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6 16:02:0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政治哲学的框架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社会政治的理性追寻
1.政治哲学是对社会政治的理性之思政治哲学通过反思、批判社会政治而求真,具有一种追求普遍性理想社会之原型的形而上学冲动,并以此改铸现存社会政治。这种理论探索可以是传统与现代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也可以是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微观分析,即旨在通过对政治诸范畴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正义、政治合法性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分析论证,追寻政治真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哲学与政治学是不同的,它有很高的抽象思辨性,可以称之为政治“形而上学”或政治“形而中学”。政治哲学探讨抽象的概念和范畴,为现存的社会政治寻找理性,让政治本身产生一种说理的力量。黑格尔在政治哲学论着《法哲学原理》中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抛开这个论断保守性的一面,我们既可以说它是政治哲学为社会政治寻找理性的一个典范,又可以说它是政治哲学在为自身寻求合法性。进而可以说,规范的政治哲学研究应是在书写政治“形而上学”。在古希腊哲学到近代西方哲学的演进过程中,哲学家们对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的地位的认识可谓一波三折。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居于最高峰的时期。他们遵循理性原则,在各自心中构想着理想的国家、城邦政体及其运转规则。
这一点在柏拉图哲学的坚决批判者、非理性主义者尼采的作品中也得到佐证:“柏拉图的国家是超希腊的和不可能的。作为一种按形而上学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的创设者的哲学在此达到了顶点。”中世纪时期,安瑟伦和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们抬高信仰而贬斥理性,理性只在于加强信仰。这是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居于最低谷的时期。经院哲学家们政治思考的实质是,信仰上帝第一,人的理性第二,并以全知的“神性”代替人的理性,以虚幻的上帝之城来范导封建的世俗王国,旨在为教皇统治和封建君主统治服务。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发展与思想启蒙运动使人的主体性觉醒,信仰的权威让位于理性的权威,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再一次进入高峰时期。一方面,近代西方启蒙理性为现当代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决定了现当代西方所谓普适性自由民主制度的运作逻辑和模式,深刻影响着当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精神。另一方面,近代西方启蒙理性的过度张扬也导致了对理性的误解与片面使用,使理性成了片面的科技理性的代名词,“技术知识似乎是唯一满足理性主义者选择的确定性标准的那种知识”由此导致了实证主义政治哲学的困境,实证的科技的政治理性把政治简单化地视为书本政治、政治技术与功利政治。对政治问题的探究,除依靠人的理性外,还要依靠感性经验与直观。对政治的形而上学分析,借用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话说:“不单纯依据概念,同时也根据直观。”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也说:“哲学不仅需要哲学的理解,即通过概念进行理解,也需要非哲学的理解,即通过感知和情感进行理解。”“在哲学上,文体向这三个极伸张:概念或新的思维方式,感知或新的视听方式,情感或新的体验方式。这是哲学的三位一体,哲学犹如歌剧,需要这三者‘产生运动’。”深入探究发现,思考政治问题很难精确区分理性与非理性这一属人的二重性。
近代英国政治学家沃拉斯曾说,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刺激下行事。因此,政治哲学不是纯粹的理性思辨,不排斥感觉经验与直观。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哲学除了主要依靠理性演绎和经验归纳的逻辑外,还要依靠意志、直觉、直观、灵感、顿悟等非理性因素。进一步说,怎样平衡好政治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适当地把对政治原则的理性分析同对政治过程的经验性认识结合起来,这也可以说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与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政治哲学的理性,既是一种理论理性,又是一种实践理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分类法,政治哲学属于实践性科学,是目的论和实践性品格的统一。今天,我们把政治哲学视为实践哲学。按照哲学的理解范式,实践哲学的理论旨趣是要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仅要解释世界(像以往的哲学家们那样),还要积极变革世界,使理论不仅在“阿门塞斯冥国”自恰(借喻理论内部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还要在定在即现实政治中发亮(借喻理论外部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我们现时代的社会政治发展迫切需要这种实践的政治哲学,而那种单纯追求理论内部的理论与实践自恰的政治哲学,大有可能走充满纯粹思辨形而上学的理论危机、精神危机的道路。
2.政治哲学是对社会政治的价值之思
关键词：合作学习；高中政治；合作分组；教师角色；合作习惯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05-048-01
合作学习是新课程改革倡导的新学习方式之一。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指出：“鼓励合作学习，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促进教师和学生的教学相长。”因此，如何实施合作学习，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切实转变，就成了当前教学与实践领域的一项重大课题。合作学习是“是以异质学习小组为基本形式，系统利用教学动态因素。学生共同学习，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达成教学目标的教学活动。”《思想政治》教学面对新课程改革，就要有新的理念、新的实破。“合作学习”无疑对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和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中，笔者根据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一些实践，对合作学习在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谈点认识。
