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0:05:1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缓解老龄化的措施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在老龄问题及应对方面，发达国家走在世界前列。自1850年法国最早进入老龄社会以来，欧美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就陆续进入老龄社会。2015年，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23.5%，预计本世纪中叶，将普遍超过三分之一，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老龄化程度更高，将达到40%左右。比较而言，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更深，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应对举措更为健全，经验更为珍贵。
一些国家面临的老龄化挑战
一是人口规模萎缩危及国家安全能力。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已形成普遍趋势，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共同下降的局面。目前，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缩减。到2030年，除美国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将出现停滞或缩减的态势。同时，越来越多国家的总人口也将开始下降。除非移民或出生率激增，否则，到本世纪末，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总人口将会减半。目前，俄罗斯平均每位育龄妇女只生1.1个子女，使得俄罗斯民族正面临着“无人为继”的生存危机。适度规模的人口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也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口规模萎缩趋势将威胁和破坏发达国家维持安全的能力，甚至民族的存续。
二是劳动力老化和提前退休重叠，劳动力面临长期短缺。人口老龄化还意味着劳动力老化。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与预测，1980年，西欧和日本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4.5岁和32.6岁，到2030年，假设生育率不变的话，这两个地区和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将分别飙升到45.6岁和51.6岁。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将有超过一半的成年人年龄大于正式退休年龄。此外，当前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存在提前退休趋势。这两方面的趋势共同推动劳动力供给日益降低，劳动力长期短缺现象逐步凸现。
三是实体经济增长潜力下降，速度放缓。一方面，全社会用于养老的经济支出加大，增加宏观经济运行负担，对经济增长形成外生性影响。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还通过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给经济增长带来内生性影响。这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欧盟的预测显示，在当前老龄化趋势继续延续且政策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欧盟25国的平均GDP年度增长率将从2007―2020年的2.4%降至2030―2050年的1.2%。
四是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难以维系，公共财政负担沉重。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健康保健、护理费用大幅增加。欧洲委员会预测，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与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度相关，预期寿命每提高1岁，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例上升0.5%。近年来，英国养老金已经占到公共支出的40%、GDP的10%，每年养老金缺口达570亿英镑。与此同时，与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医疗费用和长期照护费用支出也必然增加。以日本为例，1980年到1990年医疗费用增长的1/4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2000年到2005年，日本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支出上升了92%，使日本政府公共财政负担沉重。
五是老年群体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政治压力群体。在发达国家，老年人往往比其他年龄组的人在政治参与方面更为活跃，他们投票率普遍较高，关心公共事务，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福利制度和公共政策，甚至为了提升政治影响力而成立专门的政党。例如，德国灰党、乌克兰养老金领取人党、俄罗斯养老金领取人政党等，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政治进程的重要压力群体，也成为选举制国家各大政党争取的重要政治力量。
采取的政策措施
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缓解财政支出压力。针对人口老龄化给养老和医疗保障带来的挑战，发达国家普遍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力度。在养老保障制度方面，主要通过适度降低养老金待遇水平、延长缴费年限、加强待遇与缴费之间的精算联系、发展职业年金等手段，降低公共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主要通过加强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开发治疗老年疾病的低成本医疗技术和药物、扩大医疗保险基金筹资渠道、提高个人付费比例、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补充医疗保险、严格控制医疗服务提供成本等措施，缓解政府和社会医疗保险的财政压力。英国、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鼓励发展职业年金和私人养老金，为老年人提供多支柱的养老保障，有效分担了公共养老金支付压力。德国、日本、荷兰、以色列等国家，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效解决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费用激增、医疗保险支付难以为继的问题。
二、改革退休制度，逐步延迟退休年龄。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发达国家普遍改革退休制度，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提出“寿命更长，工作更长”的思想。如美国从2002年开始，对不同出生队列的人采用不同的调整方式，把退休年龄逐步由65岁延长到67岁。英国计划先将女性退休年龄用10年时间逐步延长到65岁。德国计划把退休年龄从65岁升至67岁。
除提高退休年龄外，一些国家还采取措施鼓励人们延后领取养老金。一是奖惩并举。比如，德国现在规定，如果提前领取养老金，每提前1年减少3.6%的养老金给付，如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再领取，每年增加6%的养老金给付。二是增高提前领取养老金的门槛。比如，意大利原来规定只要缴纳37年保费，到54―56岁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现在则改为需要缴纳40年保费，最早到57岁才可以领取养老金。
