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1-24 10:42:4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当前宏观经济；经济周期；房地产
我国房地产从2000年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到2005年、2006年通过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的价格上涨过快，随后2007年价格再次较快上涨，再到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带来的2008年价格开始明显下降，都显示出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日益紧密。
一、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关系的一般理解
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行业。房地产业因其产品的基础性、创造社会财富的巨额性以及与众多行业的关联性而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是房地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础，房地产业的发展对整个宏观经济有着重大的贡献。同时我们发现，房地产经济的增长同宏观经济一样，并不是平稳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受到资源约束或消费约束而出现收缩，因资源供给充裕或消费需求拉动而进入扩张阶段。作为一种产业周期，房地产周期波动必定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为了考察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笔者选择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变动来分别作为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和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数量刻画。
二、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萌芽起步到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个增长过程不是平稳的而是波动性的，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四个周期：1981～1983年的第一轮周期；1984～1990年的第二轮周期；1991～1996年的第三轮周期；1997年开始至今的第四轮周期。
比较这四轮周期可以发现中国房地产周期的表现形式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周期的长度在增加，波动幅度在减小，衰退与扩张的时间比在减少。可以判断，未来中国房地产周期除了延续这一趋势外，还将表现为周期每一阶段的变动将呈波浪式，且变化越来越无规律性。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尤其是住房制度体制改革推动的结果。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周期，目前正处在第四个周期。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不少经济和社会问题，出于对房地产发展过热的担心，国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房地产业发展中出现的过热现象，实际是其发展周期波动规律的表现。研究导致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原因及政府应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对于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三、影响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因素
分为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内生因素在本质上决定着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外生因素则是波动的初始原因或初始推动力。
（1）内生因素主要包括房地产供求和房地产投资。房地产需求与供给。价格、收入、政策以及预期的变动都会使房地产需求总量受到影响继而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房地产供给总量也会在技术、劳动、资金管理等条件变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扩张或收缩的变化。
只有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同时平衡的情况下，房地产经济才能持续快速发展；供求总量和结构任何一方面出现严重失衡，房地产经济就需要进行调整，继而引发房地产经济的波动。
房地产投资。进行房地产投资决策时，房地产投资利润率是需要被考虑的重要指标。利润率通过引导房地产的投资走向扩张或收缩，对房地产周期的波动产生重要影响。房地产投资波动常被看作是房地产周期的引擎。
（2）外生因素包括有直接影响的政策因素、有间接影响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有直接影响的政策因素。指与房地产业密切相关、敏感程度较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等。这些具有明显周期性质的宏观政策因素，在短期内对房地产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
有间接影响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房地产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房地产业发展速度越快；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有所区别。此外，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变化、体制变迁等都会对房地产业的发展造成冲击，影响房地产周期波动。
（3）随机因素，指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战争、等社会突发因素，以及不可预测的因素如科学技术的根本变革等。
这些因素对房地产波动有突然、直接、猛烈的影响，这些影响一般是短期的，但有时也会持续很长时间。
四、对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建议
目前关于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的看法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未到波峰或者没有过热、已到波峰或者已经过热。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房地产业发展长周期还包含一些短周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房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周期性波动是很自然的经济现象，这些周期性波动都在可控的范围。
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防止房地产业出现大幅度波动。
（1）在加强周期性规律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判断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可以通过房地产投资量的增减、产业增长率的高低、房价的涨跌和市场交易的旺盛等主要指标来分析和衡量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评判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为此，应加强房地产周期的研究，积累经验，建立房地产周期运行的监控指标体系，为正确评判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提供科学的依据。判断正确与否，是实施反周期策略的前提。
（2）采取反周期策略，预先采取措施，避免大起大落引起的强烈震荡。当前，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未来几年，扩大内需仍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如果没有房地产市场的活跃，扩大内需就会缺少活力，经济发展也将缺少动力。因此，宏观调控政策首先要立足于保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力求与之相适应，防止房地产业过热或过冷；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房地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作用，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延缓周期波动，缩小波幅，实现可持续发展。
（3）要处理好我国各地房地产业发展周期的差异性与宏观调控政策统一性的矛盾。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一样，东、中、西部差距很大。因此各地房地产业发展程度不一，且房地产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这就决定了房地产周期既有全国性的周期，也有各地的发展周期。因此，房地产宏观调控既要避免“一刀切”，又要保证地方政府有效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更应是指导性政策，由各个地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参照实行，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调控我国的房地产市场。
参考文献
[1]曲波.房地产经济波动理论与实证分析[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3.
[2]谭刚.房地产周期波动———理论、实证与政策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关 键 词] 经济周期 稳定化 外部冲击 传导机制
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引擎，其经济波动对全球其他国家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美国经济的走势一直为全世界所关注。按照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划分方法，从1857年到2001年美国共经历了31次经济周期，其中每次周期波动的特点都有所变化。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等指标来看，美国的经济周期变得越来越稳定，其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其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持续20多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严重的衰退或通货膨胀，因此这一时期被美国经济学界一度称为“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时期。那么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原因是什么?这种稳定化的趋势是否可以长期持续下去?美国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热烈的争论，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宏观经济学领域非常活跃的研究课题。
总结美国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对于认识美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判断美国经济的走势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也表现出了“微波化”的趋势，因此这种讨论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对近20年来美国这一领域最新的有关文献进行综述，对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和比较，以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本文第一部分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二战前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比较；第二部分评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献，这一时期主要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谓“大稳定”问题；第三部分从跨国比较、公司等角度进行补充和丰富；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对中国的启示。
一、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早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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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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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国别层面和公司角度的研究
......
