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5 15:33:5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海外资产配置的重要性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截止到2001年底，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控制着300亿美元的国外资产(这个规模接近1990年拉丁美洲的全部资本输出总量)，拥有2万名外国员工，国外销售额达到330亿美元。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也逐渐成为对外投资的主体之一，华为、万向、正泰等公司不同程度地走向国际市场。报告认为，中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将不断上升。但是，若把中国的跨国公司置于世界范围，就目前全球约6.5万家跨国公司，85万家海外分支机构，雇员有5400万人，销售额19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达到6.6万亿美元水平比较，中国的跨国公司规模、水平和能力与其在世界上大国地位相比，极不相称。
中国的跨国公司总体看有以下明显的弱点：
(1)跨国公司数量少。到2001年底，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企业数4000家左右，经原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的境外企业数为6513家，而目前全球有65万家的跨国公司共计85万家海外外分支机构(或子公司)。我国的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仅占全球跨国公司数的0.6%左右，海外分支机构数则占全球海外分支机构数的0.77%。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2002年中国GDP总值为1.2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6，中国的对外贸易2002年已上升到全球第5位，我国的制造业在世界排名第4位，仅次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且中国的世界出口市场份额2000年为6.1%位居第4。这样强大的整体经济实力而却只有这么少的企业走向世界，去分享世界市场，显见，中国的跨国公司发展是滞后的。
(2)跨国公司规模小。中国的跨国公司规模，无论是公司外国雇员人数还是海外资产数都是微不足道的。根据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外国雇员人数和海外资产数计算有下表：
表1跨国公司雇员及海外资产的国际比较
外国雇员数(人)
海外资产(百万美元)
总数
平均人数
总额
平均
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
发展中国家最大25家跨国公司
中国最大12家跨国公司
2，355，217a
245，718
20，000
98，134
9，829
1，667
1，410，771b
130，381
30，000
61337.87
5215.24
2500.00
此表根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计算整理而得。
a.其中不包括排名第8位的日本ToyotaMotor的海外雇员数；
b.其中不包括排名第16位的德国DaimlerChrysler公司和排名第23位的德国E.On公司海外资产数。
中国目前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平均每家雇员数仅为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平均外国雇员人数的1.70%，即便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最大25家跨国公司而言，也只占其17.96%。跨国公司中外国雇员数的多少，除了说明其规模大小外，还反映公司的国际化程度和管理模式及管理水平。就跨国公司海外资产数量来看，也有明显的差距。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平均拥有的海外资产规模为发展中国家的25家最大跨国公司平均拥有海外资产数的47.94%，而仅为全球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平均拥有海外资产数的4.08%。显然，中国的跨国公司就海外雇员人数和海外资产数拥有量看都是小规模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时必然处于弱势地位。
(3)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进行国际直接投资(FDI)水平低，生产销售能力差。中国跨国公司对外进行FDI的水平，无论是相对于我国的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还是相对于全球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处于低水平，有如下资料：
表2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每家跨国公司
(家)(亿美元)FDI(亿美元)
全球(2001)
中国(2000)
中国(2001)
65000660001.0154
2620116.30.0447
2800790.0282
该表根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等资料计算整理。表中中国跨国公司FDI是指协议中方投资数。
显然，2001年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水平仅为世界水平的2.8%左右，而同年，我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达到470亿美元(2000年为410亿美元)，引进FDI与对外FDI之比，发达国家为1:1.33，发展中国家为1:0.19，中国为1:0.03。低水平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跨国公司规模小的主要原因，这也就直接影响到中国跨国公司的生产销售能力：
表3跨国公司的销售能力
全球最大的25家跨发展中国家最大的25中国最大的12家
国公司家跨国公司跨国公司
销售总额(百万美元)
平均销售额（百万美元）
1141793157967*33000
45671.726581.962750.00
该表由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资料计算整理。
*其中不包括排名第22位的新加坡的Singtel公司。
中国跨国公司平均销售额水平仅占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平均数的6.02%，占发展中国家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平均数的41.78%。
从中国跨国公司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尽管发展速度比较快，但跨国公司的数量少、规模小、能力差是其基本特点，在全球跨国公司大家庭中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这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不利于中国充分利用世界资源和市场，使自己更有效的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就跨国公司的主流理论，还是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培养和发展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都是一个急迫的任务，也具备了其基本客观条件。
1.经济的全球化为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舞台
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是两个相互紧密关联相互促进的事物，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论动机如何，也是人类智慧的充分体现。比较优势的客观存在，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的客观要求，必然使各国走向国际市场，只是经济强国先走一步，多占一份市场份额，但这使得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由此形成，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它因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产生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加强了这种趋势。显然，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应该乘势而上，因为客观上已经具备了一个重要的成长和发展的条件。作为一般的规律，跨国公司是一国经济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自身经济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对外贸易成果、对外经济合作以及吸收外资等方面已经显示中国经济深入地融人世界经济之中。根据联合国贸发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的公布，2000年中国出口世界市场所占分额已为6.1%，位居世界第四位，而在“1985-2000年根据出口市场的份额的获得成果的20个优胜经济体”中，中国遥遥领先而位居第一，达4.5%；同时在出口结构中，2001年，中国所有产业的出口中外国子公司所占份额为50%，在制造业中占44%；中国吸收FDI方面，2001年，在全球FDI流入量比上年下降51%的背景下，中国流入FDI达4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5%。2002年，中国实际引入FDI计53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3%。2003年1至7月，我国实际引入FDI共33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7％。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客观上已经较深入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之中。但是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如何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积极主动地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之中，这是一个紧迫的课题，也面临极好的机会和条件。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主流的条件下，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2.各国的开放政策更有利于跨国公司的进入，为跨国公司提供了经营条件。
跨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进行跨国经营，最关心的是进入的效率和经营的成本。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都充分意识到利用国际资源的重要性，尤其是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WTO的规则也要求成员国清除壁垒，加大开放力度。所以，各国在对外开放方面，政策更加宽松、透明，管制减少，而自由化程度提高。如下表：
表41998—2001年国家管制的改变
项目
1998199920002001
1．在其投资制度引进改变的国家数量
2.管制改变的数量
其中：
更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a
较少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b
60636071
145140150208
136131147194
99314
该表引自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
a包括目的在于加强市场职能以及增加激励措施的放宽的改变；
b包括目的在于增强控制以及减少激励措施的改变。
上表显示，2001年有71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法律进行了208项修改，这其中90%以上(即194项)旨在使投资环境更加有利于流人FDI。此外，2001年还有多达97个国家参与缔结了158项双边投资条约，使得这类条约的数目达到2099项。显然，各国在对外开放政策方面的宽松透明的趋势，为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机会，使跨国公司的进入效率更高，经营成本也相应会更低。所以联合国贸发会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政策自由化是推动国际生产扩大的主要动力之一，这当然也是跨国公司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3.国际直接投资的机会较好，形式多样，为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行动的条件。
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有多种，目前在世界经济全球性衰退，特别是北美、日本和欧洲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股市下滑的背景下，给中国的企业对外进行FDI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有关的国家需要刺激消费，扩大生产，增加就业以振兴经济，也就需要外来的支持，相关的进人成本也就会降低，中国的企业乘机低成本地进行新建工厂、并购企业、合资控股等对外进行FDI，都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就近几年非常流行的FDI并购形式来分析，2001年全球跨国并购额已为5940亿美元，但较2000年下降了一半，并购的案例数也从2000年的7800件下降到2001年的6000件。其主要原因是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乏力，削弱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对投资的能力和意向。但在这种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中国经济风景独好的形势下，可以说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进行联合或并购成本较低的时候，也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较好时机。根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虽然跨国并购数量和规模大幅下降，但仍然是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在过去的两年中，从亚洲地区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从新建投资转向以并购为主,2001年规模达到25亿美元，占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0%左右”。由于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独放异彩，这必然与引资国及其企业的合作带来机会，这就是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为跨国公司的—个重要条件。
