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3 16:08:1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
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关键词：经济博弈论 语义分析 经济学方法论 实证分析 语言转向
“囚徒博弈”、“智猪博弈”、“懦夫博弈”、“协调博弈”等许多经典案例，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决策论、管理学等各学科领域；而这些虚构的案例能否用来说明博弈理论引发了学者们激烈的争论。直至今日争论看似逐渐平息，经典案例仍在使用，但争论其实仍是无果而终或只是暂时表面的平静，而相类似的讨论不断在经济科学的其他领域重演。必须认识到，这场争论归根到底是方法论问题。按照传统方法论提出的规范与实证二分法无法处理这一问题，本文试图从语义学的视角进行分析。
争论双方的观点
（一）质疑者的观点
较为温和的批评者认为，“囚徒博弈”等所谓的“案例”不真实，只是一个故事或寓言，不在现实中发生。激进的批评者指出，不仅上述案例是虚构的，经济博弈论中一些所谓真实的案例，也包含有假设和抽象的成分。极端反对者不仅把焦点放在质疑案例本身，而且通过分析案例与模型、现实与理论的关系，进一步对博弈论的整体研究方法提出质疑。
从理论角度看，博弈理论和模型中包含有假设的变量，这些变量无法在现实中进行观察。从案例角度看，在案例中被忽略掉的变量对结论不一定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可能是必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此整个博弈论漠视了变量可观察的重要性，无论理论建构还是案例实证都需要做出改进。
（二）支持者的观点
对案例使用的辩护者则直接从研究方法出发，首先强调博弈论研究中使用假设和抽象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门科学研究都需要假设和抽象，抽象和假设并不是博弈论的局限性，而是任何理论的局限性。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同物理学、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样，通过抽象和假设从万千变化、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找寻本质的经济规律，经济学家使用博弈模型的目的是试图完成一种可解释不同经济现象的一般理论或机制体系的建构，通过博弈模型抓住诸多现象的本质机理。
（三）观点比较及本文的思路
通过以上双方观点分析可以总结出双方的三点同识和一点分歧，如表1所示。同识在于：第一，双方都同意博弈论属于实证分析而不是规范分析；第二，无论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认同博弈理论的正确性需要在现实中得到验实；第三，真实的案例有证实或证伪博弈理论的作用。而分歧主要在于：虚构的案例能不能用以论证博弈理论？支持者表示同意，反对者坚决抵制。
传统的经济学规范和实证的二分法并不能处理关于博弈论案例使用的争端。而如果将博弈论作为一类知识，从知识论的角度对实证知识的语义进行分析，则实证知识可进一步划分为综合知识和分析知识，它们都属于实证知识的范畴，但有着不同的命题性质。本文旨在介绍实证知识二分法，阐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命题性质与逻辑关系，论证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命题的范畴，划清了博弈论案例使用的合法范围，以避免研究中的方法误用。
经济学实证知识的二分法
（一）经济学实证与规范二分法
经济学以实证方法描述经济事实、发现经济规律。实证与规范二分法最早追溯到休谟（D.Hume），休谟砍刀（Hume`s guillotine）提出不能从是中推出应当，经济学实然知识与应然知识是截然不同的，需要分别采取各自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穆勒（J.S.Mill）、韦伯（M.Weber）、西尼尔（N.W.Senior）和凯恩斯（J.N.Keynes）的著作对这个划分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与运用。弗里德曼（M.Friedman）著名的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再次提出，并且对它进行了详细地讨论，“斯诺命题”加深了人们对两类知识差异的认识。当前关于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二分法，在经济学领域是被普遍接受的。
（二）经济学实证知识二分法的提出
将经济学知识视为整体知识体系中的一类，则按照研究方法将经济学实证知识划分为分析知识和综合知识。在第一个层次，经济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是通过命题语言来表达，命题语言既包括文字语言，也包括符号语言、数学模型或公式。在第二个层次上，按照传统划分，经济学分析划分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在第三个层次上，经济学实证命题可划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同时根据实证原则将命题划分为无意义的实证命题和有意义的实证命题。
经济博弈论实证知识类型证明
（一）从主词指称上
从语义学上看，命题的主词是概念词或是专名。概念词表述某类事物或属性，专名表述个体事物。弗雷格对命题主词的涵义与意谓做出明确划分，指出在数学中，a=a和a=b之间的差别，只是表达形式上的差别。前者使用相同的符号，后者使用不同的符号。由于它们表示相等的数量关系，所以可以用a代替b，或者用b代替a，等式仍然成立。但是在命题语言中情况就不同了。在命题中要考虑语义的关系，即同时要考察主词的意义与意谓，这不像代数的等式中那样只考虑数量间的相等关系。
主词的意义是主词表述的思想，主词的意谓是主词指称的对象。“苹果”是有意义且有意谓的概念，“理性”是有意义但无意谓的概念，“地球”是有意义且有意谓的专名，“智猪”是有意义但无意谓的专名。对于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命题，主词必然有意义，但不一定都有意谓。有意义的命题，主词一定有意义，但不一定有意谓。综合命题的主词必须同时有意义与意谓，即在实现中的相对应的对象。
根据命题主词指称分析，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命题。从博弈理论看，理论的真与主词的意谓无关；从案例看，如“智猪博弈”中用任何一个概念代入x或y，或替换“大猪”和“小猪”，案例结论仍成立。
（二）从命题与现象的时空关系上
在命题与现象的时空关系上，又体现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根据不同。引用张庆熊等学者说明赖尔（G.Ryle）“范畴错误”所使用的五个命题：“（1）一只苹果正挂在树上。（2）苹果服从万有引力定律。（3）我剪断了它的柄。（4）苹果因为万有引力掉到地上。（5）苹果掉到地上因为它的柄被剪断了”。
分析命题具有超时空性，分析命题的真包含一切可能的世界，求证分析命题的真与时空无关。时空是综合命题真的必要条件，综合命题描述的对象一定位于现实世界。时间、空间是综合命题必然的、普遍有效的形式，是因为综合知识如果是可以理解的话，或者说如果是综合命题的话，就必定带上时间、空间和因果性的印记。空间、时间和因果性是综合命题的可能性的条件。
于是，句（1）、（3）与句（2）在逻辑上是不同范畴的实证命题。句（1）和（3）属于综合命题，它们报道发生的事情，人们可以提问句（3）在什么地方剪断苹果柄，它在什么时候发生，它花了多少时间等。句（2）不是综合命题而是分析命题。句（2）是理论或假设而不是一个事件，它并不发生，它假设命题在一切可能世界都为真。对这样的句子不能提问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它是理论或假设。根据命题与现象的时空关系分析，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命题。从博弈理论看，命题的真与时空无关；从案例看，案例的发生与时空无关。
（三）从命题间的因果关系上
从命题间的逻辑关系上分析，用分析命题作为原因的命题仍是分析命题，用综合命题作为原因的命题是综合命题。句（4）和（5）都在解释苹果掉到地上的原因，都属于实证分析范畴。用句（4）作为苹果落地的原因，再用句（2）作为句（4）的原因，是采用逻辑演绎方法进行推理，因此句（4）是分析命题。用句（5）作为苹果落地的原因，再用句（3）作为（5）的原因，是通过经验观察获得的知识，因此句（5）是综合命题。尽管句（4）和句（5）中都有“因为”这两个字，都属于实证分析的范畴，但是这两个“因为”在各自的句子中所起的逻辑上的作用是不同的。但前者是分析知识，后者是综合知识，不能犯“范畴错误”。
与此相联系，分析知识的真是必然的，综合知识的真是偶然的。用句（2）作为句（4）的原因是必须的，它的反面是不可能；用句（3）作为句（5）的原因是偶然的，它的反面是可能的，即苹果有“我剪断了它的柄”之外的原因落地。分析命题的真假通过逻辑规则推论出来，综合命题是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其真假通过经验加以检验。
根据命题间的因果关系分析，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命题。从博弈理论看，命题间的因果关系是必然的；从案例看，案例的结论与前提的关系是必然的。
（四）从命题的验证方法上
从命题的验证方法上分析，分析命题通过逻辑规则，综合命题通过实际观察。分析命题依据矛盾律从一些先天的概念、原则演绎出来；综合命题通过归纳一类事物的性质或事物间的关系得到结论。验证分析命题，只要看看它们是否在逻辑上自相矛盾；验证综合命题，则要看看它们是否与现实中情况相符合。
对此托马斯·谢林（T.C.Schelling）也指出，博弈论是抽象的和推论的，而不是一门研究人们如何决策的经验主义科学，但它是一种附有以下相关条件下的演绎原理，即参与者的决策必须是“理性的”、“一致的”或“非矛盾的”。
根据命题的验证方法分析，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命题。从博弈理论看，它不能被综合命题证明或证伪，因为它的检验不依赖于经验事实而依赖于逻辑规则。从案例看，无法被经验观察所证明或证伪，因为它的检验来源于理论模型内部的正确性。
通过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的五个性质区分（见表1），本文证明了博弈论及其所使用的案例均属于分析命题的实证知识范畴。
结论及启示
（一）结论
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知识。根据传统方法论分析，经济博弈论属于实证知识而不是规范知识，是关于“真”的知识。而根据语义分析，在知识类型上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知识而不是综合知识。如图1所示，分别用实线框和虚线框表示属于和不属于经济博弈论的语言区域。在求真方法上，经济博弈论通过演绎、推理获得，而不是通过经验观察从现象中获得。
不仅是虚构的案例，任何案例运用于博弈理论研究中，既无效又无益。本文业已证明博弈论知识属于分析命题范畴，博弈论的真与案例无关，试图用空想的案例或抽象的案例来“实证”博弈理论的做法是无效。用案例去论证博弈理论，是用综合知识的研究方法去处理分析知识，是对博弈论研究方法的破坏，对整个博弈论研究是无益的。
博弈论案例使用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是对的。反对者绝不允许用虚构的案例去论证实证知识的做法是正确的，是对实证精神和实证方法的捍卫。支持者绝不允许实证知识只停留在抽象思维的层面，坚持用案例证实或证伪理论的做法是正确的。产生争论的真正原因是误把作为分析知识的博弈论当作综合知识。如表2所示，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是对的。
但是，经过事后验证，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以大样本公开数据为对象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研究金融经济学公司财务领域现象，以及其背后的经济因素和原理远远不够。西方金融经济学学术界逐渐采用临床诊断方法(clinicalresearch)。
临床诊断方法的特点
