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0:05:1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劳动力市场基本要素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西安翻译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5）
摘要：马克思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因所处时代和阶级立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人力资本的概念界定、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等三个方面，对马克思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思想进行比较研究。随着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必须加强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城乡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关键词 ：马克思；舒尔茨；人力资本思想；城乡发展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22-0224-02
一、引言
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投资活动而在人自身中形成的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同时也包括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以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雅各布·明赛尔（Jacob Mincer）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将传统的物质资本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应用于对人力因素及其相关行为的分析，从而开创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面貌，解决了诸如索洛“余值”、庇古“悖论”等经济学难题，不仅极大地深化了经济学分析的内涵，而且广泛地扩展了经济学研究的外延，从而引发了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重大变革。鉴于舒尔茨与贝克尔在人力资本理论等领域的重大贡献，他们分别荣获1979年和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者。1960年，舒尔茨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说中，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宣告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此后，舒尔茨沿着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线索来展开其人力资本分析，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的重要著作，系统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初步确立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毕其一生精力创立了科学而博大的经济理论，这是人类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对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是否包含人力资本思想，学术界则有不同观点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也没有提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但在他浩瀚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却包含着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为更深入地探讨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并使之更好地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本文尝试梳理并比较马克思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思想，同时探讨人力资本思想对中国的现实启示。
二、马克思与舒尔茨人力资本思想的比较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界定
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虽不曾出现“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却频繁使用了“劳动力”和“劳动能力”的概念。笔者认为，马克思“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的概念与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人力资本”概念是基本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所下的定义是：“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谓的“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是指人们从事生产时所运用的体力和智力。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知识和技能”，这是人们经过后天的学习、培训和实践而形成的智力能力；与此同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理论把每个人的健康状况都当作是一种资本的储备”，因而他的“人力资本”概念也就包含人的体力。因此，与马克思的“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概念一样，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也是指人们从事生产时所运用的体力和智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的“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概念的内涵，与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中“人力资本”概念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
（二）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对于人力资本的作用，舒尔茨认为：“我们之所以称这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引者注）为人力的，是由于它已经成为人的一个部分，又因为它可以带来未来的满足或者收入，所以将其称为资本”。由此可见，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因为附着于人力之中的“知识和技能”同物质资本一样能够带来收入。与舒尔茨“人力资本”能带来收入的说法相对应，马克思强调了劳动力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商品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劳动力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这实际上是突出了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性。当然，马克思并非认为劳动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而是充分论述了劳动过程的基本特点及其与价值增殖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劳动资料是劳动过程的三个基本要素。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产品……只是作为活劳动的物质因素起作用”，活劳动“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事实上也就说明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本身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所执行的不同职能”。因此，尽管不同于舒尔茨从获取收入的角度看待人力资本，但马克思强调了人的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也就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三）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由人们通过自身的投资所获得的有用的能力，包括体力、知识和技能。具体而言，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由以下五个方面的投资所形成：“（1）医疗和保健，从广义上讲，它包括影响一个人的寿命、力量强度、耐久力、精力和生命力的所有费用；（2）在职人员培训，包括企业所采用的旧式学徒制；（3）正式建立起来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4）不是由企业组织的那种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包括那种多见于农业的技术推广项目；（5）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由此可见，舒尔茨认为，由教育、保健、人口迁移等投资形成的人的体力、知识和智力，共同构成了人力资本。
与舒尔茨的观点相对应，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具体而言，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维持劳动力所有者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支出增多，收入也得增多。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劳动者必须要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来维持其生存。其二，维持劳动者家属生存、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由于劳动者有其生命周期，为使劳动力市场持续运转，就必须满足劳动者家属的生存需要，保证劳动者“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供给。其三，劳动者的教育或培训费用。马克思指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因此劳动者的教育或培训费用也是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由于劳动能力具有层次差别，马克思认为应将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只需具有体力和少量技能即可，而从事复杂劳动的人则必须具有足够的才能，也就是要有高层次的人力资本。此外，马克思提出了不同层次的劳动能力之间的换算关系，他认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
三、人力资本思想对中国城乡发展的启示
在现阶段，人力资本思想对于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人口因素是影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之一，它通过劳动力市场等途径影响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低生育率水平使得中国进入人口红利期，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成为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中国完成了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转变。由于人口转变过程的迅速完成，使得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了明显变化。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人口红利期相对较短，2015年前后是中国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的拐点。从1953-2012年，尽管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但0-14岁人口比重不断减少，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则不断增加，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劳动力后备人口趋于减少，另一方面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城乡劳动力市场迎来了“刘易斯拐点”。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将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劳动力要素变得相对稀缺，这也成为中国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契机，助推中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在此背景下，加快对城乡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命题。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 劳资关系
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一直是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比较优势，使我国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占明显优势。但是近年来，随着“民工荒”、“SA8000”等新问题的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开始凸现。如今，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国内外遭遇多种挑战，单纯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参与竞争的模式在国内外市场和政策前都开始“碰壁”，因此我们要重新思考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问题。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成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软肋，劳资关系在该因素影响下更凸显。在当下这种情况下，亟需优化劳资关系来促进社会的经济和谐发展。
一、劳动力成本上升原因
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一直是我国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优势。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相比后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当前我国的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结构，不断扩大的现代经济部门把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假若经济部门继续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那么工资必然上涨，相应地引起农业部门工资提高。那么，在人口转移进入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导致劳动力短缺，使得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近些年来我国GDP增长一直保持在10%左右，我国经济的发展导致我国工资水平的上升。根据古典经济学派在工资决定方面的理论，认为工资体现了劳动力价格，等于维持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符合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
