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论文赏析八篇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法学研究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第1篇

1.研究生法学教学方法之选择

2.论非法科法学研究生的培养     

3.法学研究生案例教学研究    

4.中国最早的法学研究生教育    

5.对法学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模式的思考  

6.中国法学领域内硕士研究生教育之路

7.法学研究生教学中应用性教学方法的运用研究    

8.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9.谈法学研究生的培养方式改革    

10.法学研究生课程教学方式反思与拓展    

11.法学研究生诊所式教育探析   

12.法理学研讨式教学及其对培养法学研究生思辨能力的作用    

13.对现行法学研究生教育模式的思考     

14.对高校法学专业研究生法律英语教学的思考    

15.环境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  

16.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反思与探索  

17.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反思与探索——以实践性教学为视角

18.“三严三宽”育英才——民事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之检讨

19.地方高校法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亟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20.试论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21.法学类硕士研究生法律职业能力培养路径探索

22.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机制研究

23.论法学类研究生教学方式的改革

24.法学硕士研究生教学改革目标导向与教学方法变革

25.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问题与对策

26.金融全球化新时期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转型之思考

27.法学硕士研究生的“三教”

28.改革法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制度刍议

29.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30.对法学专业研究生教学模式的反思

31.法学思维在研究生管理中的应用

32.论法学硕士研究生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构建

33.法学硕士研究生法律英语词汇学习策略（混合方法）实证研究

34.法学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内涵与路径探究

35.论法学硕士研究生教学模式改革

36.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价方法

37.全国法学专业研究生“企业法务征文奖”专题——公司非破产清算中的制约与权衡

38.硕士研究生导师期望值研究——基于法学类硕士研究生对导师期望的调查分析

39.法学硕士研究生课堂实践教学的进阶路径

40.优化法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的思考

41.创新型法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

42.我国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改革刍议

43.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学硕士研究生分类培养研究

44.法学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阻却性因素研究

45.我国法学研究生教育现状之检讨——以中日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为中心

46.关于当代法学研究生培养的思考——以纯粹学术型法律人为视角

47.谈法学研究生的学术研究及论文写作

48.未来法学研究生的成功指导之道

49.法学研究生的培养方式改革

50.论法学研究生的讨论式教学的改革与创新——以西南政法大学教学实践为例

51.法律史、法解释和法释义学——对法学研究生学术路径的一点建议

52.法学研究生的狂与贪

53.法学研究生如何学习和思考

54.国际法学研究生教学方法改革探析——以法律实证研究为视角

55.专业设置对法硕（法学）研究生思想状况的影响分析

56.论非法科法学研究生的培养——兼谈法学教学理念之革新

57.如何读法学研究生

58.论法学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基于价值序列和创新动力构成的双重视角

59.当前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分析——以海南大学法学院为例

60.环境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

61.医事法学研究生培养现状分析

62.法学研究生教学中知识拓展、知识链接与能力提升的探讨

63.我国法学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改革——从评估标准切入

64.德国、澳大利亚、中国法学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比较

65.我国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现实困境和改革方向

66.论法学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升

67.浅谈法学研究生知识结构的构筑

68.论法学研究生教育中的法律思维培养——兼论WTO案例教学

69.新世纪法学研究生教育--学问、常识、以及道德

70.学生打工遭遇法律空白--一个法学研究生受骗后的醒悟

71.新形势下法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的系统思考——以湖南高校为例

72.法学研究生课程教学方式反思与拓展

73.中国法学研究生学术成长的思考——从贝卡利亚学术成功之路谈起

74.新世纪法学研究生教育——井田之治抑或阡陌交通？

75.关于法学研究生课程设置和学位论文的思考——以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的教学实践为例

76.新世纪法学研究生教育--我们的路，我们的未来

77.新世纪法学研究生教育--研究生如何上课

78.试论司法考试和法学研究生教育的关系及其对策

79.法学硕士研究化法律硕士专门化——我国法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刍议

80.法学研究生培养方式的革新——优势教学法与团队研习法的结合

81.我国法学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若干思考

82.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83.诉讼法法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以“四个结合”为基本指导思想

84.法学研究生教育中的化学知识

85.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分析

86.法学研究生与导师比例失衡问题研究——基于法律硕士招生的实证考察

87.法律方法课程在法学研究生教育中的引入——法律思维的视角

88.法理学研讨式教学及其对培养法学研究生思辨能力的作用

89.新世纪法学研究生教育--德国的Seminar

90.法学研究生的时间分配——对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的问卷调查

91.法学研究生教学方法创新探讨

92.法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93.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培养——日本法学研究生教育改革透视

94.论法学研究生教育方式的革新

95.关于法学研究生教育的几点思考

96.中国最早的法学研究生教育—东吴大学法学研究生教育

97.法学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路径选择——以墨尔本大学法学院为例

98.澳大利亚法学研究生教育的灵活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第2篇

[关键词]：系统 系统论 法理学 系统法学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维纳奠基性地提出控制论以来，由贝塔朗菲正式提出，并经普里戈金、哈肯、艾根1等人加以发展的系统论思想成为深刻影响人类思维的二十世纪的一项重要文明成果，已日渐渗透到各个学科和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法学研究同样也受到了系统论思潮的浸染，一些学者为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本文即就系统论思想在法理学中的运用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 系统论在法学中的应用现状我国法学界对系统论的运用是与系统论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同步的。虽然钱学森在五十年代就著有《工程控制论》一书，但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的系统论思想才在我国传播开来并受到重视，与外国相比，我国对系统论的运用起步较晚。在1979年举行的一次系统工程会议上，由钱学森首次提出了“法治系统工程”的概念，此后，吴世宦、常远等一批学者就法治系统工程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吴世宦的《论法治系统工程》（1986年）和《法治系统工程学》（1988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专著和论文相继发表。1985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两届全国性的法制（治）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推动了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进入90年代后，法学界出现了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具体部门法学的倾向，如何秉松的《犯罪构成系统论》（1995年）、熊继宁的《差异、变化与耦合》（1999年）和龙宗智的《相对合理主义》（1999年）等专著就是运用系统方法于刑法学、行政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所取得的成果。8《现代法学》杂志自1999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法治系统工程”专栏，也刊发了一系列在部门法学中应用系统论方法的研究文章。

二、 系统论视角下的法律观

将系统论运用于法学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将它运用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从系统论的视点出发来观照法的基本范畴，提出一套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的分析框架；二是着眼于其技术应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运用系统方法，如法治系统工程、应用法学中的系统研究等。前者是运用系统思想建立一种法哲学，而后者则是用系统方法解决具体问题，二者同等重要。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系统论是有别于经济的、社会的或语义的分析方法的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 而每种分析范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畴、语言和逻辑规则，因此准确定义系统论中法学的基本范畴，确立一种系统论的法律观，也就是上述第一种研究方向就成为全部系统论法学的基石。德国法学的系统理论所做的正是这种努力。但我国二十年来的系统法学研究则几乎全部集中于后者，在笔者所见相关研究成果中，真正运用系统论于法理学研究的极少。在未确立起系统论范式下的法学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的情况下，直接运用系统论于具体操作层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造成在研究的出发点即在基本理论范畴上仍不得不沿用非系统论的模式，从而限制和影响了系统论原理的运用，这是当前我国系统法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因此，要想在法学研究中引进系统论，希望以一种新的思想范式丰富法的理论，促进法学发展，就必须建立系统科学视角下的法律观，即要建立系统论的法理学。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其最基本的范畴出发的，“法”这一基本范畴是一切法学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建立系统论的法理学首先必须对什么是“法”做出回答。

一般说来，基本范畴的确定是一门学科得以建立并发展的基础，但就法学而言，自其产生以来，对“法”这一法学最基本的概念却从未取得过一致的意见，正义说、理性说、神意说、主权者命令说、社会控制工具说以及阶级意志说等等不一而足。这似乎是法学的尴尬，但从另一方面看，恰恰也正是由于对法律的这些种种不同的解说，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法学流派，促进了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法”这一范畴成了法学理论的全息图景，是一切法学理论的立足点。那么以系统论的分析范式，如何解说“法”这一范畴呢？警察、军队以及道德、意识形态和政策等也是维持社会有序性的系统组成部分，有的也是社会系统的序参量之一，法律与它们有何区别呢？

