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0:05:1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宏观经济的风险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 信用风险;宏观经济环境;信用循环指标;违约概率
[中图分类号] F8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1-0152-0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宏观经济中期发展建模:预测方法与应用研究”(批准号:705310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基于行为的若干社会经济复杂系统建模与管理”(批准号:70521001)
[作者简介] 曹汉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中国银行总行高级经理,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任若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竞争力比较、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北京 100053)
一、问题的提出
近20年来,信用风险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这些早期的信用风险模型大多集中对违约可能性(信用评分)的预测,主要强调对样本截面数据,而不是从时间序列角度来分析辨别“好”或“坏”的公司,并且这些模型大部分仅仅考虑了公司本身的状况与能力,而未将外在的环境因素纳入其中。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营环境的快速变迁,公司必须面对许多不确定性,增加了公司经营的风险。信用风险的时间序列或动态行为分析已经广受学术界、业界以及监管机构的重视。
首先,信用风险市场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抵押证券(ABS),如债券抵押证券(CBO)与贷款抵押证券(CLO),与信用衍生产品(Credit Derivatives)相似,都允许金融机构在不用破坏客户关系的情况下降低信用风险敞口。这些新信用工具的定价需要利率、违约率、回收率、以及信用利差等的动态行为的足够数据。一般而言,可利用直接观测这些变量的历史数据,或者利用流动性信用敏感工具定价模型来计量这些相关经济变量的动态行为即为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s)。其中信用衍生工具或证券有效性弥补了早期信用评分方法在管理信用风险时的适应能力,同时它也使违约分析的重点从截面分析、时间点分析转换到动态的信用风险管理。
其次,信用风险组合管理需要动态信用风险分析。虽然这些模型基本上都能作为分析信用风险组合的工具,但是对于不同风险种类的分析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可辨别的独特性风险与系统风险情况下,绝大多数独特性风险都能被分散,系统性风险对信用组合最重要。而目前的信用组合模型,如CreditMetrics、CreditRisk+都较少关注系统风险因素的行为。通常而言,系统信用风险因素经常与宏观经济环境有关。因此,如果能将宏观经济环境与系统信用风险因素建立联系,那么有关宏观经济变量的趋势与状态的知识就可以帮助商业银行评价组合信用风险。
第三,监管的发展也需要对信用风险进行动态分析。新巴塞尔协议(Basel Committee on Bank Supervision (2003))建议银行的资本需求(capital requirements)必须直接与交易双方的履约能力(creditworthiness of the counterparties)相联系。同时,新监管架构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银行资本需求的亲周期性(pro-cyclical capital requirements),并且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增加经济周期的冲击,这可能会恶化经济周期波动。经济增长期间,银行可能会降低经济资本水平,而经济资本水平的降低可能是受到基于近期违约概率估计的风险敏感性资本需求(risk sensitive capital requirements)的刺激。因此,在经济周期的波峰时,经济资本水平可能非常低以致于无法应付后续的经济下降趋势。而在经济下降期间,经济资本的积累同样可能很低。此外,经济资本的增加可能会导致银行信用紧缩(credit crunch)并且因此恶化已经不利的经济环境。亲周期(pro-cyclicality)的问题进一步凸现了对信用评级、违约概率、信用利差以及其它信用风险驱动因子进行动态分析的需要。
本论文主要尝试将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竞争环境纳入信用风险模型,来辨别外在因素对信用风险的影响程度。希望利用辨别出的外在因素对信用风险的影响,为投资者在评估投资时提供多一层的考量,并建立一个能够纳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式,以供后续研究与实务界应用。
二、信用风险模型的发展历程
信用风险分析最早起源于Beaver (1967) 和Altman (1968)的工作,并且在过去近四十年来取得了广泛的研究与探讨,发展出许多类型的信用风险模型。不同的模型具有不同的特性及相关的理论基础,大致而言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基于会计信息与市场价值所发展出来的模型,如Altman,Haldeman and Narayanan(1977)的ZETA模型,第二类则是以股票价格为基础的模型,如KMV、Moody’s等机构用期权理论发展出来计算违约概率的模型。但到目前为止,并未有具体将宏观经济因素纳入信用风险模型的研究。不过,经由Belkin,Suchower and Forest(1998)与Jongwoo Kim(1999)两篇对信用转移矩阵(credit transition matrix)的研究,替信用风险模型纳入宏观经济变量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研究方向。Belkin,Suchower and Forest(1998)首先将公司价值变动的因素分成两部分,个别公司单独面对的风险与所有公司共同面对的风险,前者可称为个别风险,后者则为系统风险。Jongwoo Kim(1999)运用前述研究的概念,进一步建立较为具体的信用循环指标。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违约概率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关性展开了研究,较具有代表性的是Pesaran等(2005)建立的全球自回归宏观经济矩阵模型GVAR。该模型以Merton(1974)的期权理论为基础架构,以经济的全球化为背景,用横跨25个国家、时间段为1979―1999的季度相关数据,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国内宏观经济变量,包括GDP、CPI、短期利率、汇率、以及全球变量(如石油价格等)的冲击对资产信用组合风险的影响,证明银行冲销坏帐损失与国内外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具有重要关系。另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是Koopman等(2005)直接应用时间序列模型研究违约概率的周期性变化。
综合以上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信用风险作为商业银行业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一直是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监管机构及学术界研究的主要话题。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分析和评估技术仍处于传统的比率分析阶段。随着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赖,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都必须面对并分析宏观经济波动对信用风险(或损失分布)的影响。因此,在此领域,尤其是宏观经济环境与信用风险相关性研究方面,将有大量的工作去做、值得深入研究。
三、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
考虑到本论文旨在尝试将其忽略的外在因素(可分成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竞争环境两部分)纳入信用风险模型,来辨别外在因素对信用风险的影响程度,因此主要参照Jong-woo Kim(1999)的研究方法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并利用宏观经济变量(GDP增长率,CPI通膨率、货币供应量、失业率等)建立信用循环指标(Z)值,来表示宏观经济情况,然后以此信用循环指标的结果搭配Belkin-Forest-Suchower(1998)的方法,去调整不同经济情况下企业信用质量改变的概率,并修正研究期间银行放款组合价值之信用风险的变动型态。希望利用辨别出的外在因素对信用风险的影响,为投资者在评估投资时提供多一层的考量,并建立一个能够纳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式,以供后续研究与实务界应用。
(一)模型的建立
本论文假设影响公司价值的因素有三个方面,分别为宏观经济风险(Z)、公司经营绩效(M)与个别公司风险(ε)。现将此三种变量定义如下:
1.宏观经济风险
