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7 09:42:2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朱熹道德教育方法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城市空间 交通方式 轨道交通
中图分类号：C91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5-0421-01
工业革命以后，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现代技术特别是现代交通的出现，打破了人类城市原有的空间尺度观念，越来越多的城市参与了剧烈的动态发展。经济和人口的迅速膨胀加上交通方式的变更，导致今天的城市在空间形态乃至区域规模上形成一种全新的尺度观念。
研究现代交通方式变更与城市空间尺度之间的关系，既是对人类历史上创造成果的再认识，又对塑造人性化的城市空间和形成有机生长、可持续性发展的城市结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1]。
一、我国大城市空间发展特征与存在问题
1.城市现状
1.1城市人口增长
城市化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域转变为城市地域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城市化的进程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近20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每年有1800万人从农村迁往城市，城市化速度十分惊人。
1.2城市空间扩展方式
城市空间扩展包括城市用地的外延拓展与内部更新两种方式。外延拓展意指在城市发展中，原有的城市空间不足以满足城市生产与生活的要求，所以不断地将城市周边的非城市建设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内部更新意指在原有建设用地上，通过城市用地性质与容量的调整，重组城市用地功能，集约城市土地利用。
根据城市空间发展与用地功能的规划理论，城市空间拓展主要分为“集中与分散”两大类。从我国现有大城市空间拓展方式分析，我国大城市空间发展除受自然条件约束之外，主要仍以集中发展模式为主，并呈同心圆式的圈层式蔓延扩展[2]。
2.存在问题
2.1城市机动化趋势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至2003年机动车拥有水平为18.4辆/千人。而全世界机动车平均拥有水平1995年为110辆/千人左右。相比之下，我国机动化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机动化水平仍然很低，即使与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我国机动化的增长趋势和潜在需求市场仍十分巨大。
2.2土地资源状况
土地是城市的载体，是不可再生资源，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我国是一个国土资源短缺型的国家，人多地少是基本国情。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与城市空间的不断拓展，城市用地的供给自然紧张，目前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大，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偏低。在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中，建设部明确要求必须坚持集约和节约用地，保护耕地的原则，明确将规划区内已经确定的基本农田列为禁止建设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城市用地的紧张状况不可能发生明显的缓解。
2.3高强度的城市开发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建设发展起来的我国城市，土地使用没有按照市场区位规律进行配置，其城市交通出行的空间分布向心交通占绝对主导地位，并随着与城市中心距离的拉远，交通出行强度减弱，中心区交通负荷大是单中心城市结果的重要体现，我国现状城市结构布局具有以下特点：城市空间结构单一，用地布局相对紧张，城市中心功能不断强化[3]。
二、大城市主导交通方式选择分析
1.不同交通方式的适用性分析
在城市各种交通方式构成中，可分为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两大类。公共交通根据运输能力、服务范围的大小可分为大运量、中运量和低运量公共交通系统。大运量公共交通系统由城市铁路、市郊铁路、地铁系统和磁悬浮系统构成；中运量公共交通系统则由轻轨系统、单轨铁路、AGT系统、城市空中缆车以及快速公交系统构成；低运量公共交通系统为常规的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私人交通则主要由自行车、小汽车（含出租车、摩托车）和步行构成。
上述各种交通方式有其自身的交通特征与适用性。大、中运量轨道交通构成了大城市公共交通运输的主体，而小汽车将成为私人交通长距离出行的主导方式。因此，一个城市时候需要建设轨道交通，其根本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提高居民交通出行的安全、舒适与准时，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形成的长距离交通出行与高客流密度的运输要求。
2.交通运输方式的变化趋势与合理选择
2.1交通运输方式的变化趋势[4]
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交通运输方式将呈现如下变化：
城市交通政策已经明朗。
常规公共交通在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仍是公共交通运输主体。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的长期并存。
2.2大城市主导交通方式的合理选择
我国大城市人均道路面积偏小，道路供给远小于汽车交通需求。汽车行驶由于受到道路条件的限制，平均行驶速度提高的潜力不大，而且随着城市机动车辆的增加，交通堵塞将会日益严重。而轨道交通，一般都采用全封闭或独立路权的形式，受外界条件影响较小，决定轨道交通运行速度的因素主要取决于系统选型、站间距离和线路条件等。轨道交通特定的交通运输特征，使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一种安全、可靠、快捷、低污染，并与小汽车具有很强竞争力的交通方式[5]。
现阶段我国大城市，常规公共交通仍须保持优先发展，但必须同时加强对轨道交通的投入与开发建设，实施对轨道交通的投资倾斜，加快轨道交通的建设步伐，逐步确立轨道交通在大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的骨干地位，从而建立功能和层次完整的公共交通运输系统。
参考文献
[1]金广君，邱红. 交通方式变更对城市空间尺度的影响[J]. 城市建筑，2005，12：47-51.
[2]邱建华. 交通方式的进步对城市空间结构、城市规划的影响[J]. 规划师，2002，07：67-69.
[3]韦亚平. 大城市空间系统的组织优化――一种基于交通行为选择的规划技术思路[J]. 城市规划，2010，05：23-28+52.
[关键词]书院；人文教育；学规；科举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将进入社会的中心，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运作，这使得大学的功利趋向愈来愈明显，直接影响到大学人文教育的实施，甚至因过分强调科学教育，使得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机构，这既不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不符合大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人文教育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主要特点，并形成了实施人文教育的较为完备的制度，挖掘古代书院人文教育的理论是构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的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从探讨儒家人文精神出发，对书院人文教育进行分析，力图管窥书院人文教育的一斑，以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建设提供些许借鉴。
一
北宋以降，书院逐渐发展成为传承、创新和普及儒家学说的重要机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发展中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播、创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践履者。
儒学是以人为本位的学说，主要表现为在对人的价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时，也强调人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心，并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前后依存的关系，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儒家学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即所谓的“外王”。这种由内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换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士人通过忠实践履儒家的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人格、价值的追求方面，使个体道德达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将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诸实践，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将这种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使中国古代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色。书院教育不仅将以道德养成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摆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贯彻落实。
作为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创建、修复并讲学于多所书院，在长期的书院教学生涯中，朱熹将培养书院生徒的道德品质作为首要任务，他在《白鹿书院揭示》中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设想中，道德养成被视为人才模式的核心，他说：“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务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他的这一人才模式的基本内涵与儒家道德所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道德培养被提高到首要地位。
不惟朱熹如此，几乎所有的书院大师都强调儒家人文精神在教育活动中的绝对地位。长期主讲南宋长沙岳麓、城南二书院的著名学者张拭则认为书院应该“传道而济斯民”，将以儒家道德为核心的“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为学之路虽然与朱、张二人明显不同，但在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上，却是与二人一致的，对书院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也是“明人伦”。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他指出：“今书院之设……士之来集于此者……而进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从而趋之也。是必有进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贤之学也。”而“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所谓“明伦”就是要精通儒家的伦理道德，并将其内化为信念，进而外化为行为准则。此外，王阳明还将书院的道德教育与自己的学术主张结合起来，认为书院教育应启发良知、培养圣人，即所谓的“致良知”。
尽管明清代大多数书院是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但书院仍然重视人文精神的灌输，强调良好的道德素养和扎实的儒学功底是科举应试的前提条件。道光中叶，主讲庐州泾川书院的著名汉学家胡培晕认为：“国家设立书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讲明修己治人之道，备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廪周其空乏，亦并非望其博取科第为一身之荣已也。”许完寅认为当时书院教学的主要弊端是“聚诸生课文词，为科举而已”。尽管他也承认“当今之世，士之起于乡也以科举，势不得不专于文词”，但他还是认为片面追求科举文词会妨碍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然而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词者如彼也，其文词当于理而进于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异哉?”因此，他要求桐乡书院的生徒通过潜心学习儒家经典，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说：“吾愿吾乡之士，讲习于其中，无诱乎功名名利而存苟简之心，相与究孔孟之遗，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积久持之，待其学之成履之为德性，发之为文章，举而用之为丰功伟业，斯所谓人材于此出，斯所谓造士于此始矣。”嵩阳书院的执掌者耿介也认为从事举业的生徒要重视“有本之学”的学习，他说：“今日论学，不必烦为之辞，即于举业加一行字，使修其辞为有德之言见诸用，为有本之学。”
