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0:06:4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劳动力流动的形式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文/王东
酗酒、爱吃甜食、缺乏锻炼是肝脏发生脂肪沉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脂肪肝发生的主要原因。
的确，轻度脂肪肝一般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以至于让不少人忽视。但如果脂肪肝发展到了中度或重度，就会出现肝区肿大、疼痛、肝功能异常及肝纤维化等症状，同时患者身体的抵抗力也不如正常人，容易患上多种疾病。
想不得脂肪肝的话，就要做到以下8点：①控制饮酒，如果要喝，最好选择红酒；②饱餐后别马上喝茶，以免抑制肠道蠕动和增加毒素对肝脏的损伤；③饮食定时定量，尤其控制晚餐别吃太多；④营养均衡，多吃蔬菜、水果、鱼、禽、蛋、奶及豆制品，少吃肥肉和动物脂肪；⑤多饮水，减少在外吃饭次数，尽量少吃自助餐；⑥坚持体育锻炼，增加脂肪分解消耗；⑦保持大便通畅，保持合适体重；⑧如果血脂、血糖升高，要用药物控制。
对于那些已经患上脂肪肝的人，生活方式则要改变一下：①戒酒戒烟，多饮水，忌食辛辣和刺激食物如辣椒、胡椒、咖喱等；②重视早餐，避免“早饭损失午饭补”，少食肉汤、鸡汤等含氮类浸出物高的食物；③不要长时间坐或躺着看书、看电视；④坚持每天进行有氧健身运动，包括爬楼梯、散步、跑步和骑车。
老年人心房颤动须预防栓塞并发症
文/王和平
心房颤动（房颤）是老年人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房颤时由于心房无收缩力，血流淤滞，易于发生心房内附壁血栓，导致体、肺循环栓塞，其中，以脑栓塞和肢体动脉栓塞为多见。其危险性甚大，严重者可危及生命。非瓣膜性心脏病（即，无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或关闭不全等瓣膜病变的心脏病，如心肌病、冠心病等）合并房颤，发生脑卒中的机会较无房颤者高出5～7倍。而老年人持续性房颤有较高的栓塞发生率。因此，有栓塞史、瓣膜病、高血压、冠心病、左心房扩大等病史的老年人，发生栓塞的危险性更大，应及时到医院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接受长期抗凝治疗。对于房颤发作频繁、心室率很快、药物治疗无效者，可行射频消融术，此外，亦可施行房室结阻断消融术，并同时安置按需或双腔起搏器。
反流性食管炎的自我康复
文/伏新顺
1.反流性食管炎病人的穿戴要以宽松舒适为原则，切忌穿紧身衣裤、扎紧腰带等，以免增加腹内压，加重胃食管反流。
2.少食多餐、低脂饮食，可减少进食后反流症状的频率。对于肥胖病人而言，要注意减肥。因为过度肥胖者腹腔压力增高，可促进胃液反流，特别是平卧位尤甚，故应积极减轻体重以改善反流症状。至于减肥方法，要以节食（特别是高脂肪、高糖饮食）、体育锻炼和腹部按摩为主，切忌滥用减肥用的泻药。另外，要忌酒戒烟。由于烟草中的尼古丁和酒中的乙醇均能使食管下段括约肌松弛，可诱发或加重胃食管反流。
3.睡眠时可将头侧的床脚用木块垫高15～20厘米，对减轻平卧反流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必要时睡前加服一片吗叮啉以防治反流。胃食管反流之所以好发于平卧状态，是因为：一是平卧时的反流是水平运动，比坐立位自下而上的垂直运动要容易得多；二是当人们处于睡眠状态时，胃上下口的两道门括约肌处于松弛状态，抑制胃食管反流的作用减弱。另外，要改变不良睡姿。有人睡眠时喜欢将两上臂上举或枕于头下，这样可引起膈肌抬高，胃内压力随之增加，易使胃液逆流而上。
【关键词】有限理性 劳动力流动 幸福效用最大化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尤其是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我国失业问题严重，研究劳动力流动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我国具有积极的意义。国内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有很多，但是发现现有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当前我国存在的一些劳动力流动问题，劳动力流动的理论与现实存在一定的悖理，在本文中作者基于劳动力流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有效解决了现有理论的不足，并结合国家的就业政策和指导方针提出相关建议，为大中小企业、城市建设提供人才支持，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一、劳动力流动异象分析
目前，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都是基于合理的劳动力流动研究。但是，在我国存在着一些与合理流动不相符的非合理流动，他们与理论中所阐述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背离的，我们将其称为“劳动力流动的异象”。“劳动力流动的异象”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在预期不合理的情况下，预期净收益现值小于零即实际是净收益现值大于零。由于预期不合理，造成判断预期净收益现值会小于零，所以劳动力会选择不流动，这种情况在中国农村比比皆是。近年来，政府通过多种形式，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但是，部分农民在决定是否向城市迁移时，由于自身教育水平有限加上政府公信力缺失存在对迁移是否有利的判断错误，做出不愿意迁移的决策。这与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会向城市转移是相悖的。
第二，预期不合理的情况下预期净收益现值大于零即实际是净收益现值小于零。由于预期不合理，造成判断净收益现值会大于零，劳动力选择流动，也就是“盲流”。20世纪50年代初期，每年有大量农村人口因贫困流入城市。但是由于自身水平有限，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有部分人选择以流浪乞讨为生。劳动力流动在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下，做出的决策肯定是准确无误的，因此现有理论暗含的含义是实际上不存在“盲目性流动”这一现象。
第三，由于预期不合理造成盲目性流动，在发现自身决策出现失误以后，选择及时纠正失误，也就是迅速返回原工作地，也就是通常说的“在短时间内迅速从一个地方流走又流回”。媒体报道，一年以后，“逃离北上广深”的浪潮还未散去，大学毕业生“重返北上广深”的话题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目前相关学者的理论都隐含着一个条件就是，当劳动者预期经济地位能够改善就会选择流动，并且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这种流动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大学毕业生短时间内的“逃离”又“返回”与实际存在矛盾。
我国存在的劳动力流动现象与传统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相悖理，因此政府制定相应的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政策缺乏理论依据，同时劳动者也无法清楚地了解如何尽量正确的规避不合理流动，会造成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异象长期存在。因此，如何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制定新的劳动力流动模型，解决当前理论与实际相悖理的现象势在必行。
二、劳动力流动模型的修正
西方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就是能够合理利用自己的有限资源为自己取得最大的利益的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机构。但是在赫伯特·西蒙看来，这种理性的定义是有缺陷的。他指出，人不可能知道全部的备选方案，因而，人是有限理性的。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劳动者在判定净收益现值时存在“预期幻觉”。由于“预期幻觉”的存在，劳动者在决策是否流动时出现差错是难免的。在相关研究学者的基础上，基于有限理性的考虑，我们可以把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关于劳动者是“完全理性”的假设更改为“有限理性”，而模型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的存在，预期分为合理预期和非合理预期。当预期合理时，如果净收益现值大于零，劳动者选择流动来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此时的劳动力流动为“合理的劳动力流动”。当预期不合理时判断净收益现值小于零，劳动力选择不流动，即 “异象一”。当预期不合理时判断净收益现值大于零，劳动力选择流动，这种流动是“不合理流动”，即 “异象二”，现实生活中劳动者的“盲流”情况。由于“盲目性流动”劳动者的预期与实际不符，劳动者选择是否回归。对于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再次迁移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过大，选择不回归。对于另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回到原有的地方或岗位工作效用更大，选择回归，他们在短时间内“流走”又“返回”，也就是“异象三”。决定劳动力流动是否合理的关键因素是预期是否合理，而预期是否合理主要与人的有限理性有关。因此，规避劳动力的非合理流动，主要从影响预期合理的因素出发。
三、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合理的劳动力流动不仅可以改善劳动者本人的经济地位，还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笔者认为在制定相应的政策时主要从避免不合理劳动力流动和促进合理的劳动力流动两个方面出发，本模型隐含的政策建议为以下几点：第一，建立系统的劳动力供求信息机制。第二，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建立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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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生存分析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5-0113-04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s Rural-urban Migration
——Based on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
LI Dan1，REN Jie2
（a.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Shc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610064）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more than 300 questionnaires of new generation rural labor force as research sample；using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it studi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s rural labor flow and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bles.The result shows that：the new generation has a stronger willing and liquidity of going to the cities than the old generation；their human capital stocks in general have larger ascension，and i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low decision making；so as farming income and family support burden.Finally，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including cultivating the correct choosing profession idea，improvi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structure，reforming the rural land use system and perfecting the social protection policies of employees.