三、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持续增长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保障。为此，必须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加大教育、培训和研发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希望借此提升人力资本。欧洲设立的2010年就业指导目标规定，要使85%的年轻人完成高等职业教育，25―64岁人群终身学习的参与率要达到12.5%以上。日本颁布了《促进终身学习的相关法》，为个人终身学习提供便利和激励。同时，一些国家还非常重视研发费用的投入。瑞典和芬兰在欧盟国家中研发投入最高，占到GDP的3.5%左右，德国研发投入占GDP的2.5%。这些国家，在老龄化程度较重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四、制定扶持政策，强化家庭养老功能。面对失能老年人口照料服务需求快速增长、机构照料服务成本增高、政府负担日益沉重的现实，发达国家大多倡导老年人回归家庭，实行居家养老，并给予居家老年人的照料者各种支持。美国、德国、日本为家庭照料者提供喘息服务，减轻他们的压力，给他们休息调整的机会，并对照料提供者开展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此外，还包括在经济上予以支持，给予照料提供者税费优惠和现金补贴。比如，韩国政府对与老年人同住的子女实行遗产税和收入税部分减免的措施，并提供家庭津贴，使家庭照料老年人这一传统得到较好保持。在日本，子女照顾70岁以上低收入老人，可享受减税优惠等。德国在2012年实施了《家庭护理休假法》，该法规定，被护理老人的家属可以享受护理休假，确保能够安心护理亲人。家属可以获得的护理假期最长为2年。
五、鼓励生育，缓解人口过度老龄化。发达国家认识到，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为此，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发达国家开始努力提升其生育率水平，力求从根本上改善人口年龄结构，防止人口过度老龄化。各国实行的政策包括：一是采取弹性工作制、实行带薪产假，减轻女性在工作与家务间的冲突。比如，韩国政府规定，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万―50万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等。日本职业妇女如果在家照顾幼儿，则有“留职有薪”方案，妇女可领工作时40%的薪水在家专心育儿。在法国，孕妇一共有16周产假，至少有2周可以在生育前使用，剩下的14周生育前后都可使用，休产假的政府员工拿100%工资。父亲可以有11天的陪产假，休假期间工资照拿。二是通过提供生育津贴、税收优惠等减轻家庭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如西班牙政府规定，劳动妇女所生的子女在3岁之前每个月都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100欧元补助。如果这个家庭生育第二胎，对于第二胎子女给予每年3000欧元补助。第三胎子女将获得每年6000欧元补助。 三是给予生育多子女家庭名誉奖励。如，2008年5月，俄罗斯向多生育的妇女授予“父母荣誉勋章”。四是对生育子女家庭提供诸如免费或低费的托儿服务、保姆训练等服务。瑞典规定，幼儿园收费与家长的收入挂钩，瑞典父母只需支付不多于每月总收入的3%的托育费。
发达国家虽然在鼓励生育方面开出了种种优惠，但总体收效甚微，生育率水平依然持续低迷，人口老龄化程度仍不断提升。比如，日本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 生育率从1990年的1.57一直下降到2010年的1.32。
六、吸引国际移民，补充劳动力资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许多国家采取了吸纳国际移民的政策，特别是吸引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存量高的素质型人才。比如，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主要接收技术型、技能型、商务型和学生移民。国际移民对发达国家起到了“一石数鸟”的经济社会效果，既补充了劳动力资源、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也增添了其人口增长活力、节省了人力资本培育投入。但也带来了文化、族裔、、收入差距、社会融入等方面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比如，2016年2月，在德国“抵制西方伊斯兰的爱国欧洲人”组织和欧洲其他反伊斯兰化组织的共同发动下，欧洲10余国同时爆发反伊斯兰反移民游行示威。
关键词：少子高龄化；劳动力供给；应对措施；启示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6）03-0057-10
DOI：10.14156/ki.rbwtyj.2016.03.007
一、日本少子高龄化
（一）日本少子高龄化现状
少子高龄化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日本是进入少子高龄化社会较早的国家之一，少子高龄化问题已经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按照联合国老龄化标准，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就称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则称为老龄社会，超过21%则称为超老龄社会。按照此标准，日本昭和45年（197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平成6年（1994年）进入老龄社会，平成19年（2007年）进入超老龄社会，可见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十分严重[1]。对于少子化问题来说，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从日本少子化发展趋势来看，0～14岁人口数量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少子化问题日趋严重。表1显示日本各年龄段人口数量及变化情况，图1反映日本少子高龄化现状及变化趋势，可以看出1950年日本各年龄段人口分配合理，并未出现少子高龄化问题，1970年，0～14岁人口由1950年的2 979万人减少至2 515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由416万人增加至740万人；1990年，0～14岁人口减少至2 249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至1 489万人，少子化程度由1970年的23.9%降至18.2%，老龄化程度由1970年的7.1%增长至12.1%，少年儿童抚养比由34.9%降至26.2%，老年人口抚养比由10.3%增至17.3%，说明少年儿童抚养负担减轻，但老年人抚养负担加重；2010年，0～14岁人口减少到1 680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到2 677万
人，老年人口数量比儿童人口超出近1 000万人，少子化程度为13.2%，老龄化程度为23%，少年儿童抚养比为20.7%，老年人口抚养比为33.0%，老年人抚养负担增长较快；截止2013年，0～14岁人口1 639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为3 190万人，少子化程度为12.9%，老龄化程度为25.1%，少年儿童抚养比20.7%，老年人口抚养比为40.3%。由此可见，日本少子高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二）日本少子高龄化的变化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研究所的推测，如表1、图1所示：2020年，日本0～14岁人口数量将减少到1 457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增加至
3 612万人，少子化程度为11.7%，老龄化程度为29.1%，少年儿童抚养比为19.8%，老年人口抚养比为49.2%，老年人口抚养负担进一步加重；2040年，0～14岁人口数量为1 073万人，65岁人口数量为3 868万人，少子化程度降至10%，老龄化程度增至36.1%，届时日本人口中有1/3以上都是老年人，少年儿童抚养比为18.5%，老年人口抚养比为66.8%，1.5个劳动力需要抚养一个老年人；2060年，0～14岁人口数量为791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3 364万人，少子化程度为8.3%，老龄化程度为39.9%，少年儿童抚养比为17.6%，老年人口抚养比为76.1%，日本少子高龄化程度已经达到鼎峰。此后，少子高龄化问题会逐渐得到缓解。