一、开展合作学习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意义
新课程下思想政治课的功能观要求思想政治课尊重学生、关爱学生，以学生的公民思想道德和主体性素质全面发展为本，把学生的发展和幸福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通过学生的公民素质全面发展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和谐生活的建构。新课程理念下，成功地教学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参与意识是公民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的体现。而帮助学生学习做负责任的公民，过积极健康的生活也是高中政治课的最高价值追求。因为我们不仅要为高中毕业后学生的升学打基础，还要为高中毕业后学生的就业打基础，我们要在学校这个“小课堂”为社会“大课堂”培养出训练有素的接班人，而高中政治课合作学习的课堂环境，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随着国家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贯彻落实，创新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家全面推动素质教育的体系相呼应。而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使用合作学习的目的为通过多样化和全面性的具体教学活动，不断地鼓励学生之间相互帮助、相互合作，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思想政治学习，积极进取，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创新精神和社会技能，为国家锻造更多的综合性人才。
二、开展合作学习要注意科学的分组方法
在合作学习的分组中，我们一般坚持异质与同质相结合的分组方法，即教师按照学生的知识基础，学习能力，兴趣爱好、性格特征、性别等差异进行分组，让不同特质，不同层次的学生优化组合，使每个小组都有高、中、低三个层次的学生。合作学习的研究课题一般是开放性的，一个问题可以运用经济、政治、哲学等某一学科的相关知识回答问题，比如，2001年春季京皖高考政治题：草原是重要的生态屏障。绒山羊是我国的一种重要生物资源，绒山羊所产的羊绒被誉为“软黄金”。近十年来，国际市场上山羊绒需求增强，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绒山羊养殖业，并成为这些地区农牧民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但是近年来，绒山羊养殖数量猛增，竟超过当地草原合理载畜量的百分之五十。在草原资源锐减的情况下，山羊出于求生的本能，不可避免的尽量觅食，甚至啃树皮，拔草根，这就不能不加剧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针对上述材料所揭示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并论述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这道题目最适合作为小组合作学习的研究课题，问题的解决可以从具体问题分析、事物普遍联系、认识过程……等哲学的角度；从价格、税收、建立专项基金……等经济学的角度；从国家职能、民族团结……等政治学的角度；以致从政治、经济、哲学三者关系等综合的角度加以论述。针对问题分组就要把握不同层次学生的分配，有的学生偏向于哲学的爱好，有的偏向于经济学，有的偏向于政治学等，按不同偏好、兴趣、性格特征等进行差异分组，促进小组各成员得到最大发挥和发展。
三、教师在合作学习中的角色
有效的合作学习需要一定的学习环境，而学习环境的构建又始于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过程中的角色变化。因为整个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仍然是教师。教师在整个小组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有：出色的组织者、高明的设计师、积极的参与者、客观的评价者、智慧的反思者等。比如，在复习《文化生活》的过程中，学生与老师都普遍感觉到本单元内容较多，仅仅按照书本顺序重新讲解一遍的话，肯定达不到有效复习的效果。于是，在复习课前，将构建和组织第二单元知识框架的任务分配给班级若干个小组尝试完成。老师也降低身份，成为班级中某一个小组的成员之一，共同参与第二单元知识框架的构建与组织。各个小组完成之后，再组织若干学生对所有的框架建议进行评价与整合，最后课堂上呈现的框架结构是全班学生与老师的共同智慧。合作学习中教师角色的定位，让师生彼此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学习共同体，平等了师生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产生彼此间的互动效应，也给学生构建了一个自主、合作、探究的政治学习环境。
四、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习惯
“教是为了不教”，这是我们教育渴望达到的目的。课堂上的小组合作，是在教师的组织指导下进行的，目的是为了不同学生的共同发展，然而离开了课堂，部分学生就失去了合作的意识，更不要说养成良好的合作学习习惯。因此，我们应该整合课堂内外的教学资源，培养学生良好的合作学习习惯。比如讲到“公有制与私有制”时，将学生们分成两组组织一场辩论赛。学生们都纷纷参与到比赛中，查阅各种书籍，上网搜集各种资料，为了各自组的荣誉而献计献策，讨论发言稿，确定辩手。经过充分准备，辩论赛办得很成功，取到了比预期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这不仅让学生学到了知识，还提高了学生们的思辨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同时培养了学生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合作的良好习惯。
总之，在课堂教学上使用合作学习教学策略，是新课改所倡导的教学理念，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一次改革，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提高课堂效率，促进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高中思想政治课开设研究型课程研究》研究报告.2008年8月.
