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2 09:33:1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劳动力供求理论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d on the reasons from the angle of theory of supply and demand, dual labor market and theory of reserved wages. To help solve this problem, we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 make the rela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better, break the segment of labor market and expect that medical students obtain conscientious and initiative adjustment of employment.
关键词: 医学生自愿性失业;大学毕业生供求;劳动力市场;保留工资
Key words: voluntary unemployment from medical graduates;supply and demand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labor market;reserved wages
中图分类号:F0;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5-0223-02
0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对人才的不断需求,高校毕业生持续增长。从2010年全国大学生毕业人数630万到2012年毕业学生680万之多,使得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国务院关于批转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中指出:“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就其社会影响力而言,医学生就业是一个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的“假过剩”,所以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医学毕业生毕业时不找工作,闲在家中,或是不满足已有的工作而继续寻找工作。
1 大学生自愿性失业概念的界定
自愿性失业指有劳动能力的大学生毕业后愿意就业却找不到工作的现象。据此我们认为,医学生自愿性失业者要满足的条件有三个:
①具备劳动能力;②想找工作;③找不到理想工作[1]。这类主观选择自愿性失业的高校毕业生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毕业后虽然暂时勉强走上工作岗位,但内心并不满意工作机会,在工作中没有全身心投入,以希望再学习等原因放弃的;二是由于专业成绩、性格原因等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三是报考研究生的大学生,由于受到就业竞争压力及其对报考专业的热爱和深思熟虑希望深造,而选择不找工作。
2 医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
2.1 从医学毕业生的供给与需求分析自愿性失业 依经济学上的供给需求理论所讲,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时,我们可以把它们他们看成一种劳动力生产要素,投入到就业市场,所以,作为生产要素供求的大学毕业生供求与普通的商品供求是有差别的。在各种工资水平下,当有就业能力和愿望的毕业生数量与有雇佣和雇佣能力的用人单位的用人数量达到一致时处于供求平衡,反之则供求不平衡。
2.1.1 影响供给的因素分析 通常,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时主要考虑的是工资和环境,在这种要求下形成的择业心理有:
①看工作环境是不是对他们以后的发展有利。于是他们会首选地市级的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当县级及以下企事业单位用人时,他们往往采取观望态度,不主动。②看福利是不是好,工资有没有提升空间。由于城乡不一样的收入水平及有些单位有市场风险,医学毕业生基本上都希望进收入稳定、福利待遇好而且有一定潜在收益的部门。③就业期望值过高。一些医学毕业生总是想把握住最佳机会,宁愿放弃多次机遇,甚至最后闲置在家等待时机。④由于经验上的欠缺和专业学历不高等原因,使得部分医学毕业生缺乏自信,从心理上打退堂鼓,认为只要再苦读几年就能有更好的机会,因此选择失业为经验积累时间。
2.1.2 影响需求的因素分析 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表现在:
①体制性因素及机构改革的压力使得医疗卫生事业性单位入职标准提高。②各个层次的医疗卫生单位尤其是企业性质的单位在市场竞争中的压力迫使他们考虑成本因素,新入职医生要拥有工作资质给单位带来经济效益的能力,需要大量的培训和经费支持,所以招聘应届毕业生心理期望降低。③毕业生市场逐渐饱和,竞争压力很大。④信息不对称、市场混乱也让毕业生更难找到合适的工作[2]。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 分割理论 启示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产生及二元学派的核心思想
在20世纪60年代,很多不悦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一些理论不过是囊括了不同制度因素的影响,这是对传统理论的拓展;而另一些理论则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对劳动报酬和就业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是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义学派。
分割主义学派既起源于比较时髦的现代社会,也起源于源远流长的历史陈迹。其现代起源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60年代对美国城市劳工和贫困问题的研究,基点在于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以改善其物质财富,但却以失败而告终;二是按阅历划分的方法,为激进经济学家将美国工人阶级“肢解”为政治“条块”的理论提供了武器。从历史渊源看,其源头也许要追溯到约翰·穆勒和凯恩斯的时代。穆勒和凯恩斯曾公开反对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力市场具有竞争性质的学说,而倾向于具有非竞争性的其他学派;而对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北美制度经济学家来说,两人的学说则奠定了劳动力市场细化和结构化的基本概念。
现代分割主义学派的理论可谓多种多样。它们的分析过程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研究兴趣的关注点(报酬或流动),市场分割的界限(如按工作划分、按产业划分、按性别划分、按人种或年龄划分等等),所采用的调查研究方法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按“两分法”梳理这些分歧,顺藤摸瓜,便可得到一个双元结构图,其间,有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区别。这种区别最初是由皮奥雷(Piore,1970)提出来的。相对于职位竞争学派和激进学派而言,二元学派的研究较为具体,针对性也很强,故本文重点在简要介绍其核心思想的基础上,探讨其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启示。
现代的双元结构理论就是按与穆勒相似的命题来发展的。皮奥雷的下列描述是著名的。
一级市场的就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安全性好,作业的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但相比较而言,二级市场的工作便大为逊色: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武断且粗暴,毫无个人升迁机会。二级市场的就业者多为穷人。双元结构的分界线主要在于劳动报酬。二级市场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工资低,极易失业;此外,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无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报酬,甚至不允许向一级劳动力市场流动。
传统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注重供给方和劳动者个人等因素的作用,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强调需求方和制度性因素的重要影响。因此,可以把双元结构派看成是强调工作特征,而不是强调工人特征。但是,强调工人特征的双元结构理论也是存在的:二级市场的工作多由非白种人、妇女以及年青人来承担,按劳付酬的规则在这里一般是行不通的。
一级市场的工作看上去是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组成部分,就是说,工资及劳动力资源配置等与就业结构有关的事宜,是由管理及制度性规则来调控的,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此类工作安排优先考虑现有的组织内部成员,甚至可以说只向现有的组织内部成员开放;这些组织可能是企业、公共机构,也可能是行业协会或工会组织。内部市场的工资结构安排主要根据组织内部的需要来制定,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态没有多大关系。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主要靠工资波动来解决,而内部劳动力市场却不是这样。内部劳动力市场解决供求失衡的措施主要有招聘、培训、工作的重新设计、分包、调整产出量等。
二、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新意与理论贡献
长期以来,分割主义学派标新立异的行为,特别是在关于贫困、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教育和培训、市场垄断、失业等方面的理论分歧,一直是传统经济学家的谴责对象。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分割主义学派的命题在实证上是错误的,如果从竞争的角度出发,将能更好地解释这一问题。因此,按传统经济学家的工资观点,二级市场工人的劳动报酬之所以在低水平上徘徊,是因为他们素质和生产效率低下;而低能力低报酬,正是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题中之意。这个观点正应了希克斯的一个权威结论:拙笨者低薪水,价有所值,不足为怪。用马歇尔的话说,各个区域劳动报酬的明显差别,蕴含于看不见的由竞争形成的效率工资之中。就工作的稳定性而言,工作作为一个进身阶梯,都是在特定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形式。在一级市场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中之所以要保持工作和员工的稳定,是因为企业的职业技能具有明确的分工;稳定及内部擢升规则既有助于企业谋利,也有助于维护企业对员工从事人身投资的权益。工作阶梯和内部擢升的前景,既能刺激效率的提高,也能吸引人们在这些企业供职。最后,二级市场上高素质的劳动力将向一级市场转移,所以,在二级市场上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收益低下,与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根本不矛盾。