4.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和状况，为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支持条件。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综合国力也不断强大起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不断增强，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无疑起着支持和促进作用。
(1)国家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能力上升，是中国跨国公司成长和发展的基础和后盾。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起突破1亿万美元，2002年达到1.23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第6位；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5098亿美元，也位居世界第6，2002年进出口总额达620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8%；我国的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和电视等的产量是位居世界第一，农产品中的谷物、肉类、花生、水果等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一。不仅许多总量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经济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引人瞩目。从1998年到2002年这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在7%以上，而从1989年到2001年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9.3%，比世界经济增长快6.1个百分点。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具有强大的整体经济实力。
就国家竞争力而言，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IMD)在2002年的《世界竞争力年报》中的排位，中国国家竞争力位居世界31位(2001年为33位，2000年为30位，2002年后退的主要原因是新增加的两个国家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参与排名，这两个国家部分指标好于中国)，如下表所示：
表5中、日、韩竞争力及相关指标
中国
日本
韩国
2001
2000
2001
2000
2001
2000
国际竞争力总排名
经济绩效
政府效率
商业绩效
基础设施
33
7
35
40
39
30
5
32
37
34
26
10
28
30
19
24
17
28
26
15
28
19
31
31
34
28
13
33
27
28
IMD：《2001年世界竞争力年报》。
显然，中国作为一个基础较差的发展中国家与日本这样的经济强国比较，竞争力的差距也在缩小。而从我国工业发展及竞争力状况，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力》的资料有：
表6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关指标排位
199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技术结构排位和技术含量比量①
199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集中度和出口集中度（括号中数字)排名
排位
中等技术含量产业份额
(%)
低技术和资
源型产业
(%)
所有经济排名
发展中国家排名
位次
占世界的
比重（%)
位次
所占比重
(%)
22
51
49
4
(7)
6.3
(3.9)
1
(1)
29.0
(17.0)
此表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1／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中表A2.16和表2.4整理。①共对7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位。
表7我国制造业技术结构及R&D投入集中度排位
1998年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排位①
1995-1998企业R&D投入集中度排位②
技术比例（%)
所有经济捧名
发展中国家排名
排位
高技术
中技术
中高
技术
位次
所占比重
(%)
位次
所占比量
(%）
9
18.2
18.4
36.6
4
6.1
此表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中表A2.17和表A2.8整理。
①共对7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位；
②中国在所有经济排位中没有进入前10位。
中国已经具有了较强大的综合国力，且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和工业的行业竞争力处于中上水平，并且还在不断提高，这些都为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为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良好基础和条件。
(2)我国外汇储备充足，币值坚挺，为中国跨国公司提供了投资条件。我国的外汇储备截止到2003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额多达3465亿美元，同比增加了42.7%。具体一点看，从2002年底到2003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从2800亿美元增长到3450多亿美元，仅半年时间就增加了600多亿美元，而且，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国的外汇储备还将显著增加。理论上，外汇储备量与人民币汇率呈正线性相关关系(有研究表明，相关系数r=0.98)，外汇储备量的增长会促使本币汇率上升，即货币对外升值，而表现为币值坚挺态势。另一方面，进行国际直接投资，需要支付款项和转移资本，即需要外汇。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阿利伯的观点，国际直接投资通常会从汇率坚挺的国家流出，他证明了如果跨国投资企业拥有相对坚挺的货币，则在汇率上可获得所谓的通货溢价的额外收益。同时从经济整体看，由于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又会影响国家的外贸出口规模。所以，从政策上，为了释放某些压力，防患一些风险，同时也为了充分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源，应该允许企业自己保留更多的外汇，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去投资，进行跨国经营。显然，丰富的外汇储备，坚挺的人民币汇率对海外投资是一个有效的刺激。
(3)中国产业实力的提高，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实体依据。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按工业竞争力指数(CIP)的标准，中国工业竞争力排名世界第37位。
表8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家工业竞争力排行榜(部分)
国家或地区
排名
1998
1995
新加坡
1
6
瑞士
2
1
爱尔兰
3
15
日本
4
2
德国
5
3
美国
6
5
瑞典
7
4
芬兰
8
7
比利时
9
8
英国
10
12
中国
37
1
表9主要国家和地区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统计表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国家和地区
世界总计
1990
2390.00
1999
4217.30
2000年
4630.00
1990年
70.5
2000年
74.9
美国
290.49
575.33
650.17
73.8
83.2
德国
375.65
465.34
458.72
89.2
83.2
日本
275.13
393.14
449.69
95.7
93.8
法国
161.31
238.54
244.99
74.5
82.2
英国
146.71
224.98
229.56
79.2
80.8
中国
44.31
172.06
219.86
71.4
88.2
意大利
148.08
208.46
209.87
87.0
88.3
中国香港
75.64
164.70
192.50
91.8
95.1
加拿大
73.31
159.03
175.64
57.4
63.5
资料来源：长城战略研究所《2002年科技发展报告》。
根据长城战略研究所的《2002年科技发展报告》，200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已达35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制造业产品达2.2亿美元。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制造业的成长，制造业增加值占CDP比重基本维持在40%左右。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生产能力迅速扩张。根据初步统计，我国有上百种制造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位居首位，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产品占世界份额的50%以上。我国制造业中的部分企业将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实体。只要以中国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在21世纪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全力以赴发展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条件，将中国制造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过渡到竞争优势，便能迅速成长起一批中国的跨国公司。
中国的企业要成长为具有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还面临许多问题，毕竟中国经济的真正快速发展才仅仅20多年，且脱胎于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世界科技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没有停止，一直在快速前进。中国企业要成长为跨国公司，还必须建立适合市场经济运行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和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广泛深入地应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必须改革政府的管理体制，使其高效透明，必须扩大企业规模，壮大企业的实力。
参考资料：
[1]联合国贸发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R].2002—09—17.
[2]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5。
[3]司岩.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实证与战略[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2.
[4]李雪欣.中国跨国公司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12，
【关键词】商业银行 全球化经营服务 策略建议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中的角色由边缘逐步走向核心，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快速轨道。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个人高端客户也把眼光转向国外，尝试资产的全球化配置。因此，跟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海外拓展足迹，支持其全球运营已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
一、中国商业银行开展全球化服务的必要性
（一）契合中国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迫切需要与之配套的中国金融服务国际化。全球化的经济必须建立在国际化的金融服务基础之上，与中国经济全球化高速步伐相比起来，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步伐相对落后，目前还没有一家能够与汇丰、花旗全面抗衡国际性银行，五大国有银行的服务范围和收入来源基本来自国内市场。因此，中国商业银行拓展全球化经营服务既是契合中国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也是实现自身战略转型的必由之路。
（二）服务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