一、政体思想之比较
柏拉图在寻找心目中理想政体的时候，依据执政者的人数及每种政体的内在精神和原则，首先考察了存在于现实政治生活中四种不当的政体形式，即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四种政体内在原则分别是荣誉、财富、自由和专制，与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大相径庭，他认为最理想的政体形式应该是以法律辅之，推行“贤人政治”，即由“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的哲学王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柏拉图充分肯定了哲学王的地位，“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论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这一政体思想体现了知识和权力的结合，但这里所指的知识是与“意见”相对的范畴，带有神秘色彩，柏拉图将国家权力的权杖赋予哲学王，其实质是维护奴隶主阶级尤其是极少数垄断知识的贵族的利益，反映了极少数奴隶主的要求。
亚里士多德首先给出了他对政体的定义：“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以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这一定义带有明显的功能主义取向，也渗透在其划分政体的标准中。依据政府的宗旨与目标即统治者照顾利益人数的多寡和掌握城邦最高治权的人数的多寡，亚里士多德细分出了六种政体，即君主政体，贵族整体，共和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众人的智慧优于一人的智慧，“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虽最好的人们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这一点与柏拉图的贤人政体出现了分歧，显然在对人的价值预设中，他是人性恶者，认为人的天性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使是最优秀的人执政，也不可能全然不带任何感彩和利益立场。由于共和政体旨在照顾城邦的公共利益以及在此政体的运行中，多数人掌握最高权力，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在现实政治中最理想的政体是以中间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然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这一主张是其中道思想在政治哲学上的体现，中间阶级作为中庸的化身，由其主政有利于抗衡极富和极贫阶级两股阶级势力，有如公正的天秤，防止政体的砝码向僭主政体或平民政体的任何一端倾斜。
二、治国思想之比较
在治国思想上，柏拉图以社会分工论为基础，推崇由哲学王一人执政治理国家。在论证的逻辑中，柏拉图首先对哲学家的内涵和品质做出了特殊的界定，认为只有哲学家才具有“知识”，这种“知识”源于对理念的把握，“他不会停留在意见所能达到的多样的和个别事物上的，他会继续追问…直至他心灵中…生出了理性和真理…”哲学家由于掌握了“知识”，因而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区分实在、本质和现象，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而，哲学家能把握国家理念，知道如何治国理政，这一界定为哲学家治国提供了合理性。在具体执政过程中，国家在哲学家的治理下是朝着“划一”的整体框架被治理的。一方面建立森严的等级制度，提倡在哲学家和军人等级中废除私产，实行共产制、公餐制，废除家庭和婚姻制度，另一方面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教育制度，贬低法律的地位、主张由哲学家执政的人治。整个国家发展的轨迹朝着“整齐划一”的方向发展，呈现出柏拉图极端整体主义的思想。
基于共和政体的政体思想，亚里士多德在治国思想上放弃了柏拉图过于纯粹、过于理想化的治国理念，在城邦治理中强调法律的作用，反对柏拉图以人治取代法治的思想，“法律失去其权威的地方，政体也就不复存在了。”在城邦的制度设计和政体选择上，亚里士多德推崇民主政治，法律作为管理运作规则，为城邦的制度设计保驾护航。接着，亚里士多德对法治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不单单只是存在法律，关键是在法治中应包含价值的考量，即存在的法律是良法，是得到普遍遵守的，好的法治是实行好的法制。此外，亚里士多德也看到了柏拉图构建的理想社会分工制度的缺陷，“过度企求一致的结果…友谊犹如水那样淡泊”，认为“贤人政体”下追求的终极划一不但不能达到国家统一的预期，反而因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分、利益范围不明，最终导致城邦走向消亡。因此他提倡加以限制的“私有公用”私有制，即承认财产私有，但前提是保障它用于公共的目的，在整体主义的大框架中加入了个人主义的色彩。
三、结语
总体上说，柏拉图的政体思想和治国原则倾向于理想化，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在等级森严的预设前提下，阶级间存在坚不可摧的流动壁垒，基本上排除了流动的可能性。极端的集体主义与人的本性相违背，最终导致的是个人个性的泯灭，在此分工基础上，贤人政体将权力束之高阁，集中在哲学家一人之手，哲学家被置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其他各等级则完全被排斥在城邦权力体系之外，底层阶级的意志一级级往上集中，统一到哲学家的意志中，形成一种精英政治。
不同于老师对理想城邦的规划，亚里士多德将研究重心转向对现实城邦的经验和历史性的描述与分析，在社会阶级的划分上，他务实地看到经济结构和党派力量的实际因素，在承认各阶级存在界限的同时，提出阶级间存在流动性，将道德伦理注入到城邦政治中，认为城邦存在的本质是追求善，因此其政治观追求多元、自由、平等，亚氏还肯定了民主制和法治的作用，实行以中间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展现了超越柏拉图思想的风采。