二、少子高龄化对日本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年龄结构老化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数量和供给取决于这个国家总人口中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少，劳动力年龄结构和数量对劳动力的供给变化具有制约作用。日本是进入老龄化较早的国家，老龄化速度的加剧对劳动力供给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2]。根据表1可以看出，日本劳动适龄人口1950-2000年一直呈增加趋势，由5 017万人增加到8 622万人，年均增长率约为1.4%；从2000年开始，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开始出现大幅下降，到2010年降至8 103万人。截止2013年，日本劳动适龄人口数量为7 907万人，13年间减少715万人，降幅为8.3%；预计2020年劳动适龄人口减少至7 341万人，2040年则跌至5 787万人，2060年降至4 418万人。由此可见，日本劳动适龄人口数量逐年减少，并且减少的速度不断加快。日本劳动力人口的现状及变化情况见图2，1990年日本劳动力人口6 384万人，占劳动适龄人口的74.3%，65岁以上劳动力人数360万人，占劳动力人口的5.6%；2000年劳动力人口数增加至6 766万人，占劳动适龄人口的78.5%，65岁及以上劳动人口493万人，占劳动力人口的7.3%；2006年、2012年日本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开始下降，2006年为6 557万人，2012年则降至6 628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劳动力的比重达到8.8%。根据总务省统计局推算，日本劳动力人口继续呈下降趋势，2017年、2030年劳动力人口数量将降至6 556万人、6 180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劳动力的比重分别升至10.4%和11.1%。由此可见，受日本少子高龄化趋势的影响，日本劳动适龄人口及劳动力人口呈下降趋势，劳动力供给数量不断减少，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及老年劳动力数量呈上升趋势，劳动力人口数量总体呈减少趋势，导致日本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就业
社会保障体系是日本社会的安全网，有力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其作用不可替代。日本政府为解决少子高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危机，日本政府不断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对年金制度、医疗制度、介护保险制度等进行改革，以提高社会保险费收缴水平，降低社会保险支出，“开源节流”，多措并举，达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就业的目的。日本公共年金制度改革，主要有公共年金财政政策、建立大学生公共年金缴纳制度、实行公共年金减额发放制度、推迟领取老龄厚生养老金者实行奖励制度等[9]，此外，政府不断强调加强和改善年金管理和运营、加强对年金机构的改革、组建年金基金经营会、提高年金基金运营人员专业化水平、设立监督机制和公开经营状况等措施，以加强国民对年金基金运营的信心。在推进医疗保险改革方面，主要采取提高国民加入健康保险的个人负担比例、改革老年人健康保险制度、将“老人医疗制度”年限推迟到 75 岁开始、选择“特别养老院”的老年人个人承担房费和水电费及针对75岁以上老年人建立“高龄者医疗制度”等。在介护保险制度方面，主要针对体弱病残老人生活所需方面的护理和照料， 2000年正式实施护理保险制度，主要包括居家护理和设施护理。居家护理是以老人的家为中
心向老人提供护理； 设施护理是老人住在特定的设施内接受护理服务[10]。日本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措施，对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障老年人福利等起到了一定作用，尤其是对于抚养负担不断加重的年轻人来说，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保，是他们选择就业的主要动力，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利于增加年轻人就业的信心，促进就业率的提高。
（三）发展老龄产业，支持老年人就业
人口少子高龄化引起日本年轻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为补充劳动力供给，日本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发展老龄产业，支持老年人就业[11]。日本老龄产业主要包括老年产品制造业、老年生活和护理服务、老年房地产、老年金融保险及老年休闲服务等五大领域。日本老龄产业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产生，80年代、90年代逐渐完善，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大公司和企业转变经营战略模式，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进军老龄产业相关领域，产业规模逐渐扩张，并以每年4%～5%的利率增长。目前，日本老龄产业已经开始步入了结构合理、分布平衡、竞争有序的相对成熟阶段，不仅能满足老年人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基本物质消费需求，也能满足老年休闲、健康、文化、娱乐等精神方面的消费需求。日本政府为应对今后更加迅猛的“银色浪潮”，大力支持民营企业进入老龄产业市场，促进老年产业发展，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日本老龄产业已经实现良性循环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渐明显。在促进老年人就业方面，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支持措施，为鼓励60以上的老年人延长就业年限，或者重新选择新的职业，采取逐渐延长退休年龄政策，并且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对企业设立高龄雇佣奖励政策，向雇佣 60～65岁老年人的企业雇主提供25%的高龄职工工资补助，对于临时雇佣老年人的企业也给予一定的补助[12]。此外，政府还划拨专款，成立“银色人才中心”，目的是为老年人提供就业帮助、寻找就业机会、延长老年人雇佣年限，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对社会的冲击。实践证明，日本老龄产业不断发展，老年人就业增加，对少子高龄化的经济影响产生了一定的缓解作用，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四）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外国年轻劳动力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明治维新之前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渐开放国门，加强与外界的经济往来，但由于岛国根性，日本在吸收外国劳动力和人才方面，与欧美国家相比政策还不够开放。随着20世纪90年代少子高龄化速度的加快，日本政府认识到单靠提高生育率难以弥补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逐渐放宽了移民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国劳动力，缓解国内劳动力不足的压力[13]。根据日本相关研究机构推算，日本今后50年间，每年需要外国劳动者60万人，才能补足劳动力供给，维持国民经济发展。日本将移民对象的首选放在来自各个国家的留学生身上，主要通过奖励措施留住高学历留学生，对拥有一技之长的留学生，放宽其就业劳动许可，使其尽可能长期或者永久居住日本[14]。2013年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将不断放宽移民政策，增加移民数量，补充国内劳动力不足。根据政府确定的方针，日本将大幅放宽接收外国劳动者进入日本国内的限制条件。除将放宽技能劳动者的入境条件以外，日本政府还计划将现行制度下未被允许的不具备特定专业、技术领域能力的单纯劳动力在限定条件下也允许其入境。2014年日本《读卖新闻》相关报道指出，日本政府已经就建设、护理等领域引入外国劳动者的政策进行论证。第一阶段为扩充建筑行业的外国劳动力数量。由于东京成功申办2020年奥运会，国家建筑设施需求会逐渐增加，未来建筑行业将面临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所以日本政府决定将延长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规定的在留期限，由原先的3年更改为6年。少子高龄化给日本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放宽移民的政策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增加了外国劳动者数量。
四、启 示
