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0:05:0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乡村劳动力资源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农业;供求预测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河南是全国第一农业大省,也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研究河南省农村劳动力的农业供求状况对河南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或假设
灰色预测模型是预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理想工具。该模型以灰色系统理论为依据。灰色系统理论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对“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实现对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律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这种只有部分信息是已知的系统就是灰色系统。影响农村劳动力供求量的因素很多,且各因素的作用机制无法用明确的数学模型来描述,如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那么这个系统就是灰色系统。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预测因此可以用灰色系统预测法来预测。灰色系统预测方法与传统预测方法相比,具有明显的优点。如预测所需的信息较少、方法简便、易于掌握,计算也不太复杂,模型的拟合精度较高等。
需要澄清的概念有以下方面:第一,“农村劳动力资源”不等于各类统计年鉴上的“乡村劳动力资源”。因为统计部门所说的“乡村劳动力资源”包含农村学校、医院等单位中非农村户口的劳动力资源。本文所说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应该是农村户口的劳动力资源。第二,“农村劳动力资源”不等于各类统计年鉴上的“乡村从业人员”因为统计部门所说的“乡村从业人员”同样包含农村学校、医院等单位中非农村户口的从业人员。除此之外,统计部门所说的“乡村从业人员”立足“从业”,把乡村待业人员排斥在外。第三,本部分的农村留守人员,指的是农村留守农业(广义)的劳动力。第四,劳动力流动,指举家外出住户的劳动力和农村常住人口中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或为外出从业,但在本乡镇地域内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由于婚姻关系而引起的地域变化,以及由于考取大学、中专等院校和参军而离开原居住地的,都不应视为流动劳动力。
二、农村劳动力农业需求的预测
(一)农业需求指标的确定
农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业是指,利用动植物的生活机能,通过人工培育以取得产品的社会生产部门。通常可分为种植业和畜牧业两个部门,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狭义的农业仅仅指农作物栽培。
测算狭义的农村劳动力农业需求人数是通过农村劳动力农业耕作能力调查得来的。农村劳动力农业耕作能力,就是每个农村劳动力一年能够耕种多少亩土地。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就土地情况来看,有水田、旱田、丘陵、平原等;就作物种类来讲,有玉米、水稻、棉花、蔬菜等;就劳动力状况来讲,有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的差别……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耕作水平的数据测算,条件微殊,结果迥异。本文以《河南调查年鉴》上的“常用耕地面积”为依据,运用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农业耕作能力为6.80亩/年/人,计算、推导农村劳动力的农业需求数目。测算农村劳动力的林业就业状况时,主要考虑以下3个因素:林业用地中一部分平原经济林已经统计入农业耕地面积,因此不应重复计入吸纳就业的林地面积;经济林从业人员中每年林业劳动时间约半年左右,其余时间从事其他劳动;林地分为经济林、苗圃和一般林地共3类。人均管理定额为经济林8亩/人,苗圃6亩/人,一般林地2000亩/人。
广义的“畜牧业就业”,除了包括畜禽饲养领域的就业之外,还包括畜禽屠宰、加工等领域的就业。这是畜牧行业对这一概念的一贯理解。本文所称“畜牧业就业”是狭义的畜牧业就业,仅指养殖业就业,即从事畜禽饲养的就业情况。畜禽屠宰、加工领域的就业人员被看作已经流动的劳动力,不在畜牧业就业人员之列。农村渔业劳动力包括专业劳动力和兼业劳动力。按照“新渔业指标体系”的界定,“兼业劳动力”指全年参加渔业活动时间累计3个月以上,不足6个月。这部分人员基本上以农业从业为主,可以不把这部分人员计入渔业劳动力之内。“专业劳动力”中,有捕捞专业、养殖专业和其他专业劳动力,“其他专业劳动力”中,有少量渔业流通领域的从业人员不属农村户口。但这部分人员为数极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二)数据收集
(三)农业需求的预测及结果
1、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广义农业需求的灰色预测
应用灰色预测方法可以获得如下预测模型。乡村从业人员中农林牧渔的需求预测模型为:
x(1)(1999+t)=141615.192038-138056.592038e-0.025536t
该模型的平均模拟精度为99.71%,可以预测2006-2008年的需求分别为:3063.600万人、2986.357万人和2911.062万人。
2、河南省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业需求人数预测
从2002年开始“年底实有耕地面积”改用“年底实有常用耕地面积”,统计口径不同(下同)。常用耕地,指耕地总资源中不包括临时种植农作物的坡度在25度以上的陡坡低;在河套、湖畔、水库区临时开发的成片或零星土地;也不包括扩列为国家和省区市退耕计划但临时耕种的土地。
农村劳动力的农业需求人数预测:
x(1)(1999+t)=222300.197383e0.006969t-220783.597383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1.1563%。
对未来五年的预测:1609.8万人、1621.1万人、1632.4万人、1643.8万人、1655.3万人。
三、农村劳动力农业供给的预测
(一)农业供给指标的确定
农村劳动力指的是具有农村户口的劳动力,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农村劳动力广泛分布在工、农、商等领域内,本研究将农村劳动力的农业供给指标定义为农村劳动力总人数,减去流动出去的农村劳动力(既包括异地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也包括就地流动的),剩下的农村劳动力数,即农村留守劳动力人数。
(二)数据收集
(三)预测的实施及结果
1、农村劳动力总资源预测模型
x(1)(1999+t)=-1193549.547847e-0.004206t+1198557.547847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0.3286%。
对未来五年的预测:4905.0万人、4884.4万人、4863.9万人、4843.5万人、4823.2万人。
2、农业人口数预测模型
x(1)(1999+t)=01851604.622291e-0.004198t+1859358.622291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0.3259%。
对未来五年的预测:7595.2万人、7563.4万人、7531.7万人、7500.2万人、7468.7万人。
3、农村留守劳动力人数预测
x(1)(1999+t)=-68966.910617e-0.076969t+73731.500617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3.15%。
对未来五年的预测:3477.08万人、3219.49万人、2980.99万人、2760.15万人、2555.68万人。
4、农村劳动力的侠义农业富余数量预测
x(1)(1999+t)=-31043.365072e-0.121737t+34291.355072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1.9429%。
对未来5年的预测:1935.87万人、1713.98万人、1517.53万人、1343.59万人、1189.59万人。
四、农村劳动力农业供求预测的分析与结论
(一)农村劳动力的农业供求分析
如果按已有的经营水平预测,2006-2008年农林牧渔的需求分别为:3063.600万人、2986.357万人和2911.062万人。同一个时期,农村留守农业的劳动力人数分别为:3477.08万人、3219.49万人、2980.99万人。从两个数据的比较来看,农村留守农业的劳动力人数大于实际需求人数,即农村的农村劳动力仍然富裕,2006-2008农村劳动力的富余数量分别为:413.48万人、233.13万人、69.93万人。
如果按标准的土地耕作标准(6.8亩/人)和狭义农业在广义农业中所占的比重90.84%(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课题组调查数据)计算,2006-2008年农林牧渔的需求可通过农业需求人数除以90.84%分别求得。根据农村劳动力的农业需求人数未来五年的预测:1609.8万人、1621.1万人、1632.4万人、1643.8万人、1655.3万人,计算得出:2006-2008标准的农业需求人数分别是:1772.13万人、1784.57万人、1797.01万人。把这组数据和同一个时期农村留守农业的劳动力人数:3477.08万人、3219.49万人、2980.99万人比较来看,农村留守农业的劳动力人数仍大于实际需求人数,即农村的农村劳动力仍然富裕,2006-2008农村劳动力的富余数量分别为:1704.97万人、1434.92万人、1183.98万人。
[关键词] 新农村 建设模式 乡村旅游
一、江苏新农村建设现状
1.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与实践
自2005年以来，关于新农村建设研究是全国各地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对于新农村建设，做了很多尝试，并形成众多建设模式。在农村社区发展模式上，我国创造了以华西村为代表的苏南模式，以柳市镇为代表的温州模式，以深圳万丰村为代表的万丰模式，以河南为代表的模式，以遵义市镇隆村为代表的镇隆模式，以长沟沿村为代表的铁岭模式，以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为代表的兴十四模式等。江苏新农村建设模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但不论选择构建何种模式，都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2.江苏新农村建设困境
2006年江苏省2.7万进城务工农民返乡创业，创办各类企业8927个，带动9.1万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不容置疑，江苏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农民持续增收有一定的难度。目前江苏农民增收主要途径：一是劳务输出。在未来劳务输出的空间有限：(1)劳动力转移，农村现形成大量留守人员，以及留守儿童教育等；(2)科技进步，企业对于员工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技术水平很难跟上其要求；(3)随着经济全球化，竞争加剧，劳动力成本增加，使得企业劳动力优势明显降低甚至不复存在，尤其乡镇企业；(4)企业发展存在容量及边界的瓶颈。二是支持农民返乡创业致富，提高经营性收入。其次，区域发展差距，南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缩小差距任务仍很艰巨。目前已达全面小康的县（市），均名列全国百强县的前50强，而未达小康的县（市）中，不少地区的人均GDP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社会结构失衡、城乡二元化格局、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依然存在。与农业经济问题相比，农村的社会问题显得更为严峻。一些地方不仅生产靠老人妇女，而且出现了许多“留守儿童”，家庭内部的很多矛盾很难协调；再加上一些基层组织松懈、制度涣散、文化生活缺失；农村的治安、社会保障、养老、救助等问题日趋复杂。
二、发展乡村旅游与江苏新农村建设互动
1.发展乡村旅游，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国内外经验证明，乡村旅游与城市旅游互动，可以增强旅游吸引力，增加外来游客的驻留期，拉动旅游消费，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全省乡村旅游区(点)能够向游客提供的农产品、自制工艺品和深度加工农产品等品种已经多达数百个，其中一大批已经成为旅游市场上的知名品牌。从2003年～2006年上半年，仅苏州实现乡村旅游收入25亿元，接待旅游者2100万人次，培育了以农家乐、渔家乐和农业旅游示范点为代表的各类乡村旅游区（点）300余处，建成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5家。
