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6: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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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药物经济学;医院管理;卫生经济 效益
药物经济学的研究,虽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已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进展,亦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作者仅就药物经济学在医院管理中的实际应用谈谈自己的认识。
1 药物经济学的概念
药物经济学是指应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技术,结合流行病学、决策学和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全方位的测量、对比分析和评价不同药物治疗方案与其他治疗方案,以及不同卫生服务项目所产生的相对社会经济效果,以求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现有卫生资源[1]。从宏观层面上讲,药物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对卫生保健需求的无限性与药物资源有限性的矛盾规律的,是为药物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及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的。从微观层面讲,药物经济学是医院管理的方法和手段,可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和医疗服务质量。
2 药物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药物经济学一语由Townsend于1986年首次提出。1991年Bootman等人编写了第一本药物经济学专著-----药物经济学原理(《Principle of Pharma coeconomics》),标志着药物经济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形成。目前,澳大利亚、美国及欧洲多个国家都先后制定和颁布了药物经济研究准则、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丰硕成果。
我国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起步时间较晚,大约只有10几年时间。1993年,张钧等在《中国药房》期刊上,发表了《药物经济学概论及在我国运用的几点设想》[2],揭开了我国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序幕。2008年10月召开的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标志着药物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诞生,也为改革开放形势下药物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几年来,随着药物经济学知识的传播和实际应用,药物经济学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已经和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国家在医疗卫生改革中实行的基本药物制度,在制订基本药物目录时需要依靠药物经济学评价结果;物价部门在制定药品价格时要参考药物经济学研究资料;新药的研制和开发要提交有关药物经济学研究报告;医疗保险部门在规定药品报销范围时也离不开药物经济学的支持。值得提出的是,各级医院在药物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3 药物经济学在医院管理中的作用
3.1 指导制订医院用药目录 医院用药目录,是经过一定程序的筛选批准购入的能满足临床需要的所有诊断、治疗、预防药物的总名称目录。是药物药品进入医院的通行证。在制订药品目录时,应该主要考虑两方面的指标:一是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二是是否具有成本效益最优的特点,即与其他药品相比,是不在成本上具有优势。药物经济学的引进和应用可以满足上述要件,通过药物经济学的分析评价,以效益与成本之间的比值关系来决定药物的取舍,将那些效益高、成本低的药物遴选进医院药品目录中来。
3.2 指导制定医院药品处方集 医院药品处方集是医院制定的处方规范及临床药物使用指南。它向医生具体说明某药品在临床上的效果如何,怎样使用才能达到最佳疗效。其内容一般包括药品的通用名称、剂型、剂量、药品疗效及毒副作用等。国家卫生部在《处方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应根据本机构性质、功能、任务,制定药品处方集”。其目的就是指导医生规范用药,帮助医生优选药物。但过去许多医院的处方集没有列入药物经济学内容,缺少经济学的描述和评价,如果把药物经济学评价写入处方集,就赋予了医院处方集新的内涵,使其具有了可比,医生可根据比较结果,在同类药品中选出那些疗效确切、价格适宜、副作用小的药品用于临床,既可节约医疗成本又能提高医疗质量。
3.3 辅助新药研究开发 医院是药物研发的重要阵地,卫生技术人员是新药研发的生力军,医院制剂及长期应用的协定处方是新药研发的“火花”与源泉,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新药研发又是一个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的系统工程,国外研制新药平均每个品种要耗费12年时间,大约需花费2.5亿-3.5亿美元[3],经济学问题贯穿始终。因此,医院在进行新药研发时,要对拟开发新药前景进行药物经济学预测,从原料来源、工艺流程、市场前景及经济价值进行分析,以避免新药研发的低水平重复、投资失误及社会资源的损失,从而使新药研发更加科学、合理、经济。
3.4 指导临床路径管理 临床路径管理是兼顾医疗质量管理和效率管理的现代医疗管理手段,是经“以患者为中心”和医院评审之后,我国医院管理的又一次浪潮[4]。临床路径可提供多专业协作的工作模式,有助于形成高效率、高质量、合理收费的医疗服务氛围,可以促进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保证医疗、护理措施按既定流程实施,并达到预期的效果。临床路径管理是医院管理史上的创新,药物经济学将在这一尝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文玉.国家基本药物遴选药物经济学.卫生经济学,2009(2):80.
[2] 张钧.郭震洲.王力深.药物经济学概论在我国运用的几点设想.中国药房.1993(5):11.
目前，发达国家已将药品的经济性作为与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同等重要的药品评价指标。众多发达国家的药品政策法规中均体现了对药品经济性的要求。然而，我国现行的药品政策中尚未体现对药品经济性的要求。如何应用药物经济学、将药品的经济性要求纳入我国药品政策中既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与国际接轨的现实需要。
本文对我国在药品政策制定过程中应用药物经济学的现状及其原因、应用药物经济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分析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药品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何及早应用药物经济学提出意见与建议。本文所研究的药品政策是指所有与药品相关的政策。
应用现状及其原因
药物经济学的研究起源于美国，率先应用于药品政策中的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目前，世界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价的结论用于指导本国药品政策的制定，也即药物经济学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应用于越来越多的相关政策，发挥着日益广泛而深远的作用。
然而在我国，药物经济学研究不仅起步较晚，而且在研究的规范性及指导实践等方面远不及其他很多国家。仅在2001年7月17日国家计委印发的《化学药品单独定价申报评审指标体系（试行）》中将“药品单独定价水平的合理性”解释为：
（1） 申请单独定价药品与对照药品的疗效价格比的合理性；
（2）企业应提供高质量申请单独定价药品所增加的成本与患者因使用该药品所增加的收益比的合理性中，看到药物经济学在药品政策中应用的些许痕迹，但这些痕迹也仅仅停留于字面，实践中并未得以实施。直到目前，药物经济学在有关的政策中一直尚未得到应用。造成如此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方面：
1．对新兴学科缺乏快速认知和反应能力
药物经济学有着广泛的作用和重要的应用价值。越是在宏观层面应用，其应有的作用和效果越能得到发挥。然而，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已成功应用十几年、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已经或正在日益广泛地应用药物经济学的今天，在我国的有关政策中却依然寻不到药物经济学的踪迹。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与之相关的部门对新兴学科缺乏敏锐的认知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对其所能发挥的作用缺乏必要的认识。而这种快速认知能力和反应能力缺乏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职能机构或部门缺乏应用最新科学、技术成果指导各项政策的制定的压力与动力，其结果势必严重影响新兴学科应有作用的发挥，最终导致我国在相应领域的落后。