宏观经济风险以Z表示,为所有公司都必须面临的风险,可视为系统性的。这种整体且全面性的风险可能导因于国内GDP的变动、货币供应的变化、进出口成长或衰退、产值提升或下降等。为识别宏观经济风险,首先需要辨别哪些宏观经济变量可以合理仿真未来宏观经济状态。不同的国家,其经济状态各有其特定的全局变量组合代表,Wilson(1997)建议至少应有3个以上的宏观经济变量。此外,随着行业、评级的差异,其辨别的解释变量亦随之不同。再者,在模型估计方法上,随着模型设定而有所差异,其共同处则在于利用过去的变量资料来预测未来变量的可能。
本论文主要是依据Jongwoo Kim(1999)的研究方法,运用宏观经济变量建立信用循环指标(Z),来表示整体经济情况,再依据信用循环指标的结果,去调整企业信用质量改变的概率。以下是分析方法的介绍。
(1)建立复回归模型
首先,分析投机级公司的违约概率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线性回归关系,再以变量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系数估计(Parameter Estimates)、变量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三个方法作整体模型分析解释。其中:变量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有无直线线性关系;而变量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VIF)则作为该模型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的判断标准。
本研究先利用Probit函数对被解释变量(投机级公司的违约概率)作转换,得出的转换值再与选定的宏观经济变量做复回归分析,并利用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推算宏观经济变量的估计系数。
其中,Yt:表示第t期投机级公司的违约机率,Xi,t-1:表示第i个宏观经济变量在t-1期的值,β:为未知的参数,εt:为随机误差项,h:为选定的宏观经济变量个数。
(2)建立信用循环指标表示宏观经济状况
由公式(1)估计下一期的投机级公司违约机率的转换值后,即可建立信用循环指标表示经济状况。其公式可表示为:
其中,Zt表示第t期的信用循环指标,Φ-1为标准正态之累积分配的反函数,Yt表示第t期投机级公司的违约概率,μ为平均数,σ为标准差。
2.公司经营绩效
公司经营绩效以M表示,本论文以税前息前资产报酬率作为经营绩效变量。Mt值的转换主要应用统计上标准差距离的计算公式:
其中,RAt表示t期公司资产报酬率,μ为平均数,σ为标准差。
为了符合Mt~N(0,1)的假设,本研究假定同行业内各公司资产报酬率成标准正态分布。换句话说,即公司经营绩效的好坏概率呈标准正态分布。式(3)分子中的μRAt即为行业平均资产报酬率,也可用ITAt表示,用数字式表示为:
其中,RAt表示t期公司资产报酬率,IRAt表示t期行业平均资产报酬率,N为同行业内公司数量。
从式(3)可知,本研究将资产报酬率作为衡量公司经营绩效的指标。为了将宏观经济环境对资产报酬率的影响剔除,并消除行业特性差异,将其减去行业平均资产报酬率后再除以行业资产报酬率标准差,得到的经营绩效指标Mt就等于该公司经营表现与行业平均间的标准差距离。若公司资产报酬率小于行业平均报酬率,则Mt0,表示有正面的经营绩效。若两者相等,则Mt=0。
3.个别风险
个别风险以ε表示,此风险仅与个别公司相关,如新产品开发等。
根据以上分析,那么可以以下列回归式来估计宏观经济风险对公司价值变动的影响,并据此建立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
Rt=w1Mt+w2Zt+w3εt(5)
其中,Rt为t期公司价值变动,Mt为t期公司的经营绩效指标,Zt为t期宏观经济指标,εt为t期个别价值变动风险,w1、w2、w3分别为Zt、Mt、εt的权重。为了保证正态分布的假设,即Rt~N(0,1),不失一般性,假设①Mt、Zt与εt也为N(0,1)的标准正态分布,即Mt、Zt、εt~N(0,1);②Mt、Zt与εt间相互独立;③w12+w22+w33=1。
除了以数学式表示本研究模型外,也可以图形表示(如图1)。从图1中可以发现,公司价值变动可以区分为三部分,如同前文定义,分别为宏观经济风险、公司经营绩效与误差限。图中V0代表0期公司资产价值,Nt则为t期公司可能价值概率函数,Vt则代表其期望值。V0至Vt的变动中,V0至V′为受公司经营绩效影响的部分,影响幅度为w1Mt;V′至Vt则是受宏观经济影响的部分,影响幅度为w2Zt。
此图的例子是当Mt为负,而Zt为正,且w2Zt大于w1Mt的情况。若Mt与Zt两者均为正,Vt、V′皆会位于V0右边;反之,则Vt、V′皆会位于V0左边。换句话说,公司价值可能会因为Mt与Zt而变动,变动的幅度分别为wtMt与w2Zt,总变动幅度则为w1Mt+w2Zt。
(二)模型的求解
在期权模式的信用风险模型中,违约率的估计是以低于临界值的累计概率加以表示。该概率为:
其中,t为期间,V0为0期公司资产价值,Dt为t期负债帐面价值,μ为平均数,σ为标准差。
违约概率也能够在图形上看出。图2为期权模式下t期的公司可能价值分布图,公司可能价值为标准正态分布,所以此公司价值线Nt代表的一样是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函数。图中的横轴并非公司绝对价值表示,而是期望值的距离,以一个标准差为单位。此时只要求出临界值b的数值,即能得到临界值以下的累计概率,以τ表示。
此临界值也可称为违约点(default point),根据公式(6),可得临界值b为:
公式(7)所计算的临界值隐含的假设为公司价值低于负债面值就发生违约,但在现实生活中,违约不会在低过负债时即刻发生,而是已经低过负债一定程度之后。其中KMV的EDF模型也不根据上式,而是以公司长期负债加上二分之一流动负债来作临界点。
本研究为求出更精确的信用组合风险及违约概率,将依KMV的方式以公司长期负债加上二分之一流动负债来作临界点。因此,每家公司的临界点均不同。
bt=IDt+ SDt(8)
为了不失一般性,假设t期年底公司普通股市价为P(ST)t;CSt为t期期末流通在外普通股数,则公司t期末的价值与公司价值变动可分别表示为
Vt=P(ST)t×CSt(9)
根据Merton(1974)违约模型,在时间t-1的信息条件下,如果下式成立违约将在时间t发生:
假设:
那么λt将是正的违约门槛,它将随着时间与企业的特定属性(如行业区分)而变化。
因此,在末期t时的违约概率为:
τ=p(default)=p(Rt
综合以上的叙述,本研究的信用风险模型将外在环境因素纳入;外在环境因素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为宏观经济因素,另一则为行业竞争因素。前者指的是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如资金是否宽松、进出口贸易兴衰、GDP增减等因素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冲击。后者为行业特性因素,如行业竞争情况、行业特性等。
四、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年度实际GDP、实际全社会总投资、信贷余额、汇率、全国实际零售总额、全国进出口总额等。各变量均以各个指标各年名义值除以各年相对于1985年的物价指数,折算为以1985年基准的可比值,并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由于论文篇幅的限制,本论文在行业与公司的选择上只选择了IT行业作相关分析研究。根据前文分析,我们可以利用最小平方法(OLS)来计算出方程(1)中的相关参数(如表1)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投机级公司(SG)的违约概率与信用循环指标的预测值(表2与图3表示其预测值与实际的值非常接近)。
各风险因子的权重系数如表3所示。
因此,IT行业的条件信用风险模型(5)可以写成:
Rt=0.277Mt-0.202Zt+0.939εt (14)
下面我们可选择一家IT行业的上市公司进行具体分析。假设该公司在1999年度与2000年度的基本信息如表4所示。
因此,在考虑宏观经济与行业风险因素后,该公司2000年的条件违约概率(PD)可表示为:
τ=p(default)=p(Rt
实证表明,利用本论文建立的信用风险模型,可以计算出公司的信用风险,即可能的违约概率,而且根据违约概率,也能看出信用风险的大小与其变动。
五、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信用循环指标表示宏观经济景气状况,将宏观经济周期因素纳入到现有信用风险模型之中,分析了宏观经济变量与行业竞争环境因素等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建立了能够纳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式。本论文的分析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在考虑宏观经济与行业风险因素后信用风险的度量问题。在我国当前经济环境下,从信用风险管理的角度入手,将能够测量到的不稳定因素纳入到信用风险计量模型中去,使商业银行能够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要求,建立具有长远性、稳定性、前瞻性的更为有效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对增强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将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为了简化分析,本论文以上市流通的普通股股票价格计算公司价值,除必须假设国内股票市场为完全市场外,又忽略了其他影响因素;另外,本研究虽然尽力依文献或实务界的经验去选择合适的变量,并希望能找出最能解释宏观经济的经济变量,但由于宏观经济变量的选取存在一定主观性,容易遗漏重要的经济金融变量,使得选取变量与应变量的关联性不够显著,或多或少会影响模型的预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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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ongwoo Kim.A way to condition the Transition Matrix on Wind,1998.