在2006年3月19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提出了“扩大消费的五大药方，其中之一是要着力改变目前存在的职工、特别是工人最低工资制度上存在不合理的问题，最低工资水平过低、几年不提高等情况都要逐步改变”。研究者廖萍（2008）提出，国家政策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下，政府在职工工资、收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出台了政策措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了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因此也必然会提高当前工资水平。同时，《劳动合同法》与SA8000的实施客观上也促进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合同法》详细地规定了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解除和终止等问题，全面保障广大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对劳动者在工作中的待遇、享有的福利保险、合同期等方面都做出了新的规定。这些规定使企业增加了对员工的支付补偿费用等，使得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这些客观上会使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特别是那些长期采取廉价工资的企业。聂彩仁（2009）认为，“随着高等院校的扩招，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越来越庞大，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充分发挥了“干中学”的精神，经过这么多年劳动的积累，已经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变成了熟练的技术工人，劳动者素质水平不断提高导致劳动者工资的上升。”劳动力供给近年来有所下降，尤其对于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岗位而言，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全国技术工人短缺现象普遍存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的变化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根本原因。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劳资关系的影响分析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着重大影响，其中的劳方和资方关系更是企业未来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
1.企业压力加大。面临着原材料、动力、运输、管理各项成本费用只上不下的局面，再加上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这一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变化，使企业不可避免地有着巨大的成本压力。一直以来，借助着廉价的劳动力，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按照比较优势的原理将注意力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及出口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富足使得企业追求“劳动投入的扩大”而非“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也由此形成了企业对于劳动力成本的惯性依赖。因此，只要说到降低成本，许多企业经营者就会习惯性地强调压低员工工资。确实，相比企业中的其他费用，压低工资在实际操作时来得更容易。但是，压低员工工资在为企业降低成本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工资成本不同于其它成本，它与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密不可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对企业、对劳动者、对全社会来说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假若企业主都以降低劳动成本为宗旨不断压低劳动者工资，必然会造成当地经济循环受阻。劳动者报酬激励功能的发挥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劳动者积极性，并促使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进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但同时，劳动力价格一路飙升，劳动密集型企业招工难、留人难仍然是个大问题。这使得企业要在高成本条件下不得不考虑如何持续赢利，如何善待员工，如何生存和发展。
2.劳动者寻求劳动力价值。自古以来，劳动作为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手段，使人类自身得以生存、发展和延续。劳动力作为劳动的来源及载体，被誉为社会物质生产的基本要素，价值创造的根本源泉，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更是不争的事实。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使得产业结构升级，这对企业和社会来说都是一个进步。“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呈现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劳动力成本提高1%，劳动生产率提高0.5%左右。”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为高薪技术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高素质劳动力的获得需要较高的投资，意味着劳动者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改善，从而有助于劳动者增加对自身及子女的教育和培训等方面的投入，从长远来看是一项能从根本上改善贸易结构及经济结构的潜力工程。而劳动力价格低廉使得劳动者无力投资于自身劳动素质，从而制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近年来，劳动者权利意识的觉醒，劳动力价值也在增长。劳动力价值包括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接受教育训练所支出的费用等。同时，2009年以来，国内CPI持续上涨，多年来的低工资收入水平已难以满足新生代劳动者不断增长的多元需求，劳动者想要通过雇主体现的劳动力价值也越来越高。
三、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下劳资关系优化策略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双重背景下，我国劳资关系十分复杂多变，尤其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这一时期，妥善处理劳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当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1.企业科学控制成本，适当提高报酬。当前，企业的劳资纠纷日渐频发，其中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利益分配纠纷而引发的，企业涨薪符合薪资水平普遍上涨的趋势。传统的企业管理方法在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时，通常通过裁减人员、削减工资等方式来进行。但随着核心技术的市场化、企业制度的日渐规范，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差距会不断缩小，因此企业要向以效益优先为中心的竞争优势转变。企业适当提高劳动者报酬水平，有助于促进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强化雇佣关系和在交易成本方面形成节约，从而借助于企业雇用效率的提高在劳动者报酬水平保持增长条件下实现企业与工人发展的双赢。企业应以高于劳动力市场平均水平的工资待遇吸引高素质劳动者，以高劳动生产率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降低相对劳动成本，形成新的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要树立人力资本观念，改变单纯的成本思想，要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相对成本下降。同时，加大对劳动力的培训力度，提升生产效率，高素质的劳动力也会生产出有利于提高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力的更高品质产品。“因此，现阶段应大力提高劳动者收入，鼓励企事业单位增加职工工资。”这样，劳资双方的关系会不断优化。
2.政府引导企业加快自主创新，提升技术水平。我们应认识到“如果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真实地反映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是生产要素禀赋变化的自然结果，那么，不仅不会削弱竞争力，反而将通过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长期竞争力和增长的可持续性。”劳动密集型企业并不是落后、低效率、粗放型产业的代名词，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内部中使劳动密集与先进技术形成有机结合，投入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软性高级要素，注重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使之成为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需要政府主导推动企业技术升级。与此同时，政府需要降低企业税负、降低银行贷款利率等一系列金融手段来引导企业提高劳动者收入，以保证民众的福利增长和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扭转当下收入分配局面。
3.劳动者需换位思考，理性维权。劳动者是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劳动者权利意识的觉醒，从有关劳动争议“大爆炸”上可以看出。针对我国劳动力供给严重超过需求、劳动者在劳资谈判中总体处于弱势地位的实际情况，劳动者应加强劳动法规学习。同时，劳动者还需理性维权，爱岗敬业。作为一个员工，要为企业创造效益；作为企业管理者，在员工为企业创造效益时，一定要对员工有所回报。作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大家都要以平等为前提，以诚信为基础，以沟通为桥梁，换位思考是一种人性化、科学化的思维方式。现在劳资关系会越来越复杂，建立和谐劳资关系，大家也要包容性发展，员工跟用人单位之间相互体谅，共同发展。总体来说，发展为了企业，发展为了职工，发展依靠职工，发展成果职工共享。
参考文献
[1]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会召开，扩大内需主要靠增加人民收入[N].青年报，2006，3，20
[2]胡红菊.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企业的发展道路选择[J].改革与战略，2009，6：161-166
[3]曾国华，王跃梅.劳动力成本与工业竞争力[J].财经论丛，2011，5：14-18
一、失地妇女就业的基本现状
截止20__年6月底，我镇已被征用土地
12500亩，占已有土地面积的40，涉及17个村，共有失地妇女人口1830人，除在校学生，共有适龄劳动力1749人。对这些失地妇女的就业现状及与就业有关的一些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
1、失业人数多，失业率居高。1749人中有832人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单位，351人属于零时打工，有劳动能力及愿望的失业者为398人，失业率为22.8，尤其是40岁以上的妇女情况更加严重，这些人文化素质普遍低，无一技之长，学习能力弱，而且这一部分人家庭普遍生活负担较重，其失业率达到60，由此可以看出年龄和技术已成为就业的最大制约因素。
2、信息不畅，就业门路不宽。从就业渠道看，已就业的妇女中绝大多数都是通过自己或亲朋好友的介绍获取就业信息，寻求就业岗位，极少数人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取就业信息的，就业信息来源渠道狭窄。从获取的岗位看，多为小商小贩式的农村三产行业，少数人在当地企业务工，在企业务工的也多从事简单的装配和装卸工作，就业领域不宽。并且普遍反映职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大，多为临时性就业。
二、失地妇女就业困难的原因分析
分析一下，失地妇女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文化和技能素质低。失地妇女普遍文化素质低，失地妇女中小学以下文化占42.4，初中文化占53.6，高中以上文化仅占8.2。技能素质也较低，掌握一技之长的只占14.9。接受就业培训少，从去年开始，区、镇妇联共举办各类培训班5期，参加培训的失地妇女一共只有196人，而且许多还是处于一种被动地接受培训。她们现有的素质技能状况直接影响到其自身的就业能力，难于满足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往往只能从事简单的装配工作，从事餐饮和个体小商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就业领域狭小。
2、观念较保守，转变慢，一时难以适应新的就业环境要求。一是依赖性较强，自主创业意识淡薄。多数失地妇女普遍依赖性较强，缺乏主动寻找就业机会及创业的积极性。在失地妇女中，有自主创业意向的仅占3.8，要求政府帮助就业的则占到43.6。二是就业期望值较高，不能切合自身实际。失地妇女普遍都不考虑自身素质和技能实际，希望找到一份既轻便又自由，收入又高的工作，一般都不愿从事较脏、较累和较苦的工作，并且大多数人还不适应企业严格和规章制度，认为在企业务工不自由；在就业区域选择上，都要求在镇区域范围，不愿外出就业。失地妇女的素质和观念现状，给妇联的就业培训、就业指导、就业推荐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压力和困难，有时妇联辛辛苦苦组织了妇女进行了培训，千方百计进行了就业推荐，可她们就业时却挑三拣四，要求颇多，使用工单位感到很为难。
3、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偏低，制约了对就业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企业一直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阵地，但随着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变化和企业自身发展结构的调整，近年来企业吸纳就业能力有所减弱，我镇也不例外。虽然我镇企业近年发展态势良好，工业化总体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同发达区域工业相比较，我镇工业总体素质不高，工业现代化水平偏低，企业缺乏规模效应，形不成产业链和集聚效应，这既制约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和规模经济的形成，又降低了企业就业吸纳能力。
城市三产服务业是城市化进程中转移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领域。如在发达国家仅社区服务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就达就业份额的20—30，发展中国家社区就业份额也达到12—18。由于受区位条件的制约，我镇的城镇化整体水平较低，镇区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建设较差，市场、信息、服务等设施不完善，城镇集聚度较低，相应的三产服务不完全，城镇化应有的规模效应及对促进就业的拉动作用末能充分发挥。
4、就业信息渠道不畅通，就业激励机制不健全。就业信息渠道畅通和就业激励机制健全，是促进失地农民最终走向市场就业的前提和基础。我镇劳动力市场建设刚刚起步，对农民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刚刚开始，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虽已通至各村，但村镇之间、企业与劳动力市场之间、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劳动力的供给与市场岗位需求信息不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和对接。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失地妇女的就业指导和就业推荐。就业激励机制不健全，首先是对企业招收本地妇女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企业乐于使用外来务工人员，除了她们好管理，会吃苦外，更在于企业使用了外来民工可以避免传统就业制度带来的缺陷，降低了企业用工成本。其次是对失地妇女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缺乏应有的政策支持和激励机制。失地妇女有自主创业愿望的只占3.8，大多数失地妇女则表示连想都不敢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失地妇女自身素质技能素质较低，资金 缺乏；另一方面是政府缺乏相应的扶持政策来促进失地妇女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更没有对自主创业成效显著者给予奖励的激励机制。
