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2 16:10:5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近年来，我们结合返乡农民工的特点，突出了创业文化的培育，深入开展返乡农民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无形的思想观念融入到推动创业的有形载体之中，催生创业促进农民增收，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和强力引擎，实现以发展保稳定、促和谐。2008年沭阳有7400余名农民工返乡从事高效农业综合开发，返乡创办企业784家，占新增民营企业总数的22.7％，投资总额达4.17亿元，带动就业1.2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了14.7％。
一、全力营造返乡创业的浓厚氛围
我们组织开展“青春在创业中闪光”大型宣教活动、“返乡创业之星”评选活动，组织创业事迹报告会，并通过开设《全民创业村村行》电视专栏、在网站设立创业专区等形式，积极倡导创业精神，大力营造创业光荣的浓厚舆论氛围。充分发挥典型引领作用，精选了26名返乡创业者的事迹在省级以上媒体进行宣传，花农周洪亮的事迹还被央视摄制专题片播出；进一步提高返乡创业人员的地位，积极选拔返乡创业者担任村两委职务，有效提高了返乡创业者的带动示范作用。
二、努力提高返乡创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设立了40个创业培训基地，组建创业讲师团，因时、因地、因人实施“创业素质提升工程”。抓住农民工返乡过年时机，集中开展“全民创业培训月”活动，三年来共组织574场创业专题培训，受训群众超过40万人次；针对农民工素质参差不齐且普遍偏低的实际，举办“补差”、“提高”和“拓展”三个不同层面的培训班，已累计开设700个班次；结合不同地域产业特点，定期聘请扬州大学等高校专家开设“村民创业讲坛”，使培训更贴近本地经济特质，农民创业者也获得了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三、为返乡创业提供科学高效的指导服务
构建了以县生产力促进中心和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为龙头、以乡镇创业指导服务站为支撑的创业指导网络，每年年初举办创业咨询会，年中举行创业指导服务周，累计开展创业咨询活动415次。定期免费编发《民营经济信息》，并通过《致富金桥》等电视栏目和手机短信平台，截至目前已项目信息192条，41名返乡人员根据信息创办了致富项目。开展“创业1+1义工服务”活动，组织机关干部与返乡创业者结对，提供帮办服务。在各乡镇建立返乡创业园。鼓励返乡农民工进园创办各类企业。成立了全省首家村镇银行和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组建了48家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开展“金融助推创业”行动，推动银行创新农村金融信贷产品，构筑宽松的农民创业信贷体系；将银企洽谈会会场设到乡镇，现场推介金融产品，现场交流、洽谈签约。设立了全民创业发展基金，对初创、微小企业的贷款给予贴息补助；对申办企业所需规费全额补贴；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返乡创业者实行“以奖代补”，最大限度地降低创业成本。
面临新的形势，进一步做好农村宣传思想工作，应立足当前实际，以返乡农民工为重点、以培育创业文化为抓手，努力做到贴近农村工作、贴近农村生活、贴近农民群众。
一是围绕“保增长、促发展”大局，不断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针对当前经济危机影响，国家提出“保增长、促发展”，对于农村而言就是不断激发农村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宣传思想工作必须紧紧围绕这个大局，着力加强农村创业文化建设，培育农村创业主体，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壮大农村经济发展主体，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提升农村经济发展质态。
二是立足改善农村民生根本，充分满足广大群众的致富需求。改善民生是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农民增收是当前农村最大的民生工程，致富也是当前农民最强烈的愿望。农村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更好地满足农民致富需求为立足点，为农民特别是返乡农民工拓宽创业门路，引导他们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实现从外出打工赚钱向本土创业发展转变，切实有效地帮助他们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使宣传思想工作与农民生产生活有机融合。
一高起点跨越
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承担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必须抢抓机遇，走跨越发展的道路。我们讲的跨越发展，既是量的扩张，也是质的提升。特别是当前进入了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和拓展发展空间的时期，必须在转变中实现跨越、在跨越中促进转变，真正实现快步伐、求突破的发展，高水平、可持续的发展，重民生、促和谐的发展。总起来讲，就是好字优先，能快则快，又好又快。
二一体化发展
坚持一体化发展的理念，就是在坚定不移地推动发展过程中，必须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坚持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要清醒认识到，增长不一定就是发展，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社会进步。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相协调，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积极扩大就业促进创业，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加快生态省和“森林”建设，率先建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必须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培育新兴重点发展区域，促进沿海内陆联动互动，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三包容性增长
胡总书记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应该坚持发展经济，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进一步阐明了发展的目的性，是发展理念的一大飞跃。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包容性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道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强省与富民的有机统一。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等一系列举措来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坚持民生优先，集中新增财力优先保障社会事业和民生工程，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推进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社会各方面有序参与社会管理，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推动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护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大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充分考虑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民众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利益追求，更好顺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做出了总体判断，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这对做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金融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商业银行来讲，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服务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加快改革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
深刻领会“新常态”的科学内涵