2．对药物经济学应用于药品政策的必要性认识不够
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已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与高度重视，我国也不例外。然而，药品的经济性受关注和重视的程度却不尽相同。虽然，世界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重视和应用药物经济学，但是我国有关部门对药品经济性的重视程度却迟迟没有应有的提升。甚至存在着疲于保证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无暇顾及药品的经济性的事实及相应的认识，也即存在只重安全性和有效性、轻视经济性的认识。认识不到位，政策上势必难以得到应有的体现。
3． 政策理念偏重限制而疏于引导
政策至少应具有两大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约束、限制与规范作用；一方面是引导、促进和推动的作用。
综观我国的药品政策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政策基于对已发生问题的防范及对未来实践的规范。这表明我国的药品政策制定理念偏重于对实践的限制与规范而疏于面向未来的引导，从而使得药品政策更多地表现为被动防范，而缺少积极的引导。这种政策理念的弊端在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缓慢时期尚表现不明显，但在发展迅速的当今社会，无疑将造成所制定的政策相对滞后、缺乏应有的超前性、不能发挥应有的多方位作用的后果。
在这种政策理念下，药品政策的制定必然主要指向药品安全性、有效性方面的限制与约束，而对药品的经济性缺乏必要的重视与引导。
4． 药物经济学本身的理论与方法有待成熟与完善
药物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正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之中，其自身理论及方法尚不十分成熟，客观上需要人们在“用中学”，在用中发展之、完善之。我国的政策惯例倾向于采用成熟的、避开欠成熟的内容，在政策制定方面的总体基调依然表现为但求稳妥而不求开拓创新。在这种氛围下，药物经济学势必难以被应用于药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5． 药品经济性的责任部门不明确
承担确保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职责的部门毫无疑问地是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但是承担确保药品经济性职责的部门却不明确。对此，目前主要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应属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另一种则认为应属于社会劳动保障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只负责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药品经济性的责任部门不明确，势必导致有关的政策对药品的经济性缺乏必要的考虑和要求，进而导致药物经济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应用。
对策与建议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现在只有对新兴学科保持敏锐的认知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才可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只有伴随新兴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地将其理论应用于政策并指导实践，才能与时俱进地使现代科学与技术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有在所制定的政策中体现出足够的引导成分，才能使政策发挥其应有的引领、促进和推动作用。药物经济学是处于发展、完善中的新兴学科，其最大的学科特点之一就是应用性强。对于这样的学科，客观上需要我们在“干中学”、在“用中学”，也即在对其具体的应用过程中不断地发展之、完善之，如果一味地等待其发展、完善之后再尝试应用，则势必既延缓了其发展、完善的进程，也极大地延缓了其发挥应有作用的时间。
鉴于以上对我国药品政策应用药物经济学的现状、原因及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分析，笔者对如何促进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政策中的应用提出以下建议：
1．明确责任部门，提出相应要求
相当长时期以来，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的对事物进行条块分割式的管理意识仍然存在，表现为对客观上需要多部门共同努力和分别负责的事物要么互相推委、谁也不想管理和负责，要么各不相让、只想独自管理而不进行必要的合作。其后果之一，必然是客观上需要多个部门责任部门分别负责和管理的新生事物无人问津、无人管理。
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新的科学、技术及新生事物会不断涌现，作为各级政府部门，除了已经明确的具体职责外，还必须承担起与时俱进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的应尽的新的职责，能够及时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应用新科学、新技术以及负责管理与自身职责相关的新生事物，并与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只有明确了各级政府部门的这一职责，才能促使其对相关的新生事物、新兴学科、新技术等保持高度的关注与重视，其政策理念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其行为结果才可能真正保持与时俱进。
药品的经济性要求，体现在药品的研究开发、生产、流通及使用等全过程、多环节，但是最主要、最关键的环节在于新药评审和药品报销管理方面，因此，最主要的责任部门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及社会劳动与保障部门，应分别在新药评审、国家基本药物遴选及医疗保险报销药品的遴选等方面的政策中对药品的经济性提出具体要求和标准，以保证药物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2．及早制订和颁布我国的药物经济学评价准则
不规范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所得结论不足以作为制定药品政策的依据和参考，药物经济学评价准则是使药物经济学评价得以规范的基础和前提。药物经济学处于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之中，其评价准则也必然是随之不断发展、完善的，因此，建议及早制订和颁布符合我国国情，且为方向性的、较为粗略的、最为基本的、有利于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药物经济学评价准则。
3．找准切入点，逐步拓展应用面
参考国外的应用实践，考虑我国的具体情况，建议从药品报销环节和新药审批环节入手，开展、推动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政策中的应用。具体而言，就是在原有可报销药品的遴选标准上增加药品经济性指标，对可报销药品进行重新遴选；在现行的审批新药的标准――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增加对药品经济性方面的要求。
在上述两个主要环节的应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取得较好效果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拓宽药物经济学的应用领域。
关键词：经济学；管理学；异质性分析
一、引言
管理学和经济学是两门独立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假设前提和研究方法迥然不同。但是两者在形成、发展、创新及演进的过程中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管理学被引入我国之初就与经济学产生了混淆，其定位和发展一直受到经济学的深刻影响。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经济学泛化”现象，经济学在企业、咨询机构和政府智库等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与“经济学泛化”相对应的是“管理学弱化”的现实。作为专门研究各种组织管理问题的管理学，不仅在理论成果方面距离世界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实践方面远没有经济学家活跃。相对来说，作为一门学科，管理学是尴尬的。这种局面的形成与人们对管理学的认识偏颇有很大关联。
二、认识上的偏颇及其原因
从学科起源来看，管理学与经济学有着共同的经典――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直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1911年泰罗出版了《科学管理的原理》，开创管理学科学研究，管理学与经济学从此分立，各自发展。由于二者具有一定的同质性，而且作为成熟学科，管理学出现的时间晚于经济学，所以为了获得学科合法性，管理学在某种程度上过于依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甚至模糊了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边界。久而久之，人们对于管理学的认识出现偏颇。