Key words：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migration；survival analysis
1 引言
30年来，我国在经济转轨时期产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受到社会各界与学者的长期关注。2009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2978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已占到60%以上，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作为上世纪80年代诞生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对于生活的追求与其父母辈间存在差异与联系，为此，中央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进城意愿是什么？哪些因素是影响其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关键因素？不同性别与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对其进城迁移决策有何影响差异？从实证研究的视角，上述问题显然还没有得到广泛一致认同的答案，而有效解答这些问题对于找到促进新生代农民市民化的路径与政策有着积极作用。本文就以我国劳动力输出大省——四川省为例，基于详实的问卷调查与定量分析，考察了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这对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合理流动，分类有序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 文献回顾
劳动力迁移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长期受到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及政治学学者的长期关注[1]，但经济学家的贡献尤为突出。西方学者主要提出了三大流派的移民理论，一是以刘易斯[2]、托达罗[3～5]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移民理论（the neoclassical migration theory），他们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了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提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农业与工业部门边际生产力差异等影响了劳动力流动。二是被称为基于历史—结构方法的移民理论（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提出了经济发达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6～7]、双重劳动力市场等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结构性因素[8～9]。三是新劳动力迁移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将分析单元从个体扩展到家庭层面，强调了相对贫困感、分散家庭风险等是劳动力流动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10～12]。上述经典理论为我们研究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与方法。
关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我国学者从理论与经验两个角度研究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总体特征、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宏观与微观因素等，从而揭示了中国特定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系列特征。蔡昉对我国二元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13]，并指出相对贫困感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4]。李强应用“推拉”模型研究发现，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关键因素是户籍制度[15]。李实通过建立劳动力流动模型，研究分析了由市场主导部门和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落差所引起的劳动力迁移[16]。朱农在湖北省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应用非参数模型和半参数模型研究了婚姻与劳动力流动的互动关系，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流动的影响[17]。王莉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在所在村收入水平、培训情况等因素与农村劳动力流动间的关系，发现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是否参加培训及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显著性因素[18]。还有学者关注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所引起的农村社会分层现象[19]。
在诸多经验研究中，除对预期收入差距、相对贫困度、年龄、婚姻、社会网络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外，关于性别、人力资本、家庭抚养人口、土地面积等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20]，因而有必要运用不同地区、更有代表性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目前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学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社会心态、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21]。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动机从解决生存问题向追求生活转变[22]，那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有何差异？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实证研究中尚未达成一致结论的影响因素着手，从人口特征、人力资本、家庭经济特征及社会地位等维度选取了7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运用生存分析方法，探讨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的影响机理，进而提出其政策启示。
3 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就业的问卷调查，四川省是我国劳动力输出大省，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具有代表性。本次调查采用分层配额抽样方法，共调查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农村劳动力350个，历时三个月（2010年10～12月），样本具体分布地域包括成都市郊区、地（市）县级郊区（乐山、眉山、雅安等）及其他农村地区。最后回收有效样本318个，回收率90.86%。其中男性162个，女性156个。25岁以上的有113人，20～25岁的有166人，20岁以下的有39人。95人已婚，223人未婚。
3.2 研究方法——生存分析法
生存分析法是研究所关注事件在什么时间发生的一种事件数据分析方法[23]。事件可能有好有坏，但在生存分析中我们统称事件的发生为“failure”，所以“failure”发生之前的时间就是所谓“生存时间”。生存分析法在医学、生物学、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等学科中应用广泛，它是一种既考虑结果又考虑随访时间的处理生存数据的方法。生存数据包含生存时间、观测结果以及相关因素。
在本文中，以接受调查时农村劳动力的年龄为观测时间，在观测时间内调查样本是否发生迁移（这里的“迁移”定义为进城务工）是本文所关注的事件，劳动力离开学校和农村后得到第一份工作（即事件failure）时的年龄即为生存时间。在观测时间内，进城务工事件发生“failure”值为1，若没有发生其值为0。
生存分析主要包括3种分析方法，即非参数分析法、半参数分析法和参数分析法。非参数分析法又包括生命表分析法和乘积限法；半参数分析法有Cox比例风险模型等；参数分析法有Weibull回归、指数回归、对数正态模型等。非参数分析法没有外生变量，从本研究中来看即只与非迁移时间长度相关；半参数分析法部分与外生变量相关，但不依赖于特定的分布假设；参数分析法则会依赖于特定分布的假设。本文运用3种方法分别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1）非参数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状况用Kaplan-Meier存活函数表示，如图1～图6所示，横轴为样本年龄，纵轴为新生代非流动人口的生存概率。由图1可知，15～25岁之间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流动存活率急速下降，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自15岁开始（义务教育刚结束后）即大量发生流动，说明被调查者几乎全部进城务工。
图2为分性别的劳动力存活函数分布。反映了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女性在流动时间上虽然较男性稍迟一些，但两者间差别不大。
图3显示了技能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影响。本研究中将技能划分为无技术或低技术、中级技术、高级技术、基层管理和中层管理五类来分别观测，从而得到分技能水平的生存函数曲线。由图3可知，具有技术的农民工更容易流动，同样时间下，具有高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更强，而管理类的流动发生时间较技术类更迟些。
图4和图5分别表示受教育程度和土地收入重要性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和初中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流动情况相近，“高中及以上”类别由于受教育年限较长，所以流动发生时间相应延后。从土地收入重要性对流动的影响来看，认为土地收入对自己家庭越重要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会越迟选择流动。图6表示健康状况对流动的影响。本次调查采用健康评价中广泛应用的健康自评法得到健康状况评价，分析结果表明：认为自己健康不佳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趋势最为缓慢。
从非参数分析结果可以直观地看出单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趋势。在非参数分析法中，劳动力迁移的风险函数只与时间相关，而实际生活中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往往是多种因素影响迁移发生。为更好地了解多个变量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下面采取半参数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的作用进行量化分析。
（2）半参数分析
本文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量化分析。模型基本形式为：λ（t）=λ0（t）exp（X′β）。X为外生变量，λ0（t）为所有外生变量X均为0时的基准风险函数。运用Stata10.0软件得到Cox风险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结果显示：①在95%置信区间下，性别、健康和家庭供养人口数的P>|Z|值均大于0.05，即对流动没有显著性影响。②由于调查设计中“土地重要性”选项是按重要性降序排列的，所以此处得到的土地重要性对流动起正向作用（Z值为正）的实际意义是相反的，即认为土地收入越重要的新生代农民工发生流动的趋势也越缓，这与非参数法存活函数分析结果相同。③受教育程度对流动呈负向影响，反映了受教育程度越高，学习时间越长，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延后的事实。④再分性别来看，除“教育”外，其他几个影响因素则体现了性别差异。“技能”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流动有显著正向作用（其P>|Z|值为0.016，小于0.05），但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P>|Z|值为0.619）。“土地收入对家庭重要性”及“家庭供养人口数”对女性流动的影响强于男性。⑤“所处社会地位”越低，则越可能发生流动。
为进一步验证半参数分析结果，本文运用Weibull回归方法进行参数分析，以求得到更为精确的结果。
（3）参数分析
经Weibull分布拟合验证，图形基本呈直线状，即样本数据符合Weibull分布，所以选用Weibull回归方法进行分析：λ0（t）=（1/σt）（1/σ -1）。σ表示形状参数，当σ>1时，风险率随时间递增；σ
表2给出了参数分析Weibull回归对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同半参数分析原理类似，通过P>|Z|值来判别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显著。从表2可以得到与半参数分析相同的结果是：“技能”对男性流动影响显著，而对女性流动作用不明显。“供养人数”及“土地收入的重要性”对女性流动呈现出比男性更为显著的影响。与半参数法分析结果有所不同的是：表2显示了“土地收入的重要性”与“家庭供养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均有显著影响。
一般来说，对于符合特定分布的数据，利用参数法的分析结果比非参数法或半参数法的结果更精确。
通过上述变量分析可知：“土地收入的重要性”与“家庭供养人口数”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迁移影响较男性更强；“技能水平”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迁移影响显著，但对女性流动影响不明显；性别、健康状况与社会地位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没有显著影响。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高发年龄段为义务教育刚结束后（15岁开始），在流动时间上基本上没有性别差异。这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普遍毕业即主动流向城市寻求发展机会的现实特征是一致的。同时，与第一代农民工女性较男性流动性差，女性更多选择留在家乡照顾家庭或务农的群体特征有显著区别。所以，进城务工已成为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共同的选择。
