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24 10:38:5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有关经济学的知识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以笔者所在院校电子商务专业为蓝本
孙艳楠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130000
众所周知， 201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专门提到大学生就业问题，要求要把大学生就业作为当年工作的重点。在此之后的若干年，几乎每一年的大学生就业都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最难就业季”“更难就业季”不绝于耳，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而基于中外合作办学的高职类院校由于其办学特殊性，就业问题也得到了极大关注。部分学界人士认为中外合作办学类高职院校依托于良好的办学环境、丰富的外方资源，在培养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其就业应好于普通同类院校。但是据笔者这些年的观察及中外合作类院校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来看， 此观点过于盲目乐观。毕业生的就业情况非但没有好于普通同类院校，更有略低趋势，追其原因与此类院校的办学定位脱离市场需求实际有不可推卸之原因。因此， 中外合作类高职院校更应着重解决毕业生毕业与就业之间的双重矛盾，加强就业预警机制的建设，已然成为研究此类院校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确保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笔者借助所在院校电子商务专业为蓝本，分析导致中外合作办学的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以及如何建立市场需求和高校办学定位相结合的就业预警机制。
1 导致中外合作类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分析
纵观学院电子商务专业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外合作办学的高职院校的教育资源依然短缺，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结构设置不合理等因素都造成了毕业生质量的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1 中外合作办学高职院校的学科、专业结构设置，不符合本区域市场需求
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首先要考虑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所培养人才应着力于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高技能人才。目前部分高职院校陷入“功利”圈中，不顾本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盲目招生，盲目开展国际合作办学，造成原本稀缺的教育资源无谓浪费。其主要表现在经济、管理等偏文科的专业比例过高，造成同类型高校专业设置中同化现象严重，偏离了高职院校最初的办学定位。
1.2 人才培养模式的确立与本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首先，中外合作类高职院校过于依赖外方资源，以外方提供的专业课程设置为基础，缺乏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调研，导致了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不分明，课程设置不合理等现象。其次，中外合作类高职院校不能很好的适应我国技术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行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依然沿袭传统的偏重于理论知识灌输的培养模式，教育资源的缺乏，又使同类院校独立建立实训基地能力有限，致使部分学生的实际操作应用能力以及适应性较差，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外向型高层次技能型人才的要求。
1.3 不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
大多数中外合作类高职院校未能做到结合市场需求、企业要求，依然以方式方法落后且单一的考试作为衡量人才标准，难以真正衡量出一个学生的真实水平，容易产生应试能力强而实际应用能力低的现象。同时采用单一考核方式也导致了学生的学习只拘泥于书本知识、局限于课堂上的学习，自主学习能力较差，缺乏创新精神和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难以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1.4 教师队伍建设的不完善也导致了毕业生质量的下降
目前大多数中外合作类高职院校虽然在教学理念、课程设置等方面能够借助外方资源，但是很难吸收国外的管理模式，教师队伍缺乏稳定性，兼职教师比例过大，对兼职教师缺乏系统培训和监管， 脱离所在院校对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的讨论，导致教师队伍一定程度上无法深入理解中外合作办学定位与市场需求相关联的内涵，无法将中外合作办学高职院校与市场对学生的要求一并灌输到课堂实际；部分同类院校人浮于事，不能尊重中外合作办学特色、鼓励卓越，多年工作只局限于校内，缺乏企业兼职经历，还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短缺，本应多出去学习国外先进教学理念的出国交流机会也非常有限，致使部分教师缺乏活力和创造性，对中外文化的融会贯通，使之适应本地市场的能力有限，也就无法培养出高质量的毕业生。
2 建立市场需求与高校办学定位有机结合的就业市场预警机制
2.1 加强对区域市场调研，明确地区发展优势产业
中外合作办学的高职院校应坚持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学院推荐就业、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 的就业工作机制， 在办学初期充分考虑市场需求，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特点设立办学目标、专业类别和人才培养模式。办学过程中，随时掌握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信息，加强与兄弟院校的联系合作，了解同类型院校的发展战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最新信息，以外方资源为支撑，取其精华，通过对就业状况调控和监测，对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等方面进行科学有效调整，确保制定的办学目标不脱离市场，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
2.2 以目标市场用工需求为起点，搞好办学定位
中外合作办学的高职院校应在外方提供的专业设置基础上，深入进行市场研究和科学预测，找准自己的目标市场，以目标市场的用工要求为起点，做好专业规划和人才培养模式的设计。高校还要根据中外合作办学特色，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已有毕业生就业状况、自身擅长领域及学科发展目标最终确定其办学定位。以定位创品牌、树优势，切实提高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以培养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外向型高技能人才为己任，为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2.3 建立毕业生就业动态预警系统
中外合作类高职院校必须依据自身办学特点，建立高效、灵敏的就业信息动态预警系统，以准确、及时的获取有利于高校发展的各类信息资源，并整合获得资源，在调研就业信息、校内外招聘会和就业信息汇总等基础上，及时建立具有中外合作办学特色的用人单位信息数据库， 保证达到人才培养目标的毕业生在就业时能充分了解就业供求趋势、就业区域分布，科学有效的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同时将获得的信息资源共享，为用人单位提供可靠的人才供给信息。以市场对人才的要求，作为人才评价之根本，通过“就业——专业——招生” 的联动机制，将就业状况与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相挂钩，通过对专业发展规划、招生计划以及人才评价等工作的评估，对就业前景不好、不适应社会发展和就业市场需求的专业进行调整，构建科学合理的专业体系。除此之外，所有任课教师要参与到动态预警系统的建设中来，不拘泥于教学，通过走访企业、深入调研，了解岗位对人才的具体要求，开展大规模的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 培养教师队伍的责任感，最终建立具备市场发展眼光的完备的教师队伍。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的问题
在现有教学模式的课程教学中，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内容比较陈旧，相关的知识结构也存在雷同情况。使用这种传统的课程内容进行教学，学生对于最新的发展动态以及理论创新的内容缺乏了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知识构建，没有对一些重点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究。现有教材存在的雷同或者陈旧的问题，成为阻碍政治经济学教学向前推进的关键因素。
2.政治经济学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依然处在教学内容的主导位置，教师的讲课方式以及课程的考核模式影响着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学方式单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学校希望用这种新型的教学形式提升教学效果，在教学内容中体现这种新型的信息技术资源。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新型的教学工具并没有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也没有对课程内容进行渗透。
3.政治经济学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兴趣不高
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环节分析，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内容的程度是衡量教师教学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科的学习兴趣程度不高，因此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整体学习效率不高。学生对于该课程的兴趣程度不高的原因在于学生对于这门课程有认识上的误区，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的比较少，而且课程内容的设计与生活脱节，渗透薄弱，正是因为这方面的空缺，使学生对这门课的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局限性。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改进措施
1.改进政治经济学的教材质量
由于政治经济学的教材比较传统，内容也比较陈旧，因此不能将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理论研究成果融合进来。在教材改进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人员应该按照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专业性的内容融合，不断地提升政治经济学教材内容的更新速度。只有这样，才能将与时俱进的政治经济学展现在学生面前，从教材方面吸引学生的兴趣，从而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巩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位置。
2.深化教师的理论基础