1.认识偏颇一：管理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管理学与经济学都是以资源的经济效率和节约为研究宗旨，这就决定了管理学与经济学紧密相连是必然的。作为学科理论基础之一，经济学为管理学提供了多种分析方法与研究路径。因此，管理学吸收、借鉴了大量的经济学知识，其发展受到特定时期主流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与制约。但是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管理学越来越依赖经济学，自身学科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的构建缓慢，同时又脱离了管理实践，陷入价值困境。与此同时，随着边缘学科研究的兴起，经济学对管理学的渗透更加明显。
我国的管理学教育和研究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管理学在我国长期居于从属地位。1998年国家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管理学科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学科专业目录，从此管理学正式从经济学科中分离出来，和经济学成为两个不同的、平行的学科。但是直到目前我国很多院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设计都与经济学院具有较高相似性。管理学无形之中仍然处于经济学分支的地位。
学科借鉴主要诉求是在方法论上有所发展，突破学科壁垒，它在管理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有助于管理学披上合法的外衣。经济学的借鉴丰富了管理学领域的知识，但是如果长期依赖经济学及其他学科，始终将经济学理论作为自己的学科基础，那么管理学将无法形成自己的框架和研究范式，也就无法保持独立的学科价值。
2.认识偏颇二：管理学的研究场域无限大
随着边缘学科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大都兼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双重性。在这种情境下，管理学理论研究大大突破了应有的边界，研究目标偏移，学科泛化和空洞化不可避免。
法约尔最早给出了管理活动的边界，他将管理活动从企业的其他五项活动（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中分离出来，从管理职能上给出明确界定（“管理就是实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种界定方法得到了学术领域认可。现在我国很多高校在设置管理学科的时候出现混乱，将宏观经济、商业、营销等都纳入管理学院，而且很多管理学者也将管理活动之外的内容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学者提出管理学是没有边界的，把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泛化，将管理学的研究场域无限扩大。
无论是将管理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还是无限扩大管理学的研究场域，管理学的发展都会逐渐失去“硬核”（核心范畴），学科范式和基础理论框架的构建更趋混乱与缓慢，发展前景堪忧。
2011年，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提出“建立现代中国管理学”的“十二五”发展战略目标，强调“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管理理论创新”。要实现自身创新，管理学首先就必须与经济学区别开来，回到自己的学科场域，回归注重实践的研究方法，找回自己的独特价值。基于此，我们应当从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异质性出发，对管理学进行再认识。
三、管理学的再认识
1.管理学应坚守自己的研究场域或者“硬核”
管理学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场域是不同的，两者有不同的“硬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中的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中的人。即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经济行为，而管理学研究的是人的管理行为；经济学研究以社会资源的使用为主要内容，而管理学研究以特定组织资源的使用为主要内容。以对企业问题的研究为例，经济学是从整体上把企业作为市场的一个主体来考察的，而管理学在研究企业时，则从管理细节开始。
管理活动的核心要素是组织、目标、人、协调、效率与效果，因此管理学研究也应当围绕这些核心要素来划定研究边界。也就是说战略、领导、人力资源、组织行为、创新等是管理学边界内的子领域；而金融、财务、会计、营销等子领域则明显不应在管理学场域之内。该管理学场域界定已在美国管理学界得到承认并持续良性运行，值得我们借鉴。
实际上，明确管理学的研究场域重点在于厘清学科基本假设和基本问题。有了确定的研究场域，即使研究主题相对较为宽泛，也不会导致管理学学整体弱化，失去自己的“硬核”。
2.管理学的研究应注重人文性
人性假设是经济学也是管理学的重要研究前提。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的人性假设更为复杂，“经济人”“社会人”“观念人”“复杂人”等人性假设相继提出。经济学以节约成本、扩大产出、优化资源配置为目标，从大多数人的一般行为出发展开分析，其人性假设偏重于人的“自然属性”，假定人是经济人、理性人；管理学以激励人的积极性、提高组织效率为目标，既分析多数人的一般行为也分析少数人的特殊行为，其人性假设侧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假定人是社会人、复杂人。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决定了研究方法偏向于客观描述与分析，力求形成公理体系和系统的原理定律，如果管理学也受到经济学的过多影响，那么管理学研究就会忽略人的主观感受与体验的抒发与阐释，“人”的主观性与复杂性被遮蔽，管理学的研究将会出现重大偏差。
行为学也是管理学的重要学科基础，随着行为科学研究发现，情感、需求等人文因素在人的行为决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管理学的研究也应当注重人文性，关注人文因素在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影响。
3.管理学研究应提高实践相关性
管理学被认为具有艺术属性，这说明管理活动的成功除了需要管理理论和知识之外，还必须依靠在实践中获得的运用知识的能力与技巧。所以说，管理学是不能脱离实践的。
经济学很早就走出了经验总结的阶段，其分析与论证向精密科学靠拢，从系统假设出发，形成一套逻辑体系。因此，经济学以演绎法为主，从一般到个别，先在逻辑或理论上构建预期的模式，然后观察和检验该模式是否确实存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管理人员主要凭经验来管理，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基本上处于积累实践经验的阶段。因此，管理学以归纳法为主，从个别到一般，从一系列特定的观察中提炼出一种共同模式，可以说管理学是经验的总结和运用。
管理学是具有较强应用性的社会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存在于实践当中，理论成果需要应用于实践当中。因为对“学科合法性”的过分强调而依赖从经济学引进理论层面的研究方法，反而会失去“实践合法性”，脱离了实践的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对于管理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因此，管理学研究必须提高实践相关性，从实践中汲取理论创新思想，使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
四、结论
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在中国是年轻的、不够成熟的，梳理出学科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有一定的难度，并由此造成管理学弱化的现象。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管理学与经济学具有异质性，经济学是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而非全部，适当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可以促进管理学发展，但经济学并非是万能钥匙。严格的区别和紧密的联系是经济学与管理学能够不断发展和繁荣的基本前提条件。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联系不能割断，取长补短相互借鉴能够使二者在学科之林中繁荣发展，但我们不能因此模糊两学科的区别，只有严格区别才能使得两学科各自独立，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科优势，从而形成互补互相借鉴之势。
参考文献：
[1]高良谋，高静美.管理学的价值困境：回顾、争鸣与评论[J].管理世界，2011（1）：15.
[2]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J].管理学报，2013（4）：471.
[3]郭重庆.中国管理学者该登场了[J].管理学报，2011（08）：1733-1736.