人民币国际化是增强中国经济在世界影响力的国家战略。从2009年7月，国务院批准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代表人民币国际化的征程自此启动，五年多来，跨境贸易投资规模迅速扩大，由2009年只有35.8亿元，到2014年前三季度已超过4.8万亿元。人民币国际化是提高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国内银行的海外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必不可少的环节，为中国商业银行提高全球化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带来了重大机遇。
（三）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需要
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以及对外投资进一步扩大，成为世界主要的对外投资主体之一。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超过20%，近10年多来，增长了64倍。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不仅需要资金支持日常贸易经营、固定投资、并购等活动，也需要具备全球化的财务管理能力，规避汇率利率等投资风险。满足客户海外发展的金融需求，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直接动力。
（四）满足个人客户全球化活动的需要
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报告，投资移民正逐渐成为个人高端客户进行海外投资的首要选择，主要的投资方式有债券、股票、基金、商业项目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等。贝恩公司《2013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在过去五年内，境外投资在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总量占比提升至20%左右。未来两年内，预计跨境多元化配置会进一步增加，其中固定收益类产品和房地产为主要投资类别。随和政策的逐步放开，个人海外直接投资将渐成趋势，以及中国公民全球旅游、购物消费额的不断上升，其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愈发强烈，为海外财富中国商业银行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发展带来巨大潜力。
二、中国商业银行开展全球化经营状况分析
（一）海外布局初现成效
中国银行作为最早走出去的中国商业银行，在海外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已经搭建起了覆盖全球的服务网络，其海外资产和创造利润已达集团的20%，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全球银行。跟随其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农业银行近些年来也大力拓展海外业务，加快海外布局，海外业务发展潜力非常巨大。
（二）与全球先进同业相比，中国商业银行全球化经营服务能力仍存在不小差距
尽管全球化经营服务已初见成效，但是中国商业银行海外资产和收入占比不高，尤其是与全球先进同业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海外机构布局还未形成规模效应。除中行外，其余中国商业银行在海外机构的布局的广度和深度仍显不够，许多机构员工人数不多，业务量很小，特别随着国家对外发展战略加快，在新兴市场地区的机构布局凸显不足，尚未形成强有力的全球化金融服务能力体系。
二是业务基础仍显薄弱。中国商业银行海外业务发展最大的瓶颈是客户基础的薄弱，尤其是当地客户数量少。现有银行海外机构主要以跟随服务境内客户“走出去”为主，主要经营业务是联动业务，客户基本为境内在当地的窗口公司，真正的本地客户较少，客户数量和质量的薄弱难以支撑后续长远发展。而汇丰、花旗等全球性银行，其牢牢扎根当地，本地业务和客户为主流。
三是利润来源仍较为单一。中国商业银行海外业务利润来源集中于传统的利差收入，其中又以对公业务为主。零售业务、私人银行、投资银行、现金管理、托管以及清算等中间业务创收对利润的贡献度非常有限。对比同业，汇丰银行对公、零售以及资金业务收入各占1/3市场。
四是经验丰富的国际化人才缺乏。在全球化经营服务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是缺乏相应的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特别是熟悉国外金融文化和法律的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较为匮乏，尤其是本地化人才的选拔、培养以及管理机制不健全。
三、中国商业银行开展全球化经营服务的策略建议
针对全球化经营服务面临的各种机遇与挑战，中国商业银行在开展全球化经营服务上必须加强海外机构布局、制定海外市场细分策略、加强重点区域发展、加快海外零售业务拓展、提供全方面保障机制、逐步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
（一）完善海外机构布局
要根据市场重要性和业务经营的潜力对海外机构进行细分。一是以港澳、纽约、伦敦为代表的核心市场，要尽快做大做强;二是以欧元区国家、澳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重要市场，这些区域市场经济体量和发展潜力大、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利润成长性良好;三是观察类市场，这类市场相对饱和、竞争激烈、监管严苛;四是节点类市场，这类地区经济体量小，利润增长空间不大，但需要有一个支点去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开户、结算、存汇等基础业务，完善对客户的服务和支撑。根据明确的市场细分，资金、人才、技术资源倾向于前两类机构。对于后两类机构则采取动态管理，如果机构发展状况好，相应调高其分类类别，加大投资力度，反之则下调分类，甚至最终撤并。
（二）运用自设和并购两种方式加快发展
全球化经营中可采用开办分支机构的内生性增长模式，随着客户在海外发展日趋成熟、投资区域和范围更为多元化，对金融服务和网点的需求也将随之增加，此时通过并购或参股方式进入市场，特别是在零售业务拓展方面，更有利于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服务。
汇丰银行通过对海外银行多次进行低成本收购建立了全球化网络，实现了亚欧美均衡发展。基于此，未来中国商业银行在提升全球化经营服务能力上要积极采用内生性增长和并购（参股）相结合的方式，尤其是对于发展零售业务优先采用并购方式，从而迅速地获取市场份额、客户资源、销售渠道，并能快速完整地获取技术、品牌和国际团队。在并购进程中，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国际银行的先进经验，灵活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做好充分的准备，以便在机会来临之时，利用海外并购（参股）的有效渠道，实现海外扩张的跨越式发展。
（三）通过产品创新迅速建立业务优势
通过产品创新，可迅速抢占市场，建立起业务优势，成为海外业务新的增长点。建议中国商业银行积极调动可总分行各项资源，配套相关考核激励政策措施，在重点海外市场（如：香港）设立产品创新中心，尽快建立起先发优势，积累成功经验后复制到其他海外新兴市场。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中国商业银行打造一流的全球化经营服务能力必须依托大量的高水平国际化人才，尤其是要培养具备出众业务能力、沟通组织协调能力以及跨文化适应协调能力的国际化人才。
一方面是加大内部人才培养力度。实施内部海外人才培养计划，通过派往国外的高校学习培训，再进入当地金融机构或自己的驻外机构轮岗实习，建立起外派人才库，为外派人才做好充分储备。另一方面实施人才的本土化。可参考学习汇丰银行实行的“全球智慧、扎根本土”人才模式，即一个最高管理层背包到一个区域，其余都是当地员工，通过人才本土化，快速融入当地文化，迅速开拓市场。
（五）加快IT系统和管理流程建设
关键词：货币乘数；商业银行；资产结构；负债结构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7-0013-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7.03
一、引言
在现代经济中，货币供给由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共同完成。中央银行主要是供应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在原始存款的基础上创造派生存款。因此，货币供给总量是一定的基础货币按照一定倍数或乘数扩张后的结果，即货币供给量总是表现为基础货币的一定倍数——货币乘数。货币乘数有广义（m2）与狭义（m1）之分，m1和m2分别针对货币供给量统计口径的M1和M2两个层次，等于货币供给量与基础货币相除之商。其中广义货币乘数m2的公式为：
m2=■=■
上式中，B表示基础货币，c代表现金漏损率，r表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t表示活期存款占定期存款的比率，e为超额准备金率。由于商业银行是货币创造的主体，货币乘数也表示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的派生扩张机制，因此商业银行基于风险—收益基础上的资产配置以及负债方式选择均会影响到货币乘数。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货币乘数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种不同的范式。一种范式是研究货币乘数的决定因素，如现金存款比率以及准备金率在货币供给中的作用，以及这些因素本身的决定，该范式从宏观金融数据出发，研究货币乘数时间序列本身的运动情况[1]。另一种范式是讨论在一定的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和公众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认为货币当局的资产选择影响公众的货币资产选择，而公众的货币资产选择决定了货币乘数的变化。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宏观角度分析货币乘数的时间序列特征及其与决定因素的相互关系。谢平，唐才旭（1996）指出我国渐近性变化的经济结构与金融制度尽管会对货币乘数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货币乘数会在震荡之后回复到长期均衡状态，因此通过基础货币进行间接货币总量控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2]。陈学彬（1998）研究了我国1993—1996年间货币乘数的变动态势以及货币乘数变动的影响因素[3]。陈涤非（2005）认为金融创新过程影响了货币乘数的变化，并使得货币乘数变得不可预测，同时也加大了货币当局控制货币总量的难度[4]。李治国（2006）对我国1994
—2006年间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货币当局资产负债结构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认为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结构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产生重要影响，以国外净资产比重持续上升、商业银行再贷款比重不断下降及央行票据比重陡然上升为主要特征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导致我国基础货币过快增加和货币乘数持续上升[5]。陆前进，朱丽娜（2011）对中央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动取决于两个效应的叠加[6]。
我国商业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的经营模式实际上已日趋多元化。负债方面，除了传统的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还包括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同业拆入、卖出回购以及央行借款等其他负债方式；资产配置也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发放贷款，另外还通过有价证券投资、央行存款、存放同业、同业拆出、买入返售等多样化方式来运用资金以获得收益。鉴于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上述结构性调整，本文的分析将基于货币乘数第二种研究范式展开，即探讨在一定的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和公众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选择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商业银行通过资产业务将负债业务所吸收的资金加以运用，二者之间的利息差成为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长期变迁的轨迹来看，主要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存款在总负债中所占的比重下降，非存款负债或者主动负债占比上升；二是贷款在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下降，证券投资以及同业资产配置替代贷款。另外，商业银行“短存长贷”使得其经营过程一直面临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的问题。上述这些因素都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货币派生机制和货币乘数效应。
（一）同业往来对存款货币创造的影响
对整个商业银行体系来说，尽管银行之间同业往来的融入与融出将相互抵消，似乎不会对整个社会存款货币的创造有所影响。但事实上，同业往来市场的存在使资金盈余银行和资金短缺银行得到了融通，银行资金配置与周转的效率得到了提高，进而提高了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
（二）证券投资业务对存款货币创造的影响
商业银行证券投资对象主要包括各种债券和票据，特别是央行票据、记账式国债、政策银行债券，它们对商业银行货币创造有着不同的影响。商业银行购买央行票据会导致其超额准备减少，货币创造受到抑制。投资政策性银行债券和国债导致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减少，存款货币创造的能力下降。虽然发行政策性银行债券和国债所募集的资金最终还是会形成对各级政府的政策性项目贷款，最终转化为个人、企业的存款，因此从全社会的整体看，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能力未必减弱。总体而言，相对于贷款业务，商业银行进行有价证券投资，削弱了存款派生机制，货币乘数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小。