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书院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甚至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对人文教育相当不重视，但人文教育贯穿于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始终，成为其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教育机构的显著特征。
二
由于人文教育在要求生徒掌握儒家经典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将儒家人文精神内化为道德品格，因此不但要求书院重视教学环节的人文精神培养，而且将人文教育渗透到其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既体现在学规之类的制度化文件中，也从书院内部环境的创设、祭祀等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
学规是规定书院的办学宗旨、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及其学习方法等方面内容的制度性文件，书院的人文教育也在学规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朱熹所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书院学规，不仅为历代书院所采用，而且还成为南宋中后期以来官办教育机构的规范性文件之一。《白鹿书院揭示》将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书院办学指导方针，首先就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获得这些道德规范，《揭示》认为掌握儒家经书是关键，朱熹说：“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为此，他提出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这个“为学之序”来看，朱熹要求生徒学习儒家经典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笃行上，即将道德规范转化为行为实践。在朱熹看来，行为实践更多地会表现在日常行为中，他说：“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为此，《白鹿书院揭示》对生徒的日常行为规范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在修身方面，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在处事方面，要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接物方面，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达到学规中的各项要求，朱熹强调自我主观努力的作用，他说：“则夫规矩禁防，岂待他人设之后有持循哉?”与此同时，他认为学规还有警示作用，对于生徒的道德教育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指示生徒严格遵守这一学规，“诸君其相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白鹿书院揭示》不但规定了人文教育在书院教育中的地位，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与《白鹿书院揭示》强调主观自觉性不同，在同为南宋著名学者的吕祖谦为丽泽书院制定的《规约》中，则强调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在人文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在道德教育方面，《规约》主张建立书院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社会舆论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生徒违反道德准则之后，要先对其进行劝勉。如果劝勉无效，则要对其进行严厉的谴责。如果谴责仍然无效，则需要公之于众，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来促使其悔过。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生徒，书院应当开除其学籍。为使人文教育落到实处，《规约》要求生徒使用日记簿，将每天所学的内容和疑问记录下来，“肄业当常有，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等到生徒聚会探讨学术时，各自提出自己有关于经书的疑问，互相商榷。对懒惰不愿意写日记的生徒，应当“共摈之”。我们认为朱熹和吕祖谦的学规在开展人文教育方面，各有特点，朱熹重视生徒的道德自觉性的培养，而吕祖谦则重视舆论的监督与强制作用。
尽管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书院利用学规开展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传统为后世所继承，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使书院的人文教育在强调道德自觉和舆论强制方面走了调和的路线。
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现仍刊在岳麓书院讲堂东墙之上。这一学规延续了书院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从孝、忠、庄、俭、和、悌、义等方面对生徒作出了严格的要求，学规的前半部分为：“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不但保持了历代学规对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严格要求的传统，它还将儒家道德伦理规范贯穿于日常行为中，力图使生徒养成良好的素养和人格形象。因此，这一学规使书院的人文教育更加易于落实，也使得书院人文教育效果更易于考核。
除学规之外，书院人文教育实施的方式还有很多，如书院内部环节的创设与祭祀是最为典型的。书院建筑的总体布局是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内部环境的布置也时刻彰显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采取类似潜在课程的方式实施人文教育。如岳麓书院讲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讲堂东、西两墙上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清代山长欧阳正焕手书的“整、齐、严、肃”八个大字，集中体现了岳麓书院的院风和人文教育传统。这种布置使书院生徒置身于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氛围之中，时刻警醒他们保持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悟和追求。
书院祭祀也是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书院祭祀是中国古代庙学体制的延伸，并结合书院的需要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除与官学同样将孔子等先圣、先师、先贤作为祭祀对象之外，书院还供奉本院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与本院息息相关的人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彰显本院的学派学风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将这些人树立为本院生徒，甚至成为书院所在地的道德和学术的榜样。通过开展祭祀礼仪，向生徒与地方民众传达书院的道德与学术追求，使生徒与地方民众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浸染。
这些实施人文教化的方式多是重在对于人文教育的第一个层面——完善自我道德修养的要求，而对于第二个层面——治国、平天下的方面则显得相对忽略。这与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的思想是一致的，加之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强调个体道德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三
尽管如此，书院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生徒参与社会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是相当重视的，这使得书院人文教育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书院不是修道院，不以培养清心寡欲的儒学教徒为目标；书院亦不是纯粹的文官训练营，不以培养追名逐利为终生目标的势利之徒为任务。书院教育应该通过完善生徒道德，进而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以此充分体现出儒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
为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人文追求与社会政治、日常人伦结合在一起。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科举是几乎将儒家经典知识权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将文化话语权转化为政治话语权的必经之途，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进的追求。因而，为实现个体道德完善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书院大师们认为士人必须在研习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内化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举之学，即所谓立志。朱熹说：“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明代王阳明的高足王畿亦持基本相同的观点，认为“举业”与“德业”并不是对立的双方，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他说：“是非举业能累人，人自累于举业耳。举业、德业原非两事……其于举业不惟无妨，且位有助；不惟有助，即举业为德业，不离日用证圣功，合一之道也。”
此外，不少书院的创建者或修复者则进一步认为生徒努力学习“有本之学”，不仅能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能提高科举及第的机率。广西洛江书院要求生徒全面研习《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将学习心得付诸实践。这样不但自然会形成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而且还能在场屋竞争中稳操胜券。饶拱辰创建巴东信陵书院以后，反对书院生徒“惟是习文艺、取科第为富贵资”，注重在讲明义理和提高自身修养上下工夫，使自己成为学问淹通、修身慎行的君子，这样能使“其文艺必能卓然自树立于流俗之外”，在科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机率自然也更大，即使“不得科第，亦能为乡党所倚赖而矜式”。
书院教育的这种转变，使得科举应试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人文教育的主要资源了。乾隆五年(1740年)制定的台湾(海东书院学规)云：“‘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而史以记事。历代兴衰治乱之迹柢，亦胥在焉。舍经史而不务，虽诵时文千百篇，不足济事。”以科举考试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将人文教育寓于科举应试教育之中，应该说这是书院科举化背景下，书院人文教育的一种自我调适，以适应生徒普遍读书应举的要求。
关键词：王阳明；高校；道德教育
王阳明早年笃信程朱，又曾游心于释老之学。“龙场悟道”后，他提出“心即理”，阳明“心学”由此发端。这里试以“致良知”为视角，对他的道德教育思想进行分析，并简论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一“、致良知”与道德教育实质
王阳明从“心即理”出发，认为道德教育实质就是“致良知”。他反对朱熹的“道问学”，向事物中寻求道理，认为这是舍本逐末，烦琐而不得要领。他的弟子徐爱向他质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传习录•徐爱记》，以下引自《传习录》者，皆只注篇名。）他回答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徐爱记》）由此，他提出道德教育“不假外求”，而在于“尊德性”，在于“致良知”：“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为二也。夫学问思辨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答顾东桥书》）虽然他的“致良知”不外乎是“存天理，灭人欲”，但是他通过强调“致吾心之良知”，则突出了道德主体在道德教育中的能动作用。
二“、知行合一”与道德教育过程“知行合一”