《剑桥中国哲学导论》
【新加坡】赖蕴慧 著 刘梁剑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2月版
要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阶程，我们一般都会想到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尤其是前书，堪为中国哲学史的奠基之作，几乎圈定了此后哲学史书写的观念、分期、叙述模式乃至基本看法。不过，的书其实也并不适合做入门书，它的理想读者应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定程度之理解的读者。后书虽然最早以英文写成，但由于学生有意反对老师，有时难免“为反对而反对”，而另一方面，此书回译成中文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早期的中译本很难称得上是一本入门的理想读物。从此以后，掰着指头往下数，最多的就是各种“哲学史”教材了，不说其他，单说其中概括某一学说的特征、意义、原理时总要凑上个一二三四点，就有点低估读者智商的意味。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道家道教满天飞，究竟何谓“道”？这里我不拟讨论“观念史”研究的成就与局限（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中国文论读本》的导言部分），只想指出一点，国内通行的教材往往会将各个时期各哲学家、哲学思潮分章节论述，关于“道”的论述因此就被割裂开去，事实上，各时期的相关论述隐现不一，且发端于不同的学术潮流，论述重心也颇为不同，如果忽视了这个前提，而且没有一个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的比较连贯的、集中的叙述的话，可以想见读者的认识会多么混乱。那么，怎么办？拜图书市场愈来愈强劲的海外中国研究著作之所赐，我们慢慢地就把注意力转到海外学者身上去了。
最新出版的《剑桥中国哲学导论》正是这样一本足以让我们大致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阶程、进而游览西方世界的中国哲学视景的入门书。全书第一章纵论中国哲学的起源，并在与西方哲学比较的过程中阐明中国哲学的特质，包括“修身”、“理解自我：关系与情境”、“和谐”、“变易”、“《易经》哲学”及中国哲学特殊的论说方式六大方面。其后数章分别讨论孔子与儒家的“仁”、“礼”观念，孟子和荀子的创造，墨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名家与后期墨家，庄子哲学，法家哲学，《易经》的精神与影响，中国佛教的思想要义（在印度哲学中的起源、与中国本土思想之间的交涉、不同派别之间的差别）等中国哲学史上的一系列关键议题。而对汉朝以后的哲学家与哲学思潮的讨论，本书付之阙如，至于其原因，除了受制于篇幅，作者亦承认“考察早期中国哲学的主要概念、主题和文本”最为重要，而其所挑选出如上有代表性的题目意义深远，在今天仍能激发连绵不绝的回响。
有人可能会担心，当孔子遭遇英文，这种“跨语际实践”的有效性该如何评估，而孔老夫子的伟大观念会不会歪曲、走样，《剑桥中国哲学导论》坦率地面对这样的疑问，并简要回顾了这一充满争议的论题的始终：早在1983年，华裔学者陈汉生教授（hansen， chad）在其名著《古代中国的言与道》中就已指出，西方哲学中的“意义”（meaning）、“概念”（concept）、“观念”（notion）或“理念”（idea）等词语无法在中国哲学中找到相应的位置。虽然他的看法没有被学界普遍接受，但却启发了一些同人立足于中国固有的思想史背景而讨论中国早期语言哲学、伦理学乃至元哲学问题的思路。不过，作者的看法无疑更为公允，结尾部分她大胆检讨“中国哲学”的定义，之后又提出界定并且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的两大预设，即一是不能过分扩张“哲学”定义，将任何带有反思性的东西都界定为“哲学”，二是不能因为急于将中国思想论争纳入现有的西方哲学概念框架而对它们做出错误的诠释。这两大预设，研究者若能时常加以注意，或能洞见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本文由收集整理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
徐 贲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5月版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只是旁观者的看热闹和看稀奇。他们猜测、嘲讽、诅咒，始终不过是局外的看客。政治就是统治权术和阴谋诡计吗？普通人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吗？怎样才能成为“精明的公民”？本书为这些问题提供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
《<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
【美】阿博特·格里森 玛莎·努斯鲍姆 杰克·戈德史密斯 编 董晓洁 侯玮萍 译
法律出版社2013年2月版
1999年，为纪念乔治·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出版50周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来自法律及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10余位大师级学者共聚一堂，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写于半个世纪前的《一九八四》有没有过时？它对当今世界有何意义？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日】杉山正明 著 周俊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
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关键词： 哲学方法 高三文综政治 “四个原则”