经过三十多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目前已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挑战增多的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外在环境、内在动力和增长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从需求层面看，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需求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传统产业和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相对饱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需求涌现；当前全球外部需求不振，出口的低成本优势发生了转化，需要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拉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需。
从内部结构看，过去供给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现在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升级，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经济增长的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将更多依靠优质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从外部环境来看，过去的竞争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经济增长面临更为严格的资源环境约束，需要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化解面对较大压力，需要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基本态势，改变的是经济增长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趋势，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既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立足点。
抓住发展机遇积极主动作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始终与经济共荣共生。商业银行快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从根本上说是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只有深刻认识新常态、积极适应新常态、牢牢立足新常态、准确把握新常态对金融服务提出的新要求，才能顺利推进自身改革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转型创新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永恒主题，商业银行要顺应形势，以见机早、创新快、转型准抢占市场先机，形成竞争优势。经济新常态下，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微观层面培育新增长点，转方式、调结构的优化升级，都将会给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带来新的市场机遇。
一是随着改革深化和政府职能转变，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各地将加大在建项目和未建项目的组织推动力度，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民生项目、环境治理等仍将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需求保持合理增长水平。二是各地将加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和产业结构布局，推动区域经济进一步向高端化、服务化、聚集化、融合化、低碳化发展，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环境治理、互联网技术及涉及现代服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得到更多政策扶持，这也将逐步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三是“一路一带”、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持续推进，将促使区域间商品、要素和资源更好地流通、交易和整合、共享，这将创造更多的金融服务需求，为区域间的金融合作和互联互通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四是以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新三起来”（土地流转起来、资产经营起来、农民组织起来）为抓手的农村改革仍在继续深化，推动城镇化建设、调节农业产业结构、构建都市型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方式、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以及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乡镇统筹、盘活农村闲置用地等改革措施，不仅会改变农村经济的生态环境，更会带来更多与以往不同的金融服务需求。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原有经营模式难以为继，必须以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经营转型为主线，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现发展方式转变，要做到五个“必须坚持”：一是必须坚持稳健可持续发展。要清醒认识到在新常态之下，坚持稳健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管理理念是应对经济放缓、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等多重冲击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经营方式转变的战略基础。要始终以风险防控为前提，将各项经营管理工作与稳健可持续经营理念保持高度统一，将审慎性管理要求贯穿于公司治理、风险偏好、业务拓展、结构调整、内控管理和集约运营等各项方面，努力实现速度、规模、质量和效益的协调发展。二是必须坚持全面发展。要在促进特色更加鲜明、优势更加巩固、亮点更加突出的同时，推动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全面发展和区域的均衡发展，积极探索和创新经营发展模式，以主动“走出去”实现业务、渠道、市场和盈利来源的多元化。三是必须坚持推进经营结构调整。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紧跟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以IPO上市为目标，顺势而为，持续推进经营方式和增长模式转变，走资本节约、业务集约、内涵增长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四是必须坚持科技创新推动。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技引领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立足经营转型的内在要求，着眼市场竞争和客户体验的外在需求，以形成生产力和市场影响力为目标，推动包含战略、产品、管理、营销在内的全面创新，着力促进科技创新与结构优化、服务升级、风险管控、内部管理紧密结合。五是必须坚持深化内部综合改革。既要抓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和可行性研究，确保各项改革在政策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更要抓好各项改革措施的组织推动和落地执行，真正将改革红利转化为增强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以改革创新持续推动经营转型
外部经营环境的深刻变化、客户金融服务需求的多样性和综合化、同业更趋激烈的竞争，对商业银行稳健可持续全面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银行已经历的改革发展实践表明，加快创新发展与经营转型，是提升竞争能力、实现稳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一是加快推动公司信贷向公司金融转型。牢固树立“经营客户”的公司金融经营理念，将综合服务意识固化到业务拓展的前端，真正实现存贷、商投、公私、内外、本外币联动发展，推动公司业务由单一信贷产品供给者向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变，做到对各类金融资源的有效集成、科学组合和综合运用。