5、就业竟争激烈。一是随着我镇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加速增多，在末来几年，我镇将成为___市中心城的新城区，农业劳动力将随之全部转向非农产业。可见，失地妇女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二是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涌入。据统计，目前我镇约有外来人员已达2万多人，与我镇常驻人口已基本持平，有各别村外来人员已超过本村人口，客观上挤占了我镇劳动力的就业岗位。
6、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之后，为失地农民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显得十分迫切而重要。这既是保障失地农民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解决失地农民后顾之忧，促进劳动力在更大范围内流动的需要。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养劳保险制度还处于低水平，就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都末能建立。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一定程度制约了失地妇女自主创业和外出就业。
三、妥善解决失地妇女就业问题的几点建议
1、要充分认识失地妇女就业的极端重要性。离开农村不再种地成为城市居民，是许多农村妇女的梦想。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镇建设的推进，农村大量土地被征用，许多农民没土地了，应该说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对许多没有一技之长难以在城里或企业找到工作的失地妇女来说，形势一下子变得更加严峻了，虽说一亩三分地对于近郊的农民而言，并不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立足之本，失去了最稳定最可靠的社会保障。特别对于40岁以下的失地妇女来说，核心问题就是就业。只有就业了才能养家糊口，才能在社会和家庭中有地位，才能体现妇女的价值。因此无论从维护家庭、社会的稳定，还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来讲，都必须高度重视失地妇女极端重要性。
2、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步伐，不断扩大就业。解决失地妇女就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特别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只有经济发展了，城镇化水平提高了，才能不断提供就业机会。大力开发服务性的行业，因为服务性的行业妇女就业的机会相对多些，政府要多开发公益服务岗位，发展个体经营性岗位，争取后勤服务岗位和援岗位，发展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鼓励失地妇女开办服务社、加工场，为商品销售、家政服务、婴幼儿（老人、病人）护理等提供服务，把服务领域做大做宽。
3、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为失地妇女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要将失地妇女统一进行登记，及时掌握失地妇女的流向、流量、就业种类、就业状况等信息，分析和预测就业形势和发展趋势，定期就业信息。建立统一的就业政策和制度，要加强与企业用工单位的联系，为企业与劳动力之间搭建一个互动的平台。
4、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失地妇女的就业竞争力。一是要加强教育引导，转变择业观念。虽说妇女失去了土地，一夜之间成了“工人”、“市民”，身份变了，但她们的思想观念、文化技术素质仍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与工人、市民的差距还比较大。要解决她们的就业问题，还得先解决她们的择业观念问题，否则劳神费力组织的培训，来者稀稀拉拉，千方百计争取的就业岗位，做者寥寥无几，出现了“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尴尬局面。
转变择业观念，要靠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要靠教育培训的灌输，还要靠制度措施来规范引导就业行为，要督促企业必须使用经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使“先培训后上岗”成为惯例，成为共识。克服政府要实现充分就业，就是让人人就业
关键词 劳动契约 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制度
2008年我国的第一件大事可以说是《劳动合同法》于1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一继《劳动法》之后的又一部规范劳动力就业方面的法律在争议中终于落下帷幕，足以表明劳动合同对于规范劳动就业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转型时期我国劳动契约演变的特点，本文拟从市场化、产权变迁、法治化及国际化多角度认识我国劳动契约演变的原因与动力，分析我国《劳动合同法》出台的必然性及实施中可能面临的问题。
一、转型时期我国劳动契约演变的特点
(一)产权的多元化与契约关系的复杂化
首先，产权作为基本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劳动者与企业的合约类型，企业产权的多元化决定了契约关系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企业是一组契约的联结，是各种生产要素产权的契约联结，劳动合约的演变实质上就是企业产权变更的内容。在不同的产权结构中，劳动者的收益分配、权力义务等都是不同的，企业用来调节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利益的方式、手段、途径也是有区别的，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使劳动合约灵活多样。其次，劳动力的供给来源多元化，不同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谈判力量差异较大，部分劳动者凭借自身掌握的关键技术，通过分红、技术入股、期权等方式参与企业生产剩余的分享，因此，不仅不同的企业劳动合约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企业中也存在着多种劳动合约：无固定期合同工、固定期合同工、临时性和季节性合同工。因此，产权的多元化，就业结构的多元化，使得劳动合约的实施手段多元化，双方权利和义务可以通过法律、法规、集体谈判、单独谈判、行政命令等来界定。
劳动合约多元化给企业增加了选择的空间，一方面，企业可以选择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员工；另一方面，劳动合约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减少劳动力成本。新的劳动合约形式越来越多，比如企业返聘退休人员可以签订劳务合同，劳务合约与劳动合约是不同的合约形式，劳务合约中员工与企业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员工没有工伤认定的权力；再如，劳务派遣是近年兴起的一种新型的用工方式，越来越多的企业因为劳务派遣合约中较低的员工福利成本，大有逐渐取代传统用工成为主流用工形式的趋势，新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行为做出了规范调整，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
(二)从身份关系向契约关系的转变
我国劳动合约制度的建立就是劳动者与企业之间从身份关系向契约关系转变的过程，契约化的劳动关系对于劳动者是一次大的解放。契约的本质就是交易双方的合意与自由，然而，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关系恰恰缺少这种自由。那时的劳动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身份关系，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劳动者身份等级的标志。此外，劳动者的编制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也是劳动者不同身份地位的标志。在企业内部，企业的管理者由企业的上级行政管理部门任命，大多实行终身制，劳动者的职业也是终身职业，不存在被解雇的情况。在企业中，劳动可能不是同质的，但是劳动的报酬却是同质的，所以劳动者都是平等的关系，都是一个企业中的一份子，就像一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劳动者对于企业的依赖是终身的。
劳动合同制度的建立打破了终身就业制，解除了劳动者对于企业的依附关系，增加了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自由选择权，劳动者与企业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合作，而两者的粘合剂就是劳动合约，劳动合约的签订是劳动力要素产权化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劳动者与企业的关系变得相对松散，劳动者对于企业的归属感、依赖性减弱，同时他的责任、权力更加清晰，企业对于劳动者的约束硬化。即使作为企业的管理人员，也只是聘用关系，这一点与普通劳动者相比没有什么区别。2006年，宁波市某公司工会主席彭某，就公司做出对他的免职和辞退决定向法院，成为宁波市首例“工会主席维权案”，引起了全国总工会的关注。在劳动合约的缔结中，特殊员工与普通员工是平等的，劳动合约保护的是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契约关系的建立是以信用为基础，劳动合约的履行摆脱了以往行政管辖的模式，这种转变有利于劳动者与企业双方信用的建立。
(三)从劳动关系向劳资关系的转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企业所有制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资本与商品得不到承认，劳动者被看作是企业的主人，企业承担着劳动者的就业、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婚育等所有方面，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内容，企业是职工的再生父母，职工就是企业的孩子，职工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都等着企业给自己“当家作主”，企业与职工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企业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企业的目标是多元化的。在市场经济下，企业资本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劳动者与企业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劳资关系，这主要与国有企业改制和多元化所有制相关，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其行为选择是追求自身目标最大化，企业的生产活动要受到成本一利益的约束，作为经济利益的主体，劳动者追求工资收入的最大化，资本所有者追求利润收入的最大化，二者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存在对立，然而，劳动者与企业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作为缔结劳动合约的两个主体，其地位是对等的，虽然双方存在着矛盾，但他们缔约的目的是互惠的，是为了共同的收益。否则，合约不可能实现。
(四)正式合约与默认契约的统一
劳动合约从狭义上理解是一种正式的合约，从广义上看，它还应该包括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所有隐性合约。正式劳动合同是一种显性契约，但是，劳动合约有很多条款无法以明确的语言详尽表述，因此，劳动合约是不完全合约，它的不完全性会得到隐性契约的补充。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协议在很多时候会以隐性契约的形式来达成。本文主要分析两种隐性的劳动合约形式：关系契约和心理契约。
关系性契约是指不试图考虑所有将来的事态的长期约定，在这里契约双方之间的过去、现在或将来的关系非常重要。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交易在很多地方都是关系契约，如未写明的任务分配、补偿、晋升、终止雇佣、续聘等，企业与劳动者的默认契约十分重要，企业与劳动者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合约关系将会影响企业的用人成本，长期性关系契约的建立有利于企业做出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从而增加劳动者在未来提高收入的预期，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又会加强企业技术研发能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长期
性劳动合约会带来劳动者与企业的双赢。在西方国家，劳动合约的签订是自由的，但是在所有劳动合约中，长期合约占据相当的比例，然而，在中国，市场化的劳动合约大多是短期的合约。据有关调查，到2005年，全国劳动合同期限以短期合同为主，签订3年以下的占60％左右；签订无固定期限的仅占20％；还有的企业为了能够“合法”地辞退劳动者，大量采用与劳动者签订短期劳动合同的方法，每六个月一签，每三个月一签，甚至于每一个月签订一次合同，或许，中国企业的生命期短与劳动合约的短期化不无关系。因此，在缺少实施终身用工制的正式制度的约束下，企业如何与劳动者建立长期共赢的劳动合约是关系到企业能否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心理契约强调在员工与组织的相互关系中，除正式雇佣契约规定的内容外，还存在着隐含的、非正式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它们同样是决定员工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心理契约也是一种关系契约，员工在与企业实施显性劳动合约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特定的心理契约，员工对诸如与他人的合作、对企业的满意程度、管理者对员工自身工作成绩的评价等将会形成特有的心理预期，企业应该充分了解重视员工的心理感受，通过加强心理契约的管理有利于降低正式契约的执行成本。在最近两年的劳动争议案件中，企业作为原告的案件增加，其中，企业多是因为员工辞职引发的竞业限制协议、培训费、违约费等问题产生争议，无论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如何，企业的损失都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新的《劳动合同法》对于违约金的数额也规定了上限，即不能超过用人单位为员工的培训所支付的实际培训费用。因此，在新的立法背景下，企业的管理策略要从“法律契约留人”向“心理契约留人”转变。
二、我国劳动契约演变的因素分析
(一)市场化与劳动契约的演变
市场经济纵深化发展必然要求劳动关系契约化。市场化劳动合约之所以能够实现，就在于它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从微观层次上看，第一，市场化劳动契约能够给劳动者个体提供足够的工作激励，绩效工资与企业的解雇权是两项重要的变革措施，这使得劳动者必须受到合约要求完成的工作质量与数量的硬约束，相比之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固定工合约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据北京市抽样调查测定，20世纪90年代，一般企业班有效劳动时间只有2.5小时，通过国家考核的二级企业也只有3.5小时，而三资企业都在5.5小时以上。第二，市场化劳动合约能够迅速灵活地反映信息。市场就是一群买者和一群买者，交易通过合约达成，一份均衡劳动合约的议定，应该包括均衡的工资价格和劳动数量(劳动时间)，包括合约期限、劳动者待遇及福利水平等等。如果劳动合约双方有自由签订契约的权利，那么反映的信息是及时的、灵活的、充分的，这样的契约是有效率的。
但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现象，那就是终身制合同工与无固定期限合同工并存，虽然都是劳动力合同制，两者却有天壤之别。终身合同制多存在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为劳动者与国有企业签订，合同受到的管制较多，劳动者和企业的自由空间不大，企业决定员工进入和退出的自有限，员工一经聘用，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企业无权开除，这种劳动合同制多是终身制。第二种合同制中，劳动合约的双方具有完全的决策权，只要双方在劳动合同法许可的范围内签订的契约都是有效的，这一类的合约大多不是终身合约，多存在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国有部门中。