（一）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
中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老年人口基数大、“未富先老”，再加上经济实力水平相对较弱，应对老龄化带来的问题难度较大。因此，中国要解决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主要依靠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用强大经济实力做后盾，解决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为实现经济发展，政府应该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解决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应发挥作为劳动力资源大国优势，在积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增加更多就业岗位的同时不断提高资本、技术投入水平，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保持经济发展后劲。此外，劳动力素质提高有利于促进就业，平衡教育资源的分布，重视发展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提升劳动力素质，增加其就业的机会。劳动者素质提高，尤其是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增加企业经济效益，从而增加更多就业岗位，更有利于增加高知识、高技能的老年人就业机会、改变其生活观念，缓解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促进经济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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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0.06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并且，中国也仅仅花费不到30年的光阴，就几乎实现了西欧、北美等地区百年时间的人口转变历程。此时，人口基本保持着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从一方面来说，既保证了劳动数量的充足，另一方面却又承担着较少的儿童和老龄化负担，因此，促进了人均产出快速增长，促使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中国的综合实力也实现赶超式发展。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经济的飞跃发展做了巨大贡献。而现阶段，中国人口开始逐渐呈现“三低”特点，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人口红利”面临消失，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面临挑战。人口发展与经济??题成为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为进一步调整人口的数量与结构，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正式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一政策对我国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通过选取1978至2015年统计数据，对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并进一步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进行利弊分析，探讨现行人口政策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1全面放开二胎的有利影响
1.1优化人口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进程
在实现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问题逐渐突出，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同时也带来诸如男女比例失衡、子女赡养负担重等很多社会问题，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优化我国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积极作用。现在中国有很多“4+2+1”结构的家庭比例，子女赡养老人的负担重，放开二胎政策，有利于人口出生率的增长，环境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减少未来“4+2+1”这种家庭结构的比例，将赡养义务分摊到多个子女身上，减轻子女的赡养压力。另外，放开二胎，对提高出生率有很大的帮助，低龄人口数量的不断提高，对增加我国劳动力数量有很大帮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劳动者的能力和素质也在不断提升，年轻劳动力的成长会慢慢取代年老工作者，同时，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这对改变中国现阶段“倒三角”的人口结构具有重要作用。
1.2提高劳动和经济增长率
伴随着老龄化现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频繁更替、科技飞跃进步、互联网行业也得到迅猛发展，老年人接受和创造的能力明显慢于年轻人，不能很好的适应当代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和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放开二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工作中来，对生产和创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外，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对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无法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从长期看，伴随着生育政策，二胎时代即将到来，伴随着孩子出生到成长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对不同行业产生很大的影响，直接刺激了消费，扩大内需，市场活力开始逐渐增强，诸如婴幼儿用品产业、教育、医疗、建筑业等行业的都会得到发展，也会带动相关产业的繁荣，在一定程度提升了经济增长率。
1.3缓解社会养老问题，完善国家养老体系
随着二胎时代的到来，家庭成员结构会不断改变，子女的增加能够分担养老义务，增强家庭养老功能，不仅从经济上分担，精神上也给予老人更多的满足，不断改善的家庭结构，能给够增强家庭的稳定性和抵抗风险的能力，进一步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另外，改善“失独”老人问题。失独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多，面对养老负担和生活压力，许多子女不堪重负，从而产生了“失独”老人问题，失独家庭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补助，还需精神上的慰藉，精神上的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放开二胎政策，能够减少“失独老人”家庭，促进社会稳定。二胎的开放也有助于完善国家养老体系，新增社会人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压力，这缓解养老金制度危机有了很大帮助。