2.能够顺利转移农村劳动力，缓解社会结构失衡、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
“九五”以来，我省旅游从业人员总数年均递增8.9%，比全省服务业从业人员增幅高5.8个百分点。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的兴起，还转移了大量企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目前全省间接旅游从业人数已突破325万，仅苏州市乡村旅游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万人，间接就业人员5万人。2005年，江苏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12.5148万人。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之际，充分利用旅游业的就业优势。通过开展旅游活动，引进城市资金，发挥旅游增量资源价值，增加新的就业渠道，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以改变农村破旧的面貌、稳定农村社会、缓解或解决留守儿童教育、家庭矛盾、基层组织涣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促进江苏的新农村建设。
3.新农村建设的同时也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乡村旅游蓬勃发展起来，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巨大的驱动作用。同时农民不离乡、不离土，增加收入，幸福指数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又会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新农村建设也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商业环境，发展空间和政策支持。这样，形成以乡村旅游带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互动机制。
三、江苏发展乡村旅游资源禀赋
2006年度江苏旅游国际旅游接待445.1921万人次，外汇收入278664万美元，国内旅游接待19935.79万人次，旅游收入达2012.15亿元。到2010年，预计旅游增加值达到2100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6%以上。
1.发展乡村旅游进入壁垒相对较低
江苏乡村旅游依托河湖港汊、山林原野、岛屿滩涂、果林苗圃、乡居民宅以及独特丰厚的乡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和充分整合利用优势自然生态资源、农业生产过程、农民劳动生活场景和浓郁的乡风民俗等人文民俗资源，已经突破初期单一的“农家餐”、“农家乐”模式，开发出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民俗风情欣赏、自助农庄和农业主题公园等多种旅游项目，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江苏旅游业的自身特点看，旅游行业属于服务贸易业，不存在产业雷同也不容易被垄断。因此，旅游业是一个市场准入较为宽松的行业，贸易壁垒比较少，同时乡村旅游企业所需要的资金、人才、技术等同其他（如工业）企业要求相对较低。
2.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闲暇时间的增多为其提供条件
收入的增加、休假安排，为居民出行、购物和休闲提供了便利，对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期到一定的作用。2000年江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6800元，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41.1%；2006年江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4084元，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36%。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支出比重15.24%。1999年，我国对法定节假日调整，形成了“春节”、“五一”、“十一”三个连休7天的长假。2007年进一步调整，总天数不仅有所增加，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农历除夕等民族传统节日还被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职工带薪休假规定，为居民外出旅游提供了时间和经济上的可能。
3.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可进入性强
2003年～2005年，江苏累计建成通车农村公路4.1万公里，行政村灰黑化等级公路通达率达到93%，2006年新改建农村公路1.1万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大中桥梁1050座，乡镇卫生院改造、乡村综合文化站室建设和以“三清一绿”为重点的环境整治等工作均取得成效，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十一五”期间，新改建农村公路4万公里。全面实现县到乡通二级、乡到乡通三级、乡到村通四级的发展目标，逐步把农村公路延伸到规划的农村居住点，实现真正的“村村通”。
4.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其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2006年江苏乡村劳动力2656.80万人。截至2005年6月底我省农村劳动力累计转移人数为1518.19万人（包括地域转移和产业转移），目前还有约560万人需要转移，可供输出的农村劳动力仅有175万人，且技能素质，年龄性别结构、文化层次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日趋专业化、技能化需求。在我省农村发展旅游业，一方面可以就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旅游接待工作；另一方面，由于乡村旅游业就业岗位层多面广，所需技术相对难度不大，只需短期培训就可上岗工作，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化。一旦乡村旅游形成一定的规模，成为江苏农村地区的重要产业后，就可以实现当地劳动力的长期甚至永久转化。
综上所述，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按农村实际和旅游经济规律办事，发挥农业和旅游两个行业的优势，着力解决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瓶颈因素。具备资源禀赋的乡村发展旅游，构建以乡村旅游发展为江苏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拓展农业、旅游产业发展空间，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新农村建设的效率与效益。
参考文献：
[1]王素琴: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互动模型[J].济论坛，2007.1:P122～124
[2]江苏省旅游局:统计局.2006年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统计公报，jssb.gov.cn/sjzl/tjnj/2007/nj00/nj0006.htm
本项研究讨论了中国农村发展近期及长期面临问题的各种政策选择。本报告认为：（1）当前农村的主要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确保农民收入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是减少乡村人口。当前由过量的经济生产能力造成的通货紧缩抑制了农村人口的迁移，也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消除通货紧缩。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于需求扩张具有乘数效应。政府应通过反通货紧缩的扩张财政政策配置更多的资源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一旦消除了通货紧缩，农民收入将相随于劳动力转移而获得增加。（2）建立全国一体化市场对于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西部地区分享东部地区动态增长中的收益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体化市场的建设对于生态脆弱区调整其生产结构、保持可持续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3）持续改善农业生产技术是中国保障粮食自给的必然要求，也是农民从加入WTO获得收益的重要保障。 政府应增加对农业科研部门的公共投入。（4）乡村人口迁移的可能性取决于城镇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机会。因此农村发展因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为适应进入WTO对国民经济的挑战及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应遵循“比较利益”的发展战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及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发展。（5） 中国的中部地区集聚了绝大数量的乡村人口，并面临最少的自然资源和最为严重的贫困问题。政府应优先解决中部地区的乡村发展问题。
序 言
本报告的首要目的是研究近年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中国农村发展（不是农业发展）的一些重大战略问题。自中国经历了1992年的通货膨胀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相应于解决经济生活中潜藏危机的需要，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转型的战略和路径发生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行政干预在增强，资源配置的权利日益向中央政府集中，二是农村长期发展和农村的制度转型受到严重抑制，造成了农村在非农产业发展、劳动力流动、农村财政和金融等方面面临了激烈的矛盾冲突，接连数年出现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下降等问题，造成人口最多的乡村部门对于经济增长和制度转型的参与程度日渐降低。
针对上述问题，目前的政策调整并没有能够对症下药，比如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难以确保可持续性的生态建设战略等，这些战略至少在中短期内当前农村面临的问题是没有效力的。另外的一种政策思路是不断地在农业生产内部或农村自身寻找解决当前农村问题的出路。显然这些方法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农村面临的突出矛盾的。
我们并不认为当前的农村发展能够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不认为农业生产中就不存在问题。实际上当前农业发展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要素使用、资源管理、生产组织、研究和科研开发、农业推广服务体系、生产资料供给及服务、农产品质量标准等等。我们也不否认这些问题在当前农村发展中的重要性程度。但是，农业生产中许多问题的解决可能涉及到更为基本的一些战略和体制问题，比如当前的财政体制和农村金融体制问题。同时作者认为，就国民经济长期的成长和转型来看，基本战略和制度的制约相对于农业发展对农村发展的制约来说更为基本。因此本项研究的方法是从整个国民经济成长和转型的视野，来考察当前中国农村在战略和制度层面所面临的重大的和基本的问题，并力图提出实施新战略的主要内容。
由于本报告宗旨在于帮助亚洲开发银行分析和了解近年来中国农村发展战略变动的基本线索、特点和原因，以便于亚行能够在考虑新的、支持中国农村发展战略时作为参考。鉴于此一目的，本报告没有更多地涉及关于农业生产发展方面的问题。比如土地资源使用及管理、水资源的利用与管理、农业科技与推广等等具体的农业生产发展本身的问题。
本报告在起草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也引用了许多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特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第一章、导言
