系统。对文化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将它原有的规范力量消耗殆尽，社会文化系统越来越无法向政治系统投入必需的群众忠诚，以满足其合法性的需求。由于国家干预，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政治化，促使社会成员对国家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使得政治统治对合法性的需求超比例增长，以致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失调。
由此可见，合法化危机实质上是由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危机所决定的，即由“动机危机”决定的。“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与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哈贝马斯认为，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即公 民明哲保身主义和家庭职业明哲保身主义)这两个动机模式对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持续存在都很重要，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无法产生，由此导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机危机。
三、合法化危机的解决途径
如何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呢?在哈贝马斯看来，治疗这种合法化危机的方法就在于要消除金钱、权力侵入文化领域的现象，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在哈贝马斯看来，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承认和重视共同的规范标准。互主体性或普适主义是哈贝马斯特别强调的在交往行为中应该遵循的共同规范。互主体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也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语言行为。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需要在对话中，首先语言具有可领会性，也就是合乎语法；其次，语言要具有真实性，所作陈述合乎实际情况，或具备实现的前提条件；再次，语言要具有正当性，指的是所说的话要遵循正当的社会规范；最后，语言要具有真诚性，也就是指说话要言出心声。
第三个方面是要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哈贝马斯认为，“话语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并不取代管理权力，只是对其施加影响。影响局限于创造和取缔合法性。交往权力并不能取代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这种围攻是通过宪法的授权、权力分工和公共领域的压力来实现的。实际上，哈贝马斯是要限制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形成自主的公共领域，在这里人们通过自主交往培养自由的政治人格和民主的政治文化，相互学习，唤醒社会的团结意识，从而使公共领域成为一切政治权威的基础，将政治权力最终置于人民和公共领域的参与和监督之下。
四、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的价值和限度
为了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设想的方案是拯救和重建理性，以交往合理性概念取代片面的目的合理性概念。这一抽象的哲学设想在现实中的具体实现途径即是要强调民主的对话、讨论，将民主的对话、讨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和中心，将政治权力最终置于人民和公共领域的参与和监督之下。’笔者认为，从哈贝马斯的一些具体论述和观点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比如，哈贝马斯提倡大力发展自由、独立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来抵制合法化危机和政治领域的腐败现象。在当代中国同样也面临建设民主政治的问题。哈贝马斯所提倡的让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督，让话语形成的交往权力对国家的行政权力和管理权力施加影响，这些观点对于发展中国的政治民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实现民主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来具体确定，民主的实现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不能照搬哈贝马斯所设计的民主模式。
语言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就是“语言地建构起来的”，哈贝马斯把超越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伟大使命交付给了一种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的建立。语言取代上帝成了人类解放的保证。
但是事实上，语言如何能够承担起如此的“重负”呢?对于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语言的作用是相对的、有限的、有条件的。哈贝马斯过分夸大了语言的作用，他没有看到语言背后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根基。认为，语言起源于物质性的生产实践的需要，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是社会存在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
哈贝马斯试图创造一种取消一切差异(权力、财富、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的理想的话语状态，以实现交往合理化，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这种改良设想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只要存在私有制，存在剥削，存在竞争，要想实现完全的自由平等的没有强制和压迫的对话是不现实的。只要资源稀缺存在，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可能完全真实、真诚、正当地说话。而消灭私有制和剥削、消灭贫穷并不是通过提倡交往理性，进行对话就可以完成的。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的失足之处就在于把语言交流、交往理性看作社会进化的主导力量，而不是认为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交往理性的发展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所以，我们不能脱离生产方式的完善和发展而空谈交往理性的发展，更不能把交往理性作为社会进化的决定力量。
因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哈贝马斯幻想恢复语言作为交往行为的中介地位，建立一种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构造出一个理想的言谈情境，并促使人们在这种理想的言谈情境中，不受任何外在束缚，通过自由的商谈达到理性的共识。于是，交往的合理性、理想的言谈情境的建立、社会进化、社会病态根源的克服以及社会理想的实现统统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无疑是天方夜谭或浪漫主义的乌托邦”。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著，郭官义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哈贝马斯著，刘北成译，合法化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一、更新教学内容，调动学生兴趣
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大学生学习的第一门经济学课程。教师在讲授中准确生动地介绍经济学，并在此基础上融入当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概念、新事物，对于学生以后的专业学习将起到启发兴趣、巩固基础、融会贯通的重要作用。