教师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对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有关键作用，所以，应该加深政治经济学教师的理论基础，深化对学科的认识。那么如何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首先，可以通过研讨会的形式，将政治经济学学科教师集中起来，进行教学内容的分析，按照整体的方向规划提升教师的理论基础知识水平。其次，可以制订科学合理的科研计划，按照计划督促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进行专业研究，逐步培养教师研究教学内容、参与学术讨论的习惯，从而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学学科对教师的要求。
3.提高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兴趣
对于学生来说，要改变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无用论的认识。教师要采用科学有效的教育模式，加深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科内容的理解，将生活化的内容全面融合进学科知识中，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这门学科给自己带来的优势，从而提高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帮助学生更加细致地掌握政治经济学内容的精髓部分，为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奠定扎实的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学模式也在创新和完善，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这门学科的要求。想要改进教学模式，就应该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进行全面的更新和完善，结合现代社会对教学模式的要求，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全面优化，从而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陈玉和.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3（5）：212-214.
[2]曾凡仙，彭俊华.函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以《西方经济学》为例[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1（2）：9-11.
[3]蒋学模.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改进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J].学术月刊，1958（4）：28-33.
关键词：概率论；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教学设计
从1998年教育部把计量经济学列入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核心课程之一，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高校经管专业必不可少的核心课程[1]，它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一起构成了中国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核心理论课程[2]。近20年来计量经济学课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大多数经济与管理相关的专业的教学大纲中，计量经济学作为本科公共必修基础课，一般都要求学生已经修完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前期课程。事实上计量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主要来自于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过程与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是一致的，先设定模型，然后通过样本抽样，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3]。
在计量经济学实际教学中发现，许多同学对统计学中基本概念掌握得很好，依然无法理解计量经济学的内容。主要的原因是已有的计量经济学教材缺乏引导学生从概率论和统计学过渡到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衔接。由于学生在学习这两门课的过程中，缺失了知识点的过渡和迁移，常常用孤立和割裂的视角来看待计量经济学的内容，这无疑提高了学生学习计量经济学的困难程度。学生不知道将已有的数学知识与计量经济学相互结合，形成完整的逻辑体系。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论述从概率论和统计学过渡到计量经济学过程中出现的知识点相互割裂的主要问题，阐述造成学生理解困难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法。
一、从概率论与统计学过渡到计量经济学出现的教学问题
虽然大多数学生在学习计量经济学之前，已经学过计量经济学的基础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但学生在计量经济学学习的过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将已有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知识和计量经济学中的知识点相串联。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第一，许多计量经济学中的重要知识点，在概率统计中只是简略的介绍，甚至一带而过，并未引起学生的重视。第二，许多计量经济学的教材常常忽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知识点，这可能是由于在欧美的计量经济学课程，并不要求学生前期修过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所以中国在引进的国外的计量经济学教材后，也没有在课程上复习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为了具体说明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本文以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大纲中最主要的教学内容：经典线性回归的最佳线性无偏性质和违反基本假设造成的后果两个重要的知识章节作为案例说明。
（一）经典线性回归估计的最佳线性无偏性
经典线性回归估计的最佳线性无偏性是小样本理论下的普通线性回归的最重要的性质，大多数本科计量经济学教材最前面的2-3章都是介绍这一内容，例如国内最常用的教材李子奈的教材《计量经济学》[4]和国外的伍德里奇的教材《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5]等。学生对这一内容的理解程度也将直接影响到计量经济学的后续学习。然而对于学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同学来说，虽然他们学过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包括期望和方差，还有n阶原点距以及n阶中心距的内容。但他们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课程中并没有接触过无偏性和有效性的概念，事实上，就计量经济学的本质来说。无偏性就是用一阶中心距来计算，有效性则用二阶中心矩来衡量。而这两个概念在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课程中都已经学过，但如果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中不特别加以说明，学生很难意识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学生难以理解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在数理统计课程中，关于中心矩的介绍很简略，许多学生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其在计量经济学中的重要性，而计量经济学教材中往往忽视对概率统计的中心矩的介绍，导致学生采取一种割裂的视角，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思维框架。
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中，常常遇见许多同学难以理解为什么要用最优线性无偏性来衡量最小二乘法的优劣？因为大多数计量经济学教材往往直接介绍最小二乘法种种优良性质，在同学们不熟悉无偏性和有效性与中心矩之间关系的前提下，直接引入这两个概念往往显得突兀，学生在学完了线性最小二乘法的最优线性无偏性之后，仍然会产生为什么要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的疑问。更合理的方法是，可以在介绍最小二乘法的内容之前，先介绍均方误差的概念来引入无偏性和最小方差两个概念，这与数理统计中如何衡量参数估计的性质等内容部分是一脉相承的，学生如果学过了数理统计学，就很容易理解均方误差的概念。关于这种过渡知识的介绍，已有计量经济学教材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改进，例如陈强著的计量经济学教材[6～7]，與许多其他的计量经济学教材不同，他并不是在计量经济学教材中直接介绍最小二乘法具有最优线性无偏性的性质。而是在还没有引入最小二乘法之前，先介绍了如何评价参数估计的优劣，即介绍均方误差的方法，均方误差可以进一步分解成方差和偏差平方之和。偏差平方等于零就是无偏性的证明，方差最小就是有效性的证明，这种分解方法可以直观的表示为什么线性回归的最小二乘法估计会得到最佳线性无偏的优良性质。因为这种对参数估计优劣的评价是通用于所有的参数估计，而不仅仅是对最小二乘法。同学在理解了评价参数估计的方法之后，就不会再对最小二乘法最优线性无偏性的证明过程感到难以理解了，这有助于同学们理解如何从数理统计过渡到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
（二）违反基本假设对最优线性无偏性的影响
当违反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基本假设时，其最优线性无偏性会如何受到影响？许多同学常常依靠背诵的方法记住违反了每一条假设产生的后果，正如已有研究中所指出的[8]。这会导致学生混淆违反不同基本假设与产生后果之间的关系。古典线性回归模型是基于以下四条假设而得出的最优线性无偏的优良性质，第一，线性假定；第二，严格的外生性；第三，不存在严格多重共线性；第四，球形扰动项。事实上，在对于无偏性的证明当中，并没有用到第三条和第四条假定。第一条假定可以通过设定线性方程的形式来保证实现，一般我们可以假设其满足。所以，影响无偏性最重要的假定是第二条严格外生性。第二条假设也是最容易违反的，而且直观上并不能看出是否违反了第二条假设，也很难使用计量的统计方法来检测第二条假设是否被违反。事实上我们所有关于线性回归方程内生性的讨论，都是基于违反的严格外生性的假定而展开的。只有违反第二条假设，最终的估计才是有偏的，而违反第三条和第四条假设，并不会对估计结果的无偏性产生影响。在教学中发现，许多同学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常常认为违反多重共线性或者球形扰动项的假设都会影响无偏性的估计。以至于他们认为所有变量之间不可以存在任何相关性，或者认为不可以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否则他们认为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这都是错误的观念。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理解在推导无偏性中所使用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相关知识。这里所需要期望的概念，同学们在数理统计中已经学过，但是另一个重要的知识点——迭代期望定律，在本科生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课程中一般并不会介绍，如果在推导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的无偏性之前，先介绍迭代期望定理，则可以让同学们很容易理解整个推导过程，从而理解得到无偏性所需要的假设，并可以推导出违反不同假设对最优线性无偏产生的影响。二、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相结合的教学改进方案
上述介绍的从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过渡到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这些是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常出现的现象。结合教学实践和相关教学研究，笔者提出以下改进的方法和建议。