[5] Jose A. Lopez.The Empi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verage Asset Correlation,Firm Probability of Default and Asset size,June 2002.
[6] Belkin-Forest -Suchower(1998). A One-Parame-ter Representation of Credit Risk and Transition Matrices.CreditMetrics Monitor,Third Quarter,JP Morgan,New York.
[7] Kim(1999).A Way to Condition the Transition Matrix on Wind, RiskMetrics Group.
[8]蔡方,孙文祥.信用风险的度量和实证分析[J].投资研究,2003,(7).
[9]龚朴,何旭彪.信用风险评估模型与方法最新研究进展[J].管理评论,2005,(5).
[10]赵玉旭.现代信用风险量化模型在我国银行中的应用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2003.
关键词:宏观经济不确定;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范;现有不足;改进建议
一、前言
在宏观经济不确定背景下,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环境更为复杂,管理工作也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其中,信贷风险逐渐增大是银行管理中的一大难题。信贷风险可对商业银行构成巨大威胁,但同时其又是此类银行经营、发展中难以消除的风险因素,所以,加强防范信贷风险其实是现阶段商业银行管理中必须要特别重视的一个方面。
二、宏观经济不确定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增大的关联
在经济平稳增长时,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投资者往往会通过借贷来追加投资,同时,消费者也可能会通过借贷来满足消费需求。此种情况下,商业银行要想尽可能的满足日渐旺盛的信贷需求,其就必须不断扩大信贷规模。这个过程中,出于吸引借贷者、提高业务开展效率的考虑,商业银行普遍会主动的化简审查程序。此种做法会降低贷款发放门槛,进而导致市场走向预测失准,最终造成信贷风险偏高。除了借贷行为之外,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或经济泡沫、虚拟经济等现象也可能会导致信贷风险增大。
三、宏观经济不确定下的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范
(一)现有不足
虽然现阶段商业银行对于信贷风险的威胁性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也采取了很多的方法进行防范,但是,很多银行的防范都并未取得理想效果,信贷风险依旧高居不下。此种现象说明,现有防范机制的有效性还比较低。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范机制的不足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管理方式较为陈旧。在商业银行中,对信贷风险进行防范是行长的责任,但却不是行长的唯一责任,这就使得行长很容易顾此失彼,再加上缺乏有效监督及能够制衡行长权力的机构,行长对于信贷风险实施的管理实际上是在主观判断的基础上展开的。此外,风险滞后于信贷业务、管理考核周期短等情况也会给管理者开展工作带去一定的干扰。其次,管理过于粗放。此项问题的产生与计划经济有着一定的关系,主要是管理改革不彻底、不全面导致的,表现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信贷增速高、发达地区信贷压力大。最后,预警机制有效性低。风险预警决定着商业银行能否及时发现和处理风险,关系到风险的波及范围,对风险管控成效具有重要影响。但在现阶段,由于预警机制有效性低,商业银行普遍尚未实现有效的事前防范,事后补救仍然是主要手段,管理处于被动局面。
(二)改进建议
1、强化内控此项措施主要针对的是现行管理方式陈旧的问题,方法为:分解信贷业务,确保各环节由不同人员负责,以免个人或部门单独操控信贷业务的现象。此种做法的实质是将信贷业务分为多个运作系统,利用各系统间的制约关系来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商业银行有必要特别强调“同层系统制衡”,并以资金运用环节为依据进行业务分解与部门设立,以便通过横向制约来实现审计贷款与发放贷款的分离。在此种管理模式下,业务部门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制约,单个部门或个人大权独揽的现象将不复存在。因此,上述措施也可以视为是对贷款权力的分解,对实现风险的有效控制意义重大。2、实行审批授信制此项措施针对的是管理粗放问题,实施方法为:以总行垂直管理为基础,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各级分支机构有差异的授信权限。在具体实践中,银行应以企业类型与业务品种为依据给予有差异的信誉度。此种方法属于事中控制手段,作用体现为自我制约与自我调控,除了能够有效减轻管理粗放带来的问题之外,还可以起到激发基层分行积极性的作用,有助于基层分行主动进行风险防范。结合目前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控机制来讲,上述做法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防控要求,又与银行发展状况及相关制度相适应,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宏观经济不确定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加大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鉴于此种联系不可消除,银行在发展中有必要积极应对风险增大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刘华.经济下行期银行信贷风险及防范对策[J].现代商业银行导刊,2014,(07):19-22
[2]马文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之防范[N].金融管理与研究:杭州金融研修学院学报,2012,(06):14-16
第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通货膨胀
我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低通胀高增长”的理想态势。2006年11月份由于粮价上涨,CPI的数据显示通涨指标有上升的迹象。今年上半年CPI同比增长3.2%,为近三年来的最高增长水平。在几年的“低通胀高增长”的态势下,适度通胀也有利于调整经济中一些矛盾和内外不平衡,但是6月份CPI4.4%的增长率显示出继续增长的趋势明显,7月份更是达到十年来的新高5.6%。
理论上来说,低通胀高增长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的表现,高通胀高增长就是偏热的表现了。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就应对CPI预期上升的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以制定相关的政策提前防范。
首先,近期猪肉和一些食品价格的上涨显示的供求关系不平衡是否会成为引发通胀上升的扳机。
一般来说,如果价格上涨发生在收购环节,应该是直接向生产者传递供给不足的价格信号,这样就可以使生产者迅速把握市场的需求预期,在最短的生产周期内使供给得到调整,达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均衡。但是,如果价格上涨只是发生在不同的流通环节,就可能不仅仅是供给不足所致,而是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了。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当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应总量超出了总需求,就会出现价格水平上涨的现象。这种纯粹价格的上升可能并不完全是因为货币供给造成的,特别是在近期一直存在的“流动性过剩”困扰的形势下,我们不能不认真分析近期CPI上涨背后的原因。
如果是“流动性过剩”的影响,那么猪肉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将不是孤立的现象,钱多了可能会使价格上涨的情况逐渐蔓延到其他商品。这样会进一步推动CPI的上升,也推动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通货膨胀率就上升了。食品类市场竞争程度较高,不容易有价格操纵,所以食品类价格的上涨显示流通环节价格上涨的信号作用应该比较强烈。
其次,粮价上涨是否是自然灾害的短期影响。如果粮价上涨只是因为自然灾害的原因减产所致,粮价因素可能只是短期因素,不会造成通货膨胀预期上升。
但是有研究表明,2006年的粮价上升与国际粮价上涨有关。中国的粮食进口越来越大,国际粮价上涨直接影响中国国内的粮食价格。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有许多原因,粮食供应大国(比如澳大利亚)由于自然灾害减产是其中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际粮食库存去年几乎接近1972~1973年的最低点,而国际粮价只是1974~1975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以后的三分之一。如果国际粮价再次发生20世纪70年代库存不足粮价大幅上涨的情况,国内的粮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恐怕就不能忽视了。而且由于粮食提取甲醇的再生能源的工业需求的增长,美国宣布要把其国内玉米(1676,5,0.30%)种植面积从7%增加到15%,这样会减少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而提高其他农作物的价格。对于这些变化带来的连锁反应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影响,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另外,石油价格以及化肥价格的不断上涨,带来农业成本的不断上升,这些都有可能通过粮价上涨变成决定通货膨胀预期上涨的刚性因素。还有各种因素带来的工资上涨,也是通货膨胀预期提升的刚性因素。
因此,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关注,应该重点放在可能导致通胀预期提升的刚性因素的变化,这会影响对通胀上升趋势的判断,把握不准确会错过调整通胀的时机。同时要关注价格上升是否是“流动性过剩”的货币形态的表现,这会影响对通胀原因的分析,判断失误会使政策的针对性,进而使政策的效果和影响大为降低。
为了防止经济运行中货币总量超过总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调整经济偏热的态势,要坚持对冲新增流动性,特别是要对冲新的资本流入。在必要时,可以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关注流动性增量的同时,要注意过去没有完全对冲所积淀的存量流动性。适当调整加息的频率,从总需求角度调整经济运行中过剩的货币总量,超前治理通货膨胀。
特别国债的发行,可以协助央行收回新增流动性。国家甚至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向一些改革中的银行和国有机构注资,这可以起到收回存量流动性的作用。对于低保人员进行适当补贴以降低社会对通胀上升的担心,也有稳定通胀预期的作用。应加强价格信号向生产者的传递,降低季节性因素和其他一些短期因素对通胀预期上升的影响。