1、中国乡村部门面临的问题
1．1 中国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已经经历了20多年。1978-2001年其实际的GDP年均增长达到9.3%，人均GDP达到8.1%。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较少，从1978年占人口一半以上，下降到90年代末期的不到10%。通过改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贸易大国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排名世界前列的国家（OECD， 2000年10月）。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5.0%，进口和出口的增长都快于GNP的增长率。对外贸易占GDP的比率由1978年的9.5%提高到2001年的44.0%，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大国中最为开放的国家。高速的经济增长、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是中国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
1．2 经过了20多年来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却始终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国有企业部门的经营困难，很快带来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坏帐增加和大量经营亏损。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直接导致：（1）政府税源的减少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下降；（2）银行大量信贷资金被国有部门占用，而非国有部门能够获得的信贷资源大幅度减少。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潜藏的金融风险，制约了中央政府从容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而1993-1994年的通货膨胀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成中央政府更加强化全国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统一性及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倾向。此外，为了克服通货紧缩造成的宏观经济困难，1998年末政府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到2002年末，政府已发行6600亿元长期国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改造及城镇低收入人口的收入保障。上述政策实施的结果，直接导致当前中国农村的发展与改革面临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而当前宏观经济增长中出现普遍的生产能力过剩而出现的通货紧缩更加加剧了解决农村问题的难度。
1．3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农村地区开始启动。在1978-1984年改革的初期，家庭承包责任制替代了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农民人均收入实现了年均13.9%的高速增长。然而，正如表1所示，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1984年以后始终低于城镇人口收入增长的水平。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1978年的2.57:1扩大到2001年的2.94:1。
1．4 尽管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很多，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乡村人口和乡村滞留的劳动力过多所致。几乎所有问题都与此相关。农业无论如何发展也没有空间来解决众多乡村人口的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的基本要求的（林毅夫2002；Johnson 2002）。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现实看，8.7亿乡村人口，利用15亿亩耕地生产农产品供给4亿多城市人消费。在这种人口格局及现有的技术水平下，我们必须常年维持70%左右的耕地资源投入到粮食生产中，商品农产品的生产受到极大的制约，同时也使农业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份额日渐下降。在现阶段，仅仅依靠农业无法解决当前的农村问题，仅仅依靠农业政策的调整来寻找加快农民收入增长的道路难于凑效。 转贴于 第二章 农村发展问题的成因
2、70%的乡村人口是所有农村问题的症结1
2．1 当前所有农村问题的根源在于众多的乡村人口对资源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在于乡村劳动力寻求非农就业而面临的各种障碍。如果不把乡村人口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扩大作为农村发展和改革的首要目标和战略的话，其他的政策手段和政策目标都将无法奏效。
2．2 从1978年底到1984年的第一阶段改革，农民人均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实行了，释放出了农民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压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到了1985年在全国普遍实行以后，农民人均收入增长进入到常规阶段。
2．3 由于农产品的需求不仅收入弹性小，而且价格弹性也低。在正常情况下，一家农户增产，这家农户的收入可以增加，但是，如果每家农户都增产，造成农产品的供给曲线向外移，农产品的价格会大幅下跌，甚至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形。中外历史经验表明，在常规时期，唯有通过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一方面流动出来的劳动力由农产品的供给者变为农产品的需求者，使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向外移而供给曲线向内移，另一方面使留在农业的劳动力耕地面积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才能长期持续增长。
2．4 历史经验亦证明上述观点；例如美国农业人口的比重在1870年时为50%，1920年初步完成工业化时尚有30.1%，1955年时下降到11.6%，到1985年就只剩下2.2%。日本农业人口在1870年时高达70.1%，1950年降为48.3%，到1993 年时仅余5.9%，韩国在1963年农业人口仍为63.2%，到1995年只剩12.5%。按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在1990年，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占其总劳动力的69%，而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则仅有5%。同年，低收入国家农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而高收入国家只占2%。从上述经验数据可看出，只有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不断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才能保证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城乡收入水平才不会有过大的差距，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才能够享受与城镇居民大致相同的经济福利。
2．5 2000年，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已达47962万人，其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达32797.5万人，占总量的68.4%，占全国从业人员的46.1%。而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的份额仅及15.9%。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社会平均水平的1／3 。“八五”期间，我国农业中的劳动力总量减少了1001.9万人，而整个“九五”期间，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总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净增加了463万人，致使本来就相当严重的农业劳动力过剩、农民就业极不充分的状况更加恶化。
A、 农产品供求与价格
2．6 中国农产品价格自1997年以来出现连年下降，导致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也出现连续四年持续下降。1996-1999年中有3年粮食的总产量超过5亿吨，其他农产品也出现全面增长，导致农产品价格出现全面下跌。1997年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4.5%，1998年下降8%，根据当年农村住户调查的资料反映，1998年农民出售的15种主要农产品中有12个品种的价格下降，而肉类价格跌幅最大，达12.7%。
1.围绕我省农业主导产业发展开展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围绕我省粮食蔬菜种植、畜牧养殖及农产品、畜产品、果蔬加工业发展，培训职业农民，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围绕乡村旅游、农村妇女手工艺、特种动物养殖与加工、特产经济植物种植与加工，农村园林绿化、农村信息员、政策性保险服务等从业人员开展培训工作，加强当地特色职业岗位开发，引导受训农民就地就近就业。2011年，将完成以上培训3.8万人次。
2.依托我省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开展培训，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通过在税费、信贷、水电、土地等方面扶持政策的落实及全面推进“111工程”、构建产学研联结平台等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我省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迅速发展。企业的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巨大空间。阳光工程培训要重点围绕全省乡镇企业发展这一机遇，对已进入和拟进入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民工、农民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及人才储备培训。2011年，将完成相关培训1.5万人次。
3.结合新农村建设、农村民生工程建设开展培训，带动农村劳动力域内转移就业
“十二五”期间，将重点围绕全省水泥路村村通、屯屯通工程，农村安居工程改建任务，国有林区棚户区改造，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及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加强农村电网改造等民生工程建设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011年，计划结合新农村建设、民生工程建设完成培训1.8万人次。
4.围绕重大惠农政策落实和农村服务业发展开展培训，带动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随着对农业农村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和农机购置补贴、粮食直补等一系列重大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民人均收入逐年大幅提高，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积累了一定资金并参与资本经营。一些农民在农闲季节进行农特产品、日用消费品营销，农机大户和农机专业合作社开展的农机作业服务、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各项服务业务已渐成规模。2011年，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要围绕重大惠农政策落实和农村服务业发展，重点开展农机操作手、农机修理工、农村经纪人、沼气工、乡村动物疫病防治员、农资产品营销员、机防手、乡村建筑工匠、乡村旅游服务员的培训，并完成6.7万人次的培训任务。