四、结论与启示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文献，可以看出与早期的研究相比，最新的文献已经基本摆脱了过去纯粹的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各种新兴的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手段被广泛采用。各个派别都试图找出导致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主导性原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原因可能有很多，各种原因之间还可能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要确定各种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是很困难的，相信这场争论在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通过评述以上文献，可以对美国经济的特点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相信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减弱带来的，那么当相对温和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新的外部冲击来临的时候美国经济出现剧烈动荡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如果相信产业结构、信息技术、金融创新等因素的作用，那么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如果将经济周期稳定化归功于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那么无疑对将来的货币政策调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场争论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关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也表现出的稳定化问题，国内学者亦有所探讨。刘树成(1996)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由过去的“大起大落”型转化为“高位一平缓”型，“高位”说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力”增强，“平缓”说明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增强。张立群(2006)将中国经济波动的“微波化”归因于经济短缺现象消失、市场机制完善、宏观调控水平提高三大因素。但是一般来讲，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宏观经济政策等有密切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周期波动和稳定性与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自有其本身的不同特点，需认真加以研究。
关键词：宏观经济 管理 创新 分析
引言
由于世界经济格局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竞争越来越来激烈。而且新科技的飞速发展，全球产业结构不断出现新的调整和变化，国内经济环境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面临新环境和新变化，要不断完善管理手段，创新管理手段和管理理念，科学地提高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应对国际国内经济新变化，走在世界前列，提升综合国力。
一、宏观经济管理创新性的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社会化大生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这也是世界经济的一种常态。社会化大生产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国民经济各部门联系越来越紧密，企业与产品之间生产要素流通的愈来愈快，仅靠市场对经济四个环节的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能够协调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利益，实现国民经济的有序发展。创新宏观经济管理可以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前提下对企业和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解决，从而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稳定的环境。
（二）有利于弥补市场缺陷
虽然在宏观经济管理下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近些年来市场竞争激烈，恶性竞争不断出现，市场环境收到冲击，市场秩序出现紊乱、新科技产品充斥市场但相关管理标准和准入制度缺乏等一系列新的现象。市场在调节经济时往往是滞后和被动的。借助网络和媒体的力量进行创新行管理有利于弥补市场缺陷，强化管理力度以及舆论影响力。在传统的经济、法律以及政策手段上进行创新也会使宏观经济管理简便易行，为市场和社会所接受[2]。
二、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性理念和对策
（一）创新性理念
1.目标创新。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是政府所要达到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的理想目标，决定着管理的内容和工作方向，也是评价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最重要的依据。创新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工作非常重要。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的管理目标也要随之变化。经济过热时以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经济下滑时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观察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目标首先是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然后再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另外，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年上升，居民消费行为渐趋成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加快，合理控制投资增长速度成为保持平衡的关键。
2.主客体创。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本质是政府组织机构。对管理主体创新就是对政府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创新。组织创新就是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改革政府职能和工作效率。主要在监管市场运行和维护市场秩序方面保持政企分开、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权责一致，明确部门分工和职能分配，加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调整专业经济部门，创新执法监管方式，可适当发展社会中介组织[2]。还要尽量降低工作成本，以最少的部门和人员完成既定工作，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及对市场新变化的敏感度，提高服务质量。
3.管理手段创。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是政府采取的所有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手段，包括软件方法、经济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硬件方法有各种传媒和网络等。对管理手段的创新决定着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发挥的水平和管理能否收到成效。
（二）新形势下宏观经济管理
1.经济管理规范和准绳。新形势下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创新离不开法律，法律是一种规范和准绳，任何创新性手段的使用都离不开法律的依据和约束，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强化法律地位是最重要的前提。但是法律手段或行政手段也可以适当的借助其他管理方式进行创新，以适应新的需求。这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2.管理手段创新。主要是利用网络和高科技产品，进行电子化政府建设，加快政府管理的网络化，建立政府网站并进行专业化管理，推进宏观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3]。将政府工作透明化和人性化，对宏观经济管理实现智能化管理和高效管理。
3.创新性对策--平衡积分卡。由于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中存在着诸如机构庞大、冗员、运行成本过高、盲目投资公共项目等问题。这些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中也不乏存在，对宏观经济的协调和管理是一种阻碍。引入平衡积分卡制度，能够有效的进行政绩评估。而且平衡积分卡涉及到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多方面的转变，它对管理组织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有巨大的作用。
三、结语
宏观经济管理是对一个国家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能力和对经济调控能力的考验，是保证一国经济有效运行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的特色经济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下飞速发展。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和国内经济市场复杂多变的情况，宏观经济管理必须创新管理观念和管理手段，借助媒体和网络，建立“电子化政府”，明确职能部门职责，将政企分开，并提高工作人员的创新意识和工作素质，为我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毛伟.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性研究[J].现代商业，2011（8）.
关于汶川地震对于2008年经济的影响的详细分析目前可能还不完全具备条件，但可以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可以按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
1.受灾地区本身经济活动的受损对于全国经济的直接影响；
2.使用支出分析的框架，通过分析地震对于总消费、总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四个推动宏观经济动力的方面来分析灾害的经济影响；
3.分析受灾地区财产损失所产生的影响。
为了分析受灾地区本身经济活动受损对于全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可以考虑该地区对于全国经济的相对位置。根据有关研究提供的数据，受灾地区人口占全国的比例是1%，占GDP的比例是0.8%，占农业产值的比例是1.3%，占工业产值的比例是0.7%。因此可以认为受灾地区本身经济活动受损对于宏观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大。