反映王阳明道德教育过程的思想。“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是道德认知和道德践履的关系。首先，“知行合一”是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而发的。朱熹提出过“知行相须”的观点，认为知和行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但是他又说：“论先后，知为先。”因此，在“为学次第”上，他主张先“读书而明理”，把《中庸》里的“学问思辨行”分为“知”和“行”两截功夫。这容易使人知而不行，造成知行脱节。所以阳明批评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所以“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在胸中。”（《黄修易记》）他反对知行脱节，认为“行”应当包含在“为学”和“穷理”之中，“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答顾东桥书》）。其次，他从“致良知”出发，认为“知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他认为“良知之说，只说得个心即理，即知即行”（《寄邹谦之》）。“知行分作两件”，实质上是“被私欲间断，不是知行本体”（《徐爱记》）。“知行本体”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答友人问》）。因此，他认为，知行合一之教就在于“要复那本体”（《徐爱记》）。可见，他提出“知行合一”，目的在于“补偏救弊”，克服学者“冥行妄作”或者是“悬空思索，揣摩影响”（《徐爱记》）的弊病。这在道德教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认知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离不开道德认知，知行在某种程度上确是合一的。他提出“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这样的见解，无疑是很深刻的。但是他的“知行合一”在理论上同样是有缺陷的。虽然他看到了行的重要性，但是却犯了“以知为行，知决定行，销行以为知”的错误[1]。他混淆了知和行的区别，以至于把意念和情感也当作行，如他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
三“、动、静皆有事”与道德教育原则
（一）静处体悟
程朱理学在道德修养上重视“主敬”，朱熹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朱子语类》卷十一）这是要求个体时刻以封建道德规范约束自身。王阳明强调“循理之谓静”（《答伦彦式》），这与朱熹很类似。但他是从多方面说明“静”的含义的，并且渗透了他的良知学说。首先，根据良知学说，良知有体有用“，其静也者，以言其体也；其动也者，以言其用也”（《答伦彦式》）。其次“，有事无事可以言动静”“，动静者，所遇之时也”（《答陆原静》）。这里的“动”与“静”是相对于具体的时空环境来说的。最后，他的“主静”明显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掺杂了禅宗成分。他虽然不承认自己的“静”是“坐禅入定”，但是从他反复强调“所谓动亦定，静亦定，体用一原者也”（《答伦彦式》）来看，不能不说是受禅宗的影响。从一般意义来说，王阳明的“静处体悟”，是要求个体时时以“吾心之良知”进行自我观照，无论是静坐时也好，有事无事时也好，都要收敛身心，以“理”进行自我约束。具体说来“，静处体悟”指的是静坐、宁静以收敛身心等这类静修功夫。他在中年的时候十分重视静修的功夫，他说：“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钱德洪记》）他提倡静修，本意是避免使人心为外物引诱，并不是将修养的功夫一归于静“，盖因吾辈为事物纷拏，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与辰中诸生》）。
（二）事上磨炼
与“静处体悟”相对，王阳明更加重视“事上磨炼”。他发现静修虽然必要，但是静修也有局限性，就是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若靠著宁静，不惟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陆澄记》）。他的弟子也多有这样的困惑，有的感到“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陆澄记》），有的感到“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觉内外打不成一片”（《陈九川记》）。为此，他以“体用一原”的良知说为根据，主张良知展开于日常的践履之中，进行“事上磨炼”。他说：“良知明白，随你静处体悟也好，随你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钱德洪记》）他还主张以“动”为主，辅之以“静”，以动济静，“须在事磨炼工夫得力。若只好静，遇事便乱，那静时工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陈九川记》）。可见，阳明将“动”与“静”都视为“致良知”功夫，“动、静皆有事”是他道德教育的重要原则。他用孟子的“必有事焉”“、集义”把这二者统一起来。他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动静皆有事”，“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所谓时时去集义，只是致良知”《与聂文蔚》）。据此，他以“致良知”为头脑，主张随时随地开展做学问的功夫。“大抵学问工夫，只要注意头脑得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见多闻，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答欧阳崇一》）例如虽然他对科举不满，认为科举使人心放溺，但是他并不反对科举，“举业不患妨功，惟患夺志”，“循循为之，亦自两无相碍”（《与辰中诸生》）。对于读书也是一样，虽然他批评朱熹那种支离的读书方法是“”，但是他也不反对读书，“且如读书时，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黄修易记》）儿童的日常生活，也不能等闲视之，所谓“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也”（《与辰中诸生》）。总之，他认为“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与陆原静》）。
（三）省察克治
从“致良知”出发，王守仁把“省察克治”作为“存理去欲”的重要原则。在《传习录》中他说：“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逐一追究搜索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省察克治是使自己的内心时时保持警觉，不让私欲、私念有一点的存在余地。他又把“省察克治”等同于《中庸》的“戒慎恐惧”，并以此为“致良知”的重要功夫。所以他说“：戒慎恐惧者是良知”（《答陆原静》），“戒慎恐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无所牵扰”（《与舒国用》）。“昭明灵觉之本体”，指的就是“良知”。
（四）刮磨
针对一般人的“良知”容易受到蒙蔽这一点，王阳明提出“刮磨”的道德教育方法。他说：“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刮磨。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若不加刮磨，驳杂未去，其间固自有一点灵明处，尘埃之落，固亦见得，亦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与黄宗贤》）“刮磨”首先是去除物欲的障蔽，以恢复本心“自有一点灵明”，“识得仁体”。另外，“刮磨”还有通过不断的缜密思考，锻炼思维能力，以使“良知之用”不断呈露的意思，所谓“聪明日开”，“良知愈思愈精明”（《钱德洪记》）。
四、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高校大学生正处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期，各方面发展正趋于成熟。王阳明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当前德育工作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第一，它有助于启发大学生在德育过程中的良知与自觉。“良知人人同具”，因而要使其树立发展的自信心，变“他律”为“自律”。第二，立足德育，使大学生全面、正确地看待知行关系。王阳明的知行论不是简单的哲学认识论。从德育的角度，其“知行合一”的思想具有很多的合理内核。第三，他关于德育原则的论述对于指导大学生的自我修养也极富启示意义。
关键词：理学；心学；教育起点；教育方法；情感体验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2-0083-06
宋明理学就其内部体系而言，可以分为两派：一是程朱理学，二是陆王心学。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本体论上，而是在心性论、方法论、认识论及价值论上。宋明理学的核心都在于道德教育，即成圣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必然性。当然，由于理学与心学“圣人观”上的分歧，导致了二者的在教育方法及情感体验上都有所不同。
一、教育起点——“圣人”的不同维度
在儒学系统中，“成圣成贤”的教育理想可以追溯到孔子。在孔子看来，作为理想人格化身的圣人现实中基本不存在，即使是尧舜都很难做到，“尧舜其犹病诸”。尽管孔子认为圣人不可企及，但还是认为有三个标准可以衡量“圣人”：一是“内圣”，达到“中庸”的人格境界与行为准则。“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二是“外王”。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否算得上“仁”时，孔子认为这已经超越了“仁”，基本上达到了圣人的地步。三是好学。这集中体现在孔子对“六言六蔽”的解释上，“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这样，孔子就把道德沦与知识论连接起来，认为圣人既有高尚的品德，义能给人民带来福祉，同时还能保持不断学习的状态。而到了孟子那里，圣人形象就不再如孔子所描述的那样神化与虚幻，“尧舜与人同耳”。那么，圣人与普通人最大的区别何在呢?孟子认为，圣人能发挥本性之善，所谓“反身而诚”、“发明善端”，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等等。这里所说的“赤子之心”、“几希”等，就是孟子所谓的“良知”、“良能”，也是人得以成圣的慧根。可见，在孟子看来，人都有先天成圣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只要能“发明本心”、“立乎其大”即可。
按照牟宗山的划分，理学主要沿袭孔子一路，属于横摄系统，在修养原则上带有“他律”的特点；心学则主要沿袭孟子一路，属于静默系统，在修养原则上带有“自律”的特点。孔子强调后天的习染，而孟子则直讲“性善”。所以孔子“仁”、“礼”并举，而孟子则认为“性善”乃人之本性，只要能发明此种“良知”、“良能”，人便能臻入圣境，“礼”的作用大为降低。
理学与心学的“圣人观”沿袭孔孟而来。朱子认为，圣人首先是道德完美的化身，“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故大舜无一毫厘不足，此所以为圣人，不然，又安足谓之舜哉!”此外，圣人还是才智与事功的集大成者，“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朱熹这种兼综仁者、智者、王者统一的圣人观，比孔子都更为苛刻。而王阳明则继承了孟子的圣人观，把圣人品格集中到道德层面，这集中体现于他的“精金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之所以为圣，不在于才力之大小，只要能做到“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即可。这就颠覆了孔子、朱熹一系的圣人“全知全能”而又“内圣外王”的说法，而把圣人的本质放在“德行”上。当然，王阳明在看待成圣修为上，并未反对“为学”之重要性。只是说，他的“为学”，重
道德自律、自省，本质上是“良知”的开窍，而不是朱熹等人所谓的“格物”，即外在知识上的学习。
二、教育方法——“循序渐进”与
“立乎其大”、“致良知”
理学与心学“圣人观”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二者在教育方法上存有差异。
在朱熹看来，道德的完善首先还要以知识的获取为基础，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格致”的认识上。“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者，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朱子在此提出了“即天下之物”，才能“穷天下之理”。那么，如何“即物”?或者说“即物”是否就能达到“穷理”的理想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熹提出了“循序渐进”的方法，表现有二：一是从“事理”到“道理”的渐进。他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很显然，这种学习方式，既是系统的，也是复杂的，所谓“萃百物，然后观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二是强调“学、问、思、辨”的重要性，尤其是“思”与“辨”。他说：“大学之道，必以格物致知为先，而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书无不博学、审问、谨思、明辨，以求造其义理之极。”在朱子的教育体系中，“道问学”对“尊德性”具有优先性，而由于“道问学”本身的庞大与复杂，注定了其坚持“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
在具体操作上，“循序渐进”也有很多细节性的表现。如朱熹根据人的年龄及心理特点，把人生教育分为三个阶段：童蒙、小学、大学。其中，“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人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皆人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学关于教育方法的论述，则是另一番景象。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心学体系排斥知识与物理的获取。只是说，它更强调知识的获得根本还是在于“发明本心”。
象山之学承孟子而来，因此他坚信，“心”乃道德之源。他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因此，综象山一生，发明“本心”乃其本人不变之追求与教育弟子永恒之原则。
在具体的道德教育方法上，“先立乎其大者”是埘象山学说最简要的概括。他说：“孟子日：‘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为小者所夺，以叛乎此理，而与天地不相似。”那么，何谓“大”?如何“立乎其大”?