首先，法律是一种以符号为载体构筑的信息空间，这与警察、军队等一切有形的社会控制力量相区别。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人所特有的、能将人和别的动物截然分开的独特行为就是在思想和语言中创造符号宇宙的能力。除了直接满足生物需要外，人不是生活在事物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14法律由原则、规范、术语等符号所组成，它们所传达的是控制环境的信息，“我们用来控制我们环境的命令都是我们给予环境的信息”，“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15个体处理接受到的信息，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反馈行动，这就是系统论上所说的“通讯”。法律与道德、意识形态以及政策等为每个人都构筑了一个信息空间，作为个体的人，社会传达给他的信息成为决定其行为目标函数的重要参数。在一个理想化的平等社会里，每个人的信息空间应是相同的，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地位、知识水平甚至居住区域的不同等等原因都使作为个体的系统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个人信息空间，这就造成了不平等。“所谓有效的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16为了实现形式正义，我们就要力争为每个人构筑相同的信息空间，普法正是这样的努力之一；为了实现实质正义，就要因个人的信息空间不同，社会也应对个体的行为采取不同的反馈方式。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时代，《法国民法典》规定以离巴黎的远近不同来确定法律实施的日期，也正是其体现之一。

其次，由于信息本身特点产生的影响，法律与道德、意识形态、政策等等也区别开来。

信息的构建具有目的性。不同的信息所产生的反馈是不同的，由此而建立的社会形态也是不同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社会结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个体自觉水平上自发形成的结构，另一种是在群体自觉水平上自觉建立的结构，前者产生于社会的自在控制，后者则产生于社会的自为控制。17当然，由于人类社会在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目的性和自我内在的规律性同时存在，因而这种“自在”与“自为”更多地是一种程度上的划分。道德虽然也有社会中心系统的引导因素在内，但主要由社群自发形成，因而主要是反映社会自在控制的、自发产生的信息，而法律具有强烈的社会中心系统的引导作用于其中，明确反映了国家的意志，体现了社会的自为控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信息的传输具有衰减性。一切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由于介质造成的损耗都不可避免地会衰减。所谓信息的衰减就是指信息由确定变得不确定，直至解体。确定程度越高的信息的衰减容量越大，而越是不确定的信息在传输过程中越容易因衰减而解体，即“社会的记忆性损失”，从而影响序参量作用的发挥，造成熵的累积。因此，就有必要增加信息的明确性，将之固定化、规范化，形成条文，建立制度。“制度是一场和熵进行的战斗，一场和遗忘及其造成的组织损失进行的战斗。通过审慎的代码编纂和抽象行动，他们构建和储存已经或正被看作具有保持秩序性质的知识。”18但由于信息经编码而形成制度，需要成本，因而并非所有的社会控制信息都需要制度化，只有那些反映社会自为控制程度较高、目的性较强并且关乎系统基本结构的信息才有必要加以明确。法律正是这样制度化的社会控制信息。越是较多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并且关系社会基础结构的法律，如公法，信息明确性程度越高，强行性规范越多，而相反，私法则较多的是任意性规范，明确性程度较低。

信息的反馈具有非线性。“人并不是由S—R（即刺激—反应，引者注）弧构成的，在他们的输入与输出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19人不同于机械，他（她）自身是个主动性的系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个具有适应性的自组织系统，有自身的目的和发展要求，对于接收到的信息，要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做出反馈。由于在加工、处理信息过程中，会掺入个人系统自身的因素和其他外界因素的作用，因而这种反馈是非线性的，反馈结果可能并不是信息发出者所期望的。为此就要建立信息反馈的纠偏机制，形成有效的反馈回路，如同恒温器的控制机件一样。法律通过法庭、监狱等有形力量建立起一套纠偏机制，与道德、意识形态、政策等等相比，法律的纠偏机制无疑是最为稳定而且高效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社会大系统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制度化的并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信息空间。

作为社会系统的序参量，法律自身也是一个系统。卢曼、托伊布纳所做的研究正着眼于此。通过把法律视为一个系统，可将很多系统理论应用其中。运用系统发展的相变、分叉、涨落等理论，同样可以来考察法律的变革问题，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本文只不过是试图初步勾勒出系统论视角下法律观的简单图景而已。

三、 用系统论研究法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拉兹洛将其著作《系统哲学引论》的副标题定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贝塔朗菲也有类似提法。系统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视角，但我们也应看到，系统论的发展时间毕竟还不长，诚如贝塔朗菲自己所言：“新范例的早期形式大都很粗糙，能解决的问题不多，对个别问题的解远远不够完善。这时候会出现许多学说互相竞争，每种学说适用的问题和能很好解决的问题都有限。”21因此，在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时至少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应将系统论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系统论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思维分析框架，在应用到具体学科时，还必须与具体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进行有效地分析。在进行系统论的法学研究时，法学知识的运用自不待言，但尤应有意识地结合社会学来进行考察。无论是早期维纳的关于法律的观点，还是卢曼的法律与社会理论，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都是理论基础之一，法是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中显现出其本质的，因此，系统论的法律观离不开社会学的考察。只有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社会学，当然同时也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富有意义的成果。

第二、应将系统论的分析模型与其他的分析模型结合起来。学术研究总是以分析已有的事实来进行，但把握历史的目的还是为了预测和设计未来。古往今来，所有的学术理论无非都是通过对已往事实的考察，根据观察者所总结的规律建立一种分析模型，用以把握未来。贝塔朗菲在谈及理论模型中的概念模型时称“用简化因而比较好懂的形式的概念模型来表示现实的某些方面，对任何理论研究都是基本的”，但“模型的优点与危险是众所周知的。优点是这是一种创造理论的方法，亦即模型可以从前提进行推断，解释和预测，往往得到预料不到的结果。危险是过于简化；为了使它在概念上可以控制，把现实简化成了概念骨架——剩下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这样做的时候切掉了解剖学的重要部分。现象愈多样化与复杂，过分简化的危险愈大。”22不仅是概念模型，任何理论模型都有此危险，用系统论建立的分析模型也不例外。因此，哲理分析、经济分析、社会学分析、语义分析和系统分析等理论模型应各自充分发挥作用，互相补充，互相验证，而不应由谁来取代谁。通过各种模型综合的从不同侧面、多角度地考察，才可能在法学研究中描绘出与现实世界更加一致的关于法律的图景。

第三，将运用系统论与发展系统论结合起来。这是推进系统法学发展的需要。现有的系统论模式主要来自于对自然现象的考察，是自然界规律的反映，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如果一味照搬自然界的系统规律去套用社会，难免失之偏颇。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分析社会时就不能运用系统论，用系统的范畴去分析社会仍是富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用系统范畴分析具体社会问题时，也应着眼于发现社会系统本身的系统模式和系统学规律，使系统理论更加科学化，从而建立更加合理、适用范围更广的理论模型，以推动系统法学以及整个法学的发展。

1 我国以前有学者将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等与系统论并列，提出“老三论”、“新三论”观点，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上述种种理论均是系统论思想的分支，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的系统论思潮。参见[美]E·拉兹洛著《系统哲学讲演集》，闵家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美]N·维纳著《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陈步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3页。

3 同前注，第87页。

4 参见季卫东、齐海滨《系统论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局限——兼论法学方法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5 [日]中山龙一《二十世纪法理学的范式转换》，周永胜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3期。

6 引自北京大学法学院张骐副教授在《法理学》课程上的授课内容。

7 G.Teubner,"The king's Many Bodies:The Self-deconstruction of Law"s Hierarchy",in D.Patterson and A.Someck(eds.),The Indeterminancy of Social Integration:Legal Thought in Post－Modernity,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转引自[日]中山龙一《二十世纪法理学的范式转换》，周永胜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3期。9 魏宏森、曾国屏著：《系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10 [德] H·哈肯著：《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戴鸣钟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页。12 [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3 同注10，第7—8页。

14 [奥]冯·贝塔朗菲、[美]A·拉威奥莱特著：《人的系统论》，张志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15 同注2，第9页。

16 同前注。

17 杨桂华：《论社会系统的自在控制和自为控制》，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1期。

18 [英]马克斯·H·布瓦索著：《信息空间——组织、机构和文化中的学习框架》，王寅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19 [美]欧文·拉兹洛著：《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钱兆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00页。21 [奥]路德维希·冯·贝塔兰菲（即贝塔朗菲，引者注）著：《一般系统论》，秋同、袁嘉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5页。