首先，在教学中应贯彻中国化的科学理念，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政治经济学是的经济理论。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的许多新现象，特别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现实中同时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并未遇到。诸如此类的新现象，都是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题材。其次，合理安排、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内容不能只局限于书本，而应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生活。教学应紧密结合教材，并密切联系实际。。最后，教学内容的更新重在知识的灵活变通。在精心研究、反复实践的基础上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浅适宜。鉴于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可根据具体情况减少部分资本主义内容，适当扩充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适当安排学生自学并予以指导，大力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师应督促学生课后阅读大量书籍、报纸、杂志，并要求学生每周摘抄一些能说明一定问题的经济方面的文章，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关注日常经济生活及经济现象的良好习惯。
二、提升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与时俱进的教学内容为依托，逐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当的教学方法与手段也很重要。适用的教学方法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应本着引导学生学到课本以外的实际知识、能力和技巧的有效宗旨，合理设计实践性教学环节，让学生更好地学习和运用政治经济学。具体做法是运用幕课、微课、多媒体课件、教学录像、作业习题等，翻转课堂，优化课堂设计，提高教学效果;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与学生进行互动，创建政治经济学精品课程网站，开设在线讨论区，答疑解惑、获取学生的反馈信息等。以课堂讨论、理论研究、单独指导、教学实践、平时作业与测验、期末考试等主要环节开展教学工作; 合理安排各类社会实践，加强实地考察、撰写小论文等教学环节; 积极开展课外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能力。
在既有教学成果基础上，不断深化教学改革，重视对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学方法应力求做到形式多样、生动鲜明。根据课程内容，教师不定期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社区进行社会调查实践，引导学生更好地将所学经济理论用于认识、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及热点问题。为学生开设必要的专题讲座，介绍本课程最新发展动向及科研成果。把研究进展和科研创新思维写入教材、带入课堂，真正贯彻教学与科研齐头并进。注重实施案例教学。利用丰富的案例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通过引导学生直接参与教学活动，师生共同分析、探讨、争辩、质疑，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三、在教学过程中发挥比较分析方法的优势
比较分析方法不仅在理论研究中有独特作用，在课堂教学中，还可以增强学生对不同经济理论的准确理解。教师在教学中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可以让学生认识到不同理论对同一事物的阐述具有不同的层次与深度，从而增加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中的可信度。
理论经济学学派众多，观点各异，最适合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同时，在理论经济学的本科教学中，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充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养成辩证的、联系的、整体的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习惯。
( 一) 让学生认识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考察更全面。经济理论是从经济发展过程的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总结和概括出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结论。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让学生认识到，不同的经济理论由于立场不同和对经济现实考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对于不同经济理论所得出的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应教会学生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去辨析，并得出客观的结论，而不是得出非此即彼的片面性的结论。马克思用毕生心血写作的《资本论》，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的考察，得出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结论，即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根源，在于其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是以资本主义某一特定时期( 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作为考察对象而得出的特殊性结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启动有效需求，危机就会避免。实践表明，这一经济理论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确发挥了启动总需求的作用，但效果极其有限，而且如果长期运用凯恩斯政策不仅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反而会带来生产停滞、价格上涨的滞胀难题。可见，凯恩斯的理论只是一个特殊的理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
( 二) 让学生认识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问题的探讨更深入。考察问题的角度及范围的不同会影响到其探究问题的深度。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具体原因时，马克思提到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下降，引起生产的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凯恩斯则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供求失衡的经济危机。事实上，这些都是对经济危机发生的具体原因的现象层面的描述，都是从需求方面来说明危机发生的原因。但凯恩斯没有进一步分析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马克思则揭示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
近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似乎不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帮助职能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商品滞销的问题，并从中分割一部分利润，设计出各种金融衍生品，结果造成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当这一链条崩断时，货币危机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爆发。所以说，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关键词：同课异构；传统课堂；教研形式
