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3 09: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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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汽车营销；营销网格；神经网络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5-0082-02
一、引言
营销已经成为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性因素。传统的营销管理方式存在以下弊端：职能分割、数据冗余、信息内闭等。网格理论是以资源共享为指导原则的先进思想理念，目前已经应用于生物医药、交通运输、资源勘探、电子商务、金融、城市管理与规划[1]等领域。陈平认为，网格是按照精细化管理的需要，将所有的管理区域划分为若干个单元格[2]。姜爱林认为，网格是按一定规则将连续的空间区域离散化，形成众多多边形，并赋予标识符[3]。网格作为新兴的计算平台，具有分布性和异构性、共享性和集成性、自治性和动态性、抽象性和虚拟性等特征，能够将各种计算资源整合起来[4～5]。
二、汽车营销网格划分的维度
汽车营销网格的划分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分别是汽车客户基本特征、汽车客户行为、汽车客户价值和汽车客户生命周期。
（1）汽车客户基本特征。汽车客户基本特征涵盖的内容很多，通常包括地理因素、人口统计因素和客户心理特征因素。地理因素是指客户所在的区域位置、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地域环境按照国内大区可将客户的地域划分为华南、华东、华中、华北、西南、西北，也可将居住区域粒度更加细化。气候环境是指客户居住地的气候状况，在我国主要有热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和高原高山气候；人口统计因素包括民族、性别、年龄、职业、家庭环境、受教育水平、等；心理特征指标与客户对企业产品、包装、广告、公关行为等活动产生的反应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2）汽车客户行为。汽车客户行为是客户购买、使用、处置汽车产品或服务所采取的各种活动，包括先于且决定这些行动的决策过程。每位汽车客户的行为是有规律可循的，若干汽车客户在规律上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基于这种相似性，可以依据汽车客户行为对汽车营销进行网格化划分。依据汽车客户行为划分汽车营销网格是以汽车客户过去重复或习惯性购买、使用记录为基础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反映汽车客户行为的各个变量的统计分析，挖掘出客户的使用习惯和特征，可以从保养频率、维修频率、使用频率、车辆用途、车辆使用地域环境、车辆使用道路环境六个方面来衡量汽车客户行为。
（3）汽车客户价值。客户价值包含客户方面和企业方面，在客户方面，肖恩·米汉教授认为客户价值是客户从某种产品或服务中所能获得的总利益与在购买和拥有时所付出的总代价的比较，也即顾客从企业为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中所得到的满足。即客户价值、客户感知利得、客户感知成本）。从企业方面来说，客户价值即企业从客户的购买中所实现的企业收益，是企业从与其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的并愿意为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承担合适价格的客户中获得的利润，也即顾客为企业的利润贡献。
（4）汽车客户生命周期。客户具有价值和生命周期，是企业的重要资源。客户生命周期是指从客户与企业建立业务关系开始到完全终止业务关系的整个过程，包括考察期、形成期、稳定器和退化期四个阶段。它同样也是客户关系水平随时间发展和变化的轨迹，它动态描述了客户关系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来的总体特征。考察期是客户关系的孕育期，形成期是客户关系的快速发展阶段，稳定期是客户关系的成熟期和理想阶段，退化期是客户关系水平发生逆转的阶段。
三、汽车营销网格的构建流程
构建汽车营销网格首先要充分理解营销网格的构建目的以及划分后要达到什么样的预期效果，然后依据构建目的筛选营销网格划分依据，确定各划分依据所对应的客户信息，并对客户信息进行选择、清洗，在数据准备完成之后选择营销网格划分算法，并利用模型对营销网格进行划分，建立网格并设置网格粒度。营销网格构建流程如图1所示。
（1）确定划分目标及预期效果。汽车企业在对营销网格进行划分时，必须明确对目标市场进行划分的原因，以及通过汽车网格营销能为企业带来怎样的效果，因此汽车营销网格的划分必须以企业发展战略和营销战略为前提，要把汽车网格化营销置于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以企业经营目标为网格化营销目标，确定在网格化营销过程中营销部门所担任的角色，以及与生产部门、售后服务部门、市场部门、财务部门、物流仓储部门应该如何协同运作。
（2）筛选划分依据。在划分网格时，可以依据四个维度客户基本特征（A）、客户行为（B）、客户价值（C）、客户生命周期（D）来进行划分，根据营销网点的实际情况分析，按照四个维度逐步对营销网格进行细化，例如首先按照a1：地理因素进行网格划分，然后依据b4：车辆用途来对网格进一步细化，再次依据c1：客户当前价值来对网格进行第三维的细化，直至满意为止。从而实现营销网格的多维度可变粒划分。
（3）数据准备。在选取了营销网格划分依据后，就要开始对客户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采集，要在收集大量客户信息的基础上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而不是根据划分指标进行主观判断。数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将直接影响营销网格的划分结果，因此在营销网格划分前，必须采集客户数据并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预处理。
（4）建立营销网格。营销网格粒度需要考虑企业现有营销资源状况，要保证在营销网格划分的基础上，企业有充足的营销资源分配给各营销网格，在企业营销资源一定的情况下。根据营销网格粒度和企业营销资源五等级划分，绘制如图2[1]所示的营销资源网格粒度与企业营销资源关系矩阵图，该图共有25个单元格，表示在企业营销资源状况与营销网格粒度的对应关系。如单元格5表示在营销资源充分充足的情况下，企业可以为每一个客户提供一对一的营销服务，每一位客户即为一个营销网格，此时营销网格的粒度最细；单元格21表示当企业的营销资源非常匮乏，要尽节省营销支出时，企业对整个目标市场进行广播式的营销服务，此时营销网格的粒度为1。在左上三角的10个单元格中，营销网格的粒度过细，此时营销资源表现不足，在右下角的10个单元格中，营销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营销网格划分过粗。因此营销网格粒度应依据对角线上的五个区域来设定，确保有限的营销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
在划分网格时，首先依据企业营销资源的实际情况确定网格粒度，然后依据客户基本特征（A）、客户行为（B）、客户价值（C）、客户生命周期（D）四个维度来进行划分，如果粒度很大，则只能从四个维度中选择一两个关键维度来进行划分，如果粒度很细，就可以从三个或四个维度来进行划分。网格划分的过程如图2[2]所示。
四、结语
营销网格的构建是服务营销下营销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前提，总结本文，营销网格划分的一般步骤为：在划分营销网格时首先要明确营销网格划分的目的与原则，然后有目的地选择有效的网格划分依据，并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清洗处理，在数据确定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划分算法，并依据数据特征和企业营销资源状况确定营销网格划分粒度，在此基础上确定营销网格，但是营销网格的划分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适时对营销网格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 王喜，范况生，杨华，张超.现代城市管理新模式：城市网格化管理综述[J].人文地理2007，95（3）：116-119.
[2] 姜爱林，任志儒.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07，（2）：4-14.
[3] Foster I.Grid Technologies&Applications：Architecture&Achieve- ments[J].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ing in High Energyand Nuclear Physics.2001.