对于国际粮价变化,我们是比较被动的。因为农业是土地密集型产业,我们并没有土地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而且在农业产品市场方面,从成本和技术方面似乎都没有比较优势,所以,粮食进口增长是有一定根据的。在粮食生产方面,我们应有新思路,比如,是否可以采取能源战略的思路,实施像解决石油问题一样的策略。我们是否可以投资粮食生产大国的农业生产机构:是否能够购买外国的农场;是否可以租种别国的土地,比如菲律宾大量的私人土地都是荒芜的;是否可以同非洲进行农业劳务输出;是否可以直接进入粮食收购环节,减少中间环节:等等。这些跨国行为最好是民间行为,要淡化政府色彩。
第二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资产价格膨胀
“以资产价格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经济危机的特征。比如,日本的经济危机、亚洲经济危机,包括以纳斯达克大幅下跌开始的美国的“新经济”调整带来的几年的经济低迷等。近十几年来爆发的经济危机,都具有通货膨胀水平不高,但是资产价格膨胀的特征。国际经验证明,在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中,过剩的货币资金更多流入高收益的资产市场,会在短期内不断推高资产价格,积累泡沫风险,甚至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线。
当前,我国资产类市场的情况和大的经济环境,与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情况非常相似。
当时,日本推行外向型经济,产生了很大外贸顺差,跟美国人发生了很大的贸易摩擦。在外部压力下,日元升值、金融市场迅速全面开放。对内部来说,也存在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日本的支柱制造业发展需要某种调整,特别是其没有跟上信息高科技的发展,陶醉于自己的制造业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里面。对于持续十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人均GDP近3万美元,日本人充满信心,谁也不认为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日本长期增长的趋势受到巨大的影响。这些方面都与我们现在的情形非常相像,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警惕的原因。
在当时日元升值的预期下,资本
大量流入日本,推高所有资产价格。日本当时有“土地价格不降”的神话。日本京都、东京、大阪三大城市圈的房价上涨了280%。股票市场从一万点涨到两万七千点,最后涨到了四万点。到1990年初,日本政府觉得不行了,开始利率调整,最后一根稻草把泡沫压破了。当年股票市场就下跌了40%,地价下跌了46%,最后整个经济一蹶不振,走进“失去的十年”。
日本当年没有处理好资产类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没有意识到资产价格膨胀积累的巨大风险,犯了很大错误,最后导致了十几年的经济低迷,中国付不起这种代价。
我们现在也面对着与日本当年同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吸引大量外国资本流入来持有人民币资产,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价格轮番上涨。资产价格膨胀的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
对于近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多次调控房价但仍难以遇制上涨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注意。那种认为政府调控土地的政策不对,并笼统地提出应该扩大供给来抑制房价上涨的主张,有很大的误区。
房地产市场属于资产类市场,不是一般商品市场,资产类市场的供求均衡关系与一般消费品的供求均衡关系是不同的。
一般商品的需求受到各自的效用函数的限制。市场商品供给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充分满足效用最大化需求以后,市场就会达到供求均衡,价格就稳定在供求均衡的水平上。
对于住房市场,要区别两类不同的需求。一类需求是“居住需求”,属于实际需求,以一套基本住房为效用满足度,而且受收入和可支配能力约束,对价格上涨非常敏感,价格高低直接影响是否“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个市场的价格是需要管理的。
另一类需求是“投资需求”,或者叫“赚钱需求”。这类需求属于非实际需求,不受一般效用满足度的约束。换句话说,这类需求是以价格差异为目标的。理论上来说,没有“供给”水平能与这种无限需求达到均衡,因而也就没有均衡价格。特别是这种无限需求,在流动性过剩困扰的银行信贷的支持下,用前期的房产循环抵押贷款的方式,是低成本投资,基本不承担风险,风险由银行承担。所以“赚钱需求不在意价格高,而在意价格不上涨,“赚钱需求”有推动价格不断上涨的强烈动机。银行不断向“赚钱需求”提供的信贷给了价格上涨源源不断的动力。如果不断增加“赚钱需求”的房屋的“供给”,可能会把价格越推越高。在两类需求市场没有分开的情况下,“赚钱需求”市场的价格上升会把平均价格拉高。用增加供给来抑制“赚钱需求”市场的房价可能适得其反。
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管理,首先要按照两类截然不同的需求划分成两个市场,即“居住需求”市场和“赚钱需求”市场。两个市场相对分割,具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就不会产生相互直接的或者很大的影响。
在“居住需求”市场上,应该增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的供给。政府应该主导整个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控制地价、房价的合理定价,严格把关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购买和租住条件,保障公平。银行可以增加对“居住需求”的信贷,增加对“居住需求”的开发商的信贷。相信围绕“居住需求”的信贷业务应该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只要严格对“居住需求”住房的规则严格把握,银行的风险也会小一些。
在“赚钱需求”的市场中,政府不用直接干预价格,但是要严格控制四方面的事情。一是土地的合理配置和市场招标规则,“赚钱需求”市场上的土地不能给任何政策优惠,完全进行市场竞拍,出高价者胜出。二是要切实落实房屋“封顶”才能销售的规定。三是严格控制“赚钱需求”贷款,限制银行向炒作房地产赚钱的人贷款。四是完善税收体制,加强各类税收的管理。只要坚持这几个原则,无论“赚钱需求”市场的房地产价格多高,都是需求者自己的选择,风险也由开发商和需求者分担,而不仅仅是银行承担。
当前,不能以“银行的市场化运作”为理由而放任银行为“赚钱需求”进行贷款。日本当年泡沫破灭,引起银行业全面崩溃的巨额坏债,基本都是在价格泡沫形成过程中,银行信贷大量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所致。
现在有一个困惑,银行现在50%的信贷是对房地产的贷款,相信很大一部分是“赚钱需求”的滚动贷款。日本当年也有对银行向房地产贷款的限制,但是规定并没有严格执行,当“土地价格不降”的神话破灭后,银行业深深陷入危机之中。
股市也是“赚钱需求”市场,目前市场也有靠增加“供给”调整股市的思路。在流动性过剩、资金非常充裕、投机氛围很大的市场环境中,“供给”的大幅增长可能会再次助推股市非理性上涨。弄得不好,会重演台湾股市与政府政策博弈的故事。政策需要保持冷静。
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不能拿当前中国的情况与当时的日本相比。我觉得每个国家的情况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们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了一些非常相似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问题。在这个情况下,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特别有意义。近期应该特别关注股市、房市和其他资产类市场的价格膨胀带来的风险,防止以价格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
第三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过剩的货币表现是两个,传统的表现是通货膨胀,“近代”的表现是资产价格泡沫。
中国经济已经同时出现这两种现象的迹象,因此要特别关注流动性过剩问题。
首先,目前流动性过剩是个全球性问题,现在全球快速流动的资本主要是金融资本。这个现象由全球资产价格如黄金价格、房地产价格、股市价格都不约而同地大涨而充分表现出来。股市上涨更是全球性现象。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对金融资本在快速流动中创造更大的流动性有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直接与全球过剩流动性的输入有关。2006年有800亿美元左右的非贸易和非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入。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使得全球金融资本以各种名目(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和战略投资)、以各种身份(房地产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还有改头换面的对冲基金)涌进中国,使中国外汇积累不断上升的同时,通过结汇把全球过剩的流动性输入了中国,M2或者M1甚至两者同时增长,完成了国际流动性与中国流动性的接轨。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国际资本争先恐后地流入,使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变得更严重,资产价格泡沫积累的风险更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可能需要防止资产价格膨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双重风险。
对于中国目前存在的流动性过剩,从根本上来说,要从国内的结构调整上着手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宏观上进行储蓄与投资的差异调整,减少政府储蓄和投资,国有企业利润向国家分红以减少企业储蓄,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减少居民为将来不确定性而进行的“审慎储蓄”,刺激居民当期消费。扩大内需,减少外需,降低贸易顺差,减少外汇顺差造成的新增流动性。
微观上进行出口企业的成本结构的调整,企业的环境成本、员工基本卫生医疗体制、退休金个人账户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工资等方面,应进行强制性的完善,在调整国际收支和减少流动性的同时,也把利益留在国内。
关键词:金融开放; 宏观经济 ;稳定协调
金融开放,虽然大多学者从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服务角度来进行不同的定义,但以姜波克论述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金融开放可从静态与动态两方面来看。从静态方面来,金融开放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从动态方面来看,金融开放则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由原先的金融闭锁的状态向金融开放状态的转变过程。