如果在支出分析的框架下分析影响，受灾地区本身经济活动受损对贸易顺差的影响应很小，政府的支出显然不会减少，还在增加，居民消费也不太可能受到实质性的影响。由于一些工业活动的停滞，投资有可能受影响，但从全国的角度看，规模不会太大。这样的分析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地震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不会很大。
分析受灾地区财产损失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首先要明确，财产的损失不会计入当年经济增长中，而是已有财富的损失。它的后果主要是两方面，负面的后果是生产能力的减少，正面的后果是对于灾区重建产生了较大的需求。但这种需求的实现要决定于许多因素，特别是融资方面的支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因此这种重建需求的实现是一个长时间的事，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地震损失对于物价的影响也比较复杂，首先要明确影响的方向，会产生一定向上作用是肯定的，主要是有多大的力度。现在所看到的数字和形势的初步分析表明，这种作用是很有限的。近日来猪肉价格一直保持稳定也反映这一点。地震对于粮食生产的直接影响也比较有限。
历史和国外的经验有一定参考意义，日本1995年阪神地震发生在工业中心，人员的损失远小于中国这次地震，但直接经济损失据估计占日本当时GDP的2.5%,要远大于这次中国地震。但日本经济的表现实际好于预期，而且在重建需求的推动下，各方面迅速回升。因此灾后重建产生的投资需求是减少地震经济影响的关键，而货币政策对于重建产生的投资需求实现的配合也是关键。
在抗震救灾的新阶段，灾民安置和灾区重建是目前的主要任务。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发展，国家的救援资金和各方面的捐助资金正在源源不断的进入灾区。在这方面有一个关于资金使用的思路值得考虑，即以工代赈的方法。以工代赈，传统是指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的一种扶持政策。在目前国家直接救济受灾人民的同时，也采取一定的以工代赈的方式，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效果。例如目前都意识到受灾人民的心理伤害恢复的问题，如果能够为受灾人民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对于他们回归正常生活也有一定的好处。
从这个角度就很好理解，在汶川地震后的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表述有了一定的变化，一个显著变化在于提出了新的“两手抓”，即一手要毫不松懈地抓抗震救灾；一手要坚定不移地抓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着力控制物价上涨。这就意味着，防止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控制物价上涨和组织有效的抗震救灾将成为今后政府宏观经济工作的重心。在此次会议上，以及在救灾和重建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提法在逐步成为现实。相信在随后的重建中将继续有税收方面的措施出台，因此在财政政策方面显然会有实质性的调整，其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非常有可能超过2007年。目前还有特别国债方面的建议提出，因此2008年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有可能是最近数年中最大的，这将影响原来对于2008年宏观经济的估计，政府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可能从2007年的1.1%增加到1.4%，增加0.3%。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约束;资本充足率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9-0009-06
2008年,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海啸横扫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大破坏力,使得对于目前金融监管系统普遍产生了质疑,其中三大支柱之一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更是倍受关注,特别是资本约束的有效性问题。我们既不能完全将次贷危机的责任推给资本约束,也不能姑息其在预防危机发生中的失职之责,需要全面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价。2009年伦敦G20峰会前夕,周小川行长发文明确指出资本约束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重要性,所以研究资本约束的有效性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资本约束有效性研究最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1988年《巴塞尔协议》颁布后研究开始全面展开。资本约束有效,一般指在对宏观经济和银行业的长期竞争力影响不大的情况下,资本约束提高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了其风险。本文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及风险、宏观经济和商业银行长期竞争力三个方面对资本约束有效性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全面评价了资本约束的有效性,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试图指出资本约束今后的改革方向。
一、资本约束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的影响
一般来说,在资本充足率管制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会有所提升。然而还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是否完全由资本充足率管制引起的,有多少是由管制引起的,因为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引起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另外,还要看商业银行风险是否降低了,降低了多少。资本约束主要经历了主观资本充足率、客观资本充足率和《巴塞尔协议》三个发展阶段,不同时期的管制所带来的效果不一样,不同时期的学者对不同时期的管制效果的结论也不一样。本文根据资本约束的发展历程进行介绍。
(一)主观资本充足率标准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监管部门设计了一套ABC率制度对资本充足率进行管制,管制的主要形式是基于管制机构对个别银行的考察结果的主观资本标准,典型的办法是把同一组内(根据共同特征如资产规模分组)不同银行的资本―资产比率相互比较,促使资本比率低于同组平均水平的银行提高资本比率。
最先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Peltzman(1970),他对美国银行1963年到1965年的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商业银行投资的资本投资模式,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银行的投资行为并没有与监管部门颁布的标准相对应;二是政府部门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可能会削弱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最后Peltzman总结说,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制并没有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分支机构的设置产生影响。[1]
随后Mingo(1975)在Peltzman方法的基础上对原来的模型和数据进行了修正,采用1970年美国银行的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2]Dietrich和James(1983)继续采用Peltzman和Mingo的方法采用美国银行1971到1975年的数据,并且增大了银行数量,得出了类似Peltzman的结论,他们认为Mingo的结论是受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利率上限限制的影响。[3]
(二)客观资本充足率标准
1981年12月,为了迅速脱离这种管制的主观形式,给资本管制带来统一性和客观性,美国三个联邦管制机构宣布了专门的最低资本标准:除了最大的17家跨国银行以外,所有银行和资产少于10亿美元的银行持股公司(BHCS)的一级资本至少应为银行资产的6%;资产在10亿或10亿以上的机构应为5%。1985年,美国宣布全国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7%,地区性银行资本充足率为6.5%。对这段时期资本约束进行研究的主要有Keeley(1998)和Shrieves&Dahl(1992)。
Keeley(1998)采用美国商业银行业1981-1986年的数据进行研究,不过他的研究说服力不够,因为他不能够决定非管制因素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Shrieves和Dahl(1992)采用美国1800家银行1983到1987年的数据,利用考察管制资本标准影响外部股权注入商业银行之程度的双对数模式,分别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和风险变化两部分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显示,在资本约束下,资本充足率小于7%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增加速度明显要大于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平均每个季度要多0.14%。[4]
(三)巴塞尔资本协议
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颁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规定国际业务的银行,到1992年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并对相关方面做出了统一的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进入了一个新全球化的时期,而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制有效性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一步研究,而且研究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