哲学是科学的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统一，为我们提供的普遍原理和一般方法，用好它来指导高三文综政治高考备考复习是必要的、科学的、创新的、行之高效的。下面我结合在教学实践中的做法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把握好“基础性原则”
唯物辩证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这一哲学方法，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实际即基础，基础即实际。因此，高三文综政治高考备考复习必须注意把握好“基础性原则”，必须明确考试要求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在此基础上组织教学，提高复习效率。以2011年广东高考文综政治试题第24题为例：
图7描述的是某品牌奶粉的需求曲线由D1左移到D2。下列事件中能导致这种变动关系的是：（?摇）。
A.该奶粉生产商供应减少
B.政府提高了商品消费税
C.居民收入水平大幅上升
D.该奶粉检测出有害物质
本道高考题考查“价格变动与需求曲线的变化”、“价格变动对生活必需品的影响”、“价格变动对高档耐用品的影响”，对这些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考查，完全符合《高考考试大纲》明确规定的要求。据此必须明确以下两点。
首先，高考要求考生熟练掌握的基础知识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是教材的基础知识，是考生学习的重点。考试，题在书外，而答案在书内，组织答案要应用课本中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可见，熟练掌握基础知识对学好政治至关重要，对考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起着关键性作用。
其次，高考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基本技能。准确把握知识点间的内在联系是一个较高层次的能力要求，是深刻理解教材知识的关键，它要求我们打破教材的章节，对知识进行横向、纵向的梳理、筛选和归纳总结。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是对考生最高层次的能力要求，也是考生感到最困难的最棘手的问题，这就要求平时要有意识地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联系考生的生活实际，并把社会热点、生活实际与教材知识联系起来，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社会生活实际问题。
因此，要适应新课程理念下的考试制度改革，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正确对待考试，创新复习方法，改进学法，研究考法，把握和落实好“基础性原则”，有效组织复习，提高政治复习效率。
二、重视意识能动作用，要求把握好“计划性原则”
唯物辩证主义认为，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要求重视意识能动作用。因此，高三文综政治高考备考复习必须注意把握好“计划性原则”。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教师必须认真制订个人的和落实备课组的备考复习计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高考的复习来说，计划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复习计划作为整个复习过程的风向标，所有的复习活动都要按照它的安排来进行，所以它的内容一定要全面、细致、科学，以统筹全局。以2011届高考备考第三阶段备课组复习计划（作者按：“日、周计划”略）为例，我们制订了如下计划。
在这个阶段计划的导向下，备课组又具体制订了周计划和日计划，同时备课组要求各科任教师根据自己的不同层次班组制订教师个人的分班组阶段计划、周计划和日计划，如此整个高考备考复习完全按计划进行，有条不紊。
2.指导考生制订和实施个人的备考复习计划
教师在对考生的复习计划进行指导时，有关计划的内容方面需要考查其是否包含了学习目标（要掌握什么、达到什么程度）、学习内容（哪一课、哪一框、哪一目）、学习方式（要复习还是预习）和学习时间（每部分内容要学多久、集中学习和自由学习的时间分配和安排）这四个方面，看看它们之间的安排是否统一和协调，如果有相矛盾的地方一定要及时进行修改和调整，保证复习计划更有效。
三、系统优化方法，要求把握好“结构性原则”
唯物辩证主义认为，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要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性，注意遵循系统内部结构的有序性，注重系统内部结构的优化趋向。因此，高三文综政治高考备考复习必须注意把握好“结构性原则”，科学构建知识网，实现有意义的学习。要实现知识网络必须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单元内重点知识的联系，如物质、运动、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网，等等；二是突破原有单元、课顺序，根据知识、结构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把知识进行重新梳理和组织的跨单元、跨课综合，形成多层次的知识网络。以构建“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关系网为例：
这个关系网涵盖了必修一《经济生活》（人教版第4版）的第三课、第四课、第五课、第六课、第七课、第八课、第九课、第十一课等内容，实现了跨单元、跨课综合，简明而又得当，掌握好这个关系网可以大大减少复习量，提高复习效率。
教师在指导考生构建知识结构的时候，要求师生共同协作完成，按照从宏观到微观、从“模块”到“单元”再到“课”的顺序把教材知识结构构建齐全，既要掌握整个模块的框架，又要掌握单元的框架和课的框架；既要掌握单元之间的联系，又要掌握课之间的联系。如此做法，有利于考生更好地解答问答题。以模块4《生活与哲学》的第三单元第八课为例：