总体而言，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过程当中，推荐多采用互动式的教学方法，对于一些非常新的概念和知识点，先让同学分组讨论，由此可以了解他们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础，并且让同学们尝试应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推导出计量经济学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知道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缺口，同时能够很好的将计量经济学的新知识和他们的知识储备相连接，帮助学生从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知识点过渡到计量经济学的知识点，建立一个整体的知识框架，在具体实践中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一）计量经济学教材的选择
在计量经济学教材的选择方面，最好选用计量经济学教材在介绍最小二乘法内容之前，先复习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虽然有些教材将这部分知识放到了附录部分，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往往忽略对这一部分基础知识的介绍。所以更合适的方法是先介绍完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础知识，比如，最重要的知识点包括条件概率、条件分布、数字特征，迭代期望定理，随机变量的性质、假设检验、统计推断、大数定理和中心极限定理、随机过程等。让同学们在学习计量经济学之前能够回忆起已经学过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基础知识。尤其对学生后期进一步学习最小二乘法的性质的数学推导过程和性质非常有帮助。
（二）课堂教学的改进方案
在课堂教学方面可以采用“学生分组讨论+教师讲解+课后习题演练”三者相结合的方法，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重视教师的讲解和课后的习题演练。而忽视学生的分组讨论，虽然学生分组讨论在学生较多的时候很难开展，尤其是在总学时有限的情况下。但是，如果在课堂上给出五分钟，让同学们能够自行讨论，并反馈他们对于计量经济学推导过程的理解，将有助于老师掌握学生真实的基础知识，尤其在不知道他们掌握了哪些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础知识的前提下，一味的介绍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往往无法在他们已有知识库和新的知识之间建立很好的链接。造成学生在理解计量经济学的推导过程中采用孤立的视角，无法跟他们之前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知识点形成有效的联系，最终无法建立更加统一的知识框架和体系。
（三）教学大纲的优化方案
对于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现有的教材在不同教学知识点的安排上并不十分合理。应该根据学生掌握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础情况，提出更合理的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大纲。比如，从目前国内比较流行的计量经济学教材来看，往往会花很多笔墨来介绍小样本理论的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推导过程和相关性质，尤其是在违反了不同假设之后所导致的不同后果。许多教材都会介绍当扰动项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并提出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法。但在计量经济学的实际应用当中，这两种违反假设产生的后果并不十分严重，在使用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处理的方法非常简单。这与实际教学中所花费的学时不相符。另外，在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中，往往会花很多时间来介绍多重共线性对于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但在实际应用当中，我们并不经常讨论多重共线性的问题，除非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为当建立回归的模型时，我们就会考虑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尽量避免使用多重共线性很严重的变量。而不是通过后期的测量多重共线性的方法来删除相关变量，因为如果该变量纳入到回归方程中，一般情况下我们首先应考虑其理论意义，而不是为了降低多重共线性将其删除，如果删除一个相关的变量，则有可能会因为删除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导致最终的回归结果产生偏误，最终反而得不偿失。
上述内容越来越被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者所认识到，目前，计量经济学正发生可信性革命性[9]。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教材需要在相关的教学内容上做进一步的调整，以适应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变化[10]。所以对于在一些理论上推导复杂，但是实际应用中简单的相关知识，应当在教学中多介绍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来推导模型，并说明推导过程中违背假设所导致的后果以及实际处理方法，如果学生能够运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来理解不同的假设条件下的推导过程，将对他们在实践中处理各种计量经济学的相关问题大有裨益。
管理学院中开设西方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课程。可以使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主要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初步掌握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以增进对市场经济制度和运行方式的理解。由于我国政府现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已经基本上采用了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了解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将有助于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对学生今后把握自己的工作、生活有重要帮助。但这门经济学基础课程只针对管理学院的学生开设的，学时也比较少，学生学习的内容也比较窄，造成了其他学院如临床学院、药学院的医学专业的学生不能结合国家的宏观经济情况调整自己的专攻方向，使一些学生在进校时选择了热门专业，毕业时却找不到工作。笔者认为在中医院校各专业开设经济学基础课程可以很好地培养一批既懂医，又有经营理念的学生。
1 中医院校普及经济学基础的重要性
40余年来，高等中医教育造就了大批高级中医人才，为中医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社会对中医人才知识结构及专业设置提出的更高要求，按传统的纯医学课程培养出的高级中医人才，已暴露出不能及时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弱点。这些只学好所谓技术知识的学生毕业后并不能适应社会。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地位正在提高，中医院校应该积极调整人才培养战略，面向国际市场调整人才设置，增加国际经贸知识等课程，让各学院的学生都能掌握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现代企业管理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熟悉我国医药企业管理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以及国际企业管理的惯例与规则，具有初步的实际工作能力。 通过学习经济学基础这门课程，对了解到另外一个领域的知识有所帮助，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另外笔者认为在本科阶段，学校可以让学生接触到广泛的知识，培养他们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在研究生阶段应培养精英人才，在自己的专业上下功夫。因此，在本科阶段接触到另一个领域的知识也是有益处的。
2 中医院校普及经济学基础的途径
2.1 由于本课程的教学对象是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应采用比较浅显易懂的初级教材。教学的重点是已经发展成熟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对于各种流派和分支、前沿问题，可在讲授相关内容时做简单介绍，有正确的理解，能够对基本概念做出正确解释，并能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解释现实社会中常见的经济现象和政府政策。
2.2 考虑到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较大差别，学生会产生一定的接受困难，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在教学中应尽可能地采用实例教学。在课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运用生活中的、身边发生的现象对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加以说明，并根据专业不同，调整课时数。
2.3 培训教师，至少每年1次让讲授经济学的教师参加经济方面和医药经营管理方面的培训，这让老师在授课时更有针对性。
2.4 面向全校的学生开设经济方面的讲座，讲座的内容可以结合时事，增加学生的知识面。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信息社会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概述
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分支。新制度经济学派是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对经济现象丧失解释力之后兴起的。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科斯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对新制度经济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一经问世，便获得西方经济理论界非一般的好感。这似乎跟它所核心强调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研究真实的世界，并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它也强调制度决定着经济绩效。另一位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有着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诺斯，在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就提到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在他看来，是制度而不是技术，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90年代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了解到新制度经济学，而这一新兴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分支也似乎给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带来了福音。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已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新古典经济学将制度视为一种既定的外生经济变量，其实是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将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人们通常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陷，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突破了过时的、僵化的经济学研究的界限，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更加接近现实经济状况，具备更强的现实经济问题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但不可忽视的极重要的一点是，其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问题仍是沿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进行的，那笔者有几点疑问，新古典经济学可以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吗？在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分析模型中真的就能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理论缺陷吗？而这一分析思路是否又真的能准确地描述现实中的经济社会运行状况吗？这些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文献中似乎无法得到令人感到满意的答案。