[4]谭力文.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4.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大学生们不能再一味地只关心技术了，我们同学学计算机也不能只顾对着电脑屏幕，埋头在编程、符号、数据中。在中国这个讲究传统礼仪的国度中成长的大学生，多了解一点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无论是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还是未来的生活，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为此，作者结合自己大学毕业以后的成长经历，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一些解读。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激起大家学习经济学的兴趣，启发同学们多做一些关于职业、生活的思考。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侧重于与物质资源，而不是精神层面问题处理方式的研究。学习经济学知识的目的是让大家在与他人(包括朋友与合作伙伴)打交道时，能够慢慢适应或是习惯于不以道德的观点而是以互利的角度去预测、判断对方的立场和可能做出的反应。这就是本文标题所说的“理性地看待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长远的角度看，价值规律最终决定了产品的价格走向，但对于具体的交易行为，当时的供求关系面对价格的影响会更直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经济学理论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更有益于我们解释和应对个人面临的经济问题。
预备概念
在开始介绍经济学的原理之前，首先介绍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的三个层面以及马斯洛的需用层次理论。
需要(NEEDS)是缺少某种东西的感觉，如饥渴、劳累、孤独等。
要求(WANTS)是满足人类需要的特定形式或途径，如渴了可以喝水，可乐、汤等。
需求(DEMANDS)是有购买力支撑的要求。
请注意，以上三个层面中的需要是人类通行的本能要求，而要求则会因文化环境与个人消费习惯而发生变化，人类的要求还会特别地受到年龄与生活圈子的影响。当然无论个人有什么样的要求与欲望，满足与否最终要受到购买力的限制，商家会比任何人都关注这一点。有购买能力的人群才能构成目标市场。
在一切经济活动中，商家的目的永远都是刺激消费对象关注和识别个人的需要，引导客户使用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去满足个人的需要，从而形成、维持和扩大对商家产品或服务的要求。商家应当主要关注那些有经济能力的消费者的要求，因为市场份额的绝大部分来源于这些消费者。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在组织激励研究领域应用最广泛的理论。马斯洛把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并认为这些需求是从低到高依次发生，低层的需求满足后，高层的更为强烈。这五种需求分别如下所示。
生理需求：对食物、水、空气和住房等的需求都是生理需求。这类需求的级别最低，人们在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之前，总是先尽力满足这类需求。
安全需求：包括对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等的需求。
社会归属需求：包括对友谊、爱情以及隶属关系等的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既包括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
自我实现需求：其目标是自我实现，或是发挥潜能。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人，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
经济学的假设
经济学的假设之一：人是利已的。即人类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其目的只是满足自己的需求，当然这种需求不仅限于物质利益，而是包括了马斯洛理论所提及的各种需求。无数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在利已动机的刺激下使经济活动的结果趋向于最有效。这个现象被亚当・斯密解释为“看不见的手”在促使社会福利的改进。
经济学的假设之二：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是理性的。即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应当是为了满足利已的目的，而不会选择从事不利于自己的决策。在作者看来，这个假设指的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为了达到利已的目的，而不是去关注过程。实际上大多时候人往往是不够理性，或是说不理智的，女性的消费者更是如此。
经济学的十大原理介绍
说明：
1．1. 以下关于经济学原理的资料来源是：《经济学原理》 (上、下册)，作者曼昆(美)，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联合出版。
2．2. 关于经济学原理的解读部分系作者本人的思考与观察，其中部分实例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经济活动，但在此也借用经济学的原理加以了解释。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人们面临交替(选择)关系。人们时时面临交替或选择关系的本质是对稀缺资源(包括时间、精力与物质)的争夺或是分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面对的选择题不胜枚举，比如：
考大学时，选择北大还是清华、报文科还是理科、学经济还是习法律……
毕业时，选择工作还是继续深造，在国内读还是出国念……
周末要选择做家务还是出去，体育活动、文艺活动还是SHOPPING等等。
考虑到可行性，针对同一需要，不同的人可选择的范围是不同的，既与个人的偏好有关，更受个人财力状况的制约。比如累的时候，穷人可能会小睡一会儿，富人则可能选择做一个按摩。一般而言，富人的选择兼顾多种需要的满足，比如，富人购买一部宝马汽车，就包括了马斯洛理论提及的前四种需要。在商业活动中，消费者与供应商互为稀缺资源，供应商要争夺消费者的金钱，消费者则是在诸多厂家中挑选适合自己的产品。基于这个判断，作者在此大胆做出一个预言，就是五年内北大清华会面向社会打出广告去招生。这样判断意思不是说五年内北大清华招不到学生了，而是北大和清华之间要互相争夺最优秀的考生。
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减少选择的成本，增加选择的机会。比如，企业实行股份制并进而上市就降低了投资的门槛和风险；如果允许大学生转学或转系就可以减少一考定终身的弊端等等。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二：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这是因为人的能力与时间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资本性的生产要素。在很多情况下，某种行动的成本并不像乍看时那么明显。
当然机会成本不等于现实代价，测算机会成本的现值时应当充分考虑概率因素，当机会出现的概率高到一定程度时，就应该首先考虑机会成本。一个极端的情况是遇到打劫的时候，千万不要舍命不舍财。
控制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关键是弄清楚药品费用上涨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造成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因素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合理因素即不可控因素，如人口增加和老龄化、疾病谱改变、慢性病增加、居民保健意识增加、药品成本提高等；二是不合理因素，如价格管理存在漏洞，医疗补偿机制不完善，以药养医、用药管理松懈，现行的医疗制度存在弊端和不合理用药等。
药品费用控制要从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即医院，付费方、需求方即病人等方面着手，重点是在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的基础上控制费用上涨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核心是合理使用有限的卫生资源，保证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特需性。
目前国内外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如药物利用评价[1],药品价格控制，风险共担合同[2],制定基本医疗目录和医疗保险用药目录，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改革城镇职工医疗制度即费用共担[3],以及职业道德教育。这些方法对控制药品费用的上涨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一是它更多地考虑药品的价格，而忽视了药品的成本效果，因而其在控制药品费用短期上涨的同时，可能带来药品费用的长期上涨；二是它对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的控制带有一定的强迫性，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药物的经济学评价可弥补这一缺陷，它从药物的成本和治疗效果两个角度出发，综合评价药物治疗的成本效益。
一、药物经济学。
（一）定义：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是指药物治疗对卫生保健系统和人类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和产生效果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地说，药物经济学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手段，结合流行病学、决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分析不同药物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方案与其它方案，如手术治疗以及不同医疗或社会服务项目，如社会养老与家庭照顾等的成本、效益或效果及效用，评价其经济学价值的差别。药物经济学的服务对象包括医疗保健体系的所有参与者：政府管理部门、医疗提供单位、医疗保险公司、医生以及病人。药物经济学目前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4种：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analysis,CMA）,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CEA）,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analysis,CUA）和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
1.最小成本分析：最小成本分析是在临床效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何种药物治疗，包括其它医疗干预方案的成本最小。它首先必须证明两个或多个药物治疗方案所得结果无显著性差异，然后通过分析找出成本最小者。由于它要求药物的临床治疗效果，包括疗效、副作用、持续时间完全相同，应用范围较局限。