二是以“大个金”的视野推动零售业务升级发展。借鉴同业先进经验和做法，统筹个人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发展，将涉及个人客户的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纳入统一的营销管理，逐步将营业网点建设成为“一站式”客户营销服务中心，提高对个人客户的综合服务能力和营销效率。加强基础客户群、目标客户群、贵宾客户群和财富客户群梯次管理的有效性，提高产品的差异性和多样化，突出强化客户资产配置及综合金融服务，提高客户黏度和存款的稳定性。加强自有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积极试行直销银行、智能营业厅、电商支付平台和移动金融平台等自助渠道创新，在有效分流柜面压力的同时，有效拓展各类客户群体。
三是夯实客户基础和优化客户结构，推动机构金融业务取得新突破。着力加强量、本、利分析，积极拓展机构和同业类客户，切实下大力气推动低成本对公存款的稳定增长。实施优质客户“名单式”营销，尤其是加强与财政、社保、公积金、交通、高校、医疗等机构客户的深层次合作，以综合化的优质金融服务，继续完善分层营销和首席客户经理制，提高合作紧密度，保持对公负债稳定增长。坚持“互惠共赢”，加大银银、银保、银证、银基、银信合作拓展。根据客户多元化需求，从融资向融智转变，以现金管理、对公理财、资产管理等综合化金融服务为抓手，持续提升服务水平。
四是大力拓展金融市场和投行业务，推动收益结构不断优化。面对持续收窄的存贷利差，必须围绕市场导向和客户需求，把金融市场和投行业务加快培育成新的利润增长点，促进收益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做强做优金融市场基础业务，优化理财产品期限、种类设计，加大产品投放力度，积极申请新业务资质，提高业务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通过扩规模强合作，以优质、专业的服务，建立起稳定的核心客户群，推动投资银行业务上规模、出效益。积极拓展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银团贷款业务，开展涉农资产证券化业务；多渠道加大涉农资金投放。积极申请银行资管计划、理财直融工具等业务资格，探索结构化融资业务发展，增强投行业务发展后劲和利润增长点。
为了进一步增强区域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遵循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从“十一五”时期开始，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的力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文件，推动了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版图的进一步细化。范恒山强调，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是区域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彩纷呈。
那么，国家是如何组织实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在不断完善区域政策体系的过程中，坚持了哪些原则；这些区域政策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宏观调控、破解体制机制障碍等方面是如何发挥重大作用的；区域协调发展仍然面临哪些深层次矛盾和困难？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接受了本刊专访。
分类指导 区别对待
“国家出台区域规划和政策性文件是有选择、有依据、有目标的。为了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而推出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性文件都是按照国家的总体要求，遵循一定的线索推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范恒山告诉记者。
近年来，研究制定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的出发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围绕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推动国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区别对待是区域政策的实质和核心。”范恒山强调。每一个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文件，都是贯彻国家的意志和总体发展战略，同时，又是从各个地方的实际出发，体现地方的比较优势，把每个地方的最具优势的东西挖掘出来。要始终把立足各地实际、体现差别化作为研究制定区域政策的基点。
因此，在不断完善区域政策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在把握国家战略方向的同时，充分考虑各地的具体差别和实际要求，设定不同目标，提出不同要求，制定不同政策，有效解决“一个规划管全国，全国规划一个样”的问题，真正实现“一区一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范恒山说，区域政策有利于实施分类指导，解决重复建设，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由于区域政策立足于从各地实际出发，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区域比较优势，从而有利于实现区域合理分工，避免恶性竞争，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
以发展金融业为例，过去内地很多城市都提出建设金融中心，通过区域规划的定位，明确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广州、深圳配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错位发展金融服务业，重庆、成都等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这样就减少了盲目定位和重复建设。
区域政策有利于避免“一刀切”造成经济在大起大落中循环反复，真正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区域政策就是因地制宜、有保有压。”范恒山指出，区域政策完善了全国“一盘棋”的理念和思路，充分考虑地方的实际，把“一刀切”变成了分类指导，既照顾了地区差异性，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又避免了各地重复建设的情况，维护了全局的统一性。
重视地方合理利益诉求
“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实现了国家意志与地方发展思路的有效对接，体现了政策统一性与针对性的良好结合，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范恒山说。
历史经验表明，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调控内容的科学性，也取决于调控方式的适宜性。宏观调控只有符合地方实际，才能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宏观调控环境与对象的不断变化，要求不断完善调控的思维和方式。
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及所产生的显著成效，给我们从思想上进一步深化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认识、从操作上进一步完善对地方发展的指导方式带来了一些新的启示。从根本上说，中央和地方是一个利益整体，国家的调控意志与地方的发展意愿是一致的。
由此我们体会到，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应该是要在体现国家整体布局、统一安排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各地的实际差异和客观需要，基于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实施分类指导，实行区别对待。这就要求我们在谋划国家战略、思考全局问题和实施宏观调控时，充分考虑地方的想法，兼顾地方的需要。
与此相应，在操作上要更加注重方式的灵活性和适宜性，特别是注重通过发展规划、配套政策和组合项目等方式，把全局性重大改革发展战略及明确的宏观调控要求寓含到地方的发展思路和项目建设之中。这样更有利于地方认真贯彻国家总体战略意图，保障中央各项政策的落地和有效实施。“因此，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帮助地方谋划发展思路、制定发展规划、细化发展措施。通过改善对地方发展的指导方式，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范恒山说。
突破体制机制困境
实践表明，宏观调控政策的空间指向越合理、越体现区域特点，就越实在、越具可操作性，作用也就越明显。“区域政策不仅充分发挥了地区比较优势，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而且破解了一些现有体制难以解决的关键难题，丰富和完善了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和路径。”范恒山强调。
第一，解决了地方发展思路与政策措施不连续、不稳定的问题，有利于做到一张“蓝图”贯到底。区域政策有利于确保地方发展思路与政策措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做到一张“蓝图”贯到底。由于干部任期制度、政绩考核办法、财税制度和投融资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容易造成一些政府的短期行为。国家区域战略的出台可以有效避免换一个领导改变一次思路，换一届班子重绘一次蓝图的格局，保持发展思路的连续性和有效性，使得好的规划蓝图能够一以贯之。