二、从信息社会的角度看待制度
其实要认识这些问题，还要归结到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目的上来，那就是，经济学是人们所用来描述、分析、解释、甚至预测现实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一种理论工具。看似简单，而要真正地做到描摹现实经济状况，又远非如此简单。要知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都是不同的，有些甚至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与区别，从而导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经济理论来描摹现实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因为只有符合、适应相应历史条件，抓住当时历史条件本质情况的经济理论才可能具有相应的现实解释能力，才不会将人们引导到错误的认识领域中去。换句话说，在评述一种经济理论时，我们要带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的经济理论才可能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以及逻辑上的严密性。
而新制度经济学经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看似提供了一种更加贴近现实经济状况的理论框架，实际上其理论本身就具有不可克服的逻辑上的矛盾。诚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所告诉我们的，真正有价值的经济学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而不应是永远停留在过去的思维框架中，通过对其进行某些完全没有必要的修补或改正，从而试图达到一种期望中的或者说是存在于幻想之中的理论目的。因此说，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是与其是否与历史背景相一致联系在一起的，但凡脱离了这种一致性，那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就值得推敲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恰好背离了这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缺乏这种历史方法，没有把握住当下社会与以往社会经济运行状况与规律的本质上的不同，以致陷入了“张冠李戴”的困境之中。我们应该换一种角度，从一种叫做信息社会经济学的新理论的角度出发来重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的性质。
在信息社会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迄今的经济社会被划分为物质社会与信息社会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物质社会是以知识涌现速度缓慢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难以有新知识出现，在身缠只是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各种经济事务及其间联系均稳定不变，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具有较多的这一社会的特征。而信息社会则是以知识涌现速度迅速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此时新知识的涌现已经是常态，已被纳入人们的预期，社会能够利用的资源、能够采用的生产方式以及能够生产的产品等也会不断地变化，各种经济事务及其间联系一次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当代社会正具备了这一社会的特点。在社会发展的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具有不同的活动模式与规律，不仅制度等经济事物有不同的性质，作为反映这些经济事物性质与规律的经济学，也应该具有不同的模式。这就为我们重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更加令人信服的模式，为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性质开启了一扇神奇的大门。
三、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性质
之前我们提到过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制度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经济绩效的优劣。因此，它将制度作为一个极重要的经济变量引入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但根据信息经济学的历史分析方法，制度也是具有历史性的事物，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比如在信息社会和在物质社会中，制度会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因此，在说明制度的性质和作用时，正确的做法首先应该区分制度的历史属性，根据其所在的相应的历史条件的情况，去分析制度可能具有的性质与作用。如果混淆了制度所在的历史背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然会得到扭曲的认识。而我们所了解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就恰好犯了这样的错误。它恰恰忽略了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分析中没有认清其所口口声声研究的制度是信息社会条件下才凸显出重要性的制度，而其所沿用的分析方法仍是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本身作为描述、解释物质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趋于完美，无懈可击，正是经济学家在分析物质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后所得到的经济学产物。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致力于研究的是信息社会下逐渐凸显出来的制度的性质与作用，采用的却是适用于物质社会背景下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无疑犯了致命的逻辑错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其分析方法蕴含着深刻的逻辑矛盾。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知识涌现速度缓慢为前提，而这一前提也正是信息社会经济学所定义的物质社会的本质属性，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特属于信息社会条件下的制度的性质与作用，新古典经济学已成为一种具有深刻历史局限性、已经过时的、专属于物质社会的经济学。这种分析方法顶多适用于工业革命之前那种周而复始的、以固定资源、按固定方式、生产固定产品的社会，只能用于认识专属于物质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的性质。而现代的信息社会中各种社会经济事务及其联系都在不断变化，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根本没有能力用于分析制度在现代信息社会的性质特征。
但是为什么直到处于信息社会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或者说其重要性在社会经济运行中逐渐凸显，使得人们不得不将更多的关注投诸其上？这是因为，在物质社会由于甚少有新知识出现，经济活动的环境与内容也很少发生变化，经过充分的试错调整之后，制度有充分的时间来通过相应的调整达到均衡状态，基本具有完善的、不可改进的稳定形式。即使不完善也只是暂时现象，不是经常性现象。制度一旦处于最佳状态，便不再需要变化，也无从变化，无法成为可以影响经济状况的自变量，也就不具有经济学上需要考虑的重要性。因此，在物质社会中，我们认为制度呈现出一种基本稳定的状态，可将其视为一种既定的外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对制度的忽略也就显得具有其合理性。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在物质社会的特征有着较为正确的认识，它对制度的忽略不是什么缺陷，而恰恰体现了这一经济学针对物质社会经济运行特征所设定的前提假设的合理性，古典经济学不应被修正，也无从修正，不修正还好，一旦修正，反而会导致整个理论体系逻辑上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一直宣称其描摹的是十分接近现实经济情况的世界，既然从此点出发，它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瑕疵，不应忽视制度的重要性，我们也就可以从中窥探到这其中的问题症结所在了。从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容易看到，发生这样扭曲的认识的根本原因是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实际上是从现实的信息社会角度提出的。而在信息社会中制度有体现出怎样的特征呢？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共同致力于对制度的研究。这是因为，只有在信息社会，持续涌现的新知识使得经济活动具有持续的变化性，也使制度来不及经过充分试错来达到均衡状态，由此，制度的不完善性便成为经常性的了，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制度本身并非一定是不完善的，而是相对于快速涌现的新知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经济事物来说，制度总是来不及调整，制度的不完善性便成为常态了，但这中不完善性并非决定性的，而是由信息社会的特征所决定的相对的不完善，而这种不完善又总是存在，就这样，在信息社会中，制度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不断调整的状态之中，以期适应经济活动的变化，这是这种可变性的存在，使得制度成为经济状况主要的决定性力量之一，才引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关注。
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的重要性的强调，是建立在信息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它所针对的制度是信息社会特有的制度，依据的现实也是信息社会特有的现实，而不是从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得出的逻辑推理。由于新制度经济学过于强调把制度作为经济变量引入经济运行分析框架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而且制度的重要性又是现代信息社会中大家所有目共睹、皆能感受到的，人们一听到这样的福音，立马沉浸在这种所谓的理论创新的蜜潭中还来不及，却很少去关注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研究信息社会的制度时采用适用于物质社会的新古典分析方法是否具有理论上以及逻辑上的合理性。
四、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内在矛盾