如果利用该知识结构全数掌握知识，考生在考试时只要从中一一提取所需要的观点组织答案也就不成问题了。比如：2010年广东高考文综政治试题第37题第（2）问：结合材料二，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16分）
答案要点：①发展具有普遍性。……②发展的实质是事物的前进和上升。……③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④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⑤做好量变准备，促进事物的质变。……
四、抓重点、抓中心、抓关键，要求把握好“重点论原则”
唯物辩证主义认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这一原理要求我们抓重点、抓中心、抓关键。因此，在高三文综政治高考备考复习中必须注意把握好“重点论原则”。教师必须准确、到位抓好重点工作，做到两个“明确”。
一是明确重点知识。进入高三年级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以教研组为单位，集中研究高考试题，研究考纲，群策群力，共同制订出高三年级的学科复习计划，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突出重点知识的强化记忆和训练。以模块4《生活与哲学》为例：
二是明确重点考生。根据考生的学习成绩，努力落实分层次教学，对不同能力层次的考生提出不同的要求和培养目标，确定各班组重点培养对象。
总之，教学有法，但无定法，在高三文综政治高考备考复习中，我们要在哲学方法的指导下，把分层教学理论、建构主义学习观的思想融入教学实践中，把握好其中“基础性、计划性、结构性、重点论”四个原则进行摸索和探寻、创新，以寻找真正适合学情的并能够提高教学质量的教学方法。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传统教育现象仍然时有发生，要使哲学方法成为高三政治课堂复习的指导原则，还需要每个教育工作者把它内化成自己的教学理念和具体方法，并落实到行动当中，才能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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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哈贝马斯；奥菲；霍耐特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2—0133—03
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发展历程
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风云的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经历了大概三个时期的发展，首先是第一时期的发展，时间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尔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其理论侧重于批判理论构建与工业文明的批判。其次是第二时期的发展，时间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中期，研究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以前期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规范性研究，侧重点是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的批判；另外一条是以弗里德堡为代表的经验性研究，侧重点是对于批判理论个案研究与现实问题解决。最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时间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其中以后期哈贝马斯、霍耐特、奥菲、维尔默为主要代表人物，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研究
（一）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初探
后期“批判理论”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实现了“政治伦理转向”，而起始者就是哈贝马斯，他不仅系统地研究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功能等相关功能，并将公共领域范畴放置于古典政治哲学的大视野中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除此之外，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分析了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社会哲学的关系、自然法权与政治革命的关系等等。后来，哈贝马斯又对道德发展和自我认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后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问题有独特的建树。但是，这些研究都处于政治伦理向度的边缘，所以后期哈贝马斯把侧重点转向了政治伦理问题。开启了“批判理论”新的研究方向。
（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的研究基础
在哈贝马斯的研究理论中，话语伦理学以及商谈政治理论为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注入了新的血液。
1.话语伦理学
