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1-06 10:11:4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儒家文化哲学研究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摘 要 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当代体育精神和儒家文化中与之对应的思想体系进行归纳与对比，由此对我国作为一个从体育发展中国家向体育强国迈进的道路上儒家文化对中华体育精神构建方面有何影响，两者有何内在联系，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时如何发挥儒家文化这一历史文化瑰宝的积极作用等方面发表下自己的一孔之见。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当代体育精神 构建 影响
孔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其继承、发扬和传播了古代文化，是儒家学派的创造人。从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继而到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再到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儒家文化无不以其巨大的文化价值、思想价值对中国各阶层、各领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儒家文化作为传统小农自然经济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核心的儒家文化和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样，它存在无法适应复杂的现代经济结构的要求，不适应甚至阻碍当今人类的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是说儒家思想现在已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作为民族智慧的表现、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它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地促进作用。而我国作为一个从体育发展中国家向体育强国迈进的道路上儒家文化对中华体育精神构建方面有何影响？两者有何内在联系？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时如何发挥儒家文化这一历史文化瑰宝的积极作用？自儒家文化诞生，各时期、各领域的学者、文人都在对其试图进行着解构与诠释，但又不断的遭到重建与批判。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矛盾就是对立统一，但每一次矛盾的解决都推动事物的一次变化，当变化的数量积聚到足够多的时候，事物就会发生质的飞跃，这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推动力，更是引起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主要因素。我带着这个观点对儒家文化对当代体育精神构建的影响发表下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中华体育精神
中华体育精神——是指中国人在体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以爱国奉献、团结协作、公平竞争拼搏自强、健康快乐为主要价值标准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其内涵主要包括人本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公平竞争精神、团队协作精神。
二、儒家文化与中华体育精神的联系
（一）儒家文化与“人本主义精神”
体育中人本精神主要包括：1.重视人的自身价值；2.重视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3.乐观自信；4.运动家风范；5.尊重、理解、友爱。人本精神是中华体育精神中最近本的要素，也是构建中华体育精神的前提条件，只有在体育运动中重视参与者的主体地位、重视其自身价值，能够使其在体育中获得应有的权利、尊严、尊重、友爱与欢乐才是开展体育运动的基础理念。
同样，在儒家文化中也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的主体性地位。《孝经》谓：“天地之间，人为贵”，《荀子·王制》亦谓：“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论语·雍也》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亦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也不强加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儒学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强调人在社会的主体能动性。
由此可见，儒家文化亦充满人本主义精神，我国当代体育精神在人本思想方面仍传承与延续着儒家文化对“人”的价值观的基本思路，强调人自身的重要性。
（二）儒家文化与“英雄主义精神”
体育中英雄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不怕挫折、不畏牺牲、勇于拼搏、敢于胜利。在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英雄也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人们一直都崇拜英雄，都渴望成为英雄。战争年代，人们通过赫赫战功、开城掠地来实现自己的英雄梦。而在和平年代，体育已成为塑造英雄的舞台，人们在规则的允许下，充分调动自身潜能，不畏艰险、勇于拼搏，通过力量与智慧的激烈较量，夺取冠军。尽管此中充满艰辛与挫折，但也正因为他们不畏牺牲、勇于拼搏、敢于胜利的精神促使其利用体育这个世界性舞台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去追求自己的英雄梦。
儒家思想强调“和谐”、“中庸”的思想，并推崇以“义”为立身之本，“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通过“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目标，同时，和谐思想也被广泛的应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儒家的和谐思想是以“中庸”的观点为理论基础，提出“执两用中”“过犹不及”，以“礼”为标准，以对矛盾统一体的长久保持、对竞争观念和行为的抑制为特征的思想体系。逐步形成了“君子之争，以和为贵”、“重文轻武”、“废力尚德”的伦理型竞技。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体育基本与“利”相脱离，而更多地是一种娱乐性、观赏性的活动或者游戏，长此以往，竞技项目不断缺失，竞技精神不断消亡，再没有了竞争意识及拼搏精神，最终导致“英雄主义精神”在体育赛场上缺失。
（三）儒家文化与公平竞争精神
规范有序的公平竞争精神包括：公平竞争、规则意识、求实创新。
公平竞争是开展体育活动的基本准则，“公平”是为了更好地展开竞争，是比赛能够有序、有效开展的必要条件。“规则” 是由群体里的所有成员一起遵守的条例和章程，规则具有普遍性。参赛者无论身份的高低贵贱，在竞赛中人人平等，在相同的规则下进行。然而，“体育”是一项发展着的运动，运动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不断地对运动技术以及身体运动能力进行着总结、创新、提高，为赢得竞争的胜利做好准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修身；欲修其心者，先正其心……”可见儒学强调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在体育竞赛中，有些运动员受到利益驱使，违反公平竞争精神，如“服用兴奋剂”“假球”“黑哨”“场外交易”等现象的发生严重违反了体育道德，可见运动员的个人修养问题直接关系到竞赛是否能够公平开展关键因素。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可以很好地帮助运动者在个人修养方面的提高。然而问题又出现了，儒家思想倡导礼仪，使中国成为文明之国，礼仪之邦，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依据儒家伦理观，君臣、尊卑、长幼、男女等差别自然的形成了人们地位的高低，这样在体育竞赛中必然会出现“礼让”现象，这样必然损害体育的公平公正精神，这又与体育竞赛的公平性相矛盾，此观点束缚了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自觉性与创造性，降低了体育活动的竞技性，最终体育竞赛轮为体育游戏，成为用来“扬礼”的一般性活动，如礼射、御、投壶、蹴鞠等项目的规则皆包容一定的礼节，而许多礼节是缺乏公正性的。另外，儒家礼教还规定女子不能外出参加体育活动，严重剥夺了女子参与体育的权利，扼杀了女子的运动需求，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犹存。
（四）儒家文化与团队协作精神
团队协作精神包括协同意识、尊重独特性与发展差异性、追求共同发展。
一个运动队的建设中，运动员协同意识是决定这个运动队运动成绩优劣的关键因素。在优秀运动队中，成员之间在思想情感上能够做到相互理解、信任，行动上相互协调、支持，能更好执行全队的战术思想，达到默契配合。各个集体项目中，由于运动员的位置、任务和应承担的职责不同，管理者应区别对待每个成员，根据每个成员的个性与特长对其进行培训，激发其内在潜能，尊重运动员的独特性与发展的差异性，并根据每个运动员的特点，扬长避短，追求团队协同发展。
孔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义然后取”，在他家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谓“义”即道义，它是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或原则；所谓“利”即功利，它是指人们的各种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义然后取”就是指个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必须首先看是否符合普通道德标准和私人利益关系。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儒家价值观主张社会高于个人、整体高与个体、责任重于权利，这是儒家思想在价值取向上的一个重要特点。由此，通过提高各成员的个人道德标准，使成员认识到整体的重要性，对团队建设无疑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国语.邓语》中记载了西周后期的史伯提出的“和则生万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同，尽乃弃矣”，意思是说性质不同的金、木、水、火、土配合在一起才能生出百物，如果只有一种东西就不能继续下去。它朴素的提出了事物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而在《论语.子路》里“和而不同”所体现的是多元共存与多元统一理念也符合当代我国中华体育精神中“团队协作精神”的理念，为建一只各尽所能、各尽其才的一支团结、协作的队伍提供思想上的支持。
三、结束语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绝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儒家文化尚“义”，在“人本主义精神”方面起着积极地作用，但却在“英雄主义精神”方面起着制约作用；其强调的“中庸”之道亦然，同样的思想体系在对当代我国中华体育精神构建方面起着截然不同的作用，这可能就是孔子之伟大、儒家文化之深厚、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之多、争论时间之长的原因所在，也是儒家文化之魅力吧！
参考文献：
[1] 李立峰.儒家价值观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文化[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2）.