近日，在黔西县永兴彝族苗族乡复兴村二组，村民刘兴强放下电话后，眉飞色舞地打开了话匣子：“我们乡自从有了农活打工队后，土地宽，人手少的人家就不用再担心活干不完，耽误粮食的收成了……”。
“农活打工队”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能如此受欢迎？为此，笔者在当地进行了深入了解，终于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村民首创：打工赚钱不用离乡
永兴乡农活打工队即是永兴乡劳动力资源协会的前身，是活动在该乡的一支特殊队伍，专为那些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提供各种农活承包服务。
永兴乡党委书记吴轩歧告诉笔者：“我们乡在黔西县是典型的农业乡，到目前为止，全乡每个劳动力要承担1.22亩的耕种任务。但是近年来，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使很多家庭劳动力极为缺乏，导致许多田土荒芜，农活无人干。这，成了群众一块心病，也是乡党委、政府的一件大事。”
就在大家为此伤透脑筋时，却有人挑起了这一重担，此人就是永兴乡打底村50来岁的村民李庆丰，是当地出了名的“点子大叔”。这几年，见村里一方面劳动力不够田土要撂荒，一方面一些在家的劳动力找不到别的活干，日子越过越紧巴，他就每天琢磨着有个法子改变这一局面。2005年，李庆丰把在家27个劳动力召集起来，组建了永兴乡第一支农活打工队，专门在各村揽活。只要群众有需要，自己队又能做的，李庆丰都一律承揽过来，然后统一安排。这样既解决那些缺少劳动力的人家农活无人干的问题，又促进了在家劳动力的再就业，让他们不出门也有活干，也有钱赚。
打底村村民马良英2007年3月加入农活队，自己的活做完就跟着大伙走家串寨，平均每个工作日的打工收入约合50元左右（烟、酒、水和一日三餐除外），一年不到，取得劳动报酬8100多元。他说，赶上农忙季节活多得接不过来，有些人家还到处托人请他们。这样忙碌虽然累，但是心里高兴。
政府帮助：因势利导健康发展
看到打工队“致富不离乡”，其他村民纷纷效仿，仅三年时间，永兴就成立了农活打工队56支，有队员1580人，活跃在全乡每一个村落，极大地解决了当地因劳动力缺乏而土地荒芜的局面。
永兴乡农活打工队的迅速发展，不仅得到了群众的拥护，还得到县乡相关部门的认可和帮助。2007年12月5日，在永兴乡党委政府和县劳促会的帮助协调下，全乡56支农活打工队协调在一起组成了永兴乡劳动力资源协会，这也是毕节地区第一家劳动力资源协会。
协会对原农活打工队人员进行适当调整和合理分组，把服务外延扩展到外出务工和劳动力输出方面。并打算对劳动力进行各种技术培训，培训后，将有外出务工倾向和在家就业的进行分册登记。对想外出的人员按照外界需求有序输出；在家的根据其所学或自身特长进行分工，结合群众需要进行合理安排。
茨落村村民马德忠说：“以前总是陷入两难境地，要出门找钱就顾不了家庭，照顾不了老小，呆在家里，又找不了钱，愁啊！参加了劳动力资源协会，我又会点泥水工，除了下蛮力的活，有修建之类的活我也拿得下。几个月下来，还赚了不少，真是不错，赚了钱又保了家庭，满意了！”
永兴乡自有了农活打工队后，没劳动力的人家不再愁无人干活了。家住永兴街道的王晓海，以前为了做生意，无暇打理土地，如果承包不出去就只有任其荒芜。自有了农活打工队后，他把土地全部承包给他们，偶尔去看看，从栽种到收进家门自己没有插过手，收成却比自己做时还高，付出的工资又比往年承包给别人划算。现在他不仅做生意，还搞起了养殖，一年下来，收入6万余元。用他的话说这叫一举三得。
连锁效应：村风民俗因此改变
打工队在“搅活”了乡村经济的同时也改变着乡村的面貌。到目前为止，全乡电话普及率从2005年的25%提高到80%；有一半以上的人用上手机，其中农活打工队队员手机执有率高达91%以上，队员冯磊认为要方便和队里联系，加强队员之间的沟通，让群众及时找到人，手机是最好的联系工具；有些甚至还购买了摩托车，以便于随叫随到。
村里大多数劳动力每天早出晚归干活挣钱，聚在一起赌博的现象不见了，农闲时节无所事事的人少了，吵架闹事的情况也渐趋减少，大家聚在一起谈的都是这个月做了多少桩活，赚了多少钱。村里人多了几分和气，人与人之间增了更多亲切和团结，日子越过越火，人越活越精神，民风也越来越和谐。
[关键词]常住人口变动；人口城镇化；四川省；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3—0091—06
常住人口增长既是区域经济活力的体现，也是人口流动的必然结果。区域常住人口增长对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等具有重要作用。人口分布变动历程表明，人口总是从农村向乡镇、再向城市流动，最终形成城乡人口结构调整进而实现人口城镇化。中国人均GDP已迈过5000美元（2011年）大关，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序列，在不久的将来将跨入人均13000美元的发达国家序列，届时人口城镇化水平将达到或超过75%。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多以“链式”进行，即以乡村劳动力的城镇转移为依托链条，带动抚养赡养人口的城镇迁移并实现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身份转变。目前，我国城乡人口结构已发生根本逆转，城镇化水平达到51.2%，但城镇户籍人口比重仅为35%（2011年），两者相差16.2个百分点，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不能融入城市社会，被普遍质疑为“伪城镇化”。对此，十报告提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质就是推进城镇常住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四川是全国人口流动大省和西部人口大省，常年在外的川籍农民工达千万人左右。近十年四川呈现常住人口净减少和户籍人口净增加态势，与此同时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全国近十个百分点而老龄化程度却高于全国两个百分点。目前，四川省人均GDP已达4300美元，步入工业化中期和城镇化高速发展期。在全省常住人口持续减少与常住人口区域分布的非均衡性背景下，如何加快城镇化进程并分享城镇化红利，需社会各界给予高度关注。本文从常住人口区域性变动视角，分析常住人口区域性变动的特点及驱动因子，讨论人口城镇化面临的发展困境，提出人口城镇化的政策选择建议。
一、常住人口区域变动之基本特征
常住人口是经常居住在特定区域的人口，包括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户籍人口和户籍常住人口。非户籍常住人口往往被称为移民，移民是现代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巨大特征，而人口迁移是大都市发展的巨大引擎。受制于户籍制度设计约束，中国城市化呈现出特有的中国特色，城镇常住人口数量远超过城镇户籍人口总量，呈现城镇外来常住人口持续增加现象。作为传统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近年来常住人口总量持续下降，而境内特大城市——成都市常住人口近十年却持续增长，外来常住人口成为成都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常住人口规模持续下降且呈现明显的区域非均衡性特点。
（一）省级常住人口呈现持续减少态势
省级常住人口是指在四川境内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户籍人口和户籍人口。四川省统计年鉴自2006年起将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单独统计，至此拉开了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年度变动趋势。从2005年起，全省常住人口数量一直低于户籍人口数量，差额从2005年的430万增加到2010年的1008万人，6年净增578万。常住人口总量也从2005年的8212万减少到2011年的8050万，6年净减少162万，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重从2005年的95.0%下降到2011年的89.9%。在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2.7‰的平均水平下，户籍人口总量从2005年的8642.1万增加到2011年的9058.4万，净增加416.3万（表1），户籍人口净增量低于常住人口减少量。常住人口的持续减少伴随着全省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全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全国平均水平高2，08个百分点。
（二）常住人口增减变化呈现明显的市（州）非均衡特点
全省常住人口持续减少的同时，21个市（州）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却呈现非均衡性变动。除成都、攀枝花、甘孜三市（州）一枝独秀地呈现出常住人口增长快于户籍人口增长外，其余各市（州）均呈现常住人口大幅减少的趋势。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的市（州）从2005年的成都、攀枝花、阿坝、甘孜、凉山等5市（州）减少到2011年的成都、攀枝花、甘孜等3市（州），常住人口小于户籍人口的市（州）从2005年的16个增加到2011年的18个。期间，成都市是常住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外来常住人口从2005年的125.9万增加到2005年的243.8万，增长了1.93倍。其次是攀枝花市，成为唯一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的中小城市，常住人口增量从4.9万增加到2011年的5.4万，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成都市。甘孜州则从0.4万增加到2011年的1.1万，增幅较大。与此同时，各市州常住人口呈现净减少并持续扩大态势。其中，广安市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差占户籍人口的比重最高，达到31.5%，也就是全市三分之一的户籍人口常年在外；广元、达州、资阳等3市也是常住人口减少较多的市，减少幅度在20%～30%之间；自贡、泸州、绵阳、遂宁、内江、南充、眉山、宜宾、巴中等9市减少幅度在10%～20%之间，德阳、乐山、雅安、阿坝州、凉山州等5市（州）减少幅度低于10%。
（三）常住人口增减变动的县（市、区）分布特点
县（市、区）常驻入口缺乏直接的统计数据，但可以根据人均GDP的计算公式推算出各县（市、区）常住人口数量，再与户籍人口进行比较，最后计算出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重即可。2011年，全省181个县（市、区）中，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的县（市、区）仅有40个、常（住）户（籍）人口差为327万，常住人口等于户籍人口的县（区、市）2个，常住人口低于户籍人口的县有139个、常户人口差为1364.3万人（表3）。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最高的为金牛区（常住人口是户籍人口的1.7倍），常住人口比重最低的是乐至县（0.62倍）。在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的40县（市、区），以各地级市与县级市的主城区为主，其中县级区19个、县级市3个（西昌市、都江堰市、峨眉山市）、县18个。在18个县中，甘孜州有11个县（色达县、康定县、白玉县、乡城县、理塘县、甘孜县、炉霍县、新龙县、得荣县、道孚县、雅江），成都市有2个县（郫县、双流），阿坝州有3个县（九寨沟、马尔康、理县），凉山州有1个县（德昌县），雅安市有1个县（石棉县）。再仔细分析这些县的构成，马尔康、康定州府所在地，九寨沟县为旅游大县，双流与郫县是成都主城区无缝对接县。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低于70%的9个县分别是自贡市的沿滩区、广安市的广安区、达州市的万源市以及武胜县、邻水县、剑阁县、井研县、岳池县、乐至县等。
二、常住人口区域变动之动力机制
常住人口变动是乡村劳动力流动与乡村人口迁移的结果。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从盲流、民工潮到进城农民工的身份转变，是区域性常住人口变动的重要驱动因子。而乡村劳动力的城镇流动和跨区域流动，主要驱动因子是城乡收入与地区收入差异的结果。海量研究文献证实，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导致乡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四川成为全国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乡村劳动力跨省转移量从2001年的501万增加到2011年的865.4万。乡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导致全省常住人口的持续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镇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也是乡村人口持续减少而城镇人口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四川是一个自然地理环境较为特殊的区域，境内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城镇体系不合理，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少，形成了特有的区域常住人口的非均衡分布。