关键词：清洁生产；概念沿革；评价指标
中图分类号：T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5-0188-02
1 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环境严重恶化、环境问题日趋国际化和复杂化的大背景下，人们逐渐关心产品和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并逐步认识到依靠改进生产工艺和加强管理等措施来消除污染更为有效，于是清洁生产应运而生，并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实施。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运用清洁生产理念降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钢材、水泥、电力等高碳行业的碳强度，有助于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因此，清洁生产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应有之义。
2 清洁生产的概念沿革
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正式提出“清洁生产”这一术语，认为“清洁生产是指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中，以期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最初的清洁生产概念包括两个层次―生产过程层次以及产品层次。对于生产过程层次，清洁生产侧重节约原材料，淘汰有毒原材料以及减降废物的数量和毒性。对于产品层次，清洁生产概念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出发，旨在减少从原材料的提炼到产品的最终处置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利影响。1996年，UNEP进一步修订“清洁生产”定义，认为清洁生产指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以期增加生态效率并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UNEP于1996年的清洁生产定义拓展了清洁生产的范畴，增加了“服务”这一层次，并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和所提供的服务中。修订后的清洁生产内涵更加丰富，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并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西方的清洁生产概念产生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清洁生产的产生过程我国清洁生产概念最早于1993年第二次全国工业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中提出，认为工业污染防治必须从单纯的末端治理向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实行清洁生产。1994年在《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中又一次提出“为了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采用清洁技术，实施清洁生产，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量”。历经近十年的探索与总结，2003年我国开始实施专门性的清洁生产法律制度――《清洁生产促进法》，将清洁生产推向了法制化和规范化的管理轨道，并对清洁生产的概念进行了更加科学的界定。
“清洁生产”的概念一经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许多国家和组织的积极推进和实践，虽然国内外推行清洁生产的起步时间不同，但可以认定的是，其基本特征和原则是一致的、相似的。综合以上对清洁生产这一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清洁生产是由一系列清洁生产方案组成的生产、管理、规划系统，其目标是将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同时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能耗，从源头减少污染，实现生产全过程综合预防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清洁生产最大的生命力在于可取得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它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
3 清洁生产的特征
清洁生产的实质是一种消耗能源最少的人类生产活动的规划和管理系统，强调通过生产过程的清洁减轻或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清洁生产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图2 清洁生产的基本特征（1）生产源头和生产过程低碳化：目前，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电力、水泥、钢材等高碳行业的支撑。如果从这些高碳行业的生产源头降低碳排放量，调整或改进行业中的高能耗设备，使来源于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强度降低，就实现了生产源头和生产过程低碳化。
（2）能源使用效率高：能源效率是指能源开发、加工、转换、利用等过程的效率，是一个绝对概念，强调通过技术进步实现节能，它可以通过具体的数字指标量化反映出来。在经济意义下，能源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用较少的能源产生等量的有用产出。
（3）废物排放量最小化：清洁生产中的“废物排放量最小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产品设计中建立物质闭路循环体系，努力实现污染“零排放”。其次，积极采用资源重组技术，将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作为“放错了的资源”进行资源重组，作为生产原料重新加以利用。最后，当产成品完成使用功能时，仍可以再循环利用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垃圾”。
（4）资源利用效率高：资源利用效率贯穿于以上三个基本特征，一方面实现资源综合、高效、合理利用既是清洁生产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是清洁生产的最本质要求，资源利用效率高是区别清洁生产工艺与传统工艺的主要特征。
4 清洁生产的评价指标体系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具有标杆功能，这些指标为评价清洁生产绩效提供了比较标准，其主要用途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用于寻找减废空间；作为产品设计和工艺开发的基准；展现环境绩效；作为同一工艺前后期清洁程度对比的基准，也可以用于企业间清洁程度的评比。
4.1 国外常用的清洁生产指标
关于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世界各国没有统一定论。国外常用的清洁生产指标主要包括六种，分别是生态指标（Eco-indicator）、气候变化指标（Climate Change Indicator）、环境绩效指标（EPI）、环境负荷因子（ELF）、废弃物产生率（WR）以及减废情况交换所（PPIC）等。
生态指标是由荷兰National Reuse of Waste Research Program完成的，该指标从生态周期评估的角度出发，将所排放的污染物质对环境的影响进行量化评估，并建立量化的Eco-indicator。但生态指标的区域性限定性很强，对其他区域未必适用。
气候变化指标也是由荷兰开发应用，在测算污染物排放量时扩大了选择的标准物质的范围，包括将CO2，CH4，N2O的排放量以及氟氯烃（CFCS）、哈龙（Halon）的使用量转换为CO2当量，逐年记录废气排放量以评估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一指标适用于政府对全国碳排放量的宏观控制，但是无法指导个别企业进行清洁生产。
环境绩效指标由非营利机构――欧盟绿色圆桌组织（European Green Table）设计开发，该指标涉及行业包括油与气勘探与制造业、石油精炼、石化、铝冶炼业、造纸等，其中具体开发出能源指标、空气排放指标、废水排放指标、废弃物指标以及意外事故指标。虽然欧盟所提出的环境绩效指标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国情，但是对于我国建立各行业的指标体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环境负荷因子由英国ICI公司开发，这一指标的初衷是为化工工艺开发人员评估新工艺提供参考值，其定义为ELF=废弃物重量/产品重量。公式分子中的废弃物重量不考虑工序用水和空气的重量，不参与反应的氮气（N2）也不算在内，该公式适合于有化学反应的工序。
废弃物产生率由美国3M公司开发，它的定义为WR=废弃物重量/产出量，废弃物产生率与环境负荷因子相似，公式分子中废弃物的定义相同，分母中的产品重量也就是产品销售量。废弃物产率指标以总产出（包括废弃物、副产品和产品）为基准，其值永远小于1。
减废情况交换所由美国环保署开发，这一指标需要经常调查或评估废弃物产生量以及原料、水和能源的耗用量，从而对企业生产进行改善，同时评估改善程度。这类指标适用于评价比较同一工厂工艺改进前后的清洁生产状况。
4.2 国内常用的清洁生产指标
依据生命周期分析的原则，目前我国较常用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是主要有四类：原材料指标、产品指标、资源指标和污染物产生指标。其中，前两者是定性指标，后两者主要是定量指标。
原材料指标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材料毒性、生态影响、可再生性、能源强度以及可回收利用性这五个方面。而产品指标需考虑产品销售、使用过程、报废后的处置以及寿命优化问题四个方面。这两类定性指标比较宏观，评价指标主要是靠专家打分，主观估计得到各项指标的权重值，以确定相应的等级。
资源指标可以由单位产品的耗水量、能耗和物耗来表示，适用于比较同一工厂工艺改进前后的清洁生产状况。污染物产生指标分为三类，即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这类指标同样无法表明真正的环境影响程度。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达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业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3年，最长不应超过5年。
5 我国关于清洁生产研究方面存在的缺陷与展望
自1993年我国开始实施清洁生产以来，国家相继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推动清洁生产的法律法规，学术界也在清洁生产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很多成果，使我国清洁生产初具规模。但由于我国清洁生产起步较晚，很多方面仍不成熟，关于清洁生产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不少缺陷。
从总体上看，清洁生产研究侧重于技术和政策方面，有关法律法规的研究非常薄弱，因此完善清洁生产相关法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清洁生产和可持续发展事业。另外，清洁生产的研究层次着重于“点上的多、面上的少”，尚未形成我国大多数企业通用的生产模式，实践中一些具体的清洁生产实施仅局限于经济效益较好的大中型企业，导致清洁生产尚未在我国形成规模化发展。
针对以上问题，在清洁生产研究方面，我国应对清洁生产法律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完善清洁生产法律理论和制度，促进和保障我国的工业污染防治战略由污染物末端处理向污染预防、清洁生产转变；在清洁生产实践方面，我国应该进一步扩大清洁生产规模，例如将清洁生产运用到建设生态工业园中，使清洁生产工作上升到工业园乃至城市或区域范围，构建清洁生产企业群落，建设清洁低碳城市，以实现企业间群落互利共生、信息共享、技术资源集成的循环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凯，崔兆杰.清洁生产理论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4-109.
[2]廖健等.我国对清洁生产的鼓励政策[J].当代石油石化，2005，（2）：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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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3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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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学毅，王建敏.基于物质流分析方法的低碳经济指标体系研究[J].学习月刊，2010，（12）：109-110.