（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http:??www1lunwennet1net）2.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是较为完备的综合经济评价形式之一，比较健康效果差别和成本差别，其结果以单位健康效果增加所需成本值即成本效果比值表示。其特点是治疗结果不用货币单位来表示，而采用临床指标，如：抢救病人数、延长的生命年、治愈率等。成本效果分析的比值通常采用两种表示方法：（1）成本与效果比值法：成本与效果比值，即每产生一个效果所需的成本。（2）额外成本与额外效果比值法：是指如果给予一额外成本，是否能产生额外效果，成本效果分析虽然受到其效果单位的限制，不能进行不同临床效果之间的比较，但其结果易于为临床医务人员和公众接受，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常用手段。
3.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效果的发展，与成本效果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均用货币来衡量成本，并且测量结果也都采用临床指标作为最终结果的衡量参数。所不同的是成本—效果为一种单纯的生物指标，如延长寿命时间、增加体重、降低的血压数等。相反，成本效用分析中的结果却与质量密切相关，注意到病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采用效用函数变化，即常用单位是生活质量调整年（qualityadjustedlifeyears,QALY）,而非健康结果变化。可以进行不同疾病药物治疗措施的比较，是近年来受到推崇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然而，不同疾病影响病人生活的不同方面，通用的生活质量指标不能反映疾病的特殊性，因此，药物经济学研究界对于成本效用分析的合理性尚有争议。
4.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成本和结果均以货币单位测量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与成本效果分析所不同的是结果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具有直观易懂的优点，还具有普遍性，既可以比较不同药物对同一疾病的治疗效益，还可以进行不同疾病治疗措施间的比较，甚至疾病治疗与其它公共投资项目，例如公共教育投资的比较，适用于全面的卫生以及公共投资决策。然而，许多中、短期临床效果变化，例如患病率、死亡率、残疾状态难以用货币单位衡量，有关长期效果的数据资料很少或者很不全面，而且经济学家以外的临床医疗人员和公众很难接受以货币单位衡量的生命、健康的货币价值。所以，成本效益分析在卫生经济学以及药物经济学研究上的应用远远少于成本效果分析。
（三）实施步骤：药物经济学分析的实施需要10个步骤来完成：（1）明确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问题；（2）确立研究的观点；（3）治疗方案和结果的确立；（4）选择恰当的药物经济学方法；（5）结果的货币价值；（6）资源的区分；（7）确立结果事件的概率；（8）决策分析；（9）进行成本兑现或敏感性或增量成本分析；（10）结果表示。
必须明确药物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观点。
药物经济学的观点可来自于社会、付费方、机构、部门、病人、任何或所有这些方的一个结合。其次，必须区分治疗方案和与它们相关的积极或消积的后果。选择药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其治疗结果用货币价值来表示。药物获得成本与医疗成本包含在与临床效果直接相关的成本之中，也可来源于文献或者历史记载，也可以将其建立在合理的假设基础之上。
二、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控制药品费用上涨方面的作用。
药物经济学不仅注重药物治疗的成本，同时也关注药物治疗的结果，因而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药物经济学的作用主要通过下面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指导新药的研制生产：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需求取决于商品的价值和质量。药品虽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但其仍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其需求同样的取决于药品的价值和质量（效果）。药品的成本效果（效益）越大，其需求量也越大。因此，对研制生产药品的厂商来说，必须尽可能研制生产出成本—效果好的药品，从而获取所需的利润。药品生产厂商可根据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作出是否生产某种药品或在遵循药品价格制定原则的前提下适当降低药品的价格以提高药品的成本效果。
（二）用于制定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用药报销范围：目前我国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主要是根据临床医疗需要来考虑的，即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经济因素、价格因素考虑较少。该药物名录适用于全民，主要是指导和规范临床用药行为。基本医保医疗用药核销范围的药物遴选是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基础形成的。用药核销范围既考虑临床需要，又考虑经济等综合因素。其经济因素主要指药物的疗程价格，它没有考虑药物治疗过程中的其它费用，如检查化验费、住院费等；它也不考虑药物的成本—效果比或成本效益比，因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目前国外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确定药品报销范围时，除了要求厂商提供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外，还要求厂商提供该药与国内治疗同样疾病的最常用药物或以适当的非药物治疗措施作为对照比较物的药物经济学结果，国家指导委员会将参考药物经济学的结果来作出是否给予报销的决定。
（三）帮助医院制订医院用药目录、规范医生用药：
目前我国许多省市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上涨，开始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政策。其基本思想是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降低医院的药品收入，使药品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政策的推行，对医院的药品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医院尽可能使用疗效好、价格低的药物，即成本效果好的药物，将成本效果好的药物纳入医院的用药目录中，以便药物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药物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医院将那些成本效果好的药物选进医院用药目录中。同时，医院用药目录的制订可规范医生的用药行为，阻止不合理用药。
（四）确定药物的适用范围：任何药物都不是万能的，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对患某种疾病的某一人群有效的药物对另一人群不一定有效，其成本效果也是低的。例如，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高胆固醇血症病人，是公认成本效果好的治疗措施，而用于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成本效果不佳。若将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许多没有危险因素的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不但不能降低医疗费用，相反将引起医疗费用的上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是特定人群特定疾病药物治疗的成本效果，因而其针对性较强，目的比较明确。
（五）帮助病人正确选择药物：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医疗体制的改革，病人的自我保健意识将逐步增强，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也将因此有所改变，不会纯粹是医疗服务的供方市场，尤其是药品服务，越来越多的病人将会自己到医药商店选择和购买药品。因此，病人对有关药品信息的需求将会增加，尤其是药品的价格、效果和成本效果。
关键词:西斯蒙第;生活福利;经济伦理
中图分类号:F0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09-02
对于古典经济学来说,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科学,是发财致富的学问,增进国民财富是主流经济学的一致看法。而西斯蒙第则一反主流经济学家的唯财富生产论,强调政治经济学要为了所有人的生活福利,从而开创了经济学人本主义的先河。
一、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人
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人类,或至少是人类的物质福利,政治经济学归根结底应该能增进人类的幸福,它不能只考虑财富本身而忘掉人类。西斯蒙第指出,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表征,是人们获得物质幸福的手段。他说:“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
西斯蒙第批判古典主流经济学家把手段和目的颠倒过来。他批评斯密所谓的拥有财富的人总是关心财富的增加,认为斯密没有考虑财富与应该享用这种财富的人的关系。西斯蒙第也指责李嘉图忽视人的需要,不注意消费,过分沉迷于抽象,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思维推论的空论。他说:“李嘉图先生被英国人认为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的无数学生今天还以盲目的信任一再宣扬他的英明论断,这位先生跑得更远;他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他只说这门科学的目的就是无限制地增加财富。”[1]对于李嘉图这种只注重财富生产的观点,西斯蒙第质问道:“怎么?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吗?”[1]认为,古典学派只关心财富不关心人,实际上是为了抽象的理论而牺牲了人和现实利益。
西斯蒙第把人的生活福利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伦理准则,是对经济学研究目的的深刻把握,反映了他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他对主流经济学家唯财富论的这样一个修订,突显了他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倾向,具有划时代的现实意义,这对中国当前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具有重大的启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它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切以改善人的生存条件,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为准则,实现人的愿望、满足人的需要、维护人的利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这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一次彻底纠正。传统发展观的错误在于它片面地把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把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当做目的,看不到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需要。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经济增长论曾经广为流传,这种发展观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忽视人的需要,致使一些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即经济有了较快增长,但普通民众并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实惠,反而带来分配不公、失业率上升、腐败严重等社会问题,有的甚至引发政治动荡。所以,我认为西斯蒙第追求人的生活福利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中国当前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二、经济学要关注所有人的生活福利