一、“刘易斯转折”的含义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不变制度工资”和“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但这种状况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亦即出现“转折”。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部门扩张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工资将保持不变,之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工资水平从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升,我们称之为工资转折。但是他在这里强调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内生变化和外生变化两种机制。所谓内生变化,就是指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或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乃至短缺,进而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导致工资水平上升。但在实际中,工资上升往往独立于内生因素,而由外生变化引起,如劳动力价格会因某些导致传统部门更加富裕的因素的发生,进而增加供给的机会成本而导致工资率的上升;他们可能有限制资本利润率的伦理观,如也许认为25%的边际利润是合理的,这样他们就会在生产率增加时适当提高工资(见刘易斯《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一文)。
二、如何看待“民工荒”
应当说,我国当前“民工荒”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但其背后的原因需要审慎分析。造成劳动力短缺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追溯:
(1)随着中央政府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力度的不断加强,农村税费的大幅下降、粮食价格的提高都提升了农业部门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从而提高了劳动力进入工资经济的机会成本,致使一部分劳动力回流农村,从而减少了劳动力市场的短期供给;
(2)从劳动力市场结构来看,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劳动力教育水平和素质的普遍提高,在劳动力细分市场中,表现为“金字塔”结构的整体上移。这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处于金字塔较下端的低技能和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带来工资上涨。事实也确实如此,民工荒伴随着大学生就业难。我国的教育体制培养了大量学历型人才,教育深化使学历型人才在市场中供过于求,而技能型人才培育不足,形成技术工人的结构性短缺。因此,当前的“民工荒”更多的是技能人才和低技能人才的结构性短缺,而非劳动力的整体性短缺;
(3)从劳动力的特质和对劳动力的典型态度来看,我国劳动力供给正面临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力。由于他们的物质条件相对优越、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他们的就业观念同第一代农民工具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对于工资偏低、长时间加班、工作条件不好等都能忍耐,但这却对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吸引力,他们对工作条件、工作待遇有更高的要求,劳动力的局部性短缺正反映出他们对于超低工资、差工作条件的无声反抗。调查表明,我国民工工资待遇10年中基本没有大的变动,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12年来只有68元人民币;
(4)从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来看,刘易斯观察到依据“不变制度工资”理论,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应使工资保持不变,但实际上工资仍然保持上升,而且“城市工资的增长比我们预言的要快得多”(见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一文)。传统工资制度总是基于劳资对立的分析框架,利益在劳资双方博弈中“此消彼长”。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企业倾向于采取诸如工资分享制、效率工资等手段来激励工人和共享企业发展成果,这无疑提高了工资水平。总之,当前中国出现的“民工荒”是短期性、结构性、局部性的,而远非长期性、整体性、全局性的,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资形成机制上,而非绝对供给的因素。其结果是助推工资的适度上涨,而这正符合刘易斯“第一转折”的真实含义。
三、两个转折点不能混淆
针对这个第一个转折点,刘易斯如此评论,“达到第一个转折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即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工资不变的阶段,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为此,刘易斯提出了“第二转折点”的概念,“决定性的转折点并非第一个,而是第二个,正是在这里我们超越边界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谓第二转折点是指劳动需求赶上劳动供给,此时劳动力资源将出现短缺,符合新古典的分析框架,我们称之为供求转折。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是工资转折而非供求转折。
显然,国内学术界对此的解读是存在偏差的。当前,国内学者广泛使用“刘易斯转折”这一术语,其意所指是劳动力供求关系从无限供给转向供不应求,并由此导致工资上涨。显然,混淆了第一转折点和第二转折点。刘易斯强调经济摆脱长期“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涨的原因往往是外部因素,而非供给短缺的内部因素。也就是说,工资上涨并非意味着劳动力短缺,相反,工资上涨仍将在较长时间内伴随着劳动力的充裕供给,而这正是中国将要面临的情形,切不可将工资上涨和劳动力全面短缺相等价起来。
而且,在刘易斯的理解中,第一次转折点并非至关重要,而非当前国内诸多讨论中所视为的“洪水猛兽”――人口红利的结束,比较优势的消失、发展战略的转向等等。应当说,工资增长往往先于劳动力短缺,“自然不会跳跃”,工资水平的调节使得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是一个渐进而非突变过程,大可不必诚惶诚恐。
四、低工资不等于比较优势
中国将进入一个工资上涨的时间通道,工资上涨无疑会部分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也许有学者担忧由此会带来就业机会减少和失业问题。事实上,工资上涨同时也会带来内需的增长,由此通过产品需求的扩张引致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这正是西方凯恩斯主义的成功之处。因此,这种担忧言过其实。而且,坚持农民工就是廉价劳动力和“比较优势”的观点本身就是对农民工的一种文化歧视,更有一种用歧视逻辑来进行制度安排的潜在倾向。将低工资完全等价于所谓的比较优势的传统观点无疑是片面的。
(一)价值决定公式——价值规律公式之一
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的基本观点是:“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的这个观点是价值规律的首要内容。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个量t[,1]及其总量T[,1]表示)。对于t[,1]参与价值决定,在承认劳动价值论的学者中是没有争议的。但也许正因为没有争议,人们对t[,1]的认识一般也就没有深化、细化和量化。其实,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和社会实践,t[,1]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有必要在认识上加以深化、细化和量化。
从内涵来说,马克思所说的t[,1]至少包含着三个重要的规定:一是劳动时间,并且是有效劳动时间,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二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三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基本上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生产条件。后两个规定结合在一起,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力(在这里,这两个概念完全一致,可以通用)。这样,商品的价值量(W)就是劳动时间(t)和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力(N)的函数,即:
W=f(N,t)
在这里,N又是由多种情况和要素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这多种情况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或一类生产要素,每种要素又都包含着许多方面和因素。具体说:
第一,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可以说是劳动力要素(r),其中包括劳动者的德、智、体素质,这又取决于先天的体质和智力遗传因素、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因素,特别是本人的主观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等等。
第二,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可以说是科学技术要素(e),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应用程度,相关知识、信息的获取、传递、加工、贮存、应用水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所承载的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种类和含量等等。
第三,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可以说是管理要素(g),其中包括微观的经营管理,宏观的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政治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纪律、制度、政策、措施、分工、协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力系统。