既然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有这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那么由理论推理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站不住脚，具体体现便是它无法有效说明制度是重要的，并且难以如人们所殷殷期盼的那样，真正解决有关经济学的发展及制度问题。首先，新制度经济学无法做到真正解释制度的重要性。既然新制度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无法有效说明制度的重要性，而它又没有其他的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那么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在现实中感受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分析现代经济学必须研究制度时，其研究便缺乏相应的合理的理论依据，要么以不甚可靠的经验或本能感觉为基础，要么便建立在扭曲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在进行种种分析时缺乏相应的分析工具的创新，而只是在原先的无可挑剔的新古典分析方法上进行所谓的“修正”，在有如此严重逻辑矛盾存在的分析框架下，制度的重要性实际上得不到可靠说明，在理论上目前我们也无法相信新制度经济学者们有能力解决有关制度的问题，它在理论上是不成熟的，目前所得到的的对制度重要性的说明主要还是依靠经验上得出的，缺乏逻辑性十分严密的理论支撑，便显得有些势单力孤。其次，新制度经济学也未真正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的理论缺陷。人们普遍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忽略制度重要性的缺陷，然而事实上，忽略制度重要性的缺陷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来说并不能算作是真正的缺陷，就算是缺陷，那也只是处于信息社会才会出现的缺陷，而且这种所谓的“缺陷”也并非指其理论设置不完善，而是由于其理论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所导致的此类问题只能从信息社会的角度加以说明。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逻辑矛盾，归根结底在于它没有严格区分信息社会下的制度与物质社会下的制度的不同，混淆了制度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性质，从而导致了逻辑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信息社会中，各种社会经济事物及其联系都在不断变化，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经济状态，制度总是来不及做出合理的调整，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经济联系，制度也相应地需要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重要性就得以凸显，并逐渐受到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发现它是对经济状况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不可忽视的经济变量，并且发现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似乎忽略了它，因此便试图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相关修正，从而弥补其缺位在信息社会的不足，但是由于其并不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受新古典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没能及时更新其分析工具，并且也并未注意到制度的重要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会有不同表现，更不知道这种重要性是由信息社会的特点引起的。因此，当它将制度因素的忽略简单地理解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完善，试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进行弥补，就注定了它无法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经济以及制度问题。（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袁葵荪：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经济学的现代基础[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袁葵荪：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与重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
关键词：高职；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
近几年，以西方经济学为核心的经济学基础课程在高职院校日益受到重视。高职经济学课程是学生了解和认识初级经济学的入门课程。作为整个经济学体系的一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同时又要认识到学生的学习特点，从学习的目标要求、内容的难易把握、教学的方法和手段等方面与本科教学区分开来，同时还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真正体现高职教学的特点。
高职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当前经济学学习和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经济学理论抽象、难懂，学生很难接受。其次，本门课程经常用到数学知识，这使大部分学生感到措手不及。再次，高职的学生年龄较小，社会阅历简单，对社会实践的了解有限，这些都增加了教师讲授和学生理解的难度。最后，经济学课时少，内容多，作为经济学的基础性学科，不仅财经类专业的学生要学，其他专业的学生也要学。但对于高职学生来说，如果按照教学计划，用一学期56学时讲完微观、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的话，教学质量与教学任务就难以两全。
高职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路
针对以上问题，我认为高职层次的经济学教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全方位塑造和培养学生的经济学理念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就是说，经济学本身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其结论性的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原理的形成思路，也就是一种思维过程。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学生经济学理念的培养和塑造，引导学生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各种问题。例如，在绪论讲述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同时补充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有关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及市场理论等章节的内容，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自己进行分析往往比较浅显，而且在分析的角度上更多地倾向生活化，教师经过修正以后学生往往才恍然大悟。在讲到宏观经济学部分时，教师要密切关注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和热点，准备一些最新的资料和学生进行交流，使他们既增加知识，又提高分析能力，同时对一些经济现象也会产生浓厚的兴趣。还应该尽量扩充学生的知识面，教师在教学中除了系统介绍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以外，还要引入和介绍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例如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一些理论和观点，这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可以使学生对西方经济运行的发展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有一定的了解，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另外，经济学所采取的边际分析法、均衡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及增量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可从另一个角度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应通过方法的介绍，结合具体的事例说明，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尽可能得到锻炼和提高。
以能力本位为教学的出发点体现高职教育以能力培养为出发点的教学思想，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更要有意识地加强学生能力的塑造。经济学本身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探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课程。通过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教师要培养学生最主要的三种能力，即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在具体组织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应当在每一个课程单元都界定相应的能力标准，使这些能力培养都有相应的载体。另外要求学生进行自学，并提倡学生广泛阅读和经济学相关的报刊书籍，以更多地了解基本经济理论及其在各方面的应用；提倡学生结合实际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并展开讨论，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对问题的分析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对于课程内容进行选择与整合作为经济学的入门课程，经济学主要让学生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知识，不要求学生深入掌握理论的推导，因此教学内容应尽量简单明了。我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模块式的整合，在大框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使学生对所要学习的内容有更加清晰的认识。经济学内容体系庞大、深奥，各种流派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政策各有不同，应从学生的专业特点出发对课程内容进行筛选，如经贸类专业涉及的内容应包括微观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均衡理论、消费者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理论、凯恩斯的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宏观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等等。对于不同的专业应各有侧重，注意基础理论的内容与专业课内容的紧密衔接，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选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西方经济学理论性很强，如果实行从理论到理论的填鸭式的灌输，学生就会觉得枯燥乏味。所以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当联系实际，尽可能结合一些贴近日常生活、浅显易懂的案例和事实，让他们感到经济学就在身边。结合现实案例，使学生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认识经济学、了解经济学。在讲授供求理论、市场理论部分时，可安排学生进行社会调研，让学生结合实际经历理解教学内容。在讲授机会成本的概念时，让学生计算和分析他们上大学的机会成本，可使抽象的内容变得具体而明确。除了多补充案例外，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采用更多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例如使用提问式教学，在讲述经济原理之前，先提出与之相关的现实经济问题，让学生主动去思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此外，多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加深他们对原理的理解，同时增强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多做习题，这样才能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记忆和应用。