关键词：主题公园 概念 体系
一、主题公园的概念
随着国内主题公园诞生，学术界、舆论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试图给其以精确的解释。目前，对主题公园有代表性的认识，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1.保继刚认为：主题公园是一种人造旅游资源，它着重于特别的构想，围绕着一个或几个主题创造一系列有特别的环境和气氛的项目吸引旅游者（1994）。
2.马志民认为：主题公园是作为某些地域旅游资源相对贫乏，同时也是为了适应游客多种需要与选择的一种补充（1999）。
3.魏小安等则认为：主题公园是以特有的文化内容为主体，以现代科技和文化手段为表现，以市场创新为导向的现代人工景区（1999）。
以上各种观点虽然都是从不用角度去分析的，但包括了一些基本的共同认识：①主题公园要具有某一个或几个明显的主题；②主题公园是为满足游客休闲娱乐要求而建造的。基于以上这两点共识，加上主题公园的基本特性，笔者认为可将主题公园定义为：一种为满足旅游者休闲娱乐需求，采用文化、现代科技等多种表现形式，按照特定主题来设置娱乐内容和方式的现代旅游活动场所。这个定义包含了主题公园的两个“中心”（特定的主题，满足游客需要），两个“基本点”（人为建造，形式多样）。
二、主题公园的基本特征
（一）主题的独特性
主题公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主题的独特性。每一个成功的主题公园都有强烈主题特色，这是主题公园形成鲜明特色和独特个性的灵魂，也是影响旅游者休闲娱乐选择方向的基本魅力所在。主题公园的主题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是建立在对现代旅游业发展趋势、旅游者的旅游偏好的准确把握和对区域背景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一种创新思维。主题选择的是否恰当，直接决定了主题公园的发展命运。
（二）整体的多样性
主题公园可以集游艺、展览、表演设施和园林风光于一身，为游客提供食、住、行、游、购、娱等多种形式的服务，主题公园的所有内容、设施既要适应不同年龄、不同层次游客的需要，又要能满足游客不断增长、不断变化的旅游需求。
（三）灵活的经营方式
主题公园固定成本高，投资大，若单靠门票的简单收入很难收回成本，更别提获取利润了。因此成功的主题公园纷纷在有限的空间里发展集食、住、行、游、购、娱等诸多功能与一身，改变传统旅游业的单一游憩功能。
（四）盈利的高风险性
主题公园投资规模巨大，而投资者迫切希望收回投资，加上项目开发、维持经营等日常运作成本高，因此，他们经常会采取两种方式：扩张市场，提高门票及景区内消费。但这两种经营方式往往事与愿违，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五）民族性和地方性
社会的内在差异形成现代主题公园的民族性，使主题公园发展呈现各异的民族文化特色。而不同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又使主题公园表现出地
域差异。首先，由于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的制约，主题公园的开发规划要受到约束。其次，主题公园的主题选择、项目设计、设施配置等要充分考虑民族性和地域性。第三，主题公园的发展要受到不同性质的目标市场影响，甚至是左右。总之，主题公园的开发建设无不带有其所在地区文化特质的印迹。
三、主题公园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对开发条件的客观全面分析
主题公园的发展与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闲暇时间、行为爱好、审美情趣、等因素密切相关，是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国内旅游客源市场，一些投资者往往过高估计客源流量，导致决策失误，对投资回报期缺乏正确的认识。
（二）主题不突出，数量巨大
自我国主题公园的诞生开始，每出现一种新的主题，总有大批追随者“疯狂”的效仿，造成该形式的主题公园过度开发，从80年代中期开始，微缩模拟景观热、城市机械游乐园热等热潮此起彼伏。从1987年至1992年已建的人造景观近百处，有23处以《西游记》为蓝本开发的，17处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名著等为主题内容，8处以历史人物为主要题材的，34处以风光、民俗、游乐为内容的，13处以参观、游览为主的。主题公园主题的重复建设，给国家的人力、财力及土地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三）产品更新换代缓慢
由于主题公园生命周期短，产品的更新换代必须快，这样才能增加其产品吸引力，以延长其生命周期。国内有很多主题公园，原始创意不错，建设也到位，再加上炒作，使得开园之时门庭若市，火爆异常。但由于产品更新换代慢，缺少远景规划，没有更多新建项目推出，一段时间过后，经营越来越难，最后凄惨度日，门可罗雀。
（四）门票门槛相对过高
门票价格门槛过高，大大超出了游客的心理承受力，直接影响了游客的出游心理。门票过高，导致游客市场狭小，市场难以接受，重游率低。
除了以上的问题之外，主题公园的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经营僵化、管理不善，产品后续发展能力不足，从业人员素质低下等问题，若能得到妥善解决，我国的主题公园会走上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为人们反省全球范围内环境与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总体性思考的角度。“文化生态模式”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在这一图式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立足于这一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表现出了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等颇为独异的理论特质。与现代西方以强调人和自然的二元对立为基本特征的世界图式、以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和占有而求得人类社会不断“增长”为基本理论特质的文化生态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近年来，与全球范围内对环境与生态危机的深入反省密切相关，中国哲学的“生态意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应当从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的角度加强总体性的思考。这里所谓“文化生态”，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模式”则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
由于人是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会动物，一个文化系统的文化生态必然涉及到人与终极实在、人与自然宇宙、个人与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方面构成了特定文化系统的基本存在形态，亦即文化生态模式的基本“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
在这一图式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中国哲学看待天地宇宙以及万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觉地把天地宇宙以及万物均看作是类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这在作为中国哲学之思想源头的《周易》哲学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构起了一个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万物”、“范围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贯之的机体网络系统。沿着《周易》哲学所开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以生命典范贯通天地万物的世界图式，从而形成了“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论”。在这一世界图式中，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既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它们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种内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构成了万物的存在根源，同时也是贯通万物的内在本性。以生命体存在的万物统领于“道”或“天道”，共同构成了充满生机的大化流行。
在这一图式中，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强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是内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万物的。《周易》哲学从两方面突显了天地万物对人的内在性。其一，天地万物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确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显然是把天地万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价值之源，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结果。这从《系辞》“生生之谓易”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论断中即可清楚地见出：“生”不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态，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为人类提供了价值的源头。由此，《周易》开启了后儒以“生”释“仁”，将人之本质属性与天地之德相联系，以为之确立形上根据的基本精神方向。与此同时，人作为大宇长宙中唯一具有灵明者，又不是完全类同于其他万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种特殊使命，即只有通过人的存在而不仅更为充分地实现天地之道，而且使之发扬光大。《中庸》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言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人虽有着与其他万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归根结底依然是为了实现天地万物自身本有的内在价值。
立足于“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的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表现出了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等颇为独异的理论特质。
追求和谐是中国哲学中包括《周易》哲学、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共同具有的价值取向。即以儒家而言，对普遍和谐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原始儒家的这一理论意向经后儒的不断发明推广而成为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明确地表示，建立在“中”这一天下之大本基础上的“和”是天下之达道，人能够达致天下之达道，则可以使天地万物达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在儒家哲学中“和谐”与“生生”又是紧密相连的。扩而大之，亦可以说，“生生”与“和谐”的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
所谓平衡性，即将万物走向和谐看作是一个趋向于生机平衡即事物的构成要素之间和谐共处、共生并形成相对稳定、协调之均势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就世间万物的基本存在要素而言，它们均是由既相区别又相渗透从而形成相对稳定均势的两方面即阴阳构成的。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天地宇宙、万事万物无一不是阴阳二气的产物。阴阳二气又是互相渗透的。阴阳互渗互透，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需、调协而生化万物，成为中国哲学世界图式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本身即是相互渗透的阴阳之间的协调、平衡被看作是天地万物得以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其二，就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亦体现为阴阳之间在相互对待的平衡中通过此消彼长的不平衡而走向新的平衡的过程。换言之，亦即将事物的变化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中国哲学的这一理论特质在作为理解天地宇宙之基本观念框架的“阴阳五行”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其三，就对事物发展趋势的价值取向来看，中国哲学特别注重“中”，即构成事物的诸要素均合理合度的状态。《周易》开启了中国哲学“尚中”的价值取向，在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中庸”、“中道”、“中和”、“中行”等学说和理念。如果说中国哲学中的“中和”理念是以中求和的话，那么，“中庸”则至少包含了为人处世以“适度”（无过无不及）为原则、通过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上的和谐统一（和而不同）、随时而中（时中）等方面的基本内容。这其中所追求的，不仅是有机的平衡，而且是动态的平衡。