西斯蒙第认为,经济学不能只考虑少数人的致富问题,更要关注大多数、乃至所有人的福利问题。“如果立法者既不忽视少数人的发展,又不忽视所有人的幸福,如果他组织成这样一个社会,其中不但少数人享尽荣华富贵,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其他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得到保护、受到教育、精神焕发、物质充裕,那他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毫无疑问,这是天下最崇高的一项任务。”[1]这就说明了他对政府的要求是要保证所有人的幸福。他认为,政府是为所属的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建立的,所以,它必须经常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 在他看来,某个国家里,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经常感到匮乏,生活极不稳定,意志被挫折,精神被断伤,人格被贬低,即使上层阶级获得至高无上的人类幸福,充分发挥一切才能,享有一切公民权利,极尽人间的乐事,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不民主、不完善的国家。所以, “一般说来,完美的社会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同样有利,政治经济学教导我们通过改进的办法来保留这种制度,而不是它。”[1]他认为,财富既然是人的物质享受的表志,我们就应该使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西斯蒙第批判斯密的经济学是只利于富人更加富裕的学说。他认为,斯密只是考察了富人财富总量的增加,没有区分富人增加财富的方法,“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财富:他们有时用增加新产品的方法,有时窃取原来应该属于穷人的一大部分财产。”[2]这样,在西斯蒙第看来,斯密的学说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了巨大的两极分化,它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因此,为了纠正斯密的错误观念,他主张应该维护弱者的切身利益。他说:“我们是从经验中感到需要我们所呼吁的那种保护权力的;保护这种权力是极其必要的。只有保护这种权力才能越出增加产品的实际计算范围而考虑大家的享受和温饱的增加,实际计算只能决定个人享受,而各个国家所应该追求的目标却是要使人人都能获得温饱。”[1]
西斯蒙第关于经济学要为了所有人生活福利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现了他对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关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他不仅从道义上批判了那种只让少数人获得永无止境的物质享受而使广大人民群众贫困和痛苦的国家,而且,还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经济学分析中得出结论:要增加人们劳动产品的销售额,不在于增加富人的收入,而必须增加穷人的收入。西斯蒙第关于经济学要以所有人的生活福利为目的的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伦理准则,对以后的经济学家影响极大。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力图在经济理论分析中注入大量的对所有人福利关注的精神。陈岱孙先生认为,这是受了西斯蒙第的经济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约翰・穆勒指出:“只有在落后国家,增加生产仍是一项重要目标。在最先进的国家,经济上所需要的是更好地分配财产”;“如果人民大众从人口或任何其他的东西的增长中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2]约翰・穆勒甚至还呼吁:“总产量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立法者和慈善家就无须再那么关心绝对产量的增加与否,此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分享总产量的人数相对来说应该有所增加。”西斯蒙第关注所有人生活福利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代经济学家影响也极大。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其《经济学与伦理学》一书中也认为,如果社会中境况最差者的境况有所下降,是不能认为实现了一定社会改进的。他主张要对社会最底层劳动人民给予关怀,认为经济学家不能只关心财富的增加,更要关心财富的公正分配。收入和财富如何公正分配,罗尔斯在关于正义的第二个原则中认为,“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3],在他看来,“虽然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无法做到平等,但它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3],这些思想都与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思想如出一辙,可见西斯蒙第经济伦理思想的价值。在中国当前,社会收入差距还很大,基尼系数严重地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尤其是广大的农民以及城市低收入阶层,他们的生活还很艰辛,有些连基本的生存问题都还难以完全保障,这都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要更多地向他们倾斜,只有做到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才能落实为了所有人利益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M].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20-147.
[2]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M].胡企林,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20.
[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寥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1.
On Sismondi’s Economic Ethic Thoughts about Welfare for Everybody
LIGu-xin
(Department of Law, Hunan Int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Changsha 410425, China)
在法经济学家中，基于对帕累托原则的争议较少，因而该原则被衡量化地称为“帕累托标准”。法经济学家习惯性地将社会行为抽象成简介的数字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法律的社会经济效益目标的价值是否符合帕累托标准。为了能够实现模型化的分析，法经济学将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作为其基本出发点，即人都具备一种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动机并由此实施行为，总之，人都是理性的、功利的。人的行为通常都是在充分理性的约束下经过反复权衡、比较之后才决策的，这种比较通常以效用为其考量的依据。惟有经过事物之间量化的比较之后，人才能以一定的理性范式进行选择，其目标就是收益最大化。宏观上，只有具备完善的法律体系与科学的制度结构，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才会演变成一种无意识的助动力，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的有效增长。[3]法经济学将理性最大化作常态化处理为一种基调，并将其直接代入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目标的研究中，以此为基础推算出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充分条件并实现目标与路径的有机统一。
然而，实践中的市场与社会是充满各种变化的。行为人之间的诸多复杂性因素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大量存在，往往所构想出的自由状态只存在于研究者的沙盘中。在制度的框架下，社会本身只能通过相应的规则尽量减少市场交易成本以达成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对交易成本的分析方式显得尤为重要，学界普遍认为该分析方式是理性最大化假设的一种重要分析工具；此外，一个关于人的内在偏爱的可比性的难题亦会呈现出来，对个人效用最大化与社会财富最大化的追求是产生该难题的充分条件。依据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可得出这样的论点：每当行为人打算将所有可能的选择依照优先顺序排列时，其必然是基于理性这个先决条件并且必须对每一次选择附加一种金钱等价物。但联系上文则可以看出这个论点是存在疑问的。若是从人文的思维方式来观察，诸如爱情、友谊、信任、生活本身等等感性的事物显然是无法量化的。因此，法经济学家通过分析行为人的具体行为方式与倾向将其抽象化为一种变量，将该变量代入到经济学的市场交易分析方法中并结合理论得出一套模型，再将该模型用于解决如何消除或削减在市场中因存在的垄断、公共物品供给和外部性等因素而出现不合理状态的社会交易成本；同时假以制度的构建来引导和规范民众的行为，最终达成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标。
导入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针对法经济学的理性最大化假设基础，侧重法经济学的道德行为分析可以把行为人的抽象化假设模型还原到真实社会生活中充满感性的“自然人”，推算出非理性因素在实践中对理性假设模型下的个人行为产生的影响程度，继而完善法经济学的方法论。
下面我们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行为人的动机、偏好以及他们的关系来解构理性经济人的道德行为。
（1）理性行为人的动机、偏好及相互关系
假定不同环境的约束与激励作为常量，对行为人的利己动机进行考量，一般可得出的三种表现形式：①在偏好排序中利己因子比重较大时表现为利己行为；②在偏好排序中利他因子占据优势时表现为利他行为；③利己与利他行为的不稳定交叉呈现。但若将外部约束力作为条件加以推演的话，行为人最终只能求取一个偏好因子的最大化，要么利己，要么利他。[4]
如果行为人原有的偏好特别稳定，约束条件的变动也可能无法改变其已有的偏好，从而该行为人的最大化结果也显出稳定因素。换言之，行为人的偏好及其排序是约束条件的函数，每次决策，行为人的偏好都将被其自身意识重新排序。行为人偏好的稳定，系指行为人选定偏好顺序后的稳定，而由自身意识决定的偏好顺序的选择并不必然长期稳定，它可能依环境约束的变动而变动，是相对的稳定。[5]