科斯认为合约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人们的交易行为就是合约选择的结果，合约不仅仅是从事市场交易的方式，而且通过合约可以构造不同形式的经济组织和权利结构。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正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初期两种劳动合约的不同设计才形成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将两种契约相比较可以看出，具有较大自由度的劳动合约资源配置效率是较高的。孟昕、张俊森(2001)关于上海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由于户籍制度对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管制政策的存在，农村移民在职业取得和工资上受到了与城市居民不同的待遇，在就业岗位分层方面就造成22％适合从事“蓝领工作”的城市居民从事“白领工作”；6％合适从事“白领工作”的农村人口从事“蓝领工作”；最终造成城市居民的小时工资比农村人口高出82％的惊人的收入差距。Yi Chen and Ishae Diwan(2001)对1994―1997年中国工业部门“再就业”工程的成本收益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职工和非国有部门的职工比较，国有企业的职工劳动力依然保持高的工资率，但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劳动生产率非常低；“再就业”工程的经济效果远远低于资本转移的效果。
(二)产权与劳动契约的演变
巴泽尔曾经说过，对合约的研究是产权研究的核心，合约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都是签约方之间权利的重新分配。契约与产权密不可分，任何契约的产生都是建立在产权的基础之上，契约是产权权利的合约表现形式，是对契约双方具体产权权利的规定和限制，它也是维护产权权利的有效手段和方式。交易双方签订契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产权权利，劳动契约的实质就是建立在劳动者和企业双方各自产权权利基础上的契约交易关系，劳资双方的产权是形成整个关系的根本基础。与财产权相比，劳动力产权具有更为本原的意义，因为历史地看，财产权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来自于社会成员对其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而后者正是劳动力产权的基本要素之一。经济制度赖以生长的本质和核心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劳动力产权关系的规范和规则。
市场化劳动合约的建立是由于劳动力产权特性所决定的。劳动力产权具有强排他性、有限转让性和使用弹性等特征。按照巴泽尔的观点，劳动力产权的独特之处在于劳动不是匀质的，不同形式的合同效率是不同的，对于合同的选择来说，可变性的特征是至关重要的。劳动的可变性就是指劳动的使用弹性，同样的劳动力资源在不同的产权约束下产出有很大差异，这一点决定了劳动力的使用不宜采用强制手段，只适合使用激励机制。劳动力产权的有限转让性会诱发劳动者与企业在签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正是由于劳动力产权转让的有限性、劳动力产权使用的弹性，才使得劳动力所有权制度安排的变迁朝着劳动力载体与劳动力所有权主体的逐步结合的方向进行。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最为重要的产权制度安排，公有制的产权制度安排的特点在于劳动力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劳动者除了得到较低的工资报酬外，其他的劳动成果归国家，劳动力产权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剩余索取权不属于劳动者本人，所以，劳动力的产权存在缺失，周其仁曾指出，当人力资本产权的一部分被限制或删除时，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产“关闭”起来，以致于这种资产似乎从来就不存在。更特别的是，这部分被限制和删除的人力资本的产权，根本无法被集中到其他主体的手里而作
同样的开发利用。简言之，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可以使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顿时一落千丈。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劳动者的总收益独立于他的努力程度，产权自然不能形成有效的激励。总之，在产权的结构中，各种权利和收益的安排是相对应的，权责之间应该具有制约性，这样设计的契约才有可能是均衡的。而在公有的劳动合约中，劳动力的使用权属于国家，收益权也属于国家，国家只是一个抽象体，国家的职能至多也只能由各级政府及管理部门来执行，企业与劳动者并没有参与劳动合约的议定。
(三)法治化与劳动契约的演变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立法体系都是劳动合约演变的外部强制力量。西方国家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强制履行劳动契约由来已久，很多限制性的条款都明文写进国家的法律之中，例如，英国的《1799年和1800年劳动组合法案》，1823年的《主仆法案》，都严格限制工人的权利，任何破坏合同关系的劳动者(包括请求解约逃跑或者怠工)都将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并给予雇主货币赔偿。从1858年到1875年，每年都会发生10000件左右的相关案件。到了19世纪，由于工人力量的壮大以及工人维权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西方国家政府也认识到强制性的劳动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损失，法律开始着力维护工人的人权防止雇主以契约自由为借口侵害其权益。1802年，英国制定了《学徒健康和道德法》，到1930年，强制劳动基本上被禁止，英美各国通过立法禁止签订长期的雇佣契约，并且逐步放弃了以经济赔偿和刑罚的方式强制履行雇佣契约的做法。雇佣契约被劳动合同所取代。
回顾西方国家的劳动合同制度的发展历程，从雇佣契约到劳动合同，从禁止解约到禁止强制履行雇佣契约，这一切是伴随着劳动力市场发展而完成，在劳动力市场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工人团体成员力量日渐强大，形成工会与雇主谈判的集体谈判协商制度，形成较为完备的劳动保障制度，可以说，这是劳动者、企业主、政府三方力量博弈的均衡结果。相比之下，我国劳动合约的演变并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它实质上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制度演进过程。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发育时间短暂，现行的劳动合同制度由政府设计制定推行。我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统一的工资制度，1983年劳动人事部《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开始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1986年国务院确立劳动合同制在企业劳动关系形成中的重要地位，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2008年1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劳动合同制度为核心的劳动关系调整法律机制初具规模。工资制度改革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拥有了劳动力市场价格的议价权，而劳动合同让双方有了缔结劳动关系的选择权，在劳动合同制度的演变过程，劳动合同制的每一次推进都是在政府的法规政策下取得，随着我国劳动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劳资关系的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劳动契约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从关系经济向信用经济转变，从身份关系向契约关系转变。
(四)经济全球化与劳动契约的演变
从一个国家的内部来看，保护劳动合约的执行、保护劳动者的权利起主导作用的是该国的立法体系，从外部来看，在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国际背景下，国际法、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法律因素在劳工权利的保护方面也越来越多地起到了杠杆的作用，特别是国际劳工标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SA8000标准通过出口贸易这个途径，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劳动合约的实施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标准将迫使企业只有接受新的规则才能接到订单，国内企业中不平等的合约会受到来自外商进口方的抵制，使劳动合约的实施规范化、合法化，强化了劳动合约对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于我国劳动契约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有着重要的意义。
自我国实行劳动合同制之后，劳动纠纷与劳动诉讼的数目每年都在递增，1990年以来，我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直线上升(2003年，仅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处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就达2216万件，还有更多的案件没有进入这个程序)，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摩擦对抗成为建设和谐社会亟需破解的难题，如何保护合约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更是近年来社会媒体关注的焦点。据2004年抽样调查统计，在企业就业者中，劳动合同平均签订率与2002年相比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特别是建筑业、餐饮服务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约40％左右，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约30％左右，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20％。不少企业凭借优势地位与劳动者签订单方合同、格式合同、生死合同、两张皮合同。尽管有经济学者认为《劳动合同法》的推出限制了契约的自由，于经济的发展不利，可是市场机制存在着失灵，市场解决不了合约的公平问题，所以，如果自由公平的劳动合约得不到实施，又怎能建立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社会信用，怎能建立惠及大多数人的社会制度?
三、结论和思考
随着我国产权制度的改革及产权的多元化，我国劳动契约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契约关系越来越复杂。我国劳动契约制度的建立实质上是劳动者与企业的关系从身份关系向契约关系转变的过程，这种变化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但受历史、文化及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劳动契约关系是不完全的，身份关系在短期内还难以彻底改变。《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有利于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的形成。在我们重视实施《劳动合同法》的时候，也不能忽视默认契约的作用。
[关键词]二元经济理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土地要素； 土地制度
[中图分类号] F0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1－0049－05
一、引 言
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模型构建以及其最终的政策含义，都闪耀着刘易斯的天才思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发展经济学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自从二元经济理论诞生以来，对它的创新和发展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纵观这些理论创新，可以发现但凡真正为二元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深刻掌握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首先对研究角度进行创新，然而再在研究内容进行创新。
本研究就试图在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以及对它进行创新的经典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出创新的主要方向，并基于国情在这些方向的启示下对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修正。
二、文献回顾与评析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
刘易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他在深刻观察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是较典型的古典经济学模型。
1.古典前提假设
（1）二元经济结构
不发达经济有一个典型的特征，那就是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准的现实是市场与非市场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
（2）传统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假设
刘易斯（1954）认为不发达国家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①。他观察到在这些国家里，家庭拥有的土地是很少，以至于部分家庭成员离开土地去找其他工作，剩下的家庭成员只要愿意再贡献一点劳动力（在原来长时间闲置、劳动力远未充分使用的状态下，再出一点力），土地的产量也不会变。
（3）工资不变假说
维持生计部门的工资是由农民的平均产品决定的，是维系传统部门家庭成员生存的最低标准，它基本上是长期稳定的；同时，由于资本主义部门与维持生计部门的工资的差额并不受二元经济系统的内生因素影响，因此这种差额可以看作是不变的，亦即是说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基本上是不变的。
（4）不变工资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
刘易斯认为，无限供给就是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无限大。因为“在每一个职位后面都排着等待工作的长队”②。他在进一步解释无限供给的本原含义时，指出无限供给实质上讲的就是一种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情况。在不变工资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他构建二元经济理论的必要条件。
2.古典模型
依据上述一系列的古典假设，刘易斯构建了一个古典模型来阐述他关于二元经济转换和发展的思想。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的形成。因此，他认为了解资本家剩余的形成、积累是十分重要的。
具体地讲，资本家会以不变的工资率得到更多的剩余，完成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生产规模扩张；在经济发展的下一期，由于生产规模扩张过程，更多的劳动力会被吸引进入到生产过程，从而创造更多的资本剩余。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生产过程赶上劳动力的过度供给，直至工业过渡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时候才会伴随工资率的增加。
3.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的评述
（1）理论的价值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理论。它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二元结构的分析模式，创立了一个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二是它提供了一种观察落后和不发达经济的视角，即引导后来者从过去被简单地认为是消积一元的传统部门中寻找蕴藏其中的积极因素；三是它解答了发展经济学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资本形成的源泉问题。
（2）理论的不足
当然，应该看到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也有众多的不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它忽视了农业与资本形成之间的紧密关系；二是它采用的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因此在分析技术上、逻辑上不严谨；三是它没有考虑制度问题；四是它没细分发展中国家的类型，因此它的普适性也有问题；五是忽略了二元结构转换中的其他要素，如土地、技术等。