第四,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可以说是资本要素(c),其中包括资本的积累、积聚、集中、筹措、运作,生产资料的获取、配置、利用、更新改造等等。
第五,自然条件主要是土地要素(d),完整地说应该包括人类自身的自然(已列入劳动力要素之中)和人类外部的自然,后者又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矿藏、日照、气候、其他动植物、生态环境等等。
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劳动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从而都是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性因素。仅以上述五项要素列入价值决定的关系式,可得出以下公式:
W=f(r,e,g,c,d,t)
以上因素都影响到价值决定,其中有的是加和关系,有的是比例关系,有的是非加和性、非线性的关系。
从外延来说,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存在着多层次的生产力,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力条件。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都可能有多个不同的生产者向市场提供;这些生产者有的是个体,有的是企业;企业中有独资的,有合资的,有股份制的,有国有的。不同生产者会有不同的生产条件、劳动力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些生产者各自的个别劳动生产率(N)可能分别等于、大于或小于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N[,1]),从而N与N[,1]的比值n(我们把n叫做相对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指数)可能分别等于1,大于1或小于1.即N=N[,1],N>N[,1],N<N[,1],亦即n=1,n>1,n<1.但无论个别劳动生产率N和个别劳动时间t怎样不同,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投放到同一市场上价格都相同,从而社会价值W都相同。因而n值越高,在相同劳动时间t里产品产量越大,产品总价值也越大。于是就存在以下的数量关系和价值决定公式:
W=t[,1]=nt
当n不变或相同时,W与t成正比;当t不变或相同时,W与n成正比,即与N成正比,与N[,1]成反比;当W不变或相同时,t与n成反比。这就是说,当劳动生产率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当劳动时间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相对劳动生产率即劳动生产率指数成正比,或者说与个别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当商品价值量不变或相同时,也就是在等质等量商品中,包括单位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劳动生产率越高,所需劳动时间越少,反之则相反。因此,我们应该区别不同情况、不同概念的劳动生产率,来全面认识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三者关系;否则就会在这三者关系上纠缠不清,争论不休。
在计算同类商品总量、部门商品总量、社会商品总量时,由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总是根据所有个别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计算的,因而这时n=1,从而,W=nT=1T=T.其中总劳动时间T=∑t=∑t[,1]=T[,1].所以,无论是同类产品、部门产品还是社会总产品的总价值量总是等于耗费在产品中的总劳动时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了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后,又在《资本论》第三卷进一步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必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总量T[,2]和个量t[,2]表示)。显然,作为完整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对社会生产、对生产部门、对社会供给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社会需求、对消费者及其购买力来说也是必要的;不仅要具有劳动耗费上的社会平均性,而且要具有劳动效果上的社会必需性,即具有两种含义上的社会必要性,也就是必须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这就是说:“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然后再根据从这样决定的商品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价值,即由“所生产的总价值除以产品数,决定个别产品的价值,而且个别产品只有作为总价值的这种相应部分才成为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因而,完整意义的社会价值,是由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社会必需总量(B)所必要的劳动时间(T[,2]=Bt[,1])决定该种商品实际生产总量(A)的实际总价值(W),并由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实际市场价值(w),即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T[,2])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包括总量价值W和单位商品价值w)。用计算公式表示,即:
W=T[,2]=Bt[,1]=B(T[,1]/A)=(B/A)T[,1]=b[,T]
w=W/A=T[,2]/A=Bt[,1]/A=bt[,1]=bnt
其中,T[,1]=T,为生产A量商品实际耗费的总劳动时间,t为单位商品个别劳动时间,n为相对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指数,b=B/A为供求系数或产品需求率或产品稀缺率。
上述公式把产品需求率b列为价值决定的一个重要变量,从而把供求关系列入了价值决定。而市场供求是复杂多变的,因此,“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样,供求变动就决定了价值变动,进而决定了价格变动。从这种新观点来看,商品价格随着供求变动而上下波动,并不是商品价格与价值偏离,而正是有规律地必然地向价值接近,与价值相一致。
再从供求变动趋势来看,“如果供求决定市场价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场价格,并且进一步分析也就是市场价值,又决定供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种供求与价格的相互作用,供求的价格弹性,会把供求、从而也把价值和价格拉向一个均衡点。这样,虽然在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就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不过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时,A=B即b=1,因此,就一定时期整体来看,价值决定公式仍然应该是:
W=bT=T
w=bt[,1]=t[,1]
这个公式里,似乎b可以消失,不再发生作用,实际上这个公式成立的条件是b=1即A=B,亦即供求平衡,实际上供求在这里仍然是起作用的,而在其他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也就是A≠B,b≠1,从而b都不能消失,供求都起作用。
总之,在以上价值决定公式中,既包含了实际劳动时间(t和T),又包含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和T[,2])。在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既包含了劳动时间,又包含了劳动生产率因素。其中也就隐含了决定劳动生产率并进而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多种情况和多种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资本、土地等等要素。在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既包含了劳动时间,又包含了供求因素,既包含了生产过程、产品供给和劳动耗费因素,又包含了交换过程、产品需求和劳动效用因素,而在产品需求中也就隐含着产品的效用因素。因为没有效用也就不可能有需求,没有使用价值就不可能有价值;而且效用越大,越普遍,需求量也就越大,两者总是成正比。因此,这一公式既保留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核,又融合了效用论、供求论、生产要素论、生产费用论、积累劳动论的合理内核,从而这个公式是一个既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基本观点、又综合了各种价值论合理因素的价值决定公式,它适用于产品个量价值和总量价值的计算,经得起生产和交换实践的检验。以这一公式为结合点和切入点,我们可以通过吸纳各种价值论的合理因素而使劳动价值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可以进一步探讨各种价值论(和以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学)的沟通和综合。
(二)价格决定公式——价值规律公式之二
马克思关于价格与价值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可见,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是劳动时间,计量单位是时、分、秒;外在的价值尺度是货币、计量单位(以我国现行纸币来说)是元、角、分。商品的价格应该以商品的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马克思关于价格的这个观点,是价值规律的又一重要内容。有人由此认为,理论价格就等于价值,诸如1小时劳动=10元之类的等式,在一些文章中时有所见,其实这些等式是不成立的。在这里,至少要加入一个单位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转换系数h,才能使两边相等:如只有当h=10元/小时劳动,才能使10元/小时劳动×1小时劳动=10元。我们设商品价格为G,商品价值为W,货币系数为h,以上关系式可通化为价格决定公式:
G=hW=hbt[,1]
这里的价格只是一般理论价格,实际市场价格与这个价格还会有或多或少、或正或负的差价,这些差价有的是由不同地点、不同流通环节商品中包含着某些追加劳动、从而商品价值变动引起的,有的是由自然条件变化(如季节、气候变化)、市场竞争因素、国家政策因素、消费心理因素、社会时尚变化,以及种种偶然因素引起的(供求因素已被列入价值决定的内生变量,在此可不再列入)。其中由劳动量变动即价值变动引起的差价可纳入W之中,其余因素引起的价格变动和差价可用G表示,列入价格决定的一个子项,从而上式可完善为:
G=hW+G
其中G可大可小,可正可负,从社会总产品来看在一定时期可作为正负值互相抵销,也就是∑G=0.从而使社会产品总价格仍然等于总价值、即总劳动时间乘上货币系数,即∑G=∑hW=h∑W=h∑T.