临床诊断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规范与传统大样本计量实证研究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其特点如下：
首先，在研究作用和目的上，传统统计检验实证研究往往以检验金融经济学理论为主；而临床诊断研究可以验证理论假说，但更主要的是弥补大样本实证研究的不足，从实际参与者中获得有价值的实践信息，提供对企业和个体行为环境的丰富理解，为理论和大样本统计检验提出新的思想、问题和研究线索。
其次，在研究对象数量方面，传统的统计检验实证研究对象为大样本；而临床诊断研究则根据研究目的设置样本，从一两个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但大多数情况下，研究对象关注一个或少数案例。
第三，在数据收集方式上，传统实证研究通常被动地依靠公开标准化的数据；而临床诊断研究的数据收集更为主动，需要获得与样本或事件相关的非公开信息，包括公司内部文件、管理报告、会议记录等，还要访谈事件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者。
第四，在样本分析方面，传统的统计检验研究注重样本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数学处理，难以考察不能量化的因素的影响；而临床诊断研究不仅进行数据分析，还包括对样本事件的背景、发展演变过程调查访问等，深入考察不能量化的因素的影响。
第五，临床诊断应用时可以同时采用事件分析和长期业绩法，以考察样本企业事件的短期市场反映和长期实际运行结果。
临床诊断方法的关键在于选择研究对象。一方面要尽可能减少统计学角度的样本有偏问题；另一方面，不宜选择太早的样本事件，避免企业内部调查和访谈时当事人难以回忆事件背景细节，使临床诊断的内部调查信息内容和价值打折扣。
在我国的应用价值
与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带动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引入、消化吸收和繁荣一样，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证券化程度的提高、工商管理教育的兴起促进了对金融经济学理论、实证研究方法的引进、消化和吸收。金融经济学领域的大样本计量检验实证研究开始活跃，实证研究的学术规范正在形成。到目前为止，产生了一批以国内证券市场及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成果。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是在法制规范不完善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包括：1．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非上市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占绝对控股地位；2．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充分，大样本计量检验研究依据的公开信息非常有限；3．股票市场庄家操纵市场的行为比较普遍，股票价格与内在价值脱节严重，股票价格变化不能反映企业价值；4．证券市场发展和规范方面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发展环境变化快。多种因素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客观上制约了传统的大样本实证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加上一些误用，使人们产生实证研究有迎合大样本计量检验方法、流于形式的感觉。
1.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变迁概述
19世纪以前，西方经济学没有系统研究方法论，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约翰•穆勒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让西方经济学家意识到方法论问题的重要；19世纪80年代，掀起经济学分析应采用抽象演绎法还是历史归纳法的第一次方法论之争；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证伪主义先后产生并掀起第二次经济学方法论，投入产出分析法、经济计量、博弈论等先后诞生，经济学进入数理逻辑和动态分析时代；20世纪50年代，波普尔主义促使第三次方法论之争兴起，主要围绕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和检验标准问题展开；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掀起第四次并进入成熟期；80年代以来，方法论转向多元化选择阶段。
2.科学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成熟于20世纪二十年代，是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基础。要求检验构成理论的前提假设和推论来判断理论适用性。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利用历史数据对相关变量作回归分析，推动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它要求科学理论结构公理化从而引导了经济学理论结构的形式化：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采用公理化结构，标志新古典学派思想和方法论成熟；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也遵循公理化要求，综合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从60年代到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形式化成为主流经济发展方向，阿罗、德布鲁等引入拓扑学和集合论建立模型，实现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完全公理化。波普尔证伪主义又称为“后实证主义”，批判实证主义，反对结构分析，认为科学理论只能被经验证伪，成为现代西方经学方法论基础；哈奇森把波普尔证伪方法论明确引入经济学方法论。后来，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理论现实性检验标准等问题如何运用证伪方法产生争执，引起经济学进入数理和计量等纯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的工具主义阶段。
3.人本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本主义，产生了主张总结商业资本家经验方法论证经济学的重商主义，使西方经济学逐步脱离宗教而获得独立；启蒙时代，关于如何控制利己方面，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认为依靠道德，而在《国富论》认为要依靠竞争机制，这种体现了当时非理性和理性在思想体系的碰撞；19世纪初，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旨在为人谋求福利；边际效用理论的拥护者提出经济规律是个人心理的外在体现，并进一步发展为人类经济活动受到欲望和避免牺牲的心理动机支配的，成为剑桥学派建立的基础；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反对完全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指导经济学研究，指出经济学假设应涵括更多人类心理因素，深刻影响了现代价格理论研究；20世纪中期兴起的历史主义学派运用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对科学史进行动态研究，强调从历史中把握科学；从波普尔证伪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学派形成前的方法论也受到人本思想渗透，这种非理性主义倾向在当代博弈论中得到充分体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回归人性化，呈现非理性主义倾向。
4.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峙与融合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西方传统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在方法论上是对峙的，但人们逐步认识到自然科学的认识观和方法论蕴含着人类历史社会框架和价值观念，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进入相互融合的新阶段，这种融合以保持二者各自体系为前提，体现为随着20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围超越传统范畴，经济学方法论呈现多元化趋势。由于经济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可重复检验性，单纯用数学和计量模型抽象化经济现象，得出的理论难以经受实践的检验。与此同时，有些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人否认探求经济行为规则的可能性，全盘否认建立在实证主义、证伪等方法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对解决经济问题所作的贡献，还有人认为博弈均衡状态的达成取决于非理性因素，博弈论是对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完全，这些观点是极端的：首先，对“理性假设”的质疑是有科学依据的，但在理性假设下把经济现象高度抽象建立数理模型有利于简化分析，且方法严谨；其次目前没有一种经济学说方法论可以在这些方面比主流方法论更好地分析现实问题，完全抛弃这一假设，否定可检验原则，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就失去了基础，经济学研究将变得混乱。
二、结语
关键词：汇率变动;汇率传递;新开放宏观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7-0089-03
在如今开放经济环境中，维持物价水平、抑制通货膨胀是世界各国的重要经济目标之一。汇率作为一国货币对外价值的表现，与该国国内的价格水平紧密相关。20世纪70年代，以固定汇率制度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散，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以浮动汇率制度为主的牙买加协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浮动汇率制的实行造成的汇率波动如同蝴蝶效应，一国的汇率波动都足以影响世界。由此可见，轻易不能忽视汇率波动，它在一国经济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鉴此，本文综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揭示汇率变动与国内物价水平之间内在联系。
一、国外研究文献评述
国外经济学者对于汇率波动对国内价格水平影响的文献非常丰富，包括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种方法。国外经济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三个视角分析的：一是从传统开放宏观经济学视角分析，二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三是从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视角分析。
（一）传统开放宏观经济学视角