新课改下如何提高课堂效率和提升教师素质是当前每所学校亟需解决的教研问题，而对此所采取的措施和做法，可以说各校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同课异构”这种教研模式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应运而生的，它实现了教师之间更深层次的交流，使大家能够取长补短，实现共同提高的目的，也为教学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空间。而所谓的“同课异构”实质上是指不同的教师面对同一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自己对教材的理解，立足于各自的教学经验，进行各种教学构想并付诸实践的一种教研形式。
2013年5月中旬，我校举行了一学期一度的对外公开教学活动。此次活动历史组的课题是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二专题六的第一节《“自由放任”的美国》，形式是由本校的陈老师与外校来的林老师进行“同课异构”。这节课的要求是：了解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标志和表现；分析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特点和影响；了解胡佛反危机政策的特点及效果。在教材的处理和重难点的预设上，两位老师都有对教材进行重新整合，在重难点的预设策略上也基本一致，但突破的方法不同。其重点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特点和影响；难点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影响和“自由放任”政策。从教学模式来看，陈老师的课属于目前我们学校正“流行”的“三环自主”的教学模式（即课堂上的前15分钟学生同组交流、完善学案，课中15分钟教师精讲，课尾15分钟合作讨论、课堂检测），而林老师的课则是相对传统的一种教学模式，可以说是一次“现代”与“传统”的较量。下面主要从两位老师对“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表现、特点、影响和爆发的原因”的教学处理来讲讲。
一、关于经济危机的表现
陈老师在事先学生预习的导学案中已有预设的思考题，此环节主要是由同组学生交流、反馈，教师引导学生从金融、工业、农业和外贸方面来回答。这是“三环自主”教学模式中第一环的表现之一。而林老师则通过视频《大国崛起》片段、四张照片（《苹果一斤5美分》《农场主将积压的牛奶导入大海》《无家可归的人》《等待救济的人们》）、数据材料（危机间的美国：股票价格下跌了87.4%；银行破产了共10500家，占银行总数的49%；工业生产总值下降了46.2%；企业倒闭数在13万家以上；农产品批发价格下跌了54%；农场破产了100多万家；国民收入减少了54.69%；进出口贸易下降了70%）、表格（《同1929年相比，1932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源自教参）将危机的表现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让人感触很深，印象也很深。“历史”可以激发人们的情感，亦可让人深思，而那些视频、照片、数据等就是最好的“催化剂”。例如，在林老师展示四张照片时，学生就问了一个问题：既然牛奶都积压了，为什么农场主们不把它们分给贫苦的人？这一问，可以说是切入到这节课的一个概念问题――“经济危机”，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经济危机？笔者认为只要再加上别的设问不失为一道很好的合作探究题，同时也说明课堂中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照片等资料来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发问的能力。相比陈老师的这个教学环节，通过预设问题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却略显得“硬邦邦”。
二、关于经济危机的特点和影响
两位老师的设计是“异中有同”，“异”是指陈老师通过展示插图和文字资料（美国民谣、1929年～1933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关税战）来达成目标，而林老师是直接告诉学生该从哪些方面去回答并通过讨论来解决；“同”是二者都从时间、程度、范围和影响方面引导学生来回答经济危机的特点，从积极和消极、国际和国内、政治和经济等角度来引导学生回答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些都是高中生必须掌握的解题思路。笔者认为两位老师对这一教学环节的处理“各有千秋”，但都应注意挖掘学生自身潜在的认知能力。
三、关于经济危机的原因
这是本节课的重点又是难点，两位老师是“各显神通”。陈老师在课堂教学中主要通过给学生材料，然后进行小组合作探究、展示交流结果得出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
材料三：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激化。但是，资本主义多次爆发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空前严重，仅仅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角度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究其根源，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生产力，在20世纪20年代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但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没有适应这一重大变化，采取措施在其他领域进行相应的调整，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而是延续“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
――杨宁一《历史新视野》
（2）据材料三，分析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给材料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从材料中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根据题目要求，学生不难找出两对原因：一是根本原因，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二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以及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如何？主要通过教师的讲解来解决（关于“生产社会化”的概念，陈老师在导学案中有解释），因此该合作环节不够放开。
观察林老师的课堂教学，关于这一内容其叙述表现出“详”与“略”的结合：主要从直接原因着手，略讲根本原因，并结合表格和板书突破此重难点。在这些教学环节里，两位老师所采取的方法都值得学习和借鉴，但纵观两节课，“知识检测”所花的时间很少或没有，这似乎有点美中不足。“知识检测”一般会被放在一个知识点讲完后，或教学过程最后一个环节。其实，“知识检测”也可以在我们讲解某一知识点之前进行，尤其是对解决重难点知识很有必要。因为高中历史中的很多知识点，学生在初中已学过，只是记不清了，所以适时进行检测，可以帮助学生巩固旧知识，同时亦利于深化知识。
与一般的课相比，“同课异构“的教学内容虽相同，但教学风格不同，呈现了课堂教学的多样化。通过这次“同课异构”教研活动，笔者深感受益匪浅，对教学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现代”与“传统”不能一刀切，“传统课堂”还是有其精辟、可取之处，不能一棍子打死，例如，这节课林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最后一个教学环节未完成，但其生动的、有情有感的、有血有肉的历史课堂却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代课堂”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但教师也要注意恰当的引领；教学内容的多样性和教学对象的差异性，决定老师的课堂教学不能采用一种固定的方法。“教学有法，但教无定法”，因此在今后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灵活机动地构建教学方法，以便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提高课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包训国.2009年高考文综专项训练.历史学习，2009.