（二）对二元经济理论修正和补充的文献回顾与评析
1.代表性文献回顾
（1）重新认识农业剩余的重要性
Fei,J.C. H.&Ranis,G.（1964）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构建的刘―费―拉模型。他们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忽视了农业，工业不是总能从农业中获得剩余劳动力。如果农业生产率不提高，则工业从农业中获得剩余劳动力以及由此获得资本剩余都会受到限制。
（2）重新认识二元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
Todaro, M.P. (1969)着重研究了农民的微观决策过程，重点分析了农民在迁移到城市与否问题上的优化决策问题，为农民在二元中转移问题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
（3）农业技术内生化
陈宗胜、黎德福(2004)建立了一个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的突出贡献就是把二元经济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增长和转换问题，肯定了农业内生技术在上述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4）结构中的次级结构研究
Magnus Blomstrom，Edward Wolff（1997）细分了工农业二元经济结构中工业一元的经济结构。他们认为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内部也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Khalid Saeed，Ponthep Prankprakma（1997）则从部门内部经济单位的职能的角度来区分工业部门，他们把欠发达经济中的工业划分为两个部门。还有一些研究(陈吉元、胡必亮，1994；张朝尊、韩太祥，1995；徐庆，1996) 把整个不发达经济划分为三元或者四元经济。
（5）二元经济形成根源的解释
高帆（2003）认为工业和农业之间二元经济的形成的表面原因是农业和工业的生产率差异，其根源则是它们有不同的分工水平。
（6）二元经济转换中的制度因素
夏明（2002）提出在二元理论的认识上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制度因素。他认为应该透过制度因素重新展开对二元理论的重新认识。
2.对二元经济理论创新的共同点
（1）重视国情的差异性，把理论前提具体化
对二元经济理论创新的研究大多重新审视了理论的前提，把理论前提具体化，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大都重视了研究国别的特殊国情，寻求研究样本的差异性。
（2）重视被舍象的因素，把外生因素内生化
许多补忽视的因素，其实是一些重要因素，尤其是当把普适性理论放归到具体研究样本中去时，把一些舍象的因素内生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方向。
（3）重视逻辑，运用新的分析技术
二元经济理论从本质上也是研究资源配置中的经济效率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仍统一于现代经济分析范式之中。因此，二元经济理论可以借鉴并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技术。
（4）重视制度因素，引入交易成本分析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融入并改变了主流经济学，它在研究发展问题上，引入交易成本分析，拓宽了研究层次，扩大了成本―收益的不同主体和范畴，从而更深刻地解释了二元结构的形成与转换。
三、现行土地制度与二元经济结构
（一）现行土地制度
1.农地产权残缺的利益逻辑
制度安排是国家（统治阶级）在约束条件下利益最大化决策。在中国的农地制度安排问题上，许多学者（Wen，1993、1995；蔡继明，2005；秦晖，2004；党国英，2005）都认为，农地制度的残缺是国家偏好在制度安排上的体现。利益关系是解释农地产权制度残缺的一个有效视角。通过这个视角，可以观察到国家在与农民的不对称博弈中的策略。虽然农地产权残缺，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农地产权残缺一定是使国家获利的。农地产权残缺是体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因此，在约束条件短期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农地产权残缺的内容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
2.产权残缺的主要表现
首先，现行农地制度对农地用途进行了严格限制。农地的转用并不能由农民（虚拟供方）和城市现代部门（需求方）之间自由交易的。《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都明确规定了农地转用为市地必须要符合国家的土地利用规划依法进行。
其次，交易权限的限制。土地的一、二级市场都是行政垄断的，即农民所有的农地只能“卖给国家”。更准确地说，农地只能由国家代表“公共利益”出面进行征收或者征用；土地二级只能由国家挂牌招标。简言之，国家分别是一级和二级市场的卖方垄断和买方垄断。
再次，在农业内部，农地也只能平均分散承包。农地细碎化是这一制度安排的必然后果。
（二）现行土地制度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
从资源配置角度看，二元结构就是要素被分置于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部门。经典二元经济理论认识到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被分置于两部门。除此之外，还应看到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要素也被分置于两个不同的生产部门的现实情况。并且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要素被分置于两个不同部门的事实。农地和市地本身因为地理空间上的分隔，呈现二元结构，是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还有特殊的国情。现行土地制度是一个特殊的制度安排，它所造成的产权残缺使得土地二元结构被强化，从而也使整个经济社会二元结构被强化和巩固了：
第一，产权残缺造成的农地细碎化使得人地比例更加失调，同时也使得农业雇佣生产方式更加不可能。这样，农地就长期以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进行生产，它强化了“维系生计的传统式”生产方式。
第二，农地用途和交易权限的制度限制，使得农地与市地之间除了空间阻隔以外，又多了一层制度阻隔。
可以说现行土地制度强化了两种不同的资源使用逻辑和目的，从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使用方法，最后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效率结果。
总之，由于特殊的制度原因，土地要素的两种不同配置方式以及整个二元经济结构被强化和巩固了。
四、土地要素流动的二元经济模型
（一）模型构建的简单说明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没有考虑二元结构转换中的土地要素。这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扩张现实是不相容的，更是与中国的现实不相容。由于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得土地要素的两种不同配置方式以及整个二元经济结构被不断强化和巩固，因此运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不能不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进行适当的补充和修改。显然，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补充和修改是绝不能忽略土地要素的。一言蔽之，在二元结构转换的研究中，加进土地要素这一因素，并在模型中把它内生化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应该看到，虽然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所体现的古典经济学思想精髓值得肯定和继承，但我们也有必要发展新的分析技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比较成熟的一些分析技术来分析和研究二元经济结构。
(二)基本假设
(1)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的非农部门。其中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是土地、劳动，现代非农部门的投入要素是资本、劳动、土地。农业部门生产的农产品全部用于消费，现代非农部门的产出一部分用于最终消费，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资本用于生产的再投入。
(2)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莱昂惕夫生产函数：
其中Ra(t)表示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La(t)表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
(3)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为C―D函数：
K(t)是现代部门产出中用于再投入的生产要素，即资本，Ri(t)表示现代部门所占用的土地存量，它包括了直接生产所用土地和现代部门从业人员生活所用土地；Li(t)表示现代部门的劳动力；A表示外生技术。
(4)劳动力等于人口，全部劳动力被分配于两个部门，即两部门间的劳动力市场是可以出清的；人口增长率外生。
L (t)=v（3）
L(t)=La(t)+Li(t)（4）
(5)现代部门储蓄率为s，假定没有折旧，但是总产出的储蓄会以一部分投入到土地要素中去，假设这个比例为θ
K(t)=（1-θ）sYi(t)（5）
这个假设包含了一个重要的隐含信息，即资本是现代部门的产出。换言之，这一假设认为资本是由现代部门这台“制造剩余的机器”生产的。
（6）由于上一期的总产出会以投资或者投机的形式投入到土地要素中去（当然是城市土地），那么很显然增量土地要素会吸收一部分总产出，即：
（7）土地存量不变，但土地在两部门之间的分配是可以变动的：
R(t)=0（7）
R(t)=Ra(t)+Ri(t)（8）
（三）模型的推论
（1）资本的增长
（12）式表明，资本增长率是城市土地要素增长率与非农部门就业人口的增长率的加权平均。
刘易斯认为，资本形成可以是由劳动创造的，也可是由信贷创造的。然而，从他对信贷资本的来源剖析，可以看出，他实际上认为资本归根结底是由劳动创造的。从他的古典模型更是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即所有资本以及所有社会产品都是劳动创造的。
比较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可以发现，我们的模型则认为，资本的增长不单是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从而产生剩余的结果，而是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它们与上一期的存量资本一起生产出下一期的资本。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是劳动创造资本的价值学说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回归。但它不能很好地解释土地要素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动因，以及这一过程所导致资本增长的结果。显然，只有把土地要素考虑进二元结构转换的过程中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资本是如何增长的。
（2）现代部门扩张对农业生产要素吸收
由（7）、（8）式可以得到：
gRi=-gRa（13）
同时，又由（3）、（4）式可以得到：
gLi=v-gRa（14）
由（12）、（13）、（14）式可以得到：
（15）式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即资本增长与农地和农业人口是呈反方向运动的。也就是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会吸收农村的人和地两种基本要素的。现代部门的均衡增长，客观上要素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刘易斯的古典模型从实质上讲，也是一个动态模型。他的模型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是一期接一期，连续不断的。他认为，资本家会在上一期以不变的工资率得到更多的剩余，完成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生产规模扩张；在经济发展的下一期，由于生产规模扩张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剩余，更多的劳动力会被吸引进入到生产过程，从而创造更多的资本剩余。
我们的模型将他的这一思路推而广之，明确提出资本的扩张（代表着现代部门的扩张）对农村的基本生产要素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实质上，（15）式暗含着一个经济学的经典结论：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它不断地对自身进行着再生产。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只是单方面地看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忽略了农村土地要素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因此，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认为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二元结构必定会向一元结构转换的结论就有可能不成立。因为，农村土地要素减少的速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率之间可能有三种大小关系：大于、小于和等于。显然，由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把土地要素看作是存量不变的，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率大于农村土地要素减少的速率（他认为是0）。显然，从上面的分析看，这一理所当然的结论未必成立。实事上，中国大量出现的失地农民就是最好的例证。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由于有户籍制度等障碍存在着非永久性转移的特点，这一例证就更加突出。
五、简单的政策启示
联系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从加进土地要素流动的二元经济转换模型可以得到两点主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经济发展必然会影响“三农”，因此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市场来改变“三农”的窘况；相反，应该借助市场经济以外的力量（如惠农的制度供给）来缓解，并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第二，现行土地制度强化了土地要素配置的二元结构，实质上提高了土地要素向现代部门的交易成本。虽然这些交易成本很可能是社会成本，也可能会因为它对市场主体、广大农民来说是负外部性而被他们忽略，但是对全社会而言，对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的系统而言，这种社会成本肯定是意味着巨大的福利净损失。因此，改革现行土地制度，解决产权残缺问题，减轻制度因素对二元结构的强化作用，可能是必要的。
六、结 语
在发展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农村的劳动力、土地同时向现代部门转移。由于我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土地要素的使用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逻辑。因为制度的强化，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显然比较而言，考虑土地要素的二元经济理论具有更强的现实拟合性。从要素的转移这个意义上讲，它基本上勾勒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一个全图景。
当然，考虑了土地要素的二元经济理论也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廓清的地方：例如，土地要素与劳动力在二元结构转换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制度、技术在土地要素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问题；土地在生活与生产中的细分，以及它们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不同作用和影响等等问题。
[注 释]
①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北京,1989年.第8页.
②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北京,1989年.第144页.