第3篇

关键词：音乐；声乐教学；情感

一直以来，声乐教学总是围绕着解决开喉咙、呼吸、喉头等技术问题来进行。传统教学中过于强调肌肉运动的技术能力，忽视了人的情绪性格等因素，造成技术的不全面，使专业的学习较为艰难。声乐学生整天努力练习的不是如何进步，而是忙于解决各种声音的毛病。许多声乐前辈和老师说。学习声乐就是建立好的“歌唱乐器”，就是“发声机器”的训练过程。然而这种单一的将发声技能作为声乐教学的全部的教学方法，是不能真正达到声乐教学效果的。声乐是技术和音乐的结合，它需要一个整体协调的状态，包括情感控制、咬字状态、心理稳定等方面，仅仅练习发声技术不但学不好技术，还会影响歌唱的美感。实际上声乐就是正确的说话，歌唱最终是表达感情的。歌唱的内容是歌曲的音乐情感和音调，其他的练习都是辅的。而且每个人对声乐技术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而教师最终的责任就是帮助学生稳定状态，建立起学生个人的演唱技术状态。优秀的教师是不拘于某种教学模式的，而是通过合适的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目的。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得知以音乐中心，通过表现音乐形象来调整发声技术的声乐教学方法事半功倍。

一、建立以音乐为中心的整体教学观念

声乐是音乐、诗歌和演唱技巧完美结合的艺术。好的演唱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发声技巧、丰富的情感体验和浓厚的文化底蕴基础之上。因此，作为教师必须从“重技轻艺”的误区中走出来，使自己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史学修养、语言修养、美学修养和音乐理论修养，建立以音乐为中心的整体教学观念。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音乐是声乐艺术中的重要内容，教师应从培养学生音乐内心听觉与音乐意象人手，在声乐教学实践中，通过长期刻苦的音乐艺术训练，融入练习者的创造性，并依靠练习者的情感、经历、修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不断促进声乐艺术的表现。技与艺，即声与情，一向是歌唱中血肉相连的两个部分。发声、咬字、吐字和隋感的表达构成歌唱的整体，二者不可分割。歌唱的人声是以人身的整体作为乐器从事歌唱的，绝非只靠嗓子、气息或共鸣就能单独完成。歌唱是全身心都参与的一种表演艺术，歌唱应成为诸种因素融汇于一个整体中的扣人心弦的完美艺术。换言之，只有声情并茂，技艺结合，才能使歌唱达到感人的境界，产生沁人肺腑的艺术效果。声与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不论是专业歌唱者还是业余爱好者，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加强整体歌唱的意识，使歌唱发声与情感表达同时进行，使声、字、情成为一体，养成用心灵歌唱的习惯。由于每个人的生理条件不同，嗓音也有差异，在声乐教学中整体训练尤为重要，它不仅包括歌唱呼吸的整体训练、歌唱语言处理，歌唱心理的训练等，更重要的还是歌唱的魂——音乐的训练。从开始练声起，就要同音乐结合起来，即练声也要有良好的乐感。音程、音阶的练习中，一方面是肌肉、音准、气息、共鸣等方面的技术练习，同时它们又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要给它们以音乐的活力和生命。因此练声一开始，要求每个歌唱者把音程、音阶、练声乐句也唱得悦耳、动听。以上我们可以领悟到，在歌唱发声的过程中，呼吸、共鸣、吐字、表现缺一不可，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整体歌唱”的含义。

二、有内涵的练声

歌唱发声练习的目的，简言之，就是将歌曲演唱中对声音所需求的各种技术环节，通过有规律、有步骤的发声练习，逐步提高歌唱发声的生理机能，调节各歌唱器官的协作运动，养成良好的歌唱状态，使歌唱发声的技术成为歌唱表现的有力手段，为达到声情并茂的演唱效果服务。发声练多因为没有歌词的原因，被认为是没有情感内容的，属于纯粹技术练习，如单个音素、音节的发音练习，扩展音域的练习，提炼音质的练习等等。其实不然。即使是单个长音，假使我们用不同的情绪来表达，也将出现多种声音音色、音质的表达方式。在歌唱中“声和情”永远都是紧密联系的。例如：我们在心情愉快时发出的声音是甜润、温暖的，而板着脸孔则会发出冰冷、干涩的声音，即便符合练习要领，声音效果也是差强人意的。发音正确基本方法的掌握，是为了利于更大程度地表情达意，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声音。愉快、温暖的发音应是歌唱时的最基本声音色调，它可以使声音柔和悦耳，声随情走，充分做到有声有情，情托声，声含情。

在声乐教学中，练声过程是整体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如何让学生从枯燥的练声技能中摆脱出来，就需要运用音乐的魅力，发挥练声曲的作用。在练声前，首先要求学生在思想上作好准备，借助发声练习曲调的旋律，诉说自己的心情和愿望，抒发内心的情怀。例如：5432｜1——这一短小的练声曲，可以引导学生想象这个练声曲的旋律是对“彩虹”的描绘，提示学生用声音来描绘彩虹的形状，以及用“雨后见彩虹”的欣喜心情来进行发声练习。如此，简单枯燥的练声曲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学生会用愉快的心情去完成，最终达到练声目的。同时，在发声练习过程中，结合字声练习(带词练习)要求根据词意思维有想象、有意境、有画面、语气有表现、声音有乐感、有感情地去唱。力求做到字正腔圆、以情带声、声情并茂，慢慢地向歌唱歌曲作品过渡。

三、“以情带声”的歌唱训练

歌唱是最富有情感的艺术，更是人类心灵对世界感应的产物，是以歌唱声音为物质材料的人类精神唤醒及生命升华的展开形式，它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展开其价值，充分体现了人类情感表现的自我创造与追求，是情感的美化和升华。在歌唱的诸多环节中，“情”是最重要的，在歌唱中起主导作用，是声音的灵魂。匈牙利音乐教育家柯达伊指出：“艺术的精髓并不是技术而是心灵，一旦心灵可以毫无障碍地自由表达，便能创造出完整的音乐效果”。意大利著名的歌唱家卡鲁索认为“歌唱是一种乐趣，而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效果而作的技术挣扎。”他在歌唱时听从心灵的支配，超越技术对他的影响，他的感情是他歌唱中唯一的导师。北京曲艺界也有着“说书一股劲，唱曲一段情”的艺谚，要求演唱者以充沛的内在情感统领、调动声音，以显示情真意切、优美动人的双重艺术魅力。因此，笔者认为在声乐教学中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歌唱的情感表达和歌唱的艺术表现上，会给课程的整个过程带来一个良好的开端。

歌唱前让学生充满激情地朗诵歌词，酝酿感情，根据歌词的内容与情绪决定抑、扬、顿、挫的声调和字的喷口力度，形成自如生动、富有感染力的语气。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把握歌唱内容所要求的总体形象，在脑海里形成“内心形象”，从内心视觉、听觉上感受音高、节奏、发音及内容表达的理想效果，引导学生感受音乐，表达情感，积极地投入歌唱——即“以情带声”的歌唱。它就好像讲故事时的高低起伏，抑扬顿挫。这种忘掉技术、注重表达歌词内容的歌唱才能打动观众。例如在《节日欢歌》歌唱训练中，启发学生怀着激动兴奋的情绪，表现节日中欢快的气氛。学生在跳跃生动的音乐指引下，自然而然的就能运用光彩明亮、流畅生动的高位置声音来演唱，无须过多的声乐术语做解释。同样在教授歌曲《黄水谣》时，首先让学生了解音乐的背景，以及音乐所要表现的三个截然不同的层面，力图让学生从音乐中感受三种不同的情感，而后的演唱比单从声音技巧来训练、要求学生要有效果。如此的“以情带声”的歌唱训练，充分发挥了音乐的作用，让学生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使他们从复杂的歌唱技巧中解放出来，从中真正感受到所带来的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体现了歌唱的本质。

第4篇

关键词：前房积血眼外伤眼球损伤临床分析

眼球损伤后，虹膜血管渗透性增加或由于血管破裂出血，血液积聚在前房称外伤性前房积血。外伤性前房积血多见于眼球挫伤，是一种常见的并发症，国内统计约占门诊眼球挫伤病人的11.3%，住院病人的39.8%，轻者可以自愈，多数可在6天左右完全吸收，视力恢复，但大量出血或反复继发性前房积血，继发青光眼及角膜血染者可以致盲。

前房积血为虹膜睫状体血管破裂所致，多见于眼外伤，当积血量大或继发出血可引起继发性青光眼，角膜血染等严重并发症，损害视力。我院自2005年10月至2009年10月共收治外伤性前房积血40例，总结分析如下。

1临床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40例均为单眼，男30例，女10例，发病年龄为8～68岁，平均年龄为38岁，右眼22例，左眼18例。致伤原因：玩具枪子弹击伤7例(16.6％)，石块、铁块、木棍等击伤16例(39.5％)，拳击伤10例(31.3％)，啤酒瓶盖、鞭炮等伤7例(15.6％)。伤后立即就诊30例，3天内就诊6例，1周就诊3例，2周就诊1例。