第二，解决了国家意志与地方发展思路不对接的问题，有利于把国家战略落到实处，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区域政策既体现了国家战略的要求，又紧密结合各地实际，特别是注重通过发展规划、配套政策和组合项目等方式，把全局性重大改革发展战略及明确的宏观调控要求寓含到地方的发展思路和项目建设之中，以服务代替管理、以支持代替约束、以引导代替规范，有利于地方认真贯彻国家的总体战略意图，保障中央各项政策的顺利落地和有效实施。这一特点，使得区域规划和文件的贯彻与地方发展紧紧连在一起，从而使扎实的和创造性的实施成为了地方政府自觉的行动。
区域增长格局形成重大转变
范恒山告诉记者，区域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增强了国家经济的整体活力。区域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两个革命性成就。
一是促进了我国区域增长格局的重大转变。通过密集出台的区域规划等政策的有机配合，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落后于东部地区的状态得到根本改变。同时，东部把重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发展质量得到提升。
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落后于东部地区。在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指引下，随着区域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强，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格局得到了扭转。
范恒山说，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多年以来我们期盼的结果得以实现。速度指标虽然不是根本性指标，但这一象征性指标的改变，为公共服务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地区实质性差距缩小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促进区域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二是推动形成了一大批经济增长极。在区域政策的积极引导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继续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中西部地区培育形成了广西北部湾地区、安徽皖江城市带、重庆两江新区等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同时，在区域规划和政策的引导下，东部地区一些发达地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增强自主创新，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好于其他地区。
问题与对策
“尽管近年来区域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和突破性进展，但一些根本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仍然面临许多深层次矛盾和困难。”范恒山表示。
一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仍在扩大；二是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明显；三是区域无序和不良竞争仍然存在；四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
关键词：“一带一路”；TPP；霸王合作；共生共荣
基于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新疆“”的此起彼伏，因此，实现“中国梦”就需要和周边国家的利益共振。2013年9月，在访问中亚四国期间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战略构想。2013年10月，在访问东盟期间又首次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策划。由此，“一带一路”在成为中国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一个发展策略之时，亦逐渐进入专家学者的研究视野。TPP则是起源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SEP）”。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将参与TPP谈判，与此同时，秘鲁、越南和澳大利亚也相继宣布加入TPP。TPP在美国政治雄心的烘托下，其世界影响力成阶梯状增长。对美国而言，TPP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在经济层面，TPP是美国亚太战略中的经济支柱和美国争取经济发展特权的VIP；在政治层面，TPP是美国通过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来实现霸权政治的支撑点。
可见，“一带一路”和TPP均带有自身的战略价值和国家主体的发展目标。然而，“一带一路”和TPP的差异性却显著地反映出不同国家的政治情怀。
一、“一带一路”与TPP的战略内涵
1、“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
“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是通过“海陆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这一战略定位的高标准来实现中国亿万人民的“中国梦”。
“一带一路”以经济走廊为依托，以经济发展为中轴，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并以人文交流为纽带。这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独特的身份设定。
中国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并以国家间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提出了“一带一路”这一伟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世界情怀。“一带一路”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理念，构筑多元共生、包容共进的区域环境。“一带一路”从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推进国家间的互利合作，是一种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下用历史文化景观来助推现代社会发展的新视角。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从国家内部环境来讲主要是为了解决海强陆弱、东快西慢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对外来讲则主要是为了充分整合优化沿线国家的资源，以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协和效应。
2、TPP的战略内涵
TPP的战略内涵是通过构建高标准、宽范围的地区性协定来为“美国霸主梦”服务。
“2009年12月14日，美贸易代表柯克宣称美国将参与亚太地区贸易协定的谈判即TPP战略合作谈判，以构建高标准、宽范围的地区性协定，打造未来美国贸易的基准模板。”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推进TPP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政治的“向心力”来达到经济的“自利性”。
从TPP提出的历史背景来看，TPP是美国所面临的综合因素的衍生物。这些综合因素包括随着经济新兴体的发展，美国综合实力相对下降；在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因素影响下，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TPP是美国基于多重因素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对世界贸易规则所制定的新规划、新构想，是美国在权衡自身利益之后在国际棋盘上设下的新局。
3、“一带一路”与TPP战略内涵的区分点主要处于战略的立足点之上
同为战略，差异却颇大。“一带一路”战略内涵的根本立足点是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共生点，而TPP战略内涵的核心则是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和霸权野心；“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更多地倾向于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轴，而TPP则以经济利益为诱因，以政治目的为终极；“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共同构建的发展共享体，是互惠互荣，共建共享的机遇共享之窗。而TPP则是美国牵头，其他成员国隐性地被迫服从的霸王合作；在合作机制上，“一带一路”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机制，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而TPP则在美国利益的指挥棒下制定的合作条款，忽略其他成员国的发展战略。