Wall和Peterson(1995)采用不均衡框架考察资本充足性原则对大BHCS的影响,结论显示,在1989年大多数美国银行持股公司感受到很小的市场压力和几乎不存在的监管压力去调整他们的杠杆比率,然而当监管者在1990、1991和1992年提高监管压力时,大多数银行在这三年里都对杠杆比率进行了调整,并且在后两年的调整速度会更快。同时研究认为在任何时期,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实际变化是因监管压力变化和因市场压力变化两者间的较大者。[5]Jacques和Nigro(1997)对美国银行1990至1991年资本充足率管制有效性进行研究时,沿用了Shrieves和Dahl在1992年的研究模型,并进行了进一步发展。他们对风险的变化只采用了一个方程表示,对目标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影响因素分析也有所改变,对监管的压力的表示也不同。综合起来,Jacques和Nigro 认为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受这些因素的影响:银行规模(LNSIZE)、是否属于某个集团(BHC)、银行财务杠杆率(LEVD)、银行的盈利水平(INC)、RPG和RPL,其中INC是净收入与总资产之比。[6]Aggarwal和Jacques(1997)也是在Shrieves 和 Dahl(1992)模型基础之上对美国银行1991到1993年资本充足率管制的有效性进行研究。[7]与Jacques和Nigro不同的是,Aggarwal和Jacques撇弃了银行财务杠杆率(LEVD)因素,并且对监管的压力表示也不同,在分析管制所带来的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压力时,他们可以将银行分为资本充足率很好、资本充足率达标和资本充足率不达标三种。因为面对资本充足率管制时,银行资本不足的银行为了逃避因为资本充足率不够带来的惩罚时可能会做出更大的反应。得到的结果与Shrieves和Dahl(1992)一致,他们特别检验了1991年FDICA法案和迅速矫正法案(Prompt Corrective Action,PCA)对银行业的影响,发现资本不足的银行比那些有更高初始资本的银行在提高资本比率的速度更快。
Ediz, Michael, Perraudin(1998)采集了英国银行业1989-1995年的详细数据,包括银行资产负债表状况、收益和损失状况等,在他的计量方法中运用了随机效果纵向回归模型。研究结果显示,英国实行资本充足率管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在不影响银行对资产选择的情况下增加了银行的稳定性。研究发现,在实行资本充足率管制时,资本充足率在监管最低标准附近的银行做出了较大的反应,并且大多数银行是通过增加资本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缩减信贷来提高自己的资本充足率。[8]
Rime(1998)认为很多文献集中于监管资本要求对于美国的影响,而对欧洲(除了英国外)银行的研究很少,所以,他验证了监管资本要求对瑞士银行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瑞士的大银行并没有比其他银行持有更高的资本比率,可能是因为大银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普遍地持有资本的比率不高,并且,有趣的是,虽然瑞士所实施的资本监管比美国和英国更为严格,瑞士银行业的资本比率对实施资本监管要求的敏感程度(为2.4%)低于美国银行业和英国银行业(分别为5.6%和4.8%)。这反映了瑞士银行业,尤其是小银行在一个相对流动性低的市场里,调整资本是很困难的。瑞士通过留存收益和发行股权的成本比调整资产组合的成本要低。[9]这与Aggarwal和Jacques(1997)发现美国银行中资本不足的银行更能降低其资产组合风险的结论是不一致的,这反映了美国的资产抵押证券市场发达为其调整资产组合提供了更方便的途径。
Ghosh, Nachane, Narain(2000)对1997到1999年印度银行研究发现,资本管制对银行行为的影响已经超过了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目标对银行行为的指导,更重要的是银行主要通过调整资本来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而非高风险贷款。[10]总体来说,印度资本管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加强了银行的稳定性又没有影响到银行对贷款的选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资本充足率管制能够影响到银行的决策,高水平的资本能够有效地阻止系统性灾难,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第二,并没有发生像广泛的观点认为的,在监管的压力下,银行资产将大规模从贷款转向债券。银行资产组合在管制的压力下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譬如像上述现象,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由于经济处于高度发展阶段,对贷款的需求量较大。
Heid, Porath, Stolz(2003)考查了1994到2002年德国存款银行对资本和风险资产的调整。与前人相比,研究增加了一些对银行资本和风险资产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约束。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调整资本的速度要大于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试图去建立一个合理的资本结构,通过增加资本金和降低风险资产;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试图去保持他们的资本充足率,当资本增加的时候,会相应去增加他们的风险资产,然而当风险资产发生变化时不会去调整资本;资本充足率适中的银行基本上不会去调整他们的资本和风险资产。[11]
张强,武次冰(2007)分析了中国银行业从2002-2005年间的数据。分析表明:不管是资本充足情况较好的银行,还是资本充足情况不好的银行在资本约束的压力下都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资本约束促进了商业银行风险的降低。不过,这个效应正在减弱。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资本约束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风险能力也不断增强。从上述各位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1988年《巴塞尔协议》颁布后,在全球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次贷危机中大量银行倒闭说明资本约束降低银行风险的能力还待提高,各位学者也需要从一个更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二、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顺周期性在次贷危机中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认为资本约束对经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般学者认为,商业银行资本约束可以从间接和直接两个方面来影响宏观经济及经济周期。间接方面,资本约束可以通过影响货币政策传导,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也就是宏观经济;直接方面,资本约束可以通过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而影响宏观经济。
(一)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
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是指资本约束引起的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变化,不同资本充足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目前在该方面的研究争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资本水平是否会对货币政策传导有影响;二是不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如何。
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忽略,直到《巴塞尔协议》实施一段时间后。现任美联储主席Bernanke和Gertler(1995)首先指出了银行资本“信贷渠道”的存在及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他们将“信贷渠道”分为三个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银行信贷渠道”和“银行资本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主要通过借款者的财务状况影响货币政策传导;“银行信贷渠道”主要通过银行贷款供给影响货币政策传导;“银行资本渠道”是指不同资本充足水平银行的资产风险度不一样,所以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也不一样。[12]Kishan和Opiela(2000)研究表明对于不同资本充足状况的美国银行,利率的变化引起他们信贷的变化是不同的,尤其是对中小银行来说。[13]Engler、Jokipii、Merkl、Kaltwasser和Souza(2005)利用奥地利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1997-2003年的数据,研究银行资本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文章采用了不平衡面板模型去研究银行信贷渠道和银行资本渠道的存在。研究发现了奥地利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而对于扮演重要角色的资本,研究不能够去证实银行资本渠道发挥的效应。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存在影响。刘斌(2005)通过显性解的形式研究资本充足率对货币政策传导、信贷及经济的影响,了解资本监管与准备金管理对信贷及经济影响效果和途径的差异性,并为协调两者的关系提供建议。[14]
大多数学者研究表明,资本约束会对货币政策传导产生影响。不过也有些学者不这么认为。Borio et al. (2001)研究认为经济周期会影响到银行信贷的变化,资本充足性要求要远远小于经济周期对信贷的影响。
在得出了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可能会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后,学者们开始研究保持怎样的资本水平会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较大,关于这个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Van den Heuvel(2001a,2001b, 2002a,2002b, 2003,2005, 2007)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长期对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信贷的影响依赖银行资本充足状况;资本充足率较差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映要大于资本充足状况较好的银行;同时发现了“银行信贷渠道”和“银行资本渠道”的存在。Gambacorta和Mistrulli(2004)研究了资本充足状况不同的银行通过信贷对货币政策和GDP的影响也不同。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充足好的银行能够有效的抵御货币政策对信贷的影响,这和“银行信贷渠道”理论一致。同时,“银行资本渠道”也发挥了效应,尤其是对有大量敏感性缺口的银行。
也有学者认为不仅仅是高资本充足水平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 ,资本充足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其有影响。Tanaka(2002)在理论上进一步分析了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研究认为,资本约束非常严格或者银行资本充足性不好都会使货币政策传导弱化。Claudio Borio和Haibin Zhu(2008)就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进行了很好的综述和总结,大多数研究认为,资本约束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资本充足水平较低的银行更能反映货币政策。
(二)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约束是否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二是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