2全面放开二胎的不利影响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中国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第一，会加剧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矛盾。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基数大，资源对应人口来说，无论种类和数量再多，都相对短缺，资源也难以完全满足中国十几亿的人口需求，二胎的放开进一步加重了资源的消耗。另外，环境问题本就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的一大问题，二胎时代伴随着人口的增多，会滋生出很多环境问题，将给当前不容乐观的环境带来新的负担，激化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第二，对社会公共服务等带来一定的影响。伴随着新生儿的增多，会给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带来一定的影响，也会给现有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带来一定的影响，更会使竞争日益激烈的求职道路变得更加艰辛。第三，加重了生存压力。随着社会的进步，抚养小孩的成本越来越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加重了新生儿父母的压力。当前，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学期间生子，这给其学习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另外，“二孩”时候基本都是父母事业的上升期，要大量花费时间、金钱照顾二个小孩，加重了整个家庭的工作、生活压力。
3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3.1模型设定
基于经典的C-D生产函数，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Yt=AKtαLtβμ；其中：Yt是第t年总产出、Kt是物质资本存量、Lt是就业人口数量；A为技术因素（假定为外生变量），μ为随机误差项。
3.2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了真实反映国民经济收入水平，消除通货膨胀影响，以1978年基期，采用实际GDP反映产出。
据前人研究文献，采用戈德史密斯在1951年建立的永续盘存法测度物质资本存量。即Kt=Kt-1（1-δt）+GTt/PIFt；其中，对于初始物质资本存量值、物质资本折旧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确定，采用王会宗，张凤兵（2016）的研究，设定K0=11292亿元（1978年不变价），δt=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采用前人研究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组合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3.3实证分析
为了消除异方差性，采用对数的形式，得到下式：lnYt=lnA+αlnKt+βlnLt+μ，利用Eviews8.0，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lnYt=-11.0188+0.4688lnKt+1.0715lnLt
（R2=0.9961、R2=0.9959、F=4476.291）
上述方程的F、t统计量均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且拟合优度达到99.61%，回归效果显著。由回归结果可知，自1978年后，中国就业人口数量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就业数量每提高1%，经济增长水平大致提高1.0715%，这充分说明了人口数量的增长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增长的重要影响力。
4对策与建议
4.1缓解老龄化问题
从短期来看，放开二胎政策并不能改善当前的老龄化问题，而且有可能进一步加重的趋势。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增加，人口就会不断朝着老龄化趋势发展，但是从短期看，社会的生育水平并不会迅速增加。所以，会表现出来的整体特征是：生育率不变或者小幅增加，但老龄化问题则会不断加重。为解决短期内面临的老龄化问题，首先，要加强相关养老产业的建设，要做好养老产品、养老配套措施、养老基础设施的建?O，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其次，适当的提高退休年龄，提高中老年人的自我养老意识，这样不仅可以使得即将退休的中年人继续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也弥补了一些岗位空缺的问题，也减轻了子女的负担。最后，鼓励个体经营、小企业的发展，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特别是适合中老年工作的岗位，为那些因退休但仍想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的中老年人提供工作机会。
4.2做好防范措施
为应对“二胎政策”开放初期带来的新生儿期，政府应该提前做好防范促使，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高公共服务功能。首先，要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加大投资，做好即将面临的教育事业和医疗压力。要加大幼儿教师的培养以及幼儿园的建设，缓解教育资源的压力。大量婴儿的出生需要更多的医疗资源，因此政府应该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高质量和效率。其次，要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结合二胎的相关实际情况，适当提高二胎生育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也可以通过免费领取奶粉、减免学杂费等措施，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最后，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对于一些较为落后的地区，政府要适当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同时，也要制定相关政策，加大补贴力度和优惠措施，减轻一些落后地区人们生育二胎、养育二胎的负担。
在对温州现状的实践考察和了解下，本文对温州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加强物质基础和健全养老保障机制依旧是温州的奋斗目标。同时，小组成员还认为，老龄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关心与参与，还需要针对老龄问题的特点，推进“积极老龄化”，激发老年人的潜能，使老年劳动力成为我市经济的增长点；积极推进“为老”服务事业，最大限度满足老年群体特殊需求，减轻政府和家庭的压力。让老年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日本作为全球的老龄化大国，在老龄化解决方面对中国来说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老师提供的资料以及其他渠道的资料对于富士市老龄化现状进行讨论与研究，针对日本富士的老龄化解决方案采取适合温州市老龄化问题的改革方案，提出对温州市改革的一些建议与设想。
关键词：老龄化现状；措施；建议
一：温州老龄化现状
早在1995年，温州就进入了老年型社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温州60岁以上人口已达108.10万，占总人口的13.87%。65岁以上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7.39%增长到2005年的10.54%，温州只用了5年，比日本快了10年。
温州将长时间处于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中，而这也将是影响温州市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和全局性问题。温州市长寿老人多，农村老龄化程度更加突出。据统计，温州市60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有116.71万人，占总人口的14.83%。其中，农村人口为89.74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76.89%。
与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先富后老”相比，温州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例如，日本在老龄化比例达到14%时的人均收入为38555美元。温州老龄化比例已接近14%，人均GDP4937美元，仅为日本的12%。
二：温州市居民对于老龄化的了解程度
考虑到温州目前的老龄化情况已经比较严重，而且温州作为一个外来人口聚集地，本小组成员对温州本地人员及外来人员分别作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1、老龄化是什么？几岁以上可以算是老龄化？有70%的温州本地人可以明确地表达出老龄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其中，有65%认为男性到70岁女性到65岁可以才算是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大部分外来人员对于老龄化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80%的他们认为男性65女性55岁就属于老龄化范畴。