话语伦理学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首先是话语伦理学的基础，指的是交往理论。哈贝马斯认为话语伦理学是交往理论在伦理学领域里的拓展。虽然对于社会行为的划分不是从伦理学角度开始的，但是它却有伦理意义。哈贝马斯把交往看做是一种伦理行为，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合理性就是以一定的交往主体的道德为前提的。因此，理解交往行为就成为理解话语伦理学的前提。另外，哈贝马斯还认为交往行为的有效性要求是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它们是交往合理性得以重建的前提条件。语言行为是交往合理性的基础，其基本机制是交往过程中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调，其目标是达到交往主体之间的共识。因而交往合理性不仅注重交往行为的可能性与目的性，而且把道德诉求视为人人必须遵守的规范。这样，交往理论成为话语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再者是话语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与核心，即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原则。所谓普遍化原则就是“每个有效性规范必须满足这个条件，即该规范的普遍遵守对于每个具体的人的利益满足所可能产生的预期结果与附带效果，能够为所有参与者非强制的接受”，而这一原则直接得到的结论是：每个论证的参与者原则上都能够在行为规范的可接受性上达成共识，所以把这一原则作为论证原则引入到伦理学中。所谓的话语伦理原则，指的是对作为实践话语者的所有参与者来说，每个有效性规范都会或将会得到普遍赞同。这两个原则使得话语伦理学的论证趋于完备。
2.商谈政治理论
在哈贝马斯的《事实与价值》，这部著作中对“批判理论”以及商谈政治理论的研究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哈贝马斯将交往理论视为法权话语伦理的基础，并通过方法试图澄清交往理论的多元主义特征。法权话语伦理就是把自我理解重新架构，从而保护自己的规范内核既能抵制科学主义还原，又能抵制审美主义同化。二是，哈贝马斯运用话语伦理学阐发法权话语伦理内容，从而阐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哈贝马斯指出，道德与法律都是用来调节人际关系冲突的，而且它们都应该平等的保护所有参与者和相关者的自主性，法律与道德应该协调一致，两者具有互补性。三是，阐发话语民主理论的商谈原则，提出了程序主义法权模型。所谓的商谈原则就是指，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以及作为合理商谈之参与者，都可能同意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才是有效的。
再者就是哈贝马斯的《包容他者》，在这部著作中对“批判理论”以及商谈政治理论的研究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进一步阐发对差异十分敏感的道德普遍主义，他认为敏感的普遍主义要求每个人互相尊重，这种尊重就是对他者的包容，其中的每个人包括陌生人和边缘性群体。二是，突出话语理论更适合把握道德直觉观念，哈贝马斯在肯定罗尔斯正义论的基础上对政治自由主义进行了批评，从而强调了话语理论更适合把握他们共同关注的道德的直觉观念。三是，更深层次的拓展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的观念，并探讨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权承认问题。四是，在阐发三种规范的民主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完善商谈政治理论。
商谈政治理论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基础上，并将民主程序与规范内涵融合起来。它作为民主与法治国家的基本观念，有助于揭示人民与人权同源同宗这一事实。但是商谈理论也在不断的解决和协调着两方面的矛盾：一方面，它承认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事实；另一方面，它强调公民之间通过非强制的自由商谈达成政治共识的可能性。
三、奥菲的“批判理论”研究
（一）奥菲的“批判理论”初探
奥菲的“批判理论”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政治伦理转向”起到了推动作用。奥菲的“批判理论”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经验性的研究层面，这一层面突出了现实问题的个案研究；二是，规范性研究层面，这一层面侧重于福利国家的系统分析。这两个层面的共同点都涉及社会政治学与社会政策。但是，对“政治伦理转向”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福利国家危机理论。奥菲在分析民主国家保障资本整体的利益时，提出了危机控制与结构选择的概念。在综合经济分析和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上，他致力于福利国家的系统分析与批判，提出了福利国家危机理论。
（二）奥菲“批判理论”中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
奥菲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福利国家的四个基本原则，即“排斥原则、维持原则、依赖原则、合法性原则”。奥菲认为，福利国家必须在维持和促进资本积累的同时，要很好的保障民主的合法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正常运转。但是，福利国家的矛盾使得经济危机倾向可能在财政危机中达到顶峰，资本主义的危机深深的扎根于国家之中。因此，产生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资本主义社会又不能完全没有福利国家。
总的来说，虽然奥菲的国家批判分析理论存在着某种缺陷，比如不能揭示国家、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能说明国家是否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并由此不断地退向了还原主义等等。但是这一理论的提出把西方国家理论推上了新的“批判理论”的舞台。
四、维尔默的“批判理论”研究
（一）维尔默“批判理论”初探