[2] 黄莉 中华体育精神的文化内涵与思想来源[J].中国体育科技 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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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语·里仁.
摘要：儒家文化是经历时间洗礼留存下来的文化精华，是民族精神和人们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信仰模式和审美趣味的体现。任何民族的广告文化都受其本民族传统文化理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对本土广告文化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现代广告；融合
一、儒家文化在广告中的运用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影响深远，汉朝以后，儒学独尊，儒家文化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代名词。广告要走进受众心灵,广告文化要发展，就不能不接受、吸纳、迎合儒家文化的有益、有利内容，将其纳入广告文化之中，成为广告文化的一部分。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外观表现，包含“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内容，注重“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这些价值理念均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潜意识之中。广告主只有把广告创作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才能引发受众共鸣，激发购买欲望。
（一）“仁”的精神。“仁”可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孔子对“仁”的解释中，中心思想是肯定人的地位，主张爱人，强调处理好人际关系。“仁者，二人”体现一种博爱精神，这种理念是现代广告经久不衰的主题。
中央电视台近三年热播的一则公益广告讲的是一位年轻母亲在给自己的儿子讲完故事后去给孩子的奶奶端洗脚水洗脚，那个年幼的孩子见了，便跑到卫生间……当妈妈给孩子的奶奶洗完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时，发现儿子不见了，回头一看，只见她的儿子正吃力地端着满满的一盆水，蹒跚地走过来童声童气地说：“妈妈洗脚。”妈妈欣慰地笑了。随后电视画面上跳出了一行字“其实,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这则广告没有华丽的文字，不刻意去说服，而是让受众去联想、领悟，去感觉，感动。正因为尊老爱幼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所以这则广告更易被受众认可，更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
（二）和谐哲学。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它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为整体来把握，强调天人的合一，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可以说儒学是和谐之学。这些思想因素用在现代广告上，那就是将商品主体与公众客体相互融合，实现主客体的统一，给与受众最和谐的审美意境。
（三）社会伦理道德。儒家创立了最完整的道德体系。孟子的五伦之一是“朋友有信”，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体现的正是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品格。礼仪之邦的中国，直到今天其社会关系仍建立在亲缘、礼仪、友情、互相信任等文化情感联系上。
2008年蒋雯丽代言了上海一家化妆品修护系列产品广告。广告里，蒋雯丽扮演的一位母亲和一位五岁左右活泼可爱的男孩进行对话，因对话中有“儿子想娶妈妈“的嫌疑，导致该广告被禁播，无论是蒋雯丽本人还是商家都因此大受影响。
从中不难看出在进行广告创作时必须遵循固有的伦理传统，否则就会引起受众的抵触心理。
（四）义利观。儒家提出了处理义利关系的准则―以义驭利。在孔子及儒家看来，义，就是按仁、礼，做应做即宜之事。在新时代，“义”演化为广义上的公平、正义和道义。众所周知，相声大师侯耀华现在被称为“侯药华”，因为他说代言的药品广告，大多为虚假广告。严重的背离了儒家的义利观，所以这些产品也就失去了市场。可见只有遵循“以义驭利”的原则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获得生存空间。
二、儒家文化和现代广告的关系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辨证关系。
首先，儒家文化使广告创意更接近消费者心理。对儒家文化的深入理解与运用，有助于广告创意赢得消费者的好感，实现其诉求目的。广告人应紧紧围绕营销目标来充分掌握目标消费群所处的民族文化发展的情况，才能切中市场的目标，并被广大受众认同和接受。
其次，现代广告基于攻占消费者印象的目的性需要，在商品信息中有效地融入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内容加以表现。一方面，通过对广告受众固有文化价值心理的认同实现了传递商品信息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广告作为一种大众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在传统价值观日益遭受冲击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充分地发挥出传承文化的功能，而这种有别于“说教”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则可以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价值理念更加有效地传承下去。
三、儒家文化在现代广告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现代广告传播的速度快，影响的受众广，广告中儒家文化的运用一定要慎重。特别是有些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在运用时一定要考虑受众的情感，不能随意乱用，使用时要把握其中的“度”。
（一）必须遵循社会伦理道德。两千余年来，由于儒文化特别是其伦理道德理论揭示、反应了人伦的基本关系，倡导了人伦美德，且历代王朝及统治者大力推崇。因此，儒文化代代深入人心，并使之成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和践行的最重要的中华传统文化。为此，在现代广告的运用中必须遵循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否则极易引起受众的抵触心理，得不偿失。
（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睿智的广告人来说，儒文化中存在着无止尽的创意元素，以儒家文化为创意基础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并非所有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的广告创意都是可行的。
因此，汲取儒家文化的精髓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创造出具有民族品牌个性、形象清晰鲜明的本土化、地区化广告，才是中国现代广告的立足之本。
（三）弘扬儒学，贵在创新。在中国广告与世界接轨的现实背景下,广告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在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的同时,也要批判和摈弃封闭、单向的传统思维方式。
应从现代化角度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加以审视，对其时代性要转换，对其超越时代性的内容要进行新的诠释，特别是对那些与现代广告有契合点的合理内核，要根据现代广告的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掘、加深、扩展，赋予它崭新的，符合时代潮流的现代化内容。
“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其实在中国，只要赋予他新的时代内容和形式。”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可运用到广告设计中的元素很多，中国的设计要想健康发展，必须汲取儒家文化元素的营养，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设计风格。
参考文献：
[1]游唤民.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M].湖南:岳麓书社.1994.