1.2分级及分类

I级：前房积血少于前房容量的1/3，Ⅱ级：占1/3至2/3，多于2/3为Ⅲ级。本文32例中Ⅰ级10例(31.2％)，Ⅱ级8例(25.o％)，Ⅲ级14例(43.8％)。原发性出血28例，继发性出血4例。

1.3眼部并发症

眼外伤造成前房积血的同时，还可以引起眼前、后段的其他损害。主要是外伤性瞳孔麻痹20例，占25%；继发性青光眼18例，占22.5%；视网膜震荡12例，占15%；玻璃体积血10例，占12.5%；角膜血染2例，占2.5%；房角后退2例，占2.5%；视网膜脱离1例，其中有的病例未出现并发症，有的病例同时出现数个并发症。

40例病人中，有合并症18例，虹膜根部离断6例，视网膜震荡14例，继发性青光眼I例，视网膜脱离1例。

1.4方法卧床休息，取半卧位，适当应用镇静剂。应用止血剂，可联合应用糖皮质激素。可不扩瞳、不缩瞳。出现虹膜刺激症状时，及时散瞳。注意观测眼压，眼压升高时，应用降眼压药物。每日观察积血的吸收。积血多，吸收慢，伴眼压升高，经药物治疗眼压仍不能控制，应作前房冲洗术。有较大凝血块，可切除。以避免角膜血染。尽快促进前房积血的吸收，防止或控制继发性青光眼、角膜血染等。前房积血3天内使用止血药无活动性出血，3天后立即停药；静点20％甘露醇250ml，每日1次；皮质类固醇眼药水点眼；⑤积血长时间不吸收，眼压升高，作前房穿刺冲洗。

2结果

3天内吸收者19例，占48.8％；4至7天吸收者18例，占45.8％；7至15天吸收者2例，占6.2％，总有效率96.9％；1例20天未见吸收有大量凝血块，行前房穿刺冲洗后，前房积血清除干净。

3讨论

外伤性前房积血是由于角膜组织的伸展,赤道部巩膜扩张,晶状体虹膜隔后移和急性眼压升高,致撕裂前房角的血管组织所致。常见睫状体前面撕裂,虹膜动脉大环分支返回支的脉络膜动脉和睫状静脉破裂所致。眼外伤最常见并发症为前房积血,前房积血的多少与破裂血管大小、多少及血管损伤程度有关。

前房积血是眼球挫伤综合征中的一种，来源主要为虹膜和睫状体血管破裂所致。前房积血本身对视力功能影响是暂时的，可随着血液的吸收而消失，但前房积血的并发症常可导致严重的视力丧失，因此处理原则是在促进积血吸收的同时应特别预防和治疗并发症，制动休息，防止便秘、剧烈咳嗽及避免对眼球施加压力可有效防止继发性出血，对活动性出血尤为重要。止血药不宜长期使用，因为正常人的凝血时间在5rain以内，而大多数患者就诊时间距受伤时间均超过20min，因此我们只是短期使用止血药3天，因为长期使用止血药促进凝血块形成，反而不利于积血吸收。甘露醇为高渗脱水剂，能降低眼内压使房角开放，有利于积血与反应性炎性渗出物的吸收。皮质类固醇的应用可减少炎症反应，消除小梁组织的肿胀.有利于小梁网的引流，促进出血吸收。对前房大量积血，伴较多凝血块，20天以上难以吸收者，采用前房穿刺冲洗。防止角膜血染和继发性青光眼的出现。

此外，前房积血的疗效好坏还取决于就诊时间，因我院地处繁华街区，大部分患者伤后立即就诊，治疗后积血均能全部吸收，仅l例伤后2周就诊且为Ⅲ级出血，只好采用前房穿刺冲洗。因此搞好眼外伤病人伤后早期就诊的宣传工作很有意义。

外伤性前房积血多伴有眼部并发症，积极治疗前房积血促进血液尽早吸收对及时发现眼部其他并发症以便及早治疗保护视功能很有帮助。我院收治32例病人中，1例并发视网膜脱离，l例继发性青光眼，2例病人虽视力有所下降，但因治疗及时，出院时视力(视网膜脱离病人为术后矫正视力)均达到0.5。因此，我们认为对外伤性前房积血的积极治疗对保护视功能极为重要，不能掉以轻心。

参考文献

第5篇

可以看出，税收是政府运用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的活动，而对其加以法律调整，就产生了税法。所以认清政府介入经济的必要性以及经济基础对于税法体系的建立的重要影响就是非常必要的。

一、税收为什么是必要的

斯密早在其巨著《国富论》中就指出：在大多数时间里，私有市场提供了维持经济效率的最好方式。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和企业在自由市场中进行买卖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参与者在竞争性市场中进行自愿交易而得益，利用社会资源所生产的产值达到最大化，从而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在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社会资源是否实现有效配置，一般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命名的“帕累托最优”来表述。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同时，任何人的境况都不会变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各种用途上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如果改进一个人的福利至少要减少另外一个人的福利，这种资源配置就是帕累托最优配置。因此，在“自由放任”条件下，竞争性市场运行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将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竞争性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所要求的条件和环境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市场机制缺乏效率的情形可称为“市场失灵”。而正是市场失灵的现实存在才使政府的介入有了合理的依据。政府的介入既可以采用行政手段，也可以采用经济法律手段。而正是在以下几种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采用的税收手段找到了用武之地。

首先是在资源配置领域中的市场失灵：外在性和公共物品的存在使税收有了必要性。所谓“外在性”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厂商实施某种直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也不用得到赔偿的情况。因此，这些个人或厂商对其行为的危害后果不负任何责任。外在性可以被认为是价格体制运行不完善的事例。外在性可以是负的，也可以是正的。负的或消极的外在性的典型例子是污染，在此时生产的水平过高了。正的或积极的外在性的典型例子是专利发明，在此时会出现供给不足。对于这两种情况，政府就可以利用征税或给予税收补贴的措施使价格真正反映成本，保证供求平衡。

有一类物品被称为“公共物品”，可以被看作是正的外在性的极端情况。公共物品是这样一类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而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都要花费巨大成本（它们是非排它性的）。公共物品的标准事例是国防，以及公路边的公园和导航的灯塔。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它们带来的利益，增加一个受益者也不带来额外增加的成本，而禁止他人从中受益则是不可能的或代价高昂的。私有市场对公共物品是供给不足的，因为市场机制排斥那些不愿支付现行价格的人消费某种产品或服务。可是，倘若存在非排他性，卖方不可能向买方索取价格，因为后者在任何情况下可免费消费，这就是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从另一角度来说，如果利用市场机制排斥人们享受公共物品则是低效率的，因为多一人消费并不增加成本，也就是允许更多的人消费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是零。正因为公共物品具有这些性质，所以每个人都相信不管有没有贡献都会从公共物品中得到益处，而不愿意自动付款。也正因为如此，私人企业也就没有动力生产和销售这类物品或服务。因此，市场不会供应这类物品或服务，如果供应，也是微不足道的。基于此种事实，政府就有必要利用其具有征税权的特殊优势，通过征税迫使公民为公共物品付费，使全社会受益。

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市场失灵。在这里，征税权的使用更突出了其必要性。我们知道，市场机制追求的是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没有顾及公平。况且，市场机制要求按照人们的能力或贡献大小、个人拥有的财产的多少来分配收入，而没有劳动能力和财产的人的收入如何保障？因此，竞争性市场可能会带来很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基于这种情况，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帕累托最优所得再分配”概念。其基本思想是：个人间的相互依存的效用函数是外部性的一种形式。假定个人的效用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消费，而且还依赖于他人获得的消费或所得。例如，出于善意，如果穷人获得的效用增加了，富人可能觉得也好些。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让给他人，有可能使所有人的福利提高。但是，这样一种理论假设的前提只能是人们普遍存在共同的价值观：一个贫富差距较小的社会是使所有人都会生活得更好的社会。正是在这种理想下，政府就有必要通过税收来转移支付，缩小贫富差距。

二、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良好税收体系要具备哪些特点征税的艺术一度被用如何能够拔鹅毛而又不让鹅嘎嘎叫的比喻来加以描述。良好的税收体系应至少包含以下几个特点：