③陈宗胜，黎德福在2004年的研究――《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转换模型》（2004年《经济研究》第11期）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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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 of Land Factor and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Modifying Lewis’Dual Economy Model Based on China’s Situation
Zhang Zhiqiang
(Graduate School, The Center Party School, Beijing 100091,China)
关键词 技能战略；职业教育与培训；英国；澳大利亚；美国
中图分类号 G7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01-0083-06
收稿日期：2013-10-29
作者简介：谷 峪（1964- ），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李玉静（1981- ），女，山东德州人，吉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比较教育。
基金项目：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吉林省职业教育体系化发展研究》（2011B071），主持人：谷峪。
一、技能发展：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
2007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危机对全球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世界各国开始思考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在这一背景下，加强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教育与培训培养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自2008年以来，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和重要国际组织纷纷从提高全民技能水平的角度，制定技能开发政策，并把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战略[1]。
2009年，印度政府《国家技能政策》，提出到2022年创建一个在性别、城乡、组织及现代化程度等方面高度包容化的技能开发体系。2010年，南非高等教育与培训部《国家技能发展战略》，突出技能人才培养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2012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法国巴黎主题为“青年与技能：拉近教育和工作世界距离”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2012》，报告首次把关注点投向技能人才培养。报告提出，青年人的幸福与成功比以往更加依赖于教育和培训所能提供的技能。报告根据对青年人口众多的46个中低收入国家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有一半曾经或正在制定一些侧重于技能培训的政策文件——要么是职业教育与培训战略，要么是更广泛的技能培训战略[2]。
而从发达国家的态势来看，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普遍制定了综合性的技能人才培养战略。2012年5月，OECD《更好的技能、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技能政策的战略途径》。战略提出，在失业率升高及全球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实现劳动力技能的充足供给及其有效利用，形成完善的技能发展战略是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及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因此，应把技能置于国家和国际发展议程的重要位置[3]。2013年3月，欧盟题为“重新思考教育：加强技能投资，实现更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报告。报告指出，对教育与培训的投资是实现社会发展及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关键[4]。而根据目前国际社会的探讨，已经初步把公民素养、就业和技能发展作为2015年后世界教育发展的核心关键词。
由此可见，技能人才培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产业及经济振兴战略的重要部分。近年来，我国也高度重视技能人才的培养。自2001年以来，我国就把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十报告提出，到2020年，我国“全面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未来一段时期，在建设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的背景下，提高全体公民的基本素质和技能水平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点任务。本文以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典型发达国家为中心，探讨其近几年来具有代表性的技能战略，以期为我国提供借鉴。
二、澳、英、美国家技能战略的比较
（一）澳大利亚
表1 澳大利亚近几年的技能战略
2010年5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澳大利亚未来劳动力：国家劳动力开发战略》，提出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要通过提升劳动力的技能水平缓解劳动力市场上的技能短缺问题，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一个更加可持续性及包容性的未来。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人才资源开发战略，《战略》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主要有：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灵活性，采用更加创新性的方式，向低教育背景的成年人及失业、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提供更多的职业教育机会；把处于教育与培训边缘的青年人、现有工人、老年人以及处于失业风险中的人群纳入到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中来；增强职业教育与培训师生员工的灵活性、创新性和反应性，在机构内部和工作场所背景下设计出创新性的教学策略，在教学中进一步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密切合作，扩大与工作整合的学习，提高所培养人才的适应能力；加强政府、行业与企业的合作，采用一个合作性的技能人才开发路径[5]。
在劳动力开发战略的基础上，2011年5月，澳大利亚技能署（Skills Australia）其对于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综合性评估报告《为了繁荣的技能——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路线图》，报告强调，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目标只有通过满足对技能的需求以及确保这些技能得到有效运用才能实现，基于此，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满足未来技能需求，从而提高企业生产力、促进社会融合。报告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具体包括：把学习者和企业作为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核心，建立一个更加简单、灵活和市场导向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使其为企业、学习者等重要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加灵活和适应性的服务，从根本上提高技能人才的供给质量和优异性；宣传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和吸引力；在职业教育和培训、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等不同教育部门间形成更加灵活、有效的转换路径；通过持续、均衡的投资实现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6]。
2012年3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面向所有人的技能：实现更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经济发展》的政策报告。这一政策指出，技能型劳动力是澳大利亚未来经济和社会繁荣的基础，更是企业生产力和包容性社会发展的支撑，是未来的立国之本。澳大利亚必须加强对技能培训的改革，以帮助个人通过学习新技能获得更好的工作，发展更具竞争力的企业，建立更强大、包容和公平的经济[7]。为应对经济战略转型、人口老龄化、就业不足与技能短缺并存等挑战，澳大利亚要建立一个惠及全民、高效灵活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主要改革举措包括：设立面向全民的国家培训资助制度，确保所有工作年龄人口都有机会获得三级国家资格证书；将“按收入比例还款”贷款覆盖面由大学生扩大到职业教育领域的文凭、高级文凭学生；加强土著居民、残疾人、偏远地区和社会经济水平较低居民、长期失业者、过早辍学者、单亲或年轻父母、年老工人等对职业教育的参与；加强对TAFE学院等职业教育机构的评估和认证，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增强其吸引力和社会认可度；为企业和学生提供更加透明的信息服务，使其作出明智的培训选择；将政府的投资重点向技能短缺领域倾斜，将产业需求置于培训的中心，建立一个更高效的国家培训体系[8]。
（二）英国
表2 英国近几年的技能战略
自2009年以来，英国政府就一直把改革技能供给作为国家优先战略领域，接连出台一系列技能培训战略，在加强技能体系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
2009年10月，英国就业和技能委员会《2020目标：发展世界一流的技能和工作》的政策报告。报告提出，英国未来的繁荣依赖于经济的成功，而经济的成功依赖于技能型劳动力。到2020年，要进一步加强技能、就业和经济政策间的联系，实现技能开发体系的连贯性、平衡性和整体性，使英国在技能、就业和生产力领域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9]。
在《2020目标》的基础上，2009年11月，英国企业、创新和技能部《实现2020目标：技能、工作和经济增长》及《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技能：国家技能战略》两个文件。《国家技能战略》提出，技能是实现经济复苏及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全球化知识经济中的现代工作需要技能型人才，技能型公民具有更强的生产力和创造性，只有通过受过良好教育、有事业心及具有良好技能的公民提高企业的生产水平，才能实现国家的美好未来。《战略》将英国的技能人才培养与未来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技能开发的两个原则：一是为公民提供更广泛、灵活的接受各层次技能培训的机会；二是更加关注现代工作世界所需要的技能，大力发展学徒制，把职业教育路径纳入到高等教育中。在此基础上，《战略》提出了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举措：首先，发展有利于经济繁荣的技能，其基本要素包括四方面：确保实现技能人才供需的匹配；确保开发的技能对于雇主具有经济价值，能够直接提高企业的生产力水平；把就业和技能培训结合起来，确保培训后能够提升公民的就业能力；开发更多行业认可的资格，并把其作为衡量技能人才的指标。其次，发展、扩大高级学徒制，对有利于未来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所需要的技能进行投资，建立一流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第三，提高企业对技能投资的认可度，提供相关支持机制，使企业更有效地运用技能，促进企业生产力的提升。第四，引进技能帐户，把学习者的选择作为技能体系改革的核心因素，确保更多的人能够在最好的培训机构接受培训，确保对于技能体系的预算能够用于最能推动经济和就业增长的领域，以使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满足企业的需要[10]。
为支持《国家技能战略》的实施，2011年，英国商业、创新与技能部又《新挑战、新机会——继续教育和技能体系改革计划》，提出如下改革策略：一是把学习者放在继续教育和技能体系的中心，为各个类型和层次学习者提供其所需要的从基础技能到高级技能的各层次、全面的培训机会；二是使雇主充分参与到技能人才培训体系中来，确保技能培训的适切性，满足行业不断变化的技能需求；三是开发适应性强的重点培训项目和资格，增加重点行业的学徒位置，提高学习者的学习结果和就业能力；四是废除、减少、合并一些对继续教育部门进行管理的政府机构，撤销对培训机构的不必要管制，增强培训机构及技能培养体系的自和灵活性；五是实行更加简单、有效的经费拨款制度，增加对重点技能开发领域的拨款数额；六是进一步加强对继续教育机构硬件的投资，促进其设备设施的更新、现代化及合理运用；七是加强继续教育与技能培训体系的质量保障、透明性和数据管理，加强学生指导，使学生作出明智的培训选择；八是加强继续教育体系的创新性和反应性，向学生和雇主提供高质量的继续教育；九是提升继续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支持相关继续教育机构开发国际市场，加强技能培训，特别是雇主导向和工作本位学徒制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11]。
在全面改革战略的基础上，2013年4月，英国企业、创新和技能部与教育部共同新的技能战略《增强技能的严格性和响应性》。战略提出，在未来的改革中，要把严格性（rigorous）和响应性（responsive）作为技能体系的核心要求，使雇主和学习者能够主导自己的培训，并为所有的培训机构创造激励机制，使其提供更优异、高质量的培训。报告为实现上述目标提出了六个重要工作领域：提高标准，改革学徒制，创立受训生制，增强资格的适切性、严格性和认可性，提高拨款的适应性，提供更有效的信息和数据支撑服务[12]。
（三）美国
表3 美国近几年的技能战略及政策行动
2009年，美国第112次国会通过《技能战略：确保美国工人和行业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技能》，这一战略主要围绕行业伙伴（Partnerships）、生涯路径（Pathways）、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合理投资（Proportionate Investment）发展而来。战略提出，每个美国工人都应有机会获得至少两年的高中后教育与培训——并通过此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及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学习机会。报告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加强各部门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满足所有行业企业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针对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雇主很难找到适合特定岗位的技能型工人，以及工人缺乏雇主需要的特定行业技能这一困境，必须确保对教育与培训的投资能够全面指向行业的技能需求，以及与这些行业相联系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参与到培训中来，从而确保工人、企业和行业获得最大收益。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根据《劳动力投资法案》的相关规定，创立新的行业伙伴关系，使地方相关利益群体共同制定行业劳动力发展计划；二是在立法范围内为特定行业培养足够的技能型工人，如交通、设施和能源等行业，以满足其最近和未来的技能需求。
其次，确保每个美国工人都能通过完善的生涯路径获得21世纪需要的技能。使在各种培训项目和培训机构间的过渡更加顺畅，扩大对教育与培训的投资，提供相关支持和服务，使进入教育与培训体系的个体都能获得成功，最终目标是提高教育与培训系统满足工人和雇主需要的能力。具体政策建议为：一是改善目前法律规定的一些培训项目——《劳动力投资法案》《高等教育法案》《行业调整法案》《贫困家庭短期资助法案》等，加强这些项目间的联系；二是为州相关部门提供拨款，使其把成人教育、工作培训与高等教育政策联系起来；三是创立联邦跨部门工作小组，关注各行业的劳动力教育与培训。