（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对货币创造的影响
商业银行经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期限结构不匹配的突出表现是“短存长贷”，针对这一特征，商业银行建立久期缺口模型对存、贷款之间的期限错配进行不断地测度和管理，以确保商业银行到期贷款带来的资金供给能够满足储户支取存款等流动性的需求。存、贷款之间的久期缺口越大，商业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和利率价格风险就越大。“久期失衡”困境是指商业银行面临负债久期缩短、资产久期变长的境况，负债久期缩短表明银行稳定资金来源减少。存款的稳定性越高，制约银行贷款业务的因素（如流动性约束、期限错配约束、管理成本约束等）就越小，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就越强。在“久期失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一方面需要寻找替代存款的负债方式，另一方面需要增加同业资产和证券类资产的配置，降低贷款比重。
四、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与货币乘数分析
（一）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从表1可看出，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在2006年至2011年期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金融脱媒”导致银行存款占所有负债比例出现一定趋势性下降。居民财富多元化和储蓄率下降减少了银行的存款资金来源。从“金融脱媒”来看，存款占比下降主要在于私营部门应对通胀走高的资产再配置行为。近年来我国“金融脱媒”的现象也已经开始显现：一方面，居民存款活期化趋势很明显；另一方面，居民单一以储蓄存款为意愿的资产配置行为出现了改变，这与金融创新、股票、基金及理财产品市场的发展相一致。从长期来看，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在可选投资范围增加时居民对于低收益的存款配置会下降，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能力因而受到抑制。
2.我国银行业纠正久期失衡困境导致贷款占比下降，同业资产和证券类资产配置增加。我国银行业的久期失衡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由前文所述“金融脱媒”导致以居民储蓄存款为主的稳定中长期负债正经历系统性下降；另一方面，2008年后4万亿财政刺激的配套资金使得银行业中长期资产出现了“信贷固化”（如图1所示）。稳定存款占比目前仅在45%左右，而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比已大幅上升至60%。从利率市场化趋势来看，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等部门等在存量资金获取方面存在竞争性，因此当居民储蓄存款下降，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紧张时，商业银行被迫降低中长期贷款比重，并将其资金配置在流动性较好的部分短期资产（如同业资产和债券类资产）上，因此削弱了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
3.持有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资产占比提高；央行调控使得商业银行被动持有的准备金占比一直处于高位，大多在15%以上；海外资产占比回落，从2006年的4.3%回落到目前1.5%左右。
总体来讲，金融、经济环境的变化，居民财富多元化、银行业资产配置多元化、商业银行纠正中长期贷款占比过高的“久期失衡”是形成上述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特征的主要原因。而且基于上述分析，我国金融环境的制度性变革导致居民对其持有的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基金等货币资产组合进行调整，居民的资产组合调整必将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因而整个银行体系将不得不调整其资产结构，从而影响到货币乘数。
（二）货币乘数分析
图2反映了我国2001—2012年货币乘数的基本变动趋势。图中显示，狭义货币乘数m1的波动幅度比广义货币乘数m2平稳，从波动幅度来看，尽管趋势不明显，但仍可以发现m1从2007年1月至2008年末是下降的，随着2008年末货币政策的调整，m1开始逐步回升，一直持续到2010年，在央行货币紧缩政策的影响下m1才又开始下降。广义货币乘数m2的变动趋势比较明显。总体来看，m2自2007年至今基本处于下降的趋势。在2008年末，由于货币政策转向，m2开始进入上升通道，2009年中期又开始下跌。m2的变动趋势和m1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但是波动幅度远大于m1。
图3给出了M2与基础货币增长率以及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货币供应量的基本决定方程为M=m*B，所以M的走势取决于基础货币B以及货币乘数m的变动情况。从图3可看出，M2增长率与基础货币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在2007年以后呈现出明显的非同步性特征。在2006年下半年至2007年期间，基础货币投放大幅增加，基础货币余额增长率基本都在30%以上，而M2在这一阶段的增长率基本维持在16%～18%之间，这说明我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广义货币供给量的同步增长。另外，广义货币乘数在此期间呈非常显著的下滑趋势，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基础货币的扩张效果。这一阶段实际上是我国股票市场自成立以来的空前繁荣时期，股票和基金产品市场的发展导致居民以储蓄存款为主要意愿的资产配置行为出现了改变，存款回流减弱，大量资金从银行流向股票等金融市场，货币乘数出现系统性下降。2010年的货币供给情况与2007年类似：基础货币余额增长率大幅反弹、货币乘数及M2增长率反而呈下降趋势。上述分析表明：由于货币乘数系统性下降，我国央行基础货币粗放式的扩张并没有带来广义货币的供给相应增加，我国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没有达到很好的政策效果。
五、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选择与货币乘数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1年1月—2012年12月广义货币乘数m2、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法定准备金率以及流通中现金比例的月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货币供应量M2、基础货币、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数据与流通中现金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货币乘数由货币供给量M2和基础货币相除得到，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通过每一项资产和负债除以资产总额或负债总额得到。法定准备金率来源于Wind数据库。
（二）研究方法
本文实证分析的思路是选取影响11项货币乘数的因素指标，主要包括商业银行负债结构（每一类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指标）、商业银行资产结构（每一类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指标）和传统货币乘数影响因素指标。其中，商业银行负债结构指标包括存款占比、储蓄存款占比、金融债券占比；商业银行资产结构指标包括贷款占比、短期贷款占比、中长期贷款占比、证券投资占比、信托和其他贷款占比以及国际金融资产占比；流通中现金、法定准备金率是传统货币乘数的两个重要变量。因为选取的变量较多，而且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业务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各个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处理多重共线性问题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剔除相关变量，降低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但这种方法的缺陷是在剔除变量的过程中会失去部分有用的信息；二是解决的办法是利用因子分析，寻找出公共因子，然后用公共因子作为新的解释变量替代原先的解释变量，从而实现降维。本文选择因子分析的方法，找出公共因子后再对公共因子与货币乘数做协整检验分析。
表2给出了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其中KMO系数为0.743，这个数据越接近1，说明数据越适合做因子分析。一般情况下，这个系数大于0.5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统计量是3806.133，自由度为55，对应的P值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所以本文数据适合使用因子分析。
1.主成分分析。
根据表3货币乘数的主成分分析表格，选择大于1的特征值。在此表中所有的特征值都是按降序排列，前3个特征根的值为7.623、1.538、1.188，有3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所以最后找出3个公共因子。从方差贡献来看，前3个因子能够解释94.086%的变动，解释效果良好。
2.因子分析。
如表4所示，货币乘数因子载荷矩阵反映出初始指标在各个公共因子上的体现程度，载荷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初始指标在相对应的公共因子上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同样，如果某一指标组合在公共因子上载荷绝对值之和越大，则表示该指标组合能够更好地反映在对应公共因子上。从表4可看出，存款及贷款等传统类业务指标在公因子F1上的载荷值最大；证券投资等非传统类业务指标在公因子F2上的载荷值最大；法定准备金率及流通中现金比率在F3上有最高载荷。
通过前面的分析找出3个公共因子，为了将公共因子表示为初始指标的函数，还需计算因子得分系数。结果如表5所示，根据因子得分系数，可以将公共因子表示为初始指标的线性函数。
3.货币乘数与公共因子的协整分析。在得到公共因子与初始指标的线性函数的基础上，还需检验公共因子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样本时间序列数据为非平稳，其一阶差分序列则不含单位根（由于样本数据包括较多个变量，所以ADF检验结果这里不再列出）。然后对货币乘数与公共因子做回归分析，并对回归分析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不含单位根，说明残差序列为一阶平稳序列。协整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货币乘数与公共因子协整检验结果来看，F1与货币乘数正相关，说明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方面，存款以及贷款占比越高则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能力越强。F3与货币乘数负相关说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流通中现金比率等传统的货币乘数因素依然发挥作用。F2与货币乘数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商业银行证券投资等非传统业务已经对货币创造过程产生影响，而且商业银行将越来越多的资产配置于债券以及票据融资削弱了其货币创造能力。
六、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商业银行日趋多元化的业务模式使得传统的货币乘数难以全面、综合地反映货币创造扩张的机制与过程。作为货币创造的主体，商业银行证券投资等非传统的短期资产配置已经显著地影响到了货币乘数，非贷款类短期资产比例的上升对贷款形成替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货币乘数并削弱了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经济金融的主客观环境正在发生一些制度性变革，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直接融资规模扩大、汇率双向波动等。金融环境变化下的资产再配置使得居民提高证券投资规模，对存款的配置会下降；从贷款的供给来看，“期限结构失衡”困境与存贷比考核将导致商业银行削减中长期贷款、提高短期票据融资和银行间债券头寸以更有利流动性管理；从贷款的需求来看，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减少了企业对于银行贷款的需求。另外，随着人民币单边升值周期的结束，汇率波动机制改革将提升私人主体对海外资产的需求，商业银行持有海外净资产的比例亦会从当前低点趋势性上升。这些变化将使得我国货币乘数经历系统性的下降趋势，应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我国长期使用的法定准备金率等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可能已并非最优选择，在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的情况下央行需要更多的采取利率等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
参考文献：
[1]M.Friedman， Schwartz， A.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 1960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2]谢平，唐才旭.关于中国货币乘数的预测研究[J].经济研究，1996（10）.
[3]陈学彬.我国近期货币乘数变动态势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上）[J].金融研究，1998（1）.
[4]陈涤非.中国的货币乘数与金融创新[J].上海金融，2005（2）.