（一）、公平

公平主要体现在税收在矫正自由市场产生的分配不均问题时所发挥的作用上。它不仅是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的理想，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制度的灵魂。但是，对于公平的含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看法。富人可能会说：个人有享受其劳动成果的权利；如果某些人工作努力或者很幸运地更具有生产力，那么获得更高的收入是他们的基本权利。穷人则会反驳道：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尽其所能去提高境况最糟的人的福利。哈佛大学的著名学者罗伯特。诺斯克和约翰。罗尔斯分别支持上述两种观点。经济学家通过两个原则来描述这种公平。首先是横向公平。这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横向公平强调的是情况相同，则税收相同；而情况不同，说明纳税能力也不同，如果同等征税，则违反了征税的公平原则。另一方面是纵向公平。这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当缴纳不同的税。例如，高收入者应当比低收入者多纳税。一般采用累进税率以满足这种要求，对高收入者按较高税率征税。

（二）、效率

税收不仅要体现对分配的调节作用，同时也要重现其中的效率问题。公平和效率似乎是一对矛盾。税收的公平性有助于将一块“蛋糕”更平均的加以分配，但如果它不当得干预经济分配资源的方式，给纳税人造成了过高的成本，那它就会打击人们工作的积极性，进而会影响整个经济的效率，使“蛋糕”变小。对一种行为征税就会促使从事那种行为的人们转而从事那些征税较轻的行为。但据推测，他们所从事的前一种活动生产率更高；否则就不必要用征税来使之从事第二种活动。所以，税收降低了资源使用的效率。如果税收能使这种替代效应最小化而没有岁入损失，那么这种低效率就可以避免或至少可以减少；税收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途径是：使税率与被课税物品或行为的需求弹性呈反比例关系。如食品的需求弹性小，故此征收高税率；而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弹性大，故可以征收低税率。但显而易见，这种税收体系严重违背了税收的财富分配职能。最为明显的例子是：最有效率的税种是不按纳税人收入或财富状况如何而统一向所有公民征收的“一次总付税”（或人头税）。因为一次总付税是以人身为计税依据，纳税人的税款支付与其经济行为没有关系，因而对纳税人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保持绝对的中性。换言之，一次总付税的课征只会产生收入效应，即减少纳税人的实际收入和福利，而不会产生替代效应，即不会扭曲纳税人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不会导致纳税人用一种经济行为替代另一种经济行为。但它对于促进分配公平几乎没有作用。有鉴于此，政府在设计税制时，不得不用其他扭曲性税种来取代一次总付税，以实现收入公平目标。（三）、管理简便

征收税收和管理税收体系都对政府以及那些必须纳税的人有成本。过于繁杂的手续与表格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它们本可以用在创造社会财富上。税法追求的目标越多，就越可能繁杂。严密的税法体系可以使纳税人不必枉费心机去寻求税法的漏洞来“合法”的逃税。而如果法律本身不够严谨，那么纳税人就有了足够的激励去花费金钱和时间逃税以获得更大的利益。税法就是在这种利益对立的双方主体的不断较量中逐步完善起来的。但在有些时候，一个法律追求的多个目标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矛盾冲突时，我们不得不做一些取舍，以降低其管理成本。

（四）、足够的灵活性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税率也要随之改变。税率的高低要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现实经济状况的变化，充分体现出公平性，但这样做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管理上的成本，使税收程序复杂化。但是，一个良好的税收体系应该能够比较容易的做到这一点。

（五）、透明度透明度是要使每个纳税人都清楚得意识到他究竟为什么而纳税，他从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好处，征税的必要性何在，他的税负是否合理。只有使每个纳税人都有一本“明白帐”，才能使其真正树立起纳税人意识，使纳税成为每个公民的光荣义务，而不是仅仅从表面上看似乎自己被“掠夺”了。

三、我国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全面的税制改革，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税制框架。但近些年来仍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有进一步加以改革和完善的必要。在这方面，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些理论很值得我们借鉴。

1996年英国经济学家米尔利斯和美国经济学家维克里共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表明西方经济学界对其提出的“最适课税理论”的肯定。“最适课税理论”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政府对纳税人和课税对象等的了解并不完全，同时征管能力也有限），政府如何征税才能既满足效率要求，又符合公平原则。

最适课税理论主要对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指出直接税（所得税）和间接税（商品税）应当是相互补充的而非相互替代。因为差别商品税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是所得税所不具备的：（1）由于所得税不能对闲暇征税，而闲暇实际上也是个人福利的一种体现形式，故政府通过对商品征税可以抑制人们对闲暇的过度消费。（2）由于经济活动存在着外部不经济性，故政府应通过征收差别商品税使各项经济活动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以使社会资源得到更好地配置。其次，在最适商品课税体系中，当各种商品的需求是相互独立时，对各种商品课征的各自的税率必须与该商品自身的价格弹性呈反比例。最后，最适所得课税理论要求所得税的最适税率应是“倒U型”。即从社会公平与效率的总体角度来看，中等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可以适当高些，而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应适用相对较低的税率，拥有最高所得的个人适用的边际税率甚至应当是零。这一结论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在同样的效率损失情况下，政府通过提高中等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从较为富裕者那里取得更多的收入，而通过降低最高和最低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增加这一群体的福利，从而既能实现帕累托改进，又能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同时，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税制改革是否成功需要从三个标准来判断：（1）税制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确立的目标。（2）税制改革的可持续性。（3）税制改革产生的合意或不合意的副产品的程度。

根据最适课税理论并结合以上标准，我国要真正实现成功的税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努力。首先，我国要建立起真正的双主体税制模式。目前我国的流转税约占全部税收收入的70%，而其中增殖税又占一半以上，所得税的比例过低。在所得税和商品税并存的复合税制情况下，是以所得税还是以商品税作为主体税种？一般而言，所得税适用实现分配公平目标，商品税适用实现经济效率目标。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标以分配公平为主，就应选择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模式；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标以经济效率为主，就应选择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模式。所以，一国的税收制度最终实行何种税制模式，要取决于公平与效率目标的权衡。我们必须认清，究竟是效率优先使国民经济整体获得长足发展能使穷人获益，还是更重视分配公平以损失一定的效率来实现“均富”？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据有关研究显示已达到0.39，贫富不均十分严重，但在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笔者认为仍应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流转税为重点，但同时注意提高所得税比重，实现真正的双主体税制模式。

另一方面，我国税制改革必须建立宽税基。将任何实际收入排除在可征税范围之外都会减少税基，也会使人们更多地从事取得不征税收入的活动。最宽泛的收入界定应是所有的现金和非现金的收项，不仅包括闲暇和其他家庭生产的非现金收入，而且包括赠与、遗赠与奖金。这主要是基于减少替代效应的考虑。因此，对赠与必须区分商事关系中的赠与（会产生经济行为的替代效应，实质上是劳动报酬的表现形式）与其它赠与（不会产生替代效应，纯粹基于情感）。对于前者应视为收入要征税，后者则免税。对奖金征税的理由则是因为奖金本身已影响人们进行适当研究项目决策和职业选择，而征税只会降低这种不应有的激励。对于闲暇征税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将其排除在外，会使人们偏好于选择那些有利于取得闲暇而非现金收入的活动-例如教师这样的职业，长时间的有薪假期就是工作报酬的一个重要部分。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严格管理”。已故税法专家萨里教授就发展中国家如何加强税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确的建议：税法必须严整设计并订为法典；管理队伍必须妥善组织，充分提供人力，并进行专业训练；纳税人必须分类编入名册，其纳税申报表均能得到必要的稽核与审计；有关信息都能从其他政府部门与有关单位及时获得并得到充分利用；纳税人与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能得到圆满解决；违犯税法行为均能依法惩处。针对以上建议，我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如税法典尚未完成，个人申报制度不健全，税务管理部门工作效率低下等等，都是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地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最适课税理论并不是万能灵药，这些理论标准必须要适应特定国家的经济、政治、管理、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实际条件，否则在实践中也用处不大。典型的例子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一般认为税收是在市场出现失灵的情况下才出现的，政府处于被动的地位，要尽少干预经济活动。但在现代社会，政府正以积极的姿态进入经济生活，尤其以税收为杠杆，发挥指引经济的职能，有目的的发展特定经济部门，调整产业结构。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一项税收的新职能-“发展经济职能”。这在我国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总之，充分吸收世界上的先进理论，具体结合我国实践，对现行税收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1、《经济学》美，斯蒂格利茨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2、《财政理论与政策》郭庆旺、赵志耘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3、《法律的经济分析》美，波斯纳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第6篇

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

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货物交换产生以后，数与形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号。到原始公社末期，已开始用文字符号取代结绳记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个圆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和分正方形为100个小正方形的图案，半坡遗址的房屋基址都是圆形和方形。为了画圆作方，确定平直，人们还创造了规、矩、准、绳等作图与测量工具。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产生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其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与此同时，殷人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个名称来记60天的日期；在周代，又把以前用阴、阳符号构成的八卦表示八种事物发展为六十四卦，表示64种事物。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并举出勾股形的勾三、股四、弦五以及环矩可以为圆等例子。《礼记·内则》篇提到西周贵族子弟从九岁开始便要学习数目和记数方法，他们要受礼、乐、射、驭、书、数的训练，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已经开始成为专门的课程。

春秋战国之际，筹算已得到普遍的应用，筹算记数法已使用十进位值制，这种记数法对世界数学的发展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测量数学在生产上有了广泛应用，在数学上亦有相应的提高。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正名和一些命题的争论直接与数学有关。名家认为经过抽象以后的名词概念与它们原来的实体不同，他们提出“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把“大一”(无穷大)定义为“至大无外”，“小一”(无穷小)定义为“至小无内”。还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命题.