[2]钱世明 .儒学通说[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3]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3-035-03
公司从产生之日开始就与伦理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最早由政府特许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到后来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大型跨国公司；从因财务欺诈破产的美国世界通讯公司（Worldcom）、安然集团（Enron）到在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破产的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从国内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到一些上市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漠视，无不折射出公司伦理的重要性，可以说公司伦理是公司的灵魂。儒家文化从个人修身逐步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核心价值观对个人和组织的伦理的形成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儒家文化在形成正确的公司伦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什么是公司伦理
“伦理”一词的英文“Ethics”来自希腊文“ēthos”，意谓“品格”（character）。在梁启超撷取日译“伦理学”一词之前，“ethics” 一词有许多中译法。早在明末，耶稣会试士艾儒略（Aleni，P.Julins，1582―1649）在介绍西学分门别类里，有“厄第加”一科，应是拉丁文“Ethica”的音译，意为“修齐治平之学”，又译为“察义理之学”。近代的?译则不胜枚举，若“劝善书”（1844）、若“伦类”（1848）、若“修齐之理”（1863）、若“性理”（1864）、若“修行之道”（1866）、若“五常”（1866）、若“是非学”（1889）等等。清末著名学者严复（1854―1921）于《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则音译为“伊迪格斯”或意译为“德行之学”；惟尔后在?译《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则改采用“伦理学”一词。“伦理学”一词虽为舶来品，但“伦理”一词则极早见诸古代汉语，例如《礼记?乐记》便载有：“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汉代的经师郑玄注道：“伦，犹类也。理，分也。”意谓事物的条理。贾谊的《新书》中则明显具有道德的意涵，如“商君（鞅）违礼义，弃伦理……秦俗日败”{1}，此处的“伦理”即为人伦道德之理。梁启超的《新民说》一书中，提出“培养公德”，而梁氏之看重“公德”，系从提升国民素质的思路出发。在他看来，“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新、旧伦理之分野即在于此。而中国人最缺的，乃是“公德”。“旧伦理”所重者“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新伦理”所重则是“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2}以分类而言，“旧伦理”以“五伦”为代表，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新伦理”则分“家族伦理”、“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按照这样的分类，笔者认为，公司伦理应该属于社会伦理，但家族公司伦理也会受到家族伦理的影响，而国有公司伦理也与国家伦理存在一定的联系。
公司伦理是公司一种负责任的决策过程。公司的伦理决策不仅仅限于具有巨大社会影响的公司重大决策。其实，每位员工以及处在管理角色中的每一个人，都面临需要进行伦理决策的时刻。并不是每一项决策都能够从经济、法律或者公司的规则和章程中找到依据。通常的情况是决策者会遵照个人的价值观和原则来进行伦理决策。
二、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伦理理论
在商业伦理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几种伦理框架分别是功利论（utilitarianism）、道义论（deontological）、正义论（social justice）和德性论（virtual ethics），这些伦理框架同样适用于公司伦理。功利论起源于18世纪到19世纪的政治哲学。功利主义告诉我们，应该选择对整体结果“更好”的方式来做事。“更好的”结果就是对人类有利的结果：幸福、健康、尊严、正直、自由和尊重所有的人。功利主义的本质是依靠结果做决策，伦理或非伦理的行为由结果来确定。伦理功利论对做出负责任的决策有很大作用，但功利主义也提醒我们必须考虑所有受决策影响的人的利益。道义论强调决策应该以原则为重，而不是以结果为重，因为基于结果而进行的决策只能是负责任的决策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结果不能证明手段的合法性。伦理原则可以被看作是种规则，这些规则的来源包括法律规定、社会角色、公司内部角色。法律是一种我们应该遵守的规则，即使它并不能使我们增加幸福感。作为社会角色，我们必须遵守很多基于社会角色的义务。在公司内部存在很多基于角色的义务。每个公司都规定了一系列希望员工遵守的规则。关于伦理的正义论，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了一个最具有影响力的正义论。这个理论认为基本的伦理制度作为必要的含蓄的契约来保证社会合作。罗尔斯的理论包括两个主要成分：一种决定正义原则的方法以及这个方法发展出来的特殊原则。用罗尔斯的话说，他们在“无知之幕”后走出来时，必须遵从在“无知之幕”掩盖时制定的规则。为了确保每个人被当成目的而非手段，这些人必须对全体原则达成一致。这些最初的条件，罗尔斯称其为“原始位置”，它保证所制定的原则是公平的，这是罗尔斯公平概念最基本的价值。罗尔斯理论的核心是认为公平是一个公正决策和一个公正组织的最核心元素。罗尔斯从这个原始位置出发提出了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来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第二个原则认为社会的利益和负担应该被平等分配。只有在社会中最底层群体会获利时，不平等分配才会被证明是合理的。伦理的德性论把问题的关键从一个人应该如何做，转移到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德性论更加强调我们品质中情感的一面。德性论承认我们的动机――兴趣、需要和欲望不是每天可以重新选择的事。相反，人类根据自身的品质来做事。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些品质特征根深蒂固地跟随我们。
儒家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儒家是指孔子开创的一个学派。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距今2500多年的历史了，因此，儒家学派也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这套核心价值观是跟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处境和生存条件相符合的，它和中国人生存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对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
首先，从伦理的功利论来看，儒家文化有利于选择对整体结果“更好”的方式来做事。在儒家看来，社群比个人重要。个人只是个体，社群小一点来讲是家庭、家族、宗族、社区，更大的则是国家、民族。儒家的终极关怀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点就是天人合一。自然与人的和谐，宇宙、万物和人类有共通的本质、共通的法则，都是天人合一的内容。第二点，万物一体。到了宋代、明代的时候，这种观念越来越强烈。如北宋哲学家程颢讲的，这不是一个存在论的表达，这是从一个境界上来讲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把万物看成和你是一体的。这是一种非常高的人生境界。第三点，叫“保和太和”。这是《易经》里面的话。保合太和就是最广泛的、最永久的和谐。儒家文化主张的不仅是一个社会的和谐，它是小到人的身心和谐，大到家庭、社区、国家的和谐，更大变成整个宇宙的一个永久的广大的和谐。功利主义认为，负责任的决策需要关注结果，但我们必须考虑所有受决策影响的人的利益，这一点与儒家文化是相通的。
第二，从伦理的道义论来看，儒家的“礼”以及儒家知行合一的实践取向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原则并按照伦理原则进行决策。儒家的“礼”在儒家文化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儒家文化中比法律法规重要得多。关系本位的中国文化模式决定了，只有礼才代表一种积极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礼制好比是一种积极的制度，而法制则只是一种消极的、以防范为主的制度。“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一观点所传达的重要信息就是，人心的整合，特别是人的主动性的调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当人们愿意主动、自觉地维系某种精神或价值时，制度的意义才能体现出来。从伦理的道义观来说，要遵守某些伦理原则，“礼”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人们受到“礼”的约束，才会自觉遵守伦理原则。儒家“礼”的重要功能，就是协调预期、定分止争。这一点荀子讲得很清楚：“人生而有欲，欲而不能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不必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运》）一个社会，大家都有欲望，就会出现冲突，协调冲突就需要一系列的规范，按照这些规范行事，就是伦理的道义论强调的基于伦理原则的决策。
儒家的实践取向，即知行合一。在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思想领域里得到最完整的表述。他说现在的人把知和行分成两件事做，以为先知后行才是对的，我先去求知，等知求好了，然后再去行。他说这个不行，实际的结果是终身不行，终身不知，因为知是永远求不尽的，所以实践就永远不能实现。他批评朱熹讲的先知后行，知先行后。他针对明朝的情况说朱熹的这种思想有不好的结果，所以他强调知行合一，王阳明说我今天说知行合一是要对症下药，社会有这种病，不是我杜撰。知行合一是中国儒家实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伦理的道义论强调一些决策应以原则为重，而不是以结果为重，这里强调的是以原则为基础的决策实践。这些原则包括法律、不同的社会角色应该遵守的规则以及不同组织里的成员应该遵守的规则等。现在问题不是缺乏相关的法律和规则，而是这些法律和规则虽然存在，但不能得到遵守和执行。比如在企业中存在很多基于角色的规则和义务，每个企业都规定了一系列希望员工遵守的规则。有时是明确规定的行为规范，有些是员工手册里的规则，而有些则仅仅是领导简单的规定。如何使这些规则或规定得到落实和执行，儒家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是有很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的。