关键词：人学 国民素质 特征 意义
人学是以人这一特殊社会存在物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生存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学思想是研究人的存在、人得本质，人在实践活动中处理与自然、社会、他人及自身关系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而人的素质是他们人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素质是由人具有的特质所规定的活动能力及其状态，而构成人的那些特质有先天和后天之分，即先天特征和后天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特质。
一“国民素质”范畴之我见
据此而论，所谓国民素质，从个体意义上讲，是指在先天和接受各类教育的基础上，以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形成的区别他人的具有相对稳定的特质。从社会阶层的角度上讲，是指国民在个体素质形成的基础上，在同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价值力直接引领的作用下，通过对获得的素质观念在实践中内化后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特质。其内涵是国民在生活、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具备的自身条件，以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所具备的自身条件，以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所具备的自身条件主要是身体、心理和社会文化素质，其实质是德、智、体、美诸多条件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所形成的国民素质总体水平;这种能力是潜在能量，即未被发掘利用的力量和发展价值，是实现自身需要的内在条件。从外延上说，它可以作为古代国民个体素质、全民身体素质，也可以作为现代或当代国民个体素质、全体国民素质，还包括一定社会时期的各个地区、各阶层和群体的国民素质。
二“国民素质”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国民素质概念的诠释和界定，我们可以全面认识国民素质的基本特征即国民素质所特有的性质，国民素质内在本质的反映和外在表现形式。
第一，先天不同性与后天平等发展性
马克思认为人的素质具有天赋性，人具有天生素质，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遵循生物运动的客观规律，人的生命来源于遗传，所以人得先天素质有很大的不同性，，但同时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具有平等的地社会地位，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有获得发展的平等性。国民先天素质的不同性影响着后天身心发展的个体差异性，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会随着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和环境作用的影响，所以，人们只有在先进制度的规范下，素质才能得到平等的发展，促进自身素质的全面提高。
第二，历史继承性与现实社会制度规范性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显然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在创造着历史的同时都受到同时期社会制度的制约，从国民素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素质离不开本国现实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引导和影响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又给社会以巨大的影响。
第三，文化模塑性与教育引导性
马克思认为，文化的发展在于主体内部的精神运动，说明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的发展史与人类的发展紧密相连，人类创造文化的同时自身素质也在不断发展和提高，所以文化必然影响和规范着人类的发展，是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文化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创造和发展，产生了教育，教育极大的提高人们的劳动能力和技巧，因此，教育在国民素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素质观念内化性与素质完整发展内在性
国民素质是以国民的内在的形式存在的，是作为主体的内在属性存在的，每位国民因为要受到外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的环境影响，以及在接受教育后，会表现出相对的不稳定性，动态性，只有经过通过主体内化转化为素质结构的稳定部分。国民素质的结构具有协调性，整体性，其中各部分的内容，他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协同整合构成了一个人整体的素质结构
第五，个体性、群体性与职业性、角色性
国民素质的个体性，即指国民具有的身心特征与能力的个体表现，因为个人生活在社会中，所以个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国民的个体不能离开社会群体而存在，其必然共处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之中，在社会中相互交往相互作用，所以国民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群体的共性。与此同时，国民素质反映到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又具有职业性和角色性特征，因为在具有一定结构的群体中不同的成员在其中会占有不同的地位，即具有不同的身份。
三、国民素质观念形成的理论意义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所以人的素质发展在随着社会发展提高的同时也对生产方式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国民素质是伴随着国家形式的产生而形成的特殊存在形态，国民素质是从国民性的视阈，以社会制度为逻辑基点，研究国民素质机制，探讨国民素质发展规律而初步建立的学科，国民素质学重视国民先天素质在素质中的作用，强调个体与社会的融合，坚持历史考察与社会制度的统一，提出国民内化与实践结合的素质提升方法，以促进国民素质均衡发展为目的，在人类文明史上，关于人的素质的学问和知识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创新发展，国民素质学在人类文化体系中将占有特殊的，无法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必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一门显学。和谐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体现，是反映国民素质与经济、政治、文化的社会统一体在发展中相互依存的表现形式，所以国民素质的均衡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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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传统认为,“战略”是指重大的、带全局性和决定性的谋划;财务管理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职能管理,只是企业管理的一个侧面,不具有全局性特征,因而无战略成分可言。然而,随着企业组织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企业因融资结构等重大财务安排不当而导致财务危机的诸多教训越发清楚地告诉我们,财务管理并非仅限于“策略”和“战术”层面,也有着事关企业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内容。这就是说,财务战略应该有其相对独立的存在意义。
二、财务战略的相对独立性:企业战略角度的考察
企业战略也常被称作“企业经营战略”或简称为“经营战略”。企业战略问题的提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从西方的情况(以美国为例)来看,企业战略的产生大约是50年代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亦即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这段时间,虽然由于基本消费品的需要正逐步趋于饱和而使企业意识到了以销定产的道理,这种道理也逐步为越来越多的企业付诸实践,因此,企业不再仅仅依靠内部控制式的传统管理,而是更多地根据环境从需求的变化来规划未来发展,并在实践中采用了诸如预算管理和长期计划等具体做法。但是,那时的计划和预算都是主要地以历史实绩为基础,采取简单的趋势推断办法加以确定的,而比较缺乏对未来环境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预测。显然,这样的计划或预算离以“谋划未来”为基本特征的“战略”尚有较大距离。
20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进入了所谓的后工业时代,社会需求由“量”转向“质”,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推动生产工艺和技术的革新,大大加剧了市场竞争。与此同时,资源短缺(如石油危机等)问题也时有发生。此外,由于通货膨胀及垄断行为等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地破坏着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政府对经济生活及企业活动的干预因此而不断增加。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企业发展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日益深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唯有切切实实地根据环境及其可能变化谋划未来的发展方向及相应的实现途径,方能求得长期稳定的发展。企业战略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企业战略的产生是进入80年代之后的事情。在1978年开始进行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企业以国有企业为绝对主导,而国有企业又在国家计划的统一控制之下。所以,严格说来,当时的国有企业事实上都只是承担国家计划所指定的生产任务的“工厂”而已,它们基本不具备“筹划事业”这一职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企业改革主要围绕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分配作一定的调整,而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国有企业的机制改造;与此同时,非国有企业也尚处于初步成长阶段,对国有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不够显著。而到了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机制改造已基本做到了“政企分开,两权分离”,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得以展现;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的成长壮大使得市场竞争趋于激化。加之,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抢购风”之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渐趋理性,社会需求也发生着由“量”到“质”的深刻转变;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加剧了市场竞争,国际市场也日益影响乃至冲击着国内市场。这些都给我国企业提出了警示:企业唯有根据环境及其可能的未来变化规划其发展之路,才有可能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企业战略管理内容的构成和战略管理的程序,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与西里尔•奥唐奈认为:“虽然一般在使用‘战略’这个术语时意味着为企业或其它事业单位的经营和计划工作规定基本和总的方向,但也不应该忽略它存在着几种基本类型。最重要的当然是全面的总体的战略和政策,另外有一些辅助的或派生的战略和政策,还有些较次要的战略和政策。但大多数企业实行的是战略和政策的混合物。此外,考虑到执行计划的预期环境有可能发生变化,所以有些战略和政策要具有随机制宜的特性。”在孔茨与奥唐奈看来,重大的战略和政策就是指能使企业达到目标的基本战略和政策。他们认为,企业主要的战略和政策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销售、新产品开发、财务资源、人力资源和基本建设等。而且,这些战略往往是需要相互配合的。因此,大多数企业的战略和政策,多为许多战略和政策的混合物。