为了使行为人效用函数显得更为简化，更能为统一的模式所建构，我们可以把属于正能量的道德因素（譬如乐于奉献、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大公至正等正能量行为）看作是转化了的利他因素，即一种可被效用函数代入计算的利他偏好因子。如此，改进饱受非议的关于偏好稳定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将成为可能，走出通过将既定的偏好常量代入理性经济人行为函数而无法正常描述行为人多样性的困境。继而，古典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机制下起驱动力作用的利己心，与其在真实社会环境中由道德因素而产生的同情心，就不会被大众误解读为表达两种互不兼备的不同动机的异化概念，进而在假定理性动机作为唯一不变的情况下，行为人效用函数无法被统一地建构与体现。综上分析，可以提炼出一个一般性命题――关于理性行为人动机、偏好及其行为的假设，即利己行为，系指在给定约束条件下行为人通过满足其自身的利己偏好而实现其最大化的行为；利他行为，系指在给定约束条件下行为人满足其自身的利他偏好而达成其最大化的行为。总之，不论行为人的利己行为亦或是利他行为都将在函数中推出其来源，即其作为常量的利己动机。
（2）“理性经济人”的道德趋向
笔者认为“理性经济人”是具有道德心的。一方面，经济人概念本身就具有道德性；另一方面，在市场这一大环境下，“理性经济人”的道德通常是一种消极地实现、客观的实现而非积极地实现、主观的实现。
关键词：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矿产经济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矿产资源跨期优化配置机制研究”（11&ZD163）
作者简介：魏晓平，女，中国矿业大学煤炭资源开发与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徐州 221116）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41-04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是人类现代文明重要的物质基础，它能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世界上许多资源富裕国凭借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使得本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也得益于矿产资源持续的、大规模的开发与利用，然而，在矿产资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面临着资源开发过度、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挑战。
矿产资源是可耗竭资源，由于它的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其开采利用最终会导致其可采储量为零，从理论上讲，就是达不到持续利用。这就意味着如果将可耗竭的矿产资源作为生产投入是必需的，那么生产和消费就不可能无限期维持下去。于是1970年论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可耗竭资源最优利用及其最优开采路径等问题的讨论，并围绕该议题涌现出数量很多的研究文献，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Solow（1974）[1]（P29-45）、Stiglitz（1974）[2]（P123-137）和Dasgupta与Heal（1974）[3]（P3-28）的3篇巨作。后来许多资源经济学家认为，以Dasgupta-Heal-Solow-Stiglitz（DHSS）为代表的初期研究，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基础之上的，但DHSS后续的研究放松了某些假设，改变了某些约束条件，使得理论研究更贴近现实。但是资源的最佳开采利用路径与实际开采路径经常是背离的，且很少有文献对理论和实际的背离给予充分的解释。美国著名地质学家Hubbert于1950年代提出了“石油峰值”论，他认为矿物资源开采呈现钟形曲线的耗竭规律，即在达到峰值之前开采量逐年上升，达到峰值后开采量将呈现递减的趋势。但对于中国化石能源何时达到峰值，峰值是多少，存在诸多争议。理论和实践都在呼唤运用最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总结研究当今世界各国矿产资源开采利用的特点、规律，并期待更加全面、系统、科学的矿产经济理论著作的出现。
中国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还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矿产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市场竞争机制、政府监管机制还不完善。长期以资源低价形成的“低成本竞争”的发展模式已经使得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付出了极为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目前仍有很多人（包括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可能还会有二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所有这些预测，既没有考虑能源资源大规模持续扩张导致的能源危机，也没有考虑环境承载力的约束，显然对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预测并没有将资源环境作为限制条件。但是这个问题却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间，关系到后代与其前代是否具有可以分享同样的物质财富的权利，严格地讲，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承载着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因此，探索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及其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当前理论界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成金华教授等人编著的《矿产经济学》（后文简称“《矿产经济学》”）一书，总结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从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视角，对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矿产资源价格、供求特征、代际配置、外部性治理、矿业权市场等重点、热点问题展开了经济学分析，并对可持续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内涵进行了新的探索。笔者认为，其主要特点有三个方面。
一、系统构建了矿产经济学理论[KH*3]分析框架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进程的推动下，把以矿产资源为主体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展开了一系列经济活动。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在此背景下矿产资源经济学应运而生。与一般经济学的主题一样，矿产经济学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就是针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和现实，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矿产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进行合理分配。近半个世纪以来，围绕这一任务，许多经济学家和从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与管理研究的学者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不同版本、不同体系的矿产经济学著作。其研究的问题包括了矿产资源的分布、采选与利用，以矿产为基础的工业规划和发展，矿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矿产对国际、国内经济的影响等诸多方面，研究成果表现出了较强的学术性和实用性，为人们如何有效地促进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和利用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的指导。
近30年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过度开发矿产资源而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进行反思，其问题的本质归根结底就是如何保护稀缺的矿产资源，使其能够永续开发利用。面对新的增长模式，作为经济学独特分支学科的矿产经济学，一方面要肩负着传统经济学的重要使命，即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建立一套能够合理解释并有效指导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解释和揭示其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及其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更要与时俱进，在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可耗竭资源优化配置理论与实践上作出新的探索，从而为政府、矿业企业等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实践中提供系统的科学理念、思想方法、工具手段及政策建议等。为此，矿产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一样，既要回答人们在现有的资源赋存条件下，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等重要问题；又要回答并解决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带来的环境外部性与代际外部性问题，进而塑造完善矿产资源特有的经济世界。《矿产经济学》正是秉承了这样一种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系统构建了矿业经济学理论分析的新框架。