维尔默是法兰克福学派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的思想既有传统批判理论的影子，又有批判理论的创新。因此，在“批判理论”发展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维尔默的“批判理论”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对传统批判理论的继承和改造，以及对批判理论的规范性进行重新构建；二是，阐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辩证法，建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三是，对话语伦理学进行修正，阐发政治审美文化观、民主伦理学的构想等。
（二）维尔默“批判理论”思想解析
首先是维尔默第一方面“批判理论”思想与前期哈贝马斯的异同。相同点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他们都认为早期批判理论陷入了悲观主义文化批判，缺乏相对的规范基础；二是，都认为早期批判理论仍然处在主体意识哲学框架之中，沉溺于工具理性批判，从而不能正确对待现代性；三是，都认为现代哲学话语需要引入新的思维范式，用语言交往哲学代替主体意识哲学；四是，都强调维特斯根坦语言哲学在重建现代性哲学话语中的重要作用。不同点是哈贝马斯创立交往理论，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而维尔默只是利用交往理论重新解释美学，提出如何重建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再者是维尔默第二方面“批判理论”思想与前期哈贝马斯的异同。相同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都对现代性哲学话语进行反思。不过维尔默一方面坚信现代性的哲学思维；另一方面又是彻底的理性批判思维；二是，都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两面性，维尔默这种两面性一方面对后现代性寄予了同情，另一面看到了其局限性：社会理论视角的缺乏，并陷入了怀疑主义的理性批判。
最后是维尔默对“批判理论”的创见。维尔默分析了个人主义自由观与社群主义自由观的内在分歧，并站在“自由的社群主义”立场上，对黑格尔、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由于缺乏实际的民主体验，而没有看到作为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中介的民主伦理生活形式。在他看来，民主伦理生活形式概念，不仅是指个体自由平等与法权的制度化，而且是指民主规范与民主精神的伦理化。
总之，维尔默的政治审美文化观、民主伦理构想、“自由的社群主义”政治哲学，不仅是对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修正，而且是对黑格尔、托克维尔以及自由主义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实践哲学的新方向。
五、霍耐特的“批判理论”研究
（一）霍耐特“批判理论”初探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以及多元正义构想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的最终完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霍耐特通过从梳理社会哲学的两条路径入手，对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与重构，并论证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的必要性。再者，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就是承认关系结构论，在承认关系结构中他试图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相互承认关系三分法的经验依据在哪里？二是相互承认关系的不同形式是否是人类实践自我关系的不同阶段？三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为承认而斗争”动力的社会体验是什么？最后，多元正义构想与“政治伦理学”是霍耐特承认理论的进一步拓展。
（二）霍耐特 “批判理论”思想解析
首先是第一方面的解析，先是霍耐特对早期批判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自然支配批判的历史哲学模型在早期的批判理论中一直未变，他们直接借助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模型，从而陷入到历史哲学概念还原主义之中。第二，早期批判理论陷入了传统功能主义还原论。第三，早期批判理论的最大困境是社会性缺失。然后是对早期批判理论的重构。较比福柯权力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他指出这些理论对解决早期批判理论困境是不成功的。霍耐特重构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目的就是要为了阐发“承认理论转向”的必要性。
再者是第二方面的解析，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霍耐特承认，社会生活划分为三个互动领域，而这三个互动领域具有相当程度的可靠性，并认为社会整合形式是根据情感纽带、法律授权。第二，霍耐特把承认关系分为三个层面，承认领域，承认原则，承认形式，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第三，霍耐特指出蔑视就是拒绝承认，即承认的否定与剥夺。
最后是第三方面的解析，霍耐特提出的多元正义构想不仅能够在关涉道德进步的法律承认那里接受批判的任务，而且总是需要对不同承认领域之间的固定界限进行反思性检验。所以，在观察社会发展时人们至少应该谈到道德进步，还应该使政治伦理学以承认原则为取向。这样，由爱，法权，成就三个基本公共领域共同确定的东西，就应该被置于社会正义观念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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