“大”即“本心”，“立乎其大”即“发明本心”，就是积极弘扬孟子以“四端”为核心的道德品质，“侧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本心。”“发明本心”又被象山称为“复本心”或“得本心”。象山认为，人心不古，“本心”丧失的根本原因在于“白蔽”和“自贼”等，“狙于习俗，蔽于闻见，以陷于恶，而失其本心者”。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发明”与“去蔽”呢?象山提供了几种方法：一是讲明与践履。他说：“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需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通俗而言，就是思考与实践的结合。二是反思与辨志。他说：“知非则本心即复。”“知非”就是一种反思精神。学生问象山：“陆先生教人何先?”对日：“辨志。”复问日：“何辨?”对日：“义利之辨。”可见，辨志也是其反思精神的一种。三是剥落与减担。陆九渊说：“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是一番清明，后随起来，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减扣”也有类似的意思。“发明”与“去蔽”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其“立乎其大”的教育认识沦与“易简工夫”的教育实践论。
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更是把陆儿渊这一思想发挥到极致。在陆九渊那里，还要“上蔽”，还要“明是非”，才能保证“心体”之完备纯
沽、而到了王阳明，“良知”本身就有辨别是非之能力，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在教育方法上，王阳明同样强调从大处着眼，“譬之树术，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这和陆九渊是一脉相承的。
三、情感体验——“克己”与“求乐”
大体而言，程朱理学一系强恻学生的“克已”精神，而陆王心学一系则更强调学生的“求乐”意识，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关于“童蒙”的教育理念上。
朱子系统地论述了“童蒙”教育的要领、理念及方法，集中体现在他的《小学》一书的编撰上。该书集录了古代圣贤的“嘉言善行”，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部分，外篇包括“嘉言、善行”两部分，共285章，在此书中，朱子提到的各种道德规范多达数十条，从穿衣戴帽、起床睡觉、交朋会友、待人接物，到吃饭饮酒，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郜要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前已所知，朱子把人生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八岁以前为童蒙教育阶段。朱子认为，埘儿童的教育一定要予以约束，否则“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如果在小时候没有打好良好的道德基础，长大后，“只为未尝为子弟之事，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随所居而长，至死只依旧。为子弟则不能安洒扫应对，接朋友则不能下朋友，有官长则不能下官长，为宰相则不能下天下之贤”。到那个时候，如果再想有所改进，已经是“习之易荒，觉已难悔”。
到了小学阶段，朱子就对教育内容做了具体的规定，“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无论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还是“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都是为了提高儿童“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的道德修养，养成他们的良好习惯。
综朱子一生的教育思想，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结合的原则贯穿始终。因此，童蒙阶段与小学阶段只是基础，而大学阶段则是关键与核心。也因此，他埘大学阶段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体现在他对读书的认识上。关于“朱子读书法”，他的学生将其概括为六个方面：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其中，居敬持志尤为根本。“居敬”体现的是对读书做学问的态度，而“持志”则体现的是读书目的明确而生发出的意志力。从整体上看，朱子追求的是一种“克己”之学。当然，朱子自己也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有，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可见，朱子“遍注群经”的学术成就正是其“克己”的态度的结晶。
而王阳明关于童蒙的教育理念则和朱子有很大的差别，这集中体现在其《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露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他首先分析了“童蒙”时代孩子的普遍特征，“乐嬉游而惮拘检”，然后指出童蒙教育的一个整体原则，“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在王阳明看来，这才是先贤立教之大本。以此原则为出发点，王阳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童蒙教育之弊病：“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图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可以看出，此文的核心便是要求顺应孩子的本性进行教育。唯有如此，教育才能具备自然教育、情感教育、“求乐”教育的属性。 示
宋明理学的教育思想与其产生时代的教育特点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书院教育，以之为主要
传播场所；二是教育内容以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及同时学家的著作)为主体；三是以“成圣成贤”、“内圣外王”的圣人观为教育的最高旨归；四是以“一以贯之”、“道通惟一”的哲学观来理解教育，用今天的话讲，类似于“通识教育”，而没有“科层分工”的教育理念。而当代教育，无论是教育环境还是核心教育理念，都与宋明理学时代不同。但是，宋明理学教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当代教育借鉴与深思，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道德标准融入人才观和教育目标。宋明理学继承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把人的“成圣成贤”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而且严于“君子”、“小人”之辨，明确提出了道德修养的核心标准，并指明了“圣人”、“君子”、“小人”在道德修养上所达到的不同层次，从而把道德修养列为了衡量人才和教育成败的重要标准。在儒家以“内圣”为核心的教育理念中，这种区分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而在当代“以人为本”、以追求个体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珲念中，这种以“圣人”为最高旨归的教育目的，是需要批判继承的。今天看来，期待每个被教育者都成为“圣人”，既是荒谬的，也不具备实践性。但是，这种将道德修养作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将提升道德修养作为重要教育目标的理念值得借鉴；以“君子”“小人”之辨来彰显主流核心价值观念，引导行为规范的做法也值得参考。在当代社会，“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往往更偏重于“才”，偏重于评价个人价值的实现；伴随着教育门类的日益细化和对专业技能学习的倾斜，道德教育的地位日渐淡薄。但是，德育始终是中国教育的一个核心命题，尤其是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当代，德育可说关乎教育成败大局。在衡量人才的标准中融人道德标准，应当是当代教育目标的必然要求。树立核心价值观念，并建立道德评价参照目标(“君子”“小人”)，以之引导思想规范，指导道德教育实践的方向，显然是有效做法。程朱理学以严格繁复的道德规范系统来塑造人，陆王心学则提出“四心”来锤炼人。被他们立为核心价值观念的道德标准自然应批判甄别，但这种以核心价值观念来提掣整个道德教育框架，并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做法显然简明有效而富有操作性，对于以弘扬正确价值观为重要内容的当代道德教育来说也有借鉴作用。
二是如何发挥学校教育在德育中的作用。程朱理学强调从“道问学”到“尊德性”，极其重视知识学习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认为知识学习是提升道德的必由之路，而学院则是个人道德进修的主要场所，学院教育则是完善道德的主要方式。这种观念有其时代背景。宋明理学的极致发展是与书院的繁盛相一致的，可以说正是兴盛的书院保证了宋明理学的人才鼎盛和高度发展。宋代的著名书院往往大儒云集，学生众多，既是精研学问之所，又是讲学进修之地，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也较强。因此，宋明书院的教育环境保证r较为集中的教育效果，能形成良好的道德学习氛围；其道德教育的内容也始终与知识学习紧密结合，从“童蒙…‘小学”阶段教导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到“大学”核心阶段学习穷理、正心、修己之道，具有阶段连续性，且极为注重道德规范教育，覆盖了从生活点滴到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而这些都是学院教育能够在德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其中的部分理念和做法对于如何发挥当代学校教育在德育中的作用也有参考价值。
当代社会价值判断呈现多样化，有别于宋明时期的儒家一统局面，当代学校相较于宋代书院，其利：会开放性也已大大增强，教育环境更为复杂；高度信息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高强度的不良道德信息，其负面迁移作用也向学校道德教育提出了挑战。现代学校教育更多地承担了知识传授及技能培训的功能，道德教育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道德教育更多地被归结于家庭中的言传身教和社会环境的示范教育作用。诚然，学校道德教育心当与家庭道德教育相结合，并在社会教育的人背背七下共同发挥作用，营造一个良好的整体道德教育环境，但相较于后两者而言，学校道德教育效果集中、易于规划，应当充分发挥其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教育环境的复杂化向道德教育的连续性、系统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建立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规划，形成有延续发展性的道德敦育体系，将之贯穿到从学前教育阶段到大学教育阶段的整个教育过程，才能保证学校道德教育的效果。同时，应当加强
德知识和道德规范教育，从学习、生活点滴人手，把道德观念融人日常生活方式教育中，以春风化雨的形式引导正确观念的形成。宋明理学过于繁琐的道德戒律禁钔人性，白然不可取，但将道德教育融人生活规范、处世理念的做法却取得了实效，值得在批判中借鉴、