技能水平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流动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女性流动影响不明显。即技能水平越高，男性越容易发生流动，反映了人力资本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就业的促进作用；“技能”因素对女性流动没有显著作用的原因，可能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所从事行业主要集中于普遍没有技能分级或要求的餐饮服务、美容美发、零售等服务业有关。以往也有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男性农民工流动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影响不显著[24]。说明人力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的强度有一定性别差异。
一般来说，土地收入越重要，新生代农民工留在农村的可能性越大；家庭供养人口数越多，则进城务工的动机越强。同时，这两个因素对女性流动性的影响要强于男性。这似乎反映了女性的主观流动意愿要稍弱于男性。有学者指出：村庄农业、非农业发展水平越高，外出者越少[25]。显然，土地收入的重要性一直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由此，可得到如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应积极倡导契约精神，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正确的择业观。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一个开放的社会具有远远高于其父母辈的认同感，外部环境诸因素对其个体和群体价值观乃至流动去向将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稳定有赖于我国社会环境中构建起利于其稳定的新的价值观与择业观，那种让无形的市场调节手段去驱使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纯自由主义的做法应当有所节制，建议在全社会倡导契约精神，倡导对职业的忠诚精神。
第二，改革不合理的职业技能培训结构，并健全中小企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从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空间的拓展与提升。
应改善我国教育体制中现行不合理的培养结构，加大职业教育力度，尤其是人力资源大省或用人大省如四川、广东等，大幅度提升职业教育受众面的广度与深度，有针对性地开办机械、电气、电子、土木工程等基础产业中各短缺工种的短期技能培训；加大在中小企业中专业技术岗位上岗资格证制度与技术职称评定制度的实施推进，是稳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有效措施。
第三，改革农村土地利用制度，培育新农民，从而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益。
各地政府应因地制宜地探索出适宜于当地农村土地利用的新模式，改善目前普遍存在的因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导致承包地撂荒的现象，努力提高农村承包土地的使用效率与收益，鼓励有志于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新生代农民能立足于本乡本土，以利于当前农村人力资源的改善和农业、农村的稳定。
第四，健全劳动者社会保护政策，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条件。
完善劳动者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及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劳动条件与劳动保护的法律约束，提高执行的监管力度，使我国农民工整体工作环境有明显提升，从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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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呈上升趋势，促使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劳动力城乡流动会影响农户的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继而影响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为理解这一过程对于农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文章首先综述了城乡劳动力流动理论研究的历史脉络，并总结了国内外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尚需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即在方法上需要建立劳动力流动-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重视农户尺度研究，注重区域差异。
关 键 词:土地利用;城乡劳动力流动;农地利用
Abstract:Farm labormigration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agriculturalsociety to industrial society. Currently， with the increasing ofpeasantworker’swage and impro-ving of policies about peasantworker flow， farm labor opportunity cost is increasing in China，whichwill affect labor rural-to-urban migration and eventually affect the farm land-use change.This paper reviewsmajor lines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farm labormigration. Sev-eral contributions pointout that research perspective ismoremicrocosmic， non-economic drivingfactors of labormigration arewidely considered and impacts ofdifferential inpiduals and settingson farm labormoving outare taken into accoun.t Meanwhile， it reviews research advances in im-pacts of farm labormigration on farm land use. Due to complexity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s，there are no generalization results about this issue ye.t Hence， itneeds further study the effects offarm labormigration on farm land use.
Key words:land use; labor rural-to-urbanmigration; farm land use
在当前经济转型的时期，中国土地资源正经受着沉重的压力。主要表现为粮食生产、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生态保护三者之间对土地需求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1]。同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一样[2-4]，中国正经历着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过程[5];且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和政府对农民工流动政策的改变，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在不断上升[6]，使得农业劳动力流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另外，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低端劳动力正由相对过剩向相对短缺转变[7]。虽然学术界对中国劳动力短缺机制的认识存在分歧[8-10]，但劳动力的短缺无疑会使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进一步上升。
作为农业的主要生产要素，大量劳动力的析出会直接造成农地利用的变化，例如劳动力的短缺造成某种土地利用不再具有经济优势而退耕或转为他用。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也会间接影响农地利用，例如农户或农场因此调整资金和劳动力的配置，使农地利用的集约度或生产率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通过改变土地生产率进而影响到粮食安全，也会通过退耕或集约度的升降影响到土地利用对于生态的压力。
总之，有必要将劳动力流动与农地利用结合起来开展研究，以把握中国土地利用变化乃至人地关系的发展趋势。而本文的目的是梳理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脉络，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为此，本文首先总结了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旨在认识城乡劳动力流动或农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在此基础上综述劳动力流出对于农业发展和农地利用影响相关研究的进展。
1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脉络
1·1 早期劳动力流动的经验假说英国统计学家Ravenstein被认为是最早比较系统地研究劳动力迁移现象的学者[11]，并提出了人口迁移法则[12-13]。他的人口迁移法则也可以解释城乡劳动力流动。如根据他的理论，农村男劳动力比女劳动力更容易流动。
后来，Lee在Ravenstein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人口空间流动的“推-拉理论”[14]。虽然Lee的理论是基于区域人口提出，但可以直接解释城乡劳动力流动。根据Lee的理论，城乡劳动力流动受两种不同力的影响，一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力即推力，另一个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力即阻力。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流入地的因素、析出地的因素、流动过程中的障碍和个体特征。在以上四类影响因素的作用下，对城乡劳动力流动行为的解释为:①每一个既定区域都存在吸引和排斥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如果流出地排斥的因素较多，净流出人口多，如果流入地和析出地之间的条件差别不大，农业劳动力流动率低;②特定地区劳动力流动数量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对人口需求的行业有关，后者决定能否克服流动过程中的困难;③劳动力流动过程具有人口选择特性，一般来说高素质和年轻劳动力更容易流动。Lee的理论和假设直观、简单，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他的研究是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缺乏科学推断和假设检验，且在政策应用方面存在局限性[15]。
1·2 新古典劳动力流动理论
从时间上看，上述劳动力流动理论的提出是在二战以前。二战以后的劳动力流动理论，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劳动力理论得到快速发展。劳动力流动理论突破以前的概念法则，走向模型化。其中，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最为著名，代表性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有刘易斯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型、Todaro的模型等。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模型[16]。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维持生计部门(主要指传统农业部门)，另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城市工业部门)，两个部门之间存在收入差别;且在维持生计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唯一推动力。资本主义部门将剩余用于投资，并且以固定工资吸引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力，随着投资的增加，维持生计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资本主义部门，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为止。
刘易斯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机制，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但是，该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①忽略了农业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没有考虑到农业生产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17];②不能解释在城市中存在大量劳动力失业时农村劳动力仍向城市流动的现象[15];③没有考虑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就业竞争和农村劳动力构成的影响;④认为资本积累是城市和工业扩张的唯一动力，忽略技术进步的作用;⑤认为人口增长落后于资本积累，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
针对上述缺陷，Ranis和Fei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改进和完善[18]。他们在接受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农业生产率和人口增长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认为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转移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的情况下，才可能进入刘易斯模型的第二阶段。他们提出了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一是刘易斯模型中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无限供给、工资率固定不变阶段;二是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正，刘易斯模型中固定工资率开始提升的阶段，即出现“第一转折点”;三是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和工资率相当的阶段，农业和工业开始竞争劳动力的阶段，即出现“第二转折点”。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Lewis-Ranis-Fei二元经济模型，简称LRF模型。