第三，从伦理的德性论来看，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高尚人格和品德，从而有利于个人基于人格和品德的决策制定。人格和品德的儒家在人生的态度上，主张刚健有为，宽容和谐，中庸之道。在道德理想方面，儒家主张公私义利，志士仁人，君子理想。儒家认为，个人道德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理公和私、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公是更大的集体利益，私是我们个体的，小家庭的利益。孔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就是我们要能够在面对重大道德选择的时候敢于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出来完成道德理想。这是儒家的精神。在道德理想方面，儒家非常讲究自由独立的人格。孔子讲，你当臣子，对你的上级、你的君主只是以顺从他作为根本的原则，这叫妇妾之道，不是大丈夫之道。什么是大丈夫之道？就是孟子所说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可见，儒家文化是主张一定要保持大丈夫的人格。儒家的君子理想是一种激励机制。“君子”不是先天给予的身份，而是做人的标准，或者说是后天论功行赏的奖章。一个人具有仁爱之心，又能约束自己，道德高尚，就被视为君子，而相反地，损人利己者被视为小人。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正是能克服囚徒困境中机会主义行为的人。在儒家看来什么样的人才够“君子”这个称号呢？首先，君子是遵守社会道德、等级、规范的人。这在《论语》的有很多表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第四》）；“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第五》）；“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第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第十一》），等等。其次，君子是一个利他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考虑长远，不注重眼前利益的人，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如：“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第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第十二》），等等。再次，君子是一个谦让的人，是一个“不争”的人。“君子无所争，必有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第三》）；“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最后，君子是一个合作的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第十三》）。
最后，从伦理的正义论来看，儒家文化有利于个人和组织形成基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儒家文化最普遍的价值就是仁的价值和伦理。仁的伦理在《论语》里面往往被表达为忠恕之道。《论语》里面这样讲的，孔子有一天对曾子讲，“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理想，但是有一个贯穿其中的根本原则，曾子说我知道了，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一贯之道就是忠恕。具体讲，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三、儒家文化对形成正确的公司伦理的作用
（一）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伦理型公司文化
首先，伦理型文化会鼓励和支持个人进行有责任的伦理决策。在伦理决策模型中，从事实收集、道德想象力到评估每一个要素，决策者的社会环境都会对其中每个要素产生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当法律没有规定时，伦理型文化中的员工都会做出有责任的伦理行为。伦理型文化对于道德底线也有直接和实际的影响。强有力的伦理型文化对于维护道德底线有很大作用，使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不敢轻易越过底线。在20世纪90年代，企业文化被划分为“以服从为基础的文化”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 “以服从为基础的文化”强调遵守规则是伦理的首要责任，“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强调一系列特殊的价值观而非一系列准则。公司决策时把价值观当成潜在原则来指导员工进行决策。儒家文化中的“礼治”有利于“以服从为基础的文化”的形成；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公司形成“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从而指导公司员工进行伦理型决策。
其次，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伦理型领导。一项研究伦理领导的本质的报告强调员工认为“以人为本”是非常重要的，这与领导者参与到可感知的道德行为同样重要。儒家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孔子的学术完全以人为中心，“仁者，人也”（《中庸》），“人，天地之性（生）最贵者也”（《说文》）。荀子指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伦理型领导的关键是对于组织的价值观的声明。领导者的责任是确保公司被一系列组织原则所指导，这些原则能够指导员工的决策过程。
最后，儒家文化更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的社会责任概括地说就是公司对社会的责任。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认为，“公司依靠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来自愿建立更好的社会和更清洁的环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公司社会责任建议一个公司要确定它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并且将它们的需求和价值观整合到公司的战略和决策过程中。世界银行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为提高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企业社会责任的契约模型认为，企业有责任去尊重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道德权利。企业社会责任的开明自利模型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能给企业带来品牌声誉和市场竞争力，这对于公司现在和未来的品牌大有裨益。儒家文化认为社群比个人更重要，责任比权利更重要，因此，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形成重视社会责任的公司文化和公司伦理。
（二）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治理的伦理决策
首先，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重视公司伦理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具有三项法律义务：关注义务、诚信义务以及忠诚义务。但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因为一些问题仍取决于董事会的审慎决策。比如，尽管法律要求董事会成员诚信地对待公司使命，也就是说，董事会成员做出的决策必须符合公司目标，但法律对董事会成员的违法行为的惩罚一般总是事后的，而具有儒家伦理的董事会成员却能在决策时自觉遵守诚信义务。儒家文化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五德。孔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r，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孟子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可见，诚实守信，不仅是做人的原则，也是董事会成员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美国安然公司的决策者置股东、员工以及社会公众的受信责任于不顾，最终导致安然公司于2001年12月申请破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司董事会成员没有遵守诚信义务。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美国国会颁布了要求董事独立的法令和一系列变革。
其次，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公司财务伦理。公司财务伦理问题已经成为公司治理关注的焦点。律师、会计师、审计师及财务分析师等专业人士被认为是防止公司财务欺诈的“把关人”或“守门人”（Gatekeeper）。市场的参与者，尤其是投资者、董事会、管理层以及银行都依赖这些“守门人”。这些“守门人”的个人利益常常会与其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这些专业人士对于他们的客户应具有一种受托责任――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客户利益之上的职业与道德责任。儒家文化强调仁义的重要性，在儒家看来，仁义不仅仅具有个人道德的意义，它还是社会的价值。孟子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卿大夫不仁，不保寺庙”，仁已经成为政治的普遍原则。关于义，《左传》里讲“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一个正义的概念，《论语》里讲“义为质”、“义为上”，说明孔子很重视义，但是这些地方的义都不是德行的义，而是正义的义。可见，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公司财务伦理。
（三）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
公司治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管理者按照股东的利益要求来行事。其次，公司治理要防止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及对债权人、雇员、客户、供应商、社区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侵害。公司治理就是指设计一系列制度，以使管理者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福利引入企业之中（Tirole，1999）。归根结底，就是要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和谐及人与环境的和谐。儒家文化认为“和谐高于冲突”。儒家文化强调“以人为本”，还强调“推己及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和利益，这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源，公司也是如此，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之间也容易发生冲突。孔子认为，人际关系的最高原则是“仁”，仁的含义就是人们相互把对方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对待。由此衍生出两个原则：忠和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这就意味着人与人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人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立人、达人，必以对对方的信任为前提，而勿施于人则显示了对对方的尊重。有了这样的尊重，也就可以获得对方的信任，从而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可见，儒家这些思想能促进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孟子则更进一步，为仁提供了一个人性论的论证。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朱子注：“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3}不忍人之心就是不忍同类不幸之心。它内在于人心之中，而让人形成“怵惕恻隐之心”，它让人们自然地相互亲近、相互信任。儒家文化不但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公司经营与环境的和谐日益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一种新的企业模式开始形成，这种模式将企业经营与环境责任、道德责任三者结合起来。可持续经营的理念提出了将经济与环境目标相结合的全新视野。经济、环境和道德这三个目标，通常被称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极为薄弱，人们极度贫困，物质极度稀缺，所以渴求GDP的快速增长，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但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破坏这个基础之上的，过去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经济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公司必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经营伦理，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能促进公司形成和谐的经营伦理。