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渠道是多方面的。Bernanke和Lown(1991)研究发现,资本约束将会影响到资本在银行间的分配,而资本在银行间的分配对宏观经济的活跃性有很重要的影响。Hancock和Wilcox(1997)采用一个关于包括家庭和商业实际资产借贷增长的银行资产组合调整模型去测量银行的资本压力、全国经济环境指标、该州的经济环境指标和其他指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家庭居民借贷,实际商业借贷更容易受到银行资本变化的影响,商业借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会更大。Peek和Rosengren(1997b)证实了资本约束这个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要大于贷款需求和借款者信用下降的影响。Hancock和Wilcox(1998)采用美国银行业1988-1992年的年度数据去检验在资本约束压力下是否小型银行(总资产小于3亿美元)的贷款供给减少会被大银行增加信贷所抵消。研究结果表明,小银行资本每减少一美元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要大于大银行资本减少一美元,资本约束对中小银行贷款行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大银行的影响。G.Choi(2000)对韩国银行和宏观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韩国金融危机后实行的资本约束导致了银行贷款供给的下降,从而直接影响了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融资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宏观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
Chiuri、Ferri和Majnion(2002)使用1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论为:第一,资本约束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银行尤其是资本实力较弱银行的信贷供给,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大于发达国家;第二,对金融危机后实行资本约束的国家而言,这一负面影响更大;第三,资本约束对国外大型银行分支机构影响较小,开放银行市场将有利于减少管制的冲击。Hahn(2002)采用奥地利银行业1996-2000年数据,并用面板模型分析了资本充足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将会通过银行信贷影响宏观经济。我国学者刘斌(2005)运用中国16家商业银行实际数据,从分机构和总量两方面研究资本约束对中国贷款的影响,研究结果,资本约束对不同银行贷款的影响程度不同,资本约束对不同银行的贷款影响程度不同,特别是对于资本相对不足的商业银行,资本约束对贷款的影响程度较大。从总量数据来看,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一个百分点,使贷款下降2.6个百分点,使GDP增长率下降0.27个百分点,使GDP平减指数同比增长率下降0.25个百分点。刘澜飚(2007)借助于Peek和Rosengren的测算方法,通过计算和分析亚洲各国(地区)在经历金融危机后加强资本管制、提高资本充足率对该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时发现,这样的举措在经济低迷时期不但不会改善宏观经济状况,反而会恶化经济的发展。[15]
也有学者认为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大。Heid(2005)通过建立一个能够准确反映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周期性影响的模型,研究发现虽然资本成本是不断变化的,但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十分剧烈。Deutsche Bundesbank Monthly Report(2005)对1994-2004年德国银行业的研究得出了与其他研究者相反的结论。研究发现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微弱,实证结果出现了与理论的背离。
从以上研究来看,资本约束会在短期内影响到宏观经济发展。但在长期内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研究结果还存在比较大的分歧。Blum和Hellwig(1995)从理论模型上分析了银行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认为,资本约束可能会扩大经济周期。在经济衰退时,总需求下降导致对贷款需求减少,而资本约束进一步使银行紧缩贷款,从而影响生产投资和宏观经济,具有顺经济周期效应。Tirole(1997)用静态模型研究,同样也表明了由市场确定的资本充足率具有顺周期特征,这种顺周期特征在经济衰退期将进一步加重经济的衰退幅度。Gambacorta和Mistrulli(2003)的研究却表明资本约束有利于稳定宏观经济,减少顺经济周期效应,他们采用1992-2001年意大利银行业季度数据,解释了由于银行资本和风险厌恶,银行借贷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不对称性,发现资本充足性较好的银行相对来说顺经济周期性效应小。
从上述研究来看,大家普遍的结论认为资本约束确实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不过在其对宏观经济周期影响时,并不是所有学者均如次贷危机下大家所指责的那样认为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是顺周期的,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资本约束同样也具有逆周期性。
三、资本约束对银行业长期竞争力的影响
如果资本约束能够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其风险,同时也不对宏观经济构成影响,我们也不能认定资本约束是完全有效的,因为资本约束还影响到银行业的长期竞争能力。关于资本约束是否会伤害银行的长期竞争力,许多学者进行过不同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证券市场相比,是否降低了银行业在金融系统的影响力;二是是否影响了银行的盈利性。
(一)银行业与资本市场比较
银行业与资本市场竞争力的比较主要是研究,是否因为巴塞尔协议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规定和风险权重的扩大导致银行业相对于证券市场融资功能的下降。许多国家都已经注意到资本的融通从银行逐渐转向商业市场和证券市场的趋势,但是很难去判断这种转变有多少是由资本约束引起的。研究者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还有:一是存款利率上限的变动;二是信息技术和金融改革的提高;三是增加了那些母国管制较松银行的竞争力。因此,我们不能就银行在不同市场占有份额的变化去判断资本约束对银行长期竞争性影响造成的。
有的学者认为资本约束损伤了银行竞争力。Thakor和Wilson(1995)在理论上分析了资本约束对借款者融资的选择。研究认为,质量中等的借款者数量会因银行资本约束而减少,这是因为资本约束会提高借款成本和银行重组不良贷款的积极性下降,这些都会引起银行贷款需求减少;质量好且具有发展潜力的借款者更愿意选择资本市场融资,他们认为面对资本约束时,资本市场流动性更强。
也有学者认为资本约束提高了银行竞争力。Boot和Marinc(2007)分析了资本约束对银行业内部竞争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资本约束更有利于银行业的优胜劣汰,尤其是在对国际银行业的开放下。结论认为资本约束可以提高银行业整体水平,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其提高了银行业与其他非银行业的竞争力。
同时,还有学者认为资本约束对银行竞争力影响不大。Arikawa(2008)对1980-2004年日本公司在资本市场和银行之间融资的选择进行了研究后认为,公司在资本市场和银行间进行融资选择时,主要依据公司在这段时期发展的机遇及所面临的风险。公司如果具有非常好的发展机遇且面临风险较低时,会倾向选择资本市场融资。相反,则会选择银行贷款融资。由于对于影响银行和资本市场间竞争力的因素太多,导致学者们研究结果各异。
(二)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直接研究资本标准颁布后银行盈利性和银行业成长性的变化可能价值不大,因为在短期内,他们与宏观经济关系有很高的相关性。一个检验资本充足率管制对银行盈利性影响的方法是观察市场对管制的反应。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通过对银行股票价格进行研究来检验资本约束对盈利性的影响,在资本标准颁布前后很短的时间内对股票价格造成的影响应该不会被宏观经济和其他长期因素的影响。
Eyssell和Arshadi(1990)利用对主要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发现这三个事件造成了股票价格的反常下降。这三个事件为:一是美联储颁布被提议基于风险的资本标准(1986年1月24日);二是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联合声明确定一个最低资本充足率的意图(1987年1月8日);三是巴塞尔协议的颁布(1988年7月11日)。这三个事件造成27个大银行股票价格的下跌,这说明较高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影响了银行的长期盈利性。Madura和Zarruk(1993)研究所采取的方法与Eyssell和Arshadi (1990)的研究方法相似。他们发现那些超级大银行股票价格会因为资本约束而下跌。
Cooper, Kolari和Wagster(1991)研究了1987年1月到1988年7月加拿大、日本、英国和美国四个国家27家大银行在12次资本约束条例宣布时股票价格的反应。研究发现,加拿大、英国和美国银行股票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以美国最为明显,而日本银行股票价格变化没有明确结论。随后Wagster(1996)进行了更深一步研究,他将资本约束条例公告事件增加到了18次;增加了德国、荷兰和瑞士三个国家,银行数量也增加到了57家;并对模型也进行了进一步深化。研究发现,这七个国家每个在18次中最少有一次股票价格反应是显著的,但是整体上只有日本银行是显著的。
Cornett和Tehranian(1994)研究了银行面对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宣布的反应,是否银行会增发股票去达到资本约束要求。研究认为,如果资本充足率标准明显改变了银行目前的最优资本结构,迫使银行增发股票或者债券,这都会影响到银行的股票价格。然而,如果银行自觉地去增发股票或债券,说明银行所有者对银行前景不看好,若是因为资本约束,并不能说明银行前景不好,所以应该不会使股票价格下降。那么资本约束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十分不明确的。他们对1983-1989年美国176家银行的491次股票获债券发行进行了分析研究,对非自愿发行证券银行发行前60天股票的平均价格变化与那些没有发行的银行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由于资本约束导致的银行非自愿发行证券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要明显小于自愿发行;投资者对非自愿发行的银行预期要好于自愿发行。
Laderman(1994)利用Cornett-Tehranian的分析方法对美国商业银行在1989-1992年的44次证券发行进行了研究,这段时期刚好是美国资本约束完成时期。研究发现,一般的股票发行会让股票价格下降1.6%,而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股票增发会让股票价格下降2.74%。虽然这个反应比较小,并且也没有十分明显的经济含义,但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投资者对资本约束会影响银行长期竞争力的预期。