LRF模型虽然考虑了刘易斯所忽略的技术进步、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等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但也存在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为:仍假设城市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问题，这与现实不相符;农业工资是常数的假设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农业工资变动的情况[19];认为城市工资水平由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决定，现实情况却表明发展中国家城市工资是上升的[20-21]。
另外， Jorgenson在1961年也建立了一
个二元经济模型[22]，同样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分为现代部门和农业部门。与LRF模型不同的是， Jorgenson的模型放弃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农业、工业工资不变的假设。其模型建立的假设条件为:①农业没有资本积累，土地数量不变，农业产值的增加依赖劳动力投入;②工业产值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函数;③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两个部门的产出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根据Jorgenson模型，粮食供给超过人口增长时出现农业剩余，农业剩余是劳动力转移的充分和必要条件。随着农业剩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促进工业发展。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与农业剩余的多少有关。与LRF模型相比， Jorgenson模型将人口因素内部化，重视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充分考虑了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农业内部因素。
上述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但是不能解释在城市存在大量失业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仍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Todaro放弃了二元模型的假设，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流动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流动过程存在两个阶段，而非一个阶段，即技术素质较低的农村劳动力首先在“城市传统”部门就业，然后再在现代经济部门就业，并提出了依据这一判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15]。该模型的主要观点为:①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动力，而不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城乡预期收入取决于城乡实际工资差别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②城乡预期收入差别越大，人口流动得就越多;在任一时期，迁入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③流动人口在城市待得时间越长，他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大，预期收入也越高。Todaro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城乡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现象，能较好地说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19]。
无论是二元经济模型还是Todaro模型都立足于城乡和部门等宏观视角去解释劳动力流动机制，都假设流动者是理性的决策者，会依据城乡的收入差(实际或预期)考虑是否流动。城乡收入差导致劳动力流动的结论已被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所证实，也是宏观层面解释劳动力流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忽略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其它关键的非经济因素，如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个体差异[23]。
1·3 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
19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开始质疑城乡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唯一动力，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理论对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关注很少。如否定了劳动力流动是相关众人决策的事实，没有考虑家庭规模、人口构成、习俗、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24-26];没有考虑风险和其它限制因素(资本、保险、劳动力等市场的不完善)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27-28]。另外，农村劳动力外出行为不是随机过程，外出人群与教育、家庭特征、经验、年龄、性别等有关，用计量经济学的最小二乘法估计不能满足计量经济学的经典假设[23]。
可见，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拓展。以Stark为代表的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New Economics ofLaborMigration)试图弥补上述缺陷[29]。
新经济学劳动力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相关的众人决策过程，而非个人决策，强调家庭是决策的主体，认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其它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策过程。在新经济学流动理论的框架下，学者就劳动力流动决策机制进行了一定的实证研究。
该理论主要观点有:①认为农业劳动力外出是一种规避风险的行为。农业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农业收入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较高的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因素的影响。为规避风险，家庭会依据其成员的比较优势，让部分劳动力外出，尽可能地降低风险程度[30]。②该理论认为资金约束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动力之一。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和保险市场失灵，农民融资困难。因此，家庭派部分劳动力外出，外出收入或汇款可以弥补农业生产中的资金短缺问题。③“相对贫困”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之一[31]。Stark等假设人们将自己的收入或生活水平与周围的人群进行比较，所处地位较好的人群会产生满足感，所处地位不好的人会产生摆脱贫困的愿望，这种相对贫困会导致流动发生;而且，汇款在迁出地导致的物价上涨进而引起的相对贫困也能促进人口外出[32]。④以Sjaastad和Becker为代表人物的人力资本流动理论强调了个体差异在劳动力流动中的决定作用[30， 33]。
该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人力资本的函数，受过教育、具有特殊专长和年轻的劳动力最早流动，劳动力素质不仅影响收入高低，也影响就业机会的大小。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持续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失，扩大城乡发展差距，导致进一步劳动力流动。⑤累计效应理论。该观点将流动作为内生变量，考虑流动本身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累计效应理论由一系列流派或观点构成，主要包括流动网络理论、文化流动理论、社会标签理论等[34]。
新经济学劳动力理论将劳动力流动的解释因素由经济因素扩展到非经济因素。更强调家庭内部成员的比较优势和环境差异。该理论将研究内容进一步细化，更注重从农户层面分析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其影响。但从农户层面看，农户差异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过程更复杂，导致研究结论的解释存在空间范围上的局限性。
2 劳动力流动的土地利用效应研究就农业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而言，学者们更多地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产生了大量的文献[35-36]。直接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文献相对比较少，且已有研究多侧重解释劳动力流动对迁出地农业发展的影响，土地利用被视为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因此，有必要先讨论劳动力流动与农业之间的关系。
2·1 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影响的研究自马尔萨斯开始，人口变化与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倍受关注的学术问题，也产生了一些解释性假说。有影响的假说有:马尔萨斯的土地面积持续扩张假说、Boserup的需求诱发型集约化假说、Geetz的集约度弹性假说、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等[1]。其中“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直接针对劳动力持续流出的情况，认为当人口不再是农业的压力或者竞争性行业吸收了大量农业劳动力的时候，劳动力价格上升，农业就会萎缩。土地利用上，表现为要么集约度下降即粗放化经营，要么面积收缩，即退出生产(边际化)。
这里应该根据劳动力的供需分成两种情况: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力外出对农业的影响不显著;在劳动力有限供给时，劳动力流动就会对农业发展产生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劳动力稀缺时，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37]。总结已有研究，对这一问题大致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有促进作用[38-39]。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力外出的收入可以弥补农业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有利于农业发展。如Lucas在南非的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区的农业生产起促进作用[40];Taylor等在墨西哥的研究证实，汇款可以减轻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41];Mendola分析了孟加拉的农业劳动力流动对农民选择高产种子的影响，认为具有高收入的劳动力流动行为(如国际间流动)，能促使农民更好地利用农业先进技术[42];Grau等驳斥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对山区农业利用有负面效应的观点，认为劳动力外出和山区可持续发展能相互促进[38]。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有负面影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失，影响农业生产，农村因依赖汇款而丧失粮食自给，劳动力流失影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43-45]。
2·2 劳动力流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定义，农民是理性的(舒尔茨)，且部分参与投入和产出市场
[46]。
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力要素的变化，农民会改变其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方式。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综述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
从宏观视角看，引入劳动力和粮食市场，农户的生产决策就会独立于消费决策，农户对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的反应就可以预见[47]。如果用社会价格表示①，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意味着劳动力的社会价格上升;相反，土地和资本的社会价格相对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逐渐成为影响农户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46]。而劳动力流动也直接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包括面积变化(或称用途转移)和集约度变化[48]。有关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宏观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农户将用资金替代劳动力，即土地利用的劳动力集约度下降;同时，以役畜为主的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渐被摈弃。应该说，现实中有很多案例支持这一推断。如Hatirlia等在土耳其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业劳动投入和畜力投入减少[49]; Peters和Al-wang等人在马拉维的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会使农民对土地的管理粗放化，特别是规模比较小的农户[50-51];Clay等在卢旺达的研究发现，由于不断增长的非农就业与作物生产的竞争，导致在作物生产上的劳动力和肥料等投入不断降低[52];Alan de Brauw[53]、Rozelle等[54]、梁流涛等[55]在亚洲部分国家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随劳动力外流，农户的劳动投入在减少，土地利用粗放化。另外，如果将资本投入分为增产性投入和省工性投入，那么随着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土地省工性投入会快速增加。陈瑜琦等[56]通过分析1980—2006年间中国粮食作物的资本投入构成，发现省工性投入(机械)的比重明显增加，而增产性资本投入(种子、化肥和农药等)的比重在减小。