二、“一带一路”与TPP的战略目的
1、“一带一路”的战略目的具有长远性、包容性和互惠性
“一带一路”的建设基于命运共同体的共同需求，把战略目的融合在各个国家的共同需求之中，并用自身的战略目的服务于世界的整体发展。“同志指出，‘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将带动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和就业增长点，增强各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将‘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与沿线国家的发展规划结合起来，推动各自市场、产业、项目的有效对接，充分发挥各方比较优势，培育合作新支柱，打造合作新亮点，构筑合作新平台，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目的是以互利共赢为基底，以“中国梦”为起点，融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所倡导的一个互惠、互荣、共商、共建的共荣俱乐部。
2、TPP的战略目的具有壁垒性、利己性和隐蔽性
TPP是美国新一轮马歇尔计划的升级版，美国加入TPP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美国推行TPP尽管也有经济层面的利益诉求，然而，推进TPP还掩藏着更多的政治因素。TPP在谈判过程中缺乏透明性，力图通过规则的模糊性来遮蔽规则的利己性。由此可见，TPP战略目的具有壁垒性、利己性和隐蔽性。
三、“一带一路”与TPP的战略前景
“一带一路”与TPP战略规划、战略实践的不同铸就了两者战略前景的差异，其差异具有先天性。“一带一路”战略前景具有独特的优势，主要集中在战略共荣属性、政策科学性、交通畅达、共同利益诉求、互动性强及友好交往史之上。
首先，“一带一路”秉承古代丝绸之路的和平合作、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这种平等包容的合作理念和战略共荣属性奠定了“一带一路”的战略前景；“一带一路”是一条和平之路、合作之路，更是共赢之路。其次，“一带一路”的推进具有很强的政策支撑点。为建设“一带一路”，中方提出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这一含金量颇高的五通政策。政策上，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一国内发展理念与“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荣、共享、共赢思路不谋而合。再次，“一带一路”经济互动能力强，其沿线国家都对各自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设计规划，有着强烈的发展欲望，且有着很强的优势互补性和互动原生力。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诉求和交流平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着深刻而坚实的友好交流史，这些都为“一带一路”带来了实质性的支撑点。
诚然，“一带一路”建设既有机遇亦有挑战。纵观全局，机遇大于挑战。中国有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一带一路”建设既符合历史发展之潮流，又符合沿线国家之利益，深得沿线国家人民的拥护，这是主观条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在科学技术上、自然资源上还是资金上都具有互补性，这是客观层面。因此，“一带一路”在主客观因素的动态平衡中一定能顺利推进。
从目前情况看，TPP的战略前景并不乐观。整体而言，TPP战略前景的困境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首先，地区国家间的固有矛盾是该计划推进的一大阻力。TPP成员国各自怀揣着自己的利益小算盘，在经济利益的摩擦中就会产生很多利益纷争，从而降低合作的契合度与积极性。
其次，TPP既是一个可能带来革命性影响的新机制，亦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TPP前身是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文莱四国所签订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此前TPP在国际舞台上并没有多大影响，但随着美国的强势介入并将其作为美国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一枚棋子，TPP被夹杂了很多政治色彩。由于TPP存在着太多的政治目的和政治野心，TPP一直在暗箱增添条款。这种不确定性和秘密性给其效益评估带来了难题，也给成员国之间的合作造成间隙。
最后，如何合理有效地平衡好TPP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标成为TPP的另一个困境。本质上TPP是一项政治化的多边经贸安排，是奥巴马政府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基石。整体上看，TPP战略是一个畸形的政治衍生物。但又基于美国日益萎缩的制造业及经融危机的影响，TPP又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而美国的政治意图往往脱离现状，由于TPP的政治和经济性质严重脱离，这就容易出现“跛脚”政治的战略悲剧。
四、结语
“一带一路”是中国发扬古代“丝路精神”，在颇具世界情怀的外交理念下推行的合作共赢之路。TPP是美国为缓解国内压力并力保政治霸权地位所推进的壁垒政策，是美国霸权政治的行径之一。两者政治目的的不同决定了两者根本属性的差异，只有透过现象来认清事物的本质，才能给予清晰地界定，才能精准地对“一带一路”和TPP进行研判。
参考文献
[1] 龚雯、田俊荣、王珂：“一带一路”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N].人民日报，2014-06-30.
[关键词]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促进法，促进措施
一、制定中小企业促进法之立足点和必要性
（一）市场经济平等性是立法的立足点
市场经济是平等经济，市场主体之间地位平等是市场经济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也只有市场主体享有平等地位，市场经济之正常、自由秩序才得以维持，其公开、公正、公平之本质特征才得以体现。民商法作为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独执牛耳的大法，对市场主体之平等地位严加保护，市场主体之间经济往来均须遵守公平、自愿、平等、诚实信用等原则进行。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作为自由竞争之必然结果即大企业纷纷涌现，打破市场主体之间力量均衡，从而为大企业在“公平竞争”的幌子下为牟取超平均利润而滥用规模优势创造时机。这时，民商法所能给予市场主体法律地位之平等性陷入流于形式的危险。由此，国家不惜动用公权力进行干预，表现在西方各国的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纷纷出台并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实践中取得卓有成效之实绩。但反垄断法和反不当竞争法对弱势方之保护只能从消极面入手，对于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因本身实力的悬殊而造成中小企业竞争之劣势的消除却无能为力。而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地位和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决定国家不能任凭之自生自灭，而应以积极姿态对其扶持，表现在二战后日美等国颁布一系列中小企业法，从各方面赋予中小企业特殊政策，以营造良好宏观环境支持其健康发展。也只有通过这种“抑强扶弱”的方式造成法律上表面的“不平等”才能最终实现大中小企业之间真正的公平竞争。虽然我国在市场经济大路上蹒跚学步仅几年，但是经济垄断初露端倪，行政垄断泛滥成灾，严重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等性的现象随处可见。而在我国《反垄断法》迟迟难产，《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待完善的现状下制定中小企业促进法，对于维护市场经济平等性更具独特意义。维护公平竞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直至推动国民经济进步正
是中小企业促进法立法之宗旨和价值所在。
（二）中小企业的地位和现状决定立法的必要性