注释：
{1}贾谊：《新书》，中国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82页。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经济伦理；制度模式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094-02
企业家精神最早出现在法语中是由弗兰克·奈特提出来的，当初的意思是指企业家的才华和能力，意为企业家所应该具有的内涵或性质。不过，企业家这一产业革命以来崛起的特殊群体或阶层，实在太复杂太富于变化了，以至于企业家所应该具有的内涵——企业家精神，也成为一个比企业家概念更为复杂的问题。
纵观西方关于企业家精神理论的有关材料，概括思想家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用这样一些理论模式来加以认识：一是经济伦理学模式，即从价值取向和伦理学角度论述企业家精神；二是文化特质模式，即从民族文化的相异性及其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角度探讨企业家精神。
一、经济伦理模式中的企业家精神
持这种思想的人认为企业家精神归根到底是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经济活动的伦理取向。亚当·斯密关于“自由竞争”的思想和马克斯·韦伯以“敬业”为特征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所作的最具代表性的总结和归纳，也是从经济伦理角度诠释企业家精神的典型。另外，熊彼特的“创新”由于今天企业实践背景也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功能能力，上升到了初步具有经济伦理的意蕴。而新制度经济学和上面分析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则从不同的伦理视角出发都隐然包含了与它的理论性质一致的哲学价值和经济伦理思想——“合作”。
在中国，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经济伦理的观点也很普遍，一般认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道德观念归根到底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是市场经济在各个发展阶段中一直留下来的特有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这里所谓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道德观念，主要就是指经济伦理。
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伦理模式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英国人霍布斯和约翰·洛克发展了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关于人的“自然权利”的理论，为近代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亚当·斯密把洛克的哲学思想运用到经济学理论中，提出来“自由竞争”思想。约翰·洛克的哲学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得到了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在政治学和法学方面的有力支持，并成为整个西方社会制度的基础。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自由竞争”思想推动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同时也使这种思想成为西方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哲学和经济伦理。
作为一种观念意识，“自由竞争”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还不足以说明一种新的文明产生的动因。人为什么会去竞争？是什么力量触动人们放弃安逸生活和已有成就去冒险经营？一般人都认为，是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是一种文化精神使然。韦伯认为，在缺乏一种精神力量的情况下，即使是最有希望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也不能达到理性的经济目的。现代类型的资本主义只有在物质和精神——结构性支持和规范性支持都已出现时，才能畅通无阻。韦伯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以达到自身的目的，相反地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新教伦理——新教徒的勤勉、坚韧、节俭、诚实、守法、对财富孜孜不倦的追求，把工作当作生活本身和目的等等，韦伯称之为“敬业精神”。这种“敬业精神”，正是韦伯从宗教文化的广阔视野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伦理。无疑，这种“敬业精神”是构建近代企业家精神最早最重要的支柱。
除“竞争精神”和“敬业精神”外，作为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伦理的第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创新精神”。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和“决策”理论等，同属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它最早是从企业家成长模式角度来阐述“创新”问题的。但是，由于二战以来不断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以及美国在新科技革命中的巨大成就，刺激发展中国家普遍大力引进新科技，力图缩短现代化建设中的传统道路。这使得“创新”精神弥漫于整个世界，并为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能力逐渐提升成为新时代的经济伦理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二、文化特质模式中的企业家精神
近年来，国内外不少理论家热衷于研究民族文化特质，从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以及其内涵中不同的哲学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文化特质与现代经济社会的互动，来考察和诠释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企业家精神。
关键词：儒家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此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课题“儒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由于西方文化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层出不穷，道德滑坡现象严重，连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起来都成为一个问题。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就需要我们正确看待和运用儒家文化，充分发挥儒家文化的积极的引导作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如何让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为我所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一个很有时代意义的，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1 儒家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1.1 儒家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逐渐对当代的青年大学生产生剧烈冲击，使得很多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日趋淡化和削弱。他们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出现偏轨，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急需处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儒家认为，爱国爱民、救国救民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肩负的责任，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息息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爱国诗人陆游“位卑不敢忘忧国”的诗句，屈原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顽强抗敌，这些思想弘扬的都是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忠贞爱国的真情流露。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人后己”的群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精神，对于现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念和恶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整治和洗涤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让大学生学会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弘扬社会、国家、人民的利益至上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所在。
1.2 儒家文化对于培养大学生高尚道德情操，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人的发展首先就应培养主客体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文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孔子提出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的严己待人之心以及“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的诚信态度。“百善孝为先”的孝道思想；孟子提出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关爱他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的宽容品质。无不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对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我国传统文化的诚信、宽爱之心、孝道，谦虚谨慎等思想，对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对于培养大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增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有着重要积极的作用。
2 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互促
2.1 重视对儒家文化典籍的学习，从知识源头中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直接从文化典籍中汲取理想、价值、基本道德素养，允吸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原汁原味的儒家文化经典中感受“仁”、“礼”之理，品悟出为人处世之大道理大智慧，从