（一）私人银行客户需求的定义
私人银行客户，一般是指资产净值比较高的富裕人士。2011年8月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理财销售管理办法》对私人银行客户的定义，指金融净资产达到6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商业银行客户，600万人民币即相当于100万美元（2011年9月30日，美元对人民币大约为6.36），即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百万富翁。如果把定义门槛降低，私人银行客户的范围就相应扩大了，如《商业银行理财销售管理办法》也规定了高资产净值客户的定义（见表1）。
（二）基于人类需求理论对私人银行客户需求的探析
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这种“想”具有可实现性，就形成了需求。私人银行客户的需求狭义理解是指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务顾问或投资银行机构等）帮助私人银行客户进行财富管理、人生财富规划等金融服务。近年来，随着金融机构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金融机构对私人银行客户的服务范围扩大，外延进行了扩展，内延进行了深化，很多业务超出了传统的金融服务，比如协助客户享受尊贵医疗服务、航空贵宾服务、子女留学规划等，即私人银行服务既能满足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也能满足客户的一些其他需求。
1.财富管理需求的目的
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是客户财富管理需求的最终目标。人的财富管理需求，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所以，财富管理需求，既是人的需求的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人的需求的重要实现手段，在商品社会甚至是主要的实现手段。
2.财富管理需求满足的客体
有些人，特别是东方人，财富管理需求不完全是为了满足本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还有代际继承的需要，还要满足下一代亲属生存发展的需要，因此东方人或者代际经济关系紧密群族在财富管理需求中，有很强的跨代储蓄和财富管理动因。
3.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私人银行客户需求
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基于3个假设：一是人只有未被满足的需求才能够用以影响其行为，满足了的需求不能充当激励人的工具。二是人的需求按重要性和层次性排成一定的次序，从生理，经安全、社交、尊重，到自我实现。三是当人的某一级的需求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求，依次上升，成为个人需求提升的内在动力。
马斯洛把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成五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生理需求。生理需求是人生最基本的需求，如衣、食、住、行。这类需求的级别最低，人们在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之前，总是尽力满足这类需求。私人银行客户是基本生活需求已满足的群体，财富是否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可以作为划分私人银行客户与一般客户的重要标准。
第二层次是安全需求。在安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前，人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这种需求。安全需求表现为追求安全而稳定的工作，以及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退休福利等，希望在晚年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希望自己的财富能得到保护，不会无缘无故的失去。受安全需求激励的人，财富管理需求往往偏向保守。如果客户对安全需求非常强烈时，银行就不能推荐高风险产品（如带金融杠杆的产品）或者流动性差的产品（比如艺术品等），这类客户往往倾向于购买保险类产品、保本类产品或希望将财富从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到安全的国家和地区。
第三层次是社会需求，即社交或情感的需求。当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社会需求就会突显，进而产生激励作用。当社会需求成为主要的激励源时，财富的累积被人们视为寻找和建立温馨和谐人际关系的机会。有些人增加财富的理由是为了慈善事业，有些人赚钱的目的是用于社交，用于感情投资、用于资助亲友，从而使人在感情中得到归宿。很多人希望将财富平稳地传承到下一代，就是一种情感需求，这种财富管理需求周期往往特别长。
第四层次是尊重需求。尊重需求既包括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他们关心的是成就、名声、地位和晋升机会。当他们得到这些时，不仅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同时其内心因对自我价值的满足而充满自信。如很多民营企业家，前三种需求都已经得到了满足，存量财富远远覆盖了其前三种需求，所以他们前进的动力、财富管理的动力转变为希望通过努力创造财富，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
第五层次是自我实现需求，就是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有成功感、成就感。寻求自我实现的特征是：成为工作的主要推动者、有自决权、期待成功、喜欢承担责任、主动而不是被动、体验自发性和独立性、希望能力获得他人认可。
（三）财富管理需求的方式选择
1.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包括活期存款等）。现金具有流动性好、安
全性高的特点，但持有收益增值很低。
2.贵金属或大宗商品。如黄金、白银等，不论在国内国际，这些物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财富管理的主要表现方式。
3.不动产。如住房，在东方社会一直是财富需求的主要形式。不动产可以产生租金收入，并且在发展中国家升值潜力巨大。
4.金融资产。如固定收益型产品（包括政府债券、企
业债券、债券基金等）、上市或未上市的股票股权基金、保险产品（包括人寿保险、财产保险、投资连结险等）、金融衍生产品（如权证、商品期货等）。
5.物品性财富。如艺术品、书画等。这些财富的流动
性稍差，但是具有文化价值和心理价值，往往长期升值潜力巨大，如名人字画等，同时可以赏心悦目。
6.外汇资产。有些富裕阶层有跨境交易需求或者投资需求，必须经
常持有外汇资产。这类财富会受到汇率风险的影响。
（四）影响私人银行客户财富管理需求的因素
1.社会储蓄水平。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储蓄率越高，需要投资增值的资产就越多，私人银行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就越强。
2.人口特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特征对私人银行客户的需求有显著影响。比如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大量掌握在年龄较大的群体手中，委托金融机构进行财富管理的需求就比较大。当然这种需求会偏保守，如欧美国家，保险销售量就比较大，买卖股票的人较少，而年轻的社会群体，财富管理的需求就比较激进。
3.社会分配的公平程度。一般来说，社会分配越集中，财富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私人银行客户财富管理的需求就越强烈。当然，私人银行财富管理需求增加的关键还是创造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否则，社会分配过度失衡会引起社会动荡，最后也会伤及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
4.社会稳定状况。社会稳定状况对财富管理需求的影响表现为两种趋势：一是社会环境不稳定，往往私人银行财富管理需求就越强；社会环境非常稳定，政府社会福利保障越好，往往大家依赖心理越强，财富管理的需求就比较弱。二是财富倾向于从危险的地方转向安全的地方。比如很多战乱频发和社会动荡的国家，富裕人士往往倾向把本国赚取的财富转移到瑞士、新加坡等社会稳定、政治上相对中立的国家进行私人银行财富管理。
5.企业部门的投资利润率。企业的投资利润率越高，私人银行客户特别是企业主阶层就越倾向于自己投资实业，企业部门的投资利润率降低，私人银行客户就会越来越多寻求金融机构帮助进行财富管理。所以，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逐步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产业利润率下降，部分产业的进入门槛提高，所以很多企业主开始不再选择产业投资，逐渐变自己打理资产为选择金融机构帮助进行财富管理，同时享受各类增值服务，私人银行的财富管理需求也就越来越大，发展空间非常广阔。
6.法律制度。国家法制健全、税制稳定对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具有重要影响，稳定健全的法制有利于吸收和留住私人银行客户的财富，不稳定、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往往造成私人银行客户的财富流失。
二、中国私人银行客户需求的实践分析
（一）市场需求非常巨大
伴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私人银行客户财富管理的市场需求非常巨大。根据胡润研究院2011年的《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统计，中国资产在1000万以上有96万人（其中40万人可以拿出1000万以上进行投资），10000万以上有6万人。
改革开放前，我国居民的安全需求较强，必须留存一定的财富以备不时之需，并且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所以国民储蓄率一直高居不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9月末的《2011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国住户存款总额达到33.7万亿元。大量居民将财富简单存放于商业银行。根据银行业的“二八”法则和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中国少数富裕阶层拥有着社会大多数的财富，世界银行2010年的报告表明，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7，占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可见中国社会财富集中度较高，私人银行财富管理需求空间非常广阔。
此外，由于中国的名义税率偏高，不少富人在原始创业初期存在不规范的行为，财产透明度不足，所以预计私人银行客户的实际数量非常大。
（二）中国私人银行客户分类
私人银行客户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可以分为不同的子群体，各子群体客户的服务需求也都有一定的差异性。随着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金融机构对私人银行各户服务都在做进一步的市场细分。
中国私人银行客户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客户：
1.民营企业家群体。改革开放30多年，部分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抢占先机，在制造业、房地产业、服务业等领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也为自己及家族赚取了大量的财富。这部分人自创业以来，善于抓住市场机会，消费比较节俭，把大多数利润投入再生产，与商业银行的往来最多是业务的贷款和结算，近年来随着财富和阅历到达一定层次后，他们才考虑委托金融机构进行财富管理。此外，这类群体的财富隐蔽性也比较强。
2.高工资报酬阶层。这部分人也包括文体明星，他们的特征是新增收入较高，并且比较稳定，风险也比较小。这部分人的财富透明性好，自己并不善于管理投资，通常愿意委托金融机构进行财富管理。
3.财产继承性人群。随着第一代企业家逐渐步入老年，很多富裕阶层的财产逐渐让与下一代或配偶。这类人自主管理财富的愿望不强烈，但追求高层次的生活享受和消费，往往喜欢投资顾问提供投资建议或指导。
4.炒房、炒股或理财阶层。这部分人以理财投资为主要工作和生活来源，包括炒房、炒股、炒期货、炒金银、买基金及其收藏品投资等人群。这部分人的理财需求也比较大，但比较倾向于自己能够主导具体的投资行为。
（三）中国私人银行客户的需求特征
1.“富一代”投资能力强且偏爱海外投资
一是愿意自己直接操作财富投资，而不太愿意委托别人操作，“富一代”们往往个人投资能力很强，信息灵通，自己善于实业投资及房产投资，委托金融机构进行财富管理只是补充。而且，“富一代”中很多是民营企业家群体，他们习惯于个人资产和公司资产混同，私人财产的透明性有待提高，此前往往有漏税等不规范行为。二是，偏爱海外投资。中国的私人银行客户资产投资于海外的比例较大，据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统计，三分之一的高净值人群拥有海外资产。历史原因。1840年后，中国经历了多年的战乱和政权更迭，许多富裕阶层担心自己的财富在中国大陆得不到保障，并且近年来社会仇富心态较强，很多富人纷纷寻求到海外保管财富。法制原因。中国关于私人财产保护的法律不够健全，并且稳定性不足，很多富一代的财产也有一定的不规范和历史问题，许多富裕阶层偏好将财富转移海外进行财富管理。税制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高收入阶层实行较高的边际税率，这些税法没有与时俱进进行修正，如月收入超过纳税基准（目前是3500元）80000元的，要缴纳45%的边际税率。这样高的边际税率容易引起财富通过各种形式外流。
2.私人银行客户的投资渠道单一