2、你了解养老保险的问题吗？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的呢？65%的本地老人表示自己所在的社区会定期做一些宣传，有事自己也会上网了解相关新闻和政策；70%的外来人员表示自己并不了解，自己平时都忙于工作，一般很少看电视，而且出门在外希望有时间就去赚点钱。
3、在养老问题方面，你们是希望子女赡养还是自己去养老院之类的机构欢度晚年呢？65%的本地老人表示自己更加愿意采取社区养老服务，不想增加年轻人的负担，只要子女能够定期去看望他们即可；75%的外来人员则表示，自己将在外面工作努力减轻家庭负担，到时更加希望和孩子们住在一起，自己至少还可以为他们烧饭之类的。
4、作为大学生，你们对老龄化问题了解吗？ 75%以上的浙江省大学生表示自己对于老龄化比较了解，温州市采取了很多老龄化的对策，比如建立老年大学，开展老年文化节等；60%的外来大学生表示自己的家乡在老龄化问题上并没有做很多的对策，虽然自己有所了解，但是还是无能为力。
三：温州市市政府对于老龄化采取的措施
1、建立老龄工作机构；农村老人协会建设逐步规范；城市社区为老服务网络逐步健全；充分发挥志愿者组织作用。健全养老保障体系，解决市区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障问题。贯彻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服务”社会化管理服务模式；健全医疗保障体系，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
2、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全面加强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核心内容有关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严格涉老案件执法检查。
3、加强老年活动设施建设。充分利用现有公益性文化设施活动场所，将政府兴办的公共文化和体育活动设施向7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开放；完善老年教育网络。
4、注重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居家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深化社区为老服务工程，加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强化社区为老服务功能。完善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四：建议
1、延长退休年龄，提高老年人口就业率，鼓励老年人发挥特长，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日本有很多由老年人牵头开始家族经营单位的企业，60岁以上的老社长也随处可见。而温州作为一以做生意发展而成的沿海发达城市，推行此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可行，对于温州市未来的发展也将起到一个不可替代的领导性作用。
2、重视养老保险，将计划生育与养老事业有机结合。与日本的高龄少子化不同的是我国拥有14亿的人口，人口的庞大使我们不得不推行计划生育。可是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4―2―1”家庭，”丁克”家庭，空巢老人家庭不断增多，所以解决养老问题也迫在眉睫。日本最成功的便是护理保险模式。它可以分为：身边护理，家务帮助，复合型3中服务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日本的老龄化高压。小组成员认为温州市可以尝试这种护理模式。首先，温州有其地域性优势，温州医科大市时一所专门培养医护人员的大学，每年温州医科大学都为社会推送出一批批的优秀的医生，护士，医学相关的研究人员。其次，温州市是经济发达的城市，这也为推行此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3、居家养老与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与日本不同的是，温州乃至我国都处于一个社会层次，劳动力和社会生产力有着极大差距的现状，每个人对于养老方式也有着不同的追求与愿望。因此，采取多模式的养老模式将会推动一个地区的社会，人文发展。
4、加大老龄化的宣传。由问卷调查可见，温州在对于本地老人的老龄化政策方面已经相对比较完善，但是对于一些外来人员或者农村人员的宣传和保障力度显然不足，所以，本组小组成员认为加大对农村及外来人员的保障将是未来几年内温州市的发展和奋斗目标。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摘要：近20年，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普遍，许多国家都在探讨其解决途径。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却又其自身的历史和制度根源。探讨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基础上，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根据分析的内容，总结了三点政策调整的思路。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政策调整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顾宝昌.综论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3周皓.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J].人口与经济，2000（5）
4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 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 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 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 “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 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 顾宝昌. 综论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3 周皓.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J].人口与经济，2000（5）
4 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一、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趋势
我国民族地区老龄化水平并不一致,而且其老龄化过程也不完全同步，就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地区其老龄化程度和趋势表现也不相同，同一地区各个民族老龄化程度和趋势也不尽相同。所以，我国民族地区老龄化情况十分复杂。
具体来讲,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趋势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人口年龄结构属年轻型。我国一些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低，人口年龄结构还处于年轻型。青海玉树自治州1982年老年人口比重为6.10%，1990年为5.81%。而根据1990年～2050年青海人口老龄化预测，2000年全省老年人口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4.62%，2005年为5.64%，2010年为6.38%，2050年为14.46%。从2000年四川民族地区年龄构成看，人口年龄结构大多处于年轻型。例如凉山州、阿坝州、甘孜州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比例分别是5.12%、5.36%、5.48%。有的民族地区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镇的水平，这可能与乡村少数民族年轻人口流动、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提高，城市打工和做生意比较收益的刺激，使农村有较高文程度的青年移居到城市等有关。