(2)劳动力外流会导致土地被撂荒，特别是那些低投入、低产出的农地将会首先被抛荒[57]。土地抛荒有两种形式，一是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民放弃土地种植，即真正意义上的抛荒。有许多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这一推断。根据在欧洲[58]、地中海国家[59]、日本[60]、中国台湾[61]等地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外出会导致耕地撂荒。在中国很多研究结论也说明劳动力外出会导致土地撂荒[62-65]。另一种是劳动力外流致使土地复种指数下降，而引起的季节性抛荒。中国南方大范围的双季稻改单季稻[66]可视为这种抛荒。
从微观视角(农户尺度)看，流动劳动力及其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具有农户尺度上的个体差异。但基于微观尺度的直接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只能通过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推论，得出相关研究的结论。其中Low在非洲诸国的研究最具代表性[45]。Low用新家庭经济学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南部非洲各国1970年代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停滞和衰退现象。
认为城市现代部门吸收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虽然Low的重点是解释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的影响，但他的模型的一个直接推论就是农业劳动力的外流鼓励了劳动粗放的耕作方式，加上妇女、儿童及老年人等留守劳动力又不能把全部精力用于农业生产，致使那些耗劳动力多、产出低且不稳定的土地(一般是偏远的坡地)被粗放经营或抛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农户并不是将全部土地撂荒，以妇女、儿童及老年人为主的多数农户仍有一定的农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就土地利用变化而言，需要关注的是留守劳动力是否从事农业生产?如果从事农业生产，对土地利用，特别是土地利用类型产生怎样的影响?根据农业生产理论和农业家庭理论，当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时，农户会根据各种农作物的单位劳动产出最大化进行作物选择[6]，继而影响土地利用类型。但这个结论未得到其它实证研究的支持，还需要进一步验证。黄季琨、陈瑜琦、郑有贵等在不同地区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农作物种植的影响，但都未进一步分析农户是否根据劳动生产率进行作物选择[67-69]。
(2)就中国当前的现实而言，Low对南部非洲的研究值得关注。这是因为:首先， 1970年代，随城市化、现代部门的快速发展，在土地充足、有大量国际援助和农业新技术应用的条件下，南部非洲各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出现停滞。当时，对农业停滞的一般解释是政策、制度上对小农经济的忽视。因此，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小农发展。但结果农业生产仍然下降，甚至在有些生产条件好的地方也下降。其次，南非当时的情况与中国近年的发展很相似。一方面，中国正经历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大范围的耕地撂荒[63]、复种指数下降[70]、农业种植结构转变(农业种植结构转变存在区域差异，在西北和东部发达地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6， 70]，在中部地区小麦播种面积增加[68])等现象。为确保粮食安全，中国政府也采取了许多和南非当时一样的措施，如减免农业税、施行农业补贴等。而政府旨在确保粮食安全的鼓励农业发展政策是否会出现类似南非诸国的情况，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3 结论和讨论
纵观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发展历程，研究视角由宏观向微观(城乡-部门-群体-家庭)发展;流动动力由经济决定因素扩展到非经济因素;更强调个体和环境的差异性，甚至有学者主张应在真实的环境研究真实的人[71]。“二元经济”模型及其经济发展阶段论观点，有助于人们把握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总体趋势;而新经济理论则有助于理解劳动力流动的地理差异性;新家庭经济学及其家庭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通过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和家庭劳动力分工假说把城市现代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联系起来，有助于理解劳动力流动对于农业和农地利用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的影响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国内外已有的研究都未能获得系统性的结论。从宏观层面看，有许多研究支持劳动力流动导致土地劳动力集约度下降、粗放化经营、部分土地被撂荒等观点，但宏观研究往往忽略了农户之间的差异和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从农户层面看，往往是机会成本高的劳动力外流引起土地利用变化，这种变化在区域尺度上也能得出上述宏观层面的结论。但是，农户尺度的研究因农户之间及其内部差异的复杂性，使得劳动力对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同时，研究结论的解释存在空间范围上的局限性。因此，关于这一命题还需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当前中国土地需求冲突激烈，大量劳动力外出的情况下，更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尚需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为:(1)需要加强从农户层面对劳动力流动土地利用效应的实证研究，尤其要重视这种效应的区域差异性。即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粮食主产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启示;劳动力流动对生态脆弱区、山区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对生态安全的政策启示。
(2)在深入分析农户对劳动力流动响应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劳动力流动-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并利用模型进行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土地利用效应的情景分析。
(3)劳动力流动对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启示。一般来说，劳动力流动促使机械替代劳动力，加速土地规模经营，但据我们在中国粮食主产区(河南)和生态环境脆弱山区(宁夏南部山区)的实地调查，发现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导致大范围规模经营趋势。部分地区以“服务集中”的形式出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区域差异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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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产业转移
生产要素是指在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生产要素作为一个经济时代的范畴，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科技进步的迅猛发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生产要素的内涵日益丰富，技术、信息、制度也作为相对独立的要素投入生产过程，在现代化大生产中发挥各自的重大作用，而生产力越发达，这些因素的作用越大。
产业转移作为一种世界性和区域性经济活动。从微观角度而言是企业迁移，企业将产品生产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产地转移到其他地区。企业迁移涉及到企业地址再选择、成本收益比较等诸多方面，企业迁移的主要动机是基于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主要取决于要素成本最小化。从宏观角度而言产业转移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地区的部分企业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比较优势变化，把部分产业的生产活动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从而在产业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该产业由发达区域向相对落后地区转移的现象。因此，产业转移定义为产业或产业的载体企业在空间上的移动。
生产要素流动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从要素国际间流动和要素国内流动两个区域层次展开，对要素流动的研究一般从微观企业区位选择和中观产业转移两个角度开展。从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角度而言，一般是假定在一个国家内部生产要素是完全流动的，假定不存在流动障碍，将要素完全流动作为资源帕累托配置的前置条件。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要素流动存在粘性。绝对优势、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等经典理论是基于要素国内流动，通过分工协作、贸易交换，贸易双方都获得利益，本质上都是产业间贸易，同一产业产品基本上是单向流动，体现了要素的单向流动。产业内贸易理论表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也称为双向贸易，由于产品差异性、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偏好差别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同时进口同类产品，本质上是两国生产要素的置换。中间产品贸易是经济全球化、产业分工垂直化、生产要素价值链配置与生产国际化的产物，本质上是以零部件、配件、组件及中间投入品等为载体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也是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直接流动。
根据要素均等化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区域间由于生产要素禀赋差异等各种原因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相对差异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或商品流动趋于直接或间接均等，在此过程中伴随着企业迁移和产业转移。而要素流动与产业转移的相互关系又是如何，国内外学者作出丰富的相关研究。
一、 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相互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基本判断是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入，而产业则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形成“劳动力―产业”互为反向流动趋势。随着国家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发挥作用，进一步加快推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流向趋于多元化，或返回家乡或省市内流动，回流型、创业型、培训型劳动力转移数量将不断增加（周丽萍，2013）。一般而言，产业在区域间转移时，与之相联系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会进行相应的流动，但是反过来说，劳动力流动并不意味着一定有产业转移现象。因此，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的相互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
1. 劳动力流动决定产业转移。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方向决定产业转移的方向。从2011年东部沿海地区“民工荒”进一步加剧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回流”趋势，即中西部地区改变了向东部地区输出劳动力，逐渐以就地流动为主，金融危机以后“民工荒”多次出现反映了我国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在地区间的动态转化，这与2004年的“民工荒”有着本质区别和趋势：提高劳动力价格未能从根本三消除“民工荒”，新生代劳动力正成为跨省流动的主要力量。刘新争（2012）认为劳动力流动对产业转移具有“倒逼”推动作用，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是劳动力流动去向形势发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充分利用新旧两代农民工流动动机和特征，积极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本区域内就业，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区域间的动态变化决定了产业转移需要适应这个趋势。