由于我国金融工具不够丰富，相当多的私人银行财富仍然是以存款或者现金形式存在。
中国的富裕阶层主要是第一代企业家或第一代创业者，他们习惯于高流动性资产习惯于把可以动用的经济资源用满用足，所以财富管理需求也比较短期化。
受“居者有其屋”的传统思想影响，东方人对土地和房屋投资有很强偏好，加上近10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许多投资者购置了房屋作为主要的财富管理工具。
股票市场虽然近年来跌宕起伏，没有随经济一起成长，但是因为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而吸引了众多投资者。中国富裕阶层也配置了较大比例的资产在股票市场。
债券性产品配置较少，由于前些年中国企业债券市场不够发达，一般的政府债券和准政府债券收益太低，故在富裕群体中很少有人配置债券产品。近年来，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兴起弥补了这一缺陷，绝大多数理财产品都是固定收益类产品，收益比较稳定且有吸引力。据统计，商业银行的表外理财已达到3.3万亿元。
3.个人财富的私密性较强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税收和财产公开及收入申报制度很不健全，许多富裕阶层非常低调，不愿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也不愿将自己的财产交给一个机构来打理。因此，摆在银行面前很头痛的问题是在中国如何找可服务的客源。
4.需求群体较为年轻
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富裕阶层年龄结构较轻，据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统计，全国千万财富人群平均年龄为39岁。因此，中国私人银行财富管理也必然具有很多年轻群体的特征。
5.私人财富管理代际需求较强。
由于受孔儒思想的长期影响，中国富裕阶层普遍重视子女教育和代际传承，一般会把财产传承给直系亲属。因此，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的代际需求较强，金融机构需要帮助客户做好长远规划，惠及子孙后代。
6.人口老龄化刺激了个人财富管理需求
新作为
人民币入篮，将为国际货币体系增添活力。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依然一家独大，因垄断而缺乏灵活性。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过度依赖单一货币，凸显其内在的不稳定性。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深刻反映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过度依赖美元的内在缺陷。人民币加入SDR后，会逐渐发展成为全球主要币种之一。虽说人民币目前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尚不足2%，约为1300亿美元，但人民币入篮后，随着各国央行逐步增持人民币，可望到2025年达到68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外汇储备一成的份额，成为继美元、欧元之后的全球第三大货币，将使SDR货币篮子更客观地反映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中主要货币的地位和重要性，有利于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有助于全球投资者平衡资产选择，增强资产安全。而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能够增加储备资产供应，一定程度上化解美元面临的“特里芬难题”，同时储备货币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约束也能够降低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同时，一个显著的利好是，人民币的加入有利于扩大新兴经济体在IMF的话语权，增强在IMF的代表性。
人民币入篮，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拿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一把金钥匙，标志着人民币已初步完成国际化“三步走”的历程，即先成为区域和全球的结算货币，进而成为投资货币，最后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经过8年的努力，人民币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结算货币，成为世界主要投资货币之一，并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地位正受到全球瞻目，并得到IMF的认可。随着人民币加入SDR，国际上对人民币的认知度随之提高。数据显示，各国央行已经开始重新配置外汇储备，7月份累计外国机构流入人民币计值国债达3219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最高点，比1月份增加了28%。这表明，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已增强，这会减少境外使用人民币的阻力，增强使用人民币的意愿，国外企业和个人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也会提高，从而推动人民币在出境旅游、留学、贸易和投融资等跨境交易中被广泛运用。
人民币入篮，也惠及中国普通老百姓。一是境外旅游购物等将直接用人民币。从长期看，人民币入篮后，中国老百姓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在境外旅游、购物，从而降低汇兑成本并避免汇率风险。二是储蓄更安全。SDR篮子货币通常被视为避险货币，升值空间大。随着国际市场对人民币需求的不断上升，人民币汇率在未来保持基本稳定甚至坚挺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三是跨境交易收购更便捷。由于国际市场上对人民币需求的逐步上升，未来人民币汇率会得到支撑，也有利于企业跨境投资、交易、收购、兼并，购买资源、劳务、技术等。中国企业因在国际市场上采用人民币结算，也会消除自身的汇率风险。四是能到国外投资买房炒股。人民币入篮后，将会加大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的力度，将有利于投资者使用人民币在全球进行资产配置和交易。今后中国人可以更方便地配置海外资产，到国外去投资不动产、股票和债券，直接拿着人民币到国外买房将会梦想成真。
新挑战
人民币入篮，是认可，是激励，也是鞭策，更是挑战。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后，权利扩大了，但承担的义务也相应要增大，人民币的“敞口”也在加大，对冲国际经济风险的回旋余地会减少，人民币的稳定性也会因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动。
入篮SDR并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终点，也并不意味着前方是一片坦途。
一方面，我们不能对人民币入篮带来的短期利益怀有过高的期望值。人民币加入SDR，考虑到其各国金融外汇领域的运作惯性，人民币还须经过一番打拼，才可能受各国央行外汇储备青睐。另一方面，人民币入篮，也意味着中国将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人民币与国际其他储备货币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民币及中国金融体系将可能面临更多的、过去未曾遇到的风险。就人民币实际状况而言，其国际竞争能力还有待提升。
首先，结算的份额还较少。中国央行2016年1月15日数据显示，2015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7.23万亿元，同比增长10.4%，相比2014年增长41%和2013年增长57%，增速进一步放缓。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公布的数据显示，按金额计算，2015年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的排名维持在第四位，市场份额为2.79%。但与美元44.8%的份额相比，人民币连零头还不到，与美元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其次，投资的范围还有限。中国央行目前采取的是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这对保持中国金融安全起到了防火墙的作用。受人民币汇率管理的限制，目前我国人民币仅在经常项目下实现了自由兑换，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还没有实现。在IMF划分的13大类资本项目中，目前中国只完全开放了国际贸易信贷下的“商业信用”这一项，而其他12项仍处于不可兑换或部分可兑换的管制状态。这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落后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
再次，储备的权重还较小。人民币入篮后，美元权重为41.73%，欧元30.93%，人民币10.92%，日元8.33%，英镑8.09%。人民币虽然权重排到第三，但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有可能在近期能与美元比肩而立，与美元相比，人民币的“个头”还矮一大截。即便人民币占到SDR货币篮子15%的权重，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大概也只会增加1%，实际影响力还非常小。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对人民币国际化做了5年的跟踪研究，编制了综合反映人民币国际使用情况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到去年年底这一指数大概只有3.6%的水平，离10.92%差距还有很大一截距离。
综合起来看，人民币虽然加入SDR货币篮子，但离广泛的结算货币、铁板的投资货币、坚固的储备货币这三大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
新征程
[关键词]商业银行；全能银行；零售银行；经营转型
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内外部环境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宏观经济从快速增长转入平稳增长，WTO过渡期保护已经结束，利率、汇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从内部来看，国有商业银行普遍进入了加快建设现代商业银行的关键时期，开始对法人治理机制进行完善。在此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迫切需要对自身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进行重新定位，通过调整经营战略，加快改革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以更好地适应外部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持续、稳步、健康地发展。本文将分析国有商业银行转型的内涵和主要内容，以及确保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目标实现的主要策略和措施。
一、国际银行业转型的方向和特点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和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信息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对商业银行传统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面对巨大的生存挑战，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纷纷进行发展战略和组织结构调整，业务逐步扩展到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投资及资产管理等领域，对许多以前免费的业务征收较高的费用，通过管理较松的分支机构提供更多的服务，与独资公司组建合资公司以绕过法规限制等。商业银行不仅具有传统的支付、融资功能，还具有资产管理、财务管理、信托投资、保险、经纪和投资银行等功能，从而以新的面貌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花旗银行，它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艰难的改革与转型之路，主要是进行大规模的并购活动，并通过并购来实现经营范围的延伸、经营模式的转变，主要特点是大力推动零售银行业务，积极开展综合经营，逐步开发网上银行业务。经营转型使花旗银行发生了巨大变化，花旗银行的总资产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234亿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12640亿美元，扩大了54倍，净利润则由1.4亿美元增长到178亿美元，扩大了127倍”，资本收益率从未低过18%，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赚钱机器”(郑先炳，2005)。
归纳这一时期国际银行业转型的方向和特点，主要表现为：
1.全能型经营的银行成为主流模式。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和变化的环境，国际银行业力图通过并购打破不同金融行业之间的界限，将业务扩展到保险和投资银行等业务领域，使自身的功能多元化。
2.自助服务平台形成了银行业新的相对竞争优势。技术进步在银行业的广泛应用，使大多数银行都迅速组建起了包括网络银行和ATM等在内的自助服务平台。自助服务平台既克服了传统网点办理业务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大大提高了客户服务的便利性，而且成为银行业削减内部管理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和效率的战略手段(李仁杰，2005)。