[2]邵忠升.“同课异构”教研活动反思.石油教育：双月刊，2011（01）.
[关键词]国家职能 积累性职能 合法性职能 社会资本 社会支出 财政危机
[中图分类号]B089.1；D0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6－0027－05
随着二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大、世界市场贸易额的大幅度增加、信贷和金融业的兴旺，西方主流经济学愈发认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绝对合理性，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发生危机特别是发生大规模危机。其中一个主要的理由是：资本主义国家有足够的调节力，使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应对各种问题，从而排除了制度性危机的根源。因此遭遇第一次历史性的挑战。然而，这一方，则以冷静犀利的思维触觉，关注到资本主义繁荣发展背后的基因病――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国家财政危机。国家财政危机理论是新经济学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西方学者对上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干预经济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核心理论成果。1965年，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出版了《垄断资本》一书，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剩余的产生和吸收做出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竞争的消除、大公司的彼此宽容和风险的消失，这意味着经典以竞争体制为先决条件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剩余价值的实现，而不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国家在吸收剩余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但对剩余的使用却完全取决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变得越来越不合理，社会资本与资本需要紧密相联，越来越其有破坏性。奥康纳的《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继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之后的又一力作，在美国激进经济学领域引起轰动，产生了极大影响。该著作在新国家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西方概论》的作者本・阿格尔认为，奥康纳的这一著作和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1975年)是新国家学说中最重要的两本著作。毫不夸张地说，“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对70年代以后的新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著名的新国家学说代表人物兰・高夫(LanGough)、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等人都受到了该理论的重大影响。因此，研究奥康纳的国家的财政危机理论，对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及其本质、理解新的国家理论、确立科学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危机中的国家职能观
在传统国家理论中，国家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范畴，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其职能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保持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就哲学范式运演的逻辑而言，国家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如影相随，国家对经济的作用也只是在经济对其绝对决定的前提下的一些反作用。具体来说，其政治职能体现为统治阶级利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维持统治秩序，以及利用政治权力调节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缓解阶级斗争。反过来说，国家虽然对社会经济生活有作用，但是，它的作用只是辅的，因而，就其经济过程的负责层面而言，经济危机的出现是经济自身造成的，国家就不可能成为与经济危机直接发生联系的要素。
西方者结合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对国家的职能进行了更为具体多样的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对经济干预的不断加强，西方者们逐渐开始重视国家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西方者看来，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充分分析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而且，马克思也不可能预见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刺激经济、调节工资和价格以及协调大公司与工会关系中会起重要作用”。西方的始祖之一葛兰西首先开启了对国家思想文化职能的探索，这一思想后来在哈贝马斯那里以合法化理论得到了系统发挥。196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在他们合著的《垄断资本》中创造性地提出著名的“经济剩余理论”，详细论证了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对于吸收、使用经济剩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该著作被认为是战后西方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它代表着当代西方经济学者中的一个学派――垄断资本学派――的形成。此书所阐述的理论，尤其是其中所阐述的垄断资本主义“停滞理论”，对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巴兰和斯威齐也因此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该书中。国家与危机的联系第一次得到了系统的阐明，在学脉中开创了系统研究国家经济职能的先河。他提出，国家既可以作为消费者，吸收“经济剩余”，也可以成为社会消费的管理者，通过社会消费分配对经济发挥调控作用。巴兰和斯威齐把国家的功能严格限定在分配领域，而未进一步深入到生产领域中去。在此基础上，奥康纳创立了国家财政危机理论，成为新国家理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他的新的资本主义危机模式中，国家第一次被赋予了经济积累的职能，不仅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交换和分配领域起作用，还直接参与进生产过程。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奥康纳是如何以国家职能为中介全面揭示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层原因的。