三是“循序渐进”与“立乎其大”的教育理念。理学思想强调以知识获取的方式达成修养道德的目的，在知识传承上可说卓有成效，教育方法上强调循“序”蹈“规”，在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上都建立了详尽乃至严苛的规范，其理念体系相对清晰完整，操作方法也具体可循，在实践中易于扩大和传承。心学思想则更强调教育方法的多维性和教育空间的自由性。心学教育思想肯定了“人皆可以为尧舜”，并提出衡量人才的标准可以具备多样性(“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具体教育实践应避免对人的过多桎梏，保证一定的自由空间(“易简工夫”)。在此前提下，心学允分肯定个人的创造能力，强调开掘发扬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固有潜质，以引导而不是塑造的方式帮助人实现自我道德完善，可以说不拘一法，具仃极大的自由度。理学和心学的教育理念从不同方面对教育规律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并都扶得了卓越成效。宋明理学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出现了一批深通学理的大儒，并在经典编纂、解渎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心学则出现了王阳明这位集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理学“循序渐进”和心学“立乎其大”的教育理念相对而相依，前者立足于确立基本尺度，保障人才批量培养的基本质量，后者则关注个人发展的差异性，为精英人才的培养提供催化剂，在具休实践中应当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四是“克己”与“求乐”的教育方式。“寓教于乐”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其教育的理想状态之一。但从整体上看，程朱理学更偏重于“克己省察”的学习态度及情感体验，而陆王心学偏重于“求乐”意识。这取决于二者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的不同，程朱理学致力于培养“全知全能型”圣人，认为知识学习和道德修养都是不断进步、不断锤炼自身的过程，高远的目标和繁重的任务导致了“克己”的教育方式，而心学则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生活中处处是修养的场所和机会，只需要“发明本心”即可，这导致了“求乐”的教育方式。理学虽然谨慎务实，但失于严苛，不利于挖掘人的创造性；心学崇尚氛围宽松，但过于依赖教育对象自身的悟性和自律能力，又有难见成效之虞。这种矛盾，正类似于当代教育中推行“快乐教育”的困窘。“克己”与“求乐”二者本身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实践中应该结合起来，但是如何在二者的对立中寻找统一，如何在统一中又使二者分属不同的层面，这对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是一种挑战。一味追求“克己”，教育会变得而日可憎而让人无法接受；一味追求“求乐”，教育也会失去其“惩恶扬善”、“去不正与归于正”的本真态度。这两种教育体验，应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和教育阶段的差异等有所侧重。比如一般而言，童蒙教育更应该提倡“求乐”教育，而进入成年教育阶段，则应偏重于“克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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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程颐认为：“盖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立，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盈耳充腹，久之安习，若固有之者。”这段话是讲人在幼小的时候，还不能辨别是非，应该选择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格言，天天在他们面前讲说，使其耳朵听的、脑子记的全是这些内容，久而久之孩子对这些教诲就习惯了，好像本来就有这些观念一样。这里他不仅论述了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应从幼儿抓起，同时也提出了教育孩子的内容和方法。
二、中华传统文化可以弥补道德教育的缺憾，培养未成年人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良好的道德规范
1.中华传统文化注重思想品德教育
现有的很多传统文化教材都有思想品德教育内容，如《三字经》中的励学“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朱子家训》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些日常行为习惯与生活息息相关、处处体现，儿童在背诵时，朗朗上口，也便于记忆，长期坚持，自然就会达到春风润雨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2.传统文化注重接人待物，为人处事的生活习惯和人生哲理教育
如《弟子规》中“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千字文》中“罔谈彼短，靡恃已长。知过必改，得能莫忘。”大量的名言警句，通俗易懂，使学生在日后的社会生活中能了解社会，懂得为人处事，接人待物的生存道理。在传统文化的教育中，重点内容是“学其事”。朱熹《童蒙须知》，更是从儿童的日常行为着手，将其分为“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流”“读书识字”以及“杂细事宜”等五项，并对每项都做了细致的规定。朱熹认为儿童只有在这些关于个人卫生、礼貌、读书、写字等良好习惯的学习中，才可明白“做人的样子”。这种训练一开始是强制性地要求儿童朝夕刻意模仿、执守，然后“积久成熟”，从模仿转化为“自成方圆”，不需用心就自然而然地不越矩。
3.注重知识的丰富性、综合性教育
《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书籍，将天文地理、生活生产、历史人物、人情世故、成语典故、文化知识融为一体，将学生今后走向社会所需知识几乎全部包括其中，比如说《三字经》中用了不到三百字，阐述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期间的要人要事。《干字文》用1000个字有条不紊的介绍了天文、自然、修身养性、人伦道德、地理、历史、农耕、祭祀、园艺、饮食起居等内容。学习《弟子规》可以对孩子从日常生活中的礼仪教起，从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友爱他人做起。让孩子从内心真正认识到礼仪的好处，利人利己。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教材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
4.注重巧妙精准地运用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
论文摘要：儒家德性论的核心是建构了一个内容涉及人们生活各个领域的德目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德目繁多。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古往令来被人们视为生活的行为准则、修养的理想目标。仁、义、礼、智、信是这个系统中最重要的德目。且以“仁”为核心。儒家德性的实践价值主要体现在“推己及人、修身养性、经邦济世”三个层面。
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学是德性伦理学。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和孔盂的伦理思想来看，德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它包括状态、性情和习惯等。在西方传统里，它分为勇敢、慷慨、谦逊、节制、大方、大度、温和、公正等条目；在中国传统里，它则分为恭、宽、信、敏、惠、忠、孝、礼、智、义等条目。
一、孔子的德性伦理思想——仁爱、忠恕、修己
儒家德性论的基础是人性论。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主张性善论。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闭儒家德性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是“天人合德”。认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本原在天，是天的本质属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因而。第一，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秩序和行为规范的道德纲常。是天经地义的。第二。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一切行为都是以天为最根本的法则的。第三。人类社会道德效法天的自然之道，体现天的“生生之德”，因而维持社会最和谐、最稳定的秩序。总之．儒家德性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之中．又全面渗透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孔子是儒家德性理论的创始人。他的德性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提出了德性的总括——“仁”
“仁”是孔子德性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对“仁”的用法极其灵活．每次针对不同的学生的不同问题从不同的方面对“仁”做出解答，赋予其不同的意义。“仁”的根本含义即“爱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仁”是以对人的真诚之爱为基础。爱人的基础是真诚的情感的培养．孔子深刻地批判一切假仁假义的行为。“巧言令色。鲜矣仁”用。“刚、毅、木、讷近仁”。“仁”是人心的自然流露。非“直”无以为“仁”。“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血缘之爱．生而具有，情深意切，这种深刻的爱护之情才是为仁的根本。但这还不是仁爱本身，仁爱并不仅仅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必须扩充出去。“泛爱众而亲仁”以至于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甚至进展到“民胞物与”．把整个世界都当作是其自己的生命内在构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君子成人之美”。仁的根本目标是“立人，达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样，仁爱之心，就不再是软弱的情感．它有着深刻的正义感．有着宽宏的力量。
其二．概括了德性的内在规定——“忠恕”
子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日：“唯。”子出，门人问日：“何谓也?”曾子日：“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㈣(《论语·里仁》)“忠”是尽其在我．对人要尽自己的一切能力．孔子提倡“与人忠”旧，反对“为人谋而不忠”；恕是推己及人，人己统一，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是为人处世，实现“仁”的美德。“忠恕”的具体内容就是五德：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日：“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日：“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认为，能做到这五个方面：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就是有了仁德。
其三．指出了德性的层次——圣德、仁德、凡人之德
在孔子看来，德性是有层次的：子贡日：“如有博施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碍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能够就眼下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一步的去做，可以说是实践仁德的方法了。