《矿产经济学》绪论部分作为全书内容提纲挈领的总领框架，勾勒出了这本新著的总体轮廓和来龙去脉，并从中引出各章节研究的具体问题、线索与思路。其他各章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重点讨论了八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矿产资源的需求。从影响矿产资源需求的宏观因素及其特征出发，概括出了矿产资源需求的波次性规律。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矿产资源需求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揭示了矿产资源消费总量与强度动态变化、人均矿产资源消费、消费速率变化和矿产资源循环再利用的基本规律，为资源总量的宏观预测提供了微观经济学基础。第二，矿产资源的供给。从矿产资源供给的含义与性质、矿产资源供给的技术经济储量分类两个层面介绍了矿产资源供给的特性，并围绕矿产资源供给曲线和矿产资源供给的价格弹性问题，阐述矿产资源供给的生产者行为。特别从矿产资源供给安全、保障程度以及战略储备的角度阐述矿产资源供给的理论特征。第三，矿产品市场与价格。从矿产品市场的概念出发，在介绍矿产品期货市场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国际国内矿产品的市场格局和矿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对我国亟需进一步开展的矿产资源税费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第四，矿业权市场。矿业权是矿产资源市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章在明确矿业权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矿业权市场及其基本经济关系，通过对矿业权市场运行机制的阐释，提出了矿业权市场管理体制与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第五至第七方面是该书的研究重点，也是该书的亮点所在。作者基于前述的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矿产资源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了回答。其中，第五，矿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福利观，从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优利用原则、最优耗竭率确定的基本条件和最优耗竭模型等方面，讨论矿产资源的最优耗竭问题。同时，还对代际均衡与最优经济增长、不可逆性和资源保护等资源经济学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评价。第六，矿产资源开发的外部性与治理。通过运用外部性一般理论，从矿产资源开发过程的外部不经济性、时间外部性、生产外部性角度，阐述矿产资源开发外部性的主要表现及特征，并从外部性对矿产资源价格的影响、外部性的帕累托最优定价以及外部性的利益关系主体等方面，分析了外部性对矿产资源配置的影响，进而讨论了克服外部性的方法手段及其战略选择。第七，矿产资源战略评价。该章首先界定了矿产资源战略评价的内涵与边界，分析了矿产资源战略评价理论、方法及模型，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了矿产资源战略评价的指标体系。第八，能源矿产、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勘探开发利用的经济问题。
以上该书的分析架构确立了矿产经济学的研究边界，丰富了矿产资源的研究内容，完善了矿产经济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发展了矿产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为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多角度探讨了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主题
进入21 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呈现了新一轮化石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加速增长趋势。矿产资源的日渐稀缺与旺盛的社会需求矛盾不断升级，巨大的利益推动导致中国乃至全球性的矿产资源市场秩序混乱，恶性竞争不断。如何规范市场秩序，促使矿产资源有序开发，实现矿产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具备以下重要条件：把握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市场机制和矿产资源优化配置原理，实现科学认知，加强资源管理创新。从当前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实践来看，人们对如何创造和完善这些条件的认识正在形成。《矿产经济学》围绕这些目的与条件之间的内在关系展开了多角度的探讨，构成了该书的亮点。
首先，《矿产经济学》运用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供求分析方法，分析了矿产资源需求与供给这两个基本问题，探讨了矿产品市场与价格问题，重点论述了矿业权要素市场，为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市场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持。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中，该书既充分讨论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各种机制的相互联系及作用机理，又引证了丰富翔实的数据对所述原理和观点提供强有力的实证支持，对经济系统内影响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全面阐释。特别是对矿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体制改革和矿业权市场及其管理创新的论述，使读者有畅快淋漓和耳目一新之感。
在后续的内容安排中，《矿产经济学》主要从宏观上对如何实现矿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展开进一步讨论，并强调发挥非市场机制尤其是政府“看得见的手”作用的重要性。该书还根据帕累托效率的改进和成本收益分析、最低安全标准和代际公平等问题的论述，从可持续发展的福利观视角，阐述了矿产资源的最优耗竭、代际均衡与最优经济增长以及不可逆性与资源保护的理论问题。当然，理论描述的原理是理想世界的状态，在现实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人们的行动并非能够完全遵循矿产资源最优配置的意图展开。该书对矿产资源开发的外部性与治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矿产资源战略评价这一章中，作者站在全局和整体的高度，运用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分析构建了矿产资源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协同机制。这些内容的设计与安排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如何从市场的外部着手，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指导。
三、针对性展开了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思考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既具有普遍性规律，也具有明显的国家和地域特征。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口众多，矿产资源总量虽大，但人均占有量低，且目前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长期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与环境代价，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中国政府为积极应对国际国内的资源环境挑战，提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署，并把实现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到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进行了全面规划和部署，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但是这些规划、部署的落实和实施，需要各行各业尤其是矿产资源从业人员，认真学习和掌握矿产经济学的有关知识，自觉按照经济规律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律办事。从这个意义上讲，《矿产经济学》的出版适逢其时。该书在阐述矿产经济学原理、规律和观点时，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对当前我国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出现的问题直言不讳，提出的对策措施有针对性，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智慧支持。
从矿产资源的自然物理属性及其所体现的经济价值而言，人们通常将矿产资源划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等几大主要类别。受到成矿规律和区位地域因素的影响，这些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除了共性之外，还有其特有的个性，因此必须对其在开发利用中所呈现出的具体技术、经济、管理等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促进对策，真正起到分类指导的作用。作者基于以上考虑，特别在《矿产经济学》最后设置三章，分别讨论了中国能源矿产、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开发利用中的技术经济与管理问题，运用大量的实证资料，对这些矿产资源的地理分布、经济作用、发展现状与趋势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对不同类别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及如何建立安全的保障机制，分别提出战略措施与对策思考。比如：针对供需缺口大的战略性能源矿产应如何建立能源供应的安全预警机制及能源战略储备体系，如何促进石油进口和投资渠道的多元化的管理体制等问题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针对我国金属矿产人均占有量少、供需矛盾突出、资源品位低、综合利用率低等问题提出了完善战略储备，拓展境外市场，提升科技发展和实施矿业循环经济的具体措施与对策思考；针对中国非金属矿产资源相对匮乏，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生产工艺落后，产品质次价低，资源根基破坏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现实，在如何加大勘探资金投入、增加后备矿源，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完善节约资源开发的环境保护机制等具体措施、政策建议方面有其独特的见解。这些思考对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和永续性，促进矿产资源安全均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一定的可操作性，对政府部门和矿业企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矿产经济学》是一部对矿产经济学理论体系及前沿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专门著作。该书明确了矿产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构建了现代矿产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实现了矿产经济学研究的综合创新，为矿产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为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与实践的深化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该书对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和从事矿产资源技术、经济、管理的工作人员掌握矿产经济问题的分析思路与分析手段，了解当前国内外矿产经济发展趋势也提供了学习的素材和工具。从表述形式上看，该书主线清晰，观点明确，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数据翔实、引证深入浅出，使得该书具有较好的学术性及可读性。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和实业界的关注，从而有助于推进中国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更加深入，为中国矿业发展和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Solow，R.M.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exhaustible resource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4，（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