二、奥康纳对国家财政危机的独特阐释
奥康纳对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危机阐释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把国家的职能与社会再生产相链接，从而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直接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确实实施着强有力的调节，但是，这种调节并不像有的理论家所言，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彻底摆脱了危机。奥康纳经过深入研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矛盾的调节，虽然缓和了矛盾，可是，它非但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这就是：问题不断积累，危机不断积累，由小问题积累为大问题，由问题、矛盾酿成危机，由局部经济危机积累成总体经济危机，以致酿成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危机、全面危机。
奥康纳看到，在马克思《资本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生产关系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方面，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更少的人手里，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整合为大规模的垄断资本，但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因此更加激化，阶级关系也更加紧 张。另一方面，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形成了高度复杂化的世界体系。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许多条件，私人资本家难以完成，只能由国家来创造。于是，社会再生产条件就由国家逐渐社会化、也必须社会化。比如，耗费巨大的高速公路、输油管道等公共设施建设，为对外扩张市场而必须建立的强大军事力量等等，这样也就为竞争性的生产行业、部门减免了费用，学校教育、医疗保健为它们提供所需要的剩余劳动力资源。因此，“社会关系的两个体系都要被考虑到：第一，经济阶级之间的关系：第二，经济阶级和国家权力(包括立法和行政部门)间的关系。我们不仅要分析劳动力和资本间的关系，还必须分析资本和国家间的关系。”根据这样的深度逻辑关联，奥康纳赋予国家在资本主义荐生产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通过运用对财政税收政策的手段，在为资本积累创造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同时，间接地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实施调节，并可以形成构建国家产业部门。这样，国家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守夜人”，也不仅仅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者，而是以超越了吸收“经济剩余”的消费者身份，直接和间接地成为社会经济的生产者。同时，根据马克思，韦伯对合法性概念的阐释，他指出，国家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必须尽可能地协调阶级间的矛盾，维护“社会公正”，以此保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就是同家所必需的合法性职能。然而，这两大基本职能在奥康纳看来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地使用武力，通过牺牲一个阶级的利益来帮助另一个阶级进行资本积累，那么民众对它的信任与支持就会因此被削弱，从而使国家失去政治合法性；而一个忽视了资本积累的国家，也会因为经济的剩余生产能力的降低和来源于此的税收水平降低而国力殆尽。这一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它可以通过国家的财政支出表现出来。
与国家的两个基本职能相对应，国家的财政支出具有“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社会支出”(social expenses)的双重特征。“社会资本”指的是用于满足有利可图的私人积累的那部分支出，包括“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和“社会消费”(social consumption)两部分。社会投资包含为了提高既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而投资的工程和服务设施(如运输、学校教育等)。“社会消费”包含为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而投资的工程和服务设施(如社会保险、公共医疗等)。奥康纳指出，这二者都有助于促进利润率的增长。在经典的理论体系的逻辑构架中，“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可以分别对应于社会不变资本和社会可变资本，社会资本只是间接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不能直接扩大剩余价值。“社会支出”指的是国家为了维持社会和谐，履行其合法性职能所必需的开支，例如用于维持失业人口稳定的福利体系。社会支出并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社会资本和社会支出是一个矛盾过程，这一矛盾产生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趋势。”这就使得国家职能本身的矛盾无法调和，一方面，国家尽管对社会资本的投入越来越社会化，数量越来越大，但是，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剩余(包括利润)却不断地被私人占有。这种生产条件的社会化和利润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对立运动。就形成了国家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之间的“结构性缺口”，从而造成国家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国家的权力被私人资本家所控制，控制了国家权力的资本家则必然为了个人主义目的进一步加剧财政危机。在国家预算中，一大群“特殊利益”者(企业、工业等经营利益)，出于自身利益的算计，要求国家预算用于社会投资，组织起来的工人们却要求国家财政多用于社会消费，而失业者和经营破产者则要求扩大社会支出。各个阶级都希望从国家财政中多分一杯羹，却没人愿意缴纳更多的税费。这些为了控制国家财政预算而展开的斗争，进一步损害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财政能力，并潜在地威胁着这一制度生产剩余的能力。