由上可见,企业战略具有多元结构特征。也就是说,企业战略不仅包括企业整体意义上的战略,且也应该包括事业部层次和/或职能层次上的战略。财务战略是企业诸方面职能战略之一。然而,财务战略与其他职能战略的区分往往并不那么绝对。从企业战略的角度看,财务战略的相对独立性取决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财务管理从而财务战略具有相对独立的内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管理不再只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附属职能,而是有其自身特定的内容。之所以这样,其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货币的独立存在。财务活动之所以成为现代企业活动的一项相对独立的内容,首先就是以货币的独立存在为基础的。货币独立存在的初始意义只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但是,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货币运动就逐步地独立于商品的运动,并最终形成自己的运动规律。于是,商业社会就出现了专门经营货币的金融资本家。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离,从根本上决定了主要从事产业资本营运的工商企业对金融市场的依赖,尽管金融资本和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本质上也不能脱离产业资本。这就决定了企业资金的筹集与运用及由此派生的其他财务活动的管理,都必须以满足资金提供者的利益要求为基本准则。
(2)资金的有限性。资金的有限性是财务活动从而财务管理独立存在的又一重要原因。所谓资金的有限性,具体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从全社会来看,任何特定时点上金融市场所能提供的资金总量总是有限的。其二是,相对于一个特定的企业而言,企业现状(如规模、获利水平、财务结构等)和企业环境(如经济成长速度、产业生命周期、有关法律和政策等)既定的情况下,其可能获得的资金总量也必然是有限的。由于资金的有限性,企业活动过程中资金的需要与资金的供给永远是一对需要谨慎处理的矛盾。企业既需要确保各项业务活动(如营销、研究开发、技术改造、基本建设等)的资金需要,又必须讲究资金分配和使用的合理性,尽可能节约资金占用。
(3)企业对现金流状况的关注。从一个长期的过程来讲,赚取利润于任何企业无疑都是必要和重要的。一个企业倘若获得不了利润,就没有长期存在的可能。然而,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足够的现金满足企业发展和/或生产经营的需要,即便有利可图,也可能会因财务状况尤其是现金状况陷于困境而发生危机。所以,现代企业不仅需要有获取利润的能力,而且必须确保赚取利润过程资金流转的顺畅和财务结构的合理与安全。
(4)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带来的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及由此而引起的委托关系的出现。委托人与人之间需要处理的关系虽然包括多个方面,但从委托人的角度看,最重要的莫过于其财务利益的实现。为此,不断改善和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确保委托人财务利益的实现,自然就成了人所承担的诸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企业来自委托人亦即所有者的压力完全市场化了。除了融资和投资,股利分派也成为企业财务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
第二,财务战略与其他职能战略间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的关系特征。由于资金的筹集取决于企业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需要,资金的投放和使用更是与企业再生产过程不可分割,即便是股利分派,也决不是单一、纯粹的财务问题,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内部的需要。所以,企业财务活动的实际过程总是与企业活动的其它方面相互联系的,财务战略与企业战略其它方面的关系亦然。诚如前述,尽管企业战略指的首先是那些全局和长远的方面,但因全局与局部总是相对而言的,某些“局部”的职能活动往往事关“全局”且具有长远的特征,也就同样地成为企业某一“局部”的战略问题。财务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这种特性;财务战略作为一种“局部”战略而存在。然而,由于诸如购并等企业活动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多重属性,我们很难将它们简单地划归于财务活动或非财务活动。它们事实上需要人们从多个职能角度予以考虑。有鉴于此,本文所采用的财务战略概念,虽然主要是指对企业总体的长远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财务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但又不完全限于此。一些与财务密切相关但具有多重属性的企业活动的财务指导思想和原则也包含于其中。
三、财务战略的相对独立性:财务管理角度的考察
根据现有的一般认识,现代企业的财务活动与财务管理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1)财务活动的核心内容是资金的筹集与运用;(2)财务管理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企业资金的筹集与运用等财务活动进行管理;(3)财务活动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决定了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中一项牵涉面甚广的职能管理工作,财务管理部门乃至财务总管(财务副总经理)往往是组织而非完全独立地承担企业的财务管理任务,许多重要的财务事项都需要由企业最高决策层行使最终决策权。
从财务管理角度考察财务战略的相对独立性,亦即财务战略问题能否相对地区别于一般财务问题。换句话说,哪些财务活动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哪些财务活动不具有战略意义而只是策略或战术问题。笔者认为,恰当地作出这种区分的关键仍在于如何把握战略与策略及战术之间的联系及差异。遵循“战略总是带有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特征,而策略和战术则是指为达到战略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这一基本观点,那些属于财务战略范畴的企业财务活动必须具有“对企业全局尤其是指企业总体财务状况的长期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特征;而那些一般财务问题,亦即所谓的财务策略及战术问题,其本身通常不具有“全局”和“长期”的特征,尽管它们也是实现企业财务战略目标所必须做的工作。
根据上述财务战略内涵特征,我们基本可以列出一些主要的财务战略,尽管难于做到罗列齐全。当然,财务战略问题的类别会因观察角度的不同而异。(1)从企业基本财务活动亦即财务管理基本内容角度看,企业财务战略包括:融资战略、投资战略、营运资金战略和股利分派战略等;(2)从派生财务活动亦即财务管理派生内容的角度看,企业财务战略包括:投资规模战略、投资方向战略、企业购并战略、分部财务战略、特殊条件(如通货膨胀)之下的财务战略等;(3)从企业状况特征角度看,企业财务战略包括:不同行业企业的财务战略、不同规模企业的财务战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财务战略、不同组织形式企业的财务战略等。(4)从财务活动本身直接涉及的范围来看,企业财务战略包括:总体或曰综合财务战略(积极或消极型战略;快速扩张、稳定发展或收缩型战略)和分项财务战略(即指主要涉及某一方面财务活动的财务战略问题)。
从上述财务战略问题的类别来看,财务战略似已涉及了企业财务活动的所有领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所给出的财务战略范畴在外延上过于宽泛?其实并非如此。应该说,企业财务活动的任何领域都同时存在着“战略性”的方面和“策略及战术性”的方面。即便就营运资金管理而言,尽管它通常被人们归于“日常”财务管理的范畴,尽管它的大量工作属于甚为琐细的策略乃至技术事务,但营运资金管理事实上也存在一些带有“战略”意义的成分,如营运资金管理中的资产组合和筹资组合的协调问题,就不可能不对企业长期的财务稳定甚至企业的。
健康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此相反,诸如一般长期投资乃至企业购并等重大财务活动,尽管它们往往会很自然地被划归“战略性”财务活动的范畴,但其具体的活动过程中却又必然包含着许多细节问题,亦即“策略或技术性”的财务活动。所以,任何大类意义上的财务活动,事实上都同时包含着战略与非战略的成分,其差异只是何者为主、何者为辅的不同而已。
四、企业总体财务战略的类型及特征
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家弗雷德•R•戴维认为,企业战略包括以下四种类型,即:一体化战略、加强型战略、多元经营战略以及防御型战略。一体化战略又包括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其中,纵向一体化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前向一体化战略是指获得分销商或零售商的所有权或加强对它们的控制。后向一体化战略是指获得供货方公司的所有权或增加对其的控制。横向一体化战略是指获得竞争公司所有权或加强对其的控制,加强型战略是市场渗透、市场开发和产品开发的统称。市场渗透战略是通过更大的市场营销努力,提高现有产品或服务在现有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市场开发战略是指将现有产品或服务打入新的地区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开发和国际市场开发。产品开发战略是通过改进和改变产品或服务而增加产品销售。多元经营战略包括集中化多元经营、横向多元经营及混合式多元经营。集中化多元经营战略是指,增加新的,但与原有业务相关的产品或服务。横向多元经营战略是指向现有用户提供新的,且与原有业务不相关的产品或服务。混合式多元经营战略则是指,增加新的与原有业务不相关的产品或服务。防御型战略则包括合资经营、收缩、剥离和清算等。合资经营战略是指两个或更多的公司结成暂时的合作关系以共同利用某些机会。收缩战略是指企业通过减少资产与成本而重组企业,以扭亏为盈。剥离战略是指出售企业的分部、分公司或任何一个部分,以使企业摆脱为那些不盈利却又占用大量资金的分部所累的状况。清算战略是指企业停止营业,将企业全部资产出售,以实现其有形资产价值。
企业战略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然而,从财务的角度来看,我们主要关心的不是这些具体的企业战略形式,而是与这些企业战略形式相配合的财务战略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如前所述,财务战略与企业战略密不可分,但财务战略又侧重于资金的筹措与使用。所以,财务战略类型也就应该主要地从资金筹措与使用特征的角度进行划分。笔者认为,从这一角度划分财务战略,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即快速扩张型财务战略、稳健发展型财务战略和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
快速扩张型财务战略,是指以实现企业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为目的的一种财务战略。为了实施这种财务战略,企业往往需要在将绝大部分乃至全部利润留存的同时,大量地进行外部筹资,更多地利用负债,大量筹措外部资金,是为了弥补内部积累相对于企业扩张需要的不足;更多地利用负债而不是股权筹资,是因为负债筹资既能为企业带来财务杠杆效应,又能防止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稀释。企业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也往往会使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表现为相对的低水平,因为收益的增长相对于资产的增长总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总之,快速扩张型财务战略一般会表现出“高负债、低收益、少分配”的特征。