第二种类型: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我国少部分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原因、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惯性等影响，还处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四川德格县更庆镇城区人口老年人口系数和老少比，属于年轻型人口，而农村的老年人口系数和老少比则达到了成年型人口，所以，从全镇总体看，应该属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
第三种类型:有的民族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老年型。广西壮族自治区就很早进入了老龄化阶段，1995年广西65岁以上占总人口比例6.61%,1996年为7.06%,1997年为7.62%,1998年为7.52%,1999年为7.95%,2000年为7.12%。由此可见，广西是在1996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行列。新疆石河子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也基本进入老年型。20世纪80年代至今，石河子地区200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达11.70%，2003年已升至15.43%。因此，石河子地区已步入老年人口社会，而且呈现逐年递进上升的趋势。
贵州黔东南州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具有代表性。第五次人口普查时, 贵州黔东南州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达23万人，人口老龄化问题将突出的表现为乡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贵州黔东南州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将逐年增加，到2010年将达到53.09万，其老年人口系数也将达到12.7%。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具有较大差异性。从发展趋势看，人口年龄结构进入或即将进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区，其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而人口年龄结构未进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区，也必然发展到老龄化阶段，而且这个过程发展很快。所以，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 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影响分析
1.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
第一，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民族地区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投资、消费、储蓄、税收、财政支出带来相关影响。
第二，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赡养功能的发挥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必然使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不足。同时，民族地区老龄化加快，使本来不太富裕的家庭增加更沉重的负担，也必然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和谐、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产生消极影响。代际关系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口比重增大，又必然使民族地区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增加，从而对在职人员收入产生影响，也必然加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民族地区农村老人子女负担，从而导致两代人利益分配的矛盾。此外，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就可能增大民族地区反贫困难度。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会对社会公平产生消极影响。
第四，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传统伦理和社会心理产生冲击。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逐渐形成了尊老的传统美德，也就形成了家庭“养儿防老”、“养儿送终”的道德理念，也深深扎根于民族地区各民族人们心里。然而，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使老人和子女心理受到冲击，也会使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整个社会心理受到冲击。
2.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也会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某些积极影响，比如它可以促使民族地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加快，对出生率也会产生影响，对可能对推动教育水平提高和计划生育工作产生积极作用。此外，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可以促使民族地区老年市场形成和老年产业发展。
由上可知，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从多方面会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但从长期趋势看，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
三、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路径依赖和对策措施
1.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路径依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民族地区突出的“未富先老”问题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为不利，成为制约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路径只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
2.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措施
第一，转变观念，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老龄化问题，制定科学的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保持民族地区人口稳定适度增长。民族地区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人口老龄化发展很不平衡。加之，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一旦进入老龄化，“未富先老”必然严重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对民族地区稳定与和谐产生极大危害。因此，必须转变观念，未雨绸缪，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老龄化问题。
第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增强经济承载能力，缓解“未富先老”带来的巨大压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民族地区经济不发展，就无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载能力，对经济本来就落后的民族地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其重要和急迫。