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阻碍产业转移。劳动异质性是普遍客观存在的，劳动力流动与劳动异（同）质性有关联。劳动异质性是相对于劳动同质性对比而言的，劳动同质性是指所有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都相同，而劳动异质性是指所有劳动者在其他因素相同前提下由于劳动者个人平均熟练程度的高低导致劳动生产率不相同。樊士德（2015）认为劳动力转移刚性阻碍产业区际转移，不仅降低产业转移规模而且容易形成较低劳动密集度的生产安排。普遍的看法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名义工资形式的劳动力成本比东部地区低，会促使东部沿海地区的在生产成本中具有较高劳动力成本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但是实际产业转移情况与预期相违背，即使是从2014年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产量角度而言，布、机制纸及纸板两种工业产品产量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广东、山东、浙江、江苏四省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为61%，可能的解释与相对劳动力成本有关，按照克鲁格曼（2002）观点，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相同产业的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该制造业部门的工资率，还取决于两个地区的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较。用劳动力名义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定义为相对劳动力成本（许正松，2011），相对劳动力成本越低，越容易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反之，相对劳动力成本越高，劳动密集型由于不具有成本比较优势，不容易进行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获得要素比较优势，从而有利于产业转移。
2. 产业转移决定劳动力流动。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由于本地市场效应，处于中心或核心的制造业部门在地理上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进行生产而促使产业部门趋于集聚，在劳动力市场“蓄水池效应”作用下，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这就决定了劳动力向产业转移集聚区域集中。某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并集聚有利于劳动力流动进而吸纳剩余劳动力（陈甬军，2007），而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转移并集聚发展更有利于劳动力流动吸纳。郑江淮（2009）认为由于劳动力等成本的提高导致区域产业竞争力下降，从而引起产业转移，欠发达地区由于产业转移带动了剩余劳动力就业，形成劳动力区域内流动的本地就业，表明产业转移改变了劳动力流动的空间选择，并导致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实现从“外地转移”向“本地转移”转变。
3. 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互为影响关系。范剑勇（20014）认为跨省劳动力流动主要流向工业和建筑行业，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聚又吸引了中西部劳动力流入，反过来中西部劳动力流入进一步提高了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形成正反馈机制。这与广东省2008年《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提出的“双转移”战略具有逻辑一致性，本质上是异质性产业转移和异质性劳动力的强强联合与深度融合发展。
二、 资本流动与产业转移相互关系
资本流动与劳动力流动不一样，资本要素与其相伴的产业构成产业资本，资本是以产业资本的形式参与到产业转移，产业资本的跨区域流动和产业转移的目的是跨区域整合优势生产要素（张为付，2005）。资本流动对区域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程度和方向的影响（Nagayasu Jun，2013），如果资本市场是开放的且资本完全流动下，一个区域的资本与相邻区域的资本是密切相关的（Obstfeld，1994）。关于资本与产业转移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两种观点：
1. 资本要素流动促进产业转移。De Simone（2012）关于欧盟和欧盟新成员国的跨国生产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欧盟15国在新成员国的经济活动规模与新成员国在欧盟15国的资本总量是显著性相关，且促进了欧盟15国与新成员国之间的国际产业转移。国际制造业产业资本向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进行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产业配套（郑江淮，2005）。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漂流型产业，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配套性和服务型产业（周勇，2008），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伴生转移关系，需要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培养本土优势产业，避免陷入“配套陷阱”（赵亚娟，2009）。欠发达地区能否成功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资本转移需要把握好耦合性和产业升级两个阶段（韩晶，2006），在耦合性阶段承接产业转移并形成产业协作分工体系，在产业升级阶段避免路径锁定效应，分离和外包非核心和低附加值业务，向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延伸。但是资本结构的地域特征及其地域关系对产业转移产生不同性质的影响，需要根据资本结构的本地化、区域化实施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或区域抱团转移，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罗兵，2012）。
2. 产业转移带动资本要素流动。资本不仅包括物质资本，还包括网络化社会关系资本、人力资本。传统的产业转移理论假设认为产业转移是单个厂商的独立自主行为，而忽视了现代化生产体系中，客观存在的地方相亲血缘、地方企业网络和政企关系都是嵌入企业社会网络关系的组成要素（杨玲丽，2012），因此单个企业的产业转移具有某种程度的“不易流动”特性，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产业间“共生―竞争”机制下，进行“组团式”外迁，发达地区在欠发达地区进行产业控股、市场化共建园区是一个有效的模式。从人力资本角度而言，人力资本具有空间外部性，是产业集聚向心力（Theodore Palivos，1996），在技术进步条件下，产业转移对产业承接地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取决与人力资本积累（李强，2011），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产业转移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补偿和企业规模，对于受过培训的劳动力需求，企业之间竞争使得劳动者更容易补偿特定行业人力资本的培训成本。当企业规模大于最低有效规模且当地需求不足以支持多家企业规模时，生产技术更有效率（Julio J. Rotemberg，2000）。人力资本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是双向的，具有较高技能型的劳动力流动向发达地区流入并聚集，促使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并引致对非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带动较低技能劳动力也流向发达地区，形成劳动力流动双重外部效应（白彦，2010）。
三、 技术流动与产业转移相互关系
技术与资本相似，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也伴随着技术流动，技术创新、知识服务引起产业革命，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动力和引擎，而产业梯度推移加快了技术要素流动，欠发达地区利用产业转移的技术扩散机制（黄卫平，2008），有助于欠发达地区的技术知识储备和创新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王炳才，2008）。技术要素流动与产业转移的关系类似于劳动力与产业转移的关系有三种观点：
1. 技术要素扩散决定产业转移。技术扩散溢出效应通过替代效应、相对成本效应等路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且改变了传统的资本追逐劳动的要素指向，促进各个生产要素的空间重置（卫颖，2015），产业转移中技术要素溢出效应的显著与否及其正负效应是技术在供体、受体和渠道之间流动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与流通网络、距离条件、外部环境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技术溢出效应是一种深受产业特征、区域条件和外部环境影响的或有效应（潘少奇，2015）。王晓东（2014）认为技术转移渠道（技术源）共生和互补性资产配置格局有助于消除不同类型的技术源间合作壁垒。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技术扩散效应促进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需要一些条件，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技术扩散溢出效应的释放与其前后向产业关联度相关，欠发达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应偏重于引进同已有产业相垂直的产业（廖文龙，2009）。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区的产业技术扩散溢出的正向发挥存在门槛效应，主要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企业间技术差距（关爱萍，2014）。
2. 产业转移决定技术要素流动。嵌入产业链分工的后向关联有助于提升技术进步，反之嵌入产业链分工的前向关联不利于技术溢出和扩散（多淑杰，2012）。在东道国企业技术能力不足情况下，上下游FDI一体化产业转移流入过程中加快了东道国先进技术扩散（邢斐，2015），但是更多的有利于FDI自身竞争优势的提升，并会通过FDI输出国消除、东道国加剧“双重边际化”，进而减少东道国、提高输出国的产业利润。
3. 技术流动与产业转移相互促进。技术扩散对于技术流出方而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相反产业承接地是产业技术的提升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双方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合作共生关系（司春林，1995）。在要素流动促进产业转移的效应程度上，中小企业技术扩散及协同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中，网络关系要素最显著（项桂娥，2014），技术要素流动促进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带动欠发达地区产业技术水平提高，但是欠发达地区不能忽视技术学习和自主创新能力培养（戴庆华，2005）。欠发达地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处于技术领先的发达地区通过产业转移在技术扩散过程中更有利于提高发达地区的产出（王亚星，周方，2015），因此欠发达地区需要进一步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通过产业转移提高技术学习能力，进而在产业链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
四、 结论
上述不同形式的要素流动与产业转移关系的文献观点表明，要素流动需遵循需求、价格、利润、产权、分配和限度五大原则，且要素流动在空间形态上趋于网络化配置，表现为聚积效应、扩散效应、极化效应、均衡效应和固化效应，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起飞阶段、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有不同演进规律，通过产业化、效益改善、权属转移、功能转移、空间转移的有机组合，引起要素价格动态变化，通过要素有序流动形成区域之间合作、分工及竞争，实现生产要素在区域整体上的最优配置。
产业转移能否实现取决于部分前置条件，从产业国际转移角度而言，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转移在我国三大地带之间能否实现取决于两地商务成本结构的对比，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从国际间产业转移竞争角度而言，中国需要构建国内价值链，摆脱低端锁定和区域发展失衡的双重困境。从产业国内转移角度来说，如果存在区域间劳动力自由流动、产业集群粘性、地方政府GDP竞争、发达地区创新主导产业尚未形成等因素，容易形成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梯度推移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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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是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源流动是任何市场经济国家必须面对的基本现实。从微观层面来看，人力资源流动受劳动力接受教育的程度、年龄、收入、成本和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的逐利性必然流向回报更高的地方。从宏观层面来看，人力资源流动会增加整个社会的产出，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因而，人力资源流动具有自己的动力机制，并且能增加社会总福利。因此，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流动市场将会降低人力资源流动成本，促进人力资本优化配置，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促进社会的全面制度创新。因此，应采取相应的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对策，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
关键词：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流动