第三，实现联邦技能投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匹配。发展一个资源筹集及技能投资的国家战略，培养各行业需要的各种类型的技能型人才。具体政策建议有：一是不再削减对劳动力教育和职业培训项目的拨款；二是建立年度“人力资本投资”指标或报告卡，向总统和国会定期报告对于劳动力教育与培训的各种类型的经费使用情况；三是采取新的措施，开发中等水平技能证书，形成新的标准和数据收集机制，以评估各种联邦培训项目的效益，以及他们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13]。
为促进《技能战略》中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实，美国分别针对社区学院和生涯教育具体的改革方案。2010年10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启动名为“为了美国未来的技能”的政策行动，这一行动的直接目的是加强行业与社区学院的伙伴关系，确保社区学院学生获得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技能和知识。2012年4月，美国教育部题为《投资美国的未来：生涯和技术教育改革蓝图》的政策报告。改革蓝图提出，要以联合（Alignment）、合作（Cooperation）、责任机制（Accountability）和创新（Innovation）为基本原则，扩展生涯和技术教育项目，并提出了一系列计划，激励学校和雇主之间加强合作，培养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具体改革策略包括：在职业教育项目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建立有效的联系，为学生进入高增长行业作准备；在中等和中等后教育机构、雇主及行业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提高技术教育的质量；建立有意义的责任机制，在对生涯和技术教育项目成就标准进行共同定义的基础上，改善生涯和技术教育项目中所有学生的学术成就，并提高其技术水平和就业能力；通过政策和实践的改革创新，支持生涯和技术教育项目在各地的有效实施[14]。
2013年3月，美国国会又题为《支持知识和终身技能投资法案》。法案强调，要改革和加强国家的劳动力投资体系，培养更加强有力的技能型劳动力，增强美国的竞争力。
三、澳、英、美国家技能战略的特质分析
通过对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技能战略的比较可以看出，尽管这些国家相关技能战略的出发点和内容不同，但各国政策的核心理念是一致的，即充分发挥技能人才培养在促进就业、经济振兴、实现社会和谐与包容中的作用，并把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改革发展作为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战略。
（一）建设开放、灵活、层次完善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是各国技能战略的核心内容
从各国战略的具体内容来看，建立以学习者和企业为核心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发展全民的技能是各国战略共同强调的核心内容。其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基础，建设包容性、开放性、灵活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二是重视发展完善的包括各种层次和类型技能人才在内的职业资格制度，以及与技能人才培养相配套的人才聘用制度，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及使用的效率和效益，满足各行业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求；三是重视加强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重视发展针对学习者的生涯辅导和就业服务体系。
（二）面向全民的技能人才培养已经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
从技能战略的出发点来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普遍将技能人才培养置于人口、劳动力市场、科技进步、气候变化等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背景下，把其作为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从这一角度出发，各国普遍将职业教育发展置于更广泛的公共政策视野下，并把其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健康和社会福利、行业发展、科技及青年政策结合起来，从整体上促进整个社会终身学习、创新性、可持续发展及公民幸福的实现。为此，各国普遍强调如下策略：一是积极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规模的发展；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增加或稳定对于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投资；三是发展面向全民，特别是开发更多面向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失业人口、青年人的培训机会，促进他们积极的社会融合。
（三）通过加强多方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培训的社会适应性是各国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举措
从各国技能人才培养的实施策略来看，基于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与行业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提升技能人才的劳动力市场适应性和就业能力是各国的核心策略。如美国技能战略和生涯教育改革路线图的核心改革理念就是“行业伙伴”和“联合”；使雇主充分参与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是英国技能战略的核心内容；澳大利亚提出，加强政府、行业与企业的合作，采用一个合作性的技能人才开发路径。这表明，加强行业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教育与培训实施的参与，已经成为国际技能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其具体策略是：从企业的角度开展技能人才需求的评估及预测；重视让学习者体验工作本位学习；使行业企业参与教育与培训内容的开发。
借鉴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国的经验，我国也应尽快制定针对更广泛的、动态的、需求本位的，并与政府的经济增长、就业促进及社会发展政策紧密相联的技能培训战略[15]。一是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把职业教育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宏观上适应国家建设小康社会和增强创新能力的要求，关注弱势群体和社会重点发展目标，制定针对行业企业的技能人才培养战略；二是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构建层次完善、结构灵活、形式多样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在教育体系构建及满足公民学习需求方面的功能；三是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角度来说，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强自身管理体制和办学模式改革，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提升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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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n Skills Strategies
——Centered by the Australia， UK and USA
GU Yu1， LI Yu-jing2
（1.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1；
2. Jilin Teachers’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Changchun Jilin 130052， China）
一、我市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特点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市有农村妇女劳动力24.68万，已转移20.34万，占82.4%。从我们的调查数据情况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1、我市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行业分布以第二产业为主。目前，我市已转移的农村妇女劳动力中，原创：有63.7%转移至第二产业，其中从事工业的占57.2%；转移至第三产业的仅占11.2%。转移的农村妇女劳动力，多数是从事轻工业和加工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为主，如纺织和服装加工企业等。
2、我市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在我市已转移的农村妇女劳动力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妇女劳动力所占比重达80%。各年龄组的构成为：25岁以下的占15%，25-35岁的占30%，35-45岁的占35%，45岁以上的仅占20%。
3、我市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流向以就地为主。我市妇女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比较少，绝大多数在本镇或邻近乡镇工作，属于典型的“离土不离乡，务工不进城”。全市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至本镇的占77.4%；转移至本市外乡镇的占18%。在本市范围内转移的人数占全市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95%以上，而转移至本市以外的农村妇女劳动力比例不足5%。
二、我市促进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做法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在土地被征用的过程中，我市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通过出台有关政策措施，促进失地妇女劳动力的转移。一是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对劳动力的安置达成协议。有些地方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明确规定在建企业要优先安置本地劳动力，以利于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的转移。二是对农村劳动力实行养老补助和社会保障。如新港镇对16-35周岁的失地妇女发放每人每月110元、期间2年的待业金，对36-50周岁的失地妇女发放每人每月50元的生活费，对50周岁以上的失地妇女每人每月发放141元的养老金。三是由政府出资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以“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和“以奖代补”的方式，对被征地农村劳动力实行免费技能培训、免费就业指导培训、免费提供求职登记、信息咨询及中介服务。四是鼓励用人单位招用农村被征地劳动力。用人单位招用年满40周岁的农村被征地妇女劳动力，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按相关规定给予用人单位岗位补贴。五是鼓励农村劳动力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凡在规定期限内申请开办个体工商户的农村劳动力，创业经营一年以上，参加社会保险且对社会有一定贡献的，由所在镇政府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六是设立“就业岗位贡献奖”。凡当年招用本市农村劳动力达到200人或城乡劳动力达到150人、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本地劳动力占职工总数达60%以上的用人单位，由市政府授予“就业岗位贡献奖”。
在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中，我市各级妇联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开展各类教育培训。各级妇联重视对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市妇联利用市家政服务中心、市巾帼就业培训基地，为失地妇女提供培训、发证、推荐就业一条龙服务。各镇场妇联以镇妇女干部学校和村妇女之家为阵地，以“十万农家女，十项新技术”为重点，通过开展绿色证书培训、“五学”活动、科技结对等活动，引导农村妇女增强致富本领。另外，新港、练塘等镇利用妇女学校、成人教育中心校成立了农村妇女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对失地妇女劳动力开展“定向”和“订单”式技能培训。二是拓展就业服务渠道。我们以“巾帼社区服务工程”为载体，以“市妇联家政服务中心、巾帼就业培训基地”为抓手，广泛协调，逐步形成了“城乡联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平等就业”的格局，帮助失地妇女开辟多门类就业渠道。家政服务中心开设了钟点工、职业介绍、房屋中介等系列项目，推出了家政服务卡，招募了小美容、小书屋、小花店等多家“八小”服务业加盟店，带动失地妇女就业。中心还与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联网，在网上为失地妇女寻求就业信息。每年我们通过举办女性劳动力招聘专场，为失地妇女劳动力寻求工作岗位。三是鼓励自主创业致富。通过举办女性创业知识培训班、农村妇女创业致富现场会、巾帼创新业演讲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引导农村失地妇女增强创业本领。鉴于家庭工业在转移农村妇女劳动力方面的独特作用，组织农村妇女参观家庭工业现场，引导农村妇女积极创办家庭工业。充分发挥女企业家的辐射作用，在帮助她们成就事业的同时，引导她们带动失地姐妹共同创业，为失地姐妹提供就业岗位。通过培育女能手、女状元、优秀创业群体，评比创业标兵，宣传创业典型，使农村失地妇女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四是深化“双带双扶”工程。通过实施“双带”工作，建立妇女干部联系制度，带动农村妇女致富。近年来，共涌现出“双带”妇联干部104名，带动吸纳近万名农村妇女增收致富。召开了“双扶”工作现场会，将对贫困妇女的扶贫由原来的单纯扶贫扩展到扶贫、发展、创收为一体的开发式扶贫。给予“三八”科技示范基地资金、项目上的扶持，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带动一方妇女致富。
三、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市失地妇女在转移就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着就业层次低、就业稳定性差等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失地妇女的综合素质不能适应转移的需要。农村失地妇女，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缺乏科学知识、专业技能和市场意识，难以向新兴产业转移，在与城市劳动力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特别是许多大龄失地妇女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文化偏低，竞争意识弱，不善于利用信息，而且“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重，虽然就业愿望强烈，但成功可能较小。就业观念方面，多数失地妇女就业观念上缺乏自主创业精神，认为妇女只能在家做家务；就业方式上存在“等、靠、要”的思想，等待政府安排岗位；就业心理上准备不足，对脏、累等工作不能承受，缺乏按照劳动力市场需要进行自我重塑的主动意识。