金融一体化的开放对国家宏观经济带来了很多影响,本文就从三个方面来研究金融开放环境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 影响国家甚至地区金融危机的产生
在过去,学术理论界认为金融开放对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不很明确。因为他们认为金融开放一方面能给国家或地区提供利用国际资本的机会,能够帮助那些资本贫乏的国家实现生产基础的多元化; 另一方面, 金融开放程度的提升也能让处于比较优势的生产专业化程度能上升,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特别是东亚地区在上世纪80 年代经济的腾飞,更让理论界对金融开放持乐观的态度。
但伴随着东亚国家加快金融开放的步伐,对金融市场的规制也不断放松,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进程也日益加快,这些也吸引了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大量过剩资本涌入。这些外资的大量涌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东亚地区国内建设资金存在的不足,增强了融资能力,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推动经济发展和造就经济的繁荣与“东亚奇迹”。然而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世界所爆发一系列货币与金融危机,尤其是在1997 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让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2008 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次贷危机,冲击了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包括经济发达的国家经济。这让很多流入的外资纷纷撤回本国来救市,导致许多国家的股市暴跌和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
这些事实让学者们对金融开放的后果产生了质疑。当今学术界普遍研究总结,国家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容易产生着经济波动,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许多外来的国际资本有着亲周期流动的特点,正当经济低迷时,往往会倾向集中撤离。在这时如果国内没有形成良好的融资渠道,就无法能给企业提供上有效及时的资金补给,容易导致企业生产产生瘫痪,经济陷入萧条状况中。
二、效率与风险是金融开放下宏观经济特点
效率与风险是学术界根据金融开放后国际金融危机所总结出来的特点。特别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外资金融机构的涌入,我国金融机构也要出到国外的金融市场,今后对外借款与投资必然会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当向政府机构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时,由于贷款都是没有担保,国家风险就会成为最明显的。一般来说国家风险的表现形式就是“转移风险”,也就是借款人的债务都不是以本币计值,不管这些借款人财务状况如何,都可能无法得到外币来用以偿还着借款。特别是我国的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以往都处在封闭的金融市场上活动,所以对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并不是很熟悉,所以在金融开放后更应该对此进行格外地关注。在加上由于市场价的变动,无论在银行的表内与表外头寸上都会面临着遭受巨大损失的风险。所以市场风险一个具体的内容就是外汇的风险。在国际金融汇率剧烈波动时,外汇业务中内在的风险,特别是外汇上的风险也会增大。在加入WTO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之后,金融汇率的市场化进程也会进一步加快,汇率的波动也会更加频繁,与此同时,银行的外汇业务也日益增多,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对外汇业务并不熟悉,因此,这类金融风险会逐渐增加,这一些都让效率与风险是国家宏观经济的特点。
三 保持稳定与协调是宏观经济的特点
由此看来,金融开放对于宏观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金融开放可以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下的弱点,广泛的融资能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还能为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提供刺激,从而推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但如果条件不能完全具备来强行实行金融开放,就会有着巨大的风险。
为此,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应该把金融开放隐含的,不得不承受以及会发生的金融经济危机考虑进去,在政策与制度来进行完善。实质上,金融稳定与金融开放、金融危机和体制外的协调等方面存在着必然联系。所以,我国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中,强调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的同时,更应改去着重强调金融开放的渐进性与次序。
要做到金融开放的渐进性与次序,关键的实质就在于经济上国内与国外协调一致。著名学者麦金农也曾经指出,国家为实现非通货膨胀上的金融均衡,财政和货币,以及与外汇政策上的排列顺序是至关重要。政府不仅,而且也不应该去采取全部完全的自由化措施;相反,经济金融上的自由化应有一个最佳合理的顺序。
因此,根据麦金农的论述,一个经济上中央集权化的国家经济过渡到一个金融开放的国家,应该做到国内与国外的协调,在财政上做到金融开放下的平衡,这样才能防止入不敷出以及游动资金的出逃。同时在财政收支方面重建公共财政。一方面要实行“权力来制约权力”的改革。用相应的权力甚至更大的权力,来实现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同时要推进以利益,尤其是物质方面足额的利益来激励与推进政府职能的利益与调整。这样,才能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协调。
参考文献
[1]2005年中国金融年鉴。北京: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
[2]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关键词】 经济周期 信贷风险 亲周期性 逆周期
一、经济周期下信贷风险的变动趋势
经济周期亦称为经济循环或商业循环,是指总体经济活动的发展趋势有规律的出现扩张和收缩的一种经济现象。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中,峰点和低谷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转折点。经济周期可以据此划为扩张期和收缩期。当经济变量从谷点运行到峰点时,经济处于扩张期;当经济变量从峰点运行到谷点时,经济处于收缩期。如果我们把经济扩张阶段的前半阶段称为复苏阶段,则后半阶段称为繁荣阶段,把经济收缩的前半段称为衰退阶段,后半阶段称为萧条阶段,整个经济周期便可划为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
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不能在到期后全部收回信贷本金和利息或只能部分收回本金和利息的可能。正确认识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特征对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管理、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减少损失、增加收益和增强银行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信贷风险主要是由债务人自身因素和宏观系统因素所决定,宏观经济因素作为一种系统风险,很难在银行贷款组合中进行分散。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周期对银行信贷风险具有显著的影响,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信用风险具有明显的不同,一般表现为在经济扩张阶段信贷风险较低,而在经济衰退阶段信贷风险较高。经济周期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违约风险、违约损失和信用质量迁移风险随着经济周期变动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
二、经济周期下影响信贷风险的因素
1、商业银行自身因素
商业银行在信贷经营活动中表现出明显的亲周期性。在宏观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信贷需求旺盛,银行此时也往往过于乐观,对风险估计不足而制定出较为激进的经营政策。信贷的过度扩张使得部分资金进入低盈利、高风险的项目。当宏观经济步入衰退收缩时,低盈利、高风险项目风险不断暴露,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银行对未来经济产生悲观情绪,此时银行可能会制定出保守的经营政策,甚至会过度收缩信贷规模,导致银行惜贷现象的发生,使得部分经营稳健的企业出现融资困难,使其正常的经营受到影响,致使银行不良资产进一步增加。
另外,商业银行一般会选择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稳健和发展潜力大的企业作为贷款对象。但是企业的盈利状况除了受自身因素影响外,还要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的变化会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周期影响信贷行业结构、期限结构和客户结构选择上:在经济繁荣时期,商业银行相对增加对周期性行业和中小企业的贷款,其贷款期限也较长。这就会造成一种结果:当商业银行没有把握好经济周期变动规律时,商业银行就很难及时调整放贷对象,造成比较严重的信贷风险。因为在经济下行时期,周期性行业受宏观经济下行的冲击相对比较大,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弱小,同时期限较长的贷款也增加了银行信贷资产风险暴露的可能。这些因素都会使得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信贷资产质量下降。
2、借款人因素