第三，确立适合民族地区的养老模式和社会保障体系，在民族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针对老年人口的扶贫开发活动。一方面，要发挥家庭养老为主的功能，贯彻“以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原则;另一方面，在民族地区城镇，国家和企业要承担养老责任，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在民族地区农村，推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要积极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生育保险等，积极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少生快富”扶贫工程等项目以及在民族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针对老年人口的扶贫开发活动。
第四，建立适合民族地区的农村和城市的老年服务体系，加强机构建设，搞好民族地区社区福利和社区服务，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老年产业，开发利用“银色人力资源”。必须加大民族地区城市和老有所养，农村社区环境、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和建设，搞好民族地区社区福利和社区服务，加强其硬件、软件建设，使民族地区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老年产业，开发利用“银色人力资源”，可以变人口压力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可以带来经济社会效益，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关键词：延迟退休 可行性 质性研究
我国早在2003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预测2030年以后，我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时期，到2050年，老龄人口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面对严重的老龄化压力，学术界纷纷提出延迟退休缓解养老压力的观点。针对这一观点，课题组对从事老年工作的专家进行访谈，阐述他们对“延迟退休”的看法，结合贵州省省情，探讨延迟退休在贵州省的可行性。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法，抽选了贵州省4个城市中7名从事老年工作的专家，被访专家中男性3名、女性4名，年龄34—65岁，平均43.6岁，1人为大专学历，6人为本科学历；分管老年工作年限2—20 年，平均7.6年。受访者均已知研究目的，并自愿配合本次研究。受访者的一般资料见表1。
2.方法
研究采用深入访谈形式，采取现场录音及笔录，记录7位专家对“延迟退休”的主观看法。在访问前向受访者解释研究目的、内容、方法，协商是否可以进行录音，承诺决不会损害受访者的利益，用编码代替姓名，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和保密原则。在得知受访者同意后，选择私人房间进行单独访谈。访谈过程中没有特定的结构式问题，只运用了刺探和引导方法。访谈结束后，反复聆听录音，提取重要陈述，及时将其记录下来，并记录受访者的非语言行为及其所提供的个人基本资料，建立独自的文档。
二、结果
1.延迟退休是老龄化社会的必然趋势
（1）人类平均寿命提高。根据2006年统计结果计算，目前贵州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8.2岁，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67.14岁提高1.06岁，平均每年提高0.21岁。平均寿命的提高，反映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改善。专家6：“现在人均寿命延长，解放前人均寿命还不到60岁，现在已经超过70岁了，若仍然沿用以前的退休年龄显然不合适。”专家5：“随着科技、医疗水平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寿命逐渐延长，就算到了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一部分人仍然精力旺盛、思想活跃，依然可以承担起部分工作。”
（2）老龄化加速。贵州省统计局获悉，2005年全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量为456.93万人，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2.25%，2005年60岁以上老龄人口比2000年增长49.21%，年均增长8.33%。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比总人口的增长速度高出10倍。老年人口比重年均增加0.57和0.45个百分点。专家6：“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从社会长远发展来看，特别是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角度出发，我支持延迟退休。”
（3）人才资源不可浪费。在退休人员中，不少都是有文化、有技术、有能力的人才，应当充分利用，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利。特别是对于一些“高、精、专”的岗位，他们辛苦多年的经验技能和资历是许多年轻人在短期内难以替代的。专家3：“对于一些身体素质和工作能力都比较好的老年人来说，是可以支持其继续工作的。”专家5：“尤其是对于一些高知识、高技术型的职业，把退休年龄延迟几岁也是可以的，毕竟他们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也可以发挥其工作能力。”
2.现阶段延迟退休还不适合贵州省
（1）延迟退休会加剧社会的就业压力。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并没有马上出现劳动力的短缺，反而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中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王国艳认为， 推迟法定退休年龄必定会加剧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年轻的劳动力人口进入老年后，其养老问题将会成为一个更加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专家3：“目前，我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所占的比例相当大，如果再延迟退休，务必会牺牲更多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专家2：“60年前未控制计划生育，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将是老龄高峰，延迟退休并不能缓解老龄问题，反而给就业问题带来很大的压力，就我个人而言，我肯定不愿意延迟退休。”
（2）制度不够完善。退休年龄的制定涉及面很广，会涉及到社会保障与分配、社会公平以及各阶层劳动者从业状态差异等一系列问题。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养老制度还不健全。专家7：“退休年龄的延缓会牵涉到社会保障、社会待遇以及社会分配等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看似很简单，但实施起来相当难。”
三、讨论及建议
国外把延迟退休年龄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措施。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市，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鲍淡如在参加第四届上海“民生访谈”时表示，自2010年10月1日实施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手续以来没有引起社会波动，有利于满足多元化需求。学者彭万也建议在健全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大力发展经济、提供广阔的就业机会的基础上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延迟退休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应该是大势所趋。但就目前贵州省的状况来看，延迟退休有一定的局限性，还不适宜施行“一刀切”，建议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参考文献
[1]金刚.中国退休年龄的现状、问题及实施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0，2：32-38
[2]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