而墨家则认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给出一些数学定义。例如圆、方、平、直、次(相切)、端(点)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题，提出一个“非半”的命题来进行反驳：将一线段按一半一半地无限分割下去，就必将出现一个不能再分割的“非半”，这个“非半”就是点。

名家的命题论述了有限长度可分割成一个无穷序列，墨家的命题则指出了这种无限分割的变化和结果。名家和墨家的数学定义和数学命题的讨论，对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济和文化均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它的主要标志是算术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及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著作的出现。

《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封建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就其数学成就来说，堪称是世界数学名著。例如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加减法则在世界数学发展上是遥遥领先的。就其特点来说，它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九章算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采用按类分章的数学问题集的形式；算式都是从筹算记数法发展起来的；以算术、代数为主，很少涉及图形性质；重视应用，缺乏理论阐述等。

这些特点是同当时社会条件与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秦汉时期，一切科学技术都要为当时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以及发展社会生产服务，强调数学的应用性。最后成书于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排除了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名家和墨家重视名词定义与逻辑的讨论，偏重于与当时生产、生活密切相结合的数学问题及其解法，这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是完全一致的。《九章算术》在隋唐时期曾传到朝鲜、日本，并成为这些国家当时的数学教科书。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位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印度、阿拉伯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不为汉儒经学束缚，思想比较活跃；它诘辩求胜，又能运用逻辑思维，分析义理，这些都有利于数学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吴国赵爽注《周髀算经》，汉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术》注，魏末晋初刘徽撰《九章算术》注、《九章重差图》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赵爽与刘徽的工作

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与推导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经》书中补充的“勾股圆方图及注”和“日高图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数学文献。在“勾股圆方图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图证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个公式；在“日高图及注”中，他用图形面积证明汉代普遍应用的重差公式，赵爽的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刘徽约与赵爽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张对一些数学名词特别是重要的数学概念给以严格的定义，认为对数学知识必须进行“析理”，才能使数学著作简明严密，利于读者。他的《九章算术》注不仅是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在论述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发展。刘徽创造割圆术，利用极限的思想证明圆的面积公式，并首次用理论的方法算得圆周率为157/50和3927/1250。

刘徽用无穷分割的方法证明了直角方锥与直角四面体的体积比恒为2:1，解决了一般立体体积的关键问题。在证明方锥、圆柱、圆锥、圆台的体积时，刘徽为彻底解决球的体积提出了正确途径。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南北分裂的状态。祖冲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经济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数学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们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把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的数学工作主要有：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提出祖(日恒)原理；提出二次与三次方程的解法等。

据推测，祖冲之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算出圆内接正6144边形和正12288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了这个结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圆周率两个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祖冲之这一工作，使中国在圆周率计算方面，比西方领先约一千年之久；祖冲之之子祖(日恒)总结了刘徽的有关工作，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等高的两立体，若其任意高处的水平截面积相等，则这两立体体积相等，这就是著名的祖(日恒)公理。祖(日恒)应用这个公理，解决了刘徽尚未解决的球体积公式。

隋炀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主要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分工、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反映了这个时期数学的情况。王孝通在不用数学符号的情况下，立出数字三次方程，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也为后来天元术的建立打下基础。此外，对传统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数字三次方程解决的。

唐初封建统治者继承隋制，656年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学生30人。由太史令李淳风等编纂注释《算经十书》，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明算科考试亦以这些算书为准。李淳风等编纂的《算经十书》，对保存数学经典著作、为数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给《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海岛算经》所作的注解，对读者是有帮助的。隋唐时期，由于历法的需要，天算学家创立了二次函数的内插法，丰富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内容。

算筹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计算工具，它具有简单、形象、具体等优点，但也存在布筹占用面积大，运筹速度加快时容易摆弄不正而造成错误等缺点，因此很早就开始进行改革。其中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和珠算都是用珠的槽算盘，在技术上是重要的改革。尤其是“珠算”，它继承了筹算五升十进与位值制的优点，又克服了筹算纵横记数与置筹不便的缺点，优越性十分明显。但由于当时乘除算法仍然不能在一个横列中进行。算珠还没有穿档，携带不方便，因此仍没有普遍应用唐中期以后，商业繁荣，数字计算增多，迫切要求改革计算方法，从《新唐书》等文献留下来的算书书目，可以看出这次算法改革主要是简化乘、除算法，唐代的算法改革使乘除法可以在一个横列中进行运算，它既适用于筹算，也适用于珠算。

中国古代数学的繁荣

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北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就是在这种经济高涨的情况下得到广泛应用。1084年秘书省第一次印刷出版了《算经十书》，1213年鲍擀之又进行翻刻。这些都为数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11～14世纪约30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如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刘益的《议古根源》，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和《杨辉算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很多领域都达到古代数学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高峰

从开平方、开立方到四次以上的开方，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的就是贾宪。杨辉在《九章算法纂类》中载有贾宪“增乘开平方法”、“增乘开立方法”；在《详解九章算法》中载有贾宪的“开方作法本源”图、“增乘方法求廉草”和用增乘开方法开四次方的例子。根据这些记录可以确定贾宪已发现二项系数表，创造了增乘开方法。这两项成就对整个宋元数学发生重大的影响，其中贾宪三角比西方的帕斯卡三角形早提出600多年。

把增乘开方法推广到数字高次方程(包括系数为负的情形)解法的是刘益。《杨辉算法》中“田亩比类乘除捷法”卷，介绍了原书中22个二次方程和1个四次方程，后者是用增乘开方法解三次以上的高次方程的最早例子。

秦九韶是高次方程解法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中收集了21个用增乘开方法解高次方程(最高次数为10)的问题。为了适应增乘开方法的计算程序，奏九韶把常数项规定为负数，把高次方程解法分成各种类型。当方程的根为非整数时，秦九韶采取继续求根的小数，或用减根变换方程各次幂的系数之和为分母，常数为分子来表示根的非整数部分，这是《九章算术》和刘徽注处理无理数方法的发展。在求根的第二位数时，

秦九韶还提出以一次项系数除常数项为根的第二位数的试除法，这比西方最早的霍纳方法早500多年。元代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等在《授时历》中解决了三次函数的内插值问题。秦九韶在“缀术推星”题、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如象招数”题都提到内插法(他们称为招差术)，朱世杰得到一个四次函数的内插公式。

用天元(相当于x)作为未知数符号，立出高次方程，古代称为天元术，这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现存最早的天元术著作是李冶的《测圆海镜》。从天元术推广到二元、三元和四元的高次联立方程组，是宋元数学家的又一项杰出的创造留传至今，并对这一杰出创造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朱世杰的《四元玉鉴》。

朱世杰的四元高次联立方程组表示法是在天元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把常数放在中央，四元的各次幂放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上，其他各项放在四个象限中。朱世杰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四元消元法，其方法是先择一元为未知数，其他元组成的多项式作为这未知数的系数，列成若干个一元高次方程式，然后应用互乘相消法逐步消去这一未知数。重复这一步骤便可消去其他未知数，最后用增乘开方法求解。这是线性方法组解法的重大发展，比西方同类方法早400多年。勾股形解法在宋元时期有新的发展，朱世杰在《算学启蒙》卷下提出已知勾弦和、股弦和求解勾股形的方法，补充了《九章算术》的不足。李冶在《测圆海镜》对勾股容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到九个容圆公式，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几何学的内容。已知黄道与赤道的夹角和太阳从冬至点向春分点运行的黄经余弧，求赤经余弧和赤纬度数，是一个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问题，传统历法都是用内插法进行计算。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则用传统的勾股形解法、沈括用会圆术和天元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得到的是一个近似公式，结果不够精确。但他们的整个推算步骤是正确无误的，从数学意义上讲，这个方法开辟了通往球面三角法的途径。中国古代计算技术改革的也是出现在宋元时期。宋元明的历史文献中载有大量这个时期的实用算术书目，其数量远比唐代为多，改革的主要内容仍是乘除法。与算法改革的同时，穿珠算盘在北宋可能已出现。但如果把现代珠算看成是既有穿珠算盘，又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和口诀，那么应该说它最后完成于元代。