尽管这些研究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但是仍存在一个问题,即是否投资者短期的反应造成的股票价格变化就一定能反应银行的长期竞争性。也有少数学者从理论模型上对其进行了研究。Boot, Dezelan和Milbourn(2000)建立了双寡头模型来分析资本约束对银行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会加重高质量银行的负担,并指出管制仔细调整的重要性。Rime(2001)沿用Boot, Dezelan和Milbourn的双寡头模型(BDM)来分析资本约束对银行利润的影响。研究认为,资本约束对资本状况较差银行利润的影响要大于资本状况较好的银行;当银行在面对非管制金融机构竞争时,由于资本约束导致银行利润的减少程度明显要高于银行在与同样管制金融机构竞争或者是没有竞争时利润的减少。
四、结论
众多学者研究来看,实行资本约束比较有效的提高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其风险,尤其是在《巴塞尔协议》颁布后,然而次贷危机爆发说明资本约束在降低风险上还做得不够;在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上,学者的研究出现了分歧,部分学者认为资本约束是具有顺周期性的,也有学者认为其具有逆周期性,还有学者认为其两者都有;而关于资本约束对银行业长期竞争力影响,在影响银行与资本市场竞争上没有得出非常一致的结论,大部分研究表明资本约束会影响到银行盈利能力。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次贷危机,我们认为资本约束还可以在以下方面加强:
一是提高资本约束降低风险能力。次贷危机表明资本约束并没有很好的控制商业银行的高杠杆化运作,未能有效的监管表外风险。
二是降低资本约束的顺经济周期。虽然从理论分析资本约束确实具有顺周期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风险资产权重的重新设计或者其他政策与其配合来降低其顺周期性,让资本约束能够起到稳定宏观经济作用,缓解金融危机的产生。
三是建立有效的资本金补充渠道。众多研究表明,资本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损害资本约束的长期竞争能力,这主要表现在资本约束对信贷控制而造成的,如果资本金补充渠道更加丰富和有效,商业银行更容易获得资本金,那么银行就不会面临缩减信贷给其竞争力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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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 房地产业 宏观调控
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实体经济造成强烈冲击，并且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中国，我国房地产行业也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也遭受到了打击。但我国的4万亿刺激计划，又从另一个方面助长了房地产的泡沫化，在房价飞涨的情况下，中国基于我国在当前形势的特殊情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宏观调控。目的在于使房地产业发展回归到民生本位，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因此，分析金融危机下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效果引导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手段及其作用
房地产行业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既是国民经济中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同时又是一种投资产品，房地产行业的这种属性，决定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一方面，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以及需要产生决定性影响，从而影响房地产价格走势。另一个方面，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其他诸多部门的发展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房地产价格对于宏观经济中的消费及投资都有深刻影响，因此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房地产行业资产在宏观经济中比例适宜时，则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能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宏观经济发展。因此，能够保证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是保证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稳定协调的关键。
我国的房地产起步比较晚，因此整个房地产行业和市场还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2005年开始重点控制房价上涨，国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包括国八条在内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打击供给和消费中的炒作行为。但04年和05年这两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达到稳定房价的目标，因此，国家从2006年开始从金融、财政和住房保障等各个方面对房地产进行全面调控。2007年全年，国务院先后颁发了《关于取消部分地方税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政策，同时金融机构连续六次加息，并且十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初步实现了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目标，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中央放松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并推出了4万亿投资的刺激方案，造成了房价新一轮的大规模上涨，从2010年开始，中国实行了包括限购在内的新一轮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尽管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效果。
二、房地产宏观调控效果评价
中国在过去的这些年里，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出口为主来拉动。在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依靠投资来带动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但是随着我国多年来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许多行业已经面临生产过剩的局面。国家出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想利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仅加剧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而且使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更加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由此可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出台振兴宏观经济发展的政策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也是房地产市场起伏过大的主要原因，而我们对于房地产市场以限购为主要特征的调控，效果一直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
1.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不合时宜
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外资正在迫切寻找新的利润市场。我国房地产市场在经过房价持续上升的繁荣期之后，已开始出现价格回落及成交量萎缩的局面，正处于理性回归的发展方向。这个时候政府出台刺激政策，使之前的宏观调控基本前功尽弃。在全世界经济不振的情况下，中国房地产行业提前回暖，为外国资金提供了最佳选择。中国的非理性需要增加和投机需求也刺激了房地产泡沫进一步膨胀。造成了两年后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的出台。但也未能从根本上遏制房地产泡沫化的倾向。
2.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方向存在误区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出口环境恶化，投资环境不良，这样的情况下，应对金融危机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是推动消费来扩大内需。其中最根本的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国家出台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投资四万亿元的举措，将大部分资金引向房地产行业，并且导致通货膨胀。我国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将房地产也当作为国家支柱性产业是一个错误定位。
3.调控与当前的制度存在矛盾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一直处在一个不断分权的关系过程中。但地方政府作为中央的下级机构，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的考核机制。所以，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长期博弈的关系。
我国中央政府都以GDP的增长作为考核地方政府业绩的主要指标，因此，地方政府把拉动GDP作为首要任务。对于这一点，房地产业有着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优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体质和权力共同促使地方政府发展房地差经济，进而推高房价。
4.调控的手段不适合
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目的是使房地产市场正常发展，避免过度投机造成泡沫而损坏整个经济，但现在的限购政策却是以损害市场交易为手段的方法，其根本不能避免房地产泡沫化的原因，反而会造成未来房地产反弹的诱因。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建立一个我国能源税收政策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比较不同能源税收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在能源税率提高的情形下,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收入、GDP以及就业都发生了显著下降,进口关税额只有略微的上升,而政府收入、支出和储蓄都发生了显著的提升,针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能源税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 经济影响