而更好的为大学生德育及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都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典籍，这些充满哲学思辨、人生智慧的著作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塑造人的品德的重要性。因此，重视对儒家文化典籍的学习，从浩瀚的传统文化中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长足发展的切实立足点与内涵丰富的不竭源泉。经济全球化日趋加强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内遭到冷落的普遍现象，我们应把传统文化作为必修课开设，让儒家文化普及到大学生日常课程的学习当中。大学生组建儒家文化典籍阅读爱好者社团，通过团体宣传的力量去感染每一个大学生，在寻找和发现儒家文化典籍的知识海洋中去修缮和加强自身道德水平。总而言之，我们应积极营造学习儒家文化的校园文化氛围，通过行动让大学生在传统文化中学习经典，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领域，从源头处发现，在行动中收获。
2.2 利用多渠道的传播方式加强对儒家文化的学习
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面对传统文化在国内越来越遭到冷落的局面，大众传媒、网络绝对是一个有效传播儒家文化的有效方式，从而使儒家文化借助信息化时代的特有方式得到传承。我们应该用多渠道传播方式弘扬儒家文化，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以更好的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在校园生活中，学校可以组织学生看《百家讲坛》节目，从大师们的讲解中感受、学习和领悟儒家文化；在学校的班级实践活动上，也可以组织各个学习小组把通过电视、网络、杂志、论坛、广播中学习的儒家文化进行小组间的心得交流，以讨论的方式做到对儒家文化精华与糟粕的扬弃，从而启迪智慧、陶冶情操，营造良好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以促进自身思想水平的提升。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应根据时代的要求，积极的将儒家文化精华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将好的品质渗透到对每一个大学生人生观及价值观的教育之中，发挥文化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并投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做到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互促，切实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为了将诚信思想根植于当代大学生的头脑，成为他们心中永不磨灭的信仰，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
（一）设置儒学课程，进行儒家文化的熏陶，笔者认为这是对当今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最基础手段。只有大量地阅读，学生才能从书中汲取文化营养，丰富自身内涵，提高自身修养，才能真正地置身于孔子的世界之中，同孔子一起享受诚信的滋养。
（二）校园文化建设。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学校中体现的一种方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内在要求，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各学校要加大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方面的教育力度，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各个方面人手，使学生沐浴在诚信的氛围之中，加强对学生的身心影响。
（三）开展多种形式的校园教育活动。就像理论来自实践一样，学生的素质修养来自他们自身的实践活动。因此，举办各种各样的儒家经典文化教育活动，使其从活动中受到熏陶，让儒家精髓在日常生活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当中，形成他们自身的一种素质。这些活动或者是开展多种形式的儒家诚信讲座，或者是举办各种各样的儒家诚信文化知识竞赛，或者是举办诚信演讲比赛等，更具有意义的应该是参与做一些诚信的实践。总之，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儒家文化在完善人格、开发智力潜能、形成宏伟理想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等方面具有切实有效的作用。儒家文化中的诚信，是儒家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远来说，都能抑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中形成的名利思想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来自西方的腐朽文化的不良影响，对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对当代大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论文关键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人文奥运,儒家思想
1 前言：
北京奥运会已经圆满的落下帷幕，成为了奥运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一届奥运会，给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北京奥运会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其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奥运会历史上，每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国都会通过开幕式表演把本国文化思想的精髓展现给世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呈现的中国文化元素，完美的诠释了儒家思想，展现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等儒家思想的精髓，充分体现出“人文奥运”的理念。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儒家思想与奥林匹克追求真、善、美，追求和平的精神内涵，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关于北京奥运会与文化的研究，在奥运会举办之前到现在，有许多学者在不同层面进行了研究。例如，纠延红等人在《北京奥运会对我国校园体育文化的影响》认为：“对我国大、中小学校园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体育文化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和一定的促进作用。给学校师生带来的不仅是观念上的冲击,而且还带来了其行为的积极变化,尤其是对形成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⑴张翠苹认为北京奥运会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让世界更加了解了中国；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发了中国元素的魅力与价值；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发挥了显著作用。”⑵同时，吴永芝在《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文化特征》一文中从美学、技术、艺术等多方面的视角阐释了开闭幕式表演中的文化符号的内涵与主题，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与现代风貌，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发展。⑶以上这些研究都是从特定的视角针对某一方面所进行的，就北京奥运会中的儒家思想的研究目前尚未见到。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开幕式表演中的“击缶而歌”、“和”字的演变、孔子弟子三千《论语》的吟诵；太极拳的表演等环节所展现的文化元素进行研究，剖析其中儒家文化内涵及现代价值，为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儒家思想，提升我国文化实力提供一点参考。
2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开幕式中的展现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起源于《周易》。《周易》的六十四卦是八个卦组合而成的，而每个卦是由三材组成的，“三材者，天地人”。这里讲的“三材”实际上是认为“人”和与人相对应的“天地”是统一的一体。《贲·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实际上指的“神”，天人关系还是一种人神关系。到了春秋时期，这一思想得到新的发展，儒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有了新的阐释。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只有人才可以使“天道”发扬光大，如果人不去实践“天道”，“天道”就不会使人完美高尚。战国时期荀子对于天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认为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故而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天人各司其职。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
北京奥运会以“击缶而歌”的表演拉开了开幕式序幕，2008名演员组成气势恢宏的缶阵，用四川方言吟诵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传达出对全世界客人的热情欢迎之情。缶，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在古代原是一种瓦器，用以盛酒浆。古时候人们在席间饮酒时，特别是饮到兴起之时通常会击缶而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的缶，已经与原始的缶有了很大区别，它的原型来自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鉴缶。为了突显中国的传统文化，造型设计为鼎的形状。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统一，是国家的象征。今天，它已成为诚信、团结和统一的代表，蕴含人们对美好生活热切期盼的文化理念，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相契合。缶面为方形，寓意我国古代人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是太极阴阳学说中的一种理论，蕴含古代人民对发展与稳定相协调的一种哲学观，是古人对“天人合一”的最本质的认识。缶的击打动作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演员在用双手推击缶时，身体前俯，然后一手扬天等动作，源于古人祭拜天地中的祭祀动作。古人对天地的祭拜是对自然的敬畏，渴望神灵的保佑。这种行为反映人民希望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开幕式上2008名太极拳演员排成巨大的圆阵，气势磅礴，令人神往。太极拳表演以“自然”为主题，演员表演时以大自然为背景，营造出生命繁茂，生生不息的美好意境。同时正中央的画卷上孩子们用画笔描绘着美丽的大自然。表达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向往。当灯光亮起时，2008名演员组成的圆阵似“八卦”呈现,寓意天地人合。太极拳，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体育项目，被世人熟知。太极拳的真谛是“天人合一”，讲究身心双修，体现太极拳拳理强调的修身养性，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要意。太极拳拳理的形成受到天人学说、阴阳学说的影响。太极拳要求动作走“圆”，而“圆”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之一；太极拳的一招一式表现刚柔相济，动静相兼，是一种阴阳平衡的运动状态，诠释事物内在矛盾的对立与转化进而达到和谐与平衡。通过太极拳的表演阐释了天地人合、平衡生存之太极最本体的和谐境界，表达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期盼。