由此,h=∑G/∑W=∑G/∑T
就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一般以一年计算)来说,G应该用全年全国劳动者国内生产净值计算,W或T应该用全年平均劳动者人数乘劳动者全年平均劳动时间计算。由于目前统计指标和数据上的局限性,G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W或T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平均从业人数(R)乘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时间(T)计算,即:
h=GDP/RT
通过不同年份的不同h值,可以计算出h值的年变化率h′。用计算公式表示,即:
h′=(h[,j]+1)/h[,j](其中j为基期年份)
根据以上公式和有关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大体计算出一国h值和h′值。以我国近几年为例,可通过测算列出表1:
表1中国h值测算表
GDPRThh''''一年定期居民消费
(亿元)(万人)(小时)(元/小时)(%)储蓄利率物价指数
(%)(上年=100)
1990185316390924401.19
1992266526555424401.67121.97.56106.4
1994467596719922403.11145.310.98124.1
1996678856885020244.87126.89.18108.3
1998783456995720245.53104.54.7799.2
2000894047115020006.28108.12.25100.4
说明:T根据我国从1994年实行每周5.5天工作制、从1995年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从1999年节日假由7天延长至10天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1)》,《中国统计年鉴(1998)》。
以上测算结果表明,h、h′都是客观存在、可以计算的,h值实际上是以货币计算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h′部分地反映着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变化,部分地反映着货币币值的变化,h′值与物价指数和利率水平都存在着正比例或正相关关系。h′值变化表明,同量劳动在不同年份会对象化为不同的货币量,其货币量一般会逐年增加;反之,同量货币在不同年份会代表着不同劳动量,其劳动量(从而价值量)会逐年减少。由此可见,一定量货币、投资额会发生有形无形贬值,给予适当利息补偿是必要的、合理的。
以上的价格决定公式,也就是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式。这个公式表明,价格与价值并不直接等同而有明显区别,同时又有密切联系,具有正比例或正相关的关系,归根到底,价格是现象,价值是本质,价格是形式,价值是内容。正如列宁所说:“价格是价值规律的表现。价值是价格的规律,即价格现象的概括表现。”(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但在传统理论上总是把供求关系排除在价值决定之外,把投资利息排除在价值构成之外,这样就使价格与价值越来越远,使价值越来越成为不可捉摸的东西,使等价交换只能成为偶然现象,使价值规律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稳定性、重复性,也就不成其规律;相反,不等价交换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稳定性、重复性,从而具有规律性。现在我们通过以上价值决定和价格决定的理论和公式的确立和推导,价格与价值、理论与实践就能无限接近,趋向一致,价值范畴就能从价格形式上经常得到反映,使价值真正成为价格的规律,使价格真正成为价值规律的表现,使劳动价值论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三)劳动价值论视域的利息理论和利息率公式
马克思关于利息和利息率的基本观点是:利息是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剩余价值,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而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这种决定是偶然的,纯粹经验的,其最高界限是平均利润率,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西方经济学在利息理论上则有时间偏好论、节欲论、迂回生产论、投资和储蓄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论、由资本供求决定的均衡价格论等等。我国学者对利息的存在一般是从资本的贡献、资本的稀缺性、激励投资的必要性等方面来解释的,而利息的来源仍然是剩余价值或社会纯收入。所有这些理论都没有从劳动价值论上对利息和利息率作出科学的说明。
其实,利息和利息率完全可以从劳动价值论视域来认识和说明。事实上,合理的利息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更不是瓜分剩余价值的剥削收入,也不是由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利息率的决定,不只是有一个平均利润率的界限,也不只是由供求关系决定,也不是纯粹偶然、纯粹经验、没有规律地决定的,而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是由投资贬值、投资费用、投资风险、供求关系等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资本额或投资额都表现为一定的货币量,代表着投资者提供的积累下来的一定劳动量和价值量,但同一价值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表现为不同的货币量,通常是由于通货膨胀而发生货币贬值,这是投资的有形贬值,理应得到补偿。其次,“撇开一切偶然的干扰不说,现有资本的一大部分,会不断在再生产过程的进行中或多或少地贬值,因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商品原来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再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并且这种时间由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减少。因此,在社会生产率的较高的发展阶段上,一切现有的资本不是表现为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的结果,而是表现为相对地说非常短的再生产时间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是投资的无形贬值。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必要的投资额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离不开作为过去劳动积累的资本的一份贡献。因此资本的无形贬值可以而且应该在资本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贡献的限度内得到补偿。例如,从以上表1可知,同样1小时劳动,如将劳动复杂程度变化忽略不计,其价值量是相等的,但却表现在逐年变化的货币量上,1990年是1.19元,1995年是3.84元,2000年是6.28元,1995年是1990年的3.2倍,2000年是1990年的5.2倍。这里有货币贬值、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因素。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不算,那么在1990年投资1.19万元,至2000年就应获得本利和6.28万元,其中获得的5.09万元利息,是投资者投资有形无形贬值的应有补偿,是投资者投资所代表的劳动量和价值量的回收,其中并没有占有任何人的劳动和剩余价值。再次,由于自然的和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种种原因和变故,投资会有部分乃至全部丧失的风险,股市有风险,银行贷款有风险,其他法人、自然人投资也有风险,因此,适当的风险补偿也是必要的。最后,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要付出劳动和费用,如1999年我国银行系统职工人数已达205万人,(注:《中国统计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要付出大量劳动、工资和费用;股民需要关注股市行情。把自己长期劳动积累的资金投放到某个项目上,对谁都不是一种小事,都是一种极其重要极其复杂的劳动。资本的成功运用和运作所要求的知识、洞察力和判断力,以及为此需要付出的劳动和努力,决不比其他劳动来得差。(注: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序第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由于这一切原因,合理的利息是投资有形无形贬值、投资风险、投资费用必要的补偿,是对过去积累的劳动和正在进行的投资劳动的必要的补偿,是劳动耗费的一部分,是产品成本的一部分,是一种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此外,资本供求率始终是市场利息率的决定因素之一。这样,理论利息率的决定和计算就有了客观依据,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理论利息率=(通货膨胀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资本贡献率+投资风险率+投资费用率)×资本供求率。
(四)劳动力价值公式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基本观点是: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及其子女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时还要包括必要的教育训练费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93~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以及必要的医疗保健费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Ⅰ),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也就是支付给雇用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为工人阶级是挣一文吃一文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雇佣工人所得的工资将全部用于生活消费而没有分文剩余,其结果,资本主义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劳动力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的这些观点符合他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与一百多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们必须研究新情况,作出新概括,提出新理论。
第一,今天的工人阶级和工薪阶层,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再是挣一文吃一文而无分文积累,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个人积累和私有财产。至2000年,中国个人储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已达10万亿元以上,加上个人经营投资和住房投资已达20万亿元以上,股民已达5800万户。(注:《中国统计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工薪阶层个人积累和私有财产更远远高于中国。这些新情况是传统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工资理论和积累理论解释不了的。因此,现代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价值已经不仅仅包括马克思所说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医疗费用,而应该包括更多的项目。