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问题。经济快速使我国成为能源消费大国,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显得日益突出。2008年的“两会”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并且强调改革资源税费制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并将“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作为2008年的主要任务。可见,能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迫切需要破解的议题。税收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在破解环境难题,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其他经济手段难以替代的功能。各国的实践表明,能源税不仅有助于缓解能源需求快速增长,更有利于国家的能源安全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然而,能源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当能源税政策被实行后,考虑如何降低它的负经济效应,或是增加它的政策可行性十分重要。不适当的建立原则以及不好的实施方案都将会引起对经济行为的扭曲,也会降低我国各工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我国能源税收政策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比较不同能源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期为未来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决策支持方向。
CGE模型在能源税收领域中的应用综述
CGE模型源于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它使用一系列同步等式去描述宏观系统中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它的基本理念是收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生产者在决定资源闲置下选择最优的供应量,同时,通过效用最大化原则,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选择效用最大化。均衡价格时达到最优供应量和最优需求量,以至于资源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消费者可以获得最满意,经济达到最优一般均衡状态。
CGE模型是税收政策分析的一种流行工具。国外有大量学者设计分析能源税政策的CGE模型。Scrimgeour、Oxley和Fatai(2005)比较了不同的碳税税率对纽西兰经济的影响以及相应的碳税、能源税和石油税的有效性。Zhang&Baranzizi(2004)给出了能源税/碳税的一个经验研究回顾,指出了给定一个框架协议的最终目标,碳税的税率将会越来越高,对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他们还指出税收回报循环的方式将从根本上决定能源税的最终经济影响。Zheng&Fan(1999),Fisher―vanden&Ho(2007)以及Garbaccio、Ho和Jorgenson(1999)也建立了中国能源税政策的CGE模型。Zheng&Fan(1999)建立了一个相关的静态模型,估计了必须的税率以及5%,10%和20%的能源税率的长期和短期经济影响。Fisher-vanden&Ho(2007)分析了在能源税函数下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影响。Garbaccio et al.(1999)建立了一个回归动态CGE模型,估计了计划和市场经济共存的情况下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把能源税收入返还到家庭和生产部门将会刺激投资,从长期看,还会增加GDP和消费,因此他们得出能源税征收会获得“双重红利”。
目前,我国关于能源税的一般均衡分析才刚刚起步。王德发(2006)利用一个地区CGE模型,研究了能源税征收所产生的劳动替代效应。胡宗义、蔡文彬(2007)运用一个我国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MCHUGE模型,分析了在短期和长期的时间框架下,对能源税的征收进行了政策研究。林伯强、何晓萍(2008)运用CGE模型分析了对油气开采行业征收20%以下的资源税,结果表明其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并不大,但是它顾及稀缺性资源耗减问题对后代福利的影响,从而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我国能源税收CGE模型的构建
(一)我国能源税收CGE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
本文建立了一个我国能源税收政策的CGE模型,是在Lofgran、Harris和Robinson(2002)的“标准CGE模型”的基础上改进而来。模型包含四个模块:生产者模块、主体机构模块、国际贸易模块、系统平衡模块。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给出了部分的方程式。
1.生产模块。生产模块描述了每个部门的生存行为,模型假设生产部门只生产一个商品,商品和生产活动是一回事。具体投入包括劳动、资本、能源投入以及其他中间投入。生产函数由两层嵌套函数组成,最高一层的嵌套的生产函数有两个投入:增加值QVA以及总中间投入QINTA。
(1)
QAa为经济活动生产的商品数量以及相关部门a的数量。
嵌套函数的第二层,一个是增值,一个是中间投入。增值的生产函数为CES函数,有两个要素投入,劳动QLD和资本QKD。
(2)
QVAa为相关部门a的增值投入数量。
2.主体机构模块。第一,居民模块。居民的税前收入包括从劳动,资本投入获得的收入,加上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除去上缴的个人所得税,剩余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YH。再减去储蓄,由边际消费倾向决定,可得居民的消费总额EH。居民的效用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用shrhch表示居民群h在商品c上花费的份额,用mpch表示边际消费份额,tih表示个人所得税率,从而居民群h对商品c的需求QHch为:
(3)
其中,PQc为国内市场上商品c的价格。
第二, 企业模块。企业的主要收入为资本收入。上缴企业所得税后,剩下的为企业的净利润。企业的净利润一部分以利润分配的形式转移给居民,剩下的为企业储蓄。
第三, 政府模块。政府的收入包括各项税收收入(增值税、营业税、关税、消费税、所得税以及其它各种税)以及国外收入。政府支出包括政府在商品上的消费,以及对居民和企业的转移支付。在这个模型里,政府在商品上的消费外生给定。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为政府的净储蓄。
3.国际贸易模块。国内市场销售的商品QQ由进口QM和国内生产国内销售QD两部分组成。QD和QM可以相互替代,它们之间的关系用CES函数来表示,这个CES关系即为Amington条件。国内生产活动的产出商品QA分为国内销售QD和出口QE两部分,其替代弹性关系由CET函数代表,有:
(4)
(5)
4.系统平衡模块。系统平衡条件,也就是所有市场出清。所有国内生产国内供应的等于所有国内市场需求。要素市场出清,要求要素需求等于要素供给。外汇收支平衡,由于模型假设汇率是固定的,因此外汇收支一般不平衡,可以是赤字或盈余,在模型里就体现为国外储蓄的变化。
(二)数据来源与参数设定
1.模型的数据来源。社会核算矩阵(SAM)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数据基础。本文以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将42个部门合并为5个部门,即农业部门、工业部门中的非能源部门、能源部门、建筑业以及服务业。由于假设每个部门只生产一种商品,因此商品账户与活动账户相同。要素账户包括资本账户和劳动帐户。机构帐户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考虑了我国特有的城乡经济的二元特征,本文把居民帐户又区分为城镇和农村帐户。本文的数据除了来源于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外,其余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财政年鉴2008》、《中国税务年鉴2008》、《中国金融年鉴2008》、《资金流量表2007》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表2007》。由于各年鉴的统计数据来源不同,所编制的我国能源税收政策SAM的初始表并不平衡,对此,本文采用RAS法对数据进行更新平衡。
2.模型的参数设定。本模型的外生参数包括:各部门生产函数中中间投入与要素投入之间的替代弹性,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国内市场销售商品中的进口商品与国内生产国内销售的商品之间的Amington替代弹性,以及总销售在国内消费和出口之间的CET转换弹性。一共20个参数,在理论上,这些参数可以通过计量经济时序估计法估计,但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只能通过相关外文文献以及经验猜测外生给定。模型中的其他参数还包括:商品生产的CES函数参数以及份额参数,增价值投入的CES函数参数以及劳动份额参数,中间投入的投入产出系数,居民群收入对商品的消费支出份额,政府收入中对商品的消费支出份额以及各种生产税税率。这些参数本文都通过SAM表中的数据直接校调估算。
(三)能源税收政策模拟
在模型里,本文假定能源税由能源消费部门来承担,并根据能源的消费量来征收,能源部门的消费量由2007年投入产出表中的煤炭开采和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五个部门的中间需求总和来表示。本文假定了三种能源税率,分别是1%、5%、10%。
(四)实证结果
对能源部门征收能源税后,相关宏观变量的变化如表1所示,这里仅给出了部分相对重要变量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收入以及GDP以及就业都发生了显著下降,进口关税额只有略微的上升,而政府收入、支出和储蓄都发生了显著的提升。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我国能源税收政策的CGE模型,分析了征收能源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作用。分析表明,尽管征收能源税有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然而,它对于GDP以及就业等宏观经济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随着能源税率的提高,GDP、居民收入、企业收入以及就业都发生了明显的下降,而政府收入、支出以及储蓄则出现了显著地提高,因此,可以考虑把增加的政府收入补贴给居民和企业,例如降低居民所得税率,加大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等。同时,征收能源税受到最大冲击的必然是能源密集型部门,因此,可考虑把能源税收收入再补贴给这些部门以弥补其损失。
征收能源税后,可以看出其对GDP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且这种影响随着能源税的增加而不断加大,如何选择一个有效的最有税率,以平衡节能减排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是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也可根据国外的经验,通过市场的检验,不断完善以逼近最优税率。
最后,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没有测算能源税征收所带来的环境外部性问题(即环境税问题),这将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林伯强,何晓萍.中国油气资源耗减成本及政策选择的宏观经济影响.经济研究,2008(5)
2.魏巍贤.基于CGE模型的中国能源环境政策分析.统计研究,2009(7)
3.Qiao-Mei Liang, Ying Fan, Yi-Ming Wei. Carbon taxation policy in china:How to protect energy-and trade-intensive sector?.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07(29)
【关键词】经济过热 拐点 风向标