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开幕式通过对“天人合一”的价值观的阐释，意在告诫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对人的关怀：人类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当今社会，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也要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
3 “以人为本”的思想诠释人文奥运的内涵
“以人为本”的理念，源于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是民本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荀子·哀公》在谈及民与君的关系时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大略》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是说天立君是为民，只有为民的君主才符合天道。孟子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理念。同时，孟子更明确肯定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人人有贵于已者”（《孟子·告子上》），他认为这固有的价值是天赋予的，是别人不能剥夺的。这是一种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肯定，也是“以人为本”的观点在民本思想中的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是一种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在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下，“以人为本”应做到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为人民提供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协调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尊重每个群体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和独立人格，不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
北京奥组委历时一年的时间向全世界征集了“2008张笑脸”。这一张张的笑脸就是对全世界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声音，体现对人的一种关怀与尊重，是一种仁爱的体现，肯定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是“人文奥运”的最好诠释。“美丽的地球”、“和平鸽”都是在传达“以人为本”的理念，告诫人们应保护生态环境，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进而实现人与人，国与国的和平发展。
北京奥运会体现“以人为本”的一种内在价值，追求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比赛教育和鼓舞人们在各行各业中不畏艰难、勇于进取、不断创新、不断发展。让人们理解多元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使体质、意志和精神得以全面均衡发展，形成“以人为本”的健康向上的和谐社会。同时，通过本届奥运会可以促进世界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促进国与国间的相互了解，加深友谊。
4 “和”的理念在开幕式中的彰显
早在3000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和”字的产生乃源于上古的乐器及音乐，并由乐器的合奏及音乐的合鸣，引申出“和调”、“和谐”、“和合”、“唱和”等涵义。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弟子也曾经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在儒家经典著作《礼记·中庸》中也有“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都是以“和”为一贯的价值观念。“和”是儒家思想的精髓的体现，蕴含着多种含义。首先，“和”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取长补短，互相搭配，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差异性的存在是事物的根本特征，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其次，“和”是一种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追求和向往，把“和”作为人道追求的重要目标，如果达到和的境地，自然、社会和人都将安宁。最后，“和”也是一种处事原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是人们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重要准则。儒家思想的“和谐”观提倡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城市发展、能源利用等方面相协调，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不考虑未来的发展，提倡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关注人、尊重人，追求人的自由实现与全面发展。表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及追求。
开幕式中的孔子弟子三千的吟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表达着中国人民欢迎远方的客人，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各国友人因奥运会而聚到一起，从而使多种文化得到交流，就是一种“”，一种“和而不同”。通过活字印刷术“和”字的演变，彰显了“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在中国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情怀。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可以说极致地表达“和”的理念。本届奥运会的主题曲摒弃了往届主题曲的激情路线，没有气壮山河，没有豪情万丈，而是给世界人民一种全新的感觉。无论是从歌曲的旋律上，还是在歌词上，亦是在演唱者的表达上，都蕴含着人性与情义的哲理。从始至终都是以一种舒缓而温情的方式来演绎，都在追求一种“和为贵”的境界，与儒家思想的“和谐”观相契合。主题曲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即世界各国人民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语言，都是地球村里的一员，是情意相融的朋友；各民族的文化和思想是可以和谐共存的；各国人民互相尊重、和平相处。
5 结语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彰显了儒家文化思想的精髓，把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的价值观传向了世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的价值观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正因如此，才能体现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对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与共同发展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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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1）12-0214-02
摘要：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美国引入我国，它主要是一门关于处理企业和人之间关系的科学。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也有关于选人、用人方面的深刻见解，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散发出现代管理的人本光辉。将传统儒家文化用现代管理学的原理重新解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研究方向，但就人力资源这一命题来说还少有专门的研究予以论述。本文通过对儒家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分析，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进行了新的诠释。
关键词：儒家文化；人力资源管理
一、人力资源管理和儒家文化概述
人力资源管理（HR）是近代起源于美国的一个新兴学科，最重要的基本理念是把人看做企业中最重要的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作用。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说过：“企业或事业唯一真正的资源是人，管理就是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以做好工作。”人力资源管理作为现代管理理论的一个新的分支，它的相关理念和具体理论仍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直到1990年，人力资源的相关理念才被引入中国，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领域。
而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就已经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由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孔子提出，并经过历代思想家进行完善和发展，广泛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气质。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以“仁为核心”和“人贵”的思想体系，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义”、“礼”、“智”、“信”，反对“过”与“不及”，崇尚“中庸”，崇尚和谐。传统儒家文化不但塑造着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也对日本、韩国、东南亚乃至全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儒家文化中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
1．以人为本，仁者爱人――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以“爱人”来解释“仁”的含义。这里的“仁者爱人”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相对于物来说，人是第一位的。这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把人视为组织中的第一要素不谋而合。二是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应该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以仁爱人”正是管理者激励组织成员，从根本上解决资劳矛盾的关键。