中图分类号： F540.5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4-0045-05
人力资源在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下通过自由流动达到优化配置，实现人力资源与其他各种资源的最佳组合，完成商品或劳务的生产转换过程，发挥着人力资源独特的效能。目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加全面地融为一体，市场机制得以在更为广泛的领域里发挥作用，对人力资源流动的限制性措施将逐步减少，一套规范的、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将逐步建立，促进了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一、人力资源配置的传统体制分析
资源配置是指相对稀缺的资源在各种可能用途之间进行重新组合，以获得最佳效率的过程。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其在多种效用中的取舍而产生机会成本；而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则导致其在价格杠杆作用下自由流动[1，2]。人力资源配置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计划配置，即通过行政命令或计划对人力资源进行配置；另一种是市场配置，即通过市场机制，以价格信号为引导，通过竞争满足供需关系，从而对人力资源进行配置。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在不同的条件下起着不同的作用。目前，人力资源流动概念包含三层含义：（1）个人在不同类型的工作组织（单位）之间以及不同的职业和行业之间的流动，即工作变动；（2）个人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即农村流动人口及城市间移民：（3）个人在不同在业状态之间的流动，即就业、下岗或失业以及再就业等。这三种形式的人力资源流动都有利于人力资源与资本、技术和土地资源的匹配组合，实现高效、低成本的经济选择行为，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3]。
以1958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户籍登记条例》为标志，人力资源配置采取了集中统一的计划配置方式，发挥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控制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力资源与户籍之间是一一对应的静止关系，基本上没有流动，其特征是：（1）低工资高就业；（2）劳动力供需双方都无自；（3）就流动量和频率而言，人力资源具有较小的流动性；（4）不存在劳动力市场或人才市场；（5）隐性失业严重；（6）农村人口、城市人口就业严重隔离；（7）城乡没有统一的社保制度。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每个劳动者都和一定的生产资料相对应，人人都有就业的权利，形成了低工资、低效率的全面就业状况，人力资源完全由国家各级行政部门决策与控制，企业、事业单位没有选择、裁减劳动者的权力，劳动者也没有选择职业、岗位的权利，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优势和实际工作所需技能往往不匹配。因此，人力资源专业、技能不对口，而且被牢牢地束缚在固定的岗位上，流动性极差，不存在劳动力市场或人才市场，人力资源供需由政府控制，实行全面就业政策，这实际上把外部劳动滞存转化为了内部滞存，形成了隐性失业和严重的高就业、低效率的局面[4]。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与城市就业模式完全不同，农村人口被固定在土地上，不享有任何福利、医疗费、住房等权利，只有在贫困、天灾等灾难发生时才能享受有限的救助，而城市人口享受与生俱来的就业、福利、医疗、住房等权利，城市与农村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二元就业模式，并且这两种模式之间是不可转化的，农村与城市人口就业被严重隔离[5，6]。
二、人力资源流动的系统分析
（一） 人力资源流动的影响因素
人力资源流动取决于预期收益现值与预期成本现值的对比，只有当预期收益现值高于预期成本现值时，人力资源才发生流动[7]。其影响因素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人力资源的基本特征
人力资源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指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大小。
工作流动性会随着就业时间的长度而递减，两者呈现反向变化关系。假定人力资源的退休年龄一定并且从三岁开始就接受幼儿教育，退休前接受教育的时间与退休前的就业时间之和等于退休年龄。因此，年龄越小，就业时间会越长，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收益的时间就越长，其现值就越大。人力资源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从人力资本投资中所能获得的潜在收益就会越高，工作的机会越多，工作的环境会比较好，社会地位也会比较高。
2.人力资源流动的收益与成本高低
人力资源流动的成本可以分为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8]。货币成本指迁移费用、终止原来的就业关系和寻找新的工作的费用。心理成本指离开了自己已经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而造成的心理损失。因此，人力资源流动的条件是新的工作环境中获得的收益大于或等于原来工作中的收益与流动成本之和。
3.工作环境对人力资源流动的影响
根据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激励因素是以工作为中心的，这些因素具备时可以对员工起到明显的激励作用；保健因素是与工作的外部环境有关的，这类因素具备时，员工的不满情绪就会消除。因此，人力资源与工作环境（包括工作本身与外部环境）的和谐状态影响到人力资源的流动，两者越和谐，人力资源流动的可能性越小；两者越不和谐，人力资源流动的可能性越大[9]。
（二）人力资源流动的微观模型
按人力资本成分的大小和用途的专业性来划分，可分为通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人力资本和准专用性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以人力资源作为载体的。但是，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人力资本，都必须与一定的资本存量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10]。
一般地，人力资源流动与资本存量分布不均匀有关，如果人力资源利用时的生产力较低，较低的生产力则对应着较低的报酬率，那么人力资本在价格杠杆作用下就具有追求高报酬率的冲动，从而向要素禀赋丰富的高收入地区流动。因此，人力资源流动的原因在于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人力资本报酬的差异，流动引起的心理感觉变化程度以及其他各种福利损失和迁移成本共同作用。下面以这三个因素作为变量建立数学模型：
假设人力资源从流出地A向流入地B流动，A、B两地有要素报酬率的差异，由于流入地B的生产力水平较高，从而各种福利，比如医疗、社会保障和各种地方补贴也较好。因此，人力资源流动的主要条件为：
（三） 人力资源流动的宏观效应
若A、B两地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时允许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由于A、B两地人力资本的价格不同，因此引起人力资源从低工资的A地向高工资的B地流动，流出数量为LM，两地的工资水平趋于一致，经济平衡点为G。
三、促进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对策
当前，我国已经加入了WTO，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的许多管理制度与方法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延续，仍然包含着许多计划的成分，思想观念还停留在计划的状态中，因而距离市场化要求较高的WTO准则还有一定距离。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农业人口最多，但是我国农业的产业优势并不明显，相反还由于耕作技术落后、规模化程度低等，使得大量的农业人力资源被束缚在生产率较低的土地上，这样既是我国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又缺乏对沿海许多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力资源支持，只有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才能有效地解决结构性矛盾并释放出被束缚的生产力，与国际市场进一步接轨，以满足WTO关于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要求。因此，要渐进有序地推进与WTO要求的市场化进程，减少人力资源流动的成本，建立信息畅通、流动自由的全国统一的人力资源配置市场。
从微观经济的视角分析，人力资源的流动有利于其主体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因而解决了人力资源流动的微观动力机制问题。从宏观经济的视角分析，人力资源的自由合理流动有利于区域或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促进社会资本的高效运用，因而解决了人力资源流动的宏观动力机制问题，促使政府积极地进行制度创新，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源流动的制度环境。同时，从人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来看，我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其供给量非常大，而人力资源需求往往成为制约人力资源流动的瓶颈。因此，我国处于一个典型的人力资源买方市场状态。从就业存量的角度来看，影响人力资源流动的因素则主要是就业机会不足、流动成本高昂以及搜寻信息成本高，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促进人力资源流动的对策[11-14]。
一是加快人力资源配置机制从双轨制向单轨制的转变，让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部分政府机构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流动中的基础性作用。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人员冗余严重，许多能力低下的员工占据着职位，缺乏一定的退出机制，还有许多长期处于非工作状态但仍然属于在业身份的员工，甚至更有一些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员工被继续延聘、返聘，因而就剥夺了许多优秀的年轻就业者的潜在机会。因此，应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引进充分竞争的机制，保持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员工的职业信息公开，同时引入更大的社会监督力量，依据以能为本的原则，让人力资源市场处于更开放、透明的状态，使人力资源进入和退出自由，减少制度与观念的障碍，保持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的活力。
二是国家可采用财政、法律手段调节人力资源的供需关系，使之结构均衡化、协调化。
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失业率高的不景气地区提供就业补贴，刺激人力资源需求方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源自由流向需求方。同时，国家要加大监督与检查力度，对于使用童工的用人单位要予以处罚，规范就业市场秩序。
三是国家应加强人力资源流动立法，使劳动力市场规范化，实行全国统一的信息化与网络化管理，清除各种地域性较强的管理措施，使人力资源合理流动。
建立全国性的人力资源数据库，而人力资源流入地可以采用登记制，从而可以进一步消除人力资源流动的障碍，降低人力资源流动的成本，促进人力资源有序流动。
四是国家应取消对人力资源流动所设置的障碍（包括受教育的权利也可以流动），加强人力资源需求的信息管理，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指导人力资源合理流动。
国家应逐步放开户籍管理制度，剥离附加在户籍之上的教育权利，让教育权利与社会保障等可以随人力资源流动而流动，取消对人力资源流动设置的种种障碍，为人力资源流动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
五是国家应搭建一个全国性的就业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同时提供免费的就业信息咨询，并随情况变化而实时更新，为失业者提供就业信息参考，降低失业者寻求信息的成本，消除就业信息不对称的状况。
失业者往往在获得人力资源需求信息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就业移动时往往处于盲目状态，缺乏对自身的就业特性与需求目标之间差异的了解，流动时针对性比较差，搜寻信息成本比较高，因而阻碍了合理的人力资源流动。因此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四、结语
人力资本是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源流动是任何市场经济国家必须面对的基本现实。从微观层面来看，人力资源流动受劳动力接受教育的程度成本和工作环境、受教育者的年龄、收入等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的逐利性必然使人力资源流向回报更高的地方。从宏观层面来看，人力资源流动会增加整个社会的产出，产生正的溢出效应。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人力资源流动都具有自己的动力机制。另外，就我国人力资源供需矛盾中的买方市场特点来说，影响人力资源流动的关键在于就业机会不足、流动成本与搜寻成本高等，应着力解决与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毕竟，对整个国家来说，促进人力资源流动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发展方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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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分析
人口流动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方式,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对流动者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自身能力等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流动有利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当广大农民从封闭性及自我发展状态中走出来之后,面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全新生活方式,必然会促使其逐渐产生一种新的生存观念、生存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生价值观。