德性的第二个层次是仁德，这是君子所具有的德性君子应具有宽恕的德性：“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旧君子应具有中庸之德。君子应群而不党。“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如此等等，做到这些才算是个君子。圣人之德是德性理想，君子之德是现实德性。
德性还有第三个层次是凡人之德．那就是一般人可以具备的德性。孔子虽深受弟子爱戴，但孔子认为自己是一个凡人。还不具备君子的德性。他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从这也说明，一般人不做君子．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德性
二、盂子的德性伦理思想——仁、义、礼、智四位一体
在儒家思想史上．孟子第一次以“仁义礼智”四德并提。他从人之深层细微的心理情感活动寻求仁爱之心的内在根据．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提出仁宅义路、居仁由义，从内在与外在、基础和行为的统一确立了“仁义”道德的根本内核和道德人生的基本取向
孟子从孔子那丰富庞杂的概念群中将仁、义、礼、智提取出来，重新规定，称之为四德，以此作为伦理哲学概念内核。标识道德之善。孟子从人性善的角度探讨四德的根源．认为四德是人的本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噬就是说，“仁义礼智”四德是人内心所固有的．它发端于人之善。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四德的基础，认为四德来自人们的四种心理状态：“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他从人自然内在地具备“四心”的意义上认为．人之为人在于人之有仁义礼智四德：“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旧他又言：“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他是以仁义礼智道德作为人的本质规定之所在。他从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角度探讨四德之l’n-J的联系：“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仁义札智四德是他的伦理哲学中最重要的四个范畴．以四德为骨架而建立起来的逻辑结构就是他的伦理学的整个体系。
孟子认为．仁和义作为德性．其表现形态和层次是不一样的。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仁是内在的，深层次的，义是外在的，浅层次的。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求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强调我们要深刻认识仁义礼智四德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闭。“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当人的生命和幸福与道德理想、原则发生冲突时：应该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的幸福和生命去捍卫仁义道德。所渭“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嗍此即“以身殉道”。这是孟子伦理思想中光彩夺目的一页。也是孟子精神最具感染力的地方。
此外，孟子还提出了存心养性、反身内省的德性修养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_捌由于修养之道在于从“心”内求，因此，在道德实践上，孟子主张“反求诸己”。他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罚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
三、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居敬、穷理、省察
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他提倡德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和谐与美好的社会秩序。
朱熹首先对“理”作了三方面的规定：一是物之“所以然之故”或物之“所以为是物者”，是物之规律；二是物之“所当然之则”，是人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三是物之必然即“自不容已”者．“非人之所能为也”。朱熹认为，“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都是“非人之所能为也”的必然。他说：“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象貌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其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pt他认为德性的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的境地。他把“理”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德性。他说：“未有天地之前．先有此理”．理是先于天地、先于人类丽存在，这种超时空、超感觉的“理”是字宙的主宰。一切伦理道德准则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问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明。他说：“理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是天地万物至好底表德。”嘲“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名之日仁、义、礼、智。”这就是说，“理”不仅是诸种事物的根源，是根本的理，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其中最主要的德性原则是仁、义、礼、智。要达到“理”的德性境界．必须做到“居敬穷理”。“居敬”就是做事专心致志。谨慎小心，不受的干扰，不丧失心中的“天理”；“穷理”就是“格物致知”，即接触事物，研究掌握其道理。他认为将君、臣、父、兄、弟、夫、妇、事师长、交朋友等不同的角色。规范在仁、忠、慈、孝、友、恭、和、柔、礼、信等方面，这种规范是先天的，符合“天理”的。每一个角色都应当严格遵守。“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只有恪守这种一一对应的伦理规范．整个社会就能顺应天理．因而也就能达到一种和谐。社会就得以健康稳定的发展。
朱熹主张重德轻欲，认为人欲是罪恶的，而天理才是崇高的。“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这就是说，尧、舜、禹三代帝王心术是天理流行，社会上所有的现象都是至善的、光明的：而三代以后的帝王，心术都是人欲之私．社会的一切现象也都是混乱、黑暗的。而治世的目标就是铲除三代后的人欲、恢复三代的天理。他强调天理并不是要消灭人欲，而是要使人欲服从天理，人正当的欲望是与天理相符合的．只有不正当的欲望才与天理相违背，这时只要统治者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只要把握好一种尺度．就能达到一种和谐的境地．这样．世界就将处于一种美好的境界。
在治国德性上他提倡“仁者爱人”。他认为，求仁是人的道德修养的目的．只有战胜了人欲，恢复了天理，便叫做仁。“仁是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阅。他认为只有实行德治，统治者才能使天下归心，才能以静制动。也才能“以寡而服众”。
朱熹还特别重视道德修养。认为“私欲净尽，天理流行”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是圣人。人们应当以圣人作为修养的模范、标准。他认为加强道德修养应该积极促使青年实践、立志、坚毅、用敬、求知、践实。他说：“学者大要立志。”对于立志．朱熹认为“为学须先立得个大腔当了。却旋去里面修治壁落教绵密。”闻“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闻。立志是朱熹求知进学的出发点．因为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识得道理原头．便是地盘。”嗍不然．则无从下手。道德修养贯穿于人的始终。而学校之道德教育对于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完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朱熹将学校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小学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忠”、“孝”、“悌”、“信”等一般的道德伦理规范“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大学阶段就要在此基础之上“明其理”，即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使其“明明德”，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目的。
[关键词]中国传统思想；知行合一；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7 — 0036 — 02
中国五千年的悠长历史孕育了众多优秀的思想文化，而中国传统思想更是浓缩了几千年思想的精华，其中不乏穿越古今对今天大学生仍有教育意义的思想，如“以人为本”、“自强不息”的思想，将中国传统思想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对于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为例，探讨中国传统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融合。
一、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
1. 心学的主要内容
王阳明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并不足以解决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因此对其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看来，朱子以格天下之物而达诚自家意的目的，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其格的后果只会析心与理为二，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不能统一。另外，王阳明认为，由于朱熹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遂造成其后学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脱离，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之弊必然会给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危害，有以学术杀天下的危险。
鉴于朱学格物致知的教训，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并据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决心创立良知之学，用一种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来取代朱熹沉溺词章、支离决裂的格物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且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在他看来，格物没有内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以本体之正去其心之不正。这样，王阳明的格物便不是朱熹格物穷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王阳明继承和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思想，认为宇宙万物的规律皆归于吾心判断的范畴，并由此说明进行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上下功夫就够了。