稳健发展型财务战略,是指以实现企业财务绩效的稳定增长和资产规模的平稳扩张为目的的一种财务战略。实施稳健发展型财务战略的企业,一般将尽可能优化现有资源的配置和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及效益作为首要任务,将利润积累作为实现企业资产规模扩张的基本资金来源。为了防止过重的利息负担,这类企业对利用负债实现企业资产规模从而经营规模的扩张往往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所以,实施稳健发展型财务战略的企业的一般财务特征是“低负债、高收益、中分配”。当然,随着企业逐步走向成熟,内部利润积累就会越来越成为不必要,那么,“少分配”的特征也就随之而逐步消失。
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是指以预防出现财务危机和求得生存及新的发展为目的的一种财务战略。实施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的企业,一般将尽可能减少现金流出和尽可能增加现金流入作为首要任务,通过采取削减分部和精简机构等措施,盘活存量资产,节约成本支出,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人力,用于企业的主导业务,以增强企业主导业务的市场竞争力。由于这类企业多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遭遇挫折,也很可能曾经实施过快速扩张的财务战略,因而历史上所形成的负债包袱和当前经营上所面临的困难,就成为迫使其采取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的两个重要原因。“高负债、低收益、少分配”是实施这种财务战略的企业的基本财务特征。
五、财务战略管理的基本特征
财务战略管理,或称战略财务管理,指的是对企业财务战略或曰战略性财务活动的管理。财务战略管理既是企业战略管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因此,财务战略管理既要体现企业战略管理的原则要求,又要遵循企业财务活动的基本规律。笔者认为,财务战略管理基本特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财务战略管理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企业目标和财务目标的确立。这是因为,每一个企业客观上都应该有一个指导其行为的基本目标以及相应的财务目标。企业目标的明确,也就意味着明确了企业的总体发展方向;财务目标的明确,则为财务战略管理提供了具体行为准则。有了明确的企业目标和财务目标,才可以界定财务战略方案选择的边界,才能排除那些显然偏离企业发展方向和财务目标要求的战略选择。也就是说,只有明确了企业目标和财务目标,才可以将财务战略管理尤其是财务战略形成过程限定在一个合理的框架之内,才能避免漫无目的地探寻财务战略方案这种劳而无功的做法。
[论文摘要]基于开放包容、务实诚信的合作创新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灵魂。长三角区域文化主要是通过创新主体(包括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研发机构、工商界、社会中介组织、金融机构等)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发挥重大持久、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
上海文化、浙江文化和江苏文化均属于江南文化，基本特征非常相似，正所谓文化相通。这些相似的内容构成了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长三角区域文化在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由其基本特征决定的。合作创新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灵魂。长三角区域文化主要是通过创新主体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发挥重大持久、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
一、长三角区域文化和区域创新系统的关系
本文论述的区域文化主要是指具体地域的人在长期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积淀而形成的思想理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生存精神、道德信仰、行为准则等。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过是一种强化人的生存的机制。当然，它是对作为其载体的人影响和作用最重大的强化机制。文化几乎成了人生存与发展的唯一依靠。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今天的人能够摆脱文化而生存下去。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文化是价值认同的思想基础。
考察沪苏浙三地文化发现，基于开放包容、务实诚信的合作创新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灵魂。而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创新。因此，长三角区域文化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就具有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这正是本文特别强调从区域文化的视角研究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根本原因。长三角区域文化和区域创新系统的关系，在本质上主要是地域文化和创新主体的关系，是文化与人的关系。
一方面，长三角区域文化塑造着长三角区域创新主体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另一方面，长三角区域创新主体推动和促进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发展，丰富着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创新内涵。文化浸润、潜行于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所有活动细节中，但它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稳定、富有生命生机活力的精神体系。文化是依靠内在的生命机制自然发育、自然生长的，一种文化的成熟、成型需要漫长的时间。制定、实施文化发展战略是追逐文化速成、文化速效的做法，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也违背了文化的本性，很容易也极可能会伤害文化自身。文化发展战略充其量适合于物质层面的文化。当前流行的“浙江精神”、“江苏精神”，不过是浙江文化、江苏文化的意识形态化的表述方式。其实，我们能做的只是尊重文化内在本性，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继承并发扬已有的区域文化历史传统，吸收和借鉴区域之外一切有益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文化养分，进而创新区域文化。
创新文化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具有重大持久的影响。所以，不应把文化仅当做普通的环境要素，对文化的本质、地位和作用需要重新认识。创新文化的主要特质包括容忍失败、宽容叛逆、敢冒风险、崇尚创新等。优秀的创新文化不是三天两日就能够成就的，也不是几个人振臂一呼就能确立的。优秀的创新文化是一个区域内各阶层人士长期以来共同探索、不懈追求、锐意进取的结果。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长三角区域在开展创新的过程中，政府对创新行为的大力支持；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创新；法律体系对创新行为及成果的保护；教育培训机构对创新精神的大力弘扬、对创新意识的不断强化、对创新人才的大量培养，这些都反映了该区域优秀的创新文化的丰富内涵。它们将提升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水平，使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具有持久强大的内生性比较竞争优势，对其他区域创新系统具有显著的引领和示范效应。
二、江南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江南”的概念“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又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更是一个文化区域。在历史上，“江南”始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地域概念，也来没有一个公认的界定。近代所说的江南，通常是指今天的苏南和浙江一带。1992年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会的15个组成城市(上海、南京、扬州、镇江、南通、泰州、苏州、无锡、常州、杭州、湖州、宁波、嘉兴、舟山、绍兴)，与明清时期的“江南”所包括的地区相比较，其行政地域的主体部分(指苏南的苏州、常州、镇江、南京，浙北的杭州、嘉兴、湖州以及上海)几乎完全重叠。由此可见，今天的“长三角”是由明清时期的江南各府发展而来的。
(二)江南文化的主要特征
以吴越文化为底蕴和渊源的江南文化，是以苏南的苏锡常、浙北的杭嘉湖以及上海为核心区域的长三角地区人民通过千百年来的积淀、融合、凝聚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江南文化是世世代代江南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和繁衍生息的精神动力。从吴越文化到江南文化到今天的长三角区域文化，一脉相承，但也有明显的阶段之分。吴越文化古朴刚野，但也柔雅；江南文化柔弱文雅，但也烈性。正是南方的吴越文化吸收、融合了北方中原文化的一些成分才形成了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演变，在不断的融合与扬弃中建构起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至隋唐其主要内涵已渐趋稳定。
江南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如下：
1．崇文重教。江南地区历来崇文重教，吟咏成风，鸿儒巨子层出不穷，明清时期则登峰造极。江南人温文尔雅，知书达礼，讲理性，善思考，守秩序。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使江南地区人才辈出、社会进步、经济繁荣。
2．诚信合作。江南人诚实守信，善与人处，把诚信合作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和商业经营之道。江南地区地域相连，人缘相亲，联系密切，来往频繁。在此基础上，诚信合作造就了江南地区的繁荣繁华。
3．谦和礼让。江南人不仅重文，而且重商。懂经营，善交易，在商业活动中谦和礼让，即使与人争执，亦柔声细气。这种品德使江南人不仅赢得了良好人缘，而且抓住了宝贵商机。商人追求和气生财；官人显得和蔼可亲；文人崇尚平和淡泊；长者具有高风亮节。
4．求精务实。江南人在农事上精耕细作，在经商方面精打细算，在传统手工制作上精雕细刻，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精益求精的态度。江南人崇尚务实，反对空谈，脚踏实地，进取向上。
5．融合开放。独特的水乡环境，优越的海陆区位，使江南人具有开放的胸怀和融合的气度。江南人虚怀若谷，宽容大度，像水一样随形就势，灵活亲和。千江百川归人大海。江南人拥有大海的胸襟和气魄。
三、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江浙沪地域相连，人缘相亲，导致了经济相融、文化相通。上海文化表现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融汇中西，善于扬弃，乐于标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英雄不问出处；精明诚信，重视契约，遵守规则，讲究规矩；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吸收外来思想观念，不断创新，追求卓越；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造，讲求实效。江苏文化表现出以柔克刚，刚柔相济，发挥长处，把握时机；眼界开阔，思维敏捷，活力旺盛，心态开放；四民同道，义利兼顾，互动并进；善于通变，富于创造；开放多元，交融互补。浙江文化表现出智慧灵巧，开放包容，敢于创新，自强不息，注重功利。
从上述可以提炼、概括出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1．开放包容。上海文化中的海纳百／if，兼收并蓄，融汇中西，善于扬弃，乐于标新以及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吸收外来思想观念；江苏文化中的眼界开阔，思维敏捷，活力旺盛，心态开放以及开放多元，交融互补；浙江文化中的开放兼容，在本质上都反映和体现出开放包容的特征。江浙沪三地相互开放，也共同对外开放；江浙地区内部各亚文化区之间也相互开放，对异质文化因素少有排斥，表现出包容的气度和胸怀。只要有意义有价值，人们都愿意吸收进来，化作本土文化成长的养料。同时，人们也乐于对自身的原有文化作出适当的改进与完善。