经济周期变动会导致借款人经营状况的波动,并最终对借款人违约产生重要影响。当经济从萧条转为复苏时,经济增长使得企业利润增加,利润的增加刺激企业增加投资,投资的增加一方面使得总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增加的投资会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并使得下一年固定成本(折旧和利息)增加。经济形势的乐观和投资的增加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增加企业的利润,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了投资,导致经济高涨。在经济高涨时,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存量对收入的比率会提高(企业成本构成中可变成本对不变成本的比重下降)。这种情况随着经济的进一步扩张会导致消费需求的相对减少和产品成本的上升。在现行价格水平上,工人买不起企业的产品,市场无法出清。企业如果选择降价则会导致利润减少甚至亏损,企业投资随着利润的下降也减少,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引起企业盈利下降,商业银行将会减少信贷供给和向企业追债,导致企业破产,引发商业银行信贷损失。
3、监管层监管因素
金融监管的外部规则大大强化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这些外部规则主要包括监管层对金融机构的资本监管、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等。商业银行本身所具有的内在顺周期性,在资本监管等外部规则下进一步得到强化,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1)资本监管。资本要求会随着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当经济衰退发生时,监管层会要求商业银行有更多的资本来抵御风险,而当经济扩张时资本要求会随之降低。这样做虽然实现了对资本要求的动态管理目标,但经济扩张和衰退所导致的资本要求变动会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能力,进而作用于实体经济,强化宏观经济的波动程度。
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动对信贷风险直接产生影响,进而会影响到监管层对资本的要求。在经济衰退时期,一方面商业银行坏账的增加会冲减银行资本;另一方面借款人信用等级的下降又会迫使商业银行增加银行资本。这无疑会大大制约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最终会加大经济的衰退程度。而在经济扩张时期,资本的顺周期性又会使得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促使经济进一步过热。经济波动幅度的加大,无疑使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面临着更大的宏观系统风险。
(2)贷款损失计提规则。在监管体系下,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也是导致其信贷行为顺周期的一个重要原因。贷款损失拨备计提的周期性波动强化了商业银行信贷周期性特征,其结果会增加宏观经济的波动性,最终对银行信贷资产产生不利影响。在经济繁荣扩张阶段,商业银行贷款违约率和损失率降低,计提的损失拨备减少、利润增加,促使银行扩张信贷,推动宏观经济进一步扩张;在经济紧缩衰退阶段,违约率和损失率的上升,使得银行大量增加拨备计提,导致银行紧缩信贷规模,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延缓经济复苏进程。
通过在经济周期背景下对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周期、信贷周期、信贷风险周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信贷供给波动会增加实体经济波动的风险,这又会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 转贴于
三、对策与建议
1、完善信贷经营机制
商业银行在信贷经营中应该做到:一是商业银行总行应该组建具有较高水平的、能够掌握经济周期变动的专家团队,前瞻性的预判宏观经济走势,为制定信贷经营战略提供依据。地区分行应该建立区域和行业风险控制部门,制定出较为稳妥的区域和行业信贷投放策略,控制信贷区域和行业风险。二是商业银行应该在把握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规律基础上,根据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调整授信额度,建立逆经济周期信贷授权机制。在经济繁荣上升时期,适当的控制银行分行的授信额度,在经济紧缩萧条阶段则适度扩大授权来增加信贷投放,以此来避免信贷过度扩张和收缩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
2、提高信贷风险管理水平,建立跨周期的信贷风险计量模型
建立适当的跨经济周期信贷风险计量模型,对商业银行进行信贷风险预警和管理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来看,大部分风险计量模型多采用“外推法”,违约率或信贷质量的变化只是评级机械式延伸的结果,显然这些计量方法,不适应计量由于宏观经济波动而引起的系统性风险变化的需要。因此,商业银行可以考虑改进信贷风险计量模型。一方面要建立至少跨越一个完整经济周期的违约数据库,完善数据库的建设,以此缓解数据期限跨度不够导致违约率易产生偏差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设计更为科学的计量风险模型,利用历史数据找出经济繁荣时期和衰退时期不同的违约区分指标,在考虑经济周期各个阶段指标差异的基础上,对信贷风险进行计量。
3、进行审慎的金融监管
监管层应当采取适当的逆周期政策和机制来弱化金融机构的顺周期性行为,避免其加剧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1)前瞻性的资本监管要求。由于内部评级法本身的亲周期性,使得计算出的监管资本随着经济周期变动表现出较大的波动。因此,必须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增加针对宏观系统风险的逆周期性资本要求,减弱银行信贷行为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由于商业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筹集资本要比在经济下行时期容易得多,而且成本也低很多。因此,监管机构可以考虑在经济繁荣时期要求商业银行增加资本的持有,提高资本充足率,为经济衰退阶段大量损失提供足够的缓冲。这样可以保证经济衰退来临时商业银行有足够的资本金来增强银行面对危机的承受力。
(2)跨周期的拨备计提制度。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在损失准备金计提时,会计处理上采用的是权责发生制,使得商业银行损失准备金计算在经济繁荣时期计提的少,而在经济衰退时期计提得多,导致商业银行在经济衰退来临时缺乏足够的准备金来缓冲违约损失,加剧了商业银行的亲周期性行为。因此,为了缓和信贷损失的顺周期性,建议采用跨周期的拨备计提方法,提高贷款损失拨备计提的前瞻性。
此外,可以设计一种将逆经济周期因素引入到现有的拨备计提制度中来,在这种制度下,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的数据应当基于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我们可以用整个经济周期中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除以该时期信贷总额,得出完整经济周期中的平均拨备比率。这样,在经济和信贷扩张时期应当使贷款损失拨备比率高于制度设计计算得出的平均拨备比率;在经济和信贷收缩时,由于在前期计提了额外的贷款损失准备,只需计提低于平均水平贷款损失拨备即可。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由于商业银行的亲周期性行为带来的宏观系统性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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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关键词】房价波动 宏观经济 关系
一、引言
房价是指在房地产在“开发、建设、经营”过程中所耗费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形成的价格加上土地所有权价格的综合货币表现。宏观经济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总量(经济活动运行),通常才用GDP为核算指标,GDP=C(消费)(居民行为)+I(投资)(企业行为)+G(政府支出)(政府行为)+NX(净出口)(国外行为)。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承载体,本身属于消费品与投资品的结合,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C(消费)(居民行为)+I(投资)(企业行为)两项。经济学者研究认为房价的波动会对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产生现实(潜在)影响,即房价增长幅度与GDP增长率密切相关。本文为研究将房价概括为房地产价格体系中新建住宅用房(商品住宅)价格。
二、房价波动与我国宏观经济的相关性
房价与宏观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相互作用相互加强的。房价下跌预示宏观经济的萧条,在萧条的经济形势下对房地产的投资就会因需求不够而降低,房价的持续下跌再次预示宏观经济萧条情况恶化,形成相互作用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房价增长过快预示宏观经济过热(经济泡沫,即经济繁荣的虚假表面化),在过热的经济形势下对房地产的投资就会因需求过高而提升,房价被进一步推高,从而形成房地产泡沫。
(一)房价适度增长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抑制过度住房消费趋势。作为“产业链长、相关产业多(与“材料工业、建筑业、金融服务业”等众多行业有着密切的关联)、关联度大”的房地产行业,房价的适度增长能够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刺激经济增长。适度的房价增长能够帮助消费者与投资者树立信心,增加居民财产,从而刺激住宅的“投资、开发、消费”。此外,当经济增长已经处于高峰期时,可通过提升房价抑制过度住房消费趋势与房地产投资的速度,从而调节经济增长。
(2)调节产业结构,创造就业机会。如上文所列,房地产行业属于“产业链长、相关产业多、关联度大”的特殊行业,通过直接或间接带动相关产业的“投资、生产、消费、收益”为社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调整产业结构。单就房地产业本身而言,房价适度增长能够带动“开发、建筑、销售、物业管理、评估”等市场的繁荣。
(3)改善城市面貌,推动经济发展。伴随房地产的投资与开发,城市的基础设施(硬环境)被极大改善,从而吸引更多的外资前来发展,在改善居民居住水平的同时提升城市的商业环境,为城市居民生活与服务(软环境)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住宅用地等于购买70年的土地使用权,房价的适度增加也提升了国家储备资金(土地使用权归国家),更多的资金被用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二)房价过快增长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抑制居民消费,增加居民生存压力。国家的经济政策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在房价过快增长的推动下,居民家庭固定收入中绝大部分被用来消费在住房上,其它方面消费能力势必下降。房价过快增长加重了居民购房压力与经济负担。高房价能在短期拉动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步伐,但这是牺牲其它消费增长所换取的,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需要从扩大内需入手。