2、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一是农村妇女进城的“门槛”依然很高。农村劳动力在各类企业中历来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出现的，还没有达到较为固定的就业。另外，农村劳动力也没有被纳入城市就业培训范围，缺乏分享现代化的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机会，无法融入先进生产力系统中。依附在户籍上的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制度的配套还未相应到位，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二是随着企业及经营性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化，城镇下岗人员增多，势必增加农村失地妇女在本市城市就业的难度。三是随着村级经济的减弱，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能力下降，就业矛盾随之变得突出。加上开发区载体建设征用土地后，原有的村级企业被拆迁，村级企业就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不少农村妇女面临失地又失厂的境遇。
3、用工单位的外地化制约着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由于外地劳动力流动性大，社会保险参保意识不强，法制意识相对较差，出于节约生产成本的考虑，我市许多外资企业和个私企业都热衷于使用外地劳动力，不愿为本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市外来劳动力相当于本地转移数量的一半以上，而且这种趋势正在进一步扩大。
4、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机制不健全，处于自发状态。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村妇女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转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育，农村劳动力开始在城乡之间形成规模流动转移。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市场调节与适度计划调节结合不够，原创：劳动力供求市场信息还不完全。从近几年我市农村女性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现状来看，无论是流入城市打工，流向私营企业，还是从事交通运输、服务等行业，农村女性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基本上都是依托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为主，受市场经济因素趋动的较多，缺乏有组织、有规模、有计划的有序转移，可以说都是属于农村女性劳动力自发的转移，带有较强的盲目性。
四、加快实现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建议
1、加强教育，引导失地妇女转变就业观念。要引导失地妇女增强心理承受能力，既要看到困难，又要抓住机遇，正确认识自己，在参与发展中不断提高自己，发展自己。要引导失地妇女抛弃“统包统配”等旧的观念，树立新的择业观，增强新形势下的危机感。尤其是中年妇女要正视现实，认清自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择业观更要趋于现实，通过多方式、多渠道实现就业。要引导妇女明确“四自”精神内涵，塑造独立人格，以新的姿态、新的作为争当生活和事业的强者，树立新时期妇女的崭新形象。
2、搞好培训，帮助失地妇女提高劳动技能。要依托市巾帼就业培训基地、家政服务中心、妇女学校、妇女之家等阵地，通过乡镇建立农村妇女职业技能培训基地，根据市场需求和农村妇女特点，多渠道、多形式、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如家政、电脑、缝纫、餐饮服务及一些实用技术培训，帮助失地妇女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为实现转移提供保证。
【关键词】人才海外流失 教育反思
【中图分类号】C9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8-0018-02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兴盛。世界银行报告称：“一个正在扩展中的面向高级人力资本的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是个不争的事实，它带来了专业技能在全球范围的流通……”① 中国无疑在促进世界人才流动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定义，“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本文要探讨的正是“纲要”中描述的较高素质的人才，他们具备以下两个共性：（1）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并得到了教育系统的相关认证；（2）拥有较多的社会优势资源。显而易见，如此高素质人才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占优势，也是我国人才外流的主要损失对象。
教育部统计，我国1978～2006年共派出留学总人数为90.3万人，学成回国人数为22.2万。其中，2006年派出留学人员13.4万，有4.2万人学成回国。回流人数远远少于派出人数，这就是人才海外流失的力证。
当然，短期、少量的人才外流在一个开放的国家和市场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合理的；但长期、大量的人才外流却形成了一种颠倒的技术转让。平等的人才流动本应是双向的人才交流过程。但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存在不小差距，使得本应公平的互动过程变成了单向的“人才输出”，给我国人力资源造成了巨大损失。
一 人才流失带来的负面影响
1.教育损失
根据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人力资本投资=基础教育投资+高等教育投资+在职培训投资+人员迁移投资+卫生保健投资+经济信息投资。
贝克尔也提出相似的人力资本计算公式：K=X+Y+Z+C。公式中：人力资本投资成本K，包括教育的直接成本X（由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教育投资构成）；受教育者在读期间所放弃的工作收入，即教育的间接成本-Y；保持健康所花费成本Z；流动和搜集就业信息的成本C。
以上公式在计算人力资本时都主要涉及教育资本、知识与技术资本、健康资本、迁移与流动资本。其中教育资本是指用于教育的费用，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有学者认为教育资本又可称为能力资本，② 它是构成人力资本的最基本要素。
知识与技术资本包括舒尔茨公式中的“在职培训投资”和贝克尔公式中的“教育直接成本”的一部分。它是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和培训的费用，是人力资本构成的核心要素。
迁移与流动资本，是指用于国内劳动者流动和国际人才流动的费用，其实质是一种资源配置资本。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投资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一种生产性投资。”要提高人口质量首先要加大教育投资。教育投资收益率应高于物质投资的收益率，据计量，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5%～35%。
可见，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本的构成起着重要作用。教育投资的直接产品是人才，人才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合理性直接影响着教育投资的收益。尽管人力资本理论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以计量的方式明确地告诉我们教育投资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全资本”的概念，有其合理性。目前，它也是各国教育系统拟订教育发展计划时必须借鉴和考量的理论。
在我国，一般来说，从小学到初中九年制义务教育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费用都由国家供给，只有高中和大学本科实行收费制。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一些特定专业、特定群体给予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扶持。可见，我国人才培养的相当一部分成本还是由国家承担的。
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00年的一项统计，在美国各研究生院学习的理工科学生中大约25%来自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这些学生绝大部分在其祖国接受了基础教育并取得了相应学位。这意味着，为他们的基础教育买单的是其来源国，而不是雇主国。但雇主国却凭借多方面的相对优势“坐享其成”。中国无疑是为美国这样的国家输送高级人才的主要国家之一。这批人才的高素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来源国享受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国家对高素质人才的教育投资大大高于普通劳动力。因此，高素质人才流失于海外，直接导致国家教育投资失去回报。这种损失是造成我国教育投资收益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2.国家国际竞争力问题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所创立的关于国家竞争力的评价指标有要素，分别是：国家经济实力、企业管理竞争力、科技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国民素质竞争力、国际化竞争力、政府管理竞争力和金融体系竞争力。每个要素又包括若干指标。据其2001年的调查（该年共有47个国家参评），我国文盲率为第44位，熟练劳动力的已获得性排名居第44位，大学教育对竞争性经济的满足程度居第42位，合格工程师在劳动力市场的已获得性占第47位。而人才外流居第40位。③ 可以看出，我国在人才资源极其紧缺的情况下，却存在着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直接降低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尽管我国教育已取得长足进步，并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从2006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22%，而参与IMD评选的53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为54.5%。④ 高等教育是高素质人才的主要孵化地，而我国高等教育存在两个硬伤：（1）我国高等教育的落后，难以培养出满足国家和市场需要的高素质人才；（2）本就数量不足的高素质人才不断地外流。这必然导致国内人才入不敷出的难题。再从人才结构上看，人才流失也对中国的人才结构产生了不良影响。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局国际教育研究所（IIF）OPENDOORS，2001
由上表可看出，我国外流的人才主要集中在金融、管理、工程以及自然科学领域，包括证券、管理、建筑、新材料新能源等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前沿学科。这些学科恰恰是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近年来，我国在上述领域的人才需求不断扩大，与人才外流形成极大冲突。
因此，人才外流对我国综合国力的影响表现在人才数量的锐减和人才结构的落后两方面。
二 人才流失的教育因素
中国人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说明了我国教育的进步性。从个人角度上说，这是我国教育越来越重视和尊重个人价值的表现；从宏观层面看，这是我国教育具备世界竞争力的体现，也是教育制度开放性的展现。但是人才出而不归也反映了教育的一些缺失，需要教育工作者和全社会反思。
学校教育系统主要承担着传递主流价值观的任务。学校教育可作为国家的“发声器”，但是这个“发声器”并不能遏制其他声音。学校以外的非正统教育形式却往往对学生施加不同于主流价值取向的多元影响。在城市化和国际化过程中，处于弱势地区难以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和自信度，容易产生一面倒向强势地区的文化倾向，进而漠视自己的祖国和故乡。这些思想是社会价值观异化的缩影。但是在家庭教育中却能得到传递，乃至放大。学校教育系统很难将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整合到与学校一致的轨道上。更危险的是，学校教育系统中也不乏将这种偏激观念灌输于学生的教育工作者。高考的“地域热”就是很好的证明。如今，出国留学又出现低龄化现象，可谓雪上加霜。
我们很难将这种影响归纳为“教育”，因为它潜移默化地割裂了公民同故土家园的感情纽带。这说明目前的教育在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对故乡文化的认同感方面存在缺失。
我国政府积极推进留学人员外派工作。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施行公派留学的国家之一，目前每年公派出的留学人员大约2000人。但是留学回归的人员却多数得不到应有的待遇。这些待遇包括社会地位、薪酬、工作条件等，也包括子女教育问题。留学归来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结构、开阔的视野和较高层次的社会资源。他们普遍已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较先进的教育理念，包括民主、平等、开放、以学生为主等。而中国现在的教育制度和环境与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压抑性。
首先，我们一面在提倡素质教育，一面仍然要面对应试教育的关卡。“海归们”也是应试教育的过来人，尽管他们在这一教育体制中成了佼佼者，但是他们仍不能广泛认同这样的体制。束缚人性、忽视个性、抹杀创造力仍是中国教育缺乏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其次，中国教育的资格认证在国际上缺乏影响力。虽然近年来我国在加入国际教育评价体系上花费了很大精力也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中国高等院校的学历仍无法在世界上通行无阻。因此，很多海派人士还是寄希望于得到国外优质院校的认可。
最后，海归人士回国就职创业，必然涉及子女的就读问题。当地政府是否在政策上给予适当考虑，也成了他们考量是否回国的重要因素。我们能否在教育资源上增加对海外人才回归的吸引力，这是教育工作者应重点思考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人才流失于海外的现象已十分严重。直接导致了我国教育投资的损失，对国家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非常不利。同时，人才外流也有复杂的成因，其中教育的不良影响是教育学者与教育工作者应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世界银行曾经建议第三世界国家，对打算去国外就业的专业人士收取“出国税”，以此弥补本国教育投资的损失。但是这一方案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高素质人才能带来的显性与隐性价值是难以衡量的。单从教育层面来说，海外高素质人才回国就职能提升我国学术起点、促进国际交流，提高我国国际教育服务的质量和效益……其价值不可估量。因此，堵与罚都并非是吸引这类人才的良策。从教育层面，我们须反思问题、改进现实，才是一种可取的态度。
注 释
①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构建知识社会：第三级教育面临的新挑战[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②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③关逸民.洛桑报告2000～2007中国竞争力排名解析[N].中国信息报，2007.6.6
④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中国教育竞争力提升速度最快[N].中国教育报，2009.11.27
参考文献
[1]陈昌贵、阎月勤.我国留学人员回归原因与发挥作用状况的调查报告（一）[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0（5）
[2]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际竞争力比较课题组. IMD《国际竞争力年鉴2004》最新结果分析[N].中国经济时报，2004.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