（一）乡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对常住人口变动的驱动影响
乡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是指四川省的乡村劳动力资源到省外打工的一种劳动力转移形态，是全省持续劳务输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省级层面常住人口变动的直接原因。劳务输出一直是四川省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举措。从2005～201 1年共7年的数据来看，跨省劳务输出人口在2010年前均大于户（籍）常（住）人口差，到2010年开始跨省劳务输出量小于户（籍）常（住）人口差且跨省劳务输出总量出现负增长，说明越来越多的乡村劳动力选择在省内打工。利用回归模型建立跨省劳务输出与户（籍）常（住）人口差的数学模型，两者之间呈线性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622。2011年21个市（州）户（籍）常（住）人口差与市（州）跨省劳务输出之间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多项式正相关系数达0.756。同期181个县（市、区）户（籍）常（住）人口差与跨省劳务输出量呈正向弱相关，相关系数为0.356。县级层面劳务输出对常住人口的影响由两种情形构成，一种是县外省内劳务输出，另一种情形是县外省外劳务输出。这里获取的劳务输出数据是后一种即县外省外劳务输出，这对县级常住人口影响有限。
（二）城镇化率对常住人口变动的驱动
城镇化是指特定区域内市镇常住人口占该区域常住人口总量的比重，反映乡村人口向城镇的集聚水平。四川省的城镇化率从2005年的33%缓慢提升到2011年的41.81%，城镇常住人口从2005年的2710万增加大2011年的3366万，净增长656万，同期非农业人口净增加449万，也就是说有207万城镇常住人口为农业人口或者进城农民工。成都市常住人口同期净增长243万（高于城镇人口增长幅度），全市有21%的人口为非成都市户籍人口，在主城区甚至高达60%以上。城镇化与常住人口变动到底是谁起主导作用，是城镇化水平提高促成了常住人口的区域变动，还是常住人口的区域变动提升了城镇化水平。这个问题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难回答。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将21个市（州）的城镇化水平与常住人口增减变化进行模拟测算，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呈现出中等偏弱的线性相关，相关系数为0.457（见公式1）。常住人口比重高，城镇化水平也高；反之，常住人口比重低，城镇化水平也低。全省两个城镇化水平最高的成都市（67.0%）和攀枝花市（61.64%）是常住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这种情况，在县级层次更为明显，常住人口大幅度超越户籍人口的县级行政区域，全部为各地级市的主城区以及成都市一圈层内区市县。
y=0.018X2+0.684x+41.99 （1）
（R2=0.457）
（三）城镇经济活力对区域常住人口变动的驱动
纵观经济学历史，外地人总是作为商人出现，抑或是商人作为外地人出现。人们不是为了在一起而住在同一个地方，人们住在同一个地方是因为要在一起做些事情。城镇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天地，为需要的人们提供各种适应性与非适应工作岗位。工业是城镇发展的基础产业，而城镇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工业以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中国乡村人口的迁移流动，更多取决于城镇充满机会的就业岗位以及城镇良好的公共服务设施条件、生活环境。来自四川省县级层面的数据显示，外来常住人口比重较高的市（州）无一例外是经济活力较强且包容性更强的城市。成都、攀枝花两座城市，一直保持着常住人口持续增加的活力。相反，一些地级市却难以成为区域内乡村人口集聚的载体。人口大量流出的市（州）如广安市、资阳市等，一方面是区域内缺少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大中城市以及产业，另一方面缺乏合理的城镇体系布局，造成这些区域城镇人口的迁移流动和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最终演化成区域性常住人口的持续减少。
三、常住人口区域变动之城镇化困境
未来20年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常住人口的区域非均衡分布实际上是人口城镇化单极快速增长所致，是中国城市等级化管理所导致的各种资源向高等级城市集中的现象。首位城市成都外来人口过快增长，次级（地级）城市发展滞后，底部城市（小城镇）基础薄弱，形成常住人口的非均衡分布。这种常住人口分布态势所带来的人口城镇化主要表现为：
（一）常住人口持续减少是未来人口城镇化面临的巨大困境
人口城镇化是指乡村人口向城镇的积聚过程，是城镇化的难点与终极目标。省级层面常住人口的减少应该说有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这是因为常住人口减少意味着分母减小，在省内工业化快速发展和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区域常住人口减少意味着区域人口城镇化水平会有明显提升。但是常住人口减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乡村劳动力减少所形成的乡村人口老龄化与乡村人口就地城镇转移不足，不利于全省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同时，部分地级市常住人口大幅度减少不利于城镇体系的良性发育与中心城市的规模结构调整，长期发展下去也不利于这些区域的城镇产业发展与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
（二）人口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建成区面积扩大
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建成区面积扩大是全国性的问题，四川省同样存在。2006～2011年间，全省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515.25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净增加了40.48%，而同期城镇化率仅从34.3%提高到41.83%，城镇化率仅取得21.95%的增长，远低于建成区面积扩张的速度。在18个地级市中，自贡市、泸州市两市建成区面积扩张了1倍以上，达州市的建成区面积甚至扩大了2.2倍，这三个城市所在的行政区还是常住人口减少最快的市级行政区之一，这就充分说明这些城市在注重硬件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发挥乡村人口的吸纳功能，建成区面积的扩大与乡村人口城镇化呈现单项发展。
（三）地（县）级市的人口积聚能力受省会城市抑制
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就业在地里空间上具有中心城市指向，在产业上具有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指向。省会城市的行政中心、经济中心、人口规模对乡村劳动力以及二三线城镇的劳动就业人口产生虹吸效应，客观上助长了省会城市——成都市的常住人口超常增加，而地（县）城市尽管建成区面积快速增长却难以承载区域乡村人口的城镇流动，导致境内人口城镇化的单极发展。这种单极发展的背后既有经济发展水平的推动，更有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发展差异。2011年，广安市有147.5万户籍人口常年不在广安市境内居住，其中有89.6万乡村劳动力（占乡村劳动力资源的41.35%，占流出户籍人口的60.7%）常年在省外打工；达州市有142万户籍人口常年不在达州，其中常年在省外打工的农村劳动力有107万（占流出户籍人口的75%）；南充市有127.7万户籍人口不在南充，其中有119.5万乡村劳动力在省外打工（占流出户籍人口的93.6%）；资阳市有140.9万户籍人口不在资阳，其中常年在省外打工的乡村劳动力55.8万（占流出户籍人口的39.6%）。德阳、自贡、泸州、绵阳、内江、雅安、达州、南充等市，流出户籍人口的七成以上来自于乡村劳动力的跨省转移。
（四）城镇化面临着人力资本短缺约束
无论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或其他任何地方，人类智慧在哪里，财富就在哪里积聚，这种趋势变得日益加强了。城市与城镇的发展面临着人口积聚的困境，地县级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缺少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相配套，而产业难以发展的根源是各色企业家的缺乏。我国的城市大多是从“城”即都（政治中心）发展而来，其他国家的城市大多从“市”即市场发展而来。依托于行政管理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政府依靠所掌握的财政资源、土地资源以及管理资源，可以将城市新区面积迅速做大；做大的城市新区需要懂经营的“企业家”去经营管理并使之繁荣兴旺，借以积聚城市生产要素和城镇人口。目前，城镇面积的扩大与人口城镇化的不同步，真实的原因就是缺乏懂经营会管理的城市经营人才。
四、常住人口区域变动之人口城镇化建议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引擎。面对常住人口的区域变动与城镇化率的非均衡分布，要充分挖掘城镇化所带来的内需潜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全面推动四川省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一）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合理配置次级城市与小城镇的公共资源
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是人口城镇化的基础前提，是城镇化内需潜力发挥的必要条件。四川城镇体系还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首位城市过大，地级城市发展不足，底部（县城）基础薄弱，对乡村转移人口吸纳能力逐次下降。对此，应优化城市的空间布局和规模结构，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城市为骨干、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基础，形成布局合理、层级清晰、功能完善的全省城镇体系。在充分发挥特大城市的人口积聚作用的同时，高度重视中心城市的人口带动作用，依托现有城市，做好人口转移引领作用。高度重视县城和县域经济发展，为农民低成本就近转移创造条件。同时，应改革等级化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降低高等级（特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资源过度集中弊端，提高中小城市的资源集中水平，改善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为就近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创造条件。
（二）提高中小城镇的人口积聚能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一城独大不利于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应重点改善中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推进区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根据全省常住人口变动特点与城镇化水平，重点是提高达州、资阳、内江、乐山、泸州、宜宾、自贡、广元、广安等地级市的城镇化水平。途径之一是吸纳已转移农业人口的城镇回流。这些区域呈现持续的常住人口比重低和乡村劳动力高水平跨省转移，可针对乡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制定相应的政策，吸纳转移劳动力回城镇创业定居，进而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途径之二是吸纳农村人口就近向城镇转移，降低乡村人口比重，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
（三）大力发展城镇经济，用城镇经济活力积聚人口