第二,既然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其他商品的价值都包括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和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两部分,那么劳动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医疗费用,充其量也只是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部分,仅有这一部分还不足以生产和再生产、培养和造就出现代劳动力,这里必须付出两种不可或缺的活劳动,这就是家务劳动和求学劳动。
第三,家务劳动是劳动力再生产中完全必要的活劳动,是劳动力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保姆等人的家政服务已经成为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由于反作用,家庭成员从事的这种服务在家庭内部也应该视同商品,承认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尽管这种价值很快被家人消费了,但家务劳动者仍然是创造价值的。这种劳动完全是生产劳动力的必要活劳动和必经工序;否则,婴儿甚至无法长大成人,更谈不上再生产劳动力。再则,按照传统理论,同样两个劳动力,如果一个使用保姆,一个不使用保姆,由于有无保姆费用的不同,两者的劳动力价值就不同,工资也应不同,这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是讲不通的。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指出:“对每个国家的经济来说,家庭内的生产都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家庭和其他居民户,事实上都可视为小型的工厂。即使是最先进的国家,这些地方也都可以生产出极有价值的商品及服务。”“现在的确是把家务劳动也算在GDP里面的时候了。”根据一位教授的统计,“美国从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为止,家庭内的生产值,超过了GDP的20%以上,而联合国最近公布的人力开发研究报告显示,家庭内的生产值占全球生产值的比例,竟然高过40%。”(注:加里·贝克(贝克尔):《生活中的经济学》,中文版,140~14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第四,求学劳动是现代劳动力再生产中极其重要的活劳动,是劳动力价值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在劳动力培养和劳动力价值中,人们往往只重视教师劳动和教育费用,求学劳动往往被忽略不计。其实,学生和成人的求学劳动是劳动量更大、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劳动。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学习是劳动,并且应当永远是劳动,是充满了思想的劳动。”(注:乌申斯基:《教学法原理》,中文版,125页。转引自王涵等:《名人名言录》,2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事实上,同样的生活资料和教育费用,同样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培养出的劳动力的素质可能有很大不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人自己的学习和努力不同。教是外因,学是内因,学生的劳动比教师的劳动更重要。人是主体,物是客体,人格化、人才化劳动比物化劳动更重要。当今世界,经济是知识经济,教育是终身教育,社会是学习社会,社会组织是学习组织,求学劳动更为长期,更为艰巨,更为重要。据统计,至2000年,我国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已达2.2亿人,占全国人口17.4%,约占6-60岁人口22%。(注:《中国统计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据我国学者王琪延研究,中国城市男女居民在终生总时间中,有45%属于生活必需时间。29%属于闲暇时间,10.5%属于工作时间,8.5%属于家务劳动时间,7%属于学习时间。(注:王琪延:《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0(4),第93页。)在工作、学习和家务劳动三项劳动时间中,工作时间占40.4%,学习时间占26.9%,家务劳动时间占32.7%。可见,学习时间加上家务劳动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工作时间。因此,我们研究劳动价值论,应该研究家务劳动和求学劳动创造的价值(这是一种凝结于劳动力价值中的潜在价值,这里不去多说);我们研究劳动力价值,应该包括家务劳动和求学劳动等劳动力生产中所必要的活劳动所形成的价值。
由此可见,劳动力价值(以V表示)应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其一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中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教育培训费用和医疗保健费用(以V[,1]表示),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的构成部分;其二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中所付出的家务劳动形成的价值(以V[,2]表示);其三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中所付出的求学劳动价值(以V[,3]表示)。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较为完整的劳动力价值公式,即:
V=V[,1]+V[,2]+V[,3]
这个公式更符合现代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客观实际,能合理解释劳动者个人积累和私有财产的价值源泉。
(五)成本新论及其公式
马克思关于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产品成本(K)包括生产资料耗费即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C,其中包括劳动资料价值C[,1]和劳动对象价值C[,2])和工资即劳动力价值(V)这两项。从现代社会化全球化生产过程和社会分工协作关系看,产品成本中除了包括各种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C[,1]+C[,2])外,还应该包括各种非物化劳动有偿转移的价值(C[,3]),如各种外购服务产品和知识产品转移的价值。同时,除了这些企业成本、直接成本、显性成本外,还应该包括各种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
其一是宏观管理和公共产品分摊的费用。这些公共产品包括社会公共需要的社会制度、社会管理、社会规范、社会秩序、社会环境等等。这种公共需要是从人类共同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现在随着生产社会化、全球化、电子化、信息化、知识化、智能化的发展,不仅一个企业内部需要严格的科学管理,而且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球,都需要加强宏观的科学管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一切政治上的劳动都是间接的生产手段,都是整个社会劳动中必要的组成部分。恩格斯说过: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促进和阻碍两种不同的反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7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邹东涛教授以日本明治维新、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为例,论证了制度是更内核的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观点。(注:邹东涛:《制度是更内核的第一生产力》,载《理论动态》,第1522期。)我国近50年来的历史经验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证明了这些观点的正确性。而优越的社会制度等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公务人员付出艰巨复杂、优质高效的公务劳动。这些公务劳动所形成的价值一般是间接融合和实现在其他各种社会产品中,是通过税收等形式实现补偿和再生产的。因此,国家税收并不完全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税收中用于经济、社会、行政管理和国防的费用,用于科技教育卫生事业和环境保护的费用,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的一部分。
其二是投资利息,如上所述,这也是一种间接的劳动耗费和劳动补偿,是一种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
其三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成本,包括为了开发利用土地、水源、森林、矿藏、生物等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产前、产中和产后付出的或追加的劳动和支付的费用,这也是一种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以土地资源来说,传统理论认为,土地是自然资源,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际上,开垦了的土地不只是自然资源,也有人类劳动凝结在其中,也有价值,合理的地租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劳动报酬,一种间接成本。
由此可见,传统上所说的成本只是企业成本、直接成本、显性成本,只是部分成本而不是完全成本,完全成本还应该包括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成本公式,即:
K=C+V+S=C[,1]+C[,2]+C[,3]+V[,1]+V[,2]+V[,3]+S[,1]+S[,2]+S[,3]
其中,S为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S[,1]为宏观管理和公共产品分摊的费用,S[,2]为投资利息,S[,3]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成本。
(六)剩余价值新论及其公式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价值,是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差额,也是商品价值与成本价格的差额;剩余价值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反映着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235~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对这一传统理论,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再认识:
第一,剩余价值始终是商品价值的构成部分,因而剩余价值范畴与价值范畴一样,是商品经济所固有、并与商品经济共生共灭、始终并存的历史范畴,它适用于一切存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从而既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在不同社会,剩余价值有不同归宿,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归资本家所有,反映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归社会公众所有,反映着劳动者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剩余价值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被创造出来,因此不是一种个人力量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力量的产物,理应归社会公众所有,为社会公众造福,为社会进步服务。这正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合理、更进步、更优越的真谛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坚实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应该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
第二,传统理论把利息、地租和全部税金都看作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际上,合理的利息和地租以及部分的税金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产品社会成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我们应该把这些成本从剩余价值中剔除出去,较为确切地计算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其计算公式为:
M=W-C-V-S
第三,传统理论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活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而现代化社会化全球化的大生产大流通表明,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利润不只是来自于生产工人,也来自于科学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而且不只是来自于生产工人或总体工人的剩余劳动,还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科学技术成果潜在价值的转化和实现,来自于生产力巨系统中的系统效应。因此,剩余价值的来源决不只是一个而至少有三个:一是来自劳动者(包括生产工人、科学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等总体工人)活劳动中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M[,1]);二是来自无偿利用的他人和前人的科学技术成果的潜在价值转化而来的剩余价值,也可以叫知识剩余价值或技术溢出价值(M[,2]);三是来自生产力系统中系统效应形成的剩余价值,也可以叫社会剩余价值或系统剩余价值(M[,3])。
根据以上认识,我们可以把不属于剩余价值的社会成本从剩余价值中剔除出去,又把剩余价值的来源从一个扩展为三个,从而就能较为准确地计算出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以及活劳动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其中计算剩余价值量的公式是:
M=W-C-V-S=M[,1]+M[,2]+M[,3]
以上公式在简化形式上只是加减法,而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要应用现代数学和现代系统科学。
(七)价值构成新论及其公式
关键词:拐点;劳动力;就业
一、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Arthur Lewis,1954)发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二元经济”假说,由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组成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中有大量过剩劳动力,劳动力对现代部门具有无限供给弹性;第二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农产品逐步出现短缺,转移工人工资开始上升,工业吸收过剩劳动力的进程减慢;第三阶段,有限剩余的劳动力被完全吸收殆尽,经济进入一体化阶段。现阶段我国人口增长逐步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从80年代开始下降,21世纪以来下降速度加快,预计在2017年左右停止增长。2004年开始出现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现象,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2009年部分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民工“返乡潮”等现象;同时,随着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日益频繁,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大大加深,近年来劳动力工资也出现了较快上涨。这表明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见端倪(王金营、顾瑶,2011,周立,2011,王德文等,2009)。
二、劳动力市场形势
(1)失业率高,就业压力大。我国现阶段的劳动力就业情况不太乐观,近年来,我国城镇登记的失业率逐年升高,2009年底为4.3%,而实际失业率居高不下。2008年社会科学院的《社会蓝皮书》统计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已达9.4%,这还不包括农民季节性失业等我国的实际失业率大大超过国际警戒7%,就业形式不容乐观(王金营、顾瑶,2011)。过去十一五期间,城乡年均新成长劳动力2000万人,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加上其他下岗失业人员等,每年需要安排就业人数达2400万人。经济增速如果在8%到9%,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大约800至900万,考虑其他因素,可安排的就业人数1200万左右,因而,过去五年间,劳动力供求缺口大约1200万人。另外,自1999年高校扩招后,大学生就业难也越来越严峻。从2002年至2010年,高校扩张之后培养出的大学生合计3445万人,这比按正常速度发展的情况要多培养出2347万人(孙健,2011)。(2)劳动力供求不合理。从各人才市场的招聘情况来看,用人单位对文化程度的需求均有所增长,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需求增长幅度较大,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招聘需求有所下降;中小型公司很难留住高学历、高技术及熟练技能人才。另一方面,高校扩招使毕业生数量大幅增加,同时专业设置调整又滞后市场需求的变化,导致大学生就业错位等;城乡经济结构差异,薪酬待遇差别等也影响大学生的就业选择。这些因素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高素质人才匮乏,大学生就业难、毕业即失业等现象(王金营、顾瑶,2011)。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继续减缓,由此,农民工、大学生的就业形势进一步严峻,劳动力市场供求平衡矛盾加剧。
三、缓解劳动力市场矛盾的启示
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历程看,二元经济现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调整劳动力供求结构,使之适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又能满足劳动力的供给,这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表现为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二个方面。高校扩招带进校园的那部分学生,他们学习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毫无用处,而劳动力市场中企业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巨大。因此,要解决劳动力市场中的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等问题,首先必须审慎地对待高校的扩招,同时,社会及学校需要培养大批的短期技术人员,满足市场对技术员工的缺口(孙健,2011)。
从劳动力个人角度,高校学生应该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还需要培养社会实践能力,提升专业技术能力;已经工作的劳动力,不能只满足于现有的工作技术水平上,而应该进一步学习新的专业技能,满足新市场对技术人员的需求,保持劳动力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A].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46
[2] 王金营,顾瑶.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J].人口学刊.2011(3)
[3] 周立.“刘易斯拐点”已现:“民工荒”与“涨薪潮”[J].经济学研究.2011(3).Vol 9
在人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今天,在世纪跨越交替之际,我国正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地矿部门正加快推进两个转变,全面开展“二次创业”。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地矿传统产业生产过程中的科技含全越来越高,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正在被现代化生产方式所取代。地矿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地矿部党组为建立并完善地勘工作管理新体制,提出除保留一支精干的队伍从事国家战略性地质勘查工作外,绝大部分队伍要进入市场。提出地矿经济发展的“一、二、三产业结构”,即“巩固改造地质勘查基础产业,大力发展矿产开发及矿产品加工业、工程勘察施工业和以地质机械仪器制造为主的成套装备工业三大支柱产业,积极扶持高新技术和以流通、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地矿部门生产领域不断扩展,涉及了工程勘察、宝石加工、电子技术、信息工程、机电设备、商贸、旅游等一批新产业。目前,多数地矿企、事业单位经济效益低,转产难度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地矿部现有职工队伍中,工人在工种结构,技术人员在专业结构、层次结构、技能水平及数量上与新的产业结构不相适应。职工队伍素质普遍较低,在32万职工中,初中以下层次职工占42.9%;在9.7万中专学历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地质类专业人员占60%以上,不能胜任新的生产岗位;管理人员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不适应产业经济发展,缺乏一批既有一定理论知识,又有较强实践技能和综合管理水平的应用型人才.地矿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必然带来队伍结构的调整和重组。1995年,地矿部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发展地勘产业经济转移到依靠科技和教育的轨道上。同时,对职工培训和继续教育作出了一系列规划,并己实施。对改善职工队伍不合理结构,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但笔者认为.当前地矿职工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受到了人事、用工制度的制约,解决好人才供与求之间、合理配置与合理使用之间的矛盾是当务之急.应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才培养与使用的机制,实质是建立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机制。