传统宏观开放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市场完全竞争、完全自由贸易。比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表明，利用一价定律和购买力平价理论，汇率变动将会引起国内价格相反方向等量的变动。然而，根据近些年来不断的实证研究，不同国家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程度，即使是在这样简单的供求模型下分析，也是不同的。
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国内物价上涨、经济衰退和失业率升高的并存和严峻贸易逆差使得汇率效应失效了，这引起人们对汇率变动的数量调整机制的关注。特别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购买力平价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美元的大幅度波动，也没预测到美元大规模升值和大规模贬值的现象。
（二）基于微观经济学视角分析
经济学家们从微观经济学层面研究汇率传递的效应，主要的角度包括：沉没成本、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的营销目标等。
Krugman（1989）[1]提出了“依市定价”一词，即企业会根据分割状态的不同市场的需求弹性，差异化地定价，来应对汇率波动的风险，以保持住价格的竞争力，这就使得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微小。Dombusch（1987）[2]认为，国内外企业的战略依存关系，汇率波动的时候，进口价格的改变不会相应提高很多，即转嫁率小。企业在不同的市场实行价格歧视，即差异化的定价。他研究了日本对外贸易生产企业，结果发现，当日元升值时，出口到美国境内的日本商品并不会随着升值而涨价。日本企业为了维持自己的商品在美国的竞争力与占有率，会采取缩小销售利润率的战略，不惜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因此可以得出，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比较小。Menon（1996）[3]研究发现，产品的区别和与市场的结构是会影响汇率传导效果的。
（三）宏观经济学新开放经济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理论与实践取得的新进展，研究者们开始重新基于开放的宏观经济学层面研究不完全汇率传递的宏观影响。
McCarthy（2000）[4]运用向量回归模型审视经济开放的工业化国家，选取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6个工业化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汇率变动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有轻微的影响。研究还发现，小型开放经济的国家，他们的汇率传递程度与对外开放程度正相关。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环境的影响，Taylor（2000）[5]运用交错定价模型，发现汇率传递会受到一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若国家的货币政策是稳定的，那么汇率传递的弹性比较低，企业调整价格的次数也小;另一方面，当经济环境稳定时，企业的价格变动也相应较少，这就降低了汇率传递的效应。另外，来自世界对于一国经济的扰乱程度会在汇率传递弹性比较低的时候，降低很多，这进一步有助于保持一国的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Devereux和Engel（2002）[6]提出，汇率传递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会比较显著，如果货币政策采用的是粘性价格机制，则价格水平不会轻易的随着汇率的波动而波动。另外，一国实行的宽松积极的货币政策，会使得公众的通货膨胀上涨的预期偏高，相对的，汇率传递弹性会更高，带来较大的物价水平的变动，预期的条件使得汇率传递效应更满足于购买力平价理论。全球通货膨胀渐趋恶劣，则会带来汇率的贬值，在这样的背景下，价格传递完全了。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自从央行决定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趋于完善，汇率的波动幅度与频率都有所上升。基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价格水平影响再次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贸易顺差的减少与通货膨胀的缓解这两个问题能否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得到解决，我国学术界还未达成共同的意见。
卜永祥（2001）[7]运用协整方法分析了汇率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使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动态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零售价格与生产者价格的水平会受到汇率波动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显著的。
有些学者探究了汇率传递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孙立坚、李安心和吴刚（2003）[8]把微观经济学中的经典核心内容（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研究基础，分析在开放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货币政策对汇率传递的作用。郑平和刘英（2005）[9]发现了货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与汇率传递程度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刘华和王仁祥（2007）[10]另辟蹊径，从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即结构因素和货币因素）的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我国人民币汇率在2006年对外升值但对内贬值的原因。结果表明，低汇率可能是通胀的诱因之一，高汇率可以是遏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之一。
毕玉江和朱钟棣（2006）[11]研究汇率变动对价格的传递效应，方法包括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传递效应是不完全的，该过程中有时滞。与消费者价格相比，进口商品价格的汇率变动具有更高的弹性并且能够快速地调整。
吕剑（2007）[12]研究了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零售价格指数（RPI）和生产价格指数（PPI）的汇率传导效应。在模型中，他把国际石油价格引入了内生变量中。研究结果发现，长期中，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弹性大小关系为：CPI>RPI>PPI。且传递效应具有自我修正机制，三个指标的大小关系为：CPI>PPI>RPI。在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RPI和CPI有不断增加的负向传递效应，PPI则是先增后减的传递效应。
刘亚、李伟平和杨宇俊（2008）[13]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让CPI代表价格水平，实证发现汇率变动对CPI的传递，无论是在短期或者是长期都是不完全的，并且存在时滞。
施建淮、傅雄广和许伟（2008）[14]使用改革前后的样本数据，来研究汇率制度改革前后的汇率传递效应对比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汇率对改革前后价格水平的解释力有所不同。2005年7月以后，人民币的升值导致了我国通货膨胀率的显著降低。在传递不同的物价水平方面，汇率的效应也存在差异。
部分学者研究了汇率传递效应对国内一些行业的具体影响。鞠荣华和李小云（2006）[15]认为，由于出口商的自主定价能力，我国产品总体上的汇率传递程度较低，汇率变动不能对改善出口农产品的贸易收支状况。马宇（2007）[16]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对我国出口的家电商品价格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出口家电产品的价格影响有90%以上传递到了国外市场，人民币汇率升值会进一步侵蚀该行业的低利润率。
刘思跃和袁美子（2009）[17]、王晋斌和李南（2009）[18]的研究，是基于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前后汇率传递效应的结构性变化，他们的观点是，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汇率传递的实现。
周杰琦（2010）[19]通过使用有长期约束的SVAR模型发现，在汇率的冲击下，进口价格的传递比消费者价格的传递的效应好。在2005年汇改之后，结合其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效应，汇率传递效应会更强。
国内学者对于汇率的价格传递问题，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进行了探讨。在理论层面上，至今未能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实证层面上，国内学者们则主要是借助VAR和OLS等方法，考察人民币汇率（名义有效汇率或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对我国各种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学者们普遍认为，若用不同指标表示国内价格水平，人民币的汇率变动对其的影响会不同。具体地，汇率的变动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具有较低的传递效应，而对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则有较强的传递效应。
三、结论
综上所述，国外研究者从传统开放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新开放宏观经济学三个视角展开研究。传统开放宏观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表明，由于汇率弹性的因素，尽管短期汇率的传递不能够完全，但是长时期的汇率弹性高，在理论上来说，只要时间够长，汇率传递是必然可以完全的;微观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表明，产品的区别和与市场的结构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汇率传导效果;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表明，发现汇率的价格传递会受到一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国内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汇率价格传递问题，在理论方面至今未能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实证方面，VAR和OLS等研究方法表明汇率变动对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则有较强传递效应，但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具有较低传递效应。
参考文献：
[1] Krugman，Paul.Pricing to Market When the Exchange Rate Changes.NBER Working Paper，No.1926.May，1986.