拥有大量移民人口的城市并不是资本密集型企业投资的理想地点，但这些城市却可以成为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理想场所。城镇经济活力要体现在对移民吸引力上，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将劳动人口吸纳过来，通过劳动力人口的转移实现负担人口的逐次转移。工业化对城镇发展尤为关键，要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依托产业发展城市，发展城市促进产业，推进产城融合，强化产业支撑，增强城镇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
（四）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需要城乡统筹政策做支撑
一、影响与作用：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1．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促进农村生产力可持续发展之关键。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解决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问题。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则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客观之要求。农业产业化的重要特征是实现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和社会化服务。在农业产业化链条中，不论是农产品生产者、销售者，还是技术、物资、信息等服务者都必须具备较高素质和水平。走农业产业化之路是农业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实行农业产业化。将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和人才结构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劳动力的素质要有较大提高，因为只有具备一定科技素质和专业素质的劳动力才能胜任农业科技化、专业化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大量经营、管理、科技等方面人才，为此必须通过教育等多种方式、方法和手段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以适应农业产业化对农业劳动力素质和人才的内在需求。而农业现代化则是通过农业科技化、专业化、精细化来提高农业产出、品质和附加值。提高农业产业效益。因此，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依靠农业科技开发、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而发展。可见，只有通过加强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广大农民的综合素质。才能推动农业现代化。
2．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之根本。
其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解决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则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根本之条件。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但人力资源素质不容乐观。据农业部有关调查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10年底．我国农村劳动力总数中．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占51．8％，初中文化程度占38．13％．高中文化程度以上只占9．54％。有关调查统计数据还表明，目前我国农村已存在大量隐性失业，有近2／3的劳动力处于半闲置状态。加之农民总体自身素质较低，就业问题更是陷入困境。农民这种文化程度与农业科技发展，特别是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相距甚远。其二。目前农村劳动力总数远远超出农村耕地面积所需要的劳动力，除乡镇企业和服务行业能吸收一部分的劳动力以外。大量富余劳动力要向非农产业转移。而这种转移本身就是开发利用农村人力资源的一种方式。但要有效实现这种转移，就必须大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只有大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才能使他们适应转移后的工作、生活环境，才能真正有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因此，必须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3．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之必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因为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因素，只有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新农村建设才能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之成效。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不是单纯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成熟的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授．让农民懂得如何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前提下，更有效、充分、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因此只有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民素质，农业科学技术才能被农民真正掌握．才能使农业增长由原来的依靠“自然资源型”转化为依靠“科技开发型”上来。[1(p162)近年来有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但农民的文化生活却有待进一步丰富，只有提高农民素质，农民的文化需求、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才能逐步加强，才能切实改变农村各种陈规陋习，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创造出农村安定祥和、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二、现状与特征：江西赣南A市“人力资源开发”的现实性
赣南A市是江西经济欠发达市区，市辖16县3区172个乡镇，土地总面积4003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375．6万亩。2001年全市农业产值达48亿元，其中林业产值2．06亿元，牧业产值11．5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505元，低于全国农民纯收入平均水平24个百分点。“十五”期间，赣南A市围绕发展生产、改善生态等目标，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民自主增收能力。同时不断增加农村教育经费，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为建设具有赣南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人才保障。但由于赣南A市位于江西较为偏僻的南部山区。农民信息闭塞、思想保守，教育观念落后，成人教育和农民职业培训状况不容乐观。以致农民文化认知水平不高，接受新事业、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也十分有限。纵观赣南A市农村人力资源总体开发状况，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大，总体文化素质有待提高。
赣南A市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巨大，截至2010年底，赣南A市总人口215．08万人．农业人口为158．49万人，占人口总量的73．6％。赣南A市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具体表现为：全市农村劳动力797808人，其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为612072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76．7％；高中文化程度为126647人，占总量的15．9％；中专、技校文化程度35501人，占总量的4．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23588人，只占到总量的2．9％。赣南A市农村劳动力主要以青壮年为主体。具体表现为：16～17岁以下60795人，占劳动力总数的7．6％：18～25岁192362人，占劳动力总数的24．1％；26~40岁302494人．占劳动力总数的37．9％；41-60岁242157人，占劳动力总数的30．4％。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大力开发赣南A市农村人力资源，尤其是农村青壮年人力资源，把农村巨大的劳动力资源转换为农村人力资本，这对于赣南A市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121
2．职业技术教育落后，农村人力资源的非农就业能力有待加强。
近年来。随着赣南A市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许多农民从土地中“抽出身来”，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据赣南A市政策研究办公室有关统计数据表明，2010年A市农村富余劳动力200002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5．1％。劳动力文化结构为：初中以下149368人，高中32947人．中专技校12952人，大专以上4735人，分别占富余劳动力总数的74．7％，16．5％，6．5％，2．3％，并且有913％的人没受过任何形式的职业技术培训。因为赣南A市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或机构资源非常有限，全市职业技术学校只有3所，在校生只有2768人，而针对农民职业技术培训的机构或学校几乎空白。赣南A市农村人力资源的非农就业能力有待提高，与城市人口相比，就业竞争力总体处于弱势地位。据笔者对赣南A市的调查数据显示。有78％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就近就地就业，其中83．7％的人集中在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3个行业。从以上数据可以得知，赣南A市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由于文化素质偏低，技能单一，因而大部分只能从事劳动技能低、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行业。因此，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必须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3．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较差，人力资源健康存量有待增加。
健康存量是人力资源的重要内容。因为人的健康程度的提高，可以促使劳动者提高劳动效率，健康存量的增加最终能使劳动成果增加，经济持续增长。所以对于贫困农村而言，个体健康存量对其经济收益具有重要影响。赣南A市农村人ISl与城市人口相比，营养状况较差，健康水平低下。据赣南A市政策研究办公室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A市城镇居民对于油脂类、肉食及其制品、蛋及其制品、奶及其制品、水果、蔬菜的平均消费量分别为：11．05kg、21．96kg，12．36kg、12．96kg、53kg、、112kg。而农村居民对于上述所列物品的平均消费量分别为：6．30kg、7．64kg，2．23kg、1．06kg、17．5kg、、61．38kg。从以上两组数据对比可以得知，赣南A市经济较落后．各县区农民衍生经济的能力十分有限，家庭日常开支主要依靠自家养些鸡鸭猪变卖所得，因此农民对于营养价值高的禽、肉、蛋、水果类的消费量比城镇居民要得低多，营养状况有待改善．营养品质有待提高。再者赣南A市卫生医疗条件差，医疗保健服务能力严重不足，目前很多贫困乡村仍然存在婴儿和产妇死亡率较高等严重问题，仍受到传染病、地方病困扰。据笔者对赣南A市210个乡村实地调查数据统计得知，全市36．1％的乡村流行一种以上地方病，同时存在4种以上地方病的乡村占28．6％。乡村疾病的存在和农村人121身体素质较差，与乡村位置偏远、医疗卫生机构稀少、从业人员素质不高、设备陈旧落后密切相关。截至2009年底，赣南A市只有23％和4％的村有卫生院和敬老院．还有近的村民要到1O里以外的卫生院去就医，部分乡村既没有乡村卫生院也没有乡村医生，甚至连合格的接生员也没有．医疗状况甚是堪忧。