宋元数学的繁荣，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统数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数学家们的科学思想与数学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宋元数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理学家的象数神秘主义。秦九韶虽曾主张数学与道学同出一源，但他后来认识到，“通神明”的数学是不存在的，只有“经世务类万物”的数学；莫若在《四元玉鉴》序文中提出的“用假象真，以虚问实”则代表了高度抽象思维的思想方法；杨辉对纵横图结构进行研究，揭示出洛书的本质，有力地批判了象数神秘主义。所有这些，无疑是促进数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从明代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统治者实行极权统治，宣传唯心主义哲学，施行八股考试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除珠算外，数学发展逐渐衰落。

16世纪末以后，西方初等数学陆续传入中国，使中国数学研究出现一个中西融合贯通的局面；以后，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数学便转入一个以学习西方数学为主的时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数学研究才真正开始。

从明初到明中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这种商业发展相适应的是珠算的普及。明初《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和《鲁班木经》的出现，说明珠算已十分流行。前者是儿童看图识字的课本，后者把算盘作为家庭必需用品列入一般的木器家具手册中。随着珠算的普及，珠算算法和口诀也逐渐趋于完善。例如王文素和程大位增加并改善撞归、起一口诀；徐心鲁和程大位增添加、减口诀并在除法中广泛应用归除，从而实现了珠算四则运算的全部口诀化；朱载墒和程大位把筹算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应用到珠算，程大位用珠算解数字二次、三次方程等等。程大位的著作在国内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1607年以后，他先后与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一卷，与李之藻编译《圜容较义》和《同文算指》。1629年，徐光启被礼部任命督修历法，在他主持下，编译《崇祯历书》137卷。《崇祯历书》主要是介绍欧洲天文学家第谷的地心学说。作为这一学说的数学基础，希腊的几何学，欧洲玉山若干的三角学，以及纳皮尔算筹、伽利略比例规等计算工具也同时介绍进来。

在传入的数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中国第一部数学翻译著作，绝大部分数学名词都是首创，其中许多至今仍在沿用。徐光启认为对它“不必疑”、“不必改”，“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几何原本》是明清两代数学家必读的数学书，对他们的研究工作颇有影响。

其次应用最广的是三角学，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有《大测》《割圆八线表》和《测量全义》。《大测》主要说明三角八线(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的性质，造表方法和用表方法。《测量全义》除增加一些《大测》所缺的平面三角外，比较重要的是积化和差公式和球面三角。所有这些，在当时历法工作中都是随译随用的。

1646年，波兰传教士穆尼阁来华，跟随他学习西方科学的有薛凤柞、方中通等。穆尼阁去世后，薛凤柞据其所学，编成《历学会通》，想把中法西法融会贯通起来。《历学会通》中的数学内容主要有比例对数表》《比例四线新表》和《三角算法》。前两书是介绍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和布里格斯发明增修的对数。后一书除《崇祯历书》介绍的球面三角外，尚有半角公式、半弧公式、德氏比例式、纳氏比例式等。方中通所著《数度衍》对对数理论进行解释。对数的传入是十分重要，它在历法计算中立即就得到应用。清初学者研究中西数学有心得而著书传世的很多，影响较大的有王锡阐《图解》、梅文鼎《梅氏丛书辑要》(其中数学著作13种共40卷)、年希尧《视学》等。梅文鼎是集中西数学之大成者。他对传统数学中的线性方程组解法、勾股形解法和高次幂求正根方法等方面进行整理和研究，使濒于枯萎的明代数学出现了生机。年希尧的《视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透视学的著作。

清康熙皇帝十分重视西方科学，他除了亲自学习天文数学外，还培养了一些人才和翻译了一些著作。1712年康熙皇帝命梅彀成任蒙养斋汇编官，会同陈厚耀、何国宗、明安图、杨道声等编纂天文算法书。1721年完成《律历渊源》100卷，以康熙“御定”的名义于1723年出版。其中《数理精蕴》主要由梅彀成负责，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几何原本》、《算法原本》，均译自法文著作；下编包括算术、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立体几何等初等数学，附有素数表、对数表和三角函数表。由于它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初等数学百科全书，并有康熙“御定”的名义，因此对当时数学研究有一定影响。

综上述可以看到，清代数学家对西方数学做了大量的会通工作，并取得许多独创性的成果。这些成果，如和传统数学比较，是有进步的，但和同时代的西方比较则明显落后了。

雍正即位以后，对外闭关自守，导致西方科学停止输入中国，对内实行高压政策，致使一般学者既不能接触西方数学，又不敢过问经世致用之学，因而埋头于究治古籍。乾嘉年间逐渐形成一个以考据学为主的乾嘉学派。

随着《算经十书》与宋元数学著作的收集与注释，出现了一个研究传统数学的。其中能突破旧有框框并有发明创造的有焦循、汪莱、李锐、李善兰等。他们的工作，和宋元时代的代数学比较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和西方代数学比较，在时间上晚了一些，但这些成果是在没有受到西方近代数学的影响下独立得到的。

与传统数学研究出现的同时，阮元与李锐等编写了一部天文数学家传记—《畴人传》，收集了从黄帝时期到嘉庆四年已故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270余人(其中有数学著作传世的不足50人)，和明末以来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的传教士41人。这部著作全由“掇拾史书，荃萃群籍，甄而录之”而成，收集的完全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1840年以后，西方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首先是英人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介绍西方数学。第二次后，、李鸿章等官僚集团开展“”，也主张介绍和学习西方数学，组织翻译了一批近代数学著作。

其中较重要的有李善兰与伟烈亚力翻译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华蘅芳与英人傅兰雅合译的《代数术》《微积溯源》《决疑数学》；邹立文与狄考文编译的《形学备旨》《代数备旨》《笔算数学》；谢洪赉与潘慎文合译的《代形合参》《八线备旨》等等。

《代微积拾级》是中国第一部微积分学译本；《代数学》是英国数学家德·摩根所著的符号代数学译本；《决疑数学》是第一部概率论译本。在这些译著中，创造了许多数学名词和术语，至今还在应用，但所用数学符号一般已被淘汰了。以后，各地兴办新法学校，上述一些著作便成为主要教科书。

第7篇

关键词：价值链会计理论框架科学发展观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管理视线转向能带来价值增值的环节，由此作业成本法、经济增加值法开始流行。另一方面，企业的发展不再仅限于自身的发展，与外界的合作也变得更加重要，由此供应链管理、价值链管理开始受到重视。这些方面决定了现在的会计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环境的变化，构建新的会计理论框架成为必然。这种会计模式就是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链会计模式。

价值链会计理论内涵

“价值链”一词最早是由著名的企业竞争战略专家麦克尔•波特于1985年在《竞争战略》一书中提出。美国ABCTechnologies公司和美国价值链机构把价值链定义为一种高层次的物流模式，从原材料作为投入资产开始，直至把产品通过不同过程售予顾客为止，当中所有的增值活动都可作为价值链的组成部分。而价值链管理是对这一过程企业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全方位管理。只有资金增值了才能产生价值，所以价值链管理最关注的是资金流。价值链引起了企业管理理论的变化。

我国著名会计学家阎达五教授认为会计是一项管理活动。那么会计管理就是企业管理的一部分，管理理论发生了变化，会计也应有相应的变革。阎达五教授在价值链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价值链会计这一新兴概念。价值链会计把传统会计对单个企业的研究扩展到了对整个价值链的研究。总的来说，价值链会计可以定义为“在从供应商到顾客这条价值链上收集、利用、加工、存储、分析价值信息，实施对价值链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控制和反映，保证价值链高效、有序运转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

价值链会计提出后，关于价值链会计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多，构建价值链的理论框架也就成为重点。只有理论框架构建起来，价值链会计才能应用于实际。另外，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因此，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价值链会计理论框架，才能真正适应环境的需要。

价值链会计理论框架

价值链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是会计活动的最高层次，它为会计活动指明了方向。传统会计目标反映企业的资金活动，为会计信息外部使用者以及内部管理者提供信息。价值链会计是建立在会计是管理活动论的基础上，是价值链管理的一部分。因此，应从企业内部管理角度考虑价值链会计的目标。