此外，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民贵”思想也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治国方略上的具体体现。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也曾引用荀子“君者，舟也；庶人之，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作为自己的治国思想。这些思想与近代人力资源管理中提倡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在理念上更胜一筹。现代西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以人为本是指把人视为组织中最重要的资源，从人的需要出发，重视人的作用，以此来进行激励；其实质上是把人看做一种“资本”，是一种盈利的手段。而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则是提倡“天人合一”，主张站在宇宙自然的高度，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出发，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
2. 举才重德，任人唯贤――招聘与选拔的标准。
以人为本的思想直接引伸出重视人才，选才举贤的理念。荀子曾经说过“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随着近年来，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地高度发展，重视人才、尊重人才、培养和发展人才，不断提高人力资本附加价值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课题。关于如何选举良才，孔子认为应当“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对于为选拔人才这件事情应该慎重对待、多方考察，除了“听其言观其行”，从生活的各个方面考察，还要“使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从做事的动机、发展的过程和内心的追求三个方面来综合考察。
在推选人才方面，古代中国人除了重视才干，也同样注重品德修养。中国古代在没有实行以公开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之前，举孝廉是汉代选拔和培养预备官员的一种举才制度。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其中修身即培养良好的道德修养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的基础和根本。儒家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也就是今天的德育，被放在首位加以强调。《论语・里仁》里有：“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荀子曾说过：“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足以见得儒家思想对人的道德修养的推崇。我国著名的晋商秉承儒家思想，推崇“诚、信、仁、义”，在选拨人才时也把所选人才的道德修养放在首位，甚至采用“上查三代”方法来保证所选人才的道德人品。
而在现代人力资源的招聘和选拔时，应聘者的道德修养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因素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评价中心是现代大型跨国企业招聘高级管理人员常用的一种方法。它采用情境模拟实行动态测评，在被评价者与他人进行交往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综合评价。这种综合评价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在情境考察应聘者在其他评价方法中不容易暴露的道德问题。另外，许多西方国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每一位公民建立诚信档案，诚信档案上记录的本人信用度也成为企业招聘人才所要注意的关键因素之一。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重视员工培训与人力资本投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出自《论语・卫灵公》，字面意思是手艺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好，必须先准备好工具。孔子是用手艺人完成工作的比喻向子贡说明为仁的道理。同样的，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是最主要的资源和工具，而员工培训就是关系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利器”。尤其在现代社会，信息和知识的更新速度加快，对人员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因此对员工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附加值，才是企业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不断发展的关键。
在对员工进行培训的典范中，我们首推日本松下集团。松下集团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认为，企业经营就是营造人，“在制造松下产品前，先制造松下人”。为制造松下人，松下集团专门成立松下商学院、松下机电工学院等培训机构。一方面，培养其技术技能，使员工技术技能的开发紧跟时代进步和技术发展；另一方面用儒家传统思想对员工进行教育，培养所谓的“松下精神”，即培养员工形成“产业报国的精神、光明正大的精神、团结一致的精神、奋斗向上的精神、礼仪谦让的精神、适应形势的精神、感恩报德的精神”，使员工认同本企业的经营哲学和核心价值观，以更好地融入企业文化、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据花旗银行研究，大部分企业都拿出每年营业收入的1%―2%作为培训费用。以IBM为例，目前IBM大中华区每年共有6万天的学习时间，整个大中华区有员工近6000人，这样平均下来每人每年大约接受10天的培训，每人每年的培训费用达到了3000美元。这样算来用于员工培训的费用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是用于员工培训的费用却可以创造出高于成本数倍的利润。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只有不断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才会有持续不断的经济利益。
4.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激发团队精神，保持和谐的劳资关系。
荀子说：“力不如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认为：人的力量不如牛，脚力不如马，却能驱使牛马为人类耕地、拉车；是因为人可以聚集起来运用团结的力量，而牛马不可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究团结协作、以和为贵。在孔子的管理思想中，“和”是一种管理的最高境界，它往往意味着领导对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予以承认，并努力解决矛盾，倡导一种和谐一致、团结协作的工作状态，从而在企业成员之间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勇于奋进的良好氛围。
儒家文化讲究“以和为贵”，但这里的“和”不是指要绝对一致，没有任何分歧。现实的企业管理中绝对一致、没有分歧的情况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儒家文化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同样注重“和而不同”。《论语・子路》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说，君子可以与人保持和谐的关系，但对待事情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人云亦云；而小人讲原则、轻易赞成别人的建议，但实际上却无法与人保持和谐的关系。“和而不同”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原则，也是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保持和谐团队关系的基本法则。现代社会是一个空前多样化的人的集合，由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不同政治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将在同一个团队中合作。此时，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将这些不同的人融合在一起，妥善处理和平衡各种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之上共同为组织目标服务。
“和”的概念起源于中国，却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得到了更为全面的诠释。日本企业在二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其快速起飞的奇迹与日本人“和”的团队精神是不可分割的。几乎所有日本企业都强调团队精神，他们不仅强调同行之间的团结一致和精诚合作，同时也表现在企业经营者和普通员工的和谐关系上。索尼前总裁盛田昭夫认为，“只要是索尼公司的员工，不管他身在何处，都是索尼大家庭中的一员”，他在任时致力于与员工建立一种健康关系，在公司内部创造一种家庭式的和谐感情，通过这种感情使企业经营者和员工之间建立一种命运相连、同舟共济的联系。再例如日本J型管理模式的三大支柱――终身雇佣制、年工序列制、内部提拔制都是为日本管理文化中“和”的理念服务的。通过对企业内部员工提供有利的制度，将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提高员工对企业成员身份的认同感、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感。虽然近年来，J型模式的三大支柱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松动，但日本企业“和”的精神本质没有随着制度的改变而改变，依旧是日本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三、儒家文化的现代人力资源解释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启示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老的传统儒家文化不但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过时，反而其精髓思想在时间的沉淀中不断积累，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儒家的人本管理和和谐管理之道，主要在于发挥人们的内在能动性，调节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人事矛盾，理顺各类人际关系，通过精诚合作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组织目的，这正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优势所在。
因此我们在积极学习他国文化，特别是欧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同时，不能盲目、生搬硬套他国的经验和方法，而是应当在了解本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仔细研究本国的优秀文化，从中汲取适合本国国情的管理方法。
许多专家预测，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澳大利亚学者雷吉・利特尔和沃伦・里德所著的《儒家的复兴》中指出：“儒学正在复兴。儒学的复兴已经明确地指出它将在世界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即将成为21世纪的管理主流”。
在这种社会发展趋势下，我们更加应当抓住时代的脉搏，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管理精髓发扬光大，努力提高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为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争取更大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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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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