[2] Dombusch，R.Exchange Rates and Pric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77）：93-106.
[3] Menon，Jayant.Exchange Rate Pass Through.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1995，（2）：64-75.
[4] McCarthy，J.Pass-through of Exchange Rates and Import Prices to Domestic Inflation in Some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2000，（111）：215-232.
[5] Taylor，J.Low Inflation，Pass-Through，and Pricing Power of Firm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0，（7）：345-360.
[6] Devereux Michael，Charles Engel，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Exchange Rate Volatility，and Exchange Rate Disconnec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2，（49）：913-940.
[7] 卜永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J].金融研究，2001，（3）：32-45.
[8] 孙立坚，李安心，吴刚.开放经济中的价格传递效应：中国的例证[J].经济学：季刊，2003，（1）：125-146.
[9] 郑平，刘英.不完全汇率传递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05，（5）：132-135.
[10] 刘华，王仁祥.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问题思考[J].特区经济，2007，（4）：61-63.
[11] 毕玉江，朱钟棣.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效应――基于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6，（7）：53-62.
[12] 吕剑.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传递效应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7，（8）：39-47.
[13] 刘亚，李伟平，杨宇俊.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汇率传递视角的研究[J].金融研究，2008，（3）：28-41.
[14] 施建淮，傅雄广，许伟.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价格水平的传递[J].经济研究，2008，（7）：52-64.
[15] 鞠荣华，李小云.中国农产品出口价格汇率传递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6，（2）：16-23.
[16] 马宇.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率的实证分析――以家电行业出口为例[J].经济科学，2007，（1）：44-52.
[17] 刘思跃，袁美子.人民币汇率对国内物价传递效应的实证分析[J].上海金融，2010，（4）：14-18.
论文摘要：在分析发展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前提下，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学术流派作了回顾，着重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综述，最后对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
一、发展经济学的来源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关键词] 经济学方法论 协调 实证 证伪
经济学研究一直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以此探究其科学性。综观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历史，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都曾对经济学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张力，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理论上的局限，使其在经济学中遭遇实践的尴尬和困难，因而实证和证伪都难圆经济学科学之梦。从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性质来看，必须基于多样化的科学方法，构建具有综合协调性的理论体系，才能真正找到经济学的科学出路。
协调性科学哲学的理论模式突破了以往科学哲学的狭隘视界，坚持一种“大科学哲学观”。其基本观点是，进步、合理性、真理三者统一于协调。科学的直接目标是增强理论的协调力，间接目标是真理。科学是进步的，又是在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运动中发展的。冲突是科学进步的动力。进步在于理论协调力的不断增强。协调是进步的理想状态，是间接逼近真理的手段。 经济学中无论是试图证伪还是实证，都是在寻求经济理论的真。证伪通过排除理论中的错误,为理论通往真理打开通道，其“试错”以“逼近真理”过程是理论协调力增强的体现。实证则是确认理论的真，以显现理论与经验的协调。从理论的协调性上讲，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与实证的经济学方法论都试图以增强理论的协调力为手段以反映真实的经济世界图景。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日常商业行为的学问，它研究的是相互紧密关联的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以及人们对作为财富的物质要素的使用。那么，选择什么样的方法论规则，以构建合理的经济理论体系，反映经济世界实际运行的状况成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行为决策的协调被看作经济理论中的中心问题。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现在它形成了经济学理论在方向上可能进行重大变化的领域之一。” 均衡是协调的主要表征。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中的最重要的理论是：尽管认可经验观察可以被用来验证由原理引致的理论，但是，一系列原理的不可证明性仍是不可调和的问题。以协调性理论模式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有望解决这一问题。
一、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要求:以多样化的科学方法构建理论
各种科学方法包括归纳法、演绎法和假设――演绎法等，在协调论看来都是解子，即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因子，具体体现和贯穿在协调论诸标准中，如经验协调力中的新奇性，概念协调力中的简洁性等。逻辑实证主义基于归纳法构建理论，虽然保持了与事实的一致性，但经验事实的堆积难以形成理论概括与推理，因而对未来预期成为问题。证伪主义片面推崇演绎法，而完全否定了归纳的作用，虽强调了逻辑一致性，但以此构建的理论往往脱离实际，推理流于空洞，在现实中难以找寻经验基础。因而纯粹的归纳或演绎都难以构建合适的经济理论，归纳也需要一定的演绎，反之亦然。只有推理或经验对于知识体系的构建都是不足的。理论的构建基础可以是多样化的，也可以是多种方法的调和。马歇尔在厂商和与社会福利条件的具体研究中，通过具体的观察，得出各种关系的变化，运用了经济学理论构建中的归纳法去考察实际行为，并很好地运用了变化趋势进行理论的经验检验。可是，马歇尔还同时运用了逻辑演绎法，运用了在观察中所得出的原理。换句话说，他在归纳法与演绎法之间进退自如。该方法即为假设－演绎法。它涉及假说的形成、理论的演绎和运用资料检验理论等方面。如果资料不能证明理论，那么，假设就需要修正，再做理论检验，循环往复。
假设――演绎法的一个例证，就是菲利普斯曲线的演变。菲利普斯为了发现通货膨胀的理论基础，最早对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之间的统计关系进行了估计。虽然他发现了二者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经验关系，提出了低失业率引致的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并认为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但是，20世纪70年代高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事实表明该理论需要修正。于是，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被提出来，用于对滞胀的解释。假设――演绎过程表明，理论源自于假设，经过演绎的理论具有可检验性并不断得以修正。假设――演绎法是对归纳与演绎两种方法的调和，以此构建的理论在概念与背景知识，概念与经验之间协调的可能性增强。新的科学方法增强了方法的多样性。解子增加了，对于追求经济学理论的协调力是有帮助的。应该说，以任何方法构建的理论都有其优劣，在具有不确定性的经济学领域，只有通过放弃所有的霸权，我们才能继续期待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有望得到解决。
二、经济理论的检验方法：实践上运用协调力标准
协调力，即理论解决问题的效力，包括经验协调力、概念协调力和背景协调力三个方面。协调力是理论评价的重要标准，追寻协调力是理论发展与进步的需要。一般认为，理论的经验新奇性、经验一致性、经验精确性是大众关注的协调力标准。无论是基于归纳法还是演绎法亦或两者调和构建的理论，都企图以“预测新事实”“新事实得到发现”追求经验的新奇性、一致性以增强理论的局部协调力，从而增加理论进步的可能性。经济学中调整和修正假说，以接近经验现实，是理论追求协调的显现。如在宏观经济学中，以不完全竞争理论取代了基于完全竞争假设的理论。对于企图精确化的学科来说，数学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经济学实践上的困难，建构模型作为理论的检验工具已成为方式之一，这种方式使经济学追求理论的精确性与内在一致性形成期待。多样化方法下构建的理论必然存在差异，存在竞争，通过比较理论的解题效力评判理论，才能筛选出较为进步的理论。证伪与实证在经验问题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实证并不一定是放弃证伪的反例，证伪也并不能使我们获得理论的真。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都是不科学的。实证可以增强人们认识的信念，给人们以鼓舞和力量。但片面强调实证，可能会带来错觉，认为科学理论都是真理，真理是一劳永逸的，致使理论本身难以得到创新和发展，以至陷于僵化和保守。证伪则从另一角度用命令的逻辑形式提醒人们不要迷信科学理论，科学理论是可错的，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模式。但是过分推崇证伪，被公认的科学理论中的范例就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一旦其在萌芽状态遭遇摒弃，人们就可能丧失对真理探求的信念。如果我们从解题效力上来评判理论，则既可以避免陷入僵化，又可以使经济学家的工作充满挑战和信念，因为经济生活是不断变化，经济问题是不断呈现的。