一、市场对人才资滚配里起基础作用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推动运行的经济,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是价值规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探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实质是价值规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劳动力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生产要素,应由市场调节配置.建立由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机制,就是运用价值规律,通过人才市场供求变化来调节人才资源合理配置、合理使用.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涉及到人才的培养和供给.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杠杆核心是价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人才资源的供求变化,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的波动变化,供过于求,价格下降;求过于供,价格上涨。在人才市场中,劳动力的价格就是工资。工资能反映人才的培养成本和人才的供求变化。如果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造成某一类人才缺乏,市场工资就会上升,劳动力就会从低收入职业或岗位向高收入职业或岗位流动。对这类人才的需求就会增加。反之,某一类人才过剩,工资必然下降,其需求相对就会减少。办学单位通过工资信号灵敏地对人才的需求类型、专业设置、教学内容等,使人才培养与人才使用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市场调节来平衡人才的供需关系,追求有效“投入”和最大限度的“产出”,达到办学效益的提高.逐步实现由“统包统配”的计划配置人才资源方式向市场配置人才资源方式转变,从而建立起由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机制。
二、关于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问题
目前,我国尚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包括人才市场的各类市场还发育不全,我们缺乏能够灵敏反应人才供求变化的工资信号.原因一: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收入分配形式没有按照马克思论述的按劳分配的实质来实现,即没有按照劳动者价值创造实现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进行分配。而是采取国家直接控制工资总额,直接确定工资标准,统一分配,平均主义,且工资偏低。原因二;在过去由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体制下,劳动力就业由政府包下来。单位无用工自,个人无自主择业权。虽然改革后有所发展,但个人择业权的落实仍有许多问题。一些单位、部门视人才为己有,以档案、组织关系、户口、住房等限制人才向效益高的职业、岗位流动。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一方面工资的高低不能表现某类人才的余缺,市场尚不能有效调节人才供求,实现劳动力资像的合理配里,出现人才积压浪费和人才短缺并存,不利于产业结构和队伍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滋长了平均主义思想,导致劳动者工作、学习的动力不足。这是造成地矿部职工教育“生稼不足”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动力机制
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可以有效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然而现实是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实现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所必须的动力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协调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使之持续有序发挥作用的综合系统。各种动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推动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有原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主动力―政府的引导规划、持续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另外,还需要社会组织的助力。
一、原动力―市场为基础、企业为主导
市场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原动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实现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稳健的经济基础。劳动力资源配置,通常指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分配,以满足社会经济各部门对劳动力资源的需要。劳动力资源配置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劳动力资源本质上是一种稀缺的经济物品,其总量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总是不能够被完全满足,因此就产生如何更高效地使用劳动力资源的问题。市场机制是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它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供求机制、工资机制和竞争机制来实现的,这三种机制互相影响、共同作用来调节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这样,无论是劳动者还是企业都会随着市场信号而采取行动,最后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从形式上来看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但从本质上来看,则是除了市场机制以外的、包括政府调控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质还不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规范的制度,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利过多过大,这直接影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常常被削弱。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越来越大,从而超越了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理作用力。
二、主动力―政府统一引导、规划
政府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主动力。“增长极”理论与“中心―”理论表明,市场的力量不足以消除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平衡,短期内甚至可能会强化这种不平衡。一体化进程中若完全放任市场运行,则会导致净优势资源单方面流动,各地政府会用政策资源包围市场资源,用行政力抵制市场力。同时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区法治环境与市场制度的梯度差异,增加了法律、政策协调等方面的成本,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来改善这种不平衡,一体化进程就很难进行下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主要行使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职能。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缺乏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需要区域内的各级公共行政主体合作提供。恰当的区域公共产品生产、供给机制有利于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成,进而找到解决区域公共问题的有效手段,有益于区域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实现,有益于提高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水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共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转轨的时期,政府实际上还需要承担“政府造市场”的职责,主要是营造市场产生和发展的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正因如此,政府往往倾向于不自觉地包办一切,充当“全能政府”。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调控,都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市场机制的缺陷需要政府调控来弥补。除此之外,任何扩大政府调控作用范围和政府权力的倾向都应该防止。政府调控的缺陷需要市场机制来纠正,政府失灵必然要求扩大市场机制作用范围。自然秩序与认为秩序的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保障。
三、持续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积极作用