参考文献：
[1]，卢崇高，季跃东.高等职业教育理论探索与实践[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2]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 效益 资源配置 法律现实运动 法学泛经济化 法律的经济价值 定量分析 事前分析
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法学流派，开始跻身于传统法学流派之林，并因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独特和实际的运用价值，越来越引人注目，影响不断扩大，在法学界尤其在西方法理学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本文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展轨迹和当前研究状况方面对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予简略评析。
一、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所谓法律经济学，即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学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一般将其称为“法学与经济学”。例如，该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为“法学与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此外，该学科还有一些类似的称呼，如“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学”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门由法学和经济学相互?B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
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民法、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释法律现象与现实的全新的方法论结构体系，提供从法律的价值等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来服务于整个法律制度，也包括经济法制的变革和完善。[1]
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广泛地论及了法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人称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
而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剧烈冲击使法律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与无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法律模式。这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法学研究内容，改变纯粹的逻辑推理式的法律演绎和归纳法，于是在美国兴起了法律现实运动。人们开始将法律与包括经济在内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能对已经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酝酿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开始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芝大也由此获得“法律经济学发祥地”的美誉。1958年，芝大法学院经济学教授阿隆•迪莱克特（Aron
Director）创办了法律经济学方面的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并对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的学术刊物——《法学和经济学杂志》，该杂志对推动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经济学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数政府管制经济的成文法规，被人称为“旧的”法学与经济学。[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卡莱布雷斯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若干思考》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被认为是开辟了“新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广阔领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芝大法学院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发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成为法律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在该书中，波对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几乎对所有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了经济分析。至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终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臻于成熟，并为人们所接受。
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亚的兔子”，在“知识生态学”中找到了一块真空地带，并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它，其发展与成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日益繁荣与深入，法律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独秀”到进入“春色满园”，越来越多的法学院与商学院开设了“法学与经济学”课程，有关论著接连问世，学术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外，又创办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法学与经济学评述》、《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等刊物。法律经济学也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的“闺房”，而开始向司法渗透并对司法活动产生影响。如在威廉诉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为了支持自己的判决，“在判决中将平均可变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以及有关它们同确定掠夺性定价的做法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包括进去了”。[5]⑤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法官汉德（Learned
Hand）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PL，即只有在潜在的致害者预防未来事故的成本小于预期事故的可能性乘预期事故损失时，他才负过失侵权责任。[6]
法律经济学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其迅速在各国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在我国，近几年来，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正如专家指出：“我国目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为此，加强对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论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理论，是完全必要的。”[7] 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经济角度对既有的法律重新评价分析，同时设计出以效益优先，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法律法规，对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对法律经济学的几点认识：
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发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随赞誉与诋毁，既有人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为然。本文试图从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对其作简略评析：
无疑，发展经济与弘扬法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法与经济作为社会的两大主题，已构成时代的基调。如果用单纯的法学或经济学的原理去评价某种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无论如何都是只窥一斑。法律经济学以其新颖的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将两大目标关联在一起，成为本世纪法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创新。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为重点。”[8]但另一方面，过分的法学泛经济化，抬高经济分析方法而贬低、排斥其它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害的。经济学理论在法律中的具体应用首先应体现在价值层次，亦即在公正、正义等基本价值名目中，为“效益”跻出一席之地，形成正义与效益双重标准的法律价值观；其次在立法、执法等层次上，应贯彻效益优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评判法律优劣、成败的一个客观标准。
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趋于准确。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这种方法大大开拓了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视野，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涵，是法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但认为经济因素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以经济学概念将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法学概念取而代之，将法学泛经济化无疑也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方法只是研究法学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学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适用界限。但必须有一点明确，那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法律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对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的法学与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2]《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3]《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4] Richard A Posner: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第21页