三、经济分析方法：规范与描述相统一
描述法是对可观察和可反驳的有经验根据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进行符合一种有系统形式的分析和解释。萨缪尔森指出：“当代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在于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重要的是描述不能仅仅是一系列互不连贯的报导，我们必须符合一种形式，这就是说，构成真正的分析。” 这种方法的内容由观察――分析――方法――检验――客观组成，并由此导出了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主张。它引导人们认识经济“是什么”。萨缪尔森认为，人们学习经济学是为了回答许多不同的较为普遍的问题，例如，怎样摆脱贫困，加速发展，实现生活富裕等。不过，萨缪尔森又承认，即使一门科学非常客观，也不可避免的包含主观感情。例如，在所谓的自然科学中，如何领悟观察到的事实也取决于人们带有的“理论眼镜”对于带上不同“理论眼镜”的科学观察者，事实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我们先人之见的俘虏。” 萨缪尔森对凯恩斯消费理论的修改和发展，较为典型地反映了他的经济学描述法的特点。萨缪尔森明确指出，现代经济学家应当把经不起经验检验的任何理论看成是陈旧过时的。长期以来，在经济学家中存在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即经济学应该是实证的。但排除价值判断的经济学的实际可行性存在问题。
规范分析方法旨在经济活动中以一定规范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方法，从一定价值判断出发，规定一些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并以这些标准为原则处理和分析经济活动中的问题。是说明经济 “应该是什么”的一种分析方法。如果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建议政府如何改善社会福利，那么，经济学家的工作就要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当有关经济总量变动时，规范分析方法考察这些总量变动所引起的反应和造成的后果是否符合某种伦理标准。琼・罗宾斯指出：“经济学决不可能是‘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判断。”“单单经济论证不能对任何经济问题提出答案，因为所有经济问题都涉及政治的、社会的和人类的考虑，那是不能归结为‘巧妙地计算多少’的学问的。” 她认为，直到今天，经济学起着三个方面作用。一是极力要理解经济是如何运转的；二是提出改进的建议并证明衡量改革的标准是正当的；三是断定什么是可取的，这个标准必定涉及道德和政治判断。由于对经济问题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往往同所提出的问题甚至使用的分析方法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因而经济学的三个作用就不那么容易保持它们之间分明的界限了。描述与规范的结合与统一，是理论协调力的支撑。
“是”和“应该是”是想象中的关于世界的客观描述和对世界的带有主观性的叙述之间的区别，共同构成了描述法和规范分析方法的判别条件。描述与规范既有原则区分，同时又互相关联。描述会对规范分析产生影响，但规范分析结论不仅需要实证的描述，还需要价值判断，两者缺一不可。面对当今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首先，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理论应包括四个部分：定义、假设、概念、预测。所以经济学的研究应该着重运用实证的描述方法。中国的经济研究有自己的注重实际的传统，基于实际构建理论，才能达到理论与背景的协调，增加概念的协调性，如“摸论”、“渐进式改革”之路，否则中国的经济学难免会成为一座“空中楼阁”。其次，市场经济推动着人的发展，公正的道德利益的人性在市场经济中得以形成和发展，因而理论的构建，要兼顾公平公正，以人为本，全面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既要重视理论科学性的探索，又兼顾人文关怀，以增进理论的综合协调力。经济学应该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就经济研究而言，我们既要分析经济现象是什么，又要论证经济现象应该是什么。
目前的方法论领域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各种理论的争辩成为推动这一学科知识发展的动力。在迅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新的政策问题层出不穷。经济学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来迎接未来理论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前进的道路需要我们以新的理论原则去创造一个更能够适合新经济环境的框架。经济学是具有强大社会功能的理论，如果，理论的表达只是受理论内在逻辑的驱动，只是源于抽象的过程而不是源于真实世界中的现实问题，那么，经济学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未必是其最闪光的一面。我们期待着基于协调性理论模式构建的经济理论体系，使经济学社会功能的凸显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学方法论译丛）[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24
摘要:本文从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名称考辨入手,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特点(优点和缺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得出了两者需要互补的必要性;然后探讨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互补的可能性,随后作出笔者的六点小结;接着对规范—实证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进行比较并指出其在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应用;最后笔者对在我国进行多样化的会计理论研究提出三点建议。
勿庸质疑,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已成为当代会计理论研究之中的两种主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两种研究的支持者们互不相让,曾掀起一场理论大“论战”:规范会计研究者们认为实证会计研究只注重对细枝末节问题的纠缠不休,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人们已经熟知的既定事实,因而对整个会计理论并无贡献;实证会计研究者则抨击规范会计研究方法的不科学,认为规范会计研究忽视对已有会计理论的检验。结果,整个会计理论框架仍摆脱不了“空中楼阁”的尴尬〔1〕〔2〕!而这场论战也恰恰反映了我国会计研究者对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存在着的普遍模糊认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西方会计学界已经开始平心静气地评价这两种各具特色的会计理论研究〔3〕,本文将结合目前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来客观地评价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希望能对我国的会计研究有所启发。
一、名称考辨关于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基本内容,马克·图恩曾作过一个简明扼要而又比较全面的对比分析〔4〕,即:
实证是手段事实现实描述真或假精神的问题解释分析
规范应该目的价值理想规定好或坏心灵的问题评价政策
我们可以看出,上述的区分涉及语言形态、研究领域、内容性质和作用特征等多个方面,如果具体到会计理论研究中来,多数会计学者首肯实证会计研究主要回答会计“是”什么,认为进行实证会计研究时应该超脱或排斥一切价值判断,只考虑建立会计信息系统运行之中的会计处理程序之间关系的规律;而规范会计研究一般着重回答会计“应该是”什么,因此往往含有一定的价值判断,需要提出某些准则,作为进行会计处理的标准和制定会计政策的依据。进一步详细来讲,规范会计研究(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的范式是(1)研究、分析大量的会计实务,从中概括出良好、理想的会计实务,并作为日后指导会计实务的标准;(2)规范会计研究并不满足于现有的会计惯例,而是试图从逻辑性方面指明怎样才算是良好的会计实务;(3)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以演绎法为主,但是并不排斥使用归纳法〔5〕,而恰恰从利用归纳法得到少数基本概念出发,然后演绎出会计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再从中推出与之相适应的会计程序与基本方法,用来指导会计实务。
而对于实证会计研究(PositiveAccountingResearch),由于我国近年来还处于介绍和初步运用阶段,所以对“实证会计研究”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认识,因此有必要详细分析。关于实证会计研究的“实证”一词,我国会计学者在引入的过程之中存在不同的理解,绝大多数同志从“positive”和“positivism”(实证主义)词根的相似性入手,从哲学角度探讨实证会计研究的哲学基础,试图从中概括出实证会计研究的一般范式〔6〕。但是,对“实证”一词最权威的解释应该来自“实证会计学派”(或称罗切斯特学派)。按照实证会计学派的代表——瓦茨和齐默尔曼的解释,“‘实证’一词来自于实证经济学,之所以将其研究冠名‘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意图是为了区别于业已存在的传统的规范会计研究”(WattsandZimmerman,1990)。那么,“实证”一词到底应该如何解释呢?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相关的经济学文献(樊刚,1995;光,1997;张宇燕,1993)和典型的实证会计研究经典文献(WattsandZimmerman,1978,1979,1990;BallandBrown,1968;)以后认为,实证会计研究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或阶段——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理论实证的目的是用来提供一个基本体系,对现实会计实务本身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理论实证过程包括(1)三个基本要素——有关会计问题的基本假设、一套逻辑严密的系统化的推理机制和方法以及最终的理论结论;(2)提出理论假设、建立分析模型以及进行逻辑推理和证明三个紧密联系的步骤。经验实证是指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进行经验检验的过程。对于经验实践和理论结论相符合的部分,就应该当作正确的理论加以运用,直到被经验证伪为止,而对于被经验直接所证伪的理论结论,就必须逐渐修改原有的理论假设,再次进行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二、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之比较