2．务实诚信。上海文化中的精明诚信，重视契约，遵守规则，讲究规矩以及讲求实效；江苏文化中的四民同道，义利兼顾，互动并进以及善于通变；浙江文化中的注重功利，在本质上都反映和体现出务实诚信的特征。人们不仅重义，而且重利，从实际出发，追求实效。务实而不务虚，工商亦本，崇尚经世致用。在商业活动中，人们诚实守信，戒欺戒诈，信誉第一，品牌至上，努力打造百年老店。正是务实诚信的品格为该地区长期的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和世面繁华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3．合作创新。上海文化中的不断创新、追求卓越；江苏文化中的富于创造；浙江文化中的敢于创新，在本质上都反映和体现出合作创新的特征。创业创造都是创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更是创新。创新通常不是孤军奋战、单打独斗，而是联合起来，通力协作，共同创新。合作的人们，哪怕是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也能够以开放的胸怀包容接纳，求真务实，以诚相待，相互信任，精诚合作。所以，合作创新是建立在开放包容和务实诚信的基础上的。不能相互开放包容，不能彼此务实诚信，合作创新也就失去了前提，合作创新也就无法实现目标。
四、区域文化在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在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该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合作创新是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灵魂。长三角区域文化主要是通过创新主体对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发挥重大持久、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长三角区域文化对政府部门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各地各级政府官员队伍尤其是主要负责官员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由他们协调联动所主导的观念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其中，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整个区域提供了全面的公共服务，大力推进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内容。
(二)长三角区域文化对高校院所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的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由他们精诚合作所主导的智力支持、知识生产、科学原创、技术发明和研究开发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其中，打造一流的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内容。当然，普及科技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全区的科学文化素养和水平，也是他们的创新使命。
(三)长三角区域文化对工商界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的创业者、职业经理人(包括企业各级管理人员)、企业家以及商业从业人员(特别是商界精英)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强化着他们的创业创富精神、企业家精神、商业精神及商业文明传统。由他们跨区联合主导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其中，区域合作创新文化将促使企业加强与高校院所的密切合作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核心主体，成为研发投入和产出的主力军，成为研发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而创造巨额商业利润的重要力量。
(四)长三角区域文化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和培训机构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由他们作为纽带和桥梁主导的服务创新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在合作创新精神的感召下，在行业定位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他们将为官产学研合作机制的创新发挥独特的作用，拓展合作范围，丰富合作层次，深化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率，促进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更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终为凝聚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主体、提升合作创新的水平做出独特的贡献。
(五)长三角区域文化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塑造着长三角区域的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创新文化素养、创新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意识、创新文化精神及创新文化境界，由他们统一筹划主导的金融服务创新、长三角金融一体化、金融经济协调联动发展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在合作创新文化方面获得了充分、持续、永久的保障。长三角区域的金融机构将促进沪苏浙三地金融资源跨行政区的流动和配置，推进区域内金融组织、制度、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实现区域经济金融协调、稳健、可持续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创造条件不断消除制约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各种障碍，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实现金融的区域性联动，为区域创新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实现区内各方的互利互惠、共荣共赢。
(六)长三角区域文化对创新资源布局的影响和作用
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合作创新内涵支持着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要素的跨行政区优化配置、互补共享和集聚整合。具体而言，长三角区域创新文化支持着信息和知识的跨行政区生产、传播、沟通、交流、共享和流动；支持着技术的跨行政区交易、转移；支持着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跨行政区融合、配置、并购和流动；支持着科研仪器、设备和实验室的跨行政区共用共享，避免重复购置和浪费，提高利用效率。
一
生态存在论主要从有机整体的视角，揭示人与 世界万物的存在是一种系统的关系存在。从其存在 状态看，它是一个生命自组织演化系统。这一大的演 化系统可分为系统自身的自组织演化、系统之间的 自组织演化和系统内在要素(子系统)之间的协同自 组织演化。在这一巨大的生态存在自演化系统中，从 无机界到有机界，从亚原子、原子、分子、细胞原生 物、生物有机体到文化，既是具有自稳自组性的有机 系统，又是生态存在系统的一个部分。从系统哲学范 式的观点看，每一系统相对于整个生态系统都具有 自身的存在价值，都会在自身所处的生态位上获得 相应的价值承认；但它作为整个生态大系统的一部 分，却不应将自己的存在价值凌驾于整个大系统之 上，因为系统价值高于部分价值，每一系统作为一个 部分都必须服从生态大系统的规范。而且就系统内 的各个部分、各个系统来说，它们不是原子式的存在，而是系统关联性的存在。
因此，生态系统的生命 演化与维系，相对于其他生命系统的存在就构成了 一种终极制约性。恰如著名学者拉兹洛所言，“自然 是终极因”。对于人类的存在来说，没有形而上的 终极预设与追求，便失去存在之根、力量之源。而形 而上的预设作为一种逻辑设定，往往不太容易被经 验证实或证伪。这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几乎是不言而 喻的通则。但在生态文化视野中，生态存在的终极本 体性，却是人们可以经验感觉的事实。现代人类实践 的无度扩张已经触及到地球的极限，生态灾难频发， 彰显了地球的有限性和生态系的脆弱性。生态存在 作为一种终极本体性设定不仅仅是理论的推演，也 是现代人类存在经验的潜在呼唤。
生态存在论内含了可能性与现实性双重纬度上 的理想设定，从其存在特性看具有六大本质特征，这 六大本质特征既是从生态存在视野对万事万物的存 在本性的概括，也是对生态美的本质特征的概括。第 一，一体性。一体性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在 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上，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万物是 平等的，如桑德拉巴哈古纳的诗意吟颂:“我们必须 聆听树木的心跳，因为它和我们一样，都是活生生的 生命。”〔2〕第二，共生性。人、自然、万物的本原一体 性，是生态存在论状态的整体表征。而支持存在一体 性的规则就是共生性，不仅是万物之间的共生，更根 本的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共生。对于人来说，共生不仅 意味着生存规则，而且是一种境界的提升。在机械 论、工业文明的行为模式中，人类越来越淡忘了人与 自然共生这一始源性的终极真实，共生性将重新唤回人与自然的生命连结与亲和。第三，互通性。
共生的本性必然要求互通，任何生命自组织演化系统都 不是孤立的，其自身生态活力的保持，必须依赖与其 他生命系统进行充分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而且 互通不是因与果的线性过程，而是网络式的双向整 合。这种互通并非由于存在者之间的利益需求，而是 植根于存在者之间的生命亲和，“从演化进程来看， 人类可能是在漫长的时间里，发展出一种深植于基 因、渴望其他物种相伴的需求”。为此，威尔森创造了 一个新词“亲生命性” (biophilia)来形容这种需求,意 指“专注于生命与生命互动进程的先天倾向。第 四，融合性。融合性则是互通性的进一步具体化，它 体现为存在者与环境的融合。环境对于存在者并不 是工具性的、手段性的，它本身构成存在的一个有机 部分。融合性内在地包含着存在者与环境的共生与 互通。第五，和合性。对于融合性来说，和合性是对它 的一个必要的逻辑制约与提升。融合不是同一，不是 无视万物的差异与对立，否则生态存在便失去了根 基与活性，所谓“同则不继”，所谓“和实生物”。“和” 在此取“以他平他谓之和”之意。同时又赋予辩证法 的对立统一规律以生态学的纬度与滋养。第六，自主 自觉性。自主自觉性则是和合性的逻辑延伸及对一 体性的实践回应，同时又内含了生态美学结构层次 的逻辑预期。在“他”、、对立”的意义上，“自主性”是 “和”的逻辑表征，体现生命存在对自身所处生态位 及价值功能的自主意识;在“合”、“统一”的意义上， 自觉性体现了具体存在在实践层面对和合性、一体 性的潜在认同，开辟了生态美学向其他结构层次过 度的逻辑前景。
就生态存在论来说，这六大本质特性在逻辑上 已不再是单纯的辩证否定与逻辑回归的关系，更根 本的是具有彼此互补协同制约的关系，通过彼此的 协同、制约、互补，形成充满生态活力的和谐境界。也 就是说，生态存在论所具有的这六大特性实质上也 就是生态存在美的最基本特性，因而从生态存在论 的视角看，“和谐”只是万物存在方式的主要存在形 式和状态。所以从生态存在谈论美，我们不同意“美 是和谐”之说，因为这在特定意义上是把存在的形式 看成了美存在的本身，或者说把现象的东西当成了 本质的东西。但和谐美又是我们一直坚持的观点，笔 者在与周来祥先生合写的文章中集中阐发过这一思 想，因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否定。当然，这种否 定并不意味着不能从“和谐”的角度谈“美”，而是说 “和谐”只是求索美的途径，美的真正的奥秘在和谐 的形式背后。这颇像现象学所说的，出场的事物以未出场的事物为背景，未出场的事物是出场的事物 的内在本质。也就是说，从生态存在论的存在状态 最容易把美定义为“和谐”，而从生态存在论的本质 内涵又深感“美是和谐”之说有待理论上的深化。
二