[5] 克拉克森和米勒：《产业组织：政府、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7页。
[6] 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0－22页。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哲学基础；本体论假设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7－0005－06
演化经济学是达尔命和19世纪末物理学大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世界观的产物，而新古典经济学仍是以经典物理学所产生的牛顿主义世界观为基础。更具体地说，演化经济学是以动态的、有机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以静态的、机械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哲学基础上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正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指出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因此，正如美国老制度学派的开创者凡勃伦试图按照达尔文主义重建经济学一样，根据威特的看法，演化经济学应该成为经济学中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
我们知道，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实质上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哲学基础或者更特定地说有关实在的本体论假设不仅限定了更为具体的经济理论的构造，而且对经济实践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目前的经济学教育对哲学并不重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缺乏自觉的哲学批判意识，这是导致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新古典经济学被相当多的大学师生顶礼膜拜的重要原因。在演化经济学领域，自1994年福斯敦促演化经济学家加强对其哲学基础之一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撰文讨论其哲学基础问题，但绝大多数演化经济学家们仍忙于对具体的实际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这意味着演化经济学在方法上和研究兴趣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裂”，这是导致演化经济学目前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使演化经济学动态的、有机的、系统的和开放的世界观具体化，实现演化经济学诸流派的创造性综合，同时也是为了在哲学与经济学之间、演化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如经济学)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对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假设进行深入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本文在霍奇逊和何梦笔等演化经济学家已有研究基础上，试图概括性讨论演化经济学的六大本体论假设及其对学科建设和经济政策的指导意义。
一、有机层级本体论
演化经济学深受怀特海、皮尔斯乃至马克思的有机论哲学的影响。霍奇逊在《经济学与演化》一书中，根据怀特海、克斯特勒、迈尔等人的见解，将自然科学领域的本体论上的“层级观”扩展到社会及心理领域。根据这种层级观，整个世界被看作一个层级结构。在层级结构中每一层上的系统或亚系统具有双重特征，即它们自身既是整体又是其他整体的组成部分，每个子整体(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赖性，这被称为“杰纳斯效应”(Jalius effect)。每个子整体拥有两个相反的极性(阴阳)――个作为更大整体一部分去运作的整体倾向和一个保持其个体自主性的自我决定倾向。在这一复杂的层级结构系统中，贯彻的是突现原则。虽然一个层面上的现象以其下层的现象为基础，并受其上层现象的影响，但是每一层上作为整体运转的系统(就像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具有不能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属性的新特征。
在这种层级结构中，由于每一层级都具有双重特征，这就产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关系，并且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反馈关系。更重要的是，每个层级的突现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论中)根据其组成部分的知识演绎推出，或通过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结合来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会结构乃至宏观经济现象可以被看作个体行为的突现特征，但是，却不可以还原为个体行为进行解释。何梦笔曾以企业举例：“企业是自成一类的一种实体，不能化约为一种使个人最优的合约网络。”进而，每个层级在解释上具有某种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释原则和自己的分析单位。突现原则表明了所有将复杂系统简化为共同的、简单的单位和理论规律的简化论或还原论方法的无效性。因此，合理的方法论立场必然是拒绝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原子论为基础的将理性个人作为唯一的理论本原以及将描述和解释压缩到一个单一的非历史的层级，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还原论的多分析单位和多层级的分析。
有机层级本体论对演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创新体系文献的发展遵循着有机层级本体论的原理。自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伦德瓦尔于1985年提出创新体系的概念以来，目前该文献已经发展成由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地方)创新体系、部门创新体系和创新型企业所构成的体系框架，这种在不同层级上以互补和非简单加总的方式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有机层级本体论直接指导着演化经济学有关“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构过程。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推导宏观经济理论”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作为一般均衡理论基础的原子论个体的微观模型一直“都遭到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演化经济学不仅论证了宏观经济学相对自主的本体论地位，而且进一步指出，作为个量和总量的微观和宏观框架无法处理在经济系统的中观层次上所发生的结构变迁和质变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微观－中观－宏观框架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的体系结构。
二、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
正如多普菲指出的，对于建立有关实在的、基本的演化动力学来说，心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何梦笔提出了演化经济学的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这种二重结构可以依据有机层级本体论的突现原则加以理解：心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特别是生物层级的突现产物，它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实在之外，但其本身又是整个实在中相对自主的领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种二重结构，知识状态的变化不能化约为世界状态的变化。心智对世界的反映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必然存在错误，不正确的知识或“谬见”并非是偶然现象。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正确”或者“谬见”主要应从相对于心智单纯地作为外部世界的“镜像”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换言之，它特别地与拉赫曼的主观预期以及罗斯比有关认知与决策的想象标准相关，意味着人类心智在与外部世界交互过程中所显现的创造力。
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说明了演化经济学在本体论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质差别。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意味着心智单纯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产生的知识状态只是由世界实际状态
和实际的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并可以化约为后者。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在模型中纳入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计算成本之类的赫伯特・西蒙有关有限理性假定的一些因素，但正如杨小凯和汉斯‘伯杰等人指出的，这种改进仍然是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均衡框架下进行的，它低估了行为人面对的不确定性，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严格局限性。实际上，有限理性的假定只是强调了环境和不完备理性对人类心智的约束作用，但没有包括人类心智所具有的主观和特异性质、“根本的无知”以及人类心智的能动作用，而如果要在理论体系中处理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变化，就必须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假定的稳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等所有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人类的本性做出新的假设。
三、人性假设：人性二重性与文明创造者的本性
演化经济学在人性的本体论假设上提出以下四个基本命题：第一，人类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这两种倾向或性质，这充分反映了人类作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在人性上所具有的“二重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人类原始禀赋的本能，具有基础性的本体论地位。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经济学假定中预先把它排除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第二，人类还具有独立于利益关系的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这是完全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但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却更具根本意义的人性。正如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曾经指出的，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同样我们可以说，人类经济活动的天职就在于发明、生产、创新或创造。第三，人性的形成受到制度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影响。制度对人性的作用不仅是约束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性的塑造上具有能动性的作用。换言之，制度和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这个含义。第四，人性和制度的关系是互动的。对此，霍奇逊曾指出：“个人与制度是相互设定的。制度塑造了人们的行为，并由人们的行为所塑造。”