1、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分化——一个简单的回顾。
会计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演变,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它学科的影响。哲学家、科学家关于方法论的论述(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范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都对会计研究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真正对会计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和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和变迁对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直到本世纪初以前,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都主要是围绕着抽象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哪个更适合于经济分析而展开〔7〕。在此影响下,会计理论研究亦是以这两种方法为代表,如佩顿(WilliamPaton)、坎宁(Canning)、爱德华兹和玻尔(EdwardsandBell)、穆尼茨和斯普瑞斯(MoonitzsandSprouse)等都是演绎法的典型代表,而井尻雄士(YuijIjin)和利特尔顿(Littleton)等则极为推崇归纳法——一言以蔽之,该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主要以定性的文字描述为主,十分注意会计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而忽视对既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检验,我们将之总称为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一般认为,本世纪60年代末期以前,会计理论研究中是规范会计研究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规范会计研究的形成,一扫19世纪末期以前会计理论研究混乱、无目的的状况,在其大力推动下,会计理论体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方告初步形成。第二,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的扩大化和广义化,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研究方法已不再满足于定性的演绎或者归纳推理,而是逐步转向实证分析。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财务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目前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学者更直接地从财务学中获得或移植某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实质上财务学承担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会计理论研究产生影响的“载体”和“催化剂”的作用),一大批年轻的会计学者(以罗切斯特学派为主要代表)逐步竖起实证会计研究这面大旗,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给会计理论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震撼。(1)1968年,鲍尔和布朗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性评价”一文标志着实证会计研究初露端倪;(2)70年代中期“罗切斯特学派”代表人物简森(Jensen)的“关于会计研究现状及会计管制的评论”一文可视为是向规范会计研究挑战的宣言;(3)瓦茨(Watts)和齐默尔曼(Zimmerman)1978年“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导论”、1979年“实证会计研究的供需:一个借口市场”两篇论文的发表及1986年《实证会计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实证会计研究已逐渐与规范会计研究分庭抗礼。乃至1986年-1989年期间提呈给美国权威会计刊物《会计评论》(AccountingReview)的论文仅有一小部分可归类为规范研究〔8〕。
2、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优缺点
规范会计研究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表现在:(1)规范会计研究对理论的论证具有重要作用,规范会计研究从假设或初始理论命题推导出下一层次的理论命题,并可对某一个理论命题作出演绎证明。这样,在对理论进行实践检验前,可预先对理论进行检验以使理论具有更加严密的逻辑性,这在会计基本理论和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2)规范会计研究可从理论命题推导出事实命题,也可用来解释已知的会计理论或会计行为。(3)规范会计研究同时还对已有会计理论进行逻辑检验,以发现错误理论及现存理论的内部矛盾。但是,规范会计研究又有其不可克服的系统性缺陷。这表现在:(1)规范会计研究忽略了对作为演绎逻辑推理起点的假设或前题的判别和检验。(2)规范会计研究往往忽视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不重视会计主体的行为因素,仅将会计环境中的不同利益集团简化为一个总体来看待。(3)运用规范会计研究得到的结果往往由于缺乏经验支持而仅代表了“闭门造车”式的个人观点和论断。实证会计研究的作用表现在:(1)实证会计研究从评价规范会计研究所依据的前提入手,对规范理论赖以依存的前提的现实有效性进行检验,进而肯定或否定规范研究成果。(2)运用实证会计研究得到的实证理论不仅对所观察到的会计实务提供解释,说明现存会计实务程序、方法在应用程序上存在差异的原因,而且还对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实务和那些虽已发生,但尚未通过数据搜集和分析获得系统性证据加以证实的现象和实务提供解释。实证理论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告诉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做些什么。可以说,实证会计研究使会计理论研究的目标从理想转向现实。(3)实证会计研究十分重视对会计主体行为及其动机的研究,并大量引进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如产权理论、契约理论、企业理论,拓宽了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围。实证会计研究将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视为各种“契约关系”的结合体,对各种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对会计准则呈现出的态度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分析,得出了许多规范会计研究所不能认识的有益结论。
实证会计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1)实证会计研究力图使用有限的事实和现象去证明普遍命题,因而其研究结果不可避免的只具有概率或然性。(2)实证会计研究过分强调模型化和定量化,经常由于忽略某些想当然是次要的因素,结果有时会导致研究对象过于简化和研究的系统性偏差。(3)实证会计研究在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完全排除价值判断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因为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作为“经济人”的会计研究者,在进行实证会计研究的过程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个人偏好所带来的先入为主的干扰。(4)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相比往往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如对与具体某项会计准则相关的问题研究总是在会计准则公布之后若干年,确切地说总是等到有足够的样本数据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经验分析时才能得以实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Watts/Zimmerman在《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中认为实证会计理论的作用只在于解释和预测,而并没有提及实证会计理论具有对会计实务的指导作用。
3、关于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总的评价
(1)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都具有自身所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规范会计研究在理论证明和构建会计理论时具有优势;实证会计研究则具有获得新知识、新理论的优势作用。
(2)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在运用时应该相互依赖、互相渗透。规范会计研究的大前提要接受、依赖实证会计研究来进行经验检验,实证会计研究中的分析要依赖规范会计研究。
(3)单纯依靠规范会计研究或实证会计研究都有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各自的系统缺陷。如实证会计研究结论的概率或然性质,规范会计研究大前提的来源及正确与否的问题。
(4)规范和实证会计研究都忽略了人的认识本来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不断往复的过程,是渐进性和飞跃性,逻辑主义和非逻辑主义的统一。因此,片面强调任何一种方法都是不科学的。
(5)实证会计研究往往适合于对具体的会计理论问题进行证实或证伪,但如若涉及到对整个会计理论框架的研究则无能为力,而此时便必须依赖规范会计研究。