人的存在实践是一种双重的统一，即以自然的 方式而存在和自然以人的方式而存在的统一。人“以 自然的方式而存在”指向生态存在本体的终极性诉 求，它力求超越既有文明文化事实的存在语境，含蕴 着向生态存在境界的跃升。而生态存在境界由潜能 向现实的不断转化、拓展，又必须依赖于人的主体性 的实践性活动，这种实践活动，由于植根生态存在的 本体性逻辑制约，便内蕴着、自然以人的方式而存 在”的过程。如此人的实践便展现了人以自然而存在 和自然以人而存在的统一。因此，生态主体论美学， 作为生态美学在认识论和实践论这一命题上的体 现，其本质特性是，以生态存在本体为终极制约，以 生态实践为基本中介，在人与自然的双向整合中，实 现着生态存在境界由潜能向现实的不断转化、拓展。 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都有它的自然本性， 可以说是自然本性的社会化，离开人的自然本性谈 人的社会性是一种无根之谈，自然可以离开人而存 在，而人须臾也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人作为社会性 主体的存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一体性存在的一种 特殊方式，“人及自然二者相互依附于一个连续发展 的整体。这个同时包含人及自然的现实整体必须被 视为一个能容许人及自然能在其中相互转化的动态 的创造转化过程”。
只有这样理解人作为主体的存 在，才能更全面理解人如何实践、认识、审美。就如何 实践而论，一般强调实践的社会性。实践是人的一种 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而人以外的自然物似乎没有， 但这种认识是有缺欠的，且不说动物也有较自觉的 实践行为，就是非动物的自然所具有的自组织的演 化(有机规律)就有一种潜在的价值趋向，也就是合 自然的目的性。就此而论，自然物也是一种合规律性 合目的性的存在，具有主体活动的特性。而且正是自 然的这种存在方式决定了人应该如何实践，但恰恰 在这方面人把它遗忘了，这是人类破坏自然和自己 否定自己的根源，这种实践行为明显是丑的，却成为 以往探讨美和美的本质的哲学基础。就我们自身坚 持的“和谐”美而论，应该承认“和谐”美学在一个辩 证的视野中较为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命题，但受制 于和谐美学诞生时历史语境的制约，在具体认识上 同样也未能摆脱这一局限。如、美的本质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主体和客体的和谐统一，是客观的合规 律性、主观的合目的性，是真和善(客观上的真、主体 实践上的善的和谐统一”。
这种观点显然是非生 态文化的，作为和谐美的理论基础，有鲜明的以非和 谐的思想谈和谐美之嫌。而现在从生态文化的角度 看实践，就变为双重合规律性与双重合目的性:即既 要合因果规律(合线性规律)又要合有机规律(非线 性规律），而且前者要受后者的统摄；既要合人的目 的，又要合自然的目的，而且要在合自然目的的基础 上实现人的目的。人的这种实践行为，能真正打通人 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命联系，人与自然互动共 生、相异共荣，人在自然中又在自然外，这是人之为 人的存在本性。进而言之，也就是实践以自然的方式 进行活动而自然却变成了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使生 态实践在特定意义上成了生态存在论的展开，并成 了生态美学的一种重要的基础。
现代认识论或实践论美学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 客体关系的模式，或者说主体统治客体的模式，除客 观论美学之外，其他美本质论最终落脚于主体的人。 而生态认识论美学与主体认识论思维模式不同，它 从单向的“主体一客体”模式转变为“主体(A)—客 体（自然)一主体(人)”交往关系模式。主体(包括代 内主体与代际主体)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这种 主体间性关系在现实的交往活动与非现实的（潜在 的现实 ）交往活动中都以人与自然一体性关系为基 础，自然对人都有终极限制性。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 物种，不论过去（已存在)、“现在”（当下在场），还是 “将来”，其活动都要以自然为中介，自然在这三大向 度中规定着人的认识活动和价值活动。 人的现实活 动(现在向度)，既要承担前人赋予的历史责任，即对 原本的历史注入应有的现实内容，又要承担后人可 能提出的未来使命，把主客体认识论关系所具有的 单向的工具理性，转向三向度互补相生的自然理性 和社会理性，使之真正成为生态认识论美学的哲学 基础。
三
生态环境美学是生态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生态存在论美学和生态主体论美学的具体存在方 式。这从生态环境价值与生态存在论和生态主体论 的内在关系可以看得很清楚。从生态环境价值论看 生态环境美，我们认为生态环境价值是“环境价值””与“环境的价值”的统一。所谓“环境价值”，就是从人 与环境的一体性关系看环境，环境并不在人之外，而 在人之内，环境就是人的生命本身，人离开自身生存的环境就不复存在。人对环境的需求不是一种外在 的需求而是一种内在的本性需求，所谓“大人者，以 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 非意之也，其仁之本若是”。这就是环境价值的存 在论本性。但人与环境不只是一种内在的一体性关 系，同时也与环境存在着一种非一体性的外在关系， 或者说主客体关系，即人的某种功利性的需要与环 境建立的价值关系，即所谓“环境的价值”。
生态环境 美学就建立在具有生态存在论本性的“环境价值”和 具有主体论本性的“环境的价值”的基础上，二者的 统一构成了生态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因此生态环 境美也有两种形态，即环境美和环境的美。环境美更 多具有生态存在美的特性，但又不能完全归结为生 态存在美，它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在特定的具体环 境中与环境建立起来的一种一体性的审美关系，环 境对人自身就具有某种人学的性质，可称之为似存 在美。而环境的美，本质上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美， 即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把环境视为审美对象构成的 美，它更多的具有主体性美的特性，但又不完全同于 主体性的美，在这里环境作为审美对象，美与不美并 不完全取决于主体对它的判断，人与环境同样是一 种同生共运、相异共荣的关系，它内在地渗透着存在 论美的因素，可称之为似生态主体论美。
虽然从两种视角一一“环境价值”和“环境的价 值”可把生态环境美学分为环境美与环境的美，但我 们更注重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环境的美所 具有的存在论美学特性。从生态价值论的角度看，生 态环境价值作为一种有机的价值系统，虽然分为“环 境价值”和“环境的价值”，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 网络关系，其环境价值可以说既是网络的纽结，又是 价值成果的储存单位；环境的价值则既是网络的网 线，又是新价值生成的基本条件。这颇似美国环境伦 理学家罗尔斯顿所说:“在一个功能性的整体中…… 其内在价值恰似波动中的粒子，而工具价值亦如粒 子组成的波动。
正是“环境价值”和“环境的价值” 的这种内在联系决定了“环境美”和“环境的美”的内 在联系。也就是说，环境的美虽然是一种人与环境的 对象性关系的美，它更具有主体美的特性，但它的生 命之根、审美之源却在于人与环境的一体性关系。这 正如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所说:“在荒野中 旅行，能让我们的身体获得直接贴近自然的体验”， 荒野“给我们提供接触终极存在的体验，而这种体验 在城市中是无法获得的”。这就是从“环境美”看 “环境的美”。对“环境的美”与“环境美”的关系，如果 进一步用海德格尔“之间”的哲学观点来解释，可以认识得更清楚。
海德格尔曾对“在某某之间”和“在其 间”，进行过严格的区分，前者是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它既包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包含现代哲学讲的 主客体关系，它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当然是一种 非一体性的存在关系;而“在其间”却是“存在论”意 义上的“在其间”，它“为一切存在者开启存在的可 能，因而是提供生存尺度的、构成人生命运的真正的 在之间”。我们所说“环境美”显然更倾向于一种 “在其间”的存在美，而“环境的美”它显然在形式上 以对象性的关系存在，卩“在某某之间”的方式存在， 但实质上却是存在论美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 它与 环境美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
四
生态文艺美学作为生态美学的一种特殊形态或 者更精神化的存在，可以以更自由的方式与生态存 在论美学、 生态主体论美学和生态环境美学发生直 接或间接的联系，变为自己精神反映的内容。但从更 深层次看，生态文艺美学却有不同于以上三大美学 的本质特征，它更具精神生态化，精神生态是生态文 艺美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因此，生态文艺美学不但要 以对近现代文艺的非生态化精神的否定来确立自己 的表现的对象，更要以精神生态学家的风姿探索生 态文艺美学的表现内容和形式，这条道路虽然很艰 难、很漫长，但它是文艺美学最灿烂的明天。
建立精神生态文艺美学当然应该立足于当今时 代，因为文学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而 生态文艺美学作为精神生态反映形式，它自身就是 一种崭新的时代精神，或者说是在“人类纪”时代特 有的人类“精神圈”的一种突围和重构。在整个现代 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精神圈”，奠基于以往人类 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历史，天然缺失生态纬度自然 生命活力的滋润，使人类的生命存在远离与自然相 谐和的感应体验方式，“人类对自然的依存越低，他 的生存便越贫乏和卑微”，“人类自认高于其他物种， 这不会带来人性的提升”。实现人类“精神圈”的 生态化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命题。精神生态化建构的 文化基础是现代文化向生态文化的转型，生态文艺 美学作为精神生态的直接反映形式，不但是现代文 化向生态文化转型的内在推动力，而且能以更为感 性的形式展现生态文化“精神圈”的建立一精神圈 的生态化，起到其他文化形态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吸 收古代和现代文艺精神精华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 既不同于古代也不同于近现代的一种展现精神生态 的文艺美学。
生态美学代表着一种新的美学转型， 美学的转 型意味着美的本质观的提升，及与之相适应的艺术 本质观的结构性转换。生态文艺美学的基本逻辑构 架立足于生态存在论与生态主体论的双重视角。从 生态存在论与生态主体论的双重视角建构生态文艺 美学，更能清晰地凸现以往文艺美学的逻辑缺失。当 然这不是说以往的文艺美学思想没有自身的合理 性，而是说任何理论既得益于自身诞生的历史语境， 也受制于这一历史语境。以往文艺美学思想的最大 缺失就是自然美的边缘化，包括作者1990年出版的 《文艺美学》。艺术是人类主体的精神创造物，其存在 形式是人类精神品格的集中表现，“文学史，就其最 深刻的意义来说，……即人类的精神史”。
文艺美 学以人类的艺术创造与欣赏为研究对象，是对人类 文艺现象的形而上反思，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对人 类精神、情感状态的理论烛照。只是这种理论烛照难 免带有与历史同行的盲点，“先是谢林，后是黑格尔、 左尔格高扬艺术，贬低自然，把审美活动与艺术活动 等同起来，于是美学基本问题便成了艺术与现实生 活的关系，或者更明确地说，成了艺术的超越性问 题”;“百年来中国美学几乎始终囿于艺术活动之内， 把艺术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超越当作美学的基本问 题，自然美(包括社会美)虽然也时时被人提起，却被 置于从属的、边缘的位置。在既有美学理论的探 讨中，虽然也关注到自然美，但并没有给予自然美以 应有的重视，在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下，自然无 论如何也不能和人类的主动创造相比，自然美至多 也不过被当做人类某种精神状态的象征，从而遮蔽 了自然美的深刻本质，、心灵和它的艺术美高于自然。
对于自然、自然美的边缘化，属于一个时代的 缺失。随着人类生存困境与难题的凸现，时代呼唤 人类精神回归远离的家园，呼唤培育人类对自然的 谦逊与敬畏，呼唤新型人类精神品格的塑造。文学 艺术作为人类精神境界的集中展现，面临着责无旁 贷的历史重任。而要回应这一呼唤，文艺美学应该 有对自己进行自我否定的勇气，随着时代语境的转 换，如果我们仍然一般地坚持“美的本质反映在艺 术中，就是主观与客观、表现与再现、情感与认识、 真与善的统一”〔14〕，就很难回答新时代提出的问题 和缺乏对现实的应对力，而作为对未来艺术的一种 逻辑预期则隐含着更大的欠缺。因此我们认为从生 态存在论与生态主体论双重视角建构新型的生态文 艺美学就变得十分必要与迫切。
具体来说，在生态存在论和主体论双重视角下构建生态文艺学，首先要确立自然美在艺术本质观 中的基础地位，使自然美成为“精神生态化”逻辑结 构的要素，并以此为前提，文艺具体展现自然美与精 神美两种逻辑视角的协同、制约、互补、共生，这也是 生态文艺美学关于艺术本质观的基本逻辑定位。而 要确立自然美在人类精神结构中的本体地位，就需 要重新认识自然及自然美的深刻内涵。自然并非支 撑人类生存的间接工具、手段，相反，人与自然本就 是一体共生、和合共融的关系，“关于自然，我们认为 它是宇宙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的境域。……自然，对 于我们而言，是广大悉备，生成变化的境域。在时间 中，无一刻不在发育创造;在空间内，无一处不是交 彻互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