三、思路与对策：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扶贫”开发的选择性
1．发展贫困地区农村教育，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其一，改变贫困地区农村教育落后状况，发展地方教育体系。针对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经费短缺．各级地方政府一定要拨出专款进行扶持，从而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同时动员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如兴办“希望工程学校”等。针对贫困地区农村盲、半文盲多的特点，应组织各级文化部门深人贫困乡村扫盲，办夜校，提高村民识字率。贫困乡村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及课程设置不尽合理。必须改变课程设制“全国上下整齐划一”的状况，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多编写一些与本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乡土教材。贫困乡村由于条件跟不上．一些升学考试必考课程勉强开设，而一些能促进贫困地区个人和家庭致富的课程却迟迟未能开设。因此，那些“实战型”课程可多开设，一些必考课程可根据情况酌情缓开设。
其二，重视女性人口教育。在农村贫困地区由于经济、社会等原因．特别是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女性青壮年文盲人数要大大高于男性青壮年文盲人数。重视妇女教育，提高妇女地位，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国内外有关研究表明。妇女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和生育率成负相关，即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和生育率越低。有关研究还表明，母亲一代的受教育程度与子女一代的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成正相关，即母亲一代受教育程度高，则子女一代的健康素质与文化素质相应就高。哳丁见提高妇女教育程度，无论对控制人口数量还是提高人口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政府提出要在全国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农村贫困地区要完成“两基”任务，尚需作艰苦努力，而普及义务教育和扫盲工作对女性覆盖面的大小，又是决定能否完成“两基”任务的关键。因此，资助贫困母亲扫除文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一两门致富实用技术，资助贫困女童增加受教育机会．提高她们的人学率、升学率，降低她们的辍学率，避免产生下一代文盲母亲和贫困母亲，这对于消除或缓解贫困地区贫困具有积极作用与影响。
其三．深化农村教育改革。一是村、校结合。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教育多年存在的问题是经济、教育“两张皮”，即搞经济的不关心教育，搞教育的不过问经济。村校结合的目的在于理顺教育外部关系，沟通教育与经济、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合理利用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收益。具体操作要点是：(1)村、校干部交叉任职，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教委主任，校长兼任村委会主任．共同讨论决定乡村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等重大问题，使校长有参予重大问题的决策权。(2)乡村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同步规划，同步运行。全村实施的“两基”任务要纳入全村总体规划中，村校共同负责实施。(3)建立教师联系农户制度。依靠教师的知识财富，把教师分配给农户当扶贫致富的参谋，教师不仅负责全村学生和成人教育的文化课及扫除村里青壮年文盲，还可以给农户提供信息技术和咨询服务。二是农科教结合。传统的农村教育只重视“小学一初中一高中”的纵向教学管理模式，不重视同社会各产业部门横向联系，只重视对教育自身的关注，不重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种自我封闭的教育，不仅对当地脱贫致富不利．而且教育自身的诸多问题也因得不到社会应有支持而难以解决。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教育的封闭性，沟通教育外部联系，特别是同经济部门、科技部门的联系，实行农科教结合，形成教育支持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促进教育进步的良性循环。
2．增加贫困地区农村健康存量。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其一，合理布局卫生资源，切实减低医疗费用。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农村卫生资源“短缺”(设施能力不强)与“过剩”(服务人员与网点散乱、规模失控)并存，结果使医疗费用上升。为了控制医疗费用上升，应当把控制医疗服务规模的扩大与内部成本的上升作为重点。根据区域卫生规划，严格新建医疗机构审批，严格控制现有规模的扩大，撤并不合理重叠机构，调整理顺服务功能。针对医药、医疗市场混乱局面，加强对药品生产、销售环节及医疗机构的监管，是控制医疗费用上升与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途径。城乡医疗市场的改革与监管要同步进行，以堵塞漏洞、提高效益。村级合作医疗保健站大部分在上世纪8O年代解散了，原来的赤脚医生成为半医半农的私人医生，这些医生各自行医，很难有进修提高的机会。药品进货渠道也不规范，很多药是从药贩子手中买的。这些药中有市民吃剩的过期药，还有一些假药。农民患病后虽可买到廉价药，疗效却不能保证，甚至贻误病情，损害身体。所以重建村级合作医疗保健站是非常必要的。重建合作医疗保健站后，农民只需交付少量费用，就可得到优质服务。保健站还可以在计划免疫、预防疾病方面为农民提供服务，以提高农民健康水平。作为农村合作医疗的基层组织，与合作医疗保险组织配合。形成药品供销一条龙，净化农村药品市场。使农民群众能吃上放心药。保健站医生报酬从医药费、农民上缴保健费、村级经济组织补贴中获得。田(p“
其二，加强公共卫生保健工作。完善公共卫生保健体系。加强公共卫生保健工作，建立与完善“投入低、效益好、成效显著。符合成本效益和公平原则”的公共卫生保健体系，既可以明显减少病、残和死亡，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又可以有效保护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应成为农村卫生保健工作的一个重点，在经费、人员、设施等方面加强投入。我国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公共卫生(以卫生防疫、卫生监督、爱国卫生运动为主要标志)、妇幼保健、医疗预防卫生保健体系，成绩显著，但三套体系交叉重复、相互分割，使有限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因此，应结合区域卫生规划实施与医疗服务机构的调整．以现有乡镇卫生院和一体化管理的乡村卫生点为基础，建立“一网多用”的卫生保健制度．根据其提供服务性质是否是公共卫生保健及预防?还是一般性经营业务?是否是卫生扶贫?还是一般的普通治疗等?以此合理解决公共卫生与预防的补偿机制问题，保证公共预防工作具有稳定的经费投入，使预防保健工作能得以正常开展与运行。
其三，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卫生扶贫工作。建立贫困农村医疗保障体系，重点是医疗救助制度。政府不仅要“锦上添花”。而且更要“雪中送炭”．要把对贫困农村、贫困人群的卫生扶贫作为促进农村卫生保健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政府应把经济扶贫与卫生扶贫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中央政府及发达地区的支持，以此解决贫困地区农村卫生设施建设与“缺医少药”问题，并在国家扶贫专款及有关扶持资金中专门划出一块，以解决贫困地区农村医疗问题。对于贫困地区农村人口，要实施医疗救助计划。应把卫生扶贫纳入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救助体系，把医疗救助计划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如借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标准，确定实施医疗救助的对象范围。这样既可以让贫困者真正得到救助．又可以减少组织运行成本。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部门组织医学专家为农民看病，这种做法应当提倡，城市各大医院应组织医疗小组，以村级合作医疗保健站为基地，以行政村为单位．定期巡回医疗，这样既可以把较为先进的医疗知识、技术带到基层农村去，又可以让广大农民能得到优质的医疗或保健服务。
3．加强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技术培训，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其一，加强整体规划，增强资金扶持力度。由于在农村职业技术培训运行中，各项配套资金，如资料短缺、培训基地建设和设备添置缺乏投人等，这些都制约着职业培训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只有政府宏观调控、加强规划力度，才能使农村职业技术培训运行所需资金发挥最大效用。首先政府要全面了解区域(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整体规划、决策及各种生产发展要素的增减或优劣，通过引导、鼓励农村青年从事与区域(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优势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确保农民收入的增加。其次要整合各类培训机构、统一配置培训资源，以避免职业技术培训、管理、运行的重复与无序。再次要解决培训资金短缺现象，政府要加大对于农村职业技术培训的资金扶持力度，可考虑专门在市(县、区)财政划拨一定比例资金，由市财政统一调配资金，并设立培训资金督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可采用“三三制”，即由市、县、群众代表各占三分之一比例组成。做到专款专用。如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各级政府虽有补助拨付资金，但仅限于培训补贴支出，不得以任何理由挪着他用。
[关键词] 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结果；建议
[中图分类号] F470 [文献标识码] B
引言
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建设的的延续，是新农村建设的丰富和发展，是推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谐发展，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应有之义。。在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宏观背景下，美丽乡村建设不能局限于乡村的自我完善，而是应当顺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则是其关键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会提高农民的收入，收入的增加反过来又会给农业经济的发展注入资本，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步缩小农村同城市的收入差距，同时也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2000-2012年江西省年度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对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为江西省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提供理论支持。
一、模型变量指标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说明