本文以上的论述可以说明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存在着相互结合的必要性,以下将两者的结合简称为规范—实证会计研究。
三、试论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互补性
1、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互补性——会计理论发展模式的启迪〔9〕
会计理论体系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保持会计基本理论与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可用于指导会计理论研究,对会计理论研究起到规范的作用。同时,它一般经受得住某些“反常”的冲击、诘难,具有一定的弹性,并通过对理论的局部调整或修改辅前提、假说,把反对转化为支持,此时会计理论就处于上升时期。但是,任何会计理论总并非尽善尽美,总有其赖以存在的会计环境,一旦其在强大的“反常”面前一筹莫展并不能将其纳入自己原有的理论框架之中时,就势必将会被新的会计理论代替,这时就需重新调整会计理论的内涵及其基本结构。此时,会计理论就处于显著变动状态,就强烈需求质变。但是,新的会计理论并非对旧的会计理论的完全抛弃,而是一种“扬弃”。新旧会计理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包含或对应关系,新理论是对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整个会计理论的发展过程是前进的上升运动,是向绝对真理逼近的过程。由此可见会计理论的发展过程是“相对稳定显著变动相对稳定…”这样一个不断往复的过程。这样,在会计理论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相应的主要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也应有区别:在会计理论体系相对稳定的阶段,会计理论表现出对会计研究的指导作用并具备应付反常冲击的弹性,因而可以在原有理论和思路指导下,主要运用规范会计研究(收敛性思维)继续进行研究,通过辅命题克服理论的困难,使理论作为规范较好地发挥作用。当会计理论发展进入显著变动阶段后,原有的会计理论如果继续存在势必会产生阻碍作用了,因而必须另辟蹊径,从新的角度解决问题才能克服困难,因而主要采用实证会计研究(发散性思维),持批判的态度从会计实践、现象的经验分析中创造出新的会计理论。总而言之,只有在会计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着重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促进会计理论的发展。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在会计理论发展的特定阶段,采用某种研究方法并不排斥同时使用另外一种研究方法。我们对会计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人为的,而事实上,会计理论体系中不同会计理论的各个发展阶段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所以科学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是各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是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统一。如美国“财务会计概念结构(SFAC)”便是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共同配合、协作成功的范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科学研究从问题开始。”会计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它也必须从问题着手进行研究。作为会计理论研究起点的问题可以直接来自于会计实践,也可以来自过去会计实践的产物——已有会计理论。因此,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会计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已有会计理论,同时不断从会计实践中吸收“营养”,发现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绝不允许忽略会计实践。但是,从实践中得到的会计知识由于其归纳特征不可避免地具有概率或然性,因而必须从会计理论高度运用规范会计研究进行演绎推理,以发现其有无逻辑矛盾,得出正确的认识然后上升为会计理论。所以会计理论研究的整个过程可归纳为“会计理论会计实践新的会计理论…”这一不断往复、逐渐完善的过程。相应的,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可归纳为“规范实证规范…”这样一个循环过程。概括来讲,规范—实证会计研究是会计理论研究者根据已有的知识,对会计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说,并通过对假说的实践检验、修正,逐渐使假说演变为新的会计理论。
2、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互补的可能性
如果详细比较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大量会计文献之后不难发现两者在以下重大方面各具特色,也正是在这些重要方面,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需要互补:
（1）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从少数几个基本会计概念(会计基本假设或会计目标)出发,主要运用演绎法来推出一套用来指导会计处理的基本原则。而大凡实证会计研究,一般总是先根据大量的会计现象归纳出一个或多个命题,然后利用来源于会计信息市场的若干会计数据来进行经验检验;或者对规范会计研究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证实或证伪。一言以蔽之,规范会计研究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一般到具体的认识,而实证会计研究则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具体到一般的认识。根据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对会计现象的认识是由一般到具体和由具体到一般的有机结合,因此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不应有所偏颇。
（2）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从较高的会计理论层面上来把握整个会计理论框架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如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往往会作为制定会计政策的依据;而实证会计研究则往往是针对具体的会计理论如存货发出的计价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先进先出法,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后进先出法等。近年来,实证会计研究的趋向是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细致,一些规范会计研究者借此攻击实证会计研究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没有贡献。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实际上,实证会计研究是规范会计研究的基础,因为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会计现象的本质是什么(Whatitis),只有掌握了各种会计现象的本质,才能从逻辑高度上来进行探讨会计应该是什么(Whatitshouldbe)的问题;规范会计研究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前提和终极目的,因为研究会计现象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探讨会计是什么,而必须研究会计应该是什么。可以这么来讲,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与会计目标系统的层次相关(实际上,Trueblood报告就曾指出,会计目标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会计目标层次越低,其研究的实证性就越强;会计目标的层次越高,越需要对之进行评价,因此其越具有规范性。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是对会计目标不同层次上的研究,角度不一、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研究整体。
（3）规范会计研究的较高层次性决定了其必然涉及到价值判断,而实证会计研究则由于侧重于在较低会计目标层次上进行研究,则涉及到事实判断。那么,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如何呢?两者的关系如下所示〔10〕:自然事实存在人类经验认知或判断事实判断主观需求与客观环境制约价值判断（肯定或否定）由此可见,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具有相互关联性的,因此规范会计研究不可能排除事实判断,实证会计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摒弃价值判断。此外,按照哲学观点,“是什么”(事实判断)先于“应该是什么”(价值判断),所以实证会计研究是规范会计研究的基础;但是由于“是什么”总有些捉摸不准的味道(如会计基本假设来自于客观会计环境,具有客观性——“是什么”,而会计目标代表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主观需求即“应该是什么”,但是会计界却并没有厚此薄彼,而是两者并重,这是否对我们有所启发?),所以需要对“应该是什么”进行某些规定,这样规范会计研究同样必不可少。
3、小结
（1）会计理论研究之中,“是”与“应该是”,或者“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往往交织在一起,并无明确的界限可以辨别或者有意识地去遵循。
(2)从逻辑上来讲,事实的描述先于价值的形成,尽管在现实的会计研究之中,由于会计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不可捉摸性,是什么总有点捉摸不准的特点。
(3)虽然在会计理论研究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研究者个人先入为主的干扰,但是追求实证会计研究的“纯洁性”,将人为的干扰降低到最小仍是一种会计研究者所应该具备的科学精神。
(4)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之间并无人为的鸿沟,作为实证会计研究精神的对事实解释和预测最终必须过渡到规范会计研究的主旨——会计应该是什么上来,换句话来讲,实证会计研究应该以规范会计研究的目的为归宿。
（5）在会计理论研究之中,由于两者的互补性,绝对地将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对立起来的态度固然不可取,但是绝对抹杀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的做法也同样不可取。