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张，以为良知即是天理，从而进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矣。其要点包括：第一，良知即是天理。王阳明认为良知即所谓天理。把先验的道德良知视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王阳明强调，良知是人人所具有的，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依良知而行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无需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第二，良知是心之本体。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
2.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知与行的先后及难易问题则是中国哲学家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于“知”与“行”二者的关系问题，许多先哲给出了自己的观点，有的认为认知比较困难，“知难行易”；有的则认为认识问题比较简单，而切实去实践则非常困难，所以提出“知易行难”；有的认为应该首先认识问题，方可去操作，也就是“知先行后”；而还有的认为知识是从不断的实践中慢慢总结出来的，所以要先去实践而后才是认知，是故“知后行先”……程朱理学的朱熹提出“知先行后”之说，针对于此，王阳明系统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第一次提出“知”与“行”是统一的。
“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不仅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知行同一于心之本体，是同一个功夫，知行并进不可分离。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动，“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如一个不会烹饪的人会背菜谱，一个不会打拳的人却会背拳谱，这种知并不是真知，真知是确实知道怎样去做得很好的实际行动。知行只是同一功夫的不同方面，或者说是从不同的方面描述同一进程。王阳明提倡知行并进，既反对“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也反对“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
王阳明提出此观点针对的还有当时整个官学体系以及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做法而言的，他认为功利之风之所以成行并相扇成习，原因在于国家取士与士人读书应试，都将知行截然分作两件事，八股取士就是“以言取人”，很少有人真去砥砺圣学境界，像练武一样一招一式地去实练，只要能背会拳谱就能选拔上去；会背圣贤语录便是知孝悌，真知与否无人过问，最后的结果是人成不了“真切笃实”的人，国家也选拔不出“真切笃实”的人才。因此，王阳明提出这个知行合一的观点，一扫当时坐而论道、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颓靡世风。
二、“知行合一”思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1.“知行合一”与思想品德的培养
知行合一思想主要是一种讲内心“省察克治”的道德修养学说。从道德教育上看，王阳明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阳明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如称赞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能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悌。
当代大学生受到众多社会思潮的冲击，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这些都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同时，当代的大学生还受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上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趋向，具体表现为学生没有责任心、感恩之心、言行不一，太过浮躁等。各个部门虽然通过不同形式对大学生展开诸如感恩教育、诚信教育等，但许多学生却也只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具体的内容并没有进入到大脑中去；还有许多学生对于道德规范能说出来很多，但在实际的学习生活中却是执行的另外一套道德行为标准，也就是说，对于道德规范等知识学生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认知，更不用说按照这些规范去行了。
因此，对于大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应该融入“知行合一”的思想，让学生们不仅要深刻认识思想道德规范，同时要真正的身体力行，只要做到了所说的规范，才说明做到了真正的认知，不仅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
2.“知行合一”与知识的习得与践行
“知行合一”另外一个层面包含的意思是知识与实践的相互统一，也就是哲学所说的认知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问题，王阳明深切知道二者统一的重要性。
作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非但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纵观其一生，不仅思想为集大成者，与孔孟朱并称，一生事功也是赫赫，故称之为“真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传习录》中记载了王阳明年轻时的一个故事：王阳明立志要做圣人，却不知从何做起，看到程朱说要格物致知方可成为圣人：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终有豁然贯通，体贴出“天理”的一刻，那时就是廓然大公了。为了追求真理、成为圣人，达到廓然大公的境界，王阳明践行程朱的观点，开始格竹子，连续七天坐在竹子前面思考。这就是著名的“守仁格竹”的故事，王阳明正是做到了“知行合一”，通过具体实际的行动来检验认知的准确性。
而当代的大学生在经过四五年的大学学习后，得到的却只是一张文凭，专业性知识掌握并不牢固深刻，许多学生在面试工作回答专业性问题时总是模糊不确定，更何况对于知识、真理的追求了。在面对处理实际问题时则过于理想化，并没有将所学转化到实际应用中来，没有行的能力，对于知也就一知半解了。所以，当代大学生面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实践，也应做到“知行合一”：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努力探索，追求真理；同时多参与社会实践以及各项活动，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在自身得到锻炼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理论知识的进一步理解，真正地实现“知行合一”。
三、“知行合一”思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1.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高等院校应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是传统的照本宣科，也不只是思想政治教育老师的工作，这应该是每一个老师的责任。任课老师的品德、人格魅力等等无一不影响着学生，因此每一位老师都应该“知行合一”，真正做到教书育人。
2.进一步推进课程改革
面对新时代的大学生，课堂教育也不应还是以前的填鸭式教学，而应该不断推进课程改革，通过不同形式的讲述，使学生们更能深刻地理解理论知识。同时，在进行课堂教学改革的同时，加大课外教学实践活动，由专业课教师对学生进行指导，使学生能做到“知”与“行”的统一。
3.丰富第二课堂教育，创新社会实践活动
鼓励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努力营造大学生进行自我展示的良好氛围，丰富第二课堂教育。同时，创新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根据学生自己的爱好，同时配备专业教师进行指导，使学生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得到教育。
总而言之，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一定要注意“知”与“行”两者的统一，要既注意“知”的引导、灌输和教授，也要认真督促学生的行动，真正做到“知”和“行”的一致。同时，要加强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感，帮助他们培养和树立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的学习热情，将“知”与“行”落到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去。
四、总结
中国传统思想是中华文明的宝库，许多思想家也是教育家，千年传承中亦教授出众多优秀学生，这些思想不仅在历史上行之有效，在今天仍然不失为难能可能的教育思想，学习借鉴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价值的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对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在理念、方式、方法上有重大借鉴和应用意义。
〔参 考 文 献〕
〔1〕匡亚明，张祥浩.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王守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2〕 〔明〕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杨国荣.杨国荣讲王阳明〔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罗佳，翟利鹏.知善知恶是良知—从王阳明思想的影响看当代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J〕.才智，2012，（21）：167-168.
[关键词]洛学；二程；宋代；河南；书院
一、洛学因河南书院得以形成和弘扬
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积极从事讲学活动，史载．“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因二程长期生活并讲学于洛阳，故世称“洛学”。特别是二程将书院这一新型的教育机构作为讲学和学子聚会学习之所，诸如伊川的鸣皋书院、登封的嵩阳书院等河南书院也成为洛学得以孕育和弘扬的土壤。
1．“洛学”创立于二程