(2)相关产业重复建设,产业结构失衡。房价过快增长引发“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建筑材料工业等关联产业进行低水平重复建设,不仅导致原材料市场与运输的紧张,而且严重阻碍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当虚高的房价泡沫破灭后,相关产业链就会断裂,房地产行业无法兑现与其它产业签定的合同,从而形成巨大的债务拖欠网络,并导致关联产业陷入低迷。
(3)积聚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房地产购买土地与项目开发所使用的资金几乎全部为银行贷款,即房地产贷款为银行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目前国内居民大多采用“按揭买房、分期付款”的购房方式,这就意味着银行成为房地产业的最大风险承担者。过高的房价将银行抵押贷款搁置于虚假的价格泡沫之上,当社会购买力被迅速消耗、虚高的房价泡沫破灭后,银行的抵押资产价值就因大幅下跌而形成资不抵债[4]的问题,当贷款人无力还贷而放弃抵押物时,银行就会因大量不良贷款而陷入困境。
三、房价软着路措施
(一)开征物业税,防范囤积房产
通过开征物业税(额的房地产保有税)刺激土地的有效供给与不动产的流动,防范投机者(开发商)通过囤积房产提升房价。对不同户型的商品房实施区别税收对待,即对豪宅征收高额税款,给予贫劣房较大减税或免税,以有效缓解国内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情况。
(二)转变国有土地供应方式,防范“招、拍、挂”制度
转变传统标价高低的单一招标方式,通过对土地投标者的“信誉、业绩、业务水准”等全方位的评判方式进行土地招标。建立清晰的法制化地价调控体系来设定“土地使用权租用价格、房产价格”两者的具体标准,实现房价制定的透明与公平。
(三)开发多元化房地金融产品,加快房地产业贷款的证券化
银行应通过开辟多元化的房地金融产品为房地产的“融资、开发、交易”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从而降低房地产业大量借贷海外资金而产生的高昂成本,以有效降低房价。通过加快房地产业贷款的证券化更多的将国外资金引入国内房地产市场,在提升金融投资安全性与效率的同时分散房地产信贷机构存在的风险。
参考文献:
[1]赵立飞.高房价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及应对措施[J].经济视角(中旬),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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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檀.房价速跌将毁灭中国经济[J].房地产导刊,2012,(03).
关键词:经济转型 转型方向 路径选择
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主要为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产业,企业的主要竞争优势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投入,大多数企业存在技术投入不足、创新能力较差、生产效率较低的问题,因而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需要依靠深刻的经济变革和产业升级来实现有效的提升,由此才能更好地应对内外部风险的挑战。本文从我国宏观经济在金融危机后的现状出发,通过分析我国宏观经济运作特点及转型选择的可能性,对我国未来宏观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结构升级的方向及其途径提出相关的建议。
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的特点分析
(一)经济改革驱动型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均属于一种经济改革驱动型增长。在不同阶段的变革之后,我国近几年的全部工业增加值及其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根据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变化规律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波动规律,即在我国每次经济改革之后,宏观经济会因为经济转型而重新获得活力,并出现持续一定时间的高速增长期,而在一段时间之后由于缺乏新的变革和经济转型,在面对国内外经济风险的情况下整个经济形势会出现一定的下滑,因此在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下滑风险的情况下,通过加深经济改革的力度,实现宏观经济增长转型,增强市场活力来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新一轮增长是十分必要的。
(二)出口加投资驱动型增长
虽然我国政府在近年的改革中一直强调扩大内需在驱动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一直依赖于对外出口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政府的投资驱动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其在GDP增长中的贡献率在金融危机之后处于一个稳步增长的阶段之中,而由于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出口在GDP增长中的贡献呈明显下降趋势,而作为国家政策关注重点的内需消费的贡献率一直保持稳定,并未出现较为显著的增长,如图2所示。
随着金融危机过后国外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我国宏观经济中的出口增长趋势明显放缓,对外贸易顺差额的减少和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使我国出口贸易的利润不断压缩,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明显下降,如图3所示。
(三)信贷驱动型增长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货币市场的流动性一直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2001年以来我国货币扩张力度的提升使得我国宏观经济体系中的信贷扩张力度不断增大,客观上通过企业融资难度的下降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再投资循环,从而刺激了经济的增长。
从图4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宏观经济信贷发放规模和货币市场M2的增速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显示金融危机过后我国宏观经济受到信贷驱动而保持平稳增长的内在运作特点。
此外,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中,尤其是金融危机过后的宏观经济增长还存在以房地产经济为主导、外汇占款过多、基础设施投资高于生产设备投资等特点,这些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在新兴的知识经济体系中所起到的驱动作用将越来越小,其增长模式在越来越强调低碳、环保、高附加值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式中也难以长期维持,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在金融危机过后的动荡时期实施有效的经济转型政策,从而变革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经济发展潜力。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转型方向及途径
(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低经济附加值、高资源投入及人力资源密集型的产业为主,并且依靠我国廉价的人力资源和原材料来压低自身产品价格,依靠低价策略抢占国际市场。然而目前国际资源价格上涨、我国人力资源价格不断上升的趋势使得这种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同时外部市场需求疲软也进一步限制了这种产业的发展潜力,因此加深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产业创新和产业高端化发展是我国宏观经济转型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向。
目前,我国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应当首先重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中的服务业,从而加强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力度,并进一步利用我国人口红利末期的人力成本优势形成服务产业的初步积累,为后续发展提供前期利润积淀进而实现服务业的长期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转型。
同时,作为我国目前宏观经济的一个主体产业,我国的制造业也是经济转型的改革重点。我国应当加大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引导,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来提高制造业的利润附加值,以新兴技术的使用和管理流程的改进来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我国政府可以采用政府驱动型技术创新和需求拉动型技术创新两种转型模式来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升级:一是政府驱动型技术创新,通过加强研发院所与高等院校同企业界的合作,以国家的科研投入为前期引导促进科研单位的技术研发,然后以企业的后期生产投入来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进程,从而实现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实现制造业的经济增长转型;二是需求拉动型技术创新,通过分析我国未来居民消费的需求,如信息需求、健康需求、环保需求等需求新趋势,对相关的产业企业或是企业的相关创新业务提供税收优惠等引导措施来促进企业分析市场客户的具体需求内容,从而依照该内容进行更加有效的技术创新。
最后,我国应当集中资源发展诸如低碳产业、生物科学产业、新材料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从而在新兴技术领域集中形成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高新技术公司,进而实现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良性创新循环,在长期发展上实现以技术创新为主导,以战略新兴产业为支柱的经济增长。