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作为因变量，核算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的方法比较多，综合考虑决定采用陆学艺的计算方法，即：城镇从业人数-城镇职工人数=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乡村从业人员数-农业就业人数=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两者之和即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1]。
学者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实证研究很多，但都是各自根据自己的需要做相关区域或某个方面的研究，选取的指标因素也不尽相同。通过对以往文献的阅读与分析，本文结合实际情况选取以下7个变量进行实证研究。
农民收入，这个因素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和物质基础，本文以江西省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来代表农村收入；地区生产总值，这个因素反映的江西省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大量文献均证实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2]，本文以江西省GDP来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本文以江西省城镇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率来衡量城镇化的水平；文化水平，该因素综合反映了劳动者的教育程度和就业能力，本文采用江西省大专以上人口数量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率来衡量文化水平；城镇失业率，有研究表明，城镇失业率对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产生挤出效应，致使转移空间变小[3]。城乡消费支出比率是用来衡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引起的直接价格成本变动的具体指标，由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而得[4]；人口自然增长率，该因素反映的是农村和城市的人口增长情况，较快的人口增长率会使就业空间变小。
（二）数据来源
本模型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于《江西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2000-2012年，并根据需要做了相应的整理和核算而形成最终的数据。
二、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
（一）模型建立
以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为因变量，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江西省GDP等7个变量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μ
其中，Y代表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X1代表农民收入，X2代表地区生产总值，X3代表城镇化水平，X4代表文化水平，X5代表城镇失业率，X6代表城乡消费支出比率，X7代表人口自然增长率，μ为随机干扰项。
本文利用Eviews6.0，选择最小二乘估计法（OLS）对以上所有变量做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二）模型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从表1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R2=0.9973，修正的可决系数为R2=0.9934，接近于1，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
2.F检验：针对H0：β1=β2=β3=β4=β5=β6=β7=0，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为k-1=7和n-k=5的临界值F（7，5）=4.88。由表1得到F=260.1948，F=260.1948>Fα（7，5）=4.88，应拒绝原假设H0：β1=β2=β3=β4=β5=β6=β7=0，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即农民收入、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水平等7个变量联合起来确实对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有显著影响。
3.T检验：分别针对H0：βj=0（j=0，1，2，3，4，5，6，7），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为n-k=5临界值tα/2（n-k）=2.015。由表1中数据可得，与■1、■2、■3、■4、■5、■6、■7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4.144280、3.486478、8.924566、1.520035、-3.393941、-0.966075、-1.992106，其中，■4、■6、■7对应统计量的绝对值小于2.015，说明文化水平、城乡消费支出比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对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影响不显著，但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应统计量的绝对值和2.015比较接近，在模型修正时可尝试放入，文化水平、城乡消费支出比率则应该剔除。
（三）模型修正
将t检验后的文化水平、城乡消费支出比率剔除后，再以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为因变量，农民收入、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水平、城镇失业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自变量采用线性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修正后的线性模型为：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μ
其中，Y代表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X1代表农民收入，X2代表地区生产总值，X3代表城镇化水平，X4代表城镇失业率，X5代表人口自然增长率，μ为随机干扰项。新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修正后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由表2得出，修正后的多元回归模型为：
■= 895.9620-0.275130X1+0.104857X2+44.67550X3
-185.0219X4-42.48468X5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方程的拟合度很好；在5%的显著水平下，方程的F检验显著，且每个变量的t值都通过了t检验。
模型结果说明，在假定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农民收入每增加1元，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就会减少0.27513万人，这是因为农民收入不仅包括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还包括在本地劳动、家庭经营等方面的收入，而这方面的收入增加，会减少外出务工的农民数量，提高农村内部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地区生产总值和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呈正相关关系，地区生产总值每增加1亿元，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会增加0.104857万人；城镇化水平与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镇化水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就会增加44.67550万人，这充分说明城镇化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促进作用；城镇失业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就会减少185.0219万人，充分说明城镇失业率对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会产生挤出效应，致使转移的空间变小；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就减少42.48468万人，较快的人口增长会使就业空间变小，城市能提给农村劳动力的岗位也会减少，会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产生抑制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从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因素对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很大的影响，在农村本地收入高，外出就业的人员就会减少，整个地区经济发展良好时，也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其次，城镇化发展也会加快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增加农民的收入；最后，城镇失业率与人口增长率的提升都会对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负的作用。综合以上分析结果，本文在促进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使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城镇中所面临一系列问题也会凸显出来，如容纳空间不足、就业岗位供应不足等。所以，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农村的过程中，江西省也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使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增加转移空间。第二，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提高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2013年末，江西省城镇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48.87%，同期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为53.73%。这是因为江西省工业化起步较晚，产业结构长期以以农业为主，城镇化发展滞后其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低。所以，江西省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步伐，促使农村劳动力有序的向城市转移，是江西经济稳步发展的重中之重。第三，降低城镇失业率，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模型分析的结果说明，城镇失业率的增加会对江西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产生抑制作用，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步伐。因此，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降低江西省的城镇失业率。
[参 考 文 献]
[1]武学凤，张雅燕，康兰媛.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1988-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1）：28-33
[2]刘传江，黄桂然.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的动态关系研究―以重庆市为例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7）：116-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