流动是提高下一代人口素质的一个有效途径。我国农村由于长期处于一种封闭、半封闭状态,人们的通婚半径较小,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则可能带来婚姻上的变化,通婚范围的明显扩大,异地通婚数量的增多,这从长远来看对改善我国人口素质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流动中人们所感受到的自身能力的缺乏将促进部分流动者为提高自身及子女素质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在市场竞争中,劳动者文化层次、劳动技能越高,发展潜力越大,工资报酬也越高,失业的风险相对越小。而从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情况来看,他们往往在城镇从事脏、累、重活,打工的艰辛使他们比其他农民更深刻体会到知识、技能的重要性。不少农民工在重视自身素质提高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投入。
流动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人力资本在生产中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拥有者对工作的态度。当劳动力从原有的工作岗位流动到一个自己感觉满意的新岗位之后,由于工资收入的增加,或非工资因素的心理满足的提高,容易形成较强的的工作激励,并充分发挥其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潜能得以充分发挥。
劳动力流动通过示范效应能有力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一些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村劳动者在转移中发挥自身优势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不但比留在农村的农民主高得多,也比那些处于流动中但无一技之长的劳动者高。这种经济效益差异形成了一种示范效应,客观上刺激着农村劳动者注重文化程度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等。另一方面,在流出和回归的动态循环中,流动者把诸多生活新理念、经济发展的新信息、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新经验、新体会带回家乡,启迪、影响着农村中未外出的人。
二、深化改革,创造有利于人口流动的和谐环境
人口流动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已经深深融入到我国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也切实感受到了人口流动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带来的影响。当前,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宏观调控,为人口合理流动创造和谐的社会制度环境。
加强宏观调控,促进人口流动的有序进行。固然,人口是否流动是根据比较利益进行决策的,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人们的行为常常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和从众性。为减少流动成本,保证人口流动的有序性,必须加强对人口流动的宏观调控。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中介机构应对人口流动的数量、方向、途径等采取及时合理的引导,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要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的劳动力区域性协作网络;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建立健全就业服务、就业信息收集、处理和传递信息的网络体系及劳动力宏观调控体系,使人们在流动前就能获得相关的用工信息,以减少盲目流动及流动成本。
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减少人为障碍。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淡化户籍的控制功能,强化其服务功能,并对所有公民实行平等待遇。
改革不平等的就业政策,为流动人口创建一个平等的就业平台。各级政府应站在全国一盘棋的战略高度来对待流动人口,认真清理并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完善特殊行业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同时逐步建立健全全面向城镇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住房、就业、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改善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促进农民工的转移和流动。
加大劳动保障执法力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由于农民工绝大多数是非正规就业,由此导致的劳动雇佣关系大多不规范,致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犯。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大劳动保险执法力度,切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关键词：人力资本；国际流动；动因；影响
一、引言
人力资本的内涵，至今为止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不同的学者试图从微观、宏观或从内容、形式等不同的角度出发解释，比较权威的是舒尔茨的观点，他认为，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民体内的能够作为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并能够带来预期未来收益的知识技能。
由于人力资本的特殊性，与其他非人力资本相比，它具有周期性、主体性、社会性、非经济价值性、边际报酬的不减性等特征，其中，人力资本的生命性是区别于其他资本的本质特征，主体能动性和非经济价值性可以通过人们的主观判断或决定对社会文化、风俗、制度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裨益，同时，人力资本不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不易复制、替代。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人力资本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显现，使得各个企业在国际间争夺人才，不同利益集团向不同领域的精英抛出“橄榄枝”，进而推动了人力资本的国际间流动。
追溯历史会发现，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16世纪至19世纪的西欧殖民统治时期，有致富欲望的欧洲人涌入新大陆，受奴役的非洲黑人被贩卖到美洲。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属于第二阶段，西方国家大力发展工业化和开发殖民地，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呈现出新的特征。在西方国家内部，大批的农民从乡村向城市转移；在国际上，大批的欧洲本土居民向殖民地迁移。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中叶至今。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商品、要素、信息等的全球化，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并且在流动的人力资本中，高素质人才所占的比重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由于移民政策、制度、文化、宗教等非经济因素阻碍了国际间人力资本的流动。两种反向流动共同作用是现阶段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的显著特征。
随着国际间人力资本的流动，应运而生的是国际间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那么，国际间人力资本的流动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促进还是阻碍作用，还有待考究。本文从当前时代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的原因及其现状出发，分析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有力或不利影响。
二、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的原因分析
对于我国而言，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分为向外流出和向内流入两个方向，导致我国人力资本流动的因素相应地分为国内推力、国内拉力、国外推力、国外拉力4种，国内推力和国外拉力共同使得国内高素质人才外流，国内拉力和国外推力对优秀人才的回流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共同促进了新经济格局的形成，进而形成了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的现状。以下从上述角度分析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的原因及其现状。
（一）国内推力和国外拉力
虽然我国的经济、社会等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仍然和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从国内来看，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资源的严重消耗和浪费为代价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劳动力市场长期的供大于求的现状，并且出现了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和就业结构严重不匹配的现状；国内教育体系相对于国外的不完善，有条件的家庭为了让孩子接收到更好的教育，或移居国外或送孩子到国外留学。从国外来看，发达国家颁布的“高薪”、低税收等优惠政策成功地吸引了大批的高素质人才，同时，发达国家良好的绿化环境、学术氛围、投资环境和较大的开放程度，成为推动国内人力资本外流的重要力量。
（二）国内拉力和国外推力
近年来，一方面，过多的人才迁移，使得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容纳量接近甚至达到饱和状态，发达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移民数量管制的政策，阻碍了移民的流入。另一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缩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经济上，我国维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率，较之以前取得了显著地成就，国内的创业环境、投资环境得到了极大地改善，新兴的商业模式和国际企业层出不穷；在人才战略上，我国实施科教兴国，重视了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同时加大了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国内拉力和国外推力这两种力量的交织，促进了高素质人才的回流。
三、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来中国发展，同时出国留学深造的大学生、研究生等知识分子，毕业后回到祖国的怀抱，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呈现双向的交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巴格瓦蒂认为，对劳动力的国际流动起主导作用的是经济因素，但是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人力资本的国际流动通过劳动力市场引起生产要素的数量变化，进而影响要素价格，从而影响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经济发展状况甚至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对于我国而言，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人力资本回流的现象，但是由于资金、技术、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仍旧是人力资本流出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有利和不利的双重影响。
（一）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
虽然说，我国现在还是人力资本的流出国，但是仍旧可以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动获得相应的好处。第一，借助于人力资本的国际流动，引进高科技，同时培养大批的高层次人才。第二，基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严重不均衡，一方面高技术人才的向外迁移可以挖掘潜在劳动力的优势，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外流，减缓了国内的就业压力，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第三，人力资本国际流动改变人们固有的认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二）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第一，人力资本流出阻碍了我国完整的人才体系建设。人力资本外流使我国高科技人才大幅度减少，降低了本来就很低的知识分子比例，加剧了人才结构的不合理。第二，损失了大量的教育成本。国家对教育注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后高素质人才的外流特别是例如航空航天、核能等高端技术人才的外流，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收益作为补充，而且还为外国的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做了嫁衣。第三，削弱了本国的创新能力。高层次人才的外流，直接影响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科研岗位空缺、核心竞争力丧失，不仅阻碍了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将丧失未来的科技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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