宋初，统治者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右文”政策。宋真宗除尊儒之外，还推崇佛道，承续隋唐以来三家鼎立的态势。面对这种文化冲突与碰撞，儒学在佛老之学的蔓延和渗透下，汲取佛道两家之长，经过程颢、程颐的改造和发展，“洛学”应运而生，诚如《濂溪学案》所载：“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行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可见，二程上承周敦颐(元公)并开创洛学，将儒学发扬光大。程颢(1032—1085)，因以“明道”为己任，世称明道先生。其弟程颐(1033—1107)，因居临洛阳伊川，后人称为伊川先生。程颢因明显站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一面，遂退居闲职，但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转向学术和教育活动。程颐24岁“游太学，胡安定瑗试诸生以‘颜子所好何学’，得先生论，大惊，延见，处以学职”。程颐在太学读书时，与吕希哲为临斋，吕希哲的父亲吕公著便让其子拜程颐为师，程颐便收了第一个学生。以后吕希纯、杨应之等相继拜程颐为师，从学者遂众。虽然程颐后来经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推荐，以布衣应召入京，开始了下半生人仕、遭贬的生活，但大半生在河南书院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伊洛河流域洒遍了二程的足迹。虽然二程“一生遭遇坎坷，政治上不得志，但在教育和学术上很有成就”。
在书院教育中，二程对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作了深入的探索，将其哲学思想应用于教育领域，创立了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成为我国教育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洛学的主要学术实践源于河南书院
二程的主要学术实践在书院进行，洛学的一些重要观点也发表于书院。诸如在嵩阳书院，学生问程颐：“如何学可谓之有得?”程颐说：“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洛学的教育内容是很容易让学生自己体会“默识心通”的。程颢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当时学校的教学由王安石的经义新学统治着，理学家们通常不能登上官学讲台。书院则坚持门户开放，可以自由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于是，二程就利用书院来传播洛学思想，常在嵩阳、鸣皋等书院教授学生，宣传自己的学说。如程颐晚年在鸣皋书院讲述自己的著作《易传》，《宋元学案》记载：“《易传》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耳!’其后寝疾，始以授和靖(伊)、思叔(张绎)。”当时向学生讲授《易传》时，程颐已68岁高龄。
二程在书院的长期教育教学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如在教育目的上，提出“教育为王化之本”，把教育看作是封建政治的组成部分和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主张培养重人生品行、求道传道和建设国家的实用人才，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转变气质，熏陶德性；关于道德教育，二程作了系统的发挥，把它提到“天理”的高度，进而总结出了一套道德教育规律，提出“存诚”、“居敬”、“集义”等道德教育的要求和方法；在教材上，二程主张要以学习儒家经典著作为主，并开创了《四书》与《五经》并列的局面，从“四书”探幽发微，创造了一个从孔子到曾子，再到子思至孟子的义理道学体系；在教育方法和原则上，二程注重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以致用、学贵自得、以约取博、循序渐进等。
3．洛学众弟子出自河南书院
因为河南书院接受生徒不分籍贯地域，有愿从学者，皆可人书院学习。加上以二程这样的大儒为师，从学者甚众，生徒不远千里而至。诸如福建的杨时、罗从彦；浙江的周行己、许景衡；河南的谢良佐、吕希哲；湖北的刘立之等。程颐致力于传播洛学，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亲自入关中讲学，关学门人大多归于程门。程鹰根据《两程门人名单碑》即(《先儒讳中坚吕先生之神位》和《先儒讳苹吕先生之神位》)多方考证，在《二程故里志》中记载二程的门人为93人。据笔者考证，有名有氏的有90人(其中包括程鹰先生补入的贾易)，大多有史可查，其中吕大临、杨时、谢良佐、游酢被称为“程门四先生”。
4．洛学著述完成于宋代河南书院
二程在河南书院不仅授徒讲学，而且还进行著书立说。程颐自述，“吾四十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以前反复紬绎，六十以后著书”。可见程颐所著的《周易程氏传》、《书解》、《诗解》、《论语解》、《孟子解》的成书和《春秋传》的撰写是在他60岁以后、逝世之前，而这段时间，他又常在伊皋书院居住，可以说明程颐构思其思想体系和著书讲道与伊皋书院有着密切关系。有学者称《周易程氏传》成书于程颐编管涪州的时候，但完成定稿并公布在伊皋书院却是大家的共识。
同时，许多生徒将自己对老师质疑问难的对话记录下来，编成“语录”、“答问”。如程颐去世后，张绎整理了二程的著作，后编入了《二程遗书》的《外书》之中。杨时把二程教育弟子的语录加工订正成《二程粹言》，后经张栻编次，流传于世。
二、宋代河南书院因洛学传播而振兴
书院之设始于唐代，而至宋大兴。宋以前，河南已经创办的书院有嵩阳、应天府和龙门书院，后又新建鸣皋、明道等书院13所，在北宋时仅次于江西，位居全国第二。在宋代河南书院中，与洛学有关的书院就有8所，占宋代河南书院的50％。可见，河南书院的兴起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不容忽视的是洛学在中原大地的形成与传播。在当时，因洛学传承应运而生的书院或与传承洛学有关的书院主要有明道书院、春风书院、鸣皋书院、嵩阳书院、太极书院、颖谷书院、显道书院等，下面着重介绍三个。 1．明道书院 也称大程书院，在开封府扶沟(今河南扶沟县)：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冬，程颢知扶沟县事，程颐也侍父程珦同往扶沟。程颢“集中县里的优秀弟子，亲自为之传授，并书‘书院’悬于书院门上”，还招来弟子游酢职学事。
当时书院学生除“邑人子弟”外，也有远道而来求学的，有记载的有谢良佐、周纯明、吕大临等。《二程集》记载谢良佐“习举业，已知名，往扶沟见明道先生受学，志甚笃”。《程氏遗书》卷二·上《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记录了吕大临元丰二年到扶沟问学于二程的内容。
2．嵩阳书院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变法更新，二程与之政见分歧，不为朝廷重用，退居嵩阳书院。嵩阳书院学术民主气氛浓厚，有利于推广洛学思想。当时司马光、范仲淹亦曾开讲院中，有助于学术研究。二程在嵩阳书院主要是用洛学的观点宣讲《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讲学时，各地学者慕名而来，如高徒杨时、游酢等，“当时院中学生常有数百人，奠定了洛学规模”。程颢还亲自为嵩阳书院制定学制、考察等规务，使书院名声大振，与河南睢州的应天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
3．太极书院
故址在河南省辉县百泉，苏门山麓百泉湖东侧。程颐于哲宗元祐、绍圣年间游学苏门，并结茅而居，潜心讲学于此。问道求学者而至，所居遂成聚落，因名程村。正如吾淳先生所言：“书院成为推行学者们思想与理想的重要场所……书院的普遍建立确保了思想和文化精英们的思考能够在较为宽泛的知识层面或范围得到落实。这种状况与早期儒学家们的讲习和传授方式是大致相同的，一个人的思想借助一群人的学习把握而得到推广”。可以说，河南书院成就洛学，为繁荣学术、构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洛学也为书院的发展和振兴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三、洛学与河南书院结缘对后世的影响
洛学和河南书院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二者的结缘，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书院学术及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1．洛学的南传与分流，促进了理学思想的活跃和繁荣
“二程的门生将‘洛学’带回自己的家乡，传人陕西、四川、荆湖、福建、两浙、江南等地，在各地生根开花，形成南宋时期主要的各个学派”，开创了一代学术思想——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和理论架构，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洛学南传后得到广泛传播，笔者认为，二程同处于洛学体系，因二人哲学的相同相异，对于以后理学思潮及其流派的分野、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宋学思潮就是在这种相同相异之中，由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扬弃、创新和发展。冯友兰指出：“程颢是以后心学之先驱，而程颐是以后理学之先驱。”洛学分别开启了宋学的心学和闽学两大流派。由于二程弟子南传后在不同地区的书院讲学而使“洛学”得以传播，形成了一些地域性的学派，如事功学派、中原文献学、湖湘学派、涪陵学派等。
王梓材说“自龟山而豫章为一传，自豫章而延平为再传，自延平而朱子为三传”，此“谓文靖四传而得朱子，盖统四先生言之”。可见，程颐之学由程门弟子杨时经一传弟子罗从彦、再传弟子李侗三传至朱熹，经过朱熹的宏大建构集大成而成“闽学”，所以后世称“程朱理学”。
程颢之学由又一程门弟子谢良佐经王蘋(字信伯)、张九成(字无垢)、林季仲传至陆九渊集大成而形成“心学”。学者刘宗贤认为，“朱熹一支尚有师承关系可靠，而陆九渊一支学者认为多处于推断或臆测。其实内中亦包含着学术思想发展的某种必然因素”。如程颢哲学中的心即是性，其性无内外即心无内外，内外都归于心，并提出“心是理，理是心”的命题，开启了陆九渊“心即理”的心学理论体系。全祖望谓：“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对传承序列的表述，既有师承关系，也有思想渊源。
洛学由二程的弟子周行己、许景衡在温州地区传播，继而由周行己的弟子郑伯雄发扬光大，郑伯雄之后，由二程的再传弟子薛季宜和陈傅良把洛学演变为事功之学。到了陈亮、叶适则形成了更系统、更完整的体系，在学术界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呈三足鼎立之势。
吕希哲曾拜程颐为师，《宋元学案》中说：“先生遍交当世之学者……其后心服伊川学问，首师事之。”吕希纯也以师礼事程颐。经吕好问、吕切问到吕本中，吕氏家学再由吕大器传到吕祖谦集大成而成“中原文献学”。
金军南下时，二程弟子谢良佐流落到江南，将洛学传至胡安国，胡安国传给其子胡宏。张栻拜胡宏为师，得洛学真传，熔家学与胡宏之湖湘学于一炉，集大成为“湖湘学派”。
2．后世理学家皆以书院为阵地授徒讲学
北宋中后期随着辽、西夏和金的先后兴起，北方基本上陷入战乱时期，尤其是地处中原的河南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又是兵家必争之地。自中原沦于金兵铁蹄之下，北方书院荡然无存。整个宋代的书院建置数目表明，长江流域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总数的74．43％，黄河流域仅占3．25％。在南宋，河南书院仅有一所。
洛学在南方的发展使南方成为洛学传播的沃土，宗派纷呈，学派之间的论争又促进了南方书院的兴盛。胡昭曦教授说“南宋前期洛学之所以迅速传播，师徒擅传，学派繁衍，形成强大的学术阵营和理学学统，以致南宋后期为官方提倡，是同重视和充分运用书院教育有密切关系的”。可见，洛学后学的理学大师以书院为阵地授徒讲学，促进了洛学的广泛传播。
据方彦寿先生考证，朱熹创建的书院4所，修复的3所，读书讲学的书院47所，题诗题词的13所，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共67所。张栻创建城南书院，并在岳麓等书院著书讲学；继朱熹、张栻之后的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先后创建了两所鹤山书院，教学时间10年左右；洛学后学胡宏，冒着被人诟病之险，求秦桧恢复岳麓书院自任山长不成，即改碧泉书堂为碧泉书院聚众讲学。可见，宋学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书院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