3.重新重视零售金融业务和中小企业金融业务的战略意义。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国际银行业都重新把零售金融业务和中小企业金融业务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业务来发展。
4.国际化程度与海外资产数额不断提高。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企业市场的国界日益模糊，近年来，各大银行纷纷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寻求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和获取更大收益，并与国际企业的跨国经营、国际资本流动相辅相成。
5.以机构重组和流程再造保障业务转型。花旗银行在转型中重构了其三大业务板块的集团组织结构，即全球散户业务、全球资产管理业务与全球公司业务，其中全球散户业务板块营业收入约占整个花旗集团经营额的56%。
二、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的必要性
{一)国有商业银行转型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
2004年以来，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首的国内银行业关于经营转型的讨论日益热烈，此期间国内经济金融市场发生了深刻变革，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推向深入，这与上世纪70年代国际银行业推进经营转型时期相似。
1；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对传统的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换取工业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强烈冲击，使潜在信贷风险开始显现，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优化了银行的外部经营环境，同时，在经历了宏观调控的考验之后，中小民营企业抗经济波动和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其综合实力和信用度提升，为银行法人客户结构调整优化提供了契机。国有商业银行必须积极适应宏观调控后的新变化，通过调整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在国家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培育、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推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潮流中赢得新一轮发展机会。
2.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个人财富明显增长，零售业务的重要性日益凸现。2005年，中国人均GDP接近17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80美元。个人余融资源丰富，抓住零售业务市场，就意味着抓住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和巨大的盈利机会。对消费者日益提高的金融服务需求做出准确反应，不断研发和推出满足富裕客户要求的理财业务和满足大众客户要求的零售业务，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衡量一家银行金融服务能力的主要标准，并将扩大银行的盈利途径，提高利润水平。
3.金融脱媒化对银行业传统经营模式形成了冲击，积极延伸业务领域，有效衔接证券市场势在必行。我国目前直接融资比重还不高，到2004年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仅为17.1：82.9，与国际上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3：7的水平相比，直接融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一趋势目前已逐渐显现，金融市场投融资服务开始转向资本市场，特别是大型优质客户融资渠道逐渐增加，使得银行传统批发性业务扩展的难度越来越大。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准确把握大势，积极研发和推出与资本市场衔接的产品，从而实现对新市场、新业务的有效“接盘”。
4.世界经济逐渐复苏，我国对外开放进—步扩大，为国有商业银行推进跨国经营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全球化经营能力提出新挑战。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4万亿美元，我国在世界货物贸易额中的排名由2001年的第6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3位。我国引进外资也位居前列，国外直接投资连年增长使“两头在外”的外资企业逐步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核心客户群之一。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也在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对国内银行的全球金融服务能力提出了挑战，也为国有商业银行跨国经营提供了巨大发展机会。
5.防范和规避市场风险的压力日益加大，凭借原有的经营结构和盈利模式，不仅无法保持原有的盈利能力，而且可能累积风险。一方面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有不断加速的迹象，利率及其变动日益成为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的主要因素。从国外商业银行的情况来看，其在转型期都经历了一个利率下降、利差明显缩小的过程。另一方面，汇率风险也在加大。2005年7月21日，人民银行改革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富有弹性，使商业银行的结售汇敞口头寸面临更大压力，结售汇收益将受到影响，商业银行控制汇率风险的压力加大。此外，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流动性过剩的风险日益凸现，2005年金融系统的存贷差达到9.2万亿元，国有商业银行持有交易资产比重的提高和交易资产收益率不断走低，对其资金交易收益造成冲击。
6.各类市场主体竞相出招，金融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对国有商业银行提高综合经营能力提出了迫切要求。根据人世承诺，到2006年末，中国金融业将全面对外开放，同时国内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也通过推进综合经营，尝试向银行业务渗透，抢占银行业务市场。对国有商业银行而言，虽然面临分业经营监管逐渐放松的良好时机，但由于长期分业经营，国有商业银行在产品储备、人才储备以及风险控制准备等方面都存在不足，只有全面推进经营转型，启动开展综合经营的系统工程，才能更好地应对来自国内外金融机构的竞争。
(二)经营转型是解决国有商业银行深层次问题的必然选择
1.资本约束的不断硬化使国有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迫切需要寻找到一条低资本消耗、低风险、高收益的发展道路。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发展模式正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任由信贷资产和其他风险资产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则资本金消耗严重，虽然通过股改上市补充了资本金，但是规模快速扩张将继续占用较大的资本，导致银行资本充足率急剧下降，而继续通过资本市场补充资本又受到市场波动周期、投资者意愿、市场发育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单纯以信贷资产作为主要盈利来源并不能有效提升银行的资本回报水平和投资价值。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仍有差距，2004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回报率为13.34%，资产利润率为0.55%，均低于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家银行19.86%和0.9%的平均水平。国有商业银行传统的以速度和规模为特征的业务发展模式在严格的资本约束下已经难以为继，突破资本困境最根本的出路在于调整经营战略及经营结构，走一条低资本消耗、低风险、高收益的发展道路(陈小宪，2004)。
2.盈利结构单一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发展潜力受限，职能定位需要从融资中介向全面金融服务商转变。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除了传统的存贷汇业务外，其他业务品种相对较少，尤其欠缺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核心产品。在中间业务方面，主要从事汇兑、等较低层次的业务，而一些技术含量高、投资回报高的投资业务、资金交易业务、资产证券化、投资银行业务及理财业务仍处于成长初期。经营范围和业务品种的狭窄最终反映到收入结构上(见表1)。
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贷款利息，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84%左右，而中间业务收入仅占9%左右，中间业务收入对营业收入的贡献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差距较大。
在倚重利息收入的盈利模式下，无论是贷款增长放缓还是利差收窄，都将直接危及经营安全和盈利获取，所以，国有商业银行亟待确立新的盈利模式，开拓新的盈利空间，建立一种多元化协调发展的收益增长格局。
3.经营效率普遍较低，推进业务架构和人力资源重新整合已成为当务之急。
经营效率是衡量一家银行好坏的重要指标。在经营效率上国有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市场主体差距较显著，尽管其经营规模、营业净收入等总量指标大多数领先，但是人均资产、人均营业净收入、人均拨备前利润等指标均低于四大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国内股份制银行，与国际大银行相比差距更大。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2005年上半年工商银行人均总资产是汇丰控股的35.7%、花旗集团的40.1%、德意志银行的11.4%；人均营业净收入是汇丰控股的20%、花旗集团的16%、德意志银行的20%。
国有商业银行效率低的根本原因是在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型的过程中继承了专业银行体制下的沉重历史包袱，以及受金字塔型组织架构的制约导致系统资源整合能力薄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组织架构方面，采取“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金字塔型结构，管理层次过多，报告链和决策链过长，营运和管理效率低下；在机构管理方面，行际间发展不平衡，部分低效亏损机构严重销蚀了全行的经营发展成果；在人员管理方面，一方面存在大量冗员和单一技能员工，另一方面激励约束机制比较僵化，人才外流的冲击非常突出；在营销模式方面，尚未形成适应市场、富有活力的营销服务机制，高端客户识别、价值评估、客户关系管理及差异化服务的水平较低，降低了客户满意度。
综上所述，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低下是粗放型经营管理模式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在经营转型上下工夫，提高效率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三、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的内在含义、主要内容和实施策略
(一)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的内在含义与主要内容
当前在金融界讨论的经营转型与经济转型在概念是根本不同的。所谓经济转型，是指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金融界讨论的经营转型，是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组织产出和价值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指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产出和价值的增长。从内涵上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营转型的方向就是要彻底摒弃单纯追求规模与数量扩张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向多元化价值增值型的内涵式增长方式转变，彻底摒弃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经营模式，向以结构调整、机制优化为基础的集约型经营模式转变。经营转型所要达到的效果，不仅仅是总量的增长，而是在此基础上达到经营绩效和效率的全面提高，经营管理结构的动态优化，资产组合和业务组合的精巧协调，人才的合理匹配。转变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涉及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涵盖了法人治理、业务结构、财务结构，甚至包括组织结构、管理流程、业务流程的根本性变革，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优化结构是转型的核心；包括客户结构、业务结构、产品结构、收入结构、组织结构、人员结构等。完善机制是转型的关键，要充分运用机制的力量去推动转型，不仅要研究单个机制的完善，还要研究机制之间的相互推动，即机制链的问题。控制风险是转型的根本，转型的进度和深度必须建立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之上。金融,银行-[飞诺网]