首先，价值的创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价值链会计应动态地反映价值的运动。其次，价值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可以看作价值的增值环节。价值链的整体实现最大增值，从而提高价值链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获取最大利润是价值链会计的目标。但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会导致企业的短期行为。只有站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才能使内部管理者从战略的角度思考企业的长期发展问题。而且科学发展观不仅要考虑经济的发展，还要注重社会的发展。只有在实现了企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后，企业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最大增值。所以价值最大化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还应包括整条价值链的社会价值最大化。

价值链会计的目标可以总括为动态反映价值的运动过程，不断优化价值链，通过对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协调控制，实现价值链的价值最大化。

价值链会计对象

会计对象是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所反映和监督的内容，也就是价值运动或资金运动。传统的会计对象针对的是企业内部的价值运动。而价值链向上延伸到了供应价值链，向下延伸到了客户价值链，从而扩展了价值链会计所反映和监督的内容。

价值链会计假设

会计假设是会计工作的基本前提。会计所处的环境极为复杂，有了合理、科学的假设，才能使会计工作正常进行。价值链会计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比传统会计更复杂多变。虽然传统会计的假设在价值链会计中依然可以存在，但是其具体范畴还是受到了冲击。要使价值链会计在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成熟，价值链会计假设的合理设定非常重要。

会计主体假设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虚拟企业大量出现，企业主体不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有形实体；另一方面，企业作为一个集团存在，拥有很多子公司，子公司和母公司又各有很多合资公司。一个企业的枝节蔓延得，错综复杂，相互交错；而且，有的公司的成立只是为了完成某个项目，项目完成公司也就不存在了。现在的并购活动越来越频繁，企业的存与亡只是瞬息之间。所以现在企业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会计的主体经常变化。

而价值链管理使传统会计主体从单个企业扩展到一条完整的价值链，会计主体的边界大大延伸。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确定好会计主体，走出传统会计主体是企业的禁锢，才能明确价值链会计工作的范围。

持续经营假设和会计分期假设目前，虚拟企业的存在以及企业竞争的加剧，使企业持续经营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很多企业都面临着随时被清算和终止的命运。所以持续经营假设似乎显得更加重要。为了及时向有关方面提供企业信息，在企业持续不断的经营活动中，人为地将其分割开来，形成一个个的会计期间。会计分期假设也很必要。

但是，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数据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企业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每笔交易瞬间就可完成，也可以及时处理向相关者提供报告。用户需要信息时可以随时从系统中调出。而竞争、兼并、企业虚拟化使得非持续经营的企业大量存在。持续经营假设和会计分期假设已经可以不存在于价值链会计中了。

货币计量假设会计管理活动论认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而现在会计只能核算那些可以用货币计量的业务。对于经营管理活动中不能以货币计量的活动，如企业的人力资源、企业的竞争力等没有纳入会计核算范围。价值链会计是在会计管理活动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货币计量假设有很大的局限性。有人提出“货币计量假设扩展为价值计量，以核心企业为主体衡量整个价值链是否增值，对于人力资源、知识资本、金融风险等难以用货币计量的因素，可纳入价值链会计的范畴。”

价值链会计原则

传统会计有十三大原则，这其中除历史成本原则外，对于价值链会计基本适用。历史成本原则反映的是经济业务的实际成本，但是市场价格是变动的，资产的价值也就会或增或减。历史成本反映的价值是过时的，对于经营管理决策不具有相关性。价值链会计的目标是要使整个价值链增值达到最大化。它所要求的价值必须是现行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反映价值链上的价值。所以在价值链会计中必须将历史成本原则改为现行成本原则。现行成本原则是用现行成本或重置成本来代替历史成本，可以反映出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真正价值。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价值链会计可以扩展三个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社会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

以人为本原则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源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比其他任何资源都重要。人力资源会计的提出适应了这一变化。人力资源是企业持续创造价值的源泉，所以在价值链会计中应建立以人为本的原则。

社会性原则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仅仅考虑自身的发展，还应该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社会价值最大化才能真正体现出企业乃至整个价值链的价值最大化。对企业业绩的评价可从社会的角度全方位考虑，这是价值链会计的社会性原则。财务-[飞诺网]

可持续性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即要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目前刚刚兴起的和谐会计以及逐渐成熟的环境会计就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只有企业可持续发展，从长远来看，价值链上的价值才能实现最大化。所以可持续发展原则应纳入价值链会计的原则中。

价值链会计计量

传统会计的货币计量已不能完全适应价值链会计，可以采用价值计量的形式正确反映价值链会计中无法用货币计量的经济事项。但是，直接从货币计量过渡到价值计量是有难度的。在价值链会计中，可以先采用货币计量为主、多种计量形式（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并存的方式。价值链会计的计量可以建立在两种目前流行的方法上，一种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Costing，简称ABC），另外一种是经济增加值法（EconomicValueAdded，简称EVA）。

价值链成本会计价值链成本会计主要是从成本的角度去计量价值链的整体价值。只有成本达到最低，才能使价值链的价值最大。作业成本法目前在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中得到应用。所谓作业成本法就是对价值链的作业和成本动因进行分析，以便区分价值链中哪个环节的作业是增值作业，哪个环节的作业是非增值作业。在剔除非增值作业后，寻找新增值的上下游企业，动态地达到降低成本，实现价值链最大增值的目标。

价值链价值会计价值链价值会计是直接从价值的角度计量价值链的整体价值。经济增加值法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种方法，最大的诱人之处就在于它把投资决策、业绩评价和奖金激励统一起来。经济增加值法把经济利润作为企业的目标，与目前会计采用的会计利润有所不同。经济利润不仅考虑债权资本成本，还考虑股权资本成本，即：

经济利润＝息前税后营业利润－税后利息－股权费用

价值链价值＝期初投资成本＋经济利润现值

所以，经济增加值的目标与价值链会计的目标完全一致。价值链会计的计量方法在此基础上可以逐渐完善起来。

价值链会计的报告模式

价值链会计的实时性和信息化决定了传统报告模式的局限性。传统财务报告不能报告非财务信息，报只是定期，使用者不能随时得到所需信息。所以传统报告模式已不能适应价值链会计的需要。

XBRL（ExtensibleBusinessReportingLanguge，即可扩展商业语言）是财务信息处理的最新技术，国际联合会一直在推广这一标准。中国矿业大学张涛提出，由于XBRL是企业网络财务报告的标准，统一了网络数据定义和格式，计算机可以统一识别网络报告的基本元素，所以用户可以快速、可靠地查找到所需要的财务信息。另外，用户还可以便捷地对查找到的财务信息进行利用。所以XBRL的报告模式符合价值链会计特点，它提高了报表编制效率，及时提供信息；增加了财务数据在不同时期、不同企业的可比性，有利于企业管理者利用财务数据进行决策。

综上所述，在会计的发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构建新兴会计研究领域价值链会计理论框架时，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才更能完善价值链会计体系，促进价值链会计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阎达五.价值链会计研究：回顾与展望.会计研究，2004(2)

2.李百兴.价值链会计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财会通讯，2003(7)

3.张涛.基于面向对象技术的价值链会计构建.财会通讯，2005(3)

4.綦好东，杨志强.价值链会计的目标确定与职能定位.会计研究，2004(2)

第8篇

一、激励情感，目标引学。

心理学告诉我们满足人们对理解、尊重和追求的需要，就能激发人的动机，使人有一股内在的动力，朝向所期望的目标前进。教师对学生“暗含期待”，学生在感情上就会受到鼓舞，对教师产生“好感”和“信赖”，增强自尊、自信、有效地激发学生情绪和学习动机。因此，作为数学教师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必须激励学生情感，一方面增加“感情投资”，理解、尊重、亲近、关心学生，寓教于情，用真诚和热情拨动学生心弦，使其对数学产生亲切感，乐听爱学，“亲其师而信其道”。另一方面针对学生心灵深处存在着使节自己成为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的愿望，不断为他们树立学习目标，提供发现问题、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机会，使他们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的不断满足中增强学习信心，激励学习兴趣，享受获得的欢乐。

二、更新教法，实行导学。

苏联学者雅各得钦说：重要的是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气氛，使学生威到没有思想负担，大胆地、无拘无束地讨论问题。民主、平等、活泼、愉快是创造之芽萌发的温床，是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摇篮。教学中教师不仅要用良好的师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广博的知识感染学生，而且要用民主、平等、多样而富有鼓励性的教法对学生“诱、启、导”，促使学生效法、悟道、解惑。

三、开展活动，评比促学。

学生对开展活动非常感兴趣，在课堂上进行多种形式的活动，如：抢答比赛、知识竞赛、脑筋急转弯、数学家的故事、优秀墙报等等活动的开展，让学生人人准备，个个参加，寓教于评，以比促学，造成你追我赶，比学赶超局势，促使学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四、参与实践，应用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