我国中小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目前我国经工商登记的中小企业数占据总登记企业数99%；中小企业在全国工业产值和实现利税中分别占60%和40%左右；中小企业提供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概括起来，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为：①保证竞争，繁荣市场；②进行企业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③增加就业，稳定社会；④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力量；⑤为大企业提供大量辅助服务；⑥农村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中小企业的规模小特征既决定其发展的优势，也决定其在激烈竞争中的劣势：①信用能力低，融资困难；②产出规模小，对市场影响有限，往往只能作市场变化的被动接受者；③获取市场信息能力弱，缺乏正确决策之信息基础；④人员素质相对低；⑤研究投入有限，创新能力受制约；⑥规模小，缺乏与大企业竞争之物质基础，易成不正当竞争的牺牲品。加之我国长期陷入“抓大放小”的误区，对中小企业关注不足，迄今尚无出台一部完整的中小企业法，又缺乏全国统一的发展中小企业政策，更增中小企业竞争之颓势。所以，尽快制定中小企业促进法，给予中小企业发展法律上支持和保障是当务之急的大事。
二、中小企业促进法对中小企业范围之界定
界定中小企业之范围是开展立法活动的前提，也将是一项复杂谨慎的工作。无论是范围过宽，保护了不应保护的非中小企业，还是范围过窄，应该受保护的中小企业未得到保护，都有悖于立法之宗旨。由于各国国情之差异，中小企业标准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不同时期皆有不同。如美国规定制造业固定职工1500人以下为中小企业，而德国、加拿大的标准却是300人。因此，制定中小企业标准不能盲目照搬他国规定，而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要把中小企业放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在一个相当稳定的时期和环境来考察。我国对中小企业之界定标准自建国以来数度调整，目前主要适用1988年颁布的《大中小型企业的划分标准》。该《标准》主要按生产能力、生产设备数量、以及固定资产原值数量为参照系进行，但随经济不断发展，企业生产能力、规模和技术等发生较大变化，使主要从生产的技术规模出发，而不是从企业的经营规模出发的划分标准之不适用性愈发明显，并且难以把数量众多且经济成分繁杂的中小企业纳入《标准》的划分范围。所以中小企业促进法之中小企业标准已不能照搬该《标准》的规定，而应立足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预期将来客观情况，制定有利于中小企业促进法之宗旨实现的新标准。在进行这项复杂工作时，必须遵循两条原则：1、尽量减少划分标准时变量数目限制。应从生产特点即行业特点作为首要考虑因素，从而排除所有制、地区、资金来源等次要因素。而这一标准所取的最小值是依产业最大分类而非具体的某一行业部门为准，即分工业、批发零售、服务业几大类。2、进行指标选择时依企业要素投入为数量标准。过去以生产能力作依据与计划体制下政企关系相适应，随企业成为资源配置主体而不再科学和实用。另外，为提高标准的适应能力和灵活性，可以适用双标准，即符合从业人员或企业资本金任一项即可。综上理由，新标准可考虑为：工业企业固定雇工在300人或资本金800万以下；非工业企业固定雇工在200人或资本金500万以下，界定为小型企业。工业企业固定雇工在1000人或资本金5000万以下；非工业企业固定雇工在500人或资本金在3000万以下，界定为中型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中小企业促进法之中小企业标准有其特殊性。一方面由于企业与经济发展均为动态过程，中小企业之界定标准只能暂时适用，而应随客观经济情况变动而作修改。日本中小企业基本法昭和48年（1973年）修改案与初立法时（1963年）的中小企业标准相差甚远即是此体现。另一面由于中小企业所涉行业众多，上述标准只适用一般情况，而对某些行业或特定时期为促进某一特定产业发展，中小企业促进法对此可作变通处理。如1966年美国小企业管理局为使美国汽车公司能取得向政府项目投标资格，竟将其划为小企业，而实际上当时该公司已是美国第63大制造商，年销售额达9.91亿美元。
三、中小企业促进法对中小企业管理机构之定位
设立全国性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明确其职能和权限是中小企业促进法的重要内容。鉴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之地位，许多国家都设立专门的全国性中小企业管理机构，负责制定政策法规，强化管理，搞好协调监督，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如日本通产省内设立中小企业厅，英国贸易工业部的小企业服务局，美国联邦政府的小型企业管理局等。目前我国管理中小企业的机构有乡镇企业局、工商管理局、生产力促进委员会和国家经贸委新成立的中小企业司等。这些机构职能有交叉，常发生相互争夺权力，推卸责任和政出多门的现象，严重影响对中小企业管理权的有效行使，所以集权于一个全国性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势在必行，也是中小企业促进法应解决的头等大事。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国家产业政策的一部分，不具有宏观调控职能的国家工商管理局显然无力负此重任。而乡镇企业是中小企业的一部分，乡镇企业局的权力局限性决定其不能成为涉及多种经济成分的中小企业之全国性管理机构。另外，国家发展委员会在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已将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引导企业和商业性金融投资方向之职能划给国家经贸委，国家经贸委并在1998年专门成立中小企业司，承担起指导中小企业改革和发展，指导企业管理人员培训，指导企业创新等职责。鉴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全国性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应于国家经贸委中小企业司承担。中小企业促进法的任务是对中小企业司组织设置、地位、职责等方面以法律方式规定，将目前仍由乡镇企业、工商管理局、生产力促进委员会享有管理中小企业职能转移给中小企业司，从而确立中小企业司为全国中企业管理的最高行政机构。而交权后的乡镇企业局、工商管理局只能依中小企业司委托在某些特殊领域履行适宜它们行使之职能。中小企业促进法应对中小企业管理机构的具体职能作出规定，应包括：①制定和执行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指导中小企业改革与发展；②提供管理咨询和人员培训；③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持；④协助中小企业融资，为中小企业提供财政支持；⑤组织中小企业对外合作；⑥促
进和健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等。
四、中小企业促进法立法之基本原则
中小企业促进法之基本原则是其核心和灵魂，既是该法所求价值之具体体现，又是构造其法律规范体系之根本所在。因此，确立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基本原则，无疑是其他立法工作开展之先导。
1、移植与本土化相结合原则。国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立法已逾几十载，在不断的实践检验中获取丰富之立法经验和一套严密、可行之促进措施，合理、适当移植也是落后国家法律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各国中小企业法律均蕴含各国迥异国情，盲目照搬将因不适合我国实际而致适得其反之效果。故此移植他国中小企业立法须立足本国国情，分析、判断、扬弃、消化诸手段相结合，以达“中西合壁”之效。
2、配合及交互反应原则。对中小企业之辅助将是一项系统工程。辅助措施方面涉及金融、税收、管理、诊断、培训等多种领域，辅助主体方面也涉及许多部门及同一部门不同级别，并包括广大的社会中介组织等。为加强各主体之间密切分工合作和避免辅助资源之无谓浪费，中小企业促进法应对各要素加以定位并协调好各要素之间关系，以营造一个高效和谐之辅助系统。
3、经济效益原则。提高经济效益是一切经济工作的重点和归宿，也是中小企业促进法所求之最终价值目标。故此，中小企业促进措施之设置须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调动中小企业经营积极性，以使之在不背离社会效益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4、协助而非包办原则。中小企业促进法之目的在于弥补中小企业经营与竞争之劣势，设置促进措施是协助其发展而非包办其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最终得依靠自身努力。
五、中小企业促进法促进措施之设置
设置中小企业促进措施是中小企业促进法的主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小企业促进法目 标和宗旨的基本手段。促进措施涉及多方面，包括金融、税收、经营指导、创新辅助、信息支持、现代化与国际化协助等，但主要有金融和税收两种：
（一）金融措施
中小企业由于实力小、资信差，间接融资方面举步维艰，且饱经手续繁琐、成本高昂之苦。以乡镇企业为例，尽管其吸收1.3亿劳力就业，创造1.7万亿元增加值，但每年所获商业信贷数仅占总数的7%-8%.而根据现行《公司法》和《证券法》对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的严格条件，令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只能叹为观止。由此，设置中小企业金融促进措施是行之有效做法，主要包括融资政策和信用补充政策两方面。
一方面为弥补商业信贷之足，应设立政策性的中小企业银行和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为中小企业产品开发、技术创新、紧急情况、资金周转等提供稳定低息贷款；应协助建立中