所以，商业银行经营转型应包括：
1.结构优化，由单一的传统银行业务结构转向综合的现代金融业务结构。业务结构由公司业务主导转向公司业务与零售业务、中间业务并重，其中零售业务逐步由存款为主的被动型负债业务转向负债业务、增值型个人理财、效益型个人信贷业务并重，培育核心业务，打造核心优势业务，增强持续发展能力。在客户结构上，逐步改变片面偏向大户的策略，应该以效益为中心，重视中小企业，个人客户，重视发展个人中高端客户。在资产结构上，应该以经济资本为导向配置风险资产。在收入结构上，应该由利差收入为主转向利差收入与非利差收入均衡协调(中国工商银行，2005)。
2.资源优化，实现内部管理成本的最小化和经营效用的最大化。在服务渠道方面，以现代科技为支撑，大力发展低成本业务分销方式，如网上银行、电话银行、自助银行等。在业务领域上，明确国际化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客户和业务资源。在组织机构和人力资源管理上，一方面再造业务流程和组织架构，加强网点布局和功能管理，优化人力资源和网点资源配置，提高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围绕组织架构调整和核心业务的培育，精简机构和冗员，推动银行“瘦身”，降低经营费用。
3.内控优化，实现银行在各种市场条件下的安全运营。适应业务品种、经营范围和盈利来源的多元化，将风险管理范围扩大到信贷资产、交易资产、投资资产以及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领域，以最小的风险成本换取最大的经营效益。
(二)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的实施策略
为确保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目标的实现，当前应该重点采取以下策略：
1.理念转型：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国有商业银行原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专业银行，现在正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型，在转型过程中，首要和根本的是观念转变，就是要进一步树立符合现代商业银行发展规律的经营管理理念，以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银行经营发展的需要。
(1)要树立资本约束观。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改变单一的以存款和贷款为中心的经营模式，彻底杜绝“速度情结”与“规模冲动”，强化资本约束，摆脱片面、盲目规模扩张的惯性思维和经营取向，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将效益的同步甚至更快增长作为规模扩张的前提。
(2)要树立长期绩效观。经营转型的根本目的是市值的长期稳定增值。只有有效控制全部风险，在收益计量中考虑到所有风险成本、资本成本等成本因素，短期回报和长期盈利才可能统一，银行的价值才可能在持续发展中稳步提高。因此，商业银行每做一项业务都要考虑承担了多少风险，付出了多少成本，得到了多少收益，必须切实强化对市场、资本、风险、成本、价值的认识，围绕以RAROC和EVA为核心指标的评价考核体系，确立业绩价值最大化的战略发展目标，通过风险的系统化控制和全方位、全过程管理，通过成本的全面管理和准确计量，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和可持续化。
(3)要树立协调发展观。经营结构调整优化是经营转型的重要内容。不同的经营结构产生不同的风险敞口，不同的风险概率对应不同的资本支持。包括产品结构、客户结构、区域发展结构等在内的业务结构将直接影响风险的计量和经济资本的占用，而人力资源结构、财务资源结构和网点结构又通过影响业务结构而影响经济资本的占用和回报水平。因此，结构调整将成为今后贯穿国有商业银行全部经营管理活动的一条主线。
(4)要树立现代服务观；在服务理念上，要突出为客户创造价值，并将这一理念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在产品设计、服务流程、组织架构上处处以增加客户利益、提高客户满意度为出发点。在服务意识上，要突出主动服务和整体服务，建立统一价值取向和利益机制基础上的联动体系，提高联动服务客户的自觉性和整体竞争力。在服务体系上，要突出差别化服务，通过深入挖掘客户内在需求并有针对性地提供“超值”、“增值”服务，增强对市场和客户的反应能力以及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在服务手段上，要突出综合服务渠道，加大分销渠道的规划和整合，突出综合性精品营业机构、电子银行和客户经理三类重点渠道的建设，将最适合的产品通过最适合的渠道提供给最适合的客户。在服务目的上要突出提高效益，对原有相对单一的服务进行整合归并，由单一产品的分散营销服务向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产品链服务转变，由单个账户的分散管理和价值估算向以客户为中心整合账户价值转变。
2.业务转型：实现业务增长方式的转变。业务转型的实质是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推进银行业务和盈利渠道的多元化，最终实现从传统的融资中介向全能型的服务中介转变，从社会资金提供型银行向国民财富管理型银行转变。当前业务转型的重点是要由单纯的存贷款业务向多元化、综合化方向发展，突出业务发展重点，提高结构优化和配置效率，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1)建设全能银行。为了应对资本市场发展、资金脱媒化、传统存贷款业务收益增长放缓以及外资全能银行的竞争等一系列挑战，国有商业银行必须选择全能银行的发展道路。建设全能银行，可采取与国外专业的证券、保险、信托、期货、咨询公司合资成立专门机构的模式，也可以采取并购的模式，逐渐突破国内银行混业经营的政策障碍、技术障碍，不断延伸服务领域，全方位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2)建设网上银行。当前的重点一是要完善网上银行功能，使其基本能够替代网点服务甚至优于网点服务，实现客户网上账户与消费支付相结合；二是要转变网上银行营销方式，变客户自我选择服务为银行主动赠送服务；三是要体现出网上银行无地域服务的优势，取消地域收费；四是完善网上银行绩效评价模式。
(3)建设零售银行。零售银行业务是国际大银行重点发展的核心业务和利润稳定器，国有商业银行应更加明确地把发展零售银行业务作为经营转型的战略重点，形成批发和零售业务并重的经营格局。
(4)建设信贷银行。一是要不断完善符合市场发展要求的信贷政策体系，特别是要大力推进区域分类信贷政策，提高重点区域的信贷市场竞争能力。二是要顺应经济转型以推进信贷经营转型，大力推进中小企业银行建设。三是改进信贷管理机制，改造流动资金贷款体系，以富有竞争力的新型融资产品替代原有的流动资金贷款。
(5)建设跨国银行。建设跨国银行的主要目标是推动全球一体化经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国有商业银行向国际化的现代商业银行转型。
3.流程转型：建立扁平化、业务线的组织架构。合理把握流程再造的幅度、广度和深度，稳步推进以客户为中心、以风险控制为主线的业务和管理流程改造，实现由“部门银行”到“流程银行”的彻底转变，提高对客户的服务效率，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
(1)推进组织机构重组。一是实施机构网点区域重组。二是推进机构扁平化改革，目标是建立“条块结合”的组织架构，既保留支行一级的经营单元，又对银行部分业务实行业务线管理。
(2)转变业务营销模式，提高营销服务效率。一是明确分层营销职责，提升营销层次。按照“哪一级审批，哪一级管理，哪一级营销”的原则改造营销流程，缩短审批环节，提高业务效率，在此基础上，实行营销业务线管理。二是整合营销队伍，将支行层面的公司营销客户经理和个人营销客户经理整合，重点培养客户经理维护高中端客户的能力，实行一个口子对外。三是实行信贷内外部业务的前后台分离。
(3)改进网点管理，提高网点资源的配置和服务效率。一是坚持成本效益原则，撤并低效网点，集中有限资源发展优势区域网点，做到减量增效。二是加大网点综合化改造力度，推进网点经营转型。突破传统网点管理模式，把网点整合为多渠道销售中心，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三是发挥物理网点与虚拟网点的协同效应。
(4)推进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的再造。按照“前后台分离，前台延伸、后台集中”的思路，对原来层层递延、分散处理的业务流程进行重组，逐步形成二级分行集中管理的模式。以“集中、高效、控制”为原则，凡是可以集中在后台处理的业务不放到前台处理，凡是能够集中的业务不分散处理，改变原有传统的业务处理方法，改造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
4.管理转型：建立符合现代商业银行要求的管理机制。商业银行应适应新的经营环境和监管要求，加快推进现代商业银行各项管理机制建设，形成符合现代商业银行经营要求的资本、风险、内控、考核体系，全面提升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1)建立资本管理体制。国有商业银行应推行以经济资本预算管理为核心的综合经营计划管理模式，建立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风险和效益约束机制。一是强化经济资本的约束，根据业务线或地区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科学配置经济资本，强化分支机构资本占用成本和资本回报的经营理念，使资本管理贯彻到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二是实行风险限额管理，确定在经济资本约束下银行风险回报最大化的各类信贷组合风险总量和总体信贷风险总量，建立适应银行信贷风险管理需要的信贷组合和信贷结构框架，同时以经济资本管理引导资产结构调整。三是以经济资本管理突出区域战略导向，对资产质量好、资产回报率高、金融资源丰富、信贷风险相对小的地区配置更多包括经济资本在内的经营资源，促使其更快发展，提高整体资本回报水平。四是加强对各类组合资产RAROC的动态监测，对RAROC指标恶化的组合资产及时采取措施，实现整体信贷结构优化的动态调整，力求在可承受的风险范围内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2)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制。当前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重点，一是建立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在总行决策层面，将现有风险管理决策部门的职能重新整合，设置统一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二是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流程体系。商业银行应根据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和风险管理政策，梳理各类业务的关键风险点和关键风险指标，将风险管理政策、程序和规章制度手册化、流程化，并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别引入差别化的风险识别技术和风险识别工具，提高风险控制和风险处置能力。三是加快形成覆盖全行机构、全部业务和贯穿业务全过程的内控管理机制。加快研究制定合规管理政策，包括声誉风险、法律风险、诉讼风险、制裁风险及操作风险在内的主要风险控制内容以及内控管理的组织机构、合规职责、职责定位、资源配置、内控文化等方面内容，作为银行内控合规管理的纲领性文件。建立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特点的内控管理组织，确保内控合规职能的有效履行。
(3)建立全新的绩效考评体系。一是对分支机构的考评，要统筹兼顾速度与质量、平衡收益与风险的要求，构建起以RAROC和EVA为核心的绩效考评体系，特别是要突出对经济增加值(EVA)的考核，引导和促使商业银行在推进风险防控、结构优化的同时，加快发展，提高盈利水平。
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个漫长的过程，必须处理好转型与发展的关系，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在推进转型的过程中应坚持五个“并举”：
一是坚持总量增长与结构优化并举。经营转型的最终目的是发展，既要有适当的增长速度、合理的规模效应、有利的市场地位，又要彻底摆脱传统的粗放经营模式，通过转变增长方式，切实解决好资源配置的结构和效率问题；转型的过程是“进”中的“调”，而不是“退”中的“优”，要通过持续的发展、动态的调整来实现结构优化，并在结构的调整中寻找商机、以结构调整促进发展，从而在结构优化基础上推进总量的持续有效增长。
二是坚持传统优势与改革创新并举。商业银行的经营转型，是对现行发展方式、增长模式、经营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改造，在这过程中，需要对原有的产品服务和体制机制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加快推进在体制、机制、业务、产品、管理、技术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但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优势的彻底抛弃和在经营管理上的另搞一套。
三是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发展并举。推进经营转型既要坚持全面优化、协调发展的原则，推进各项业务、各个区域的整体协调发展，也要坚持突出重点、分类指导的原则，以质量效益为中心，以资源投入产出效率最大化为标准，有所为有所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