为了应对危机，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会采取三种措施：一是降低社会福利；二是提高税率，增加新的税种；三是发行债券。奥康纳指出，降低社会福利和提高税率增加新税种必然都会遭到社会成员的普遍反对，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不安定，甚至会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无节制地发行债券，或迟或早是要偿还的，国家还债也只有依靠税收。因此，上述这些举措都不能从根本上最终解决危机。最后，奥康纳得出结论：归根到底，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危机产生的根源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导致了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的，由此产生的利润却被私人占有，社会资本投入是国家的、社会的，但社会剩余、社会收入却被私人占有。国家的合法化本身要求增加社会资本，提供令人满意的社会福利供应，国家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一旦它努力摆脱或减轻这种负担，都会带来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事实上，它不可能有足够的税收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所以，任何资本主义体制内的调节都只能缓解眼前的燃眉之急，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唯一能从根源上消除危机的可靠路径。
三、奥康纳国家职能说的理论性质评说
奥康纳的国家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存在完全不同的评价。
奥康纳的国家理论是对经典国家理论的偏离还是发展?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国家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有一种批评意见影响很大，认为奥康纳的国家理论是对经典国家的偏离。这就是英国著名的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的观点。他认为，“奥康纳与新近的德国学派一样，认为国家的权利关系是复杂的、半自主的，不能将它归结为对资本家利益的表达”，“国家不是某一特定阶级的工具、而是用于协调各阶级之间的政治冲突的，它是相对自主的”，国家对某一阶级的偏袒，是各阶级竞争的结果。笔者不能同意这类观点。我认为，在奥康纳那里，同家的本质仍是资本家利益的捍卫者。他对国家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与经典是一脉相承的。以下两点足以为证。其一，关于国家的本质。在经典理论中，国家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两个特征，但其本质属性是阶级性。一方面，国家是社会的代表。恩格斯所说，“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凌驾于社会之上，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国家要对市民社会进行管理，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说过，国家的活动“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政府同人民对立的本质决不仅仅是公权同私权的对立，本质上是阶级的对立。国家权力在处理阶级对立的过程，就是实施阶级统治的过程。就其位势而言，它凌驾社会之上而不平等地代表全社会，“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就其对阶级矛盾的处理而言，它处理阶级矛盾却不是对所有阶级平等相待，原因是：“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 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资产阶级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统治阶级追求“普遍权力”，并通过国家机器行使“普遍权力”，但是，这种“普遍权力”决不是为了“普遍利益”，而是统治阶级通过权力的最大化来保证利益的最大化。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可是，国家往往给人以假象，以为国家是“善的实体”(黑格尔)。其实，国家是假借全社会普遍利益的名义来实现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组织形式，统治阶级或者将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或者只有在其他阶级的利益与统治阶级利益相协调时，才有真正的普遍利益可言。统治阶级的宽容底线是不与其利益相冲突。奥康纳在此理论基础上对国家职能学说做出了重要发展。一个最突出的方面是他以现代视野，揭示了现代国家被社会性严密包裹着的异常隐密的阶级性。国家虽然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形象出现的，但并不代表社会的共同利益。国家具有的双重职能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维护资本的再生产，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所需要的社会秩序的机器。并且，他通过分析积累与合法性的矛盾揭示了国家的经济职能内部，以及经济职能与社会政治职能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反映了国家一方面作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统治工具，另一方面作为维持社会存在的代表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周家在奥康纳那里比起在传统理论中的确具有更多的自主性，这种所谓的“自主性”。所体现的“国家的政治决策是在一个限定的社会关系框架中产生的，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冲突的结果”。国家行为表面上是社会行为或为了社会的行为，并将许多再生产条件社会化，但是，由于社会再生产说到底是资本再生产，因此，再生产条件的社会化本身，是办了个别资本家无法完成的事。在这个意义上说，还是马克思的判断：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处理资本家集体事务的机器罢了。其二，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国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变化不仅推动着国家性质的变化，而且还决定着国家性质变化的方向。正如恩格斯所说，“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虽然在奥康纳那里，国家被赋予了生产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传统的上层建筑范畴，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参与了原有的生产秩序，归根结底，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因此，奥康纳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解与国家理论的基本精神仍然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