(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协调也是造成宏观经济增长乏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东南沿海城市发展增速较快导致的土地等资源价格高企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并且由于人口密度持续增大导致的生活成本升高,也使得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家的内需拉动政策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因此,为了有效地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活力,我国相关部门应当从宏观和长期发展的角度,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通过扩大对主体城市和经济区周边的相对落后区域的支持和帮助,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具体到操作上,我国可以通过建立一套涵盖区域中心城市和周边落后地区政府决策人员及经济发展资源的协调部门的集中协商机制,在区域发展重大经济决策上相互通报发展规划,从而提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加强区域经济发展合作。此外,我国政府还应当有意识地加大对贫困落后地区的财政补助力度,从而帮助减少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保障宏观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
同时,中央政府应当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各个城市群、经济发展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战略进行协调,避免出现地方相互之间的恶性同质化竞争和重复建设,减少我国目前大中型城市出现的长期规划同质化现象的进一步深入,从而提高各个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中央经济部门应当通过指导和协调各地监管部门进行合理的自我特色分析,促进各地政府因地制宜,更好地发挥地方经济特色,从而实现更加协调的区域经济发展。
最后,我国政府还应当对我国目前较为紧缺的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等进行统筹规划,提高我国国土空间的利用率,并对不同区域的资源用途进行合理的划分和开发进度规划,从而促进区域资源交互的良好进行,减少资源交互混乱导致的区域发展瓶颈。
(三)发展福利支撑型经济
目前,我国内需不足是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因素,为了有效地改变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模式,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转型,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刺激内需的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刺激我国的内部消费需求,解决目前居民生活当中的各种负担从而释放居民购买力是促进该转型进程的关键因素。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相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促使我国宏观经济由原有的出口加投资拉动型增长转变为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模式。
政府首先应当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全面推广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公共资源分配体系来全面支撑我国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基本保障需求,通过解决居民生活的福利需求,如医疗保障需求、生存居住需求等来使居民减少储蓄意愿,并释放居民购买力,从而刺激居民消费。
同时,政府应当制定合理的长期劳动就业协调机制,针对我国不同时期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调整相关的劳动力保障政策,从而实现和谐的劳动关系,减少由于企业用工和居民就业两者之间存在的结构不匹配现象,从而提高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企业的寻工成本,同时促进居民就业,从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最后,应当深入改革收入二次分配调整体系,通过利用税收机制、最低工资保障等制度的建立来合理地调整我国宏观经济中收入分配关系,并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两种渠道来提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从而刺激居民的消费意愿。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 宏观经济 影响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该模式能够很好地适应当下金融发展的主要形式,并对于我国经济制度的创新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使得我国的经济制度能够适应经济模式的发展。另外,互联网金融具有很多不可忽视的优势,为金融业务的办理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使经济的发展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互联网金融为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下文将针对相关方面进行阐述。
一、互联网金融的特征
(一)众筹模式
互联网金融是信息时代的必然产物,互联网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于经济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主要利用计算机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达到资金流动与交易的目的。众筹模式是当下使用最为普遍的金融模式之一,是由者将自己的项目在相关的筹资平台进行,吸引众人进行集体投资。众筹模式的发展需要较为安全、规范的交易平台,并且保证项目能让更多人看到,从而达到更迅速地集齐资金的目的。
(二)P2P信贷模式
P2P是近些年来金融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主要是利用网络作为主要平台从而进行相关的借贷活动。P2P是借款人按照规定的程序完成信息的审核,然后在相关平台实现资金的借贷。P2P在应用过程中有一定的借贷门槛,但其借贷效率高、速度快也是不可忽视的优点,该模式的对象一般为部分中小企业与个人,P2P为他们提供需要的借贷服务,实现资金的流动与经济的发展。
(三)第三方支付模式
伴随着淘宝、天猫等网络购物平台的兴起,第三方支付平台也逐渐发展,第三方支付模式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网络购物的安全性与信用。该模式主要是利用信息技术与网络购物平台建立一定的联系,使得资金支付更加方便,保证了网络购物的安全性与规范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四)数字货币的发展
数字货币的发展是互联网金融的主要特征之一,这在很多领域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比如Q币、游戏币、代金券、充值卡等,然后再按照一定的比例与人民币进行兑换,从而达到在虚拟世界消费的目的。例如,目前在淘宝上极为普遍的数字货币的充值,8.8元人民币可以购买10元Q币,数字货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另外,还有部分人利用比特币投资,从中获取实际利益,这都是数字货币的发展带来的效应。
二、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风险较大
互联网金融是近年来兴起的经济模式,它与传统的经济模式有一定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传统金融的相关功能,但是在监管方面却存在一定的漏洞,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为宏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例如,在互联网借贷中,互联网只是为交易双方提供需要的平台,并不承担相关的违约风险,因此,贷款人就需要承担该风险,若对方的信用不良,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大贷款人的风险。同时,由于网络交易的局限性,贷款人无法知道对方利用该资金作何用途,若借款人将资金用于炒股等高风险活动,这也会在一定程度增大风险。另外,借贷平台在进行交易时并未对交易双方的信息进行严格的审核,也没有对资金的用途进行调查,虽然网络借贷效率高、成本低,却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借贷人的经济风险。
(二)为影子银行的发展带来风险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形式较为简单,且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承包了金融发展的大部分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银行成为金融市场的垄断者,许多中小企业由于无法达到银行的借贷标准而向影子银行进行借贷。目前,我国的互联网借贷已然成为借贷的一种主要形式,部分互联网借贷平台不仅作为借贷的中介,还进行一定的财富管理,如投资相关理财产品等。互联网借贷平台已经具有影子银行的相关功能,影子银行主要是指在监管范围之外,具有一定风险的金融中介。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影子银行的发展造成了威胁。除此之外,互联网借贷不能对资金的用途进行相应的调查,只要求借款人按时还款即可,这使得互联网对资金用途的监管并未发挥作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互联网金融的信用与违约风险。
三、针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相关建议
针对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相关人员必须给予足够重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而有效降低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宏观经济健康发展造成的影响。基于此,下面就对互联网金融实现健康发展的有效对策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一)建立完善的互联网监管
互联网金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经济市场的竞争力、资金的流动速度以及利用效率等,但是在缺乏完善监管的情况下,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发展而言仍然存在一定风险。因此,目前我国主要针对互联网中介平台的发展建立了相关的监管机构,并及时提出相关的指导意见,对互联网金融的相关平台与机构进行规范、有效的管理,提升互联网经济的利用效率,保证互联网金融的安全性。例如,对互联网相关的金融企业与机构发放牌照等,并根据借贷、投资以及存款等分别建立不同的监管系统,保证对互联网金融的高效管理,除此之外,互联网金融还能高效地为人们提供各类服务。因此,监管机构不仅只是针对相关服务进行一定的限制与打压,而应该引导互联网金融向积极、有利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