小企业金融互相协会，开展中小企业金融互助活动；拓宽中小企业国内直接融资渠道，并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走向国际金融市场寻求直接融资，如进入香港二板市场等；制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优惠筹资政策。
另一方面为填补中小企业与商业银行信贷问题上的鸿沟，应制定信用补充政策，主要是成立中小企业贷款联合担保机构。该机构可以由中小企业组建联合担保共同体，实行股份制，按担保比例和额度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各国的信用补充政策对于解决担保能力差的中小企业贷款问题均发挥出独特功效，日本有1/3的中小企业利用了该政策。
（二）税收措施
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核心是经济发展速度要服从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
尽管注重质量和效益具有很丰富的内涵，但其最核心的要求是本着速度服从质量和效益的原则，追求速度与质量、效益的统一。
追求以质量为基础的发展速度。追求以质量为基础的发展，关键是注重实实在在的GDP增长、提升产品的档次和质量、强化创新驱动的力度。
首先，经济发展要排除GDP增长中的水份，重视消除几方面的GDP增长假象：（1）物价上涨因素拉动的GDP增长；（2）劳动者报酬和工资收入的增长低于通货膨胀因素拉动的GDP增长；（3）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因素拉动的GDP增长；（4）无效投资因素拉动的GDP增长。
其次，经济发展要注重产品的档次和质量。理论和实践的逻辑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低端和低质量的产品确实会有一定的市场，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若再继续大量制造低端和低质量产品，则经济发展的实际意义将大打折扣。因而，在未来的发展中，应特别注重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即使为此牺牲一定的发展速度也值得。要使更多的群体和个人对高档次和高质量产品具有充足的支付能力和有效需求，在此基础上逐渐压缩对低端和低质量产品的市场需求。同时，应该打破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中的“低成本桎梏”，从单一追求“低成本”转向既注重“低成本”、又注重产品的高档次和高质量。
再次，经济发展要依赖创新驱动。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穿到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制度创新、组织程序、商业模式创新等，使经济发展中的各种要素与资源得到高效配置，切实将要素驱动型经济发展转变为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
追求以效益为导向的发展速度。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益是指一个经济体通过经济发展能够在文化和社会发展及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方面获得的实际收益。高效益的经济发展就如优质的转化器，能够将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充分地转化为实际收益。在党的十精神指引下，未来应该更加注重有实际效益的发展速度。其基本的要求是：（1）以尽量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2）提升经济发展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能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保护资源和环境；（3）积极推进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大居民在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中的份额；（4）提升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降低对国际投资和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实现对外经济的高效益；（5）健全社会保障和其他社会服务体系，释放和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6）实实在在地增大各级财政对文化事业、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和各类居民服务的公共投入，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高水平地转化为提升社会质量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实际效益。
未来发展的多重制约要求江苏必须注重质量和效益
江苏作为有6个工业行业跻身“万亿级”台阶的制造业第一大省，从注重发展的数量和规模，到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应是一种势在必行的转变。然而，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的逻辑看，脱离质量和效益的轨道而期待高增长的念想、推动高增长的行为在江苏一直没有停止过。为此，面对资源小省的省情和环境承载的压力，江苏需要不断强化这样的认识：为了消除未来发展的多重制约，应该十分注重质量和效益。
旧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要求未来的发展必须注重质量和效益。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飞速发展，一直延续的是要素驱动发展路径，赖以支撑的是低人力成本、高能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现今，随着人力成本不断上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呼声日益高涨，以往的“比较优势”正在转化为“瓶颈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下，旧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只有将注重质量和效益作为发展的立足点，才可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突破低水平竞争对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约束。从实践看，江苏区域创新能力之所以能连续四年蝉联“全国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根本原因就是近几年特别注重了以质量为基础和以效益为导向。
低端传统产业调整与高端新型产业培育之间衔接难的困境要求未来的发展必须注重质量和效益。江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走在全国最前列，近年来年均保持30%左右的增速。但是，对技术引进的过度依赖导致了低端传统产业调整与高端新兴产业培育之间不能衔接的困境，使得江苏一方面是新兴产业较快发展，另一方面是传统产业依然在低端运行。面对困境，江苏必须主动以质量为基础、以效益为导向，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时空背景下积极地以高新技术改造低端传统产业，并进一步培育高端新兴产业的突出竞争优势，才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使低端传统产业调整与高端新型产业培育有效衔接。
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外部挑战要求未来的发展必须注重质量和效益。近年来江苏开放型经济创造了较突出的业绩，外贸进出口连跨3个“千亿美元级”台阶，2012年外贸进出口总量超过5000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不断引发新的问题和矛盾，将给江苏的开放型经济带来挑战。这种挑战既与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大趋势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息息相关，也离不开国家实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宏观背景，更来自于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向高层次演进的机制方面的压力。在宏观运行环境和微观运行基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只有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才能促进江苏开放型经济实现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和更替、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有效化解一系列挑战。
江苏注重质量和效益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
真正转变发展观念，彻底摒弃过分追求增长速度的思想。要真正弄清楚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关系，改变经济工作以“抢时间、争速度”为中心的做法，真正把提质量、增效益摆到重要位置上来。