弄清劳动力市场的地位与功能,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培育步伐有着重要的意义。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是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两个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家庭和企业则是两个市场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供给和需求双方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均衡的产出和价格,保障了国民经济循环往复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一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机制,特别是工资差异能够自发调节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二是在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由于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用人单位又可以自主用工,所以劳动力供求双方都可以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双向选择。三是劳动力市场条件下,通过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把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的企业和部门中去,从而提高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整个经济的运行活力。
第二,促进收入合理分配的功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者的收入虽然在理论上说遵循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但由于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力市场,加之在团队生产条件下,劳动就具有不可计量性,因此,按劳分配原则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切实的实施,结果造成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象。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所以在劳动力商品的交换过程中,通过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就可以使劳动者获得相对合理的收入。
第三,加快经济增长的功能。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的质量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而在劳动力市场条件下,优胜劣汰机制的存在必将激励和迫使劳动者不断去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提高劳动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就会变得更为便利化和经常化,这就势必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推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功能。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发展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它才能发挥它的全部潜力。培育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对我国充分发挥商品经济的作用,促进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进程,全面推动社会进步有着重要作用。
第五,培养劳动者自我决策、自我负责的谋生意识和能力。因为,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劳动力自然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拥有,所以劳动者有权也应该自我决策,来自主支配自己的劳动力,自主决定自己的生存方法和方式;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劳动者的就业和生存就主要变成自己的事情。这就要求劳动者必须具有自我负责、独立生存的意识和能力
四、社会助力―公共服务的一体化
社会助力体现在有力的组织保证。除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外,还应该积极发挥民间组织的力量来推动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作为一个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政府和民间的力量缺一不可。历史上曾经形成过江南市镇经济圈,它很大一点上就是得益于当时强劲的民间力量。用民间力量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民间力量来推动一体化的进程,不仅具有成本低、见效快的优势,而且不容易受到地方利益的制约。
根据现代政府理论,政府的存在是基于公民的授权。因为政府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所以也存在逐利的冲动。这种冲动如果有了不受节制的权利,则就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作为公民社会的一个必然要求,就必须要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利范围。作为一种结构性补充,民间社会必须得到健康发育。政府鼓励民众自主提出可持续发展及活化竞争力的计划,政府支持民间的社会主体去尝试完成梦想的可能,并且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措施―如提供公共就业信息服务―来支持这一变迁。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仅仅是一种手段,实现劳动力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寻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才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根本目的。围绕此目的,政府与学界、政府与民间,按不同的分工与定位,对政策配套、体制调整、资源共享、利益分配等诸多直接关系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可在理论层面作多角度的研究,以求使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少走弯路。
参考文献:
[1]徐林清.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2006:26.
1、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认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在于( )。
A、劳动者具有人身自由
B、劳动者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料
C、劳动力成为商品
D、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2、在远古时期,在( )著作中,热情讴歌了人类的劳动,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得到财富、荣誉、家庭和朋友。
A、赫西奥德的《劳动与时日》
B、色诺芬的《经济论》
C、色诺芬的《雅典的收入》
D、柏拉图的《理想国》
3、产业革命后,提出“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观点的经济学家是( )。
A、配第 B、斯密 C、李嘉图 D、萨伊
4、( )标志着劳动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独立发展阶段。
A、索罗门·布拉姆的《劳动经济学》著作出版
B、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
C、20世纪40年代,芝加哥学派进行的“劳动经济学革命”
D、我国朱九通教授所著的《劳动经济学概论》出版
5、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是( )。
A、劳动力市场理论 B、工资理论
C、人的劳动和人力资源 D、个人职业生涯与职业选择
6、在知识经济时代,就业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 )
A、健康的身体 B、忠实于雇主
C、身怀一技之长 D、具有知识和不断创新的能力
7、按照行为科学家的研究,人的行为链条为( )。
A、动机需要行为目标 B、需要行为动机目标
C、目标需要动机行为 D、需要动机行为目标
8、美国行为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由低到高的顺序分为( )。
A、安全、生理、尊重、社交、自我实现
B、生理、安全、尊重、自我实现、社交
C、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
D、生理、尊重、安全、社交、自我实现
9、在人力资源所包括的几个素质中,( )是基础。
A、科学文化素质 B、思想道德素质
C、身体素质 D、技能能力素质
10、狭义的人力资源开发是指( )。
A、人力资源的生理开发 B、人力资源的心理开发
C、人力资源的伦理开发 D、人力资源的智力和技能开发
11、在影响劳动力供给的诸多因素中,最为主要的因素是( )。
A、市场工资率 B、非劳动收入
C、家庭性因素 D、个人偏好
12、现代劳动经济学认为,在工时固定的情况下,要实现的劳动供给量,的办法是( )。
A、实行奖励工资 B、实行计时工资
C、实行固定工资 D、进行道德刺激
13、劳动力供给等于( )。
A、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时间
B、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效率
C、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时间×劳动力的效率
D、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时间+劳动力的效率
14、影响劳动力供给的非经济因素有( )。
A、市场工资率的高低 B、非劳动收入的多少
C、家庭因素的强弱 D、个人偏好
15、影响劳动力市场最根本、最主要的要素是( )。
A、市场性要素 B、组织性要素
C、社会性要素 D、工会、政府
16、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主要可分为( )两类。
A、种族歧视、性别歧视 B、种族歧视、身体障碍歧视
C、宗教歧视、身体障碍歧视 D、工资歧视、职业歧视
17、在支配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制中,最基本的机制是( )。
A、工资机制 B、供求机制 C、竞争机制 D、风险机制
18、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合理性是指( )。
A、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
B、劳动力流动的收益大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
C、劳动力流动的收益等于劳动力流动成本
D、劳动力流动收益小于劳动力流动成本
19、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是( )。
A、健康状况 B、社会文化因素
C、经济因素 D、人际关系
20、与年轻的劳动力比较而言,年老的劳动力流动率较低,主要原因是年老的劳动力流动的( )。
A、直接成本增加 B、机会成本增加
C、心理成本增加 D、风险成本增加
参考答案:
单项选择题
1、C 2、A 3、A 4、A 5、C 6、D
7、D 8、C 9、C 10、D 11、A 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