（6）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由于是从逻辑高度来把握整个会计理论研究过程,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和会计实务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则立足于会计实务,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与会计实务中的结果比较吻合或基本接近,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明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孰优孰劣——“存在的未必合理”!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规范会计研究的成果说到底是把会计实务界暂时认识不到的结果展示给会计界,在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虽然不能改变既定的利益格局,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借此改变会计人员的认识格局,并可能最终因此影响他们的选择。
四、规范—实证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比较及应用
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区别大致有二:
（1）实证会计研究以有用事实为基准来检验假说,但“有用”并无一确定标准,对某一利益集团有用未必对另一利益集团也有用,因而实证会计研究的检验标准实质是以利益为导向并由此制约的社会需求为标准。而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以社会需求确立的课题为出发点,这既是形成会计理论的最终归宿,也是逆向思维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概而论之,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检验标准是思维模拟检验和社会实践检验的统一,其中思维模拟检验大量运用了形象思维,直觉逻辑思维的方式将从会计实践中抽象出的理性客体蒸发、升华为理想客体,使其既保持了本质特征,又保持了思维过程的逻辑性;社会实践检验则是对假说概念予以具体化,使之具备可度量性,从而将理论性假说转化为可实践性假说。
(2)实证会计研究片面强调感性经验对假说的检验,却忽略了作为会计理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的能动认识能力以及其创造性思维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所以最终也未逃出对会计实践进行描述和解释的传统思维的来源。规范—实证会计研究辩证地运用发散性思维和收敛性思维,突出了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及认识活动所应遵循的思维规律,因而具有明显的综合及辩证特征,并且具有在不同认识阶段调整认识方法和认识手段的内在调节机制。
众所周知,我国会计准则是按规范(演绎)方法制定的,是准则制定者在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基础上做出的主观规定,它代表了规范会计实务的理想准则。但是,我国会计准则的实施环境是一个在经济体制改革下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因而对准则的实际效用及预期目的之间关系的检验就变得尤其重要。准则制定者必须了解,现有准则的执行是否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是否强化、规范了企业的财务行为,是否增强了外部利益集团及企业内部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重视程度,而要获得以上各项认识,既不能依赖研究者的个人主观判断,又不能从原有理论中演绎推理而知,而必须展开广泛的会计实践,通过调查、征集意见,获得有关会计准则实施后的反馈信息,才能不断修改原有准则,使会计准则不断地发展完善。规范—实证会计研究吸取了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优点,不仅弥补了传统会计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缺陷,而且可促使研究者更加注意接触会计实践,按科学的程序,从会计实践中获得对会计准则更深刻的认识。
五、关于进行多样化会计研究的建议
诚如本文上述,实证会计研究具有时间上的相对滞后性,并不能在会计准则制定之前就为准则制定者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意见,因此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也并非尽善尽美。为了克服这个缺陷,笔者建议:
（1）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大量开展实地研究(FieldStudy)和案例研究(CaseStudy)。尽管这样做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证实和证伪什么,但是却可以力求在会计准则制定之前对会计实务和会计现象的本质及其矛盾运动过程作出恰当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
(2)应该尽量学习美国和台湾目前应用较好的实验会计研究(ExperimentalAccountingStudies),通过建立会计实验室,模拟与所要研究的会计准则相似的会计环境,对搜集的专家或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行分类、分析和概括,事前为会计准则制定提供有益的意见。
(3)在会计研究之中大量运用数学方法、模型开展量化研究。也许有的同志认为鉴于我国目前证券市场还不太成熟,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仍大量存在,由此搜集到的会计数据的可靠性往往值得质疑,因而提倡在应用数学方法和数学模型进行研究时应该谨慎,并对国外会计文献中充斥着数学表示担忧和不理解。笔者认为这些同志混淆了会计研究中数学模型的两种类型——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前者是用数学符号对会计理论研究过程进行的表述,无须使用来自于会计信息市场的具体会计数据;而后者则必须带入会计数据,并要设定某些参数。笔者此处主要提倡会计研究的理论模型,因为数学语言表达最为简洁明了、无歧义,可以加强对会计理论问题的论证力度,逻辑严密并且更容易被证实或证伪,因而更符合科学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要求——一门学科只有在成功地使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马克思)。此外,笔者也赞成利用恰当的计量模型进行会计研究(实际上,与国外的会计数据相比,我国的会计数据来源也许更加可靠),关键在于建立我国自己的大型数据库,为日后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大量的会计研究奠定条件。
注释:（1）CharlesChristenson:“TheMethodologyofPositiveAccounting”,1983。
（2）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January1990,pp131-156
〔3〕葛家澍:“关于市场条件下会计理论与方法的若干基本观点”,原载于《财会月刊》,1996.2-6。—01—No.1.2000LIAONINGFINANCIALCOLLEGEJOURNALVol.2,SumNo.7
〔4〕马克·图恩:《自决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9,第279页。
〔5〕Hendrikesen:《AccountingTheory》1995,5thed,Chapter2。
〔6〕刘峰:“实证会计的方法论基础及批判”,《会计研究》,1997.7。
〔7〕樊刚:“思维方式的自我批判”,原载于《读书》1988年第12期。
〔8〕HaimMozes:“AFrameworkFor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JoumalofAccountingLiteratureVol.11,1992.P.93-120。
〔9〕本部分主要参考了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玻普尔和拉卡托斯的观点,如“范式理论”、“证伪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理论”,是将上述理论应用于会计理论研究之中并结合会计理论研究的具体情况后得到的结论。
〔10〕陈秉漳:《价值社会学》,台北市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0.8第314页。
主要参考文献:〔1〕Wattsand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1986。
〔2〕陈岱孙:“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科学》,1981年第三期。
〔3〕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1996年,原载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一书。
〔5〕[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6〕关士续等编:《自然辨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7〕周忠惠:《会计研究方法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
〔8〕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January1990,pp131-156。
〔9〕Watts/zimmerman:“TowardsaPositiveAccountingTheoryofDeterminationofAccountingSandards”,TheAccountingReview(Jan),1978,P.112-134。
〔10〕Watts/Zimmerman:“TheDemandforandSupplyofAccountingTheory:TheMarketforExcuses”,TheAccountingReview(April),1979,P273-305。
（11）Ball/Brown:“AnEmpiricalEvaluationofAccountingIncomeNumbers”,JoumalofAccountingResearch,196
〔12〕葛家澍:《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5/13。
〔13〕刘元亮等编著:《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
〔14〕Hung-ChaoYu:“IntroductiontoExperimentalEconomicsStudies”,参见俞洪绍先生1997年10月1日在厦门大学会计系的报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