演化经济学有关人性的本体论假设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首先，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到制度对人性的巨大塑造作用，必须考虑到如何唤起并发挥人类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前者的例子有：在我国的体制改革中，完全市场化的医疗保健体制改革之所以无法成功，就是因为按照“自利经济人”的“工作假设”所设计的制度解决不了医疗保健中的“老大难”问题。后者的例子则有：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按照“自利经济人”的逻辑，必然只关注于产权改革、管理层高薪和所谓资本运作，而如何通过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同舟共济”的奋斗目标就被严重忽视了。其次，文明创造者的假设在我国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应该发扬光大。目前，经济学家们太多关注于人类的利益本性，而没有注意到作为创造者的本性。但人类文明史却说明，创造者的假设不能化简为利己或利他的利益本性，在许多情况下，创造的欢乐是利益的多寡所无法衡量的。因此，笔者曾经指出，国民创造力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学要为这种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建设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是五四的延续和超越，发明、创造和创新应该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
四、异质性(多样性)假设
正如著名生物学思想史专家迈尔指出的，达尔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在这种哲学体系中，个体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与物理学中流行的本质论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相对立。本质论思维的实质就是把变化多端的现象化约为同质性的某种基本类型，认为世界上真实的和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基本类型的内在本质，而基本类型与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可以被忽视的东西。物理学是本质论思维的避难所，其基本特点就是对质点模型的追求。为了建立均衡模型并使经济学实现数学形式化，西方主流经济学明确把经济学与物理学相类比，把丰富多彩的个人和企业行为简化为“代表者”，抹杀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及其多样性，通过对类似于作用与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进行原子化的质点分析，制造了市场自动创造和谐的神话。这种同质性假设不仅预先从理论体系中排除了多样性和人类的创新行为，而且否认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对国家贫富所产生的极其重要影响。
达尔命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上述本质论思维的革命。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家们即使承认变异，也只是停留在物种的层次上，正是达尔文把它定位到了个体层次上。在人类社会中，正是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才使创新和演化得以发生。因此，达尔命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决定性的。正如彼得・M・艾伦指出的，“适应和演化来自这种事实：知识、技能和惯例在个人间从没有完全被传递，个人之间总是有差别的”，人类心智的不完备，它所具有的主观性质，不同的制度、文化、习俗、阶级差别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塑造，个人经验以及人类心智的创造性理解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个人即使在面对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样的想象机会，其认知和行为也不会完全相同。以此类推，不同的企业、地区、国家乃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产业都具有不同的知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演化经济学所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等分析框架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以个体群思维为基础的异质性或多样性假设也构成了个体知识和意会性知识这些概念的哲学基础。
五、时间不可逆、不确定性和历史重要
时间可逆和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本体论基础，恰如琼・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一旦我们承认经济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知的将来前进的，那么，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类比为基础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正是因为这种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经济规律和经济政策。但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时间不可逆在经济系统的演化中具有基本的建设性作用，技术轨道、技术经济范式、路径依赖、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和经济类型(economic style)等演化经济学的这些概念都渗透着时间不可逆的观念。正如柏格森指出的，“我们越是研究时间，就越是会领悟到：绵延意味着创新，意味着新形式的创造，意味着不断精心构成崭新的东西”，演化过程的历史性是以新奇创新为特征的，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在时间进程中“不可改变”地不断突现，甚至时间可以被视为一系列有序的变异和选择的事件。因此，时间进程是不会完全重复的，也就是不可逆的。
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种新质要素的突现是以人类心智的创造力为基础的。因此，著名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家劳森指出，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依赖于人类能动作用的转变潜能，社会经济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相对持久的，它不可避免地是以时空制约或地理历史性为基础的。……如果说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要持续不断地改进相对不变(或缓慢变化)的有关实在的理论，那么，社会科学家则要更快地改进他们对相对快速变化、具有高度时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爱伯纳也指出，“大
多数的经济现象是时间依赖的(lime-conditioned)，根植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它们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无法用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和概念来对待。经济理论只能通过不同的经济生活模式来应对这些经济现象，而这些模式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因此，经济学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在其性质上必然是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存在着少数为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社会经济规律，而是强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多数规律只具有历史的暂存性，其有效性与地方化的条件高度相关。
根据这种历史时间的本体论假设，脉络主义(contextualism)就成为演化经济学在以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并制定经济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所谓脉络主义就是“情境和脉络特定(context specific)”的方法，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它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考虑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精神，把社会事件及其“规律”置于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空间限制之中。脉络主义在方法论上依赖着一个基本的循环：经济事件依赖于经济时空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反过来，经济时空新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也是由这些经济事件所影响和塑造的。脉络主义类似于《易经》中“时位相关”的概念，按照《易经・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时间和空间并不构成一个可供事物在其中发生的“宇宙容器”；毋宁说，它们是与作为创造性之脉动的事件和实在一起被创造的。因此，按照脉络主义的基本原则，经济政策都应该是情境和脉络特定的，而不是如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普遍适用的经济政策。
六、系统协同效应与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系统协同效应以及作为其核心机制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是演化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的本体论假设。所谓系统协同效应是指存在着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公共福利，从整体上加以考虑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有利于改善每个国民的福利，它也由四个基本命题所构成。首先，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创新机会窗口和福利效应是不同的(异质性假设)：律师比捡莴苣的人挣更多的钱，因此，一个捡莴苣之国要比一个律师之国更贫穷。其次，创新机会窗口大的经济活动在系统协同效应中处于核心地位，它在地方或国家范围内产生并扩散了这种富裕：“在有许多人使用机器工作的地方，商店老板也比没有使用机器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再次，由报酬递增规律所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所产生的“良性循环”是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基础(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北欧国家的公共汽车司机的实际工资5倍于生产率相同的玻利维亚同行”。最后，国家创新体系在企业家、工农和政府“共谋式”地分配创新收益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它导致了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