调整利益格局，促进市场主体逐利行为相对合理化。针对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粗放式盲目扩张的倾向，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建立并完善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同时，积极推进环保收费制度改革，健全污染者付费制度，提高排污费征收率，以促进企业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还要通过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整，从利益机制上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淘汰落后生产力。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社会公正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各个群体所共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社会公正的理念也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逐步深入人心。《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46万字)是吴忠民先生潜心社会公正研究十几年的又一力作。如果说其
首先，该书对社会公正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尤其指出社会公正对于现代社会基本制度的安排以及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立足点是社会公正理论必须予以解释的基础性问题，是理解社会公正问题的根基。不少学者对于社会公正的理解往往容易限于“共享”的层面，认为社会公正就是对弱势群体进行帮助和救援。这种看法恐怕不够全面。该书对于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立足点这一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观点。该书指出，社会公正实际上是有两个基本的价值取向，第一，让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第二，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这两个基本价值取向各有各的特有重要功能，缺一不可。前者的功能在于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一个“兜底”、“保底”的东西，以此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成员之间的隔离因素，增强整个社会的团结，从而最终实现发展的目的；后者的主要功能在于“不封顶”，鼓励每一个社会成员自由而充分地发展，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这样，社会公正就同时起到了促进社会团结和激发社会活力的双重作用。这两个基本价值取向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项，社会公正便不具备完整的意义，就会走向不公正。而建立在对社会公正片厢理解基础之上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必定是片面甚至有害的。
社会公正的精义是给每个人他所“应得”，即：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和社会全体的合理利益。社会各个群体相互间是平等的，无论哪一个社会群体，只要其利益要求是合理的就应当予以一视同仁的保护。有鉴于此，该书认为，国家对于社会各个群体的基本立足点应当是：不能厚此薄彼，不能刻意地站在哪一个特定群体的立场上，而是应当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立场上，站在一个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上，以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的合理利益和基本权利为基本出发点，才能制定出“不偏不倚”和“相对客观公平”的社会经济政策和制度，才能有效地促成社会各个群体“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以及互惠互利，才能实现富裕群体的利益增进与弱势群体的生活改善两者之间的同步化，才能有效防止公权不恰当的越界扩张，才能既充分开发社会活力，又提升整个社会的信任程度和整合程度。否则，如果以某个特定群体为基本出发点的话，就必然会损害其他群体平等的权利与合理的利益。
该书指出，社会公正的意义表现在基本制度安排和具体政策制定这样两个层面上。厘清这两个层面上的社会公正问题可以避免一些无谓的争论，避免步人常识上的误区。社会公正的第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设计和安排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基本依据和基本出发点。在此层面上，公正是最为重要的，不存在着公正与效率何者优先的争论问题。社会公正的第二个层面上的问题是具体的政策制定。这主要涉及到我们经常谈论的公正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经济效率和分配再分配两者的份量孰轻孰重的问题。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可供社会再分配的财富不尽一致，由于社会经济各个环节不可能保持完全一致的“均衡发展”，由于公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的具体需求有所差异，所以，在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段当中公正与效率便会出现难以完全兼顾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有必要突出地或重点地解决公正或效率的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具体政策的重心往往会出现有所偏重的情形。不同历史时段种种条件的不一，使得时代任务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因而在政策层面上出现公正与效率关系的争论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相较之下，社会公正在基本制度层面的根本意义则是不容质疑的，不存在争论的可能性。如果将政策层面上社会公正问题的争论延至基本制度设计层面，将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
其次，该书对中国中期即未来2O年问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和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当中各种各样的、大量的风险必然会集中出现，在某个时期甚至会以一种 比较激烈的、爆发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时期。该书认为，社会的高风险必然会引发社会危机。社会风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转变成社会危机，这主要取决于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两者各自的具体状况以 及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具体状况。中国中期重要的社会危机变量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诱因变量，包括经济波动、物价上涨、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机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等 5项；另一类是本因变量，包括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滞后、三农问题、劳资纠纷和冲突、中等收入人群发展的相对缓慢、腐败问题以及中央政府效率和权威削弱问题等 7项。受社会危机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的不同影响，中国中期的社会危机存在着三种可能的演化趋势，即：一般性的社会危机，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最为严重的、具有颠覆性的社会危机。在中国中期亦即未来的 20年当中，一般性的社会危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一般性的社会危机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现象；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而严重的、带有颠覆性的社会危机的发生几率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应对思路与对策上要特别注意三点，一是要建立起雄厚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二是要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并且是制度化的利益协调机制，三是要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