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过热，其中GDP增长速度创下近十年来的最高记录；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也创下近十年来的最高记录。更为糟糕的是，近两年来房市与股市相互推进，房市泡沫与股市泡沫带来的强烈财富效应，拉动着物价全面攀升，从而形成经济过热、资产泡沫、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非良性循环格局。目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2007年通货膨胀已经引起专家的注意，多认为今年GDP增速将呈下降趋势，但对于增长的具体数字和这种下降是否预示经济增长的拐点已经出现却有不同意见。
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连成通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在波峰运行了一段时间，向下调整不可避免，最晚明年上半年出现。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对此表示“大家只是在猜测而已，并不能作出判断”，中国经济暂时不会出现拐点。
一、中国经济运行出现拐点的风向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严重的经济过热及严重的通货膨胀，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轮经济过热及通货膨胀（见表1）。2008年是否会成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又一个拐点，十分值得我们关注。
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持续、快速增长，其核心与动力是以房地产为主导的新一轮投资热潮。由于土地的国家所有及政府对金融资源的管制与整和聚集，不仅在短期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房地产的产业运动，而且带动相关50多个产业的快速增长。虽然近几年无论对宏观经济调控还是对房地产的调控，政府的政策从来就没有松懈过，但大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并没有停步，带动整个市场价格全面上涨，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是这一轮价格上涨的最后一端。当国内食品价格出现全面快速持续上涨时，预示中国出现了全面的通货膨胀。正是这一轮以房地产业为主导的投资热潮强力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并引致经济走向过热。之所以说房地产业应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拐点的风向标，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判断。
1、房价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使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占经济比重越来越高。除房地产业本身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外，房地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都具有高度的产业关联性，直接和间接与房地产业相关的行业（部门）达50多个、约5万多个品种。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字模型显示，每100元的建筑住宅投资可创造相关产业170～220元的需求；每销售100元的住宅，可带动l30～150元其他产品的销售。仅房地产与建筑业两大项的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近三分之一，在目前的增长态势下，这个比重只会加强而不会弱化。
2、银行贷款与房地产开发相关程度日益加深，银行实际承受了房地产业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由于房价快速上涨，房地产开发利润空间大导致银行进入房地产的资金并没因宏观调控有所收缩，反而增幅越来越大。2007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中银行贷款占30.7%。如果考虑到施工企业垫资中的银行贷款、预售商品房个人住房按揭、自筹资金中关联企业使用的贷款等因素，银行资金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在60%以上。据上海银监局《2007年度上海市房地产信贷运行报告》显示，2007年各中资商业银行增量贷款中已有27.5%投向了房地产业，至2007年12月末，中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高达32.2%。加上大量以房产作为抵押的其他贷款，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已影响到银行一半左右的信贷资产安全。
3、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成为炒房的利益共同体和大赢家。近年来，地方政府为满足GDP的高速增长高价出让土地，并和开发商走得太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二者成了利益共同体和大赢家。不少城市从出售土地、房产交易中得到大笔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对房地产的依赖也在增长。北京市地税局2007年7月7日公布了市上半年地方税收情况，表明房地产和金融对税收贡献最大，地方财政中房地产比重较高。受要素瓶颈的制约及宏观调控的影响，地方财力的增长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而政府的支出通常是刚性的，一旦房地产进入调整期，地方政府可能面临入不敷出的尴尬。
4、房地产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互动关系。当宏观经济复苏后，房地产投资与开发也随之上升，但物业开发的时滞效应使得房地产复苏稍晚于宏观经济的复苏。在房地产经济开始复苏后，在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带动下，房地产需求不断上升，但由于房地产供给短期刚性，加上在保值增值心理影响下，随着房地产价格上升，房地产开发商资产相应快速膨胀，在银行提供大量按揭的情况下，经过投资乘数等作用，导致房地产经济周期比宏观周期更快进入繁荣阶段。由于房地产周期的繁荣期更早来临，加之没有宏观经济那种各行业之间相互消长的综合影响，因而房地产业通常比宏观经济先期进入衰退。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后，房地产经济出现更为猛烈的下降过程，房地产价格大幅下降，房地产交易也大大降低，房地产商品空置率明显提高。经过明显的产业紧缩之后，房地产经济进入相对持续时间较长的萧条阶段，直到宏观经济缓慢复苏，才慢慢走出萧条期，重新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周期。从经济周期来讲，房地产拐点出现早于宏观经济出现拐点，但一旦宏观经济出现拐点，房地产经济下降速度将更快。
选取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FDC作为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指标，选取1986―2004年的年度数据，对GDP和FDC取自然对数，得到LNGDP和LNFDC后，绘制时间序列图。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房地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仅具有较强相关性，且增长趋势一致。
5、高房价是CPI上涨的源头。 2008年1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已达7.1%，从根源上说，这一轮CPI上涨的源头是房价快速上涨。由于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导致了要素价格的重估，生产品价格指数（PPI）创几年来的新高。有研究表明，国内PPI传导通道已经打开，国内CPI上涨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加上要素价格的重估及国际市场上的大宗产品价格快速上涨，必须从根源上采取有效方式让国内CPI降下来。
二、股市和汇率不会是中国经济运行的风向标
有观点认为股市应是中国经济运行风向标。一般说来，二者是正向联动的关系，但我国宏观经济与股市却频频出现“经股背离”的现象。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2005年曾直接指出不太赞成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的功能定位问题和中国股市的未来走向有待进一步思考。证券市场的早期设计者之一刘纪鹏也认为，中国股市的几个功能暂时没有发挥作用。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的连动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中国资本市场十年来始终是一个政策市，股市暴涨暴跌，非理性气氛浓厚，过度的涨升及过高的市场平均市盈率透支了经济成长的前景，股市起不到风向标的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汇率是中国经济运行的风向标。汇率的调整往往是一种政府的规制行为，中国人民银行曾强调以自主、可控和渐进原则来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也就是说，我们掌握了中国汇率浮动的主动权。但2006年8月28日以来中国政府规制人民币汇率浮动的主动权却受到了严峻挑战，加大了人民币汇率浮动走势的不可控性和不确定性预期，也加剧了国家汇率风险预期。因为在这一天，全球最大的金融期货交易所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CME）推出了一种金融衍生品：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及日元的期货和期权交易。由于CME的创新可能会使境外人民币远期报价对境内报价产生一定影响，而不是境内影响境外，由此可能会造成人民币远期汇率取决于境外市场而不是央行的意愿。或者说，市场相对于央行可能具有更大的定价话语权。美国和欧盟持续通过政治压力、经济手段迫使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从未间断过，汇率制度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汇率在受到多方的压力的权衡下可能偏离中国经济的现实走势。
三、宏观调控的两难选择和未来经济展望
花旗集团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称，在美国经济衰退可能拖累中国内地出口表现的阴影笼罩下，内地未必会推出新一轮打压楼市的调控措施；调控放松的状态可能会在2008年下半年出现。建设部一位副部长近日表示，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宏观调控的各项部署，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但接下来又说：“总的原则是既要防止房价过高过快上涨，也要防止过快过猛下降。”反映出政府既担心楼市过度下滑带来经济萧条，又希望持续楼市对于拉动内需的合理贡献以保障宏观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房地产调控立场出现摇摆，显示宏观调控的两难性。
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我国的宏观调控在方向和力度把握上似乎陷入了两难境地：管得紧就会出现经济通缩，管得松又抑制不住经济过热。未来经济走势如何，科学把握调控力度成为关键。宏观调控要充分发挥熨平经济大的波动的作用，才能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健：经济增长拐点已经显现[N].21世纪经济报道，2008-1-23.
[2] 李命志：“狼”为什么没有来[N].中国证券报，2007-7-20.
[3] 郎咸平：2008年中国面临危机[N].大公网，2007-11-16.
[4] 马婧妤：中国经济是否面临“拐点”引激辩